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治學方法 · 第三編 治事
第六章 治事的精神
曾氏生平學問，泰半是從事業上磨鍊得來的；而事業之所以昭著，則又得力於其學問涵養，二者頗有相互為用之妙。在他的意思，學問不經事業的磨鍊，終不能切於實際，事業不經學問的陶鎔，則不學無術，終不能建諸久遠。所以治事的精神，在他整個的學問中，占最大的地位。他生平事業，可分治家、治軍、從政數端，以下將分章詳述，本章先言其治事精神。他所以能在昏庸多忌的滿洲政府之下，以一書生而能削平大亂，位極人臣，使一班親貴雖欲中傷而無可語者，就因為他有這種治事的精神。他綜攬東南軍政大權，轉戰數千里，網羅各項人才，而各項人才無大小，莫不心誠悅服，欣然就範者，也是因為他有這種治事的精神。這種治事的精神，雖然時過境遷，但是其價值仍多不朽。
他治事精神中最重要的就是凡事立有確定規模，規模確定之後，便認定目標向前做去，方法雖變，而規模則始終不變。大概有了規模，不但可以督勵他人，使努力前進，並且可以督勵自己，使勿鬆懈。好逸惡勞，人之恆情，不有一個規模做限制，恐怕任何人都不容易始終不懈。現在各機關、各工廠，都規定做工時間及其他種種條例，便是所謂規模。故大至一個國家，小至一個自己，這規模都是決不可少。不過所謂規模，是不是合乎事實，假如不合乎事實，自己一方面徒是執意孤行，在別人則正人遠去，邪曲阿從，如此不但不成為規模，並且要因之僨事了。曾氏的規模如何呢？他說：
凡天下庶事百技，皆先立定規模，後求精熟。即人之所以為聖人，亦系先立規模，後求精熟。即顏淵未達一間，亦只是欠熟耳！故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日記）
古之成大事者，規模遠大與總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弟之總理密微，精力較勝於我……至規模宜大，弟亦講求及之；但講闊大者，最易混入散漫一路，遇事顢頇，毫無修理，雖大亦悉足貴？等差不紊，行之可久，斯則器局宏大，無有流弊者耳。（咸豐七年十月初四致沅浦弟）
我輩辦事，成敗聽之於天，毀譽聽之於人，惟在己之規模氣象，則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隨眾人之喜懼為喜懼耳。（批牘）
寸心鬱郁不自得，因思日內以金陵寧國危險之狀，憂灼過度，又以江西諸事掣肘，悶損不堪，皆由平日於養氣上欠工夫，故不能不動心。欲求養氣，不外「自反而縮，行慊於心」兩句。欲求行慊於心，不外清、慎、勤三字，因將此三字各綴數句為之疏解。清字曰：無貪無競，省事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欽；慎字曰：戰戰兢兢，死而後已，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勤字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繼日。此十二語者，吾當守之終身，遇大憂患、大拂逆之時，庶幾免於尤悔耳。（日記）
這幾段中看得他主張凡百事務，都應先立定規模，把規模確定了之後，就一心一意地在這規模上求精熟，無論一切阻礙困難、成敗毀譽，與夫眾人之喜懼，都聽其自然，不稍改變自己的規模。大概凡百事務的一種規模，就等於海船開駛的方向，辦事主體的人，就是舵工，其他辦事人員，應該在同一規模之下，共同努力，就等於船員與舵工同在一方向上把船向前開駛。在這種情形之下，雖然遇著風浪，遇著逆水，都不應該改變它原定的方向，這是辦事的先決問題。他說「我有可以自立者」，就是指此。他是凡百事務都有一定規模，治家、治軍、從政、修己……都在這種精神上努力前進。然而他的規模究竟是如何呢？總說一句，就是「自反而縮，求慊於心」。條分之則可以說在他自己方面，是拿清、慎、勤三個字做自勵的規模；在辦事方面，則立定遠大與密微兩個規模。遠大就是凡事從大處著想，密微是凡事從細處著手，如是然後才可以不散漫、不顢頇、不至毫無條理，而可以行之久遠。然而這幾句話，看起來似乎容易，行起來倒有些為難呢。