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學習古文 · 流 派
「一家風格」指讀古文家的一家專集，如讀韓愈一家，只就他在古文創作上的一家風格作些探索。再進一步，就他的韓門弟子來看，專就古文這方面看，繼承他的古文寫作的有李翱、皇甫湜、孫樵，看看他們三位的古文創作有什麼成就。這樣就從韓愈一家的古文風格轉到探索韓門弟子的古文風格，成為對一個流派的探索了。
一 韓門弟子
1．李翱
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李文公集提要》稱：「翱為韓愈之侄婿，故其學皆出於愈。集中載《答皇甫湜書》，自稱《高愍女碑》《楊烈婦傳》不在班固蔡邕下，其自許稍過。然觀《與朱載言書》，論文甚詳。至《寄從弟正辭書》，謂人號文章為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詞，惡得以一藝名之。故才與學雖皆遜愈，不能熔鑄百氏皆如己出，而立言具有根柢。大抵溫厚和平，俯仰中度，不似李觀、劉蛻諸人有矜心作意之態。蘇舜欽謂其詞不逮韓，而理過於柳，誠為篤論。鄭獬謂其尚質而少文，則貶甚矣。」
李翱論文，見《答朱載言書》：
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敘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邶風·柏舟》）曰：「憂心悄悄，慍於群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舜典》）曰：「朕堲讒說殄行，震敬朕師（我憎恨讒佞之說絕君子之行，而驚動我眾）」；《詩》（《大雅·桑柔》）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茂盛的桑葉柔軟，在它下面得蔭是均勻的，侯旬，唯均。捋採桑葉，桑枝稀疏，不能蔭蔽，使在下的人受病）」，此非易也。《書》（《堯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信恭而能讓，顯及四方之外，至於上下）」；《詩》（《魏風·十畝之間》）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閒閒（往來自得貌）兮，行與子旋兮（將與你歸去）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敢聞也。
《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與老聃、列禦寇、莊周、鶡冠、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併，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囅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創意造言之大歸。然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禮。（《全唐文》卷六三五）
這裡引了李翱的信，想說明三點：一是看李翱文章的風格；二是看李翱的文論是不是從韓愈來的，有什麼新的見解；三是看他的論點是不是「理過於柳」；主要還是看他文章的風格。蘇洵《上歐陽內翰書》里說：「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說明歐陽修的文章，風格接近李翱。李翱文章的風格，正如紀昀說的：「溫厚和平，俯仰中度。」看這篇文論，文從字順，近乎韓愈文章中的平易之作，不同於韓愈文章的奇險之作。再看他自己稱許的《楊烈婦傳》：
建中四年（783），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玉帛，俘累其男女，以會於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令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存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邑，忍失其身而為賊之人耶！」眾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爨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使侃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皆笑。有飛箭集於侃之手，侃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於城上，不猶愈於家！」侃遂忍之，復登陴。
