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傳 · 第十一章 江陵之政術（一）——概說
江陵丁明室由盛轉衰之會，承嘉、隆內憂外患之餘，其當前之任務，厥在轉移時勢，奠定邦基；而其惟一之政治主張，則系以儒者之立場，采法家之精粹，毅然以革舊維新為職志，而以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為旨歸。至其所以持此主張之理由，當以李氏岳瑞言之為最審。其言曰：
趙宋以來，儒學愈盛而群治癒衰，道德日昌而國勢日弱。一二豪傑之士，不為世運之所轉移，而特立獨行，放大光明於政法之歷史。若宋之王荊文公，若明之江陵張文忠公，其學術治術，大都以儒為表，以名法為里。蓋未有專師荀、孟、程、朱之家法，而可達致君澤民之志者也。（見本書第四編《李衛公傳》）
惟其然也，故江陵不惜殫畢生之精力，以求其政治主張之實現；其於嘉靖時所上《陳時政疏》，及隆慶時所上《陳六事疏》，固已略發其凡；及其柄政以後，更復身體力行，始終弗懈。其任勞任怨生死不渝者以此；其甘冒重嫌備遭攻擊者亦以此。其生不見諒於愚昧之同儕，死復獲咎於昏庸之幼主者，固由於此；而其卓然超出於眾，自別於一般之純臣良相，巍然躋於中國以至世界大政治家之列，而能當之無愧者，更莫不繫於此。今試擷取集中發表政治主張之文字，次而錄之，以證吾說。
公有與李太僕漸庵《論治體書》，立言與上述兩疏相表里，略云：
明興二百餘年矣，人樂於因循，事趨於苦窳。又近年以來習尚尤靡，至使是非毀譽，紛紛無所歸究，牛驥以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議論蜂興，實績罔效，所謂怠則張而相之之時也。況仆以草茅孤介，擁十齡幼主，立於天下臣民之上，國威未振，人有侮心。若不稍加淬勵，舉祖宗故事，以覺寤迷濛，針砭沉痼，則庶事日隳，奸宄窺間，後欲振之，不可得矣。故仆自受事以來，一切付之於大公，虛心鑒物，正己肅下。法所宜加，貴近不宥；才有可用，孤遠不遺。務在強公室，杜私門，省議論，核名實，以尊主庇民，率作興事。亦知繩墨不便於曲木，明鏡見憎於醜婦；然審時度勢，政固宜爾。……而庸眾喜於委徇，奸宄憚其精核。……乃知庸眾之人，難與論尋常之外。
此書要點凡三：就其施政之方針言之，則所謂「法所宜加，貴遲不宥；才有可用，孤遠不遺。務在強公室，杜私門，省議論，核名實，以尊主庇民，率作興事」也；就其施政之動機言之，則所謂「人樂於因循，事趨於苦窳，又近年以來習尚尤靡……議論蜂興，實績罔效，所謂怠則張而相之之時也」；至就其施政之反應言之，則所謂「庸眾喜於委徇，奸宄憚其精核」也。綜言之，公之施政，厥惟勵行法家綜核名實、信賞必罰之原則而已。
公之持此原則，因非出於偶然，而為勢所必至。公之言曰：
國勢強則動罔不吉，國勢弱則動罔不害。……是以君子為國，務強其根本，振其紀綱，厚集而拊循之，勿使有釁，脫有不虞，乘其微細，急撲滅之，雖厚費不惜，勿使滋蔓，蔓難圖矣。（見《全集·雜著》）
又曰：
天下之勢最患於成，成則未可以驟反。治之勢成，欲變而之亂難；亂之勢成，欲變而之治難。夫亂非一日之積也，上失其道，民散於下，貪吏虐政又從而驅迫之；於是不逞之徒乘間而起，堤防一決，雖有智者，無如之何矣。夫吏之被訐也，以虐政毒民，然茹其毒者恆不能訐吏，而訐吏者，皆武斷鄉曲素不畏官法者也。盜之起也，以迫於饑寒，然饑寒者不能為盜，而為盜者，皆探丸亡命喜亂好鬥者也。彼方含毒挾刃以斗一時之釁，而為上者又以亂政驅之；借其怨憤無聊之心，以鼓其好亂不逞之氣，焱至火烈，一旦遂欲撲滅之，能乎？故識其幾而豫圖潛消之，上也；不幸而至於是，在上者有人引咎罪己，拯罷困之民，誅貪賊之吏，使天下之人，繫心於上而未睽離，則盜賊之勢孤而應之者少。……故勢之未成，中材可以保圖；勢之既成，智者不能措意。（見同上）
公於當時之亂勢，既認為由於貪吏之驅迫，則所以應付此趨勢以正本而清源者，厥在不得已而用威，以懲貪而安民。故曰：
