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學習古文 · 比較
在《六觀》里提到觀通變，已有比較的意思。劉勰在《文心雕龍·通變》里說「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等，即認為黃帝唐堯時代的作品淳厚而質樸，虞舜夏禹時代的作品質樸而明晰，商周時代的作品華麗而典雅，是從各時代的文風來說的。這裡講的比較，是就具體作品來說的，通過比較來辨別作品的高下得失，有利於作出評價來。
一 命意同而辭有繁簡
陳騤《文則》甲四里就有比較，說：「劉向（《說苑·君道》）載泄冶之言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風吹草倒），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從來），而草為之靡。』此用三十有二言而意方顯。及觀《論語》（《顏淵》）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此減泄冶之言半，而意亦顯。又觀《書》（《君陳》）曰：『爾惟風，下民惟草。』此復減《論語》九言而意愈顯。吾故曰是簡之難者也。」在這裡，作者認為越簡越好，把三處講同一個意思的話來作比較，作出愈簡愈好的評論，所以稱《君陳》的話愈簡「而意愈顯」。
再看原文，《君陳》是周公死後，周成王命令大臣名君陳的代周公辦事，君陳原在周公領導下辦事，成王對君陳說：「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能）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不能從聖人學好）。爾惟風，下民惟草。」（《尚書》卷六）這裡在講一般人見了聖人，也不能學聖人，是從教化角度說的。從教化說，你是大臣，你跟下民的關係，像風跟草。這裡的意思即你是大臣，大臣跟聖人不同，大臣有政治權力，所以你對下民，更具有風吹草倒的力量，教化的效果更好。這個意思跟上文講聖人的話結合起來，君陳一聽就明白，所以不用多說。再看《論語·顏淵》：「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季康子是主張刑殺的，因此對他不能光講風吹草倒，因為風吹草倒也可以比刑殺，用刑殺也可以使民畏伏，所以孔子不能講「爾惟風，下民惟草」，一定要點明「君子之德」「小人之德」，即點明德教，不是刑殺，指出在上的德教也可以使在下的民服從。因為情況不同，不得不多說一些。再看《君道》：「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我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說苑》卷一）泄冶說「吾驟諫君」，「驟」指屢次，他多次進諫，君不聽。他所以用「陳其亡矣」的危言聳聽，讓陳靈公所親信的人聽到了這種危言去轉告靈公，所以要說得特別詳盡，點明「上之化下」，不提「君子之德」，因為陳靈公已經談不上德了。說得這樣詳，也是情況的需要。這樣看來，《文則》認為文章愈簡愈好的看法是不恰當的，文章要適應情況的需要來確定繁簡，繁簡是屬於風格的繁豐和簡約，只要用得合適，繁簡都好。像以上三例，都表達得合適，都是好的，不能認為愈簡愈好。
錢鍾書先生《管錐編》176頁《左傳》莊公十年：
「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按《說苑·善說》篇記東郭祖朝上書晉獻公問國家之計，獻公使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曰：「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臣等之藿食者寧無肝腦塗地於中原之野與？」曹劌謂「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尚含意未申，得祖朝之對庶無剩義。
錢先生在這裡講的，也是意同而辭有繁簡，但跟上一例稍有不同。上例繁簡之說，只是因上下文的情境不同而有異，這例的繁簡牽涉到有無剩義，只有照繁的說法，才能把意義說得完足。
二 命意同而辭有差異
《左傳》昭公二十年：
齊侯至自田（打獵），晏子倚於遄台。子猶（梁丘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醋、肉醬、鹽、梅，調味品），以烹魚肉，（燃燒）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使調味恰當），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國語·鄭語》：
（桓）公曰：「周其弊敗乎？」（史伯）對曰：「殆於必弊者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周幽王）……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陰陽和而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指陰陽相配），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加強）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也，而與專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
這裡的兩篇都是講「和」與「同」，講同一個意思，但寫法有同有異。就同的方面說，都用烹調來作比。《左傳》講烹調要水火和調味品用得恰當；又用音樂來作比，用五音的調配得當來比。《國語》也用「和五味以調口」，「和六律以聰耳」來作比，這跟《左傳》相同。
更重要的，這兩篇里講的「和」與「同」，用意不在講烹調五味和調配音樂，這兩個不過是比喻，主要的用意在於對君主的不正確的意見提請改正，使它改得恰到好處。對這個主要的意見，《左傳》里明確提出：「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這個提法，提得明確，把所以要講究「和」而反對「同」的理由，也在文中明確講了。《國語》里只說「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講得沒有《左傳》明白，這是《國語》不如《左傳》處。
錢鍾書先生《管錐編》237頁《左傳》昭公二十年：
《淮南子·說山訓》：「事固有相待而成者：兩人俱溺，不能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成」；高誘注全本晏子語。晏、史言「和」，猶《樂記》云：「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之合愛者也」；「殊」「異」而「合」，即「待異而後成」。
這裡，對「和」與「同」又提出了新的說法。
錢鍾書先生《管錐編》264頁：
……《考證》：「《李斯傳》記（趙）高之言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見其面，故號曰朕。』」……趙高乃遽以通合於幾、兆（預兆）之「朕」，從而推斷君人之術。科以名辯之理，此等伎倆即所謂「字根眢論」，……陳澧《東塾讀書記》卷一二謂趙高語本於申、韓之術，秦亡由此；殊中肯綮，尚未周匝。……《禮記·禮運》孔子曰：「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鄭玄註：「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春秋繁露·離合根》論人主「法天之行」：「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立元神》與《保位權》兩篇中語略同。《管子·霸言》：「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又《心術》：「人主立於陰」；《鄧析子·無厚》：「為君者，滅影匿形，群下無私」，又《轉辭》：「明君之御民……故神而不可見，幽而不可見」（按二「見」字之一或為「知」字）；《申子·大體》：「故善為主者，倚於愚，立於不盈，設於不敢，藏於無事，竄端匿疏」，「竄端」謂不露端倪，「匿疏」謂必掩疏隙；《鬼谷子·謀篇》：「故聖人之道陰，而愚人之道陽。……聖人之制道，在隱與匿」，又《摩篇》：「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聖人之謀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物，故曰明。」……《關尹子·一宇》：「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明中區事。」《韓非子》尤三致意焉。《主道》：「道在不可見。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暗見疵。……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揚權》篇：「上因閉內扃，從室視庭」；他如《二柄》篇論人主當「掩其情，匿其端」，……蓋「主道」在乎「夜行」，深藏密運，使臣莫能測度，乃九流之公言，非閹豎之私說。……莎士比亞劇中英王訓太子，謂無使臣民輕易瞻仰，見稀，則偶出而眾皆驚悚；柏克談藝，論晦出能起畏怖，亦舉君主深居九重為證；波沃爾謂帝王尊威亦頗由於隱秘，故有以日藏雲後為紋章示意者。用心異於趙高之蓄心，而命意則同乎趙高之陳意矣。……趙高之心陰欲二世「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如「亢龍有悔」也，而其言則陽勸二世「天德不可為首」，如「群龍無首吉」爾；……乃心固欲二世雖號「皇帝」而實為「皇」不為「帝」（參見《漢書·高帝紀》下「尊太公曰太上皇」句顏師古注）。
錢先生在這裡指出，趙高教二世使群臣但聞聲而莫見其面，以下引各好多書中的各種說法，都是這個意思，即命意相同而各種說法不同。錢先生又指出：「用心異於趙高之蓄心，而命意則同乎趙高之陳意矣。」即這裡引的各家各種說法，命意與趙高的說法相同，也即命意同而說法不同。還有一點即命意同而用心不同。就命意說，趙高跟各家的說法相同，即君主要隱蔽起來處在暗處，讓群臣在明處，這樣，群臣的一舉一動，君主都看見，君主可以作出處理。群臣看不見君主，更顯出君主的威嚴。各家這樣講，是在講君主怎樣運用權術來駕御臣下，用意在尊君，在宣揚君主專制，在把君主神化。趙高這樣講，要使二世皇帝高高在上，脫離臣下，即使二世皇帝「為『皇』而不為『帝』」。《漢書·高帝紀》「尊太公曰太上皇」句顏師古註：「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也。』」趙高說這話的用意，要二世皇帝做傀儡皇帝而沒有實權，實權歸趙高掌握。錢先生在這裡又指出陳澧說的「趙高語本於申、韓之術，秦亡由此」。就是趙高的說法是一種權術，運用這種權術，會造成秦朝的滅亡。照趙高的說法，他的用心，要二世成為傀儡，大權歸他掌握，這樣，秦朝假使不為農民起義推翻，也要落到趙高手裡，也要滅亡。再說，趙高講的本於申、韓之術，即使君主神化，即君權絕對化。《韓非子·忠孝》篇說：「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君主即使不肖，臣子也不敢侵犯，也要順著他。這跟孔子講的話相反。《論語·憲問》：「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犯即犯顏諫諍，要對君主提意見，怎麼提意見呢？就在上面講的「君子和而不同」，就要「和」。韓非卻要對君主順，君主不肖也要順從。《論語·子路》里孔子指出君主倘然「唯其言而莫之違」，「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秦二世時，權操在趙高手裡，是「不善而莫之違也」，所以秦朝就滅亡了，應了孔子的話。說明趙高講的或申、韓講的要君主神化，即封建專制，會造成亡國。反對君主神化，反對封建專制，提倡「和而不同」，有民主精神，才是進步的思想。
三 命意同而故事不同
《禮記·檀弓下》：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坐在車上，手靠在車前橫木致敬）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你）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乃）曰：「然。昔者吾舅（公公）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卷一）
柳宗元《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黑體白紋），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御之者。然得而臘之以為餌（風乾後作為藥物），可以已大風、攣踠、瘺、癘（治風癱、關節炎、淋巴腺結核、惡瘡等病），去死肌，殺三蟲（人體內的寄生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其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汝）毒之乎？余將告於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田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吾賦不幸之甚也。向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之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謂賦斂之毒，有甚於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古文觀止》卷九）