項城，小邑也，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將超乘而上。有以弱弓射賊者，中其帥，墜馬死。其帥，希烈之婿也，賊失勢，遂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全唐書》卷六四〇）
這一段敘述。雖不是重大事件，還是比較特殊的。李翱的文章寫得文從字順，是平易的，俯仰中度，不是奇險的，這是顯示李翱文章的風格。
再看他的文論（上引《答朱載言書》），他認為：「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這就是韓愈《題歐陽生哀辭後》說：「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逗）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韓昌黎集》卷二二）李翱論文又認為「愛難」「愛易」皆「惟有所偏」，這即是韓愈《答劉正夫書》說的：「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李翱提出「《六經》之後，百家之言」，包括「相如」、「揚雄」，都是「學者之所師也」。這正是韓愈《進學解》里說的「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子云相如，同工異曲」。李翱又引韓愈的話「唯陳言之務去」。以上這些，都是從韓愈來的。但也有跟韓愈不一致的，如說「述笑哂之狀」，前人用過的「莞爾」、「啞啞」、「粲然」、「攸爾」、「囅然」都不能用，要另外造出一個詞來。這樣說不夠恰當，應該指出，各人的笑哂有各種不同的樣子，要按照各個人特有的樣子來寫，借用前人的詞，就不可能把笑者特有的樣子寫出來。倘笑者笑的樣子正如前人所用的詞，那就不妨借用，不必另造一個。可見李翱的話還不夠圓滿。因此說他「理過於柳」是不確的。柳宗元的理論文，最傑出的如《封建論》，韓愈也比不上，更不要說李翱了。
2．皇甫湜
紀昀《四庫全書總目·皇甫持正集提要》：「其文與李翱同出韓愈，翱得愈之醇，而湜得愈之奇崛。其答李生三書，盛氣攻辯，又甚於愈。然如《編年紀傳論》《孟子荀子言性論》，亦未嘗不持論平允。」
他《答李生第一書》：
來書所謂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於眾，出於眾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於先之也，乃自然也。（《全唐文》卷六八五）
又《答李生第二書》：
秦漢以來至今，文學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其文皆奇，其傳皆遠。……《書》之文不奇，《易》之文可謂奇矣，豈礙理傷聖乎？如「龍戰於野，其血玄黃」，「見豕負途，載鬼一車」，「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此何等語也？……（《全唐文》卷六八五）
《答李生第三書》：
……生以松柏不艷比文章，此不知類也。凡比必於其倫，松柏可比節操，不可比文章。大人虎變，君子豹變，此文章比也。（《全唐文》）
從皇甫湜答李生書里，可以看到李生是有不同意見的。像《第二書》里講到李生認為「夫謂之奇，則無正矣」，湜認為「然亦無傷於正也」。李生認為「謂之奇，即非常矣」，湜認為「無傷於正而出（離）於常，雖尚之亦可也」。下面他就用「龍戰於野，其血玄黃」，「見豕負途，載鬼一車」的話來作說明。這其實是不恰當的。怎樣的奇才能無傷於正，出（離）於常亦可？這個奇是指文章的奇，文章是反映生活的，生活中有的事出於常人意想之外而合於事理，因為出於常人意想之外，是奇，是離於常，但又合於事理，是無傷於正，離常亦可。反之，那就不行了。「載鬼一車」，「龍血玄黃」，作為卜卦的卦爻辭是可以的，用來說明文章中反映生活的奇，就傷正失常了，因為它是生活中所沒有的。比方記事，把事情的真相記出來，就合於正和常；求奇而不把事情的真相記下，便要傷正失常了，皇甫湜記韓愈事的文章即頗病於此。
在《第三書》里，湜稱：「生以松柏不艷比文章」為「不知類」，也不恰當。文章有的樸實無華，像松柏，不是所有的文章都要講文采的。像記事的文章，要求把事實確切記下來，事實怎樣就怎樣記，不能背離事實去追求虎變豹變。湜的記敘文的失敗，於此恐也有關。湜又稱「所言《詩》《書》之文不奇，舉多言之也，易處多，奇處少爾。《易》文大抵奇也，易處幾希矣」。李生認為《詩》《書》的文章，平易的多，怪奇的少；湜用《易經》的文章大抵奇來駁他。這也不夠正確。《易經》的卦爻辭是占卜用的，《詩經》《書經》才是反映生活的，反映生活的文章應該易處多，奇處少，李生的話是對的。寫反映生活的文章，是不能用卦爻那樣的文辭來寫的。
