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傳 · 第四章 執政前之張居正（一）——少年時代
新會梁氏啟超之論王荊公也，有云：「古之天民與大人者，必有其所養。觀其所養，而其所樹立可知也；觀其所樹立，而其所養可知也。」吾則以為所謂天民與大人者，其所樹立固由於養之之有素；而其所以養之者，則每淵源於其父母戚黨之愛重，與夫老師宿儒之期許。蓋以父母戚黨之愛重之也厚，則所以督教之也嚴，而其自視也亦愈高；老師宿儒之期許之也深，則所以激勵之也切，而其自信也亦愈堅。自視高而自信堅，則其所以養之者，又安得而不加人一等乎？謂吾不信，則請一觀夫少年時代之江陵。江陵之生也，相傳有月精之瑞，故其初名曰白圭，其後郡守李公之初見之也，亦傳有夢授符璽之兆，始為易名曰居正。此其為荒誕無稽之神話，固無足以深論置信之價值。然在民智未開之時代，此類神話性的傳說，自足增強其父母戚黨之愛重，愛重之也既厚，則督教之也亦嚴。況又加以江陵幼時之穎悟絕倫，至未離襁褓而即有神童之目，此在其父母戚黨之心理，更足堅其生有自來之信念。宜乎長老先生之識者，皆期之以公輔，而其父母戚黨所以督教之者，亦更有異於尋常也。彼其五歲而記句讀，十歲而通六經，其早慧固有以致之，然亦未始非都教之功，夫豈偶然也哉？而其自視之高，則已於此肇其端矣。及其十二歲就試於有司，又為郡守李公及督學田公所激賞。《行實》記其事云：
嘉靖十五年丙申，就試有司。大司徒李公士翱為郡太守，先一夕，夢上帝剖符封識玉璽，令授一童子。明日，進所取士於庭下，太師（謂江陵）名在第一。李公攝太師升階，目攝童子何如人，果夢中所見者，乃大喜，更太師初名，曰：「白圭不足名子，子他日當為帝者師，余聞命天皇上帝矣，願自愛」！會督學使者田公頊行部至郡，李公具言郡中有童子能文大奇。田公立召之至，試南郡奇童賦，援筆立就，無所點竄。田公目視李公曰：「太守試以為孺子何如賈生」？李公再拜賀曰：「賈生殆不如也」。田公謝曰：「雖頊亦以為不及也」。遂補太師博士弟子高等。適摹得唐北海太守李邕《南嶽碑》。田公讀未竟，即以與太師，曰：「子之才，他日無論北海矣！」
嗚呼！異征之說，雖屬附會其辭，而田、李二公者，固當世之老師宿儒也，其於江陵期許之心何切，而其精誠抑何動人之深也！此在一髫齡童子得之，安得不因其激勵所加，而遂自信彌堅乎？此其促進江陵當時之修養，與夫日後之樹立者，又豈淺鮮也哉？雖然，天之所以啟江陵者，猶不止此也。夫自視過高者，恆易流於傲；自信過堅者，恆易流於慢。使江陵竟由此扶搖直上，莫成蹉跎，則以其早熟之天才，或且自恃其聰明，視取金紫如拾芥；侈心既萌，勢將流於傲慢而不自覺。如此則其所修養與樹立之果何若，固猶在未可知之數也。顧天乃假手一顧璘，先姑微挫之，以抑其傲慢之氣；繼復激勵之以奮其向上之心。於是其向之自視甚高者，因微挫而更自知有所短；向之自信甚堅者，因激勵而益自展其所長。傲慢之氣抑，而修養之道以明；向上之心奮，而樹立之基以奠；無恃蓍龜而知其日後之必底於成矣。試觀江陵十三歲應鄉試時之情形：
時大司寇顧公璘開府楚中。顧公者，故海內所稱矯然名世臣也。一見，知太師王佐才，語直指使者馮公曰：「張孺子天授，即令早在朝廷，宜亦無不可。然余以為莫若老其才，他日所就當亦不可知耳。此使君事也，使君其圖之」！於是太師棘中所射莢業，為觀察使陳君束所稱，陳君以為請，而馮公竟用顧公言，置勿第。（《行實》）
