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傳 · 第十二章 江陵之政術（二）——吏治與用人
世之論者，於人治法治兩途每持極端之論調，誤以其為絕不相容：持人治主義者，輒以法治易流於刻薄寡恩之弊；持法治主義者，又以人治難免於舞文弄法之譏。實則二者固系相輔而成，未可或有偏廢。蓋以人治之利在於富有彈性，每足以濟法治之窮；法治之長則在公正無私，更足以補人治之短。而況良法莫由自舉，惟恃人之善於推行，始獲倍彰其效；良吏非必天生，惟賴法之善於將持，始克敬恭厥職。孟子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者此也。江陵深明斯旨，故其為政雖一本法治之精神，而於吏治與用人固亦斤斤致意。其綜核名實、信賞必罰之政治主張，於此因亦獲得具體之表現。關於此點，《行實》曾有如左之記述：
太師……自登仕籍，伉厲守高，不植黨與。既入政府，調劑宇內，遂杜絕私門，戒閽者無敢通一刺，為人造請。已諸公咸亮其特介，不為私謁……百司庶府，罣於吏議者，即不撓法回芘，終能自效，尋復振之。襟度汪夷，不憙苛察，不以一眚掩大節，有人指摘細過，置而不問；獨於人勞勩記存不忘，推獎恐後。諸司建白，惟良是采；若窾言無當，雖文弗錄。士一見其姓名，即得其材指高下；他日遇事，握銓者或難其人，必指某某優為之，卒能其官，如所鑒不謬。……先皇帝時，專務資格，人莫得竟其才，官職至耗亂也。今上詔行久，一簡眾職，尊禮公卿大臣。郡國守相有治行異等者，皆進於廷陛，上親慰勞之，賜璽書金綺羊酒。六曹尚書郎積有功能，得拜卿寺，不得更相除調。外臣有所調選，悉就近其地，察繁簡通塞，並用三途。督府部使者，論薦所部吏，與簡台諫，皆以四分之一待孝廉明經茂才，有舉不及格者罰。小吏如楊果、趙騰蛟等得為令長行。……暴官墨吏，下所司論罪，悉盡本法。然禁誹謗，理詿誤，許所系治吏得執奏；設舉刺失實，或有異同，必令推詳；其或有賞罰疑誤者，許覲吏得廷辨之。以故凡在有位，感激懷奮，皆抱功修職，不肯謁告，不以趨走逢上，其已得除書及以使事修覲入賀行者不宿於家。各務教養實政，不肯取辦簿書期會。眾賢輻輳，仕路廓清，即虞廷師師，周士濟濟，不是過矣。
公之吏治用人，大體具見於此。茲再擇其有關吏治用人之文字，次而錄之，以見公之以人治佐法治者，其努力為何如也。
公生平泛論吏治用人之文字，不可勝數，茲摘錄數節於左：
竊惟治理之道莫要於安民。《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安邦固，即有水旱盜賊敵國外侮之虞，而人心愛戴乎上，無土崩瓦解之勢，則久安長治之術也。然欲安民，又必加意於牧民之官。（《請擇有司以安民生疏》）
致理之要，莫急於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於核吏治。前代令主，欲興道致治，未有不加意於此者。（《請定面獎廉能儀註疏》）
安民之要，在於知人；辨論官材，必考其索。（《進職官書屏疏》）
竊聞致理之要，在於安民，欲民之安，責在守令。……故今振舉綱維，精核吏治，章之以雷電，懸之以象魏，要在齧其物，去其鯁，使上澤得以下究，下隱得以上通而已。（《答山東撫院李漸庵言吏治河漕》）
為國之法似理身：元氣欲固，神氣欲揚。廣中患不在盜賊，而患吏治之不清，紀綱之不振，故元氣日耗，神氣日索。數年之前，論者謂朝廷已無廣中矣。自公一振之，而傾者安，黠者戮，炎州以寧。豈易地易民哉？元氣漸固，神氣始暢耳。今……仆日斤斤焉以振紀綱察吏治安民生為事。願公持而行之，毋渝其初心，毋畏於群議，則元元之幸也。（《與殷石汀論吏治》）
