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傳 · 第十章 江陵之柄政（下）
江陵自柄政以還，本信賞必罰之方針，行綜核名實之政治，用意惟在發揚國力，整飭官方，意美法良，可以想見。無如玩愒之習，久染成風，驟予改弦更張，自易引起反響。是以未幾而風波突起，百僚因不便於治術之嚴明，竟群起而施以公開之攻擊。彈章疊上，信口雌黃，其居心蓋欲譖愬於幼主兩宮之前，必欲去公而後快。以公個性之剛強，政見之堅決，固嘗以適宜之處置，杜反對之企圖。顧其以一人之身，而為眾怨之府，其處境愈艱，而其用心亦愈苦矣。
此次風潮之起因，據《明史》所述，謂系由於「居正以御史在外，往往凌撫臣，痛欲折之，一事小不合，詬責隨下，又敕其長加考察」（江陵本傳）。究其實，則江陵此舉，蓋以杜言官挾權掣肘之風，防疆吏賄賂取容之弊，統籌並顧，所以防其漸也。乃給事中余懋學竟率爾上疏，請行寬大之政。公以其不明微旨，第免職示儆而已。萬曆三年，御史傅應禎又上疏請開言路，為懋學鳴不平，旋被謫戍。於是科道諸臣嚴用和、劉天衢、徐貞明、李禎、喬嚴等，又紛紛上疏，為應禎鳴不平，亦均被譴謫。公此時慍於群小，悉心應付，固已痛苦非常。不謂其門生劉台以巡按遼東時違例誤報戰功，致受飭責，竟於萬曆四年上疏，對公肆行攻擊，藉以報復，其措辭之偏激，尤足予公以難堪。此疏立言純系意氣用事，自無足取，然亦可略窺當時士大夫反對江陵集中相權之心理，姑錄之以供參考：
臣聞進言者皆望陛下以堯、舜而不聞責輔臣以皋、夔，何者？陛下有納諫之明，而輔臣無容言之量也。高皇帝鑒前代之失，不設丞相，事歸部院，勢不相攝，而職易稱。文皇帝（成祖）始置內閣，參預機務。其時官除未峻，無專肆之萌。二百年來，即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學士張居正偃然以相自處，自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諫官因事論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請即以祖宗法正之。
祖宗進退大臣以禮。先帝臨崩，居正託疾以逐拱，既又文致之王大臣獄，及正論籍籍，則抵拱書令勿驚死。既迫逐以示威，又遺書以市德，徒使朝廷無禮於舊臣。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非開國元勛，生不公，死不王。成國公朱希忠，生非有奇功也，居正違祖訓，贈以王爵。給事中陳吾德一言而外遷，郞中陳有年一爭而斥去。臣恐公侯之家，布賄厚施，緣例成乞，將無底極。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用內閣冢宰，必由廷推。今居正私薦用張四維、張瀚。四維在翰林，被論者數矣，其始去也，不任教習庶吉士也。四維之為人也，居正知之熟矣；知之而顧用之，夫亦以四維善機權，多憑藉，自念親老，旦暮不測，二三年間謀起復任，四維其身後托乎？瀚生平無善狀，巡撫陝西，贓穢狼藉，及驟躐銓衡，惟諾若簿吏，官缺必請命居正。所指授者，非楚人親戚知識，則親戚所援引也；非宦楚受恩私故，則恩故之黨助也。瀚惟日取四方小吏，權其賄賂，而其他則徒擁虛名。聞居正貽南京都御史趙錦書，台諫毋議及冢宰，則居正之脅制言官，又可知矣。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詔令不便，部臣猶訾閣擬之不審。今得一嚴旨，居正輒曰：我力調劑故止是。得一溫旨，居正又曰：我力請而後得之。由是畏居正者甚於畏陛下，威居正者甚於威陛下，威福自己，目無朝廷。