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學習古文 · 一家風格
上面談「比較」，主要就古文選本中的文章，從它們在命意、題材、結構等方面有相類似而可以比較的，加以比較，通過比較，指出其中的得失，對我們鑑賞古文作初步的嘗試。再進一步，是不是去讀專集。劉勰在《文心雕龍·體性》篇里講到文章的風格，分作品的風格和作家的風格。同一作家寫的作品，由於題材的不同，作家處境的不同，心情的不同，作家早期作品和晚年作品的不同， 可能具有不同的風格，這即屬於作品的風格。一位成熟的作家，又有他自己的作家風格。一家風格即讀一家的專集，看這位古文家的作品風格和作家風格。這裡試以韓愈、歐陽修、蘇軾為例分別作點介紹。
一 韓愈
先看韓愈文章的風格，《朱子語類》：「退之要說道理，又要則劇，有平易處極平易，有險奇處極險奇。」（中華書局，3303頁）先看平易的，如《與孟東野書》：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併。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為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韓昌黎集》卷十五）
韓愈像
這篇文章是寫得平易的，文從字順，無不達之意，風格是自然流暢的。
韓愈的文章有奇險的，如《南海神廟碑》：
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穊。……海之百靈秘怪，慌惚畢出，蜿蜿虵虵，來享飲食。（《韓昌黎集》卷三一）
按馬通伯《韓昌黎文集校注》引劉大櫆曰：「此以所得於相如、子云者為之，故敘祠祀而《上林》《甘泉》之體，奔赴腕下，富麗雄奇。」這篇的風格摹仿司馬相如、揚雄，所謂奇麗，與上一篇不同。
再像《送董邵南序》，馬通伯校註：「劉大櫆曰：『退之以雄奇勝，獨此篇及《送王含序》，深微屈曲，讀之，覺高情遠韻，可望不可及。」（《韓昌黎文集校注》卷四）這篇的正意不直接說出，婉轉地透露。董邵南應進士考試，屢次不得志，不能做官，便要到河北去投藩鎮，所以說：「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郁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先說他去一定有合的，肯定他去。再加申說：「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說明他此去有合的理由，歸到「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接下來一轉，從「古」轉到「今」，「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耶？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這一轉，怕今與古不同，合不合就不一定了，再回到贈序，所以說姑且讓你去試一下。這一轉，就從「有合」轉到不一定合了。「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吊望諸君（樂毅）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這裡提出「因子有所感」，因你的去而有所感，這個感是呼應上文，上文提到「古」「今」可能有所變化，因此提出吊樂毅墓，是弔古，「觀於其市」是觀今，倘再有像古代的屠狗者，指荊軻的朋友，指有才而不遇者，要勸那種人到朝廷來做官，那末不滿意董邵南去河北投藩鎮的意思就透露出來了。這篇序就通過轉折和比喻，來透露正意，是含蓄的。按韓愈的文章，一般是雄奇的，這篇卻是婉轉的。
再像《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
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嫗：「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為嫗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視，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是矣。」以女與王氏。（《韓昌黎集》卷二八）
這篇里敘這件事，風格屬於詼諧。這些都屬於作品的風格。
韓愈作家的風格，正像蘇洵講的：「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灝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嘉祐集》卷十一《上歐陽內翰書》）
這裡蘇洵以長江大河的渾灝流轉，比喻韓愈文章的氣勢旺盛。韓愈《答李翊書》：「氣，水也；言，浮物也，氣盛而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韓昌黎集》卷十六）所以用長江大河來比氣盛。又稱「魚黿蛟龍，萬怪惶惑」，這是什麼意思呢？李翱《祭吏部韓侍郎文》：「開合怪駭，驅濤涌雲。」（《李文公集》卷十六）「驅濤涌雲」即指韓愈文「如長江大河，渾灝流轉」；「開合怪駭」，即指「魚黿蛟龍，萬怪惶惑」。又孫樵《與王霖秀才書》，稱韓愈《進學解》「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騎生馬」（《孫樵集》卷二）。這即有「萬怪惶惑」的意思吧。又皇甫湜《韓文公墓銘》：「茹古涵今，渾渾灝灝，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皇甫持正文集》卷六）。這裡講的「渾渾灝灝」，即指「如長江大河，渾灝流轉」；這裡講的「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當即指「魚黿蛟龍，萬怪惶惑」。李漢《昌黎先生文集序》：「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風躍。」（《韓昌黎集》）這裡也提到「蛟龍」。這樣看來，說韓愈文章內容，有如「魚黿蛟龍，萬怪惶惑」，可能是指：一像朱熹說的韓文有極險奇處；一像孫樵說的，韓文如《進學解》，內容卓越奇特說的。就《進學解》說，「抑遏蔽掩，不使自露」，即用並不奇險的文辭，來掩蓋他奇特卓異的內容吧。試看韓愈的《毛穎（毛筆）傳》：