紀昀說湜的論文持論平允，他既求奇，持論又怎麼平允呢？原來在理論上求奇與在記事上求奇不同，在理論上求奇，求自己的理論不同於別人，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還是可以的。如《孟子荀子言性論》，他就是反對孟子言性善，又反對荀子言性惡，卻能言之成理，所以是可以的。他舉出「文王在母不憂，在師不煩」，說明有的人性不是惡的；又引「越椒之生，熊虎之狀，叔魚之生，溪壑之心」，說明有的人性不是善的。「故曰孟子荀卿之言，其於聖人，皆一偏之說也」（《全唐文》卷六八六）。他的求奇，即既反對孟子性善說，又反對荀子性惡說，卻又認為：「即二子之說，原其始而要其終，其於輔教化、尊仁義，亦殊趨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何以明之？孟子以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性之生善，由水之趨下，物誘於外，情動於中，然後之惡焉，是勸人汰心源，返天理者也。荀子曰：人之生不知尊親，長習於教，然後知焉。人之幼不知禮讓，長習於教，然後知焉，是勸人黜嗜欲求善良者也。一則舉本而推末，一則自葉而尋根，故曰二子之說，殊趨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他這樣講性，跟他老師韓愈的《原性》講得不同。韓愈沒有講「即二子之說」，「殊趨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他的講法不同於他老師之說，這即他的求奇，而言之成理，所以無傷於正，是平允的。
他又作《喻業》，用種種比喻來講各家文章的風格，也是好的。如稱「韓吏部（愈）之文，如長江大注，千里一道，沖飆激浪，汙流不滯；然而施於灌溉，或爽於用。李襄陽（翱）之文，如燕市夜鴻，華亭曉鶴，嘹唳亦足驚聽；然而才力偕鮮，瞥然高遠」（《皇甫持正文集》卷一）。
湜的文章敘事尚奇崛，不能按照事實真相來寫，敘述不明，就不行了。如《韓文公神道碑》：
……方鎮反，……王廷湊屠衣冠，圍牛元翼，人情望之若大蚖虺。先生奉詔入賊，淵然無事所行者。既至，召眾賊帥前，抗聲數責，致天子命，問辯而銳，悉其機情。賊眾懼伏。賊帥曰：「惟公指」。公乃約之出元翼，歸士大夫之喪，功可意而復。……
湜的文章尚奇崛，敘事不按照事實真相來記敘，使人看不明白。試引李翱《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來作對照：
……鎮州亂，殺其帥田弘正，征之不克，遂以王廷湊為節度使，詔公往宣撫。……遂疾驅入，廷湊嚴兵拔刃弦弓矢以逆。及館，甲士羅於庭。公與廷湊監軍使三人就位。既坐，廷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所為，本非廷湊心。」公大聲曰：「天子以為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以節，實不知公共健兒語未嘗及，大錯。」甲士前奮言曰：「先太史（故鎮帥王武俊）為國打朱滔，滔遂敗走，血衣皆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公告曰：「兒郎等且勿語，聽愈言，愈將為兒郎已不記先太史之功與忠矣，苦猶記得，乃大好。且為逆與順，利與病，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為兒郎等明之……」又曰：「令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為節度使，後至中書令，父子受旌節……汝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又殘其家矣，復何道？」眾乃歡曰：「侍郎語是。」廷湊恐眾心動，遽麾眾散出，因泣謂公曰：「侍郎來，欲令廷湊何所為？」公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以棄之耳，而尚書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公曰：「若真耳，則無事矣。」（《皇甫持正文集》卷六）
看了皇甫湜的敘事，簡而不明，不知所云，要看李翱的敘述才明白。在敘事上，李翱就這樣勝過皇甫湜。說明皇甫湜求韓愈的奇崛，還沒有學會韓愈的敘事。
3．孫樵
孫樵《與王霖秀才書》：「樵嘗得為文真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孫樵集》卷二）皇甫湜學韓愈的奇崛，在敘事上沒有學好。孫樵也學皇甫湜的愛奇，但能歸於正，則勝於湜。他在上信中又說：