治理之道莫要於安民。……當嘉靖中年，商賈在位，貨財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此時景象，曾有異於漢、唐之末世乎？……隆慶間，仕路稍清，民始帖席。而紀綱不振，弊習尚存，虛文日繁，實惠益寡。……仆每思今不必復有紛更，惟仰法我高皇帝懷保小民一念，用以對越上帝，奠安國本耳。故自受事以來，……鋤強戮凶，剔奸釐革，有不得已而用威者，惟欲以安民而已。奸人不便於己，猥言時政苛猛，以搖惑眾聽。……世儒達治者鮮，雖勉遵上令，而實未得於心。（《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言致理安民》）
彼其用威之理論的根據，則純粹本諸歷史之教訓。其言曰：
三代至秦，渾沌之再辟者也。其創製之法，至今守之以為利，史稱其得聖人之威。使始皇有賢子守其法而益振之，積至數十年，繼宗世族芟夷已盡，老師宿儒聞見悉去；民之復起者，皆改心易慮以聽上之令。即有劉、項百輩何能為哉？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於威強，前代繁文苛禮亂政弊習，剗削殆盡。其所芟除夷滅，秦法不嚴於此矣，又渾沌之再辟者也。雖歷年二百有餘，累經大故，而海內人心晏然不搖，斯用威之效也。（見《全集·雜著》）
公之主張用威，其堅決有如此者。至其實施方法，則一面以威之名義寄於君上，俾增強其效力；一面以威之實權集於內閣，俾發揮其作用。其中經過情形已見前章，茲不復贅。特以當時之「庶事日隳，奸宄窺間」，而公乃臨之以威，強所勿欲，則反動之發生，自為當然之結果。顧用威一事，實為公施政所必需。政治上之循名責實，固有待於用威；軍事上之整軍經武，尤非用威莫辦；下至肅清反側，畫一陣容，更賴用威以資後盾。蓋當專制時代，欲求政令之必行，而臣民又未能如共和國民之養成服從美德，則與其高談仁義而鮮功，毋寧使之畏威而能收效也。夫用威之舉，既在所必行，則反動之生，公自亦在所不計。故公於《上徐文貞論大政書》中曾有如左之自白：
正自受事以來，晝作夜思，食不甘，寢不寐，以憂公家之事，四年於茲矣。中所措畫，要以尊主威、定國是、振紀綱、剔瑕蠹為務，有力排群議、明犯眾忌而不顧者，豈誠不知自愛而故以身為怨府哉？竊伏思之，語曰：「挈瓶之智，守不失器。」主上沖年，舉天下之重而委之於孱弱之身。今不務為秉公滅私，援廢起墮，而避流俗之非議，以取悅一時，有如異日者主上明習國事，親攬庶政，或有廢缺而不修，凌替而不振者，必將曰：「吾以天下事付若，而今乃至此！」則正雖伏隴畝，填溝壑，有餘僇矣。故違眾之罪小，負國之罪大；一時之謗輕，異日之譴重也。台諭謂人猶有不相體者，正亦且奈之何哉！惟自殫厥心而已。
「尊主威，定國是，振紀綱，剔瑕蠹……力排群議、明犯眾忌而不顧」，此公所以自矢而昭示於天下後世者。公之毅然而出此，非任意為之也，蓋公固深信其具有必然之功效也。然則其功效果何如耶？公曰：
諸葛孔明云：「法行而後知恩。」今人不達於治理，動以姑息疏縱為德，及罹於辟，然後從而罪之，是罔民也。仆秉政之初，人亦有以為嚴急少恩者。然今數年之間，吏斤斤奉法循職，庶務修舉，賢者得以效其功能，不肖者亦免於罪戾，不蹈刑辟，其所成就者幾何？安全者幾何？故曰：小仁，大仁之賊也。子產鑄刑書，制田裡，政尚威猛，而孔子稱之曰：「惠人也！」然則聖賢之意，斷可識矣。（《答閩撫龐惺庵書》）
又曰：
夫富者怨之府，利者禍之胎。而人所以能守其富而眾莫之敢攘者，恃有朝廷之法故耳。彼不以法自檢，乃怙其富勢而放利以斂怨，則人亦將不畏公法而挾怨以逞忿。是人也，在治世則王法之所不宥，在亂世則大盜之所先窺，烏能長有其富乎？今能奉公守法，出其百一之畜，以完積年之逋，使追呼之吏絕跡於門巷，馴良之稱見旌於官府。由是秉禮以持其勢，循法以守其富，雖有金粟如山，莫之敢窺，終身乘堅策肥，澤流苗裔。其為利也，不亦厚乎！……夫嬰兒不剃首則腹痛，不㨽痤則寖疾；而慈母之於愛子，必剃且㨽之者，忍於其所小苦，而成其所大快也。仆竊以彼中於執法之吏，當屍而祝之，而又何謗議為哉？（《答應天巡撫胡雅齋言嚴治為善愛》）