近來吏治頗為清肅，惟司牧者不以民事為急，崇尚虛文，計日待遷，終鮮實效。夫均徭、賦役、里甲、驛遞，乃有司第一議，余皆非其所急也。四事舉則百姓安，百姓安則邦本固，外侮可無患矣。惟公留意焉！（《答保定巡撫孫立亭》）
廣中數年多盜，非民之好亂，本於吏治不清，貪官為害耳。夫官貪則良民不懷，奸民不畏，而盜賊利足以啖之，威足以懾之，何憚而不為盜？（《答兩廣殷石汀》）
吾觀今之為治者，而知吏之難也。夫吏之難，非治民之難也，事人之難也；非得下之難也，悅上之難也。夫事使之數不同，而人之材力有限。譬以什計也：閒僻之地，事簡而慮優，吏之材力五在上而五在下，其半猶及民也，稍繁，則逮下者什三而已；又繁，則逮下者什一而已。為人上者，可以愛憎喜怒殿最之，則雖有倜儻卓犖之士，必不能以什一者事上，而以什九者逮下。何則？勢所趨便也。（《贈荊門守黃君升開封貳守序》）
人之所以畏吏而必欲賂之者，非祈其作福，蓋畏其作禍也。（《雜著》）
夫吏也者，所以治民者也，所以「使上澤得以下究，下隱得以上通」，以固其元氣暢其神氣者也；今乃一反其所應為，對下則賄賂公行，對上則趨承恐後，至使良民不懷，奸民不畏，甚且挺身為盜，搖動國基，孰令致之，至於此極？此江陵所以不得不亟亟焉以整飭吏治為治國安民之要道也。公之整飭吏治，就其一般的原則言之，固不外乎本法家嚴正之精神，以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為要務；至就其具體的方法言之，則其致力以實施者，約有六端，今試分述如次：
一曰明職守 在昔專制時代，為君上者類多猜忌性成，防閒心切。其於設置官職，或則權責不分，借使互相牽制；或則名實不符，竟令位同虛設。此其作用固在謀集權於君主，免太阿之倒持。無如事權既屬不明，責任即難確定，馴致趨利避害，諉責爭權，怠玩者固多尸位素餐，跋扈者更易越權生事。即以明制而論，在中央則內閣雖司相職而權不集中，致閣部之糾紛時起；在各省則撫按既屬同僚而責可互諉，致有司之督導無方，積弊相沿，吏治遂不堪究詰矣。江陵有見及此，故於柄政以後，對中央則力求提高相權，使政權集於內閣，閣權集於首輔，而以六部隸諸內閣，俾收指臂相助之功，其經過情形已具見前述；至其對於各省則務在畫清撫按之職掌，而嚴令分工合作，以負督導有司之責，公自述其主張云：
撫按職掌不同，政體亦異。振舉維賢，察舉奸弊，摘發幽隱，繩糾貪殘，如疾風迅雷，一過而不留者，巡按之職也。措處錢糧，調停賦役，整飭武備，撫安軍民，如高山大河，奠潤一方而無壅者，巡撫之職也。近來撫按諸君不思各舉其職，每致混雜，下司觀望，不知所守，以故實惠不流。至於直指使者往往舍其本職而侵越巡撫之事，違道以干譽，徇情以養交，此大謬也。因憶嘉靖間有周如斗者，巡按蘇松，信豪宦之言，博流俗之譽，將應徵錢糧概行停免；士民悅之，為建生祠，奏留再歷，遂超陟蘇松巡撫。及為巡撫，則錢糧徵發，百責攸萃，不復能行其寬貸之政，將以前免停逋賦復行征派；於是士民怨之，毀其生祠，刊布謗書。向之稱頌德美者，轉而為怨懟忿恨矣。何則？驩虞之術易窮，眾庶之欲難厭也。況此中人情叵測，眾庶難調，惟一以大公至正行之，庶得無咎無譽耳。（《答蘇松巡按曾公士楚言撫按職掌不同》）
此明示撫按之職掌各有不同，而使其無相侵越或推諉也。然公之意固不僅在畫清其職掌，而在使其分別督導有司，故曰：
夫有司官卑，豈敢與大官相抗？所賴以行法振弊者，全在撫按耳。撫按官狃於故常，牽於私意，而責有司以奉法令，抗大官，勢不能也。朝廷欲法之行，惟責之撫按，不責之有司。異日倘有犯者，或別有所聞，則抗命之罪，必當有歸。（《答總憲李漸庵言驛遞條編任怨》）