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一切政事，台有奏陳，部院題覆，撫按奉行，未聞閣臣有舉劾也。居正定令：撫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冊，一送內閣，一送六科；撫按延遲則部臣糾之，六部隱蔽則科臣糾之，六科隱蔽則內閣糾之。夫部院分理國事，科臣封駁奏章，舉劾其職也。內閣銜列翰林，止備顧問，從容論思而已。居正創為是說，欲脅制科臣拱手聽命。祖宗之法若是乎？
至於按臣回道考察，苟非有大敗類者，常不舉行，蓋不欲重挫抑之。近日御史俞一貫以不聽指授，調之南京，由是巡方短氣，莫敢展布，所憚獨科臣耳。居正於科臣既啖之以遷轉之速，又恐之以考成之遲，誰肯舍其便利，甘彼齮齕，而盡臣言事哉？往年趙參魯以諫遷，猶曰外任也；余懋學以諫罷，猶曰禁錮也。今傅應禎則謫戍矣，又以應禎故而及徐貞明、喬岩、李禎矣。摧折言官，仇視正士。祖宗之法如是乎？
至若為固寵計，則獻白蓮白燕，致詔旨責讓，傳笑四方矣。規利田宅，則誣遼王以重罪，而奪其府地，今武岡王又得罪矣。為子弟謀舉鄉試，則許御史舒鰲以京堂布政，施堯臣以巡撫矣。起大第於江陵，費至十萬，制擬宮禁，遣錦衣官校監治，鄉郡之脂膏盡矣。惡黃州生儒議其子弟幸售，則令縣假他事窮治無遺矣。編修李維楨偶談及其家富，不旋踵即外斥矣。蓋居正之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內地而在邊鄙。不然，輔政未幾，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宮室輿馬，姬妾奉御，同於王者，又何由致之？
在朝臣工莫不慨嘆，而無敢為陛下明言者，積威之劫也。臣舉進士，居正為總裁；臣任部曹，居正薦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訟言攻之者，君臣誼重則私恩有不得而顧也。願陛下察臣愚悃，抑損相權，毋俾僨事誤國，臣死且不朽！（見《明史》台本傳》）
疏中對江陵妄肆攻擊，毫無佐證。即如所言廢遼王而奪其府地一事，台既誣之於先，史官即據以誣之於後，以致謗讟相承，沉冤莫白。實則遼王之廢國，釁起於荊州分巡施某，獄成於刑部侍郎洪朝選，江陵初無與焉。即遼藩故邸，亦系以給廣元王，公更無攘為己宅之事。（見《全集》附錄二《陳治紀書》《張文思公文集後》及《張同奎上六部稟帖》）舉此一端，可見疏中攻訐江陵私德之處，純系挾嫌誣構，無足深論。至關於國事方面，彼其所指謫者，不外違犯祖法擅作威福一點。此則針對公之集中相權銳意革新而發，一面固足淆亂天下之聽聞，一面尤足破壞江陵之政策，當非忠君愛國如江陵者所能忍受。況以台原出江陵門下，而竟負恩反噬，一至於此，尤為公所切齒痛心。於是為表明心跡計，公乃不得不上書求去矣。原疏如左：
昨以御史劉台論列，具奏乞休。伏奉聖旨：「卿赤忠為國，不獨簡在朕心，實天地祖宗所共降鑒。彼讒邪小人，已有旨重處。卿宜以朕為念，速出輔理，勿介浮言。吏部知道，欽此。」臣捧讀恩綸，涕泗交集。念臣受先帝重託，既矢以死報矣。今皇上聖學尚未大成，諸凡嘉禮尚未克舉，朝廷庶事尚未盡康，海內黎元尚未咸若。是臣之所以圖報先帝者未罄其萬一也，臣敢言去？古之聖賢豪傑，負才德而不遇時者多矣。今幸遇神聖天縱不世出之主，所謂千載一時也，臣又豈可言去？皇上寵臣以賓師不名之禮，待臣以手足腹心之託，和親相倚，依然藹然，無論分義當盡，即其恩款之深洽，亦自有不能解其心者，臣又何忍言去？然而臣之必以去為請者，非得已也。蓋臣之所處者危地也；所理者皇上之事也；所代者皇上之言也。