因為凡事莫不有其阻礙與困難，毀譽與成敗，假如意志不堅、心地不坦、器量不大，都不免要變成一紙空文，毫無實際，不然便要流弊百出，至於僨事。此中樞機，只在少數人的胸臆之間，而影響之巨，有時竟達乎四海之內，因此我們明白他拿「自反而縮求慊於心」一語，做一切規模的規模，是有至理存焉。他自己是如此了，是不是因此即可以化及部屬，化及全國呢？當然有時也靠不住。那麼怎樣去保全他這個規模，貫徹他這個精神呢？我覺得他有一個始終不變的常度，這個常度就是貫徹他一切規模的利器。這常度的內容，就我所觀察，可分為三項：（1）誠拙的態度，（2）宏大的器量，（3）嚴密的考查。這三件事組成他的常度。他終其生未嘗稍變，他的學風、他的辦事規模、他的人生，都建築在這個常度上。怎樣是誠拙的態度呢？他說：
凡辦一事，必有許多艱難波折，吾輩總以誠心求之，虛心處之。心誠則志專而氣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終有順理成章之一日；心虛則不動客氣，不挾私見，終可為人共亮。（日記）
凡辦公事，須視為己事，將來為國為民，亦宜處處視為一家一身之圖，方能親切。（日記）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為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終於亡等之欲，奸偽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毫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偽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遊之還鄉，而無所顧悸，由是眾人效其所為，亦皆以苟活為羞，以避事為恥。嗚呼！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群倫，歷九州而戡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歟？亦豈始事時所及料哉？（《湘鄉昭忠祠記》）
即此數語，已可見得他誠拙的態度。大概規模確立之後，他便誠心求之，虛心處之，無論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他相信只要自己腳跟立得穩，終有順理成章之一日，所以他雖歷經靖港之敗、湖口之敗、南昌之困、祁門之困，但是他的常度不稍變，志氣不稍屈，而終成一代中興事業。他自信心是如此的誠篤，希望心是如此的遠大，所以視公事如己事，視國事如家事。平常人所以易挾私見，易動客氣，甚至稍稍得意，便趾高氣揚；稍稍失意，便心灰意冷，流於頹廢。我都以為是器量太淺，缺少自信心而時時希望取巧的緣故。我們看看曾氏這種誠拙的精神，應增長不少的自信心與勇氣。曾氏所以能如此者，固然是賴有誠篤的自信心與遠大的希望心，但是所以能如此者，卻又因為他有過人的器量，始能容納遠大的希望，始能有一夫不獲時予之辜的胸懷。不然，智慮不離乎鍾釜，慈愛不外乎妻子，則一旦妻子歡娛童僕飽，便心意滿足，不顧其他。這種人要他有多大的抱負，則根本這抱負即無所容載，這是器量的關係，所以孔子說：「斗筲之人，何足算也！」便是說器量褊狹的人，沒有出息。所謂器量宏大，就是要能多所容納，一方面要容納自己最大的抱負，一方面還要容納他人的臧否得失。我們看他所為《昭忠祠記》與他平時的言論主張，處處都見得是要以忠誠為天下倡，處處要以誠拙精神挽救天下頹風，簡直守先待後，捨我其誰之概。在他日記中有這樣一段：
古人辦事掣肘之處，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惡其拂逆，而必欲其順從，設法以誅鋤異己者，權臣之行徑也；聽其拂逆而動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無敵國外患而亡為慮者，聖賢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礪我之德性，其庶幾乎？