鸞鳳之音必傾聽，雷霆之聲必駭心，龍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儲思必深，摛詞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趨怪走奇，中病歸正。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前輩作者正如是。譬玉川子（盧仝）《月蝕詩》，楊司城（楊敬之）《華山賦》，韓吏部（愈）《進學解》，馮常侍《清河壁記》，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騎生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
這裡也是講奇，要「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但又要「中病歸正」。他看到尚奇的可能會「中病」，要「歸正」，防制奇而失正，這就跟皇甫湜不同了。湜認為奇不會失正，不會「中病」，孫樵卻看到了，要「歸正」。他舉出的韓愈《進學解》，前面在《比較》里指出《進學解》有「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是奇而歸於正的，所以成功。
皇甫湜的講奇，在敘事方面不免失正，再看孫樵怎樣。他在《與高錫望書》里說：
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到司馬子長之地，千載獨聞得揚子云。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吏部修《順宗實錄》，尚不能當孟堅，其能與子長、子云相上下乎？……古史有直事俚言者，有文飾者，乃特紀前人一時語以為實錄，非謂俚言奇健，能為史筆精魄，故其立言序事，及出沒得失，皆字字典要，何嘗以俚言汩其間哉？……又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亦宜直書一時制度，使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禿屑淺俗，別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編。又史家條序人物，宜存警訓，不當徒認官大寵濃，講文張字，故大惡大善，雖賤必紀，屍位浪職，雖貴必黜。……（《孫樵集》卷二）
孫樵對於史文的記載是有研究的，是超過皇甫湜的。他認為韓愈的《順宗實錄》還比不上班固，可見在史文上對韓愈也認為不夠。對史中引用俚言，認為為了實錄，所敘人物，大惡大善必書，也要實錄。像上引皇甫湜敘韓愈的事就違背實錄的要求。
按照孫樵文論的主張，再來看看他的文章，如《書何易於》：
何易於嘗為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河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於即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問狀，易於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易於為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
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官奏重榷管（指徵稅），詔下所在不得為百姓匿。易於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剗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為百姓匿。今剗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寧免竄海裔耶！」易於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察使聞其狀，以易於挺身為民，卒不加劾。
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於輒出俸錢，使吏為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杖丈者，易於必召坐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於皆親自與語，為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系民，民不知役。……