以我國幅員之廣，各省區域之大，中央之政令縱極嚴明，亦難免鞭長莫及，計惟責成撫按督導有司以奉行法令，庶幾綱舉目張，令行政肅，在版圖遼闊之國家，非如此固不足以使其法令推行全國，而收風行草偃之功也。
夫中央既有集中政權之首輔以平章政令，各省復有職守分明之撫按以督導有司，權責既各有攸歸，事功乃計程可待。凡一政令之行，朝廷以責之內閣，內閣以責之六部，六部以責之撫按，其下則閣部責之在朝之臣工，撫按責之該管之僚佐，系統既有條不紊，自無怪百僚之奉令惟謹，政治風氣且因之而日趨嚴肅也。
二曰慎甄選 自來治國之要，首在得人。雖有賢君良相，勢難事必躬親，而必有待於慎選賢才，以資佐理。江陵用人之術，於《陳六事疏》中已可略見梗概。其言曰：
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為準，毋徒炫於虛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搖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概其生平，毋以一眚掩其大節。
公於賢才之甄選，其矜慎公正有如此者。此外關於引用人才之言論尚多，茲摘錄數條於左：
夫人才難知，知人固未易也。不穀平日無他長，惟不以毀譽為用舍。其所拔識，或出於杯酒談笑，或望其丰神意態，或平生未識一面，徒察其行事而得之，皆虛心獨鑒，匪借人言。故有已躋通顯而其人終身不知者。如公所言，成冀援於眾力，借譽於先容，若而人者，焉足以得國士，而士亦孰肯為之用哉？（《答藩伯賀澹庵言得國士》）
天生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顧持衡者每雜之以私意，持之以偏見，遂致品流混雜，措置違宜，乃委咎雲乏才，誤矣！仆之淺薄，雖不足以與知人，然一念為國之公，實無所作。故自當事以來，諄諄以此意告於銓曹，無問是誰親故鄉黨，無計從來所作眚過，但能辦國家事，有禮於君者，即舉而錄之。（《答冏卿李漸庵論用人才》）
所薦諸賢，皆一時之俊，處吾夾袋中，寧止朝夕；雖未免各有所短，然取其所長，皆為國器。若諸公能不恃其長，刮磨微纇，致其瑩美，則希世之寶矣。（《答總憲張崌崍言用人》）
右舉各條，泛論用人，足與《陳六事疏》所言相表里。至其衡論人才，則務以質實為歸，同時慎別其誠偽，以免為所蒙蔽。公之言曰：
學之利用也誠難哉！三代亡論已。先漢人才瑰瑋卓犖，彬彬鮮與為儷。後世諸儒，或謂不學無術，或謂適道之難，且猶慊然少之。假令今膚言潤論之士，誠得際會操柄，共所與發建樹，視彼何如？大都任本質者誠以達材，騖空言者辨而無當；此其大較不可明見耶？（《贈羅惟德擢守寧國敘》）
此言人才貴質實也。又曰：
今吳中制器者競為古拙，其耗費財力，類三年而成楮葉者，是以拙為巧也。今之仕者，以上之惡虛文責實效，又騖為拙直任事之狀，以為善宦之資，是以忠為詐也。嗚呼！以巧為巧，其弊猶可救也；以拙為巧，其弊不可救也。以詐為詐，其術猶可窺也；以忠為詐，其術不可窺也。（《雜著》）
此言為忠為詐者宜慎防也。公不嫌反覆叮嚀以出之，可知誠篤質實者之不易得矣。
三曰專責成 專責成者，謂用人當假以事權，勤予指導，俾能展其所長，補其所短；而尤貴在信而任之，庶幾事無掣肘，功可期成，馭下之方殆不外是矣。公於甄選人才既備致矜慎，而於其登庸以後，即推心置腹，信任惟專。其《陳六事疏》所謂「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為之動」者，意即在此。公持此主張以用當世諸賢，如「蜀則曾省吾，閩則殷正茂，兩粵則凌雲翼，河道則潘季馴，薊遼各鎮，則張學顏、王崇古、梁夢龍、譚綸輩」（見《全集》附錄二沈鯉張文忠公論》），皆以專任一方而勳業爛然。《明史》所謂「居正喜建樹，能以智數馭下，人多樂為之盡力」者，實未足為定論，蓋江陵之所以得人，純系專責成篤信任有以致之，固非恃其「智數」以牢籠天下士也。公於所用諸人信任之篤，責成之專，指導之勤，每於其所致書牘中見之，茲略舉一二以示例證：