這兩篇文章，命意相同，但反映的生活不同。文章是反映生活的，所以柳宗元的文章，雖然命意是從《檀弓》的一篇來的，他在文中還點明是從孔子的話來的，並不因此減低了它的價值，反而因它反映的生活，比《檀弓》的一篇更為深刻，生活面更廣，因而它的影響更為深遠，勝過《檀弓》的一篇。《檀弓》的一篇，講一家三代都被虎害死，還不遷居，因為那裡沒有苛政，說明苛政猛於虎，這是有力的說明。但苛政怎樣猛於虎，沒有具體的描繪。柳宗元這篇就不同了，對苛政作了具體的描繪，講到賦稅的病民，指出「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這樣寫還不夠，還寫賦稅逼得農民「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還不夠，還寫「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再把捕毒蛇和交納賦稅相比，指出前者「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通過這樣對比，更顯出苛政猛於虎的罪惡來。這樣，這篇的命意雖然從《檀弓》來，但由於它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廣度上遠遠超過《檀弓》，所以還是成為傳誦的名篇。
四 命意相似而有差異
命意相似而有差異，指提法稍有不同，用意是一致的。如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古文觀止》作《報任安書》）：
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文選》卷四一）
司馬遷因為李陵投降匈奴後，替李陵說了幾句話，被漢武帝判罪，受了腐刑。受刑以後，他要發憤寫完《史記》，所以說了上面的一段話，指出從周王到韓非，包括《詩》三百篇，都是「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提出發憤著作說。雖然呂不韋在遷蜀以前命門客替他著書，韓非在韓國就著作了《說難》、《孤憤》，不過他要借來說明自己受刑後的發憤著書，所以這樣說。因此他重複提到「左丘無目，孫子斷足」，正結合他自己受腐刑說的。
唐朝韓愈寫了《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盪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郁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古文觀止》卷八）
這段講「不平則鳴耳」，提法和「發憤之所為作」不同。但「發憤之所為作」，指「此人皆意有所鬱結」，「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與韓愈講的「郁於中而泄於外」是一致的，所以提法雖不同而命意相似。但由於提法不同，因而提到各種不同的物各有各的不平則鳴，這樣就與「發憤之為作」不同了。但兩者也有類似處，「發憤之所為作」，舉出從文王到韓非，即聖賢人來。「不平則鳴」，也舉出「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這也是兩者有相似處。不過就「賢聖發憤之所為作」，所舉的人，不如「不平則鳴」所舉的人多，講「不平則鳴」，歷舉各個時代的人，又舉出各種不同的鳴，如「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還有「以道鳴」，「以其術鳴」，「以其所能鳴」，「以其詩鳴」。這樣，雖然命意相似，寫得有變化，就顯得不同了。
歐陽修《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古文觀止》卷十）
這段講「窮而後工」，提法與「發憤之所為作」及「不平則鳴」不同，但用意相似。這裡也講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寫人情之難言」，跟「發憤之所為作」，與「郁於中而泄於外」是一致的。但由於提法不同，論點也有變化。既講「窮而後工」，就從為什麼「窮而後工」談起，談到窮跟工的關係，這就跟「不平則鳴」的從「不平」來講不同了。再說，就「不平則鳴」來講，講到「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講到歷代的善鳴者有什麼人，講到他們以什麼鳴，使「不平則鳴」這篇的論點，不同於「發憤之所為作」，成為新的創作。到「窮而後工」，就結合梅堯臣的詩來講，講他「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聘書），為人之佐」，即寫他的窮。這就寫得跟「不平則鳴」的歷舉各代善鳴者的寫法不同了。不過在不同之中又有相似的。韓愈講「不平則鳴」，歸到「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這是對孟郊說的，不知他將來能得意而為唐朝歌誦呢，還是不得意而自鳴其不幸。歐陽修的講「窮而後工」，也聯繫到梅堯臣，「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嘆之言」。這跟韓愈對孟郊的說法也是一致的，希望他得意而為朝廷歌誦功德，不要老是窮困感嘆。這樣，這兩篇文章的論點有相似的，也有變化。總的說來，以提法不同而有變化為主，所以不是摹仿而是創作，都成為名篇。可見命意相似的，只要有新的提法，寫得有變化，也都可以成為名篇。不過這兩篇也有些欠缺，如韓愈講「不平則鳴」，卻希望孟郊得意而「使鳴國家之盛」，倘孟郊得意了，就談不上不平了，他得意而「鳴國家之盛」，更談不上「不平則鳴」，違反了全篇的論點了。歐陽修提出「窮而後工」，使梅堯臣得意了，用於朝廷，那他由窮變達，即不窮了。那他「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違反「窮而後工」的論點了。這是這兩篇在理論上都有不圓滿的地方。
這點不夠圓滿的地方，司馬遷的「發憤之所為作」也有，即呂不韋叫門客寫《呂氏春秋》，是他在秦國掌權的得意時代，不在遷蜀以後；韓非的著書，不在囚秦以後；《詩》三百篇也有男女相悅的情歌，並不都是「發憤之所為作」的。這些不能不認為在邏輯上不夠嚴密。
五 目的同而命意不同
歐陽修有的文章是摹仿韓愈的，像韓愈寫《原道》，主要是闢佛教，歐陽修寫《本論》，也是闢佛教，兩篇的目的同，但命意不同，所以歐陽修的一篇還是成功之作。
李耆卿《文章精義》：「韓退之非佛，是說吾道有來歷，浮圖（佛）無來歷，不過辨邪正而已。歐陽永叔非佛，乃謂修其本以勝之，吾道既勝，浮圖自息，此意高於退之百倍。」這裡把韓愈的《原道》跟歐陽修的《本論》比，兩者都是反對佛教的。《原道》指出他講的道，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相傳的道，有一個道統；佛講的道沒有類似這樣的道統。他講的道是君臣、父子相生相養之道，佛講「必棄而（汝）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所謂清淨寂滅者」（《古文觀止》卷七）。他認為不正確，即辨邪正。《本論》指出：「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缺，修其廢，使其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古文辭類纂·論辨三》）從充實內部來抵制佛教，所以說他見識高過韓愈。
按這兩篇的目的都是闢佛，但命意不同。韓愈主張用政治力量來加以排斥，所謂「人（民）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原道》，見《古文觀止》）。即勒令和尚還俗，燒掉佛經，把廟宇改成民居，用儒家之道來教導他們。當時有不少人相信佛教，他這種主張是行不通的。就這方面說，確實不如歐陽修講的，從根本上修明政教，改善人民生活，減輕賦稅來得好。但《原道》用儒家之道與佛教道教比，提出《大學》的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提出儒家之所謂仁、義、道、德與道家、佛教比，顯出儒家的學說更適合於當時的政教。就這方面說，《原道》還是受到古人的推崇，不是《本論》所能代替的。陳兆崙《歐文選序》：「永叔之摹韓，幾於尋聲答響，望形赴影矣，而不病其襲，則其說是於老蘇之書，所謂態者是也。」（《紫竹山房文集》）這裡指出歐陽修的摹仿韓愈，好在像蘇洵《上歐陽內翰書》講的，歐陽修文章的風格柔婉與韓愈的風格剛健不一樣。按就《本論》跟《原道》看，主要是命意不同，其次才是風格不同。因此摹仿而沒有摹仿的痕跡，成為創作。就風格說，從上引的「人其人」幾句看，很有決斷，雖立論不一定恰當，還是表示剛健的風格。再看《本論》中：「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這樣說，風格是柔婉的。歐陽修的文章，所以成功，還是在命意的創新上。
六 事同而所記稍異
敘述同一件事的，李耆卿《文章精義》：「《國語》不如《左傳》，《左傳》不如《檀弓》，敘晉獻公、驪姬、申生一事，繁簡可見。」這裡講晉獻公寵愛的驪姬害死太子申生這一件事，有三種記載，認為記得最簡的最好。說記得最簡的最好，上面已經指出他的說法不確，可以不管。記這事不止三種，有五種，今錄下。
1．《禮記·檀弓上》：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何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我何行如之（行將何往）?」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即狐突）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為我君出謀劃策），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
《國語》書影
按這篇的主旨是講世子申生是「恭世子」，即非常恭順的世子。他的恭順表現在兩點：一，驪姬誣陷他要弒獻公，他不肯去辨明。因為一辨明，驪姬有罪要廢謫，但獻公離不開驪姬，所以他不願去辨明，這是恭順。二，狐突早勸他避到別國去，免得受害，他不聽。到受了誣陷，他寧願自殺，還是想狐突出來輔佐獻公，為國打算，所以稱恭順。這一篇，不是在記驪姬誣害申生的事，是在說明申生是恭世子。就這個命意說，這篇是寫得好的，好在充分說明了他所以是恭世子的理由，理由很具體。
2．《左傳》僖公四年：
（驪）姬謂大（太）子曰：「君夢齊姜（太子母），必速祭之。」大子祭於曲沃，歸胙（送祭過的酒肉）於公。公田（打獵），姬置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用酒澆地，地高起）。與犬（以肉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辯明），君必辨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
《左傳》這篇是記事，對驪姬害死申生的事作了全面的敘述，跟《檀弓》的只說：「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不同。因此，不能說《檀弓》勝過《左傳》。但《檀弓》的主旨在說明申生為「恭世子」，不在記申生怎樣被害的事，所以也不能說《左傳》這篇勝過《檀弓》，這兩篇的性質不同，不能用敘事的詳略來分優劣。《檀弓》里有申生「使人辭於狐突曰」的一段話，《左傳》里沒有。這段話說明申生將死前還關心國事，關心「君老，子少」，即關心獻公和驪姬生的兒子奚齊，要狐突出來輔助他們，這正突出申生的恭慎，這些話在《檀弓》這篇里是必要的。在《左傳》這篇記事裡就不一定必要了，因為《左傳》里沒有提到「恭世子」的話，沒有稱他恭慎，這些話跟申生被害而死關係不頂密切，所以就不說了。
3．《國語·晉語二》：
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齊姜，必速祀而歸福（送祭肉來）。」申生許諾，乃祭於曲沃，歸福於絳，公田，驪姬受福，乃置鴆（毒）於酒，置堇（烏頭，毒）於肉。公至，召申生獻。公祭之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飲小臣酒，亦斃。公命殺杜原款（申生之傅），申生奔新城。
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圉告於申生曰：「款也不才，寡智不敏，不能教導，以至於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小心狷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也，故陷於大難，乃逮（及）於讒。然款也不敢愛（惜）死，唯與讒人鈞（均）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反讒，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好名聲）焉。死不遷情，強也，守情說（悅）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恩（死在人民懷念中），不亦可乎？」申生許諾。
