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學習古文 · 融會貫通
「一家風格」，是就一家的古文說的。「融會貫通」，是指通貫各家古文的寫法說的，想用柳宗元的談古文寫作經驗為例。
一
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里談到過這一點：
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ｌǎｎɡ朗，狀光耀）、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柳宗元集》卷三四）
柳宗元在這裡首先提出「文者以明道」的主張，寫文章不是追求文采，不是追求音節之美，是用來明道的。他年輕時，「以辭為工」，即追求文采，追求音節之美，即學習魏晉六朝駢文，魏晉六朝駢文是追求文采、追求音節之美的。他後來長大了，知道文以明道，拋棄了學駢文，學做古文，即散文，但他是用過學駢文的功夫的，因此他的融會貫通裡面，也把講究文采的音節之美融化在內。清代劉開在《與阮芸台（元）宮保論文書》里講到這點，說：「自屈原、宋玉工於言辭，莊辛之說楚王，李斯之諫逐客，皆祖其瑰麗，及相如、子云（司馬相如、揚雄）為之，則玉色而金聲；枚乘、鄒陽為之，則情深而文明。由漢以來，莫之或廢。韓退之（愈）取相如之奇麗，法子云之閎肆，故能推陳出新，徵引波瀾，鏗鏘鍠石，以窮極聲色。柳子厚（宗元）亦知此意，善於造練，增益辭采，而但不能割愛。」這裡指出屈原、宋玉的文章「瑰麗」，司馬相如、揚雄的文章「玉色而金聲」，即既有文彩又有聲律之美。柳宗元的文章「善於造練，增益辭采，而但不能割愛」，即他也吸收了講究文采和音律之美，在文章里還可以看得出來，即他的文章也吸收了屈原、宋玉以來講究文采和音律之美的長處，還保留在散文里，所以稱為「不能割愛」。
柳宗元長大後，認識到文以明道。那他怎樣來使文以明道呢？他在那封信里作了說明：
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吾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
在這裡，柳宗元要用文章來說明道，因此他在寫文章時，要講究各種態度，能夠有利於把道說明白，還要講究各種方法，使文章能夠接近他要說明的道。從講究態度到方法，他從四方面來說明：一是從態度方面來說，寫文章時用什麼態度合適，二是從技巧方面講，三是從根據什麼講，四是從參考什麼講。講這些，都是為了使所寫的文章能夠接近道和說明道。
先就態度說，不敢掉以輕心，怕文章浮滑而不確切；不敢懈怠，怕文章鬆散而不謹嚴；不敢昏沉，怕文章昏暗雜亂；不敢驕傲，怕心氣高傲而不切實。這裡說明寫文章時要注意防止以上這些不正確的態度，這些態度會妨礙恰好地用文來明道。這裡正像《孟子·公孫丑上》講的《知言》：「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即片面的言辭我知道它所受的蒙蔽，過頭的言辭我知道它失足的所在，不合正道的言辭我知道它在哪裡離開正道，躲閃的言辭我知道它理屈之所在。這四種毛病，跟寫作的態度有關。因為掉以輕心，出以懈怠，加以昏沉，加以驕傲，就可能對道看得不全面，造成詖辭；看得過頭，造成淫辭；看得不正確，造成邪辭；明知不對，因為驕傲，不肯認錯，造成遁辭，這四種辭都不合於道。要文以明道，就要糾正這四種辭的缺失，就要注意寫作時的態度。這樣，把儒家講正確認識道的端正態度也概括進去了。
態度端正了，還要講究方法。有的道比較深奧，不深入進去說不明白，「抑之欲其奧」，抑制自己的粗心浮氣，使思想能層層深入，接觸到道的深奧處，才能加以說明。有的道比較隱蔽，「揚之欲其明」，要發揚它的意義使它明顯，才能加以說明。有的道受到阻塞，「疏之欲其通」，要加以疏導使它通暢，經過疏導才可加以說明。有的道有節度，要一節一節來加以分析，「廉之欲其節」，要用嚴正的文辭來顯示它的節度。廉指方正，即嚴正的意思。有的道清澄無滓，要「激而發之欲其清」，激是「激濁揚清」，即阻遏水勢，使水中的泥沙下沉，使水清澄，要使文章像使水清澄那樣來加以說明。有的道比較有分量，「固而存之欲其重」，要使文辭堅實來顯示它的分量。這是用各種方法來使文辭能恰好地說明道。這裡也接觸到修辭的風格問題，像明顯、深奧、通暢、清澄、堅實，都屬於風格。這裡又把各種修辭手法融會進去了。
用文辭來明道，還有取於作為典範的著作。「本之《書》以求其質」，根據《尚書》來求它的質樸，《尚書》保存著最古的歷史文獻，文辭樸素，所以從中求它的質樸。「本之《詩》以求其恆」，《詩經》是最早的詩歌總集，主要是抒情詩，具有永恆的感染力，所以從它求得永恆的感染力。「本之《禮》以求其宜」，上面指出「禮之用，和為貴」，「和」，即指恰到好處，所以根據《禮》來求它的合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春秋》是用褒貶的字來表示對事物是非的判斷，所以根據《春秋》來求得對事物作出判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易經》是探求事物的變化的，所以根據《易經》來探討事物的變化。這是對於《六經》說的，對經書表示尊重，所以稱「本之」。