會昌三年（843），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易於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於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於督賦如何？」曰：「上請常期，不欲堅繩百姓，使賤出粟帛。」「督役如何？」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冀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如何？」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如何？」曰：「無盜。」樵曰：「予居長安，歲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為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縣令能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樵以為當世上位者，皆知求才為切。至如緩急補吏，則曰：「吾患無以共治」；膺命舉賢，則曰：「吾患無以塞詔。」及其有之，知者何人哉！繼而思之，使何易於不有得於生，必有得於死者，有史官在。（《全唐文》卷七九五）
這篇記何易於事，記錄了何易於對上官的話，記錄了何易於和屬吏的對話，記錄了孫樵與益昌民的對話。而皇甫湜記韓愈事，只作「抗聲數責」、「詞辯而銳」、「公乃約之」，究竟韓愈說了什麼話，一句也沒有記，違反史講實錄的要求。這篇記對事實作了具體記載，也勝過皇甫湜的記事不明白。孫樵又稱「史家條敘人物，宜存警訓」，這篇後面講到何易於考評所以不高的話，帶有感嘆，歸結到「使何易於不有得於生，必有得於死」，正符合他的「宜存警訓」的要求。後來《新唐書》把何易於寫入《循吏傳》，正如孫樵所說。孫樵還寫了《書褒城驛壁》，也符合宜存警訓的要求，是傳誦的文章。
就學習古文說，從學習傳誦的名篇，到學習一家的集子，到學習一個流派在創作古文上的流變，這就看得比較廣了。再進一步，就接觸到一個時代的散文史的研究，再進一步就到歷代散文史的研究了。這裡本講學習古文，從怎樣學會閱讀古文開始。學會閱讀古文，可以通過閱讀古書來學習古代的各種知識，不一定研究古文的寫作和古文的藝術性，不過古人講到學習古文的，總是跟古文的寫作和探討古文的藝術性結合，即總是從文學角度來講的，所以這裡也就在這方面做些介紹。
二 桐城派
清代的古文，最著名的有桐城派。姚鼐《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稱：「曩者鼐在京師，歙程吏部（晉芳）、歷城周編修（永年）語曰：『為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維盛清治邁逾前古千百，獨士能為古文者未廣。昔有方侍郎（苞），今有劉先生（大櫆），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在乾隆末年，桐城姚鼐以寫古文著名，他學習桐城方苞的古文，又向桐城劉大櫆受業。三人都是桐城人，又都以古文著名，又都對古文寫作提出了一套理論，因此當時的程晉芳、周永年都對姚鼐稱美桐城的文章，後來就稱為桐城派。
1．方苞
方苞講「義法」，他在《又書貨殖傳後》說：「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望溪文集》卷二）義即要有內容，法即要講形式，兩者像經線和緯線交織成布帛，組成文章。方苞講義法，主張以義為主，法隨義生。他《與孫以寧書》：
古之晰於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太史公傳陸賈，其分奴婢裝資瑣瑣者，皆載焉。若《蕭曹世家》，而條舉其治績，則文字雖增十倍，不可得而備矣。故嘗見義於《留侯世家》曰：「留侯所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後世綴文之士，以虛實詳略之權度也。（《望溪文集》卷六）。
講義法，具體到寫人物，所記的事一定要跟人物的規模相稱。像《史記》寫《陸賈列傳》，陸賈是辦外交的，他出使到南粵，南粵王送給他許多財物。他怎樣把財物分給他幾個兒子，要兒子輪流供養他，都寫了。因陸賈的事跡不多，從他給兒子分財物、要兒子供養里，可以看出他的為人，所以可以這樣寫。要是寫蕭何、曹參、張良，他們參預國家大事，要是把他們處理的事都記下來，那就太多，記不勝記，也不像傳記了。
他在《書五代史安重海傳後》說：
《史記·伯夷孟荀屈原傳》議論與敘事相間，蓋四君子之傳，以道德節義，而事跡則無可列者。若據事直書，則不能排纂成篇，其精神心術所運，足以興起乎百世者，轉隱而不著，故於《伯夷傳》嘆天道之無知，於《孟荀傳》見仁義之充塞，於《屈原傳》感忠賢之蔽壅，而陰以寓己之悲憤，其他本紀、世家、列傳有事跡可編者，未嘗有是也。（《望溪文集》卷三）