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是怨君也。章父之惡，取笑諸侯，吾誰向而入。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怨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智；逃死而怨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怨，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曰：「有父忍之，況國人乎？忍父而求好人（取好於人），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求利於人），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經（吊死）於新城之廟。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以至於死，雖死何悔。」是以諡為共（恭）君。
這篇比《左傳》的一篇，多出杜原款勸申生自殺的話，多出驪姬促申生自殺的話，多出申生使人告狐突的話，即把《檀弓》里申生告狐突的話也加進去了。上面指出《左傳》里沒有記載申生死後諡為共君，所以不載他告狐突的話。《國語》里記載了申生「諡為共君」，所以記下了他告狐突的話。不過這兩段話里，有點小的不同：《檀弓》里說「吾君老矣，子少」，《國語》里沒有「子少」。這點差別，說明《檀弓》的作者，認為驪姬把申生害死以後，一定要使她的兒子奚齊繼承君位，奚齊還小，所以要狐突出來輔佐奚齊。《國語》的作者，認為驪姬把申生害死以後，也不可能使她的兒子奚齊繼承君位，因為申生還有弟弟夷吾、重耳會繼承君位的，所以不提「子少」了。
再看《左傳》里不提杜原款和驪姬的兩段話，申生講的話也比《國語》里記的簡單，為什麼？《左傳》里寫申生自殺，一是不願自明，因為「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體會到獻公的離不開驪姬，自明以後，獻公要失去驪姬，會感到痛苦。他不願獻公感到痛苦，不肯自明。他又不肯逃走，認為他帶著弒父弒君的惡名，沒有地方可逃，顯出他的潔身自好。這樣，從他的性格看，除了自殺，沒有路好走。因此，他的自殺，是他性格發展的必然結果，用不到人勸，也用不到人逼迫，所以杜原款和驪姬的話都沒有必要，都不載，這是《左傳》勝過《國語》處。從申生的性格來看，這兩段話都不是必要的。
《國語》的記載有一處也與《左傳》不同。《左傳》講太子到曲沃去祭，祭後把酒肉送給獻公，是酒肉早已送去了。到驪姬誣陷申生時，申生不在旁邊。《國語》作「公至，召申生獻。公祭之地，地墳，申生恐而出」。好像酒肉沒有送去，獻公要召申生來獻酒肉。公祭之地時，申生在旁邊，看到「地墳」，就逃出去了。這段記載，以《左傳》為可信。因為申生早已把祭後的酒肉送去了，所以用不到「召申生獻」。驪姬在酒肉里下了毒，也不願申生在旁，所以「召申生獻」和申生在旁的記載，不合理。《國語》里記了「申生恐而出」，再寫「申生奔新城」，大概怕申生不肯死，所以加上杜原款的勸他死，驪姬的逼他死的兩段話。再說申生已經逃到新城，即曲沃，那末驪姬要見申生，一定要到曲沃去，驪姬既誣陷申生，怎麼又敢到曲沃去見申生，這也不合理。因此，《國語》的寫法，兩處都不合情理。它加進去的兩段話，從申生的性格看，也沒有必要，因此《國語》寫得不如《左傳》。
再看《史記·晉世家》對這件事的記載，為了節省篇幅，不再全引。在談《史記》之前，先看看《穀梁傳》的記載：「驪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為君！』」《史記》寫的又有了發展。《史記》作：「獻公從獵來還，宰人（管膳食的）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與犬犬死，與小人小人死。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弒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弒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母子避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驪姬這段話，《左傳》《國語》《檀弓》里都沒有，是從哪裡來的呢？錢鍾書先生《管錐編》166頁說：「史家追敘真人實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蓋與小說、院本之臆造人物、虛構境地，不盡同而可相通；記言特其一端。《韓非子·解老》曰：『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斯言雖未盡想像之靈奇酣放，然以喻作史者據往跡、按陳編而補缺申隱，如肉死象之白骨，俾首尾完足，則至當不可易矣。《左傳》記言而實乃擬言、代言，謂是後世小說、院本中對話、賓白之椎輪草創，未為過也。」錢先生這段話，深刻地指出以上記言的不同。《史記》中記驪姬的一段話，正是司馬遷的設想，完全符合驪姬這個人物的性格和當時的情境，這是好的。《史記》里也沒有杜原款的勸死和驪姬逼申生自殺的話，說明這兩段話是多餘的。這樣看來，史書中記載人物事件，也要考慮人物性格。記載驪姬害申生的事，以《左傳》寫得最好，最能突出申生的性格。《史記》根據《左傳》來寫，作了補充，補充驪姬的一段話，有助於刻畫驪姬陰險的性格，也是好的。《國語》多出的兩段話，有損於申生的性格，是不好的。《檀弓》主旨不在記事，在說明，所敘述的話作為說明的例證，也是好的。
七 事同而語有復疊與簡約
錢鍾書先生《管錐編》272—273頁《史記會注考證·項羽本紀》：
「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考證》：「陳仁錫曰：『疊用三無不字，有精神；《漢書》去其二，遂乏氣魄。』」
按《漢書·項籍傳》作「楚戰士無不一當十」，「諸侯軍人人惴恐」，「膝行而前」，刪去兩「無不」字。
錢先生接著說：
按陳氏評是，數語有如火如荼之觀。貫華堂本《水滸》第四十四回裴闍黎見石秀出來，「連忙放茶」，「連忙問道」，「連忙道：『不敢！不敢』」，「連忙出門去了」，「連忙走」；殆得法於此而踵事增華者歟。馬遷行文，深得累疊之妙，如本篇末寫項羽「自度不能脫」，一則曰「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再則曰：「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三則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心已死而意猶未平，認輸而不服氣，故言之不足，再三言之也。又如《袁盎晁錯列傳》記錯父曰：「劉氏安矣！晁氏危矣！吾去公歸矣！」疊三「矣」字，紙上如聞太息，斷為三句，削去銜接之詞，頓挫而兼急迅錯落之致。《漢書》卻作：「劉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歸矣？」索然有底情味？
八 事同而記有疏密
錢鍾書先生《管錐編》274頁：
《容齋隨筆》卷一謂《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一節五十八字，《漢書》省去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為朴贍可喜」；虞兆隆《天香樓偶得》駁則謂《隨筆》「非定論」。
按《史記·衛青傳》作：
……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漢書》刪「以千五百戶」）；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至匈奴右賢王庭，為麾下搏戰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說為龍額侯（又刪「以千三百戶」）；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又刪「公孫」），以千三百戶封賀為南窌侯（又刪「以千三百戶」）；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樂安侯（又刪「以千六百戶」）；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又刪後兩個「校尉」），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又刪「以千三百戶」），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又刪兩個「以千三百戶封」）；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又「豆如意」下多出「中郎將綰皆」，「關內侯」下多出「沮、息、如意」）。」
從《史記》和《漢書》的記載看，不在於《史記》朴贍可喜，是在於記載的疏密問題。按照《漢書》的記法，只要記明封什麼侯就夠了，不用記戶數，那末，封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為什麼不刪，封戶數少的三百戶記了，封戶數多的「千三百戶」、「千五百戶」為什麼反而刪去，就不合理了。「公孫賀」刪去「公孫」，光留個「賀」字，不知姓誰，更不恰當。《史記》里不記「中郎將綰」是有道理的，因為這裡都記封侯和戶數，「中郎將綰」沒有封的戶數，所以《史記》不收。《漢書》收了，又沒有姓，也是疏漏。這樣看來，《史記》密，《漢書》有疏漏。錢先生說：
……《漢書》刪去兩「校尉」，明淨勝於《史記》原文未可盡非；《史記》下文亦云：「將軍李沮、李息」，而不雲「將軍李沮、將軍李息」也。《漢書》刪去三「以千三百戶封」，洵為敗缺，當於「為從平侯」下，增「食邑各千三百戶」，則點煩而不害事，猶《史記》下文言李沮、李息、豆如意云：「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也。
九 事同而記有詳略改動
《朱子語類》卷十一：
問：「讀《通鑑》與正史如何？」曰：「好，且看正史，蓋正史每一事關涉處多。只如高祖鴻門一事，本紀與張良、灌嬰諸傳互載，又都意思詳盡，讀之使人心地歡洽，便記得起。《通鑑》則一處說便休，直是無法，有記性人方看得。」（中華書局，196頁）
《史記·項羽本紀》敘鴻門宴：
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通鑑》作「項羽」，下同），至鴻門（又無「至」），謝曰：「臣與將軍戮（又作「勠」）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
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又無「項王項伯」數句）。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汝）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又無此句），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
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又無「樊」）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又無「甚急」），今者（又無「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又無此三字）衛士欲止不內（納），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又無「噲」）遂入，披帷西向立（又無「西向」），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眥盡裂。項王按劍而跽（長跪）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又無「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又作「其上」），拔劍切而之。項王曰：「壯士，能復（又作「復能」）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又無「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又無此四字），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又作「以待將軍」），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又無此二句）。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又作「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又作「將軍」）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