秦始皇時，蒙將軍恬（蒙恬制毛筆，故稱）南伐楚，次（駐紮）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夏《易》名）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須，八竅而趺居（指兔）。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毛），載穎而歸，獻俘於章台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束毛為筆）。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指筆管），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
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誌、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佛）、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註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李）斯，中車府令（趙）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泄。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
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石，百二十斤，限定一天看完百二十斤重的文書，當時文書還用竹簡木牘，較重），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陳舊而黑，指墨，唐時絳州貢墨）、弘農陶泓（陶器容水，指硯，唐時弘農貢硯）、會稽褚先生（楮皮製紙，指紙，唐時會稽貢紙）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
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試之，因免冠謝。上見其發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唯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孔子著《春秋》，到魯哀公十四年春，叔孫子的車夫子商獲麟而絕筆，不再寫）。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兔毛），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真少恩哉？（《韓昌黎集》卷三六）
這裡對《毛穎傳》引得較多，因為柳宗元有《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稱：
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以勵，其有益於世歟！（《柳宗元集》卷二一）
柳宗元認為「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俳即戲謔，即為毛筆作傳，是以文為戲。柳宗元也稱「信韓子之怪於文也」，因為它像「捕龍蛇，搏虎豹」。這篇文章，從文辭看，沒有什麼險奇的。那末所謂「捕龍蛇，搏虎豹」，表現在哪裡呢？柳宗元指出「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指出毛筆的功用。在這篇里講的這方面的話，一般人沒有想到的，顯得突出，這可能就是指「捕龍蛇，搏虎豹」吧。那末所謂「魚黿蛟龍，萬怪惶惑」，當也指內容的卓越奇特說的。《毛穎傳》的另一個意義，即對「秦真少恩哉！」的感嘆，所謂「以發其鬱積」，即司馬遷《報任少卿書》里說的，「詩三百篇，皆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篇也有發憤感嘆的話，所以值得稱美。
韓愈《答劉正夫書》說：「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韓昌黎集》卷十八）那末所謂「魚黿蛟龍，萬怪惶惑」，大概指「非常物」說的，即指文中的特殊的命意或觀點，不同於常人之見，故使常人惶惑。又說「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指這種非常的命意或觀點，在文中出於自然，使人不感到突出。這是韓愈古文的一家風格。韓愈的《原道》和《進學解》正體現了他的一家風格。換言之，韓愈文章的作家風格是剛健奇特的。
韓愈的《原道》，是批判道教和佛教的。他多用排比句法，使氣勢旺盛，像長江大河的奔騰。比如說：「古之為民者四（士農工商），今之為民者六（加道和釋）；古之教者處其一（儒），今之教者處其三（加道和釋）；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韓昌黎集》卷十一）這裡用了「古之」、「今之」的排比句，用了「農之家一」、「工之家一」、「賈之家一」的排比句，再用「奈之何」的感嘆句來作結。再像講到古之聖人，教民以相生相養之道，說：「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倦，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在這裡用了十七個「為之」，其中「寒然後為之衣」三句是一種排比句式，「為之工」以下八句是另一種排比句式，「相欺也」兩句又是另一種排比句式；「害至」兩句又是一種樣式。多用排比句來加強氣勢，運用各種變化來顯示錯綜之美。這正像長江大河的水，總的看來是奔流的，其中又有激湍漩渦種種變化。