他認為《伯夷》《孟荀》《屈原》等傳主要是宣揚他們的道德節義，這是義。根據這個義，對這三篇傳不能光編他們的事跡。光講他們的事跡，他們的道德節義就隱而不顯，所以在這三篇傳里要發揮議論。這就是法隨義轉，根據義來確定法了。
方苞又認為義法對於古文辭的要求是「雅潔」，這是義。「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沈蓮芳《書方望溪先生傳後》），這是法。
方苞按照他對於義法的要求來作古文，他的古文，傳誦的有《左忠毅公逸事》。左忠毅公，左光斗，諡忠毅，桐城人。明熹宗時，官僉都御史。熹宗昏庸，大權落入太監魏忠賢手裡。忠賢勾結死黨，陷害正人。光鬥草奏劾忠賢三十二斬罪，忠賢誣陷光斗，逮捕下獄，用酷刑，死在獄裡。這篇逸事是記史傳中所不載的事。按照義法，要突出左光斗的為國愛惜人才以及受到酷刑後還念念不忘國事的精神，這是義，按照這個義來寫是法。在愛惜人才上寫：
先君子（指方苞父）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數人騎馬跟著）出，微行（穿著平民衣服出來）入古寺。廡（廊屋）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即解貂（貂裘）覆生，為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一般考試，不是禮部試，因禮部試是彌封的，考生的名字封上，考官看不見的），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望溪文集》卷九）
接著寫左光斗受酷刑後還念念不忘國事：
及左公下廠獄（由太監掌管的牢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閹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于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鑱，為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眥，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柱者！不速去。無俟奸人構陷，吾今即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
這段描寫，既突出了魏忠賢陷害左光斗的殘酷，更突出了左光斗考慮國事，為國保護人才的精神，寫得極為生動感人，是符合他的義法說的；在文辭上，也符合他講究雅潔的要求。雅潔屬於文辭的風格，方苞提倡雅潔。姚鼐把各種風格概括為陽剛陰柔兩大類，方苞這篇《左忠毅公逸事》。照方苞的說法，文辭是雅潔的；照姚鼐的說法，屬於陽剛之美，即風格是剛健的。
2．劉大櫆
劉大櫆是桐城人，他到北京，把他寫的文章送給方苞，請他指教。方苞非常推重，極力讚揚，因此著名。後來姚鼐向他學習。方苞講義法，也因清朝提倡程朱理學，他提出義法的義，即要求文章的思想性合於程朱所提倡的理學，適應清朝提倡程朱理學的要求。劉大櫆講古文，不重在道理，重在古文的藝術性。他在《論文偶記》里說：「故義理、書、卷、經濟者，行文之實；若行文自另是一事。」他把義理看作作文的材料，他重在講作古文的藝術性，已見上「古文的藝術性」節。劉大櫆講風格，與方苞講「雅潔」不同。他在《論文偶記》里說：「文章品藻最貴者，曰雅曰逸。歐陽子逸而未雄，昌黎雄處多，逸處少。太史公雄過昌黎，而逸處更多於雄處，所以為至。」
劉大櫆的古文也有按他的理論寫的，如《馬湘靈詩集序》：
憶昔與湘靈同在京師，一日，日已晡，湘靈過余旅舍，余出酒肴共酌。時余兄奉之亦在坐。湘靈被酒，意氣勃然，因遍刺當時達官無所避。余驚怖其言。湘靈慷慨曰：「子以我為俗子乎？」余謝不敏。湘靈命酒，連舉十餘觴，大醉歡呼，髮上指冠，已復悲歌出涕。余見湘靈言之哀，亦泣涕縱橫不自禁。湘靈乃謂余兄曰：「彼乃同心者。」因出其平生歌詩示余。余讀之，風翻雲涌。而喉間氣鬱不得舒。於是相對黯然，罷酒別去。
忽忽二十年，則聞湘靈已老病，不復能遠遊，或扁舟自放於九龍、三泖之間。間則歸里，與縉紳之去位而里居者連為吟社，尋山釣水而已。嗟乎！以湘靈之才與其志，使其居於廟朝（宗廟朝廷），正言謇諤（正直），豈與夫世之此倡而彼應者同乎哉！奈何窘蹶浮沉，抱不能一施，遂為山澤之癯以老也。（《海峰文集》）