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又無此二句）。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又無此二句）。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又「為」作「方為」），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又無「乃令……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從「當是……里」又作「鴻門去霸上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又無「與」）樊噲、夏侯嬰、靳強、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又下有「趣霸上，留張良使謝項羽，以白璧獻羽，玉斗與亞父」）沛公謂張良（又無「張」）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謹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又作「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又作「亞父」）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又作「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又作「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通鑑》里記的鴻門宴，完全根據《史記》，但是文字有刪節，有改動。《史記》以文章著名，司馬光編《通鑑》，為什麼不照用《史記》原文，卻要加以刪改呢？這主要是兩書體例不同造成的。《史記》是紀傳體，其中寫人物傳記部分，屬於傳記文學，所以對人物要作文學描寫，是歷史跟文學的結合。《通鑑》是編年體，以記事為主，重在記事，要減少文學描寫部分，因此對《史記》中有的描寫，就作了刪節。像《史記》里記項王、項伯、亞父、沛公、張良的坐位幾句，就傳記文學講，記這次宴會，是要寫明坐位的。就記事講，主要記事件，各人的坐位不重要，所以刪了。再像有的描寫，如《史記》「交戟之衛士」，描寫衛兵是兩人手持戟相交的；樊噲「披帷西向立」，寫明他立的方向；《通鑑》主要在記事，光說「衛士」，怎樣的衛士就不管了；光說「披帷立」，立的方向就不管了。再看對話，項莊進去，說：「君王與沛公飲」，就傳記文學說，開口是要這樣說的，不可能一進去，招呼也不打，就說「軍中無以為樂」的。但就記事說，這句打招呼的話，就可從略了。再像張良說「甚急」，表達張良的心情，是必要的。就記事說，重在記事，這兩字也可從略了。再像樊噲講話：「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說了劉邦對秦國的東西絲毫不取，其中最重要的，是皇宮，所以加上「封閉宮室」；就記事說，絲毫不取已經包括「封閉宮室」在內，這四字也可刪了。樊噲又說：「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替劉邦派兵守關作了解釋，這也必要。就記事說，這個解釋，上文鴻門會前劉邦已經向項伯作過解釋，項伯已經向項羽說過，不必重複，也刪了。樊噲對劉邦說：「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這是針對劉邦說的「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的解答。就記事說，這個解釋也可從略。下面張良問劉邦帶什麼禮物來，劉邦說帶了白璧玉斗的話，按照當時的情形，是應該有這樣的問答的，就記事說，這些送禮物的事，下面都有了，這些問答的話也可從略了。以上這些刪節，當是傳記文學與記事文不同所造成的。
司馬光像
《資治通鑑》書影
還有稱呼的不同，《史記》是按照當時人的稱呼來寫的，當時人稱「項羽」「項王」，當面稱「大王」，所以文中稱項羽為「項王」，張良樊噲稱項羽為「大王」。只有劉邦跟項羽地位相似，稱項羽為「將軍」。當時人稱劉邦為沛公，文中也稱「沛公」。當時尊稱范增為「亞父」，文中有時稱「亞父」，從當時的尊稱，有時稱「范增」，作為一般敘述，張良稱范增為「大將軍」，稱他的職位，因張良不是項羽手下人，可以不用他的尊稱。《史記》對人的稱呼，是有這樣的講究的。《通鑑》里不稱「項王」，改稱「項羽」，但對劉邦還是稱「沛公」，不稱劉邦，這裡顯出司馬光尊重劉邦，所以對劉邦不稱名；不尊重項羽，所以不稱「項王」，直呼其名，稱為「項羽」。樊噲稱項羽為「大王」，《通鑑》改為「將軍」；張良在替劉邦獻禮物時，稱項羽為「大王」，稱范增為「大將軍」，很合適。《通鑑》把「大王」改為「將軍」，因此不能稱范增為「大將軍」，稱為「大將軍」變成范增高於項羽了，又不便直呼其名，因改為「亞父」，其實「亞父」是項羽手下人對范增的尊稱，比「大將軍」的稱呼更尊崇，張良不是項羽手下人，不可能稱范增為「亞父」。又張良樊噲是劉邦手下人，地位低於劉邦，也低於項羽，不可能跟劉邦一樣，稱項羽為「將軍」。這是司馬光在改變稱名時出了破漏。
司馬光改《史記》，也有改得好的。如「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通鑑》改作「加彘肩其上」，加了一個「其」字，表示彘肩加在盾上，很明確。沒有這個「其」字，也可以理解為盾加在彘肩上，總之不如加「其」字明確。樊噲說：「而聽細說」，《通鑑》改為「而聽細人之說」，意義更為明確，也是改得好的。
《漢書》把鴻門宴寫在《高祖本紀》里：
沛公旦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能破秦，與將軍復相見。今者有小人言，令將軍與臣有隙。」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
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君王為人不忍，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汝屬且為所虜。」莊入為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
樊噲聞事急，直入，怒甚。羽壯之，賜以酒。噲因譙讓羽。有頃，沛公起如廁，招樊噲出，置車官屬，獨騎，與樊噲、靳強、滕公、紀成步從間道走軍。使張良留謝羽。羽問：「沛公安在？」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去，間至軍，故使臣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范增，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
《漢書》這一篇也是刪節《史記》的那一篇，但刪得更多。《通鑑》是編年體，以記事為主，它的刪節，可以說是限於體例。《漢書》也是紀傳體，也寫人物傳記，那就不該以記事為主大加刪節了。就鴻門宴這篇說，《漢書》不僅刪得不如《史記》，也不如《通鑑》了。如《史記》開頭寫：「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說這話，好像替自己辨解，說自己準備攻擊劉邦，是因為聽了劉邦手下曹無傷的話。有了這個開頭，所以篇末寫「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首尾呼應。《漢書》這篇，刪去了沛公誅殺曹無傷的話，首尾不相呼應。再說，這件事，項羽講出了曹無傷，等於把在劉邦手下替自己做工作的人泄露給劉邦，說明項羽這人沒有政治鬥爭經驗，劉邦回去立即殺了曹無傷，顯出劉邦是有政治鬥爭經驗的，這也跟兩人的性格有關。《漢書》刪去了劉邦殺曹無傷的話，好像劉邦也沒有政治鬥爭經驗了。
《史記》里講明項羽、劉邦、范增、張良的坐位，《漢書》里刪去了，說明《漢書》也著重記事，所以刪。《史記》稱：「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漢書》刪去了三舉玉玦，刪去了「默然」，光說「數目羽」，這就顯得不夠，光是用目光示意，跟三次舉玉玦來要項羽下決心，是不同的，一刪就減輕了分量。《史記》里寫張良出來找樊噲，告訴他形勢的危急，樊噲表示要進去「與之同命」。《漢書》里寫作「樊噲聞事急，直入」。樊噲在軍門外，對於宴席上的事，看不見，聽不到，從哪裡「聞事急」呢？就記事說，也沒有講清楚。《史記》寫樊噲「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漢書》作「直入」，好像軍門口沒有守衛，樊噲可以「直入」了。《史記》里寫樊噲「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眥盡裂」，使項羽吃驚，稱他為壯士，賜給他斗酒彘肩。《漢書》里光說「怒甚」，樊噲的生動形象沒有了，使項羽吃驚也沒有了，只因他「怒甚」而「壯之」，也不可解了。《史記》里寫樊噲責備項羽的一段話，辭嚴義正，使項羽無話可說，改變了鴻門宴上沛公的處境，轉危為安。《漢書》里也沒有了。
再像《史記》寫「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說：「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提到「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成為後世成語，《漢書》里這些都沒有了。最後《史記》作「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漢書》里把「豎子不足與謀」這句刪了。這句表面上指斥項莊，骨子裡是指斥項羽。因為范增要項莊在席前舞劍，擊殺沛公。項莊聽從了，是在席前舞劍，可是項伯也拔劍起舞，保護劉邦，使項莊不能擊劉邦，這不是項莊的過錯，范增不該指斥他。范增要指責的是項羽，范增三次舉玉玦要項羽下決心殺劉邦，項羽不應，所以這話骨子裡是指斥項羽。這當跟後來項羽疏遠范增有關。像這樣的話，既顯示範增的性格，又寫出項羽跟范增的關係，是比較重要的。《漢書》把這樣重要的話都刪了，所以不如《史記》。當然，《漢書》里也有寫得勝過《史記》的，下面也要談到。
《朱子語類》里談到還可參看別人傳里有關的記載，也不妨看看。先看《史記·高祖本紀》：
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
《樊噲傳》：
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酒酣），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漢書》作「屏」）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又無「鐵」）盾入到營。（又作「初入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又有「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又無「盡」）。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又無「一」），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又無「與」「樊」），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又作「從山下走歸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又無「項」）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無）樊噲奔入營，誚讓項羽，沛公事幾殆（又無「事」）。
《漢書·項籍傳》：
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以待大王，閉關以備他盜，不敢背德，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樊噲得免，語在《高紀》。
《史記》把鴻門宴寫在《項羽本紀》里，《高祖本紀》里就不必再寫，只須交代一下就行。從上文看，上文寫項羽準備進攻劉邦，得到項伯替劉邦說話，項羽決定不進攻，所以接下來寫劉邦到鴻門來謝項羽，項羽說明為什麼想攻劉邦，再說劉邦怎樣得解脫回來就完了。因項羽提到了曹無傷，所以寫劉邦回去殺曹無傷作結。這裡重複提到曹無傷，因他跟項羽要進攻劉邦有關，不能不提。對於劉邦怎樣解脫歸來，只提了以樊噲、張良故，主要是樊噲，所以把樊噲寫在前面。在《項羽本紀》里，稱項羽為項王，這篇里只稱項羽。因為《項羽本紀》里以項羽為主，項羽是稱西楚霸王的，所以稱為「項王」。《高祖本紀》里以劉邦為主，所以不尊稱他為「項王」，改稱「項羽」。