在運用排比句中，又顯出「萬怪惶惑」來。嚴復在《辟韓》里引了《原道》的十七個「為之」句後，又引了《原道》里說的「如古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然後駁斥道：「如韓子之言，則彼聖人者，其身與其先祖父，必皆非人焉而後可，必皆有羽毛、鱗介而後可，必皆有爪牙而後可。使聖人與其先祖父而皆人也，則未及其生，未及其成長，其被蟲蛇、禽獸、寒飢、土木之害而夭死者，固已久矣，又烏能為之禮樂刑政，以為他人防備患害也哉？」（《嚴復詩文抄》）嚴復的駁斥，從中使我們看到韓愈這段話里含有怪異的思想，即聖人跟常人不一樣，無羽毛、鱗介而可以居寒熱，無爪牙而可以爭食，正如嚴復說的，「其身與其先祖父，必皆非人焉而後可」。這種奇異的看法，其實是符合實際的，即人的祖先原先是野人，與後來的人不同。又說聖人「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即認為發明衣的、食的都是聖人，這正是《禮記·樂記》里「作者之謂聖」的意思，不過《樂記》里的「作者之謂聖」是指制禮作樂說的，不指發明衣和食說的。韓愈把一切發明者都稱為聖人，這也是一種突出的看法。這些特殊的看法，不正是所謂「萬怪惶惑」嗎？這種特殊的看法，又講得很自然，不正是所謂「抑遏蔽掩」嗎？
再就《進學解》的文辭看，也是多用排比句，像「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是排比句。再像「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是排比句。再像下文的「夫大木為杗（梁）……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也是排比句。這樣多用排比句，來加強氣勢，使文如長江大河的奔騰，這就是韓愈文章的特點。
韓愈的《原道》像長江大河的奔騰，筆力剛健，代表韓愈文章的作家風格。但韓愈文章的不同題材的不同作品又有不同的作品風格，即在總的剛健風格里，還有不同變化。像《對禹問》，馬通伯《韓昌黎文集校注》稱：「姚范曰：『堅峭勁肅。』劉大櫆曰：『議論高奇，而筆力勁健曲屈，足達其意。』」這裡指出《對禹問》像山峰的「堅峭勁肅」，跟《原道》的像江河奔騰不同。但總的剛健風格是一致的，在剛健中，又有如江河奔騰或山峰勁峭的不同。
《對禹問》：「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利民也深。』」（《韓昌黎集》卷十一）這裡對問題作出明確的判斷，所以稱為「堅峭勁肅」。但總的風格還是剛健的。做出了這個判斷後，再問：「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答：「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再問：「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這樣又作了反覆推論，作出解釋。所以又說「筆力勁健曲屈」，即在剛健中又有立論曲折的特點。
再看韓愈的《獲麟解》，《原道》是長篇議論文，《獲麟解》是短篇說明文。文體不同。馬通伯校註：「劉大櫆曰：『尺水興波，與江河比大，惟韓公能之。』」這是說，《獲麟解》是短篇，也有江河奔騰的氣勢，保持了剛健的風格。如說：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詳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韓昌黎集》卷十二）
這裡「詠於《詩》」三句是排比句，「不畜於家」兩句也是排比句，「角者吾知其為牛」三句也是排比句，多用排比句顯得有氣勢，所以有「尺水興波」的比喻。但這篇說明文，因文體關係，又有它的特點，就是多轉折。像開頭提出「皆知其為祥也」，提出「知」和「祥」來；接下來轉到「不可知則謂之不祥也亦宜」，即轉到「不可知」和「不祥」；又轉到「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即轉到「知」和「祥」；又轉到「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又轉到「不祥」了。這樣反覆轉折，實際是以麟自比，感嘆無人了解自己。各種轉折只是蓄勢，經過蓄勢，落到「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顯得有力。這種轉折，還是剛健的，即在剛健中又有多轉折的特點。
韓愈《張中丞傳後敘》是他的名篇，前面替許遠辨誣的話說：
兩家子弟材智下（主要指張巡子去疾上書朝廷，稱「城陷而（許）遠獨生」，請追奪許遠職），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睢陽食盡，遠殺其奴以食戰士），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患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眾，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計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韓昌黎集》卷十三）
這段為許遠辨誣的議論，論斷極為有力，正如長江大河的奔騰，具有雄直的風格，再像這篇里寫道：