劉大櫆稱讚司馬遷的文章，「逸處更多於雄處」。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里稱：「詩三百篇，皆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司馬遷的文章，如《史記》中所寫的列傳，其中就有寫出「此人皆意有所鬱結」，把人家的鬱結的胸懷寫出，這種鬱結引起司馬遷的同感，寫得悲憤激昂，這就形成雄健的風格；在「述往事」中極為生動形象，就有可能構成俊逸的風格。劉大櫆這篇也是這樣，他在第一段寫「余棄於時，而湘靈亦屢試不舉，為同遇」。當時的士子，只有應科舉考試，考中進士後才有官做，要是屢次考不取，就不免困頓。湘靈是有才能的，卻困於科舉，所以「意有所鬱結」，大櫆也有同感，所以文章寫出湘靈的悲憤鬱結，寫出湘靈的神態風貌，如寫「湘靈被酒，意氣勃然，因遍刺當時達官無所避。余驚怖其言」。余也是意有所鬱結，對湘靈的憤激是深有同感的，但聽了湘靈「遍刺當時達官無所避」，感到驚怖，這一句寫出湘靈的言論是極為大膽鋒利的。類似這樣寫出湘靈為人的特色，當即所謂逸。湘靈慷慨曰：「子以我為俗子乎？」這一筆，也是所謂逸，顯示湘靈看重大櫆，看到大櫆的驚怖，所以說了這句寬解大櫆的話，是不是把他當作俗子的胡言亂語，一句話中有這樣的含意。這篇里寫湘靈的悲憤，如「意氣勃然」、「大醉歡呼」、「悲歌出涕」，余「亦涕泣縱橫不自禁」，類似這部分寫出鬱結悲憤的神情的，都屬風格的雄處。就姚鼐的講法，這篇有陽剛之美，屬於剛健的風格。
3．姚鼐
方苞講義法，重在理；劉大櫆講作文之能事重在才能；姚鼐生在考證學極盛時期，提倡學力，把才能和學力結合起來談。他《與陳石士書》說：「學文之法無他，多讀多為，以待其一日之成就，非可以人力速之也。士苟非有天啟，必不能盡其神妙；然人輟其力，則天亦何自而啟之哉！」（《惜抱軒尺牘》卷五）天啟指天才說，實即寫作的才能，力指學力，主張通過學力來取得寫作的才能，認為寫作的才能要靠學力來培養，不靠學力，才能也培養不出來，這是就才與學結合說。他在《與張阮林》里又談到才與法的關係：
文章之事能運其法者才也，而極其才者法也。古人文有一定之法，有無定之法。有定者，所以為嚴整也；無定者，所以為縱橫變化也。二者相濟而不相妨，故善用法者，非以窘吾才，乃所以達吾才也。非思之深功之至者，不能見古人縱橫變化中所以為嚴整之理。思深功至而見之矣，而操筆而使吾手與吾所見之相副，尚非一日事也。（《惜抱軒尺牘》卷三）
方苞講義法，以義為主，是法隨義轉的。劉大櫆講神氣，以神為主，是氣隨神轉的。姚鼐在這裡講才和法，才就是劉大櫆講的文章的能事，從劉來；法就是義法的法，從方來。寫作以文章能事為主，即以才為主，法隨才轉。法有一定之法與無定之法，究竟用定法或無定法，究竟照一般寫法，還是縱橫變化，由才來決定，即法隨才轉。法為才服務，所以說法是「所以達吾才也」。才要靠學，所以要「思之深功之至」，方能夠縱橫變化，來顯示他的才。這是才與學、才與法的關係，說明姚鼐講的，是方與劉的結合。
方苞講義，劉大櫆講氣，姚鼐又把兩者結合，講意與氣。意即義，氣即劉講氣隨神轉的氣。他《答翁學士書》說：
夫道有是非，而技有美惡。詩文皆技也，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詩文美者命意必善。文字者，猶人之言語也，有氣以充之，則觀其文也，雖百世而後如立其人而與言於此；無氣則積字焉而已。意與氣相御而為辭，然後有聲音節奏高下抗墜之度，反覆進退之態，采色之華。故聲色之美因乎意與氣而時變者也，是安得有定法哉！（《惜抱軒文集》卷六）
這裡他提出意與氣，意指文章的思想，即方苞所說的義，也即理。氣指語言的生氣，也即指文章的聲音節奏高下抗墜之度，這是劉大櫆提出來的。這樣講意與氣合，也是方、劉兩家學說的結合。意與氣跟學和才也是結合的，學跟意有關，命意的是否正確是同學識有關的。氣指文章的聲音節奏，聲音節奏的高下抗墜跟作者所表達情意有關，這是屬於才分的事。這樣，姚鼐講的才與學合，才與法合，意與氣合，是方苞與劉大櫆兩家理論的結合。方苞講風格，只注意文辭的雅潔。劉大櫆講風格提出文貴奇、貴高、貴大、貴遠、貴簡、貴疏等，又推重雄與逸（見《論文偶記》）。姚鼐作了高度概括，歸納為陽剛、陰柔（見《復魯絜非書》）。姚鼐的古文，是貫徹他的文論之作。
再看姚鼐的古文，比較傳誦的《登泰山記》：
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穀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最高日觀峰，在長城南十五里。
余以乾隆三十九年（1774）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是月丁未（二十八日），與知府朱孝純子穎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為磴，其級七千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繞泰安城下，酈道元所謂環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門。東谷者古謂之天門溪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門雲。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
