張居正傳 · 第十四章 江陵之政術（四）——理財政策

江陵非以理財名家，其視荊公之創法設官，積極以發展國家經濟為務者，固自微有不逮；然其理財政策，惟在「蘇國民之困而增其富，乃就其富取贏焉，以為國家政費」（見本書第五編《王荊公傳》），則適與荊公不謀而合。公屢誡神宗以節用愛人，並諫止營造，爭停織造，請蠲逋賦，其詳已見前述（見本編第九章），其意固非止望神宗以堯、舜之君，而實欲以蘇國民之困也。蓋「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聖訓昭垂，顛撲不破，理財之道，舍此安適？故公之理財政策，除以節用愛民之道時時進諫外，尤致意於國計之開源節流，與夫民生之安居樂業。其事跡之垂於簡策，歷歷可考者，約有左列諸端： 一曰嚴清丈也。萬曆七年十一月公奏准詔度民田，謂：「高皇帝（太祖）時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至弘治十五年已減二十七萬。歲久滋偽，弊孔百出，有所謂飛詭者，影射者，養號者，掛虛者，過都者，受獻者。久久相沿，豪民有田無糧，窮民攤派受病矣。民窮逃亡，勢又不得不請減額，而國課日以益虧。」（見周聖楷所撰公本傳）職是之故，公乃疏「請料田，凡莊田、屯田、民田、職田、盪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奸，貧民不至獨困，豪民不能兼併。又民間新所墾治，皆賦其貢稅，以新賦均舊額，則國初故額不失而民賦以輕。其撓法者皆下明詔切責」。自是豪強無從兼併，貧民生計少蘇。此與荊公詩所謂「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併乃奸回。奸回法有誅，勢亦無由來」者，庶幾近似，雖未克如荊公青苗均輸市易諸法之積極圖功，要亦不失為富國裕民之道也。 一曰度河工也。萬曆七年二月河工成，公力薦潘季馴治河之功也。「先是淮安故有水患，然或所及僅一二縣道邑，揚固無恙也。至嘉靖中，河決崔鎮、呂泗、沖龍窩、周營等處，往往奪淮流入海。淮勢不敵，則或決高家堰，或決黃浦，或決八淺，淮、揚諸郡，悉為巨浸。河高出民屋上，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瀕河十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算。」（《行實》）公深以為憂。「河漕尚書吳桂芳議復老黃河故道，而總河都御史傅希摯欲塞決口，束水歸漕，二人議不合。」（《明史·潘季馴傳》）「上以問執政。公因言故河道御史潘季馴可使，乃（於六年夏）降璽書，即其家拜都御史。」（周聖楷所撰公本傳）季馴前曾兩度總理河道，綽有經驗，既受命再起，「以（黃河）故道久湮，雖浚復，其深廣必不能如今河。議築崔鎮以塞決口，築遙堤以防潰決。又淮清河濁，淮弱河強，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則居其八，非極湍急，必至停滯。當借淮之清以刷河之濁，築高堰束淮入清口以敵河之強，使二水併流，則海口自浚。即桂芳所問草灣，亦可不復修治。遂條上六事，詔如議。」（《明史》馴本傳）上用公言，「一切假以便宜，久任責成。出帑藏及留所折科漕粟八十餘萬金，不問潘公出入。又令諸臣得條上所見，治其諸方命不及事事者，下詔獄鞫治之。於是當事者人人惴恐，建官舍河上，胼胝沾塗，日夜焦勞。蓋逾年而告成事，為土堤若干，石堤若干，塞決口若干，建滅水閘若干，計費不過五十餘萬，省羨金二十四萬以歸水衡，今徐、淮之間，延袤八百餘里，兩堤相望，蜿蟺綿亘，殆如長山夾峙，而河流其中。且黃河以歸仁堤，勢不得南決，其勢既不能及陵寢（按指鳳、泗一帶明室祖墓所在），又高家堰既塞，淮不能奔黃浦，皆盡趨清口，會黃河由安東雲梯關入海。田廬皆盡已出，數十年棄地，轉為耕桑。而河上萬艘，得捷於灌輸，入大司農矣。」（《行實》）季馴又以「舊黃河自嘉靖中北徙，河道既淺，遷徙不常，曹、單、豐、沛常苦昏墊，上疏請復故河」（《明史》季馴本傳），惜為眾議所格，議未果行。然自此徐、淮之間，河不為患。雖以未遑治本，致河患與明室相終始（參考《明史·河渠志》二），然受命原在治標，縱大利未溥，而局部之功則已昭垂不朽，是則季馴之勛為不可沒。