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傳 · 第八章 張居正之柄政（上）
隆慶六年五月，穆宗不豫，召江陵與高拱、高儀同受顧命輔政。翌日帝崩，神宗嗣立，年始十歲，詔江陵卜視大行皇帝陵寢。時江陵與高拱因太監馮保事，隙愈深。比江陵卜視陵寢歸，拱已為保所構罷。高儀未幾亦病卒。江陵自此乃以首輔資格，一人柄政矣。
江陵與拱原極相得，拱之再起，且為江陵所引致。自陳、李相繼去位後，二人以志同道合之交，繼周、召夾輔之美，允宜同舟共濟，相得益彰矣。無如拱蓄意修怨徐階，扼之惟恐不至。江陵無論為公為私，勢不能助之下石。而拱以江陵未肯苟同，竟爾遷怒及之。則二人之隙末凶終，拱自不得辭其咎。至馮保之事，則尤拱剛愎之氣有以自貽伊戚，而促成其反噬。據《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所載：
時太監馮保方居中用事，矯傳大行遺詔云：「閣臣與司禮監同受顧命。」廷臣聞之俱駭。一日內使傳旨至閣，拱曰：「言出何人？上沖年，皆若曹所為，吾且逐若曹矣。」內臣還報，保失色，謀逐拱。
由此可知拱之去固由保所構陷，而保之構拱，則又拱迫之使然也。拱於保之司禮監，初以惡其為人，故靳而弗予；及保矯詔自為之，又欲收其權於內閣，嗣復令科道交章劾保，意欲置之重典。保以一奄寺小人，在如此威脅之下，安得不力謀自衛，務求去拱而後快乎？信哉！陳鑾之言曰：
明代奄寺之權，根深柢固，驟難轉移。新鄭（按：拱系新鄭人，故以其地稱之）當女君幼主（按：指仁聖、慈聖兩宮及神宗），宮府隔絕之時，乃欲奪司禮之權，盡歸內閣，其謀固已疏矣。無論不能逐保也，即使去一保，則必復用一保。此曹嵬瑣，安得賢於保者而用之？且肘腋之間，持之過激，則南宮甘露之變，可為寒心。新鄭愎而疏，不能安其位也必矣。（《全集》附錄二《陳鑾重刻張太岳先生全集序》）
觀此則拱之被逐，實屬咎由自取，於江陵何與焉？乃拱既因階事銜江陵，於保事初則疑江陵與保相勾結，及其黨群起攻保，又嚴戒江陵勿與聞，是其先以不肖之心待人，公然予江陵以難堪矣，又豈江陵之過乎？顧拱之侮江陵也如此其甚，而江陵於王大臣之獄，猶自力為拱解，始獲倖免株連；及拱既歿，復賴江陵之力請，始獲釋神宗之怒而賜予祭葬。昔孔子有云：「以直報怨」，如江陵者，其足以當之而無愧焉。乃猶不能見諒於人，至坐以「附保逐拱」之嫌，而冤遭賣友求榮之謗，此真所謂是非顛倒，眾口鑠金者矣。
江陵既以元輔柄政，當主少國疑之日，值朝綱廢墜之時，欲求重振君威，自非提高相權不可。蓋明自洪武中胡惟庸謀叛伏誅以後，遂罷丞相之官，而以六曹分掌政務，別以殿閣詞臣加孤卿之銜，司票擬之事，而名之曰閣臣，以代丞相之職。此在雄王御宇之時，原可享乾綱獨振之名，免太阿倒持之患，防微杜漸，君權集中，固專制政體之極則也。無如繼起之君未必盡具才略，其本身既以未諳法理，無以行興革之宜，而閣臣復以權力輕微，自難勝匡扶之任。於是向之防相權過重者，浸且並君威而兩失之；朝政之不修，其由來也漸矣。江陵洞察其弊，深知欲振君威，必先自提高相權入手。誠以在專制政體之下，君主每因世襲而倍有才難之嘆，輔臣則由選拔而易獲王佐之材。相權提高，則君雖庸劣，尚可賴輔臣匡襄之力，收垂拱而治之功。此在當時神宗以沖齡而君臨天下，尤有其必要者也。惟當主少國疑之際，昌言提高相權，在江陵固孤忠自矢，勞怨不辭，而上自君主，下至群僚，非使誠信相孚，必至動遭掣肘。尤以自高拱去位，盈廷百僚，對江陵未能諒解，已多側目；苟非善處其間，則不利孺子之流言，勢且令江陵內不自安，而無以取得幼君及兩宮之信任。江陵於此慮深籌熟，一面既力求博取君主之信從，一面復設法謀求百僚之擁護。其中經過，殊屬煞費苦心，始獲稍收成效。茲特略加陳述，於以見君主專制國體之下，政治家爭取政權之手腕，固與民主國家迥異其趣也。
神宗沖齡踐阼，兩宮實有參預用人行政之大權。故江陵欲求神宗之信任，必先得兩宮之信任。江陵所取之策略，即以法祖之名，使兩宮信其舉措之率由舊章，不復致疑於其實際之興革。據《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江陵柄政》節）所載如次：