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耒時，睢陽之人不食月余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見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塔），矢著其上磚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
這段記事，寫得悲壯慷慨，激動人心，風格是剛健的。再看上面指出韓愈文章的風格，有平易的，有險奇的，有婉轉的，有詼諧的。這些文章的風格里有沒有表現出韓愈作家的風格呢？看來還是一致的。平易的如上引《與孟東野書》，其中「吾言之」句與「吾唱之」句，「言無聽也」四句，都是排比句，還是氣勢旺盛的。就內容說，對於「人人」，言之無聽，唱之無和，獨行無徒，這種思想跟一般人不同，也顯得奇特，是符合韓愈作家的風格的。至於《南海神廟碑》，劉大櫆稱為「富麗雄奇」，還是保留韓愈作家風格的剛健奇特的。就是《送董邵南序》，就它的用意講，不直說，婉轉透露，是柔婉的，就文體辭，一開頭說：「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一直到「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一氣貫注，風格還是剛健的。即就《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寫騙婚一段，有類小說。但就全篇看，開頭作：「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以下敘他懷奇負氣的經歷，風格還是剛健的。
二 歐陽修
蘇洵《上歐陽內翰書》說：
……執事（指歐陽修）之文，紆餘悉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嘉祐集》卷十一）
歐陽修像
這裡蘇洵講歐陽修的文章風格：一是委婉曲折，二是條達疏暢，三是容與閒易。這既是文章的風格問題，也是寫文章時的態度問題，試舉一例。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宰相呂夷簡在用人施政上有許多不公正處，范仲淹對他提了不少意見，被貶知饒州，余靖、尹洙上章論救，都被貶官。而身居諫職的高若訥卻阿諛宰相，不進諫。歐陽修寫了《與高司諫書》：
……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但聞今宋舍人兄弟（宋庠、宋祁）與葉道卿（清臣）、鄭天休（戩）數人者，以文學有大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
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為御史里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洙）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眾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
自足下為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余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跡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
前日范希文（仲淹）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余靖）家，足下詆誚希文為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為，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為辯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己，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
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饑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為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
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為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為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為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耶？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為賢，亦不免責；以為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