而以江陵之知人善任，水利卒因之而敷暢，漕運更賴之而流通，拯饑溺之民而登諸祍席，其有造於國計民生者實至深且巨，固非徒充裕國課，為理財之要端已也。 一曰興水利也。公於水利一端特加重視。除整頓黃河工程以消極的滅除民害而外，復著力於蘇、松一帶河流之疏浚及整理，以積極增進人民之福利。故於萬曆四年因巡撫都御史宋儀望請於松江設水利僉事，以裨國計，遂從部議遣御史董之。六年復從林應訓、胡執禮等議，浚吳淞江、長橋、黃浦。八年應訓又言蘇、松諸郡干河支港凡數百，大則泄水入海，次則通湖達江，小則引流灌田。今吳淞江、白茆塘、秀州塘、蒲匯塘、孟瀆河、舜河、青晹港俱已告成，支河數十，宜悉開浚。遂用儀望前議，「特設蘇松水利副使，以許應逵領之。乃浚黃浦八十餘里，築塘九十餘處，開新河百二十三道，浚內河百三十九道，築上海李家洪、老鴉嘴海岸十八里。發帑金二十萬，應逵以其半訖工」（參考《明史·河渠志》六）。自是東南河港縱橫交錯，水利富饒甲天下。皆公倡導之力也。 一曰重糧政也。明初賦役之法，仍沿唐楊炎兩稅法之舊。洎世宗時，因邊供費緊，加以土木禱祀，月無虛日，遂致帑藏匱竭，司農仰屋興嗟。而是時東南以倭寇時時侵擾，多額外提編，以充軍餉。所謂提編者，即系加派之名。「其法以銀力差排編十甲，如一甲足，則提下甲補之，故謂之提編。」其後倭患雖平，而提編之額不能減。至神宗繼位，增額既仍如故，又多無藝之徵，於是逋糧愈多，規避益巧。公之請蠲逋賦，固在導上以節用愛民之道，實亦以逋欠既多，民力勢難清繳，與其年年帶徵而徒滋拖欠，孰若舉舊欠而悉於蠲免，庶使民得以全力繳納見年應徵之數。如此則一方面民力可以稍寬，而同時國庫亦可略增收入，此公所謂「足國裕民，一舉而兩得」者也。（參考《請擇有司蠲逋賦以安民生疏》及《明史·食貨志》二）同時，自嘉靖以來數行數止之「一條鞭法」，復於萬曆九年頒行天下，永著為令，民力更賴以少紓。「一條鞭法者，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一歲之役，官為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費，量為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加以增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並為一條。皆計畝征銀，折辦於官，故謂之一條鞭。」（《明史·食貨志》二）此法既行，其他科擾乃一掃而空，其嘉惠小民，良非淺鮮也。雖然，公之理財政策，固非僅以愛民為務，而忽於國庫之收入也，其所加惠於民者，仍在「蘇國民之困而增其富，乃就其富取贏焉，以為國家政費」已耳。逋賦既悉加蠲免，一條鞭法復立予頒行，民困既已稍蘇矣，則於其見年應繳之計畝收征銀數，絕不再少有寬假，而督飭有司嚴行催征。並即以催科之成績，定為有司考成之標準，視其催科之緩急與贏絀，而賞罰隨之。其間雖以有司貪功畏禍，不無奉行過急，勒繳過嚴，致不免有擾民之舉。然當農業經濟之時代，國庫大宗之收入，厥惟田賦是賴，為防止偷漏以維帑藏起見，催科自有不得不特別從嚴之必要。要之公立法原意，本非在擾民；有司奉行之不善，固不能因以苛責其嚴令催科之不當也。史又謂公「以歲賦逾春發，水橫溢，非決則涸，乃采漕臣議，督艘卒，以孟冬月兌運，及歲初畢發，少罹水患，行之久，太倉粟充盈，可支十年。」（《明史》江陵本傳）然則公之抑私以奉公，裕民以富國，厥功偉矣！ 右所稱述，於公之理財政策已可略見一斑。此外尚有一事，雖非直接與理財相關，然以其影響所及足以富國裕民，自亦可認為公理財政策之副產品，則嚴查驛遞是已。在昔交通不便時代，舉凡奉公差遣之官吏，下及傳遞公文之隸役，均由地方官驗牌按驛護送，供應伕馬舟車，俾資趲程前進。此其初意，原在便利公務，借免貽誤。乃其流弊所趨，幾至任何官吏及其親屬均可假公濟私，乘驛來去，此其騷擾地方，浪費公帑，不問可知。及公柄政，遂嚴令限制，切實稽查。於是小而地方吏民，大而國家財用，公私咸蒙其利，適與公裕民富國之旨相吻合。至於交通賴以增其便利，公務賴以免於耽延，更無論矣。要而言之，公之理財政策無他，惟以節用愛民視為君上利用厚生之道，休養生息儲為人民應役納稅之資，俾使國計民生交受其益而已。以與《大學》所謂生眾食寡為疾用舒之旨相衡，不且殊途而同歸哉！嗚呼，夐乎尚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