今言者方以臣為擅作威福，而臣之所以代王行政者，非威也則福也。自茲以往，將使臣易其塗轍，勉為巽順以悅下耶？則無以逭於負國之罪；將使臣守其故轍，益竭公忠以事上耶？則無以逃於專擅之譏。況今讒邪之黨，實繁有徒，背公行私，習弊已久。臣一日不去，則此輩一日不便；一年不去，則此輩一年不便。若取臣之所行者，即其近似而議之，則事事皆可以為作威，事事皆可以為作福。睊睊之讒日嘩於耳，雖皇上聖明，萬萬不為之投杼，而使臣常負疑謗於其身，亦豈節之所宜有乎？此臣之所以輾轉反側，而不能不惕於衷也。伏望皇上憐臣之志，矜臣之愚，特賜罷歸，以解群議。博求廊廟山林之間，必有才全德備之士，既有益於國，而又無惡於眾者，在皇上任之而已。臣屢瀆宸嚴，無任戰慄隕越之至！（《被言乞休疏》）
疏上，神宗特遺司禮太監孫隆持酒食齎溫旨慰留，公不得已始復出理政。帝乃逮台至京師，下詔獄，命杖百遠戍。公復上疏救之，始從寬免予廷杖，僅遣戍而已。（按《明史》江陵及台本傳所載關於台劾江陵事，多厚誣江陵，甚至謂台之死於戍所，亦公有以致之。所言多系虛構，不可信。今從周聖楷所撰公本傳，見《全集》附錄二）
台既被黜，諸臣知公聖眷方隆，遂莫敢攖其鋒，反對風潮因之暫趨於沉寂。顧反對派之敵意固仍蘊蓄於中，無時不伺公之隙，欲得而甘心之。及萬曆五年九月，公父觀瀾忽病逝於江陵原籍，於是奪情之議起。伺端報復者乃更有所藉口而大肆其攻訐，墨守經義者更從而推波助瀾，公乃遭遇其畢生最痛苦之一幕，幾於抱恨終天矣。
當公之初聞父喪也，即陳請回籍守制，疏中有云：
臣今犬馬之齒才五十有三。古人五十始服官政，而本朝服制止於二十七個月；計臣制滿之日，亦五十六歲耳。此時自量精神體力尚在強健，皇上如不以臣為不肖，外則操戈執銳，宜力於疆場，內則荷橐持籌，預議於帷幄；遠邇閒劇，惟皇上之所使，雖赴湯蹈火，死不敢避。是臣以二十七月報臣父，以終身事皇上也。昔人所謂報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者也。如此則君臣父子之倫雖不得以並盡，而亦不至於相妨。夫古人有銜哀赴官墨絰從政者，有金革之事則可。方今賴皇上威德，四郊無壘，九塞清塵，故臣欲以其間少盡私情，此臣之所以籲天泣血，哀鳴而不能自已者也。（《乞恩守制疏》）
此疏情詞懇切，無以復加，公之志在奔喪，於此可見。無如兩宮太后及神宗倚畀方殷，堅不許去。戶部侍郎李幼孜、御史曾士楚、給事中陳三謨等復交章請留。公不獲已，乃勉請在官守制，所有應支俸薪盡數辭免，入侍講讀及在閣辦事，俱著青衣角帶，出歸私第，仍以縗服居喪；並迫請俟父塋竣工，准其歸葬，就便迎母來京，上隨即溫旨報可，惟于歸葬一節，仍令候旨。詎此議甫定，反對風潮即隨之而起。諸翰林王錫爵、張位、趙志皋、吳中行、趙用賢、習孔教、沈懋學輩，紛紛上疏，堅以奪情為不可。員外郞艾穆、主事沈思孝、進士鄒元標復繼起爭之。中行疏中略謂：
居正父子異地分睽，音容不接十有九年，一旦長棄數千里外，陛下不使匍匍星奔，憑棺一慟，必欲其違心抑情，銜哀茹痛於廟堂之上，而責以訏謨遠獻，調元熙載，豈情也哉？……事系萬古綱常，四方視聽。惟今日無過舉，然後後世無遺議。銷變之道，無逾於此者。（見《明史》中行本傳》）
所言已備極偏激矣。元標乃更進一步而肆為謾罵，至謂：
臣觀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若以奔喪為常事而不屑為者。不知人惟盡此五常之道，然後謂之人。今有人於此，親生而不顧，親死而不奔，猶自號於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為喪心，則以為禽彘，可謂之非常人哉！（見《明史》元標本傳）