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為忠臣，望之與章為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耶？望之與章果不賢耶？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耶？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耶？況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即位以來，迭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台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臣，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
《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效也。（《歐陽文忠公文集》卷六七）
這封信可以用來說明歐陽修文章的風格特點，即委婉曲折，條達疏暢，容與閒易，所以近乎全部引入。這篇先講自己對高若訥為人的認識，開始因為他沒什麼可稱道，懷疑他不是賢人；接著聽朋友說他是賢人，但因為他做了諫官，卻沒進諫，所以還在懷疑。接著聽他議論正確，懷疑他是賢人。從懷疑他是不賢，到懷疑他是賢，寫出對他為人的認識轉變，是委婉曲折的。
再就範仲淹給宰相提意見被罷官一事說，范仲淹是對的，宰相是錯的。宰相排斥賢人，作為諫官，他的責任就該明辨是非，向朝廷進諫。可是他不但不進諫，反而阿諛宰相，極力反對范仲淹的所作所為，歐陽修認為「是可怪也」。但沒有直接對他提出批評，卻研究他為什麼這樣做，認為他家有老母，怕一進諫也會貶官出外，連累老母；為了保官位，懼饑寒，顧利祿，不敢說話，那還可以諒解。現在不這樣，毫無愧畏地起來誹謗范仲淹，說應該罷斥，用來掩飾他不諫的過錯，那就不可諒解了。從他的為了保官位而不諫，轉到誹謗賢人，這樣的推測是婉轉曲折的。不僅這樣，再作進一步論述。照他說，范仲淹是不賢的，那末范仲淹幾次升官時，應該進諫，說明他的不賢，不該進升。倘范仲淹是對的，那末宰相罷斥正人，他是諫官，應當進諫。不論認為范仲淹是不賢或是賢，他都不對。這裡見出推論的深入。再引歷史上的事來作比，推論今人和後人。歷史上的賢人被害，後人自有公論。那他的阿附宰相，誹謗范仲淹，不但不能欺騙後人，還不能欺騙今人。
再進一步，指出御史台衙門出榜，百官不得越職言事。那末對范仲淹的罷斥，只有諫官可以進諫了。他身為諫官而不諫，又不辭職，面對余靖、尹洙因進言被罷斥，他還在誹謗范仲淹而不以為恥，真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歐陽修這樣來指斥高若訥，說明已極憤激，但還是從一層層推論中得出這個結論，就一層層推論說是條達疏暢的；就內心極度憤激而說話還是從推論中來，像平心靜氣在講道理，所以是從容閒易的。最後歸結到《春秋》責備賢者，還對他抱一點希望，希望他改正錯誤，起來進諫，倘他堅持錯誤，那他可以把這封信揭發，來罷斥我。最後的話，還是婉轉的，但自己甘心被斥，立場又是堅定的。歐陽修寫了這封信，就被貶官為夷陵令，他寫《與尹師魯書》說：
……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為幸。又聞夷陵有米麵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桔柚大筍茶荈，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
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雲「暗於朋友」，此是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蓋以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為何足驚駭？路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吊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雲「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為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沉默畏懼，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灶門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嘆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與幾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旁，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嘆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為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閒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略道也。……
又嘗與安道（余靖）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慼慼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觀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慼慼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為大，不為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歐陽文忠公文集》卷六七）