西漢帛書《周易》片斷
「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范寧《春秋穀梁傳序》稱「《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楊士勛疏：「清而婉者，辭清義通。」厲其氣，猶言鍛煉文氣，使簡練而通暢。「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孟子》文章縱橫博辯，《荀子》文章多用比喻，立論暢達。所以要參照《孟子》《荀子》的文章使枝條暢茂。「參之《莊》《老》以肆其端」。《莊子》的文章多用寓言，想像豐富，極為恣肆。參照《莊子》使文辭恣肆成為無端涯之辭。這裡提到《老子》，只是陪襯作用。「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國語》的文章富有奇趣，參照《國語》，使文辭富有奇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離騷》的文章內容幽深、感情幽憤，參照《離騷》，使文辭內容幽深。「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史記》敘事精練，參照《史記》，使文辭簡潔。這樣，柳宗元的讀書，著重在各種書在文辭創作上的特色，偏重在風格或藝術性上。如質樸、貼切、剛健、暢達、縱恣、幽深、簡潔，都屬於風格或近於風格；又如永恆的感染力、變動、趣味，也和藝術性有關。那末柳宗元通過「學古人說話聲響」，來體會到文辭的各種風格和各種藝術性了。
這樣，從寫作古文的融會貫通來說，目的是在文以明道，就寫作的態度說，把孟子的「知言」說融會進去了；就寫作方法說，把各種寫法和修辭手法融會進去了；就有所根據說，把不同內容的作為文章規範的儒家經書的寫法融會進去了；就參考說，把文、史、哲三方面的重要著作的寫法融會進去了；再加上開頭講的把文采和音節之美也融會進去了。這樣可以說做到了融會貫通吧。
二
柳宗元在古文的創作上，又怎樣貫徹他融會貫通的主張呢？是不是先看他的《愚溪詩序》：「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柳宗元集》卷二四）他稱愚溪的水，「善鑒萬類」，靠的是「清瑩秀徹」。他寫山水記，也是「善鑒萬類」，他的山水記也是「清瑩秀徹，鏘鳴金石」。「善鑒萬類」，也就是「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像他寫的《小石潭記》，寫潭石的各種形態；又像寫「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柳宗元集》卷二九）的魚影畫；寫「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的小溪的溪水；寫魚的「空游」和各種活動，這些寫具體形象的正是「漱滌萬物」，寫各種情態的正是「牢籠百態」。這一切都要靠認真細緻地觀察，這就跟上文講寫作的態度結合。要是掉以輕心，易以怠心，出以昏氣，作以矜氣，這一切都會視而不見，也就不可能抓住它們的形象和百態加以描繪。再像《袁家渴記》補註：「東坡曰：子厚記云：『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眾草，紛紅駭綠，蓊葧香氣。』子厚善造語，若此句殆入妙矣。」蘇軾贊為入妙的句子，就是他吸收駢文辭采音節的句子。
再像《封建論》，要反對分封制，讚美郡縣制，在當時，認為分封制是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所實行的；郡縣制是秦始皇所創製的，實行郡縣制，秦二世而亡。所以要反對分封制、讚美郡縣制在當時是很有窒礙的，這個道理比較深奧不易說明。柳宗元從分封制怎樣建立論起，層層深入，指出它的缺點，這就是「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指出郡縣制的種種好處，說明秦二世而亡，由於「人（民）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柳宗元集》卷三）。這正是「疏之欲其通」。他在講郡縣制的優點時，講到秦的二世而亡，指出「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講到漢的七國之亂，指出「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講到唐朝的藩鎮叛亂，指出「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用來說明郡縣制的優點，這樣分秦、漢、唐三個朝代來說，分成「叛人（民）」、「叛國」、「叛將」來說，正是「廉之欲其節」。再歸結到郡縣制的好處，對於守宰，「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這正是「激而揚之欲其清」，從這裡看來，他對於「抑之」、「揚之」、「疏之」、「廉之」、「激而揚之」各種寫法，皆融會貫通了。