帝覽奏震怒，中行、用賢、穆、思孝、元標等五人皆坐廷杖，並謫斥有差。公復上疏力請曲諒言臣無知，勿與計較。時議者猶呶呶不休。帝乃詔諭群臣，再及此事者誅無赦，復採納言官建議，考察群臣，自陳不職，聽候處分。於是此一大風波始告停息。然而公內心之苦痛，蓋不問可知矣。萬曆六年三月，神宗婚禮既成，公乃一再疏請歸葬。上初猶不許，後以其情辭迫切，乃勉從其請，惟仍限以三個月內葬畢即上道返京。瀕行，上范「帝齎忠良」銀印以賜之，令如楊士奇、張孚敬例，得密封言事；並戒次輔呂調陽等有大事毋得專決，馳驛之江陵，聽張先生處分。公請廣內閣員，詔即令公推薦，公因推禮部尚書馬自強、吏部左侍郎申時行入閣。公既歸葬畢，以母老不能冒炎暑，請俟清涼上道，卒以朝旨催促，乃於六月回朝復職，計往返正三閱月也。詎於公方還京之際，忽又有戶部員外郎王用汲借趙應元託疾乞休事，上疏劾公，略謂：
御史應元以不會葬得罪輔臣（指江陵），遂為都御史炌（陳炌）所論，坐託疾欺罔削籍，臣竊恨之。……今大臣未有不逢相之惡者，炌特其較著者爾。以臣觀之，天下無事不私，無人不私，獨陛下一人公耳。陛下又不躬自聽斷，而委政於眾所阿奉之大臣，大臣益得成其私而無所顧忌，小臣益苦行私而無所愬告，是驅天下而使之奔走乎私門矣。陛下何不日取庶政而勤習之，內外章奏躬自省覽，先以意可否焉，然後宣付輔臣，俾之商榷。閱習既久，智慮益宏，幾微隱伏之間，自無逃於天鑒。夫威福者陛下所當自出，乾綱者陛下所當獨攬；寄之於人，不謂之旁落，則謂之倒持。政柄一移，積重難返。此又臣所日夜深慮，不獨為應元一事已也。（見《明臣奏議》）
此疏責公行私無忌，威福自己，與劉台前後如出一轍。上覽奏不悅，立諭將用汲切責，並革職為民。公以「其所言有朝廷政體所關，天下治亂所系者」，乃上疏力辯，略謂：
夫弔喪送殯，人道之常，不但臣無所憾於應元，即應元亦未嘗有持秉風裁不為私交之意，但偶不與耳。彼亦何所畏避，而遂以病乞休耶？若其稱病之有無虛詐及憲職之果否修舉，在炌為堂官，訪之必真，臣不知也。前者屢奉明旨，御史託病偷安及差滿回道，俱著都察院著實糾劾考察。然掌院之臣竟未聞有執法奉行者。今獨炌有此舉耳，而遂為人所誣指脅制。則後之居是任者必將以炌為戒，寧背違明旨，而不敢結怨台臣，相與務為共同欺蔽，以致紀綱陵替而不可收拾，豈朝廷所以屬任台臣振揚風紀之意耶？……至…謂皇上當獨攬乾綱，不宜委政於眾所阿附之元輔，此則其微意所在，乃陷臣之機穽也。……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故信任賢臣者，正所謂攬權也。豈必若秦始皇之衡石程書，剛愎自用；隋文帝之猜忌任察，讒害忠良，而後謂之有權耶？……夫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今但當論輔臣之賢不賢耳。使以臣為不賢耶，則當亟賜罷黜，別求賢者而任之。如以臣為賢也，皇上以一身居於九重之上，視聽翼為不能獨運，不委之於臣，而誰委耶？先帝臨終，親執臣手，以皇上見托。今日之事，臣不以天下之重自任而誰任耶？羈旅微賤之臣，一旦處百僚之上，據鼎鉉之任，若不得明主親信委用，又何以能肩巨負重而得有所展布耶？況令各衙門章奏，無一不經聖覽而後發票。及臣等票擬上進，亦無一不請聖裁而後發行。間有特出宸斷，出於臣等智慮所不及者。今謂皇上漫不經意，一切委之於臣，何其敢於厚誣皇上耶？……緣臣賦性愚戇，不能委曲徇人，凡所措畫，惟施一概之平。法所當加，親故不宥；才有可用，疏遠不遺。又務綜核名實，搜剔隱奸，推轂善良，摧抑浮競，以是大不便於小人。而傾危躁進之士，游談失志之徒，又從而鼓煽其間，相與慫恿攛嗾，冒險釣奇，以覬幸於後日，為攫取富貴之計。