居正既柄政，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中外想望丰采，一意尊主權，課吏實。嘗言「高皇帝得聖之威者也，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臥法宮之中，朝委裘而不亂。今上，世宗孫也，奈何不以法主？」
又江陵《初上神宗謝召見疏》亦云：
為祖宗謹守成憲，不敢以臆見紛更；為國家愛養人才，不敢以私意用舍：此臣忠皇上之職分也。仍望皇上思祖宗締造之艱，念皇考顧遺之重，繼之益講學勤政，親賢遠奸，使宮府一體，上下一心，以成雍熙悠久之治。
由此可見江陵蓋欲以舊瓶置新酒，陽托法祖之名，陰以維新為務。當守舊勢力方盛之時，非此固無以緩和反動而成改革之功，更遑論使宮府一體上下一心乎？此則江陵苦心孤詣，未足為淺人道者也。至其溝通宮府之術，則在善用馮保以為己助。江陵之用馮保，即反對者所引以指摘其「附保逐拱」之口實，實則江陵固別具苦衷，如陳鑾所謂「公之馭保，假以詞色，俾就羈紲，然後宮廷一氣，而惟吾所欲為；制御有方，保亦不能有所過惡。夫曲逆之交驩辟陽，梁公之折節群豎，計慮至深，斡旋至大，不屑以小節自拘也」（《重刻張太岳先生全集序》）。然則江陵之於保，固在用之，而非附之，固在導之為善，而非從之為惡。此正江陵善用政治手腕之處，以視拱之一味剛愎不能容物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況江陵為政，純系自為主體，絕不肯仰人鼻息。以江陵自視之高，自信之堅，而謂其甘於附保以自辱，不亦傎乎！彼為此言以攻江陵者，顧又同時責其「威柄之操幾于震主」。夫以震主之威，而猶自俯首帖耳於一宦豎之前，吾不知彼肆為譸張者，又何以自圓其說也！觀夫神宗與兩宮對江陵之尊禮有加，委以朝政，雖神宗於江陵身後，因誤信讒間而忽變初衷，而其於江陵柄政期間，固自被以殊榮，待以師禮，歷十年如一日，於以見宮府一體之說終獲實現，而江陵因勢利導之功誠有足多者矣。
雖然，江陵當前亟待解決之困難，固猶有什百倍於此者。蓋就其當時之環境而言，不難於委曲求全，以取得神宗與兩宮之信任，而難於寬猛相濟，俾博取盈廷僚佐之同情。江陵於前者雖已如願以償，顧於後者則殊難使就範。誠以朝綱廢弛，由來已久，怠玩勢成，驟難振作，江陵所謂「勢之既成智者不能措意者」，殆實情也。於此而欲提高相權，俾收風行草偃之功，自非徒示寬大所能奏效，而必恃用威以濟其窮。據《行實》云：
太師道雖直方，中實惻怛。少讀《春秋傳》，慨然曰：「古稱政之所予，在順民心。有以咈為順者，子產是也。吾殆類是乎！」其論治欲儆官邪，齊民萌，不專姑息，有救世之思。蓋獨見謂罔少密則莫能扞格，法可懸而不可用，特以初引綱維，不得不固握其柄而信用之。意俟天下遵制揚功，風成俗定，然後恢闊禁罔，削除煩苛，示民長厚之道耳。
觀此可見江陵以儒家之立場，而猶勉循子產之遺規，偏重法家之治術者，殆亦有所不得已耳。如武侯，如荊公，其所以治亂持危，振衰起廢，足以媲美管、商而無愧者，其不得已之苦衷，固亦初無二致也。江陵採用法家之治術，其初步之具體表現，厥為整飭紀綱嚴核官吏之一事。至其用意則不惟使群僚知幼主之不可欺，尤在使知相權之不可侮。故於柄政之始，即首請神宗頒發考察百官之敕諭，略謂：
朕初嗣大位，欲簡汰眾職，圖新治理，南京六部等衙門四品以上官俱著自陳，去留取自上裁。（《遵諭自陳不職疏引》）
此一舉動在當時實至關重要，蓋既經考察，則對於失職之僚屬，固可嚴加淘汰，俾肅官邪之戒；對於反對之分子，又可聊資警惕，借安反側之心。誠可謂一舉而兩得之者矣。及百官去留既定，復請戒飭群臣集百官於午門外受諭。所擬敕諭，有如左述：
蓋聞理道之要在正人心，勸阻之機先示所向。朕以沖幼獲嗣丕基，夙夜兢兢，若臨深淵。所賴文武賢臣同心畢力，弼予寡昧，共底昇平。乃自近歲以來，士習澆漓，官方邧缺。鑽窺隙竇，巧為獵取之媒；鼓惑朋儔，公事擠排之術。詆老成廉退為無用，謂讒佞便捷為有才。愛惡橫生，恩仇交錯。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為人臣酬報之資，四維幾至不張，九德何由而咸事？朕初承大統，深燭弊源，亟欲大事芟除，用以廓清氛濁。但念臨御茲始，解澤方覃，銛鋤或及於芝蘭，密網恐驚乎鸞鳳。是用去其太甚，薄示戒懲，余皆曲賜矜原，與之更始。《書》不云乎？「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朕方嘉與臣民，會歸皇極之路，爾諸臣亦宜痛湔宿垢，共襄王道之成。