這種器量，是何等偉大！非以聖賢自期者，其孰能之！他既已如此動心忍性，委曲求全了，而猶日夜自責，惟恐失於狹隘而不能容物，所以在他日記中又有這樣一段：
五更醒，展轉不能成寐，蓋寸心為金陵寧國之賊憂悸者，十分之八，而因僚屬不和順、恩怨憤懣者，亦十之二三。實則大亂之時，余所遇之僚屬，尚不十分傲慢無禮，而鄙懷忿恚若此，甚矣余之隘也！余天性褊急，痛自刻責懲治者有年，而有觸即發，仍不可遏，殆將終身不改亦！愧悚何已！
這又是何等待人寬而責己嚴。拿這種精神去辦事，還有不成功之理嗎？常人辦事，所以不能順理成章，是因為未能真正精誠團結，而所以不能精誠團結，莫非惡人之拂逆己意，必欲使天下之人皆順從我而後始快於心。於是凡不順從我者，皆設法以誅鋤之，其結果則使一世之人，皆鮮廉寡恥、阿附求容，正氣日益消亡，社會日趨下流，而自己亦終不免於權臣之行。故凡擔當天下大事者，必具有能容天下之量，則人之拂我、逆我者，皆可借為磨礪德行之工具，然自曾氏以後，就未多見了。
器量寬大，並不是鬆懈放任。隨部屬如何辦理，則一切事務都要廢弛了，尚何規模常度之可言？他的個性很嚴肅，又很精細，又不畏煩劇，事無大小，似乎都要經他的考察。他謂治事之法，以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為主。他說：
身到者，如作吏則親驗命盜案，親查鄉里，治軍則親巡營壘，親冒矢石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條理、小條理、始條理、終條理，先要擘得開，後要括得攏是也。眼到者，著意看人，認真看公牘是也。手到者，於人之長短，事之關鍵，隨筆寫記，以備遺忘是也。口到者，於使人之事，警眾之辭，既有公文，又不憚再三苦口丁寧是也。（見全書雜著二）
又曰：蒞事之始，其察之也不嫌過多，其發之也不宜過驟，務求平心靜氣，考校精詳，視委員之尤不職者，撤參一二員，將司役之尤無良者，痛懲一二輩。袁簡齋云：「多其察，少其發。」仆更加一語云：「酷其罰。」三者並至，自然人知儆懼，可望振興。（日記）
此處最見到他治事精神的，就是所謂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照這樣做去，不但自己所經歷的事不會有絲毫的差錯，即屬員亦無從鬆懈。這種精神可以說出乎他的天性，也可以說這是維持他辦事規模的主要因素。所以這種嚴肅的治事精神，它是無時不在。他常說：「多赦不可以治民，溺愛不可以治家，寬縱不可以治軍。」然而他雖是如此的嚴肅，卻完全是以事為主，只求事能辦得好，不是要以苛刻待人。所以察之雖不嫌過多，發之則不宜過驟，務使事體辦好，而人心咸服，非至萬不得已，不輕言罰，然苟一罰，則又不妨其酷，蓋欲儆一以懲百也。他所謂務求「平心靜氣，考校精詳」，這是完全以寬厚之心行嚴肅之政，惟恐自己稍有意氣，稍有粗心，以致考察失實，而誤正事。謹慎如此，誠拙如此，人又焉有不服，焉有不感發興起，戮力從公之理呢？此處我們見得他為常人所不能及者有兩件事：一是不怕煩劇，一是不存意氣。不怕煩劇，故能遇事周密，不至稍有弛懈；不存意氣，故能一秉至公，而無所恩怨。常人既怕煩劇，故凡事皆多草草，及稍稍潰敗，又復輕動意氣，於是賞罰恩怨，皆不能出於大公，事業之敗，胥由於此。我們看曾氏辦事的精神，先立定了規模，次守之以常度——誠拙的態度、寬宏的器量、嚴肅的考察，而又繼之以始終不懈的精神，故對事的本身上，是得到知人曉事、履險如夷的功效，並且於治事之外，得到作育英才的佳果。何謂知人曉事呢？他說：
居高位以知人曉事二者為職，知人誠不易學，曉事則可以閱歷黽勉得之。曉事則無論同己異己，均可徐徐開悟，以冀和衷。不曉事則挾私固謬，秉公亦謬；小人固謬，君子亦謬；鄉愿固謬，狂狷亦謬，重以不知人，則終古相背而馳，決非和協之故。故恆言皆以分別君子小人為要，而鄙論則謂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亦無一成不變之小人。今日能知人曉事，則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則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則為君子，卯刻偽私晻曖，則為小人。故群毀群譽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能附和。（書札）