此顧公欲老其才，而姑微挫之以抑其傲慢之氣者也。再觀其十六歲鄉試獲雋以後之情形：
至庚子乃第，會顧公以大司空有事於獻皇帝陵園，太師過謁顧公。顧公曰：「張生幸過我。大器晚成，此自中材，仆誠不當以中人薄視吾子，遲吾子三年作相。然仆誠見解承旨（解縉）奇才，高皇帝遣歸受學，德念甚厚，即令謹待十年未晚，而承旨曾不少下，卒以此為世悲嘆。我所為語馮侍郎者，願吾子志伊學顏，毋徒以秀才獨喜自負也。」久之別去，顧公親屬文贈之，又解所系束帶為賀，曰：「此非子所就，聊以明呂虔意耳。」（同上）
此又顧公欲大其器，面復激勵之以奮其向上之心者也。夫顧公者，固所謂矯然名世臣者也，其所期許江陵者有如此，宜乎江陵於柄致以後，猶深致其感激之忱於顧公之知遇也。此於其與趙麟陽書可以見之。
仆昔年十三，大司寇東橋顧公時為敝省巡撫，一見即許以國士，呼為小友。每與藩臬諸君言：「此子將相才也，昔張燕公識李鄴侯於童稚，吾其庶幾」云云。又解束帶以相贈，曰：「子他日不束此，聊以表呂虔意耳。」一日，留仆共飯，出其少子今名峻者，指示之曰：「此荊州張秀才也，他年當樞要，汝可往見之，必念其為故人子也。」仆自以童幼，豈敢妄冀今日？然心感公之知，思以死報，中心藏之，未嘗或忘。
江陵既經顧公之激勵，於是向之潛心舉業，視為干祿之階者，至是乃轉移其旨趣，而從事於舉業以外古典之研求。觀其日後自述謂：
吾昔童稚登科，冒竊盛名，妄謂屈、宋、班、馬了不異人，區區一第，唾手可得，乃棄其本業而馳鶩古典。比及三年，新功未完，舊業已蕪。今追憶當時所為，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甲辰下第，然後揣己量力，復尋前轍，晝作夜思，殫精畢力，幸而藝成；然亦僅得一第止耳，猶未能掉鞅文場，奪標藝院也（《示季子懋修》）。
繹其語意，猶若以「棄其本業而馳騖古典」為失策。此自干取祿位之觀點言之，誠有似乎失策，即其於二十歲赴京會試，又經一度之落第，亦莫非其荒廢舉業之影響，宜其舉之以誡其子。而實則江陵所以成為「將相才」，一如顧公之所期許，而不僅「掉鞅文場，奪標藝院」，如屈、宋、班、馬之以文人終其身者，何莫非「棄其本業而馳騖古典」有以使之然哉？何以言之？則以所謂舉業者，其範圍不出於當時通行之《四書五經大全》，其形式亦不外乎為古人立言之八股，究其極亦第專制帝王所籍以籠絡文人之工具而已，以之干取祿位固猶可，苟欲以之經世濟民，則猶緣木而求魚也。縱令江陵「晝作夜思，殫精畢力」，以終其身，亦止成為皓首窮經之腐儒已耳，於其日後之相業何有哉？至若所謂古典者，雖未確知其何所指，然既自謂為「馳騖」，則其涉獵之博，研討之多，當有遠出於制藝範圍以外者。以江陵之穎悟絕倫，而乃逞其才氣；博覽群書，俾知舉業而外，猶有大學問在，則其於自由探討之餘，思想有不縱橫馳騁，學術有不突飛猛進者乎？於是江陵乃不僅視潛心舉業為已足，而別明其修養之道；不僅視干取祿位為要圖，而別奠其樹立之基矣。然則其日後不僅以文人終其身，終竟成為「將相才」，巍然躋於中國之至世界大政治家之列者，非幸也，彼固有以養之也；而其所以養之者，則又淵源於父母戚黨之愛重與督教，與夫老師宿儒之期許與激勵也。嗚呼？江陵遠矣。今世之少年，其父母戚黨所以愛重而督教之者，非必有遜於當時之江陵也；老師宿儒所以期許而激勵之者，或且遠過於當時之江陵也；觀夫江陵之所樹立，其亦察其樹立之由來，而亟求有以養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