這封寫給尹洙的信，信里讀到怎樣對待這次貶官的態度問題，即信里說的「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即尹洙認為歐陽修懷疑自己寫信給高若訥這事做錯了，因此發生怎樣對待這次貶官的態度問題。假使認為自己做錯了，對於這次貶官，就要自怨自悔，就要悔恨自己不該站在范仲淹一邊，就要為了保持官位去阿附呂夷簡了，這就發生了立場問題，所以要寫這封信來辨明。先辨明沒有自疑。自疑什麼？疑「責人太深以取直」，再想，決沒有，責備高若訥是對的，不過分。尹洙認為「暗於朋友」，即不認識人，歐陽修認為也不是，他早已知道高若訥不是君子，所以憤極而切責之。寫到這裡，話已說完了，但接觸到對待這次的貶官，又轉到外人認為罪出不測相吊，即老婢也驚怪，認為不該寫信給高若訥。他因此辨明「此事古人日日有」，即該說的話一定要說。又轉到有人認為這樣說了話而貶官，是「忘親」，即使母親連累到貶所。尹洙替歐陽修辯護，說不是「忘親」，他更指出，他說的話是正確的，因此得罪，「得罪雖死，不為忘親」，這又轉到言事得罪和「忘親」的關係了。接下來又轉，轉到「又有深相賞嘆者」，認為他言事得罪，為了正義而言事，不怕罷官，非常嘆賞。他認為「亦是不慣見事人也」。他認為為了正義而言事，這是應當的，即使因此犧牲也是應當的，不必嘆賞。話又轉了，轉到史冊為什麼要記下這類事，因為要警醒後世愚懦者使他們知道該說的話就應當說，不得避禍而不說。話到這裡好像已經說完了，但就我們自處的態度說，話又轉了，轉到「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我們絕口不談這事，避免自以為正義而貶官，自我標榜。話到這裡又轉了，轉到有的名人，論事慷慨不怕死，到貶官後又憂愁怨恨，韓愈就是這樣，要引以為戒。話又轉了，轉到有人貶官後，「傲逸狂醉」，自以為了不起，也要引以為戒，所以貶官後，要謹慎職守，不飲酒，更勤官。在這封信里，說的話，一轉再轉三轉四轉，真是「紆餘委備，往復百折」了。
再看他的表達情思，指出「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吊」為不合，以老婢驚怪交口議之為不合，又以深相賞嘆者為不合，要說明這些都不合的理由，要糾正五六十年來，世間相師成風的錯誤看法，說明極明白曉暢使人信服，這裡顯出歐陽修文章的條達疏暢來，這跟他把事理看得明白，又善於表達是分不開的。歐陽修從小受到母親的教導，所以他的為人正直，是從母教來的。因此他的言事貶官，是得到母親的讚許的。所以他貶官到夷陵去，坐船經歷江湖的風浪，「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為幸」，一點沒有怨恨憂懼。又說夷陵有美好食品，益相喜賀，好像不是貶官，這裡反映了他的態度，文章的風格也顯出容與閒易，即從容不迫，平易近人。歐陽修文章風格的特點，在這封信里都有了充分的表達。
歐陽修的文章，像《本論》《醉翁亭記》《豐樂亭記》，在前面的「比較」里都已談到過了，這裡再談談《真州東園記》：
真為州（今江蘇儀征縣），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浙、荊湖發運使（主管漕運的官，即把一地區糧食運往京都）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昌言）、侍御史許君子春（元）之為使也，得監察御史里行馬君仲途（遵）為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歡，而因其暇日，得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游焉。
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台起其北。台，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為清宴之堂，辟其後以為射賓之圃。芙蕖芰荷之的歷（鮮明貌），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荊棘也。高甍（屋脊）巨桷（椽子），水光日影，動搖而上下，其寬閒深靜，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鼪鼯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此）信有力焉。……若乃升於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於水而逐魚鳥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歐陽文忠公文集》卷四十）
歐陽修這篇記，和上面提到的《豐樂亭記》《醉翁亭記》，三篇記的寫法各不相同，這是值得探討的。宋仁宗慶曆六年（1046），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相繼罷去，他們推行的新政失敗，歐陽修因上書諫爭，被貶為滁州太守。他在《醉翁亭記》里稱：「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既稱他意在山水，即在欣賞山水，怎麼又說「寓之酒」呢？倘說借欣賞山水之美來下酒，那又怎麼「飲少輒醉」，醉了就不能欣賞山水了。可見山水之樂還不能消愁，還要借酒來消愁。這點意思含蓄不露，說明《醉翁亭記》是寫得含蓄的。又多用「也」字煞尾，有它的特色。《豐樂亭記》也是貶官滁州後寫的，那是讚美宋朝的平定割據，完成統一，使民得到豐樂，心情又不同。這兩篇記寫景物都極為簡約，用意各不相同。這篇記在寫景物和用意上又有不同。
《醉翁亭記》《豐樂亭記》都寫了自己往游的經歷，《真州東園記》是他沒有到東園，只聽許元拿了東園圖來，聽他所講的話來寫的。他講了東園的各種景物，所以寫的景物多於前兩記。又就「廢營」改建為「東園」，把東園的美好景物，跟未建以前的「廢園」作對比，寫出今盛昔廢的情景，成了這篇記的特色。這篇記里寫的景物，如「台，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這樣把景物歷舉來寫，把它們突出來，是本篇的一個特點。後文說：