再看《封建論》，稱：「周有天下，列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郡後，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這不正是「本之《書》以求其質」嗎？敘述得比較質直。「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這不正是「本之《易》以求其動」嗎？寫出了政治上的變化。又說：「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這不正是「本之《春秋》以求其斷」而作出的判斷嗎？又講到漢朝「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這不正是根據制度來說明郡縣制的合理，相當於「本之《禮》以求其宜」嗎？接著說「繼漢而帝者，雖萬代可知也」，這不正是說明郡縣制可以長久保存下去，相當於「本之《詩》以求其恆」嗎？這樣，他不是把典範著作的各種寫作要求融化到他的古文中了嗎？
柳宗元《論語辯》：「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柳宗元集》卷四）這樣簡練地作出判斷，正像《穀梁傳》解釋《春秋》，文辭簡練，這不正是「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嗎？柳宗元《桐葉封弟辯》：「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柳宗元集》卷四）這裡展開反覆辯論，有像《孟子》《荀子》的辯論，不正是「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嗎？
柳宗元《天說》：「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柳宗元集》卷十六）按這篇文章前面引韓愈論天，用果蓏、癰痔、草木來比，認為蟲蛀果蓏、癰痔傷害人的血氣、蠍子蛀樹木，好比人的墾原田、伐山林、鑿井，所以人是破壞元氣陰陽的，天應該處罰人。柳宗元指出天、元氣、陰陽是無知的，不會賞罰人的。人的功或禍都是人自己造成的，不是天的賞罰。這裡「功者自功，禍者自禍」等說法，跟《老子》《莊子》的論點相似，不正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嗎？又《愚溪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這樣來說取名愚溪的原因，不正有些「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嗎？他的《懲咎賦》：「御長轅之無橈兮，行九折之峨峨。卻驚棹以橫江兮，沂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既多。」寫得像《離騷》，這不正是「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嗎？他的《段太尉逸事狀》：「晞（郭子儀子郭晞為行營節度使）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段秀實，做都虞候）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噪，盡甲。孝德（邠寧節度使白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敘事極精練，寫人物極突出，不正是「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嗎？
柳宗元的散文，目的是要明道，他看到道有的是比較深奧的，有的是一般人不明白的，有的是人們有誤解的等。他要明道，先要端正態度去認識道，這就要去掉輕心、怠氣、昏氣、驕氣，吸取了前人正確地認識道的經驗。對道有了認識，又要採取說明道的方法，針對人們對道認識上的種種妨礙和缺點，糾正了孟子說的詖辭、淫辭、邪辭、遁辭的毛病，採用古人明道的各種方法，有所謂「抑之」、「揚之」、「疏之」、「廉之」、「激而發之」、「固而存之」，使人們都能夠接受我所明的道。再要根據典範著作對不同題材的不同寫法來寫，參照前人有關文學、哲學、史學著作的成功的寫作範例來寫，這樣「旁推交通」，實際上就是融會貫通前人在寫作上的成功經驗來寫作，來取得古文寫作上的成就。
柳宗元這樣融會貫通來從事寫作，所以他的古文確有韓愈所沒有達到的地方。如《封建論》，對分封制和郡縣制的評論，確實做了史的考察，層層深入，作出了不可動搖的結論。蘇軾在《志林》里說：「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這樣讚美，是完全正確的。再像他的「永州八記」，像他說的「漱滌萬物，牢籠百態」，寫出了永州山水的特色和各種情態，加上情景交融，通過景物來反映他的情思，給山水記開創了一種新的寫法，這也是很突出的。光就這兩點說，跟他吸取前人觀察和寫作的各種經驗，融會貫通來從事寫作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