先後奉手教，皆有釘封，捧讀數回，不勝於邑。竊謂古人居官，有解組棄印，浩然求去。咸以不獲知於主，志不得行；或其主雖知之，而為當時執政者所排忌；或有碩畫妙算，而當事者不為之主持，使其忠謀不售；則其去宜矣。仆自去歲曾面奏主上曰：今南北督撫諸臣，皆臣所選用，能為國家盡忠任事者，主上宜加信任，勿聽浮言苛求，使不得展布。主上深以為然，且獎諭云：先生公忠為國，用人豈有不當者？故自公當事以來，一切許以便宜從事，雖毀言日至，而屬任日堅。然仆所以敢冒嫌違眾而不顧者，亦恃主上之見信耳。主上信仆，故亦信公。則公今之求去者，為不獲於上乎，為不合於執政乎？二者無之，而獨以浮忌之口，即欲引去；是忍於背君相之知，而重於犯庸眾之口也。願公勿復以為言。（《答殷石汀言宜終功名答知遇》）
廣事之壞已非一日。今欲振之，必寬文法假便宜乃可。近來議者紛紛然。朝廷既以閫外托公，任公自擇，便宜行之，期於地方安寧而已。雖彈章盈公車，終不為搖也。（《答殷石汀》）
治河之役，朝廷以付託於公者甚重。……承示恐流言之搖惑，慮任事之致怨。古人臨事而懼，公今肩巨任事，安得不為兢兢？若夫流議怨謗，則願公勿慮焉。孤淺劣無他腸，惟一念任賢保善之心，則有植諸性而不可渝者。若誠賢者也，誠志於國家者也，必多方引薦，始終保全，雖因此冒嫌蒙謗，亦無悶焉。……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行無越思，如農人之有畔。」願公固審熟慮，集思廣益，計定而後發，發必期成。至於力排眾議，居中握算，則孤之責也。（《答河道司空吳自湖言任用的人任事》）
四曰重久任 今日泰西各國於所謂事務官，類皆予以服務之保障，非有違法黷職情事，絕不隨意更動，藉資熟練，甚且有終身任職之規定者，其於司法官行之尤嚴。蓋以歷任既久，則消極方面固可使安於其位，無復五日京兆之心；積極方面更可使忠於所司，俾睹三年有成之效。意美法良，莫逾於此。江陵既注重吏治用人，於久任之利自早經見及。《陳六事疏》謂：「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如此則真才實能之士何由得進，而百官有司之職何由得舉哉？」所言可謂深中時弊。故公於一切官吏皆重久任，尤於守令為然，其言曰：
在京各衙門佐貳官，須量其才氣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職業，贊佐長官；如長官有缺，即以佐貳代之，不必另索。其屬官有諳練故事盡心官守者，九年任滿，亦照吏部升授京職，高者即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級相同者，不必更相調用。各處巡撫官果於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參議久者，即可升參政，僉事久者，即可升副使，不必互轉數易，以滋勞擾。（《陳六事疏》）
君子之政，任必久而後洽，功必久而後成。漢時守令，便於民者，輒賜璽書褒美，稍增其秩，不數易之，故世之言吏治者稱兩漢。然余不敢遠引異代，即如國初，守令久者至十餘年；而何文淵、劉德皆用太守積勞，擢拜九卿，重任而責成，故良吏輩出，治亦近古。（《贈袁太守入覲奏績序》）
如右所述，守令既以久任而輿情日洽，百官亦以久任而歷練日深，再加以責成必專，信任必篤，如此則人以感激而樂於為用，事以熟練而易於觀成。江陵柄政以還，吏治之精明卓絕，夫豈偶然也哉？