真，天下之沖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於此，豈獨私吾三個者哉，然而池台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
這裡寫出「東園」是供四方之士共同遊樂的，他們三人「有時而皆去」，去後的東園，只能靠來遊樂的四方之士共同維護了。「池台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在來遊樂的四方之士共同維護下，才能這樣，才能不再荒廢。這點意思含蓄不露。因此，這篇里寫景物是突出的，是用昔廢今盛的對比手法寫的，怎樣使今盛而不再廢這點意思是含蓄不露的。從這三篇記看，歐陽修寫作是注意創新的，不是因襲的。在上面的「六觀」里講到歷代作品的通變，各代名作都注意創新而不願因襲，在這裡，看到一人的作品也注意創新而避免因襲了。
三 蘇軾
蘇軾古文的風格，正如他的《文說》講的：
蘇軾像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五五）
又像他《答謝民師書》說：
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瞭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瞭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能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四六）
這雖是講謝民師的文章，實際上也是講他自己文章的風格。他的文章所以能達到這樣的境界，又跟他能掌握求物之妙分不開。
他求物之妙，能如繫風捕影，抓住物的妙處，不但瞭然於心，還能夠瞭然於口與手，因此，他的文章能寫出物的妙處。這種妙處，既通過觀察體會瞭然於心，所以隨筆寫出，如行雲流水，極為自然，所謂「文理自然」。物的妙處具有各種姿態，所以寫出物的妙處，「姿態橫生」。物的妙處又極其豐富生動，捕捉極其豐富生動的物的妙處，文思也極為豐富生動，所以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楊慎《三蘇文范》卷七：「東坡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至其渾浩流轉，曲折變化之妙，則無復可以名狀，而尤長於陳述敘事。《留侯》一論，其立論超卓如此。」蘇軾文的風格，不同於韓愈文的「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萬怪惶惑」，「而人望見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見前談韓愈文）。蘇軾文的如長江大河，有曲折變化之妙，使人開發神智，賞心悅目，而非畏避不敢迫視。蘇軾文又不同於韓愈文有用詞艱深的一面，同於歐陽修的文從字順，趨於平易。但又不同於歐陽修文的「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容與閒易」（見前談歐陽修文）。蘇軾文在平易流暢，曲折變化中，如金聖歎《天下才子必讀書》卷十四評蘇軾《上梅直講書》：「文態如天際白雲，飄然從風，自成卷舒。」又如儲欣《唐宋八大家類選》卷十三評蘇軾《放鶴亭記》：「敘次議論並超逸，歌亦清曠，文中之仙。」又如謝枋得《文章軌範》卷七評蘇軾《前赤壁賦》：「瀟灑神奇，出塵絕俗，如乘雲御風而立乎九霄之上，俯視六合，何物茫茫，非惟不掛之齒牙，亦不足入其靈台丹府（心）也。」即蘇軾文又有得之自然，超逸清曠，瀟灑出塵的一面。因為他既如繫風捕影那樣求得物之妙，所得自然超出於一般人所見，所以使人感到他的文章超逸清曠了。概括地說，蘇軾文章的風格既有豪放清雄的，又有超逸清曠的。
蘇軾的古文，就是議論文，也寫得「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這個物指事物。如《教戰守策》，這是一篇策論，論教民學習戰守的，即教民學軍訓的。蘇軾作品以善用比喻著名，這篇用普通的事作比較，用比喻更為深切著明。他說：
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沖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為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重）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鬥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為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蘇軾選集》）
蘇軾看到宋朝積弱的原因之一，即從士大夫到民，都怕講戰鬥。他要指出這種怕講戰鬥的毛病，就用王公貴人講究保養常苦多病，農夫小民終歲勤勞而未嘗告病作比。這一比，就顯出怕講戰鬥的毛病，講得深切著明了。
不僅這樣，他更深刻地指出宋朝不講戰鬥的危機。又說：
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為患必有不測。故曰，天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
在這裡，顯出他有遠見，他已經看到後來金兵的入侵，北宋的淪亡，論事就有這樣的遠見卓識。又說：