蓄意積慮，有間輒發，故向者劉台為專擅之論，今者用汲造阿附之言。夫專擅阿附者，人主之所深疑也。日浸月潤，鑠金銷骨，小則使臣冒大嫌而不自安，大則使臣中奇禍而不自保。明主左右既無親信重臣，孤立於上，然後呼朋引類，借勢秉權，恣其所欲為，紛更變亂，不至於傾覆國家不已。此孔子所以惡利口，大舜所以疾讒說也。臣日夜念之，憂心悄悄，故敢不避煩瀆，一控茲聖明之前，遂以明告於天下之人，臣是顧命大臣，義當以死報國，雖赴湯蹈火，皆所不避，況於毀譽得喪之間。皇上不用臣則已，必欲用臣，臣必不能枉己以徇人，必不能違道以干譽。台省紀綱必欲振肅，朝廷法令必欲奉行。奸宄之人，必不敢姑息以撓三尺之公；險躁之士，必不敢引進以壞國家之事。如有捏造浮言，欲以熒惑上聽紊亂朝政者，必舉祖宗之法，請於皇上而明正其罪。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於皇上之職分也。（《乞鑑別忠邪以定國是疏》）
疏上，奉上諭：「朕踐阼之初，方在沖幼，賴卿受遺先帝，盡臣輔佐，以至於今。紀綱振肅，中外又寧，此實宗社之靈所共昭鑒。惟是奸邪小人，不得遂其徇私自便之計，假公伺隙肆為讒譖者，累累有之。覽奏忠義奮激，朕心深切感動。今後如再有訛言譸張撓亂國是者，朕必遵祖宗法度，置之重典不宥。卿其勿替初心，始終輔朕，俾臻於盛治，用副虛己倚毗至懷！吏部知道！」觀此諭，無論出自上意，抑系秉承母后意旨，似尚能鑒公忠誠而悉心信任之者。乃厥後公歿未久，遺疏在耳，遽信奸璫之讒，入公於罪。出乎反乎，前後判若兩人，抑又何耶？用知專制淫威，喜怒不測，誠有難乎其為臣者矣！
公自迭遭攻擊，雖以內省無慚，幸獲安於其位，得以盡心竭力，從事於政治主張之實現。加以神宗表面上固猶信任有加，敬禮備至，一切政治設施自可依次實行，無虞掣肘。此自專制時代政治家之立場觀之，未始非千載一時之際遇。願以群僚側目而視，謗讟萃於一身；一令出則陽奉而陰違，一事舉則面諛而腹誹。雖以公之勞怨不辭，形神固已交感疲頓。遂於萬曆八年三月一再上疏乞休。其第二疏言之尤切，略謂：
今臣之乞去，亦非敢為決計長往也，但乞數年之間，暫停鞭策，少休足力。倘未即填溝壑，國家或有大事，皇上幸而召臣，朝聞命而夕就道，雖執殳荷戈，效死疆場，亦所弗避。是臣之愛身，亦所以愛國也。（《再乞休致疏》）
其言可謂竭誠摯之忱而極哀婉之致矣。顧疏上終不報，慈聖太后並諭上曰：「張先生受先帝付託，豈忍言去？俟輔爾至三十，卻再審處，讓後人，非晚也。」公不獲已，乃不復言去。因是積勞致疾，至萬曆九年九月遂臥病。上頻頒敕諭問疾，大出金帛為醫藥資。公因上數遣中官趣召，乃力疾強起。至翌年（萬曆十年）二月公疾復作，四閱月不愈。上屢降手諭問安否，賜內府廚饌，並視醫藥。百官亦齋醮為祈禱。上命閣臣張四維等理閣中細務，大事即公家平章。及疾革，復一再上疏乞賜骸骨，俾生還鄉里，上終不允。是年夏六月二十日，此一代偉人乃終於盡瘁而死矣。訃聞，上震悼輟朝。遣司禮太監張誠監護喪事，賜賻甚厚。兩宮太后及中宮圴賜金幣。賜祭十六壇。贈上柱國，諡文忠，歸葬江陵。
公既薨，張四維遂代為首輔。四維者，公所薦士也，方其初入直，恂恂若屬吏，不敢以僚自處。遼東初奏大捷，四維未與功賞，已自不慊於心。及遼東再捷，江陵適歸葬父，帝歸功於公，使使馳諭，俾定爵賞，公因即條列以聞。時次輔呂調陽已與四維等議定功級，而冒濫頗多。公以賞罰明當，乃足勸懲，乖謬如此，殊為可憾，乃就浮濫者悉追奪之。調陽內不自安，隨乞休去，四維因更銜恨於心，亟思報復。及繼公為政，又與公所薦引王篆、曾省吾等交惡，因更遷怒於公，欲得而中傷之於身後。適奸璫張誠構公於帝前，四維察帝眷公之意已移，遂亦從而下石。於是公歿後甫年余，而奇禍作矣。據周聖楷所撰公本傳，公之身後慘禍，有如左述：