五曰嚴考察 責專任久，固可使人盡其才，事盡其功；然以中國之大，內而中央，外而各省，庶政既繁，百官尤眾，勢難使人無不賢，事無不舉。於此而欲甄別人之勤惰賢愚，判明事之廢興因革，借為進退黜陟之準繩，而生提高效能之作用，則考察尚已。考明自洪武以來，早有定期考察京內外臣工之成法。據《明史·選舉志》載稱：
考滿、考察二者相輔而行。考滿論一身所歷之俸，其目有三：曰稱職，曰平常，曰不稱職，為上中下三等。考察通天下內外官計之，其目有八：曰貪，曰酷，曰浮躁，曰不及，曰老，曰病，曰罷，曰不謹。考滿之法：三年給由曰初考，六年曰再考，九年曰通考，依職掌事例考核升降。諸部寺所屬，初止署職，必考滿始實授。外官率遞考以待核。雜考或一二年，或三年。郡縣之繁簡或不相當，則互換其官，謂之調繁調簡。……考察之法：京官六年，以巳、亥之歲，四品以上，自陳以取上裁，五品以下，分别致仕降調閒住為民者有差，具冊奏請，謂之京察。自弘治時，定外官三年一朝覲，以辰、戌、丑、未歲……察典隨之，謂之外察。州縣以月計上之府；府上下其考，以歲計上之布政司；至三歲，撫按通核其屬事狀，造冊具報，麗以八法而處分，察例有四，與京官同。明初行之，相沿不廢，謂之大計，計處者不復敘用，定為永制。（《明史》卷七十一《選舉志》三）
似此規定，以與現代科學性的考成方法相較，雖猶遠遜其正確；然果使嚴格執行，亦未始不足為綜核名實之一助。所惜歷時既久，類多視同具文，敷衍將事，一暴十寒，張弛靡定，吏治之壞，此其一端矣。江陵初登樞府，即以厲行考察為首務，蓋非徒實施其法治之主張，亦以應付當時之局勢。結果卒使既墜之朝綱，因之而一振。由斯可知苟能執法以繩，則法縱未盡臻妥善，固猶愈於無法也。自後公遂按期舉行京察外察，以為綜核名實之依據。至其考察方法，則視定製尤為嚴厲。公於萬曆四年七月所上《請擇有司以安民生疏》，曾述其所擬之方法如次：
明春又當外官考察之期……伏望特敕吏部，令其預先虛心訪核各有司官賢否，惟以安靜宜民者為最，其沿襲舊套虛文矯飾者，雖浮譽素隆，亦列下等。撫按以此核屬官之賢否，吏部以此別撫按之品流，朝廷以此觀吏部之藻鑒。若撫按官不能悉心甄別，而以舊套了事，則撫按官為不稱職矣，吏部宜秉公汰黜之；吏部不能悉心精核，而以舊套了事，則吏部為不稱職矣，朝廷宜秉公更置之。庶有司不敢以虛偽蒙上，而實惠旁敷，元元之大幸也……
此法以逐級考核為體，以負責連坐為用，可謂精密已極。顧公仍恐百僚樂於苟安，難免不盡不實，又實施隨事考成以補其不足。關於隨事考成之方法，公於《陳六事疏》「重詔令」一節已略加陳述，後於《請稽核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中，又為詳細之規畫，略如左述：
請自今伊始，申明舊章，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題奉明旨，或覆奉欽依，轉行各該衙門，俱先酌量道里遠近，事情緩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終註銷，除通行章奏不必查考者，照常開具手本外，其有轉行覆勘、提問議處、催督查核等項，另造文冊二本，各注緊關略節及原立程限，一本送科註銷，一本送內閣查考。該科照冊內前件逐一附簿候查，下月陸續完銷，通行注簿。每於上下半年繳本，類查簿內事件有無違限未銷，如有停閣稽遲，即開列具題。候旨下各衙門詰問，責令對狀。次年春夏季終繳本，仍通查上年未完，如有規避重情，指實參奏；秋冬二季亦照此行。又明年仍復挨查，必俟完銷乃已。若各該撫按官奏行事理有稽遲延閣者，該部舉之；各部院註銷文冊有容隱欺蔽者，科臣舉之；六科繳本具奏有容隱欺蔽者，臣等舉之。如此月有考，歲有稽，不惟使聲可中實，事可責成；而參驗綜核之法嚴，即建言立法者亦將慮其終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致理之要，無逾於此。