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要挾）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為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奸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蘇軾對於當時怕講戰鬥這件事，看到當前養成驕兵，欺壓百姓而要挾上官，應該對人民給與軍訓來加以糾正，更看到國家的危機。這樣看得深遠，不正是「求物之妙」嗎？物指事物，即教戰守這件事，對這件事看得這樣深遠，這即屬於「求物之妙」了。《蘇長公合作》卷五引陳繼儒說：「見析懸鏡，機沛湧泉。」既指出他看問題有如明鏡照影，非常清晰，又指出他的文思泉湧，這是確切的。
再像《日喻》，講實踐的重要，道理要通過實踐才有深切體會，說：
生而眇（盲）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盤。」扣盤而得其聲，他日聞鍾，以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摸管樂器），以為日也。日之與鍾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盤與燭也。自盤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盡）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
南方多沒人（潛水的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蘇軾選集》）
這篇《日喻》，先用兩個比喻，「日之狀如銅盤」，「日之光如燭」。他的巧妙，不停在這兩個明喻上，又由銅盤轉到「扣盤而得其聲」，由聲比鍾；又由燭轉到「捫燭而得其形」，由形比籥。這樣由比形轉到比聲，由比聲轉到比形，叫做曲喻。這樣既用了兩個明喻，又用了兩個曲喻，一連用了四個比喻，這叫博喻。接著用「沒人」來比，那又不同於用比喻，用沒人的日與水居積十五年而能沒，說明通過長期實踐才能懂得水性，說明通過長期的各種實踐才能懂得各種道理，把這個不容易說明的道理，用「沒人」來作比，把實踐的重要講得深切著明。蘇軾的善用博喻，錢鍾書先生《宋詩選注·蘇軾》里加以發揮道：
他在風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豐富、新鮮和貼切，而且在他詩里還看得到宋代講究散文的人所謂「博喻」或者西洋人所稱道的莎士比亞式的比喻，一連串把五花八門的形象來表達一件事物的一個方面或一種狀態。這種描寫和襯托的方法仿佛是採用了舊小說里講的「車輪戰法」，連一接二的搞得那件事物應接不暇，本相畢現，降伏在詩人的筆下。
錢鍾書先生在這裡是講蘇軾的詩，從《日喻》看，蘇軾的古文運用博喻也是這樣。
這樣的古文，用思深刻，筆力勁健，富有想像，屬於豪放清雄的風格。
蘇軾《前赤壁賦》：
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環繞），郁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這是懷古，是想像，寫得也豪放清雄。但下面寫到水與月：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古文觀止》卷十一）
這裡即景生情，表達的感情與柳宗元貶官永州所寫的山水記所表達的感情完全不同。柳的《小石潭記》寫那裡「寂寥無人，淒神寒骨」，反映出一種寂寞淒冷的心情。蘇軾在這裡看到「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即水在流去，這是變，但又像不曾流失，這是不變；月或圓或缺，這是變，但又沒有消失，這是不變，從這裡悟出變與不變的道理。對人生也一樣，有升沉得失是變，但在升沉得失中保存我的志事是不變。他被貶官到黃州是變，他在賦中說的：「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他在想望美人，這個美人可能指宋仁宗，希望仁宗再起用他，想能再有所作為，這是不變的。在這變與不變之間，從水與月的變與不變，又想到自然界的美景可以供人欣賞，來排解貶謫中的苦悶，顯出胸襟超脫。這正像前引謝枋得說的：「瀟灑神奇，出塵絕俗。」再像《記承天寺夜遊》：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為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者耳。（《蘇軾選集》）
這個短篇，實是篇散文詩。把月光比作「積水空明」，把竹柏影比作「藻荇交橫」。《唐宋十大家全集錄·東坡集錄》卷九：「仙筆也。讀之覺玉宇瓊樓，高寒澄徹。」這樣的古文跟《前赤壁賦》里瀟灑出塵的寫法，都具有超逸清曠的風格。
總的說來，蘇軾的風格，正像他在《書吳道子畫後》說的：
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遊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蘇軾選集》）
錢鍾書先生在《宋詩選注·蘇軾》里說：
他批評吳道子的畫，曾經說過：「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從分散在他著作里的詩文評看來，這兩句話也許可以現成的應用在他自己身上，概括他在詩歌里的理論和實踐，後面一句說「豪放」要耐人尋味，並非發酒瘋似的胡鬧亂嚷。前面一句算得「豪放」的定義，用蘇軾所能了解的話來說，就是「從心所欲，不逾矩」；用近代術語來說，就是：自由是以規律性的認識為基礎，在藝術規律的容許之下，創造力有充分的自由活動。這正是蘇軾所一再聲明的，作文該像「行雲流水」或「泉源涌地」那樣的自在活潑，可是同時又很謹嚴的「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
這裡講蘇詩風格的特色，也同樣適用於蘇軾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