會公卒，上所幸璫張誠以保（馮保）與公交結專恣奏聞，上心動。其與四維善者泄之四維，遂嗾其門人極論保以嘗上，上謫保南京而籍其家。言事者窺望風旨，益務攻公為奇，並及其黨。於是奪上柱國太師，再奪諡，削其諸子官。御史羊可立者，追論公罪，因謂公以私構遼庶人憲㸅獄。庶人妃因訟獄，且曰：「庶人金寶萬計，盡入居正府矣。」
上心艷其事，以可立籍公家，乃命張誠及刑部右侍郎邱橓偕錦衣衛指揮給事往，並勘故構王憲㸅事。王憲㸅者，其父王薨，未立，而公之祖父為護衛卒。太妃聞公少警，且與王同歲，召而奇之。賜食，而坐王憲㸅於其下，且謂：「而不才，當為張生穿鼻。」王憲㸅以是慚而銜之。會公登第，召其祖虐之至死，而王淫酗，橫暴其國，遠近皆怨之，彈劾屢上，遂至削國，以幽死。所謂金寶者，仇語也。邱橓等籍其家，懼不中程，乃拘其諸子，備極榜笞。長子敬修自縊死，家人死者累累，而荊、楚之間騷然株及矣。獄成，命削公秩，奪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謫其子編修、嗣修戍。
又據《明鑑》（卷十）載稱：「時潞王婚禮所需珠寶未備，太后以為言。上曰：『辦此不難，年來廷臣無恥，盡獻張、馮二家耳。』自此內中張先生稱謂，絕以為諱；而籍沒之舉亦胎於此」。又云：「籍沒其家產，其產不及嚴嵩二十分之一。……上曰：『張居正誣衊親藩，箝制言官，蔽塞朕聰，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謀國不忠，本當斫棺戮屍。念效勞有年，姑免盡法。』」《明史》本傳述其籍沒時之慘狀，謂：「守令先期錄人口，錮其門，子女多遁避空室中。比門啟，餓死者十餘輩。誠（張誠）等盡發其諸子兄弟藏，得黃金萬兩白金十餘萬兩。其長子禮部主事敬修不勝刑，自誣服寄三十萬金於省吾（曾省吾）、篆（王篆）及傅作舟等……」（江陵本傳）。而敬修所寫血書，至謂：「……其當事噂沓之形與吏卒咆哮之景，皆生平所未經受者，而況體關三木首戴幪巾乎？在敬修固不足惜，獨是屈坐先公以二百萬銀數；不知先公自歷官以來，清介之聲，傳播海內，不惟變產竭資不能完，即粉身碎骨亦難充者。……且慮會審之時，羅織鍛煉，皆不可測，人非木石，豈能堪此？今幽囚倉室，風雨蕭條，青草鳴蛙，實助予之悲悼耳。故告之天地神明，決一瞑而萬世不愧……先公在朝有履滿之嫌，去位有憂國之慮，惟思顧命之重，以身殉國，不能先幾遠害，以至於斯。而其功罪與今日遼藩誣奏事，自有天下後世公論，在敬修不必辯。獨其虛坐本家之銀與三家之寄，皆非一時可了之案，則何敢欺天罔人以為脫禍求生之計？不得已而托之片楮，齧指以明剖心。此帖送各位當道一目，勿謂敬修為匹夫小節，而甘為溝瀆之行也……」（見《全集·附錄二》）嗚呼，此真可謂極人世之慘變，有非天理人情所能衡度者矣！
顧吾有不能已於言者，以江陵之忠君愛國，卓著勳勞；以神宗對江陵之信任有加，敬禮備至；而乃於其身歿未幾，輕信宵小之讒間，妄借籍沒以斂財，徒以一念之貪，竟背君臣之義，涼薄至此，夫復奚言！特自江陵歿後，以神宗之貪黷不君，而又不復有忠誠鯁直之臣如江陵者以匡翼之，繼公為政者復鑒於公之以忠直而被奇禍，遂盡反其所為，惟知以阿附取容。於是神宗遂獲師心自用，妄作威福，一意孤行，肆無忌憚，而礦稅之徵求苛擾，尤足以禍國而病民。究其極也，內則民變迭起，已兆闖、獻禍亂之機；外則滿族崛興，竟啟邦國顛危之漸；於是江陵畢生慘澹經營之中興事業，雖能暫收轉移時勢挽回末運之功，而終無補於明室鼎移之局。君子於此，未嘗不竊嘆神宗之貽禍宗邦，咎由自取，而深惜江陵之相業中絕，繼起無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