此種隨事考成之法，注重平時效率，以視定期考察之歷時久而始見成效者，自屬更進一步。顧公猶以為未足，則以奏報倘與事實不符，其易被察覺者無論矣，萬一竟為所欺蔽，將恃何術以發其奸而糾其失乎？於此公又採用探訪誥誡之法以資補救。公於京內外重要事件，輒設法詳為探訪，隨時聽取情報，一旦發覺奏報不實或隱匿不報，輕則予以私函之誥誡，重則施以朝旨之申斥，務使其不敢稍存欺罔。試舉《答應天巡撫孫小溪言捕盜》一書以為例證：
承俯詢奏報賊情事，謂別處不報，而獨責之江南，似以朝廷為多事煩苛者，是未細繹前旨也。夫奏之與報，事體不同，奏謂奏聞朝廷，報謂申報上司，詳前旨雲。撫按嚴督兵備等官整飭武備，時常體訪，如有盜賊生髮，務要即時從實申報，重大者奏聞，寬限設法緝捕。夫謂如有盜發即時申報，則不問城內外皆當申報上司矣；謂重大者奏聞，則非重大者雖城內亦不必奏聞矣。然盜發雖有遠近，賊情雖有大小，撫按皆當一體嚴督有司設法緝捕者，此旨意也。昨鎮江之事，朝廷原未責其不奏，但惡其不報，及報不以實耳。賀氏之賊發於去秋，而今歲三月間撫按始知之，是曾申報否乎？南都已獲蔡朋，行該府緝捕夥盜，而該府不認，以為烏有，是曾失事否乎？范良呂、袁漳等家被盜，皆以未嘗失財為解，乃其贓固獲於浙中也，其所報實乎否也？江南以隱匿盜情為常事，數年之間，一發於揚州，再發於太平，今三發於鎮江，至使失主被傷而不敢承，大盜公行而莫之問，則法紀蕩然矣，別處曾有是乎？朝廷以四方之耳目為耳目。今地方官扶同欺罔，撫按耳目已盡為所塗；乃朝廷別有所聞，一行詰究，遂以為多事，為煩苛，是欲使欺隱之弊馴至如秦、元之末季而後已也。承問，敢直陳其愚，幸惟鑒原！
似此厲行嚴格考察，既以定期考察核其實，又以隨事考成責其效，復以探訪誥誡戒其欺，三者備而綜核名實之功畢矣。公之為此，固非以察察為明，要在整飭紀綱，責求功效，以提高行政之機能而已。但以因循怠玩之臣僚當之，自難免因其督責過嚴而心懷怨望。而素以寬大自命之所謂儒者，對之尤深感不滿。如萬曆八年刑部侍郎劉一儒上書江陵，即可見若輩心理之一斑。其書云：
竊聞論治功者貴精明，論治體者尚渾厚。自明公輔政，立省成之典，復久任之規，申考憲之條，嚴遲限之罰，大小臣工鰓鰓奉職，治功能精明矣。愚所過慮者，政嚴則苛，法密則擾。今綜核既詳，弊端剔盡，而督責復急，人情不堪，非所以培元氣而養敦厚之體也。昔皋陶以寬簡贊帝舜，姬公以敦大告成王，淪洽當代，矩矱後世，願明公法之。（見《明史紀事本末》江陵柄政節）
夫公之所尚者事功，所重者效率，公之異於一般儒臣者在此，公之卓然成為大政治家者亦繫於此。公既自有其獨到之政見，則於此等渾厚之說，寧肯降心相從耶？宜其雖身為怨府而終毅然不顧也。
六曰明賞罰 既經嚴格考察以後，對於臣工之功過已有明確之認識，自須繼之以公平而嚴峻之賞罰，始足以完成真正的法治主義之使命。公於此力本法家之嚴正的精神，一以信賞必罰為原則。其所著重之點凡三：曰公平，曰嚴峻，曰不重資格而重勞績。其言曰：
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任必求其當。有功於國家，即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功國家，雖嚬笑之微，敝褲之賤，亦勿輕予。（《陳六事疏》）