戊申晦（二十九日底）五鼓，與子穎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樗蒱（賭具，當指骰子）數十立者，山也。極天雲一線異色，須臾成五彩。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回視日觀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絳白青駁色，而皆若僂。
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唐高宗年號，656—661）以來，其遠古刻盡漫失。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
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圓。少雜樹，多松，生石罅，皆平頂。冰雪，無瀑水，無鳥獸音跡。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膝齊。（《惜抱軒文集》卷十四）
這裡把這篇全文引入，因為要用來說明姚鼐這篇古文是貫徹他的文論的，所以這樣做。倘只引其中最精彩的段落，不能說明他的文論主張。他的文論提出學與才合、才與法合、意與氣合。先看學與才合。寫登泰山，只寫上山所見景物，也可以寫得生動形象，但顯不出學問來。他這篇記，先記泰山南面有汶水，山北有濟水，泰山南面山谷中的水都流入汶水，北面山谷中的水都流入濟水，在南北的分界處有古長城。再講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即酈道元《水經注》里所說的環水。東谷古謂之天門溪水。這些，一般登泰山的人所不注意的，不知道的，他都寫出了，這就需要學問。像引酈道元講的，那就要有《水經注》中的有關知識。當時考證學風極盛，他提出才與學合，正受考證學風的影響，所以他又提出義理、考據、詞章三者合一的說法。那末怎麼學與才合呢？他在《述庵文抄序》里說：「鼐嘗論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則皆足以相濟，苟不善用之，則或至於相害。」怎樣不善用之呢？「為考證之過者，至繁碎繳繞而語不可了。當以為文之至美而反以為病者，何哉？其故由於自喜之太過，而智昧於所當擇也」（《惜抱軒文集》卷四）。即在文中把考證的知識都寫上，像把《水經注》中的原文都引入，再加考證那就變成了考證，不像遊記文了。本篇把有關知識寫進文中，沒有繁瑣考證，文辭還是雅潔的，這就是才，因此本篇可以作為他主張才與學合的例證。
寫遊記，寫明日期、地點，經過的道路，遊歷的所見所聞的感受，這是一般的寫法，所謂定法。本篇也是這樣寫的，這是有定法。可是本篇里先寫泰山的南面北面有什麼水，泰山的陽穀陰谷的水往哪裡流，又引《水經注》的環水，又寫他所沒有經過的古所謂天門溪水，這就超出於一般寫法，屬於無定法了。結合定法與無定法來寫，寫得學與才合，這就是才，所以這篇又可以作為才與法合的例證。寫登泰山，重點放在觀日出，其次寫泰山上的其他景物，再其次寫泰山上較有特色的東西，這就是所謂意。本篇正是這樣，重點寫觀泰山日出，寫得非常精彩，成為這篇最動人、最形象生動的部分，寫出了日出前後各種色彩的變化；再寫風、寫雪、寫雲、再重點寫日，寫西面的山峰，把日出前後的背景都寫出了。再用比喻，如「白若樗蒱」、「如丹」，這是最用力寫的。其次寫登山後所見景物，「如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這裡用了兩個明喻，即「如畫」、「若帶」兩個隱喻，「負雪」即如負，「明燭」即如燭照。一連用了四個比喻，這即是博喻。再其次寫泰山上較有特色的東西，如末段所寫的，仿照《山海經》的寫法又有不同。寫登泰山，一定要突出泰山上最美好的景物，使讀者如身入其境，這是意。所寫的文辭又有「聲音節奏高下抗墜之度」、「采色之華」，這是氣，所以本篇又是意與氣合的例證。
寫登泰山的，後漢有馬第伯《封禪儀記》，寫登山之險，如：「仰視天門，窔遼（幽深高遠）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胸捏石捫天之難也。」寫得驚心動魄，這屬於陽剛之美。姚鼐的《登泰山記》，沒有這種驚險的描繪。難登處，只作「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而雪與人膝齊」，寫得平易。總的看來，姚鼐的文章具有陰柔之美。方、劉、姚三家同屬桐城派，方重義、劉重才、姚是義與才並重，三家各有所重，這是三家的差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