《高祖本紀》里提到「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主要是靠樊噲，所以在《樊噲傳》里也講到了鴻門宴。樊噲是在鴻門宴上，劉邦形勢危急時入營解救的，所以先要交代劉邦怎樣去赴鴻門宴，在宴會上形勢怎樣危急，這些只是交代，下面才寫樊噲怎樣入營門，引起項羽注意。樊噲怎樣飲酒食肉，主要寫樊噲怎樣替劉邦講解，辭嚴義正，使項羽無話可說，使劉邦的處境轉危為安。就鴻門宴看，主要是寫在《項羽本紀》里，《樊噲傳》里寫的，也不如《項羽本紀》寫得生動精彩，即就樊噲部分說，《項羽本紀》里寫得也比《樊噲傳》精彩。這樣寫是對的。要是把樊噲的事，在《樊噲傳》里作了生動精彩的描寫，在《項羽本紀》里只作了交代，那就把鴻門宴這事的精彩描寫分散了，有一部分寫在《項羽本紀》里，有一部分寫在《樊噲傳》里，兩處寫鴻門宴都寫得不完整，這就沒有一個完整的鴻門宴了。所以寧可把對樊噲的精彩描寫也寫在《項羽本紀》里，使鴻門宴的精彩描寫集中在《項羽本紀》里，這樣更好些。在《樊噲傳》里點明沒有樊噲的奔入營指責項羽，劉邦幾乎危險，這就突出樊噲的功績。
《漢書》把鴻門宴寫在《高祖本紀》里，在《項籍傳》里只作了交代。因為班固把《項羽本紀》改為《項籍傳》，項羽的地位變了。鴻門宴既是有關劉邦的大事，就不便寫在《項籍傳》里，只好寫在《高祖本紀》里，在《項籍傳》里只能作些交代了。寫沛公到鴻門來謝項羽，說明自己不敢背德，項羽意解。只是范增要殺沛公，「賴張良樊噲得免，語在《高紀》」。點明鴻門宴寫在《高祖本紀》里。按鴻門宴是項羽設宴招待劉邦，是項羽為主。在鴻門宴上，劉邦的生命掌握在項羽手裡，所以司馬遷把鴻門宴寫在《項羽本紀》里是正確的，班固把它寫在《高祖本紀》里是主客倒置。不僅班固把鴻門宴刪得失去了許多精彩描寫，就是他把鴻門宴從《項羽本紀》改到《高祖本紀》里也是不合適的。但他已把《項羽本紀》改成《項籍傳》了，把項羽的地位改得跟陳勝一樣，那末鴻門宴又好像不適宜寫在《項籍傳》里了。其實班固把《項羽本紀》改為《項籍傳》是不正確的。班固沿襲《史記》，把呂后列為《高后本紀》，因為劉邦死後，大權掌握在呂后手裡，所以列為本紀是對的。秦亡以後，大權掌握在項羽手裡，由項羽號令天下，分封諸侯，司馬遷列為《項羽本紀》是正確的。倘因為項羽沒有做皇帝，不能列入本紀，那末呂后也沒有稱帝，為什麼可以列為本紀呢？
春秋魯僖公四年（前656），齊伐楚，盟於召陵，有《春秋》《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史記》五種記載。同一事件，記載各有不同，這跟各書的寫作目的不同有關。
《春秋》僖公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於陘。
楚屈完來盟於師，盟於召陵。
這是《春秋》的記載。《春秋》是魯國的國史，記事以魯國為主，又尊重周天子。以魯國為主，所以把這事記在魯僖公四年。尊重周天子，所以稱「王正月」，王指周惠王。正月，指周朝所頒布的曆法的正月。以魯為主，所以稱「公會」，即魯僖公會合諸侯。齊侯即齊桓公，宋公即宋桓公，陳侯即陳宣公，衛侯即衛文公，鄭伯即鄭文公，許男稱呼不詳，曹伯即曹昭公。《春秋》的稱呼，是按照周天子的封爵稱的，魯國君封公爵，所以稱公；齊國君封侯爵，所以稱侯；鄭國君封伯爵，所以稱伯。當時周天子已經號令不行，各國君都自己改稱，如齊君稱公，陳君也改稱公。但《春秋》尊崇周天子，還是按照舊的封爵來稱呼。「次於陘」，駐紮在今河南郾城縣境。屈完，楚大夫，前來結盟。召陵，在今河南郾城縣東。《春秋》的記事，極簡單，類似標題，含有尊崇周天子的意味。它的用詞也有含義，見《公羊傳》《穀梁傳》的說明。
《左傳》僖公四年對這事作了記載，著重在詳盡地記錄這件事：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指北方），寡人（楚子的謙稱）處南海（指南方），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雌雄相誘稱風，馬和牛是兩種，不會雌雄相誘的）。不虞（料）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即姜太公）曰：『五侯九伯（即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九州之長，即諸侯之長），女（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踐履所及的疆界）：東至於海，西至於河（黃河），南至於穆陵（在楚地，今湖北麻城縣西有穆陵山），北至於無棣（在今河北盧龍附近）。爾貢包茅（楚國產的成束的菁茅，是濾去酒糟用的）不入，王祭不共（供，周王祭祀濾酒糟用的菁茅不供給），無以縮酒（濾酒糟），寡人是征（徵求）；昭王南征而不復（周昭王往南方渡漢水時，當地人給他一隻用膠水膠成的船，船到中流解散，昭王被淹死），寡人是問（責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豈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水一帶不歸楚君管轄，楚國不能負責）。」師進，次於陘。
《左傳》書影
夏，楚子（楚成王，周天子封楚君為子爵，因稱）使屈完如（往）師。師退，次於召陵。
齊侯陳（排列）諸侯之師，與屈完乘（乘兵車）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諸侯的謙稱）是為（諸侯難道是為我而來），先君之好是繼（為了繼承先君的友好來的），與不穀同好何如？（問楚國跟我共同友好怎樣？）」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您惠臨為敝國的國家求福），辱收寡君（承蒙接納我國國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安撫）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今河南葉縣南有方城山），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左傳》里詳盡地記載了齊伐楚盟於召陵的事，要了解這件事實的情況，就要看《左傳》。光看《春秋》，好像只看到大事標題，不可能了解具體情況。
《公羊傳·僖公四年》也講這件事，用意又不同。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遂伐楚，次於陘。其言次於陘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
楚屈完來盟於師，盟於召陵。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於師，盟於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多次）病中國（中原）。南夷與北狄交（南夷指楚滅鄧國、谷國，北狄指狄滅邢國、衛國，交亂中原），中國不絕若線。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貼荊（使楚貼服），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主也。前此者有事矣（以前齊桓公率領諸侯替邢國、衛國築城），後此者有事矣（後來齊桓公率領諸侯替杞國築城），則曷為獨於此焉？與桓公為王，序績也。
《公羊傳》記同一件事，記得跟《左傳》不同。《左傳》是記錄這件事的經過。《公羊傳》主要不在記錄這件事的經過，在說明《春秋》用詞的含義，在說明這件事的重大意義。比方《春秋》作「蔡潰」，用「潰」字是什麼意思呢？是人民反抗國君，即人民不肯抵抗齊桓公率領諸侯之兵來攻，投向齊桓公這邊去了。《春秋》作「次於陘」，駐紮在陘地，是什麼意思呢？是有所等待，等楚國派使人來。楚國派使人屈完來，為什麼不稱「楚使」，光稱「楚屈完」呢？尊重屈完，把他的地位看得跟齊桓公的地位相當，即把他的地位看得像楚成王那樣，才可以跟齊桓公相當。為什麼作「盟於師，盟於召陵」，用了兩個盟呢？表達楚國服從齊桓公的高興。作「屈完來」是什麼意思呢？是讚許以桓公為主，是楚國派人來，不是桓公去，桓公在以前或以後，也率領諸侯替被夷狄侵略的侯國築城，都不這樣記，何以獨對這件事這樣記呢？讚許桓公為主，做了使楚國服從的工作，記敘他的功勞。這樣說，主要不在記敘這件事的經過，主要在說明《春秋》記敘這件事中的用詞，都有含意，在說明這種含意。
更重要的，在說明這件事的重大意義。「何言乎喜服楚」?為什麼說喜歡楚的服從？「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楚國在天下有王者，別的侯國都服從了，楚國是最後服從；天下沒有王者，楚國先起來背叛。王者指有權威使諸侯服從的天子，當時周天子已經沒有權威，號令不行，所以楚國先起來背叛。楚國成為南夷，與北狄一起，結合起來侵略中原地區的諸侯，像楚國滅掉鄧國、谷國，北狄滅掉邢國、衛國。當時把楚國看成南夷，跟北狄一致，不承認其是華夏民族。華夏民族建立的侯國被夷狄滅掉，「中國不絕若線」，華夏民族的不滅絕像根線一樣，很容易斷的。一斷，華夏民族建立的侯國，被夷狄滅亡了，就要受夷狄的奴役了。齊桓公起來挽救中原華夏民族所建立的侯國，排斥夷狄的侵略，使楚服從，這是代替周天子執行王者的事業。這是極力推崇這件事的重大意義。
再看《穀梁傳·僖公四年》：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為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遂伐楚，次於陘。遂，繼事也。次，止也。
楚屈完來盟於師，盟於召陵。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為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正乎？曰，非正也。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內桓師也。於師，前定也。於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為僅矣。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返），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
《穀梁傳》跟《公羊傳》相似，主要在解釋《春秋》中的用詞，但又有不同。《公羊傳》里主要是指出這件事的重大意義，即排斥夷狄的侵略，保護中原華夏所建立的侯國，不至被夷狄所奴役。這個意思，在《左傳》和《穀梁傳》里都沒有。在解釋《春秋》用詞的意義，《穀梁傳》和《公羊傳》也不一致。《穀梁傳》解釋「蔡潰」，「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即君民的意見不一致，還不認為民背叛君。又說「侵，淺事也」，對伐來講，侵比較輕點，即不占領蔡的土地，不擄掠蔡的人民，蔡服了就退兵，說明是合於正道。稱「楚屈完」，楚國的官制跟諸夏侯國不同，沒有大夫，稱「楚屈完」，把他看成諸侯國的大夫。不稱「使」，因他有權代表楚國決定一切。這是不是正確？「非正也」，不正確，因為臣子不能自專，所以稱為非正。稱「屈完來」，是「內桓師也」，以齊桓公的軍隊為內，屈完歸向齊桓公。「於師，前定也」，屈完在齊桓公的軍隊里結盟，是事前決定的。「於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屈完在召陵和齊桓公等結盟，見得齊桓公是得意的。「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為僅矣」，說齊桓公得意，其實是不得意，齊桓公的得意是很少的。楚國服從了，這是使桓公得意的；但楚成公不來，只派屈完來。屈完責問齊桓公為什麼派兵來，齊桓公提出兩個理由，屈完只承認一個，對另一個拒絕，所以認為桓公的得意是很少的。這說明《穀梁傳》主要在解釋《春秋》中用詞的意義，不在記事。他的解釋，又跟《公羊傳》不一致，所以可與《公羊傳》並存。
《史記·齊太公世家》：
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楚成王興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是以來責。昭王南征不復，是以來問。」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之水濱。」齊師進，次於陘。
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退，次召陵。桓公矜屈完以其眾，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為城，江漢以為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
《史記·楚世家》：
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御之，與桓公盟。桓公數以周之賦不入王室，楚許之，乃去。
《史記》是通史，所以只能根據《左傳》來記事，《公羊傳》《穀梁傳》對《春秋》作解釋的話都用不上。《左傳》是記春秋時代的編年史，所以記得較詳。《史記》是記從黃帝到漢武帝時代的通史，不能記得像《左傳》那樣詳，要加以壓縮。《左傳》的記事，還要按照《春秋》來記，比方《春秋》稱「侵蔡」，《左傳》也稱「侵蔡」，《史記》就不受這個限制，稱「伐蔡」，因為齊桓公率領諸侯的軍隊攻入蔡國，所以從歷史記事的角度，就稱「伐蔡」了。再像《左傳》稱「楚子使與師言曰」，根據《春秋》，楚國被封為子爵，所以稱「楚子」，《史記》就稱「楚成王」。《左傳》里寫楚子說的「君處北海」幾句話，在《史記》里就省成「何故涉吾地」了。管仲的回答比較重要，所以《史記》里引用較多，但也省去「無以縮酒」句。《左傳》里記齊侯對屈完的話，《史記》里節縮為「桓公矜屈完以其眾」，從這裡看出《史記》怎樣壓縮的。對屈完的答話，比較重要，又較多地保存著。