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疏賤必申（《與李太僕漸庵論治體書》）。
韓信驅市人而用之，卒以成功，賞罰明信，任當其才也。（《答耿楚侗》）
人之才具亦不甚相遠，唯賞罰明而信任篤，則人皆可使也。（《答福建巡撫耿楚侗》）
此其主張法貴公平之說也。又曰：
但導民以行不以言。《孫子》云：「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過也；約束已明，申令已熟，而士不用命，則士之過也，殺之無赦。」故能使婦人女子皆赴湯火冒白刃而不避。今治吏亦然，科條既布，以身先之；有不如令者，姑令之申之，申令已熟，則不問官職崇卑，出身資格，一體懲之，必罪無赦。如是，即欲今之為吏者，皆龔、黃、卓、魯可也。若徒以言語教詔之，雖口破唇焦，畢竟何益。（《答四川巡撫張澞濱》）
舊染頹俗，久難驟變。彼頑梗玩肆之人，以為法雖如是，未必行也。今量處數人，以示大信於天下，庶幾有所憚而不敢犯乎！（《答順天張巡撫》）
古之賢聖，所遇之時不同，而處之之道亦異。易大過棟撓，《象》曰：剛過乎中。當大過之時，為大過之事，未免有剛過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扶傾而安國，棟撓而本末弱矣。……仆以一豎儒，擁十餘齡幼主而立於天下臣民之上，威德未建，人有玩心。況自隆慶以來，議論滋多，國是靡定，紀綱倒植，名實混淆。自仆當事，始布大公，彰大信，修明祖宗法度，開眾正之路，杜群枉之門，一切以尊主庇民、振舉頹廢為務，天下始知有君也。而疾之者，乃倡為異說，欲以抑損主威，搖亂朝政，故不得不重處一二人，以定國是，以一人心。蓋所謂剛過乎中，處大過之時者也。（《答奉常陸五台論治體用剛》）
此其主張法貴嚴峻之說也。又曰：
不擇難易而受任者，人臣之分也；均節勞逸而效功者，勸臣之道也。余竊見今用守令與遷轉之法，不重地之難易，事之繁簡，一以資格為斷。太守治郡有效，滿歲稱職，才得拜一級為按察使副。即有卓絕異等，殫精畢力，亦不得驀常格。而優遊簡僻，縱無他長，亦得積日累歲，擢升是官。如是勞逸無等也，即人心何勸？方今吏治頹靡，民俗疲瘵，意者且將少變今法，以重擇守令而後可耶？夫欲重守令，則必顯能治劇難有勞苦功多者，以風天下。（《贈袁太守入覲奏績序又一首》）
此其主張法宜不重資格而重勞績之說也。公對於賞罰所持之主張大致如此。其見諸行事者，如萬曆五年慈聖太后以神宗大婚期近，諭令停刑，而公以「若棄有德而不用，釋有罪而不誅，則刑賞失中，慘舒異用」，堅持不可，即其例證也。
綜上六端，蓋即公法治精神之所系。亦即公整飭吏治之所歸。公之所以能振廢起墮，撥亂反正，蔚為一代之大政治家者，非幸也，彼固有以致之也。善夫王氏振先之言曰：
吾國歷史數千年間，其足以稱大政治家者，未有不具法治之精神也。……古來崇法治者，於春秋得二人焉，曰齊管仲，曰鄭子產；於戰國得一人焉，曰秦公孫鞅；於漢季得一人焉，曰蜀諸葛亮；於晉得一人焉，曰前秦王猛；於宋得一人焉，曰王安石；於明得一人焉，曰張居正。之數子者，皆身當危局，排眾議，出明斷，持之以剛健之精神，納民於公正之軌物，卒能易弱為強、易貧為富，措一國於泰山之安。果操何道以致此乎？曰惟真知法治故。（見王振先著《中國古代法理學·附錄·古來崇法治者之功效》）
又曰：
大凡法治之效，在於信賞必罰，綜核名實，舉一國之朝野上下，無不受成於法之中，故能立儒廉頑，蒸成郅治。江陵有然，即管、商、鄭僑、諸葛、二王諸賢，無不本此以善其治也。（見同上）
明乎此義，則於江陵之政術思過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