自今以後，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職，毋懷私以罔上，毋持祿以養交，毋阿依淟涊以隨時，毋噂沓翕訿以亂政！任輔弼者，當協恭和衷，毋昵比於淫朋，以塞公正之路！任銓衡者當虛心鑒物，毋任情於好惡，以開邪枉之門！有官守者，或內或外，各宜分猷念，以濟艱難！有言責者，公是公非，各宜奮讜直，以資聽納！大臣當崇養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砥礪廉隅，有退食自公之節。庶幾朝清政肅，道泰時康，用臻師師濟濟之休，歸於蕩蕩平平之域。爾等亦皆垂功名於竹帛，綿祿蔭於子孫，顧不美歟！若或沉溺故常，堅守舊轍，以朝廷為必可背，以法紀為必可干，則我祖宗憲典甚嚴，朕不敢赦！百爾有位，宜悉朕懷！欽哉啟諭。（《請戒諭群臣疏引》）
此諭既頒，一時百官莫不惕息，紀綱為之一振焉。明自武宗失政，君威凌替，垂七十年；神宗以沖幼之君，竟獲振朝綱於既墜，則江陵翊贊之功，為不可沒；至相權因之而提高，固猶其小焉者也。乃僉人不諒，猶復妄肆詆毀，如高拱所言，即可見其一斑。其言曰：
人情洶洶，科道官各具本欲言，荊人（指江陵）乃只稱病不出。科道以閣中無人，姑待，而荊人出，即語科道曰：「今後內邊事，不要說他。」眾方觀望，而荊人已上揭帖，考察百官。既命下，則科道皆聽處分，誰敢聲言？於是但異己毫髮者悉去之，而留者又示恩以收之。且既經一翻風雨，人皆以見留為幸，而前事不復說起。而彼則引用黨輿，布滿朝廷，盡反我所行之事。笑吟吟掌定三台印，里迎外合，挾天子以令諸侯，乾坤世界任其翻弄，無復誰何之者（《高文襄公文集·病榻遺言卷三》）。
此文可謂極醜詆之能事。以拱之不慊於江陵，其肆行醜詆，固屬無足重輕。第其所持以攻江陵者，則是非公道之所關，是不可以不辯。夫江陵受命於危疑之際，圖功於積弊之餘，非祛除異己，不足以清反側而謀革新，非引用同志，不足以謀合作而收實效。至於挾君自重，馭下以威，則尤所以應時勢之需求，司成敗之關健。凡此皆政治家施政之要圖，在開明政體下固為法律之所許，在專制時期中尤屬利害之所關。江陵以當機立斷之姿，為正本清源之策，是蓋出於不得不然，而不應引以為咎者也。況其以一介之儒臣，當鈞衡之重任，對上既思有以報九重特達之知，對下更求有以慰兆庶來蘇之望。且其畢生抱負，原在匡時弼君，佐成盛世。一旦朝綱在握，素願克償，欲求完成當前之事功，自須掃除昔人之積弊。然則拱以悉反所為責江陵者，不且愈足顯示江陵除舊布新之功乎？觀江陵之辭免恩命也，一則曰：
能薄而位高，則易有覆餗之虞；勞微而獲厚，則《詩》有《伐檀》之刺。臣雖至愚，自量甚審。不揣分於知足，必將速咎於顛隮。（《辭免恩命疏》）
再則曰：
朝廷慎重名器，必自貴近始，所以示大公也；人臣雖竭力盡勞，不敢言功，所以昭大分也……臣受先帝顧托之重，夙夜兢兢，惟以不克稱塞是懼。於凡大禮大政，皆遵率祖宗彝典，祇奉皇上英斷，臣不過鞠躬仰成於下而已，又何功之有焉？（《再辭恩命疏》）
三則曰：
荷蒙皇上：信任專篤，寵以師臣之禮，日承晉接之榮，每事必咨，有言必聽，是臣之志已行，願已遂矣。……又何敢過冒非分之恩，以速必然之咎耶？（《三辭恩命疏》）
是其本心之忘情利祿，固已彰明較著。再觀《明史》之稱其政績也，謂：
居正為政，以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為主。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太倉粟可支十年。……太僕金亦積四百餘萬。又為考成法以責吏治。……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為肅。……能以智數馭下，人多樂為之盡，故世稱居正知人。（見本傳）
是其為政之卓著功效，更屬有口皆碑。以其本心之忘情利祿也有如彼，而其為政之卓著功效也有如此，可知其爭取政權之動機，在事功而不在祿位，在實效而不在虛名。嗚呼！如江陵者，誠可謂社稷之臣，超然不失為大政治家之風度者矣！彼悠悠之口，又何足以損其毫髮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