《春秋集注》書影
這件事，主要是記錄在《齊太公世家》里，《楚世家》里只附帶記一下，就更簡了。《楚世家》里稱「侵楚」，用「侵」字，就楚國來說，齊桓公率領諸侯的軍隊，沒有攻入楚國，沒有發生戰爭，所以用「侵」字。就這件事說，主要是管仲責問楚國不向周朝進貢包茅，楚王承認錯誤，答應進貢，就和齊桓公及諸侯結盟，所以《楚世家》里就記了這件事。又《左傳》根據《春秋》，把這件事記在魯僖公四年。《史記·齊太公世家》以齊為主，所以把這件事記在齊桓公三十年。又《楚世家》以楚為主，所以把這件事記在楚成王十六年。又《史記》所記，可以補《左傳》的不足的，如《史記》稱「楚成王興師問曰」，又稱「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楚成王是起兵來跟齊桓公對抗的，這點在《左傳》里沒有記載。
就以上對同一事件的五種記載看，《春秋》的記載類似大事標題，或簡明的提要，不過在這個標題里的用詞都有講究，一個詞都不輕下。這是可供學習的，我們在定標題或提要時，也要學習這種用詞的謹嚴。就記事說，以《左傳》為最好。《左傳》的記事，不僅最為詳盡，更好的是寫對話，寫楚成王和管仲的對話，楚成王提出「風馬牛不相及」，是個很好的比喻。雌雄相誘為風，只有雌馬和雄馬相誘，雌牛和雄牛相誘，雌雄的牛和馬是不相誘的。這話成為名句。管仲的對答，有根據，有理論，有歷史知識，結合實際情況，不是一般人能說。再像齊桓公和屈完的對話，即顯示齊桓公的驕傲，更顯出屈完的堅強不屈，這樣寫對話是很成功的。
就記錄這件事的意義說，《公羊傳》寫得最為深刻。《論語·憲問》篇里，記下子路認為管仲和召忽兩人都奉事公子糾，齊桓公殺了公子糾，召忽死了，管仲不死，還輔相齊桓公，說明管仲不忠。不忠的人，算不上有仁德吧。子貢因此也認為管仲恐怕不是仁人。孔子卻認為管仲輔相桓公，聯合諸侯，匡正天下，使百姓到今受到他的好處。假如沒有管仲，我們都會披散著頭髮，衣襟向左邊開，要被夷狄所奴役了。稱管仲為「如其仁，如其仁」，讚美管仲的仁德。孔子從華夏民族排斥夷狄的侵略，不受夷狄的奴役，讚美管仲。這個意思，《公羊傳》在這篇里作了充分的發揮，別的篇里對這點都沒有觸及到。所以就思想性看，《公羊傳》這篇寫得最深刻。可以從《公羊傳》這篇里學習它怎樣通過事件來探索事件的深刻意義。《公羊傳》《穀梁傳》對《春秋》記事的用詞作了深入探索，在這方面，可以供我們作注釋和文章賞析的參考，注意對賞析的文章中重要的詞要作深入的探索，來提高我們的賞析力。對《史記》的兩篇說，可供我們在改寫和壓縮的寫法上作些研討。這樣看來，對同一件事的幾種不同寫法，都可供我們探討。
《禮記·檀弓》篇：
戰於郎（春秋魯邑，在今山東魚台縣東北。魯哀公十一年，齊國攻魯，魯與齊軍在郎地作戰）。公叔禺（yù雨）人遇負杖（兵器）入保（堡壘）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使民勞役雖極困累），任之雖重也（使民納稅雖重），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童）汪踦（qī期）往，皆死焉。魯人慾勿殤（不以童子禮葬，以成人禮葬）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左傳》哀公十一年：
公叔務人（昭公子）見保（守城堡）者而泣曰：「事充（勞役多）政重（賦稅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公為與其嬖僮（童）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
這是記同一件事的兩篇，內容相同，記法也大同小異。前一篇是《檀弓》篇里記的一件事，是完整的。後一篇，是《左傳》里記「齊魯清之戰」的一大篇中的一個插曲，是從一大篇中摘出來的，所以稍有不同。前一篇是完整地記一件事，所以一開頭就交待是什麼事，是「戰於郎」，當時魯國人對於「戰於郎」這件事都很清楚，所以說「戰於郎」就夠了，不用說跟誰戰，在什麼時候戰。後一篇是從一大篇中摘出來的，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原因，在一大篇里都已講明，所以不用交代，這是兩篇的不同處。又兩篇所根據的材料來源不同，所記的人名寫法有異。如前一篇作「公叔禺人」，後一篇作「公叔務人」，又稱「公為」；前一篇作「鄰重汪踦」，後一篇作「嬖僮汪錡」，「重」「僮」即「童」，是寫法不同，把這個童子（指未成年人）的名字也寫得不同。鄰指鄰居，嬖指嬖愛，也不同。古人寫文章，所根據的材料不同，也寫得不同。有像「負杖入保者息」，指背著兵器進入堡壘休息的士兵；「保者」指守衛城堡的士兵，也稍有不同。
再看記錄的話，前篇作：「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這裡的「使之」「任之」的「之」都指民，即「負杖入保者息」的戰士，當時的戰士即民。「使」指使用民力，即服勞役；「任」指使民負擔，即負擔賦稅，意義比較明確。後一篇作「事充政重」，用意相同，似不像前一篇的明確。前一篇點明「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亡，不可」，這是公叔禺人說的，稱「公叔」一定是魯哀公一族的人，即貴族，即屬於君子或士，這就點明他在這次戰爭中非死不可，表達了甘於犧牲的決心。後一篇作：「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用意相同，加上「何以治民」，是為了「治民」而死，這就比前一篇的為了謀國衛國而死差一點。這樣看來，在記錄語言上，前一篇寫得更明確，更正確，也更好些。
十 一事而說有異
《朱子語類》卷十一：
凡看文字，諸家說有異同處，最可觀。謂如甲說如此，且撏扯住甲，窮盡其詞；乙說如此，且撏扯住乙，窮盡其詞。兩家之說既盡，又參考而窮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中華書局，192頁）
一事而說有異，可以比較。《左傳》成公五年：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趙嬰兄趙原、趙屏因趙嬰與趙莊姬私通，放逐趙嬰到齊國去）。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晉國貴族欒氏不作亂）。我亡，吾二昆其憂哉（我流放出去，二兄趙原、趙屏會受害）！且人各有能有不能（指自己雖淫而能保護兩兄），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汝）。」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認為神會使淫的人得禍，祭神也會得到流亡）?」祭之明日而亡（流放）。
又八年：
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征（晉國貴族欒氏、郤氏可作證）。」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趙武，趙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趙衰）之勛，宣孟（趙盾）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夏商周）之令（賢）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邪僻之王），賴前哲以免也。《書》（《康誥》）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返）其田焉。
《史記·晉世家》：
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為趙後，復與之邑。
《史記·趙世家》：
屠岸賈者，始有寵於（晉）靈公。及至於（晉）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遍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弒君，（晉靈公無道，趙盾進諫，靈公要殺他，他在衛士的保護下逃跑了。他手下的趙穿殺了靈公，他回來沒有辦趙穿弒君之罪。晉國的太史記下了『趙盾弒其君』，因為他的逃跑沒有逃出晉國，他又不辦趙穿罪，所以寫他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此）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快逃走），朔不肯，曰：「子（你）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不向晉君請示）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晉）成公姊（當作女），有遺腹，走公宮匿。
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汝啼哭），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抱被），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良（確實）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
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並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無）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群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遍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
按照《左傳》所說，魯成公四年（前587），晉國的趙嬰跟趙莊姬私通，趙莊姬即趙朔的妻子，趙朔諡莊，故他的妻稱莊姬。那時趙朔當已死。成公五年，趙嬰的兩兄趙原、趙屏，即趙同、趙括，因趙嬰和莊姬通姦，把趙嬰放逐到齊國去。成公八年，趙莊姬因趙同、趙括把趙嬰放逐出去，即向晉景公誣告趙同、趙括要造反。莊姬是晉成公女，晉景公是她的兄或弟，所以她可以向晉景公誣告。晉景公聽了，殺了趙同、趙括。趙武是趙朔和莊姬所生，晉景公是趙武之舅。趙朔已死，趙嬰被放逐，趙同、趙括被殺，所以莊姬回到娘家，其子趙武就住在晉景公宮中。趙同、趙括被殺後，趙家的田產沒收，分給祁奚。韓厥對晉景公說，趙家像趙真、趙盾父子，對晉國有功，不該沒收他家產業，於是立趙武，把趙家的田產還給他。照《左傳》所講，那末在成公四年趙武早已出生。《左傳》寫成公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又把趙家的產業分給趙武。據楊伯峻先生《春秋左傳注》：「據《趙世家》韓厥勸晉景公復立趙武，應在兩年後晉景公患病時。」即在晉景公十年時。據《趙世家》晉景公復立趙武時，趙武已十五歲，即晉景公十年，趙武十五歲，那末晉景公八年，晉殺趙同、趙括時，趙武已十三歲了。這就跟《趙世家》講的保護趙氏孤兒的說法不同。照《趙世家》說，趙同、趙括被殺時，趙武還是在莊姬腹內的遺腹子，說趙朔也在那時被殺，就跟《左傳》講的不一樣了。
《左傳》成公八年：「（趙）武從（莊）姬氏畜於公宮」句下，孔穎達疏稱：「《史記·趙世家》又稱：有屠岸賈者，有寵於靈公，此時為司寇，追論趙盾弒君之事，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而滅其族。案二年傳，欒書將下軍，則於時朔已死矣。同、括為莊姬所譖，此年見殺，趙朔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於時晉君明，諸臣強，無容有屠岸賈輒廁其間，得如此專恣。又說雲，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于山中，居十五年，因晉侯有疾，韓厥乃請立武為趙氏後，與《左傳》皆違。馬遷妄說，不可從也。」
孔穎達在疏里對《史記·趙世家》里講趙氏孤兒的事作了辨別考證，證明是司馬遷妄說，不可從。這是對的。不過司馬遷在《趙世家》里講的趙氏孤兒的故事，一定是有所據的，可能是民間的傳說。這種民間傳說，不一定合於歷史真實，是民間借古喻今的一種創作。這種創作，借趙家被屠殺的故事，集中概括了封建統治階級殘酷屠殺忠良的罪行，也塑造了救護忠良後嗣、甘於犧牲的義士。因此，元代紀君祥根據趙氏孤兒的傳說，創作了《趙氏孤兒》雜劇，成為傳世的名作。
十一 人而傳有同異
《史記》和《漢書》中有關漢朝人物的傳記，《漢書》往往根據《史記》中的傳記再加改定，《漢書》中所改往往不如《史記》，這在前面已講到了。但《漢書》中的傳記，也有勝過《史記》的。這跟上面講「立體的懂」里講「部次條別之法」有關。如賈誼，《史記》列在《屈原賈生列傳》里，把屈原和賈誼兩個合傳。司馬遷寫這篇合傳的用意，因為屈原和賈誼，都是「信而見疑，忠而被謗」，都被貶謫，又都以辭賦著名，所以都在兩人傳里錄了他們所著的辭賦，這是按照他的部次條別之法來這樣編成合傳的。班固在《漢書》里替賈誼立了專傳，不僅因為屈原是戰國時代人，不能收入《漢書》，更因為班固替賈誼立專傳，認為賈誼除了寫他的「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被貶謫及是著名的辭賦家外，還有很傑出的成就。對這些很傑出的成就，《史記》里沒有給與應有的敘述，《漢書》里作了充分的發揮。在這方面，《漢書》就超過《史記》了。