公之以小仁為大仁之賊，以嚴治為善愛，即其所認為法治之功效。凡持法家功利之說者，其結論大抵如此；而公所恃以應付當時之亂勢者，其綽然而有餘裕，固已彰彰明矣。雖然，公以儒者而行法治，固已自殫厥心，不避非議，第其所取立場，惟在援法入儒，絕非欲自棄其原有儒者之傳統的地位。故其論學，仍一以尊孔為旨歸，不過以法家之精神灌注於原有之儒術，使成為法治化之儒術而已。故其言曰：
孔子周行不遇，其持論立言，亦各隨根器，循循善誘，固未嘗專揭一語如近時所謂話頭者，概施之也。告魯哀公，曰「政在節財」；齊景公，曰「君臣父子」；在衛，曰正名；在楚，曰近悅遠來。亦未嘗獨揭一語，不度其勢之所宜者而強聒之也。究觀其經綸大略，則惟憲章文武，志服東周，以生今反古為戒，以為下不倍為準。老不行其道，猶取魯史以存周禮，故曰：吾「志在《春秋》」。其志何志也？志在從周而已。《春秋》所載，皆《周官》之典也。「夫孔子殷人也，豈不欲行殷禮哉？《周官》之法，豈盡度越前代而不可易者哉？生周之世，為周之臣，不敢倍也。……今世談學者，皆言遵孔氏，乃不務孔氏之所以治世立教者，而甘蹈於反古之罪，是尚謂能學孔矣乎？（《答南司成屠平石論為學書》）
以當世所謂儒者之崇尚「反古」（復古），而公乃引孔子之言，以反古為有罪，是則與法家重法今之旨相符合矣。至其以孔子為例，以明攻儒者之罪，而陰持法家之說，則又吾所謂「援法入儒」，李氏岳瑞所謂「以儒為表，以名法為里」者也。顧公之持此立場，猶不止於對反古之一事，其於王霸之辨，亦復同以一立場出之。其言曰：
憶昔仆初入政府，欲舉行一二事。吳旺湖與人言曰：「吾輩謂張公柄用，當行帝王之道，今觀其議論，不過富國強兵而已，殊使人失望！」仆聞而笑曰：「旺湖過譽我矣。吾安能使國富兵強哉？孔子論政，開口便說足食足兵；舜命十二牧，曰食哉惟時；周公立政，其克詰爾戎兵；何嘗不欲國之富且強哉？後世學術不明，高談無實。剽竊仁義，謂之王道；才涉富強，便雲霸術。不知王霸之辨，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奚必仁義之為王，富強之為霸也。」（《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言王霸之辨》）
慨自子輿氏創為「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之說，後之儒者，不明其為矯正當時諸侯攘竊攻取之弊，不得已而有此偏激之言，遂致奉為一成不變之圭臬，務為仁義之迂談，悉屏富強而不顧。充其弊之所極，坐令廟堂之上，借虛惠以粉飾昇平，樽俎之間，務退讓而侈夸美德；甚且武功不振，則謂為政尚無為，外患憑陵，則視為潢池小寇；至言及富國足民之術，更復視為末務聞聲卻走，一若食貨之資，可以坐談而致。我國之民貧國弱，積久而莫或挽回，寢假而變本加厲者，孰非呫嗶小儒有以屍其咎哉？江陵揭舉孔聖足食足兵之旨，義正詞嚴，足令小儒咋舌，其闡揚聖教之功，良非淺鮮，固非僅援法入儒已也。至其所以任法以力求富強者，則又在適應當時之時勢，期以富強防患於未萌，故其言曰：
財不足則爭，信不足則偽。爭與偽，大奸之所資也。何以守險？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財贍而禮義生，即有大奸盜，莫之敢乘。昔者孔子之論政，曰：「足食足兵，而民信之。」非甚不得已，不敢去一。故善為天下慮者，毋使至於不得已也。夫欲先事弭患，息民固土，惟在拊循愛養哉！唯在拊循愛養哉！（《荊門州題名記》）
此種見解，純系寓仁義於富強之中，幾於融王霸於一爐，故謂為援法入儒也可，即謂為混儒法而一之也，亦無不可。
公之政治主張，大略具見於此，惟公固一躬行實踐之大政治家，而非徒沾沾於空泛政論之宣傳。其關於政術之文字，要以右舉諸篇較有系統，其他一鱗半爪，散見於集中者，殆多就事立言，未足取資參證。加以謗留身後，史有闕文，所有公生平政績，已多無從考見。今茲所述，缺漏自所難免。所可得而言者，即公之實際的政治設施容多未經著錄，但凡公之坐而言者，固莫不起而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