《漢書·賈誼傳》稱：「是時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僣儗，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數欲匡建。」這是總說當時的形勢和存在的問題，提到賈誼的陳政治疏，針對當時存在的各種大問題，提出解決的措施，使賈誼成為一位傑出的政論家。下面引了他的陳政治疏。就重要的說，有治安策。指出封建諸侯國的弊病，「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因侯國差錯造成憂患），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因侯國的叛亂而禍國殃民。他建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主張讓侯國把他們的國土分封他們的諸子，國分得小了，就可避免叛亂了。又指出「天下之勢方倒懸」，「足反居上，首領居下」。指出匈奴侵掠，漢反「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即匈奴居上，漢居下。他提出制服匈奴的策略。又指出「商君遺禮義，棄仁恩」，「秦俗日敗」，沿襲到漢朝，「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他因此提出「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的主張。又提倡學校，指出「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問道」。「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又主張以禮義為治，稱：「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禮雲禮雲，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驅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他針對當時存在的危機和問題，提出各種解決的辦法，是有深識遠見的。這些遠見卓識，《漢書》里作了詳盡的記載，《史記》里卻因限於部次條別之法，沒有作詳盡的記載，這是《史記》不如《漢書》的地方。
十二 事異而記法同
錢鍾書先生《管錐編》210頁《左傳》成公十六年：
「楚子登單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犁侍於王后。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虜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灶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按不直書甲之運為，而假乙眼中舌端出之！純乎小說筆法矣。……甲之行事，不假乙之目見，而假乙之耳聞亦可，如迭更司小說中描寫選舉，從歡呼聲之漸高知事之進展，其理莫二也。西方典籍寫敵家情狀而手眼與左氏相類者，如荷馬史詩中特洛伊王登城望希臘軍而命海倫指名敵師將領，塔索史詩中回教王登城望十字軍而命愛米妮亞指名敵師將領，皆膾炙人口之名章佳作。然都無以過於《元秘史》卷七中一節者，足使盲丘明失色而盲荷馬卻步也，茲撮錄之。「成吉思汗整治軍馬排陣了，乃蠻軍馬卻退至納忽山崖前，緣山立住。彼時札木合亦在乃蠻處。塔陽問：『那趕來的如狼將群羊直趕至圈內，是甚麼人？』札木合說：『是我帖木真安答用人肉養的四個狗，……如今放了鐵索，垂涎著歡喜來也。……』塔陽說：『似那般呵，離得這下等人遠者。』遂退去跨山立了。又問：『那後來的軍，如吃乳飽的馬駒繞他母喜躍般來的是誰？』札木合說：『他是將有槍刀的男子殺了剝脫衣服的……二種人。』塔陽說：『既如此，可離的這下等人遠者。』又令上山去立了。又問：『隨後如貪食的鷹般當先來的是誰？』札木合道：『是我帖木真安答渾身穿著鐵甲。……你如今試看。』塔陽說：『可懼！』又令上山立了。又問：『隨後多軍馬來的是誰？』札木合說：『是訶額侖母的一個兒子，……吞一個全人呵，不勾點心。……大拽弓射九百步，小拽弓五百步。……』塔陽說：『若那般呵，咱可共占高山上去了。』又問：『那後來的是有誰？』札木合說：『是訶額侖最少的子……』於是塔陽遂上山頂立了」。有問則退，隨對而退，每退愈高，敘事亦如羊角旋風之轉而益上。言談伴以行動，使敘述之堆垛化為煙雲，非老於文學者安能辨是？《左傳》等相形遂嫌鋪敘平板矣。
按《左傳》寫的，把晉軍戰前的一切活動布置，都通過楚王眼中看到，伯州犂口中說出，使後來的人知道。這是很難得的資料。再看《元秘史》寫的，成吉思汗軍馬的活動，通過乃蠻的塔陽問、札木合答來表達。在問答中，不光問成吉思汗的軍馬怎樣行動，還用了比喻，如「狼將羊群趕至圈內」、「用人肉養的四個狗」、「如吃乳飽的馬駒繞他母喜躍般來的」，用了這樣的比喻，更加強了形象性，更顯得鮮明生動了。
十三 內容異而首尾呼應同
錢鍾書先生《管錐編》228頁《左傳》昭公五年：
「楚子欲辱晉，大夫莫對，薳啟強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首言有備則可，中間以五百餘字敷陳事理，末言無備則必不可，而反言曰：「何不可」，陽若語紹，陰則意違。此節文法，起結呼應銜接，如圓之周而復始。《中庸》「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一節，結雲「道其不行矣夫！」首尾鉤連；以斷定語氣始，以疑嘆語氣終，而若仍希冀於萬一者，兩端同而不同，彌饒姿致。若《大學》「故君子必慎其獨也」節，《鄉飲酒義》「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節。《公羊傳》桓公二年「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節，僖公十年「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節，莊公十二年「仇牧可謂不畏強御矣」節，《戰國策·趙策》三「勝也何敢言事」節，首句尾句全同，重言申明，此類視《左傳》《中庸》，便苦板鈍。如《檀弓》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而曰爾何無罪歟？」《穀梁傳》僖公十年，「里克所為殺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此類掉尾收合，稍出以變化，遂較跌宕。《孟子·梁惠王》章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迴環而顛倒之，順下而逆接焉，兼圓與叉（見《毛詩》卷論《關雎》五），章法句法，尤為緻密。試拈《楚策》三陳軫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侈之智，於此困矣。……舍之，王勿據也；韓侈之智，於此困矣」；順次呼應，與《孟子》相形，風神大減。……《左傳》《孟子》《中庸》《穀梁傳》諸節，殆如騰蛇之欲化龍者矣。
《管錐編》書影
錢先生在這裡指出「兼圓與叉」，「圓」指首尾呼應，作圓形；「叉」指首與尾的呼應又有些參差，不完全相同，稱「丫叉句法」。如《史記·老子傳》：「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前面講飛、游、走，下面承接成了走、游、飛，跟前面不一致，這即指丫叉句法。這裡講的首尾要呼應是圓，呼應的話又要有些不一致是叉，兼圓與叉，才有風神，有圓而無叉，風神大減。錢先生指出這點，是值得加以體會的。像《左傳》里楚子欲辱晉，薳啟強認為有備則可，無備則不可，反說「何不可」，這就跟開頭說可丫叉了。這樣丫叉，才符合薳啟強的真情實感，倘開頭說可，結束也說可，就不符合他的情意了。再像《中庸》，「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開頭的話用肯定句，結尾的話用感嘆句，從肯定到感嘆，才真切地表達了孔子的心情，倘再用肯定句，就不能表達孔子的感嘆了。再像《孟子·梁惠王》所記，王問何以利吾國，孟子針對王問利來說，所以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先提利，後提仁義。接著說明仁義的重要，經過說明，孟子認為梁惠王應該認識到仁義的重要了，所以結尾說：「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先提仁義，後提利，只有這樣說，才符合孟子的想法。因此，兼圓與叉才符合人物心情的真實感受。
十四 擬分類狀物而有變化
韓愈的《畫記》被推為摹仿《周禮·考工記》和《尚書·顧命》而出以變化的成功之作。先看《考工記·梓人》：
梓人為筍虡（木工做掛樂器的架子）。天下之大獸五：脂者（牛羊類），膏者（豕類），裸者（虎豹等毛短的），羽者（鳥類），鱗者（龍蛇類）。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用牛羊豕作三牲來祭）。裸者、羽者、鱗者以為筍虡（把虎豹、鳥、龍、蛇等刻在掛鐘的木架上）。
外骨（龜類），內骨（鱉類，因甲外有肉緣故稱）；卻行（蚰蜒），仄行（蟹類），連行（魚類），紆行（蛇類）；以脰鳴者（蛙用項鳴），以注鳴者（蟋蟀），以旁鳴者（蟬），以翼鳴者（甲蟲），以股鳴者（一種蟲），以胸鳴者（蜥蜴），謂之小蟲之屬，以為雕刻（把各種小蟲刻在祭器上）。（《周禮》卷四一）
這裡先是分類，分為大獸和小蟲。大獸再分為五，稱「脂者、膏者」等。把小蟲再分為三：一種以骨分，分外骨、內骨；一種以行分，分卻行、仄行等；一種以鳴分，分以脰鳴、以注鳴等。這篇就是這樣分類的。此外是狀物，如脂者、膏者是狀物，說外骨、內骨，卻行、仄行等也是狀物。
又《顧命》：
一人冕（戴禮帽）執劉（大斧類），立於東堂；一人冕執鉞（大斧），立於西堂；一人冕執戣（戟屬），立於東垂（邊）；一人冕執瞿（戟屬），立於西垂；一人冕執銳（矛屬），立於側階。（《尚書》卷六）
韓愈的《畫記》就是仿照《梓人》和《顧命》寫的，但寫得有變化，所以成功：
雜古今人物書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戴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戴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臥者二人，……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
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癢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對者、怒相踶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戴服物者、戴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韓昌黎集》卷十三上）
這篇《畫記》主要是記人和馬，下面還有記牛、橐駝、驢、犬、羊、狐、兔、麋鹿，記旃車，記弓矢等兵器、s記人數，如「騎而立者五人」等。這樣寫，仿照《顧命》。《顧命》是先寫人數，再寫執什麼兵器，再寫立在何處。《畫記》里記人，先寫人怎樣活動，如「騎而立者」，再寫人數，如「五人」。《畫記》里把人的活動分為多少種，像「騎而被甲戴兵立」，「騎且負」，「騎執器」等，每種下加「者」字來做區別，這就跟《顧命》的寫法有不同。這種不同，由《顧命》里寫人的活動簡單，到《畫記》里寫人的活動複雜，是適應內容的不同來變的。不僅這樣，《畫記》里記人物的活動，為了避免呆板，寫法也有變化，如其中的「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這句的寫法就跟上下文不同，要是改作「騎而執大旗前立者一人」，就和上下文一致了。作者在這裡有意改變寫法，避免呆板。正由於這樣寫，仿照《顧命》而又有變化，不是單純的摹仿了。
再看寫馬的部分，寫出馬的各種形態，用「上者、下者、行者、牽者」等，用「者」字來分別各種形態，這是仿照《梓人》的「脂者、膏者、裸者」等的寫法。《梓人》這樣寫比較簡單，《畫記》里寫馬的各種形態就比較複雜。再說，《畫記》里記人和馬都有個總結，如「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記馬也有類似的記法，這又是結合畫的特點，不同於《梓人》的記法。因有這樣的變化，這就使這篇《畫記》，雖有摹仿又有變化，使它成為成功之作。
十五 擬對問自解而有創見
《文心雕龍·雜文》篇稱：
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志。……自對問以後，東方朔效而廣之，名為《客難》，托古慰志，疏而有辨。揚雄《解嘲》，雜以諧謔，迴環自釋，頗亦為工。班固《賓戲》，食懿采之華；崔駰《達旨》，吐典言之裁。
自從宋玉作了《對楚王問》，通過一問一答來申說自己的志願以後，人家就紛紛仿效。東方朔仿作《答客難》，揚雄仿作《解嘲》，班固仿作《答賓戲》，這四篇都選在蕭統的《文選》里，被認為是較好的。後來的仿作，像《雜文》篇里講的，有崔駰《達旨》，張衡《應間》，崔寔《答譏》，蔡邕《釋誨》，郭璞《客傲》，曹植《客問》，庾《客咨》，都沒有選進《文選》。就這四篇選進《文選》的看，後三篇是不是雖摹仿而也有創新呢？
先看宋玉《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眾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和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古文觀止》卷四）
宋玉用音樂來比，認為低級的音樂《下里巴人》，和著唱的有數千人；中級的《陽阿薤露》，和著唱的有數百人；高級的《陽春白雪》，和著唱的不過數十人。更高級的歌，和著唱的不過數人而已。接下去他自比鳳凰，在高天飛翔，把群眾比作小雀，是不可能了解鳳凰的。這篇是高自稱許，用來貶低群眾。但因為他用問答體來寫，通過別人問自己答來表達自己的志願，這種體裁對後來很有影響，所以被肯定。
再看東方朔的《答客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居）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過義，……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並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懾……賢與不肖，何以異哉！……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文選》卷四五）
東方朔仿照宋玉的一篇寫的，內容變了，認為時代不同，士人的遇不遇也不同了。在戰國時代，各國君主急於求賢，故士人可以一說而得卿相的位子。到了大一統時代，上下和同，雖有賢才，無所立功，只能處在下位，但還應該修身。這篇雖用一問一答來表達自己的見解，內容是全新的，不是摹仿，是創作，所以是成功的。
再看揚雄的《解嘲》：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然而位不過侍郎，擢才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揚雄著《太玄》，玄是黑，有人認為《太玄》無用，所以說玄得無尚白嗎？）何為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文選》卷四五）
以下也講時代不同，戰國時「得士者富，失士者貧」，所以士子得意。到了漢朝大一統，「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命意跟《答客難》相似。不過在文辭上有可取處。如說：「客徒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朱丹指紅色，車子漆紅色，指官高。從紅轉到赤，從赤變到赤族，即滅族，用了雙關格。再像說大一統時，人才多一些少一些都無所謂，作「乘（四）雁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工於用比喻格。又全篇用了不少典故，即工於用對偶格、引用格，在這些方面有特色，所以也是被肯定的。
再看班固的《答賓戲》：
賓戲主人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由此言之，取捨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意者且運朝夕之慮，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諡，不亦優乎？」主人逌（音攸，寬舒貌）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暗道德之實，守窔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睹白日也。」（《文選》卷四五）
接下來也講時世不同，顯晦不一，跟彼一時、此一時的說法一致，但有新的提法。即指出戰國時取得富貴的人，「朝為榮華，夕為憔悴，福不盈眥，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於是賓第二次提問：「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提出有德有能的人建功立德，「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這篇有新的提法：一是客人提問兩次，主人回答兩次，打破以前的只限於一問一答；二是指出戰國時的立談取卿相靠不住，要功德並重才可靠。有這兩個新變，所以是好的。
再看韓愈的《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先生之於業，可謂勤矣。抵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沉浸濃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姚，舜姓，姒，禹姓，指《尚書》中的虞書、夏書），渾渾無涯。周誥殷盤（《尚書》中的周書、商書），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云、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宏其中而肆其外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古文觀止》卷八）
下面先生提出人的才能有大小，他的才能小，「投閒置散，乃分之宜」。用來解答弟子的提問，借弟子的提問來發牢騷。
這篇《進學解》，跟《答客難》《解嘲》等文比，又有新創。一是先由國子先生勉勵學生勤學力行，一定有前途，然後引出學生的嘲笑。這跟以前各篇一開頭就有客人嘲笑的不同。二是以前各篇大都從彼一時、此一時，時代不同立論；這篇從人的才能有大小立論，命意不同。三是以前各篇或從立德立功方面立論，這篇突出國子先生即韓愈在理論上、在文學上的傑出成就。在理論上即宣揚儒家學說來排斥佛教道教，在文學上突出的是推重《莊子》《史記》。在韓愈以前，劉勰的《文心雕龍》評論諸子散文，不突出《莊子》，評論史傳文學，不突出《史記》，劉知幾《史通》評論史書，推重《漢書》而貶低《史記》，到了韓愈，才突出《莊子》《史記》的傑出成就。錢鍾書先生《管錐編》第467頁特別推重，稱：「韓愈《進學解》：『下逮《莊》《騷》，太史所錄』，《送孟東野序》復以莊周、屈原、司馬遷同與『善鳴』之數，……文章具眼，來者難誣，以迄今茲，遂成公論。」三是《進學解》提出：「沉浸濃郁，含英咀華。」「子云相如，同工異曲。」清代劉開《與阮芸台宮保（元）論文書》稱「韓退之取相如之奇麗，法子云之宏肆，故能推陳出新，徵引波瀾，鏗鏘金石，以窮極聲色……宋諸家疊出，乃舉而空之，……於是文體薄弱，無復沉浸濃郁之致，瑰奇壯偉之觀」。這裡指出韓愈論文講究沉浸濃郁的突出成就。《進學解》仿照《答客難》《解嘲》，其中提出這三點來立論的突出成就，是以前這類文章所沒有的，所以它是有創新的名文。
十六 對問與七事分敘的因襲與創新
同樣仿照對問和列舉幾件事來分別敘述，有的是因襲，有的是創新，關鍵在內容和命意上。錢鍾書先生《管錐編》第637頁：「枚乘命篇，實類《招魂》《大招》，移招魂之法，施於療疾，又改平鋪而為層進耳。」先看《楚辭·招魂》：
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文選》卷三三）
上帝要巫陽去招魂，先占卜一下魂在何處，再去招。巫陽說招魂是掌夢管的，上帝要他先占卜，這個命令難從，因怕後來的人只求占卜，不能再用巫陽了，因此就去招魂。這一段即兩人對話。下面講招魂，向東南西北四方招魂，再要魂返故居，說故居堂榭怎麼好；再講室內有多少美女怎樣好；再寫那裡的飲食怎樣美好；那裡的音樂歌舞怎樣美好；最後講到夢澤中去打獵怎樣好。錢先生認為枚乘《七發》講兩人對問列舉七件事來分別敘說，就是從《招魂》來的。
枚乘《七發》：「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太子曰：『憊，謹謝客。』」（《文選》卷三四）從兩人一問一答開頭。下面分事來寫，一事講音樂的美妙，「『太子能強起聽之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二事講各種美味，太子也未能起嘗；三事講騎射的好處，太子也未能去騎；四事講游觀景物及觀賞歌舞，太子也未能觀賞；五事講打獵，太子有起色；六事講觀海濤，太子未能起觀；七事講請方術之士來講要言妙道，太子起來，「霍然病已」。這篇《七發》，分七事來啟發太子，其中列舉音樂、美味、騎射、游觀、打獵等，跟《招魂》的寫法，有相似處。錢先生指出《招魂》列舉各種美好事物是平鋪，《七發》改為層進，如聽了講打獵，太子有起色，即進了一步；聽了要言妙道而病癒，更進了。《七發》雖仿照《招魂》，從招魂改為治病，從平鋪改為層進，內容也有不同，像《七發》中講觀濤一節，極為精彩，是全新的。因此《七發》是屬於創新的名篇。
枚乘創作《七發》後，摹仿《七發》的不少，收在《文選》里的有曹植《七啟》、張協《七命》兩篇。《七啟》（《文選》卷三四）寫玄微子在隱居，鏡機子去看他，下面分敘七事：一事講美味，「玄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二事講服飾，「玄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三事講打獵，「玄微子曰：『予樂恬靜，未暇此觀也。』」四事講宮館園林，「玄微子曰：『予耽岩穴，未暇此居也。』」五事講音樂歌舞，「玄微子曰：『予願清虛，未暇此游也。』」六事講游使，玄微子稱善。七事講聖道，玄微子興起，「願返初服，從子而歸」，不再隱居了。
再看張協《七命》（《文選》卷三五），寫沖漠公子在隱居，殉華大夫去看他，下面也分敘七事。一事講音樂，要公子去聽，「公子曰：『余病未能也。』」二事講宮觀園林，要他去住。「公子曰：『余病未能也。』」三事講打獵，要他參加，「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四事講寶劍，要他佩帶，「公子曰：『余病未能也。』」五事講駿馬，要他去駕御，「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六事講美味，公子曰：「余病未能也。」七事講太平德化，「公子蹶然而興」，「請尋後塵」，跟著大夫走了。
這兩篇雖然選入《文選》，從一問一答到分列七事來敘述，列舉的內容和設想，摹仿的痕跡太顯，都不成為成功之作。真正成為成功之作的，當推柳宗元的《晉問》：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柳宗元集》卷十五）
接下來講晉之山河，表里險固，為一事。吳子認為「表里山河，備敗而已，非以為榮觀」，「願聞其他」。先生講晉之金鐵，甲堅而刃利，為二事。吳子認為「夫兵之用，由德則吉」，「況徒以堅甲利刃之為上哉」！先生講晉之名馬其強可恃，為三事。吳子認為「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請置此而新其說」。先生講晉之北山，其木材可取，為四事。吳子稱君子「不患材之不己有」，以材為不足患。先生講晉之河魚，可為偉觀，為五事。吳子以為「一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姑欲聞其上者」。先生講晉之鹽寶，可以利民，為六事。吳子曰：「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為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己，……所謂民利，民自利者也。」先生言晉文公霸業之盛，「推德義，立信讓」，「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為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先生稱晉有堯之遺風，「故其人至於今儉嗇，有溫恭克讓之德」，「願以聞於子何如？」吳子稱「美矣善矣」，「舉晉國之風以一天下，如斯而已矣」。為七事。
這篇《晉問》，也是一問一答，也是列舉七事來講，但它是創新而非因襲。一是命意新，以前各篇，《七發》是借七件事來啟發太子，使太子病癒；《七啟》《七命》是借七件事來啟發隱士，使隱士拋棄隱居生活。《晉問》不同，問晉地有什麼好處，可以福國利民，意義更為深遠。二是《七發》等講的啟發，理由不夠充分，如所舉六事都不能使吳太子振作起來，聽了要言妙道，卻「霍然病已」，要言妙道講的是什麼，沒有內容，只有空話，這就缺乏說服力。再就講了七事，說其中有的事物使太子聽了有起色，為什麼也不清楚，因此這七事的有進層，也比較空，缺乏說服力。《晉問》不同，吳子的問話是在逼進的，如第一事講表里山河，吳子認為光有山河險固不可靠；第二事講甲堅刃利，吳子認為徒有堅甲利刃也不可靠。下面講名馬、木材、河魚、鹽寶，講到可以利民，是進一步了。吳子還不滿意，提出「為民利」。於是講到晉文公的德教，就更進一步了。但吳子認為霸者之教還不夠。於是講到堯的德教，即王者的德教，可以推廣到天下，就更進一步。這樣層層深入，又是新的寫法。再像以前的一問一答，總是甲問乙答，《晉問》不同，像第六段講晉之鹽寶，可以利民，吳子認為「未為民利」。接下先生問「願問民利」。即在甲問乙答外，又加入乙問甲答，這又是一種新變。因此從命意到內容到形式，《晉問》都有創新，是創造的成功之作，從這裡看到新變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