大抵蒞事以「明」字為第一要義，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獨見其遠，乘城者獨見其曠，此高明之說也。同一物，而臆度者不如權衡之審，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此精明之說也。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趨於平實，頗不易易，若能事事求精，輕重長短，一絲不差，則漸實矣，能實則漸平矣。（批牘）
此處見得知人曉事之重要。他說，知人誠不易學，而曉事則可以黽勉得之。大概所謂曉事者，就是明曉事理之所以然，與事理之所當然。這件事雖然亦非易易，但是歷事既久，經驗漸增，即是曉事的途徑。至於知人，則非自己的學問、涵養、識見、才能，都有以超過對方的人，則不足以知之，所以這件事不是容易學來的。綜這兩件事可以歸納成一個「識」字。他曾說：「凡辦大事以識為主，以才為輔。」我以為知人曉事就是「識」的註腳，辦事尤其是辦大事的人，假如沒有知人曉事之識，則人之短長，事之是非，都冥然不明於心，處理自是無一是處，縱一秉至公，然事理不明，鮮不失當，將終不免於謬誤。他所謂蒞事以「明」字為第一要義，明也就是識。他的識見能遠大，能深察，便是所謂高明與精明。以高明、精明的眼光，去知人曉事，自然人無不知，事無不曉，而每事都可歸於平穩踏實的地位。這兩件事——知人、曉事，可算是曾氏生平的特長，而尤其是知人一項，他簡直是神乎其技。許多人被他一見之下，可以察識終身，見其儀表，可以察其內心，更是無從隱秘，不知者以為他是精於相術，實則是他學問、涵養、才識、閱歷，有過人處，故一入眼帘，即能知其為何如人。他生平得力於此者至夥，茲錄「薛福成」一段如下：
曾國藩知人之鑑，超軼古今。或邂逅於風塵之中，一見以為偉器；或物色於行跡之表，確然許為異才。平日持議，常謂天下至大，事變至殷，決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維持，故其振拔幽滯，宏獎人才，尤屬不遺餘力。嘗聞江忠源未達時，以公車入都謁見，款語移時，曾國藩目送之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當以節烈稱。」後乃專疏保薦，以應求賢之詔。胡林翼以臬司統兵隸曾國藩部下，即奏稱才勝己十倍，二人皆不次擢用，卓著忠勤。曾國藩經營軍事，卒賴其助，其在籍辦團之始，若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王珍、楊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諸生，或拔自隴畝，或拔自營伍，均以至誠相與，俾獲各盡所長，內而幕僚，外而台局，均極一時之選。其餘部下將士，或立功既久而浸至大顯，或以血戰成名。臨敵死綏者，尤未易以悉數。最後遣劉松山一軍入關，曾國藩拔之列將之中，謂可獨當一面，卒能揚威秦隴，功勳卓然。
這一段是薛氏身歷其事，記述最為親切。寫他知人之明，可謂透澈無遺。吾人讀薛氏敘《曾文正公幕府賓僚》一文，更知他對各項人才，兼收並蓄，而處理得當，使人人得盡所長，莫不死心塌地，竭盡忠忱。固然是他偉大的人格感化力之深，然亦由其英明卓識，超乎常人，使才大者不得不心悅誠服，才小者不敢不死心塌地。曾氏更能量其才器而任以適當之事，此為曾氏治事精神上最得力之點。我們驟然看去，總覺得他這知人之明，未免太神奇了，究竟他有什麼神通呢？他用什麼方法去看人呢？現在還是拿他自己的言論來證明，庶乎比較的切實。他說：
觀人之法，須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為主……尤以習勞為辦事之本，引用一班能耐勞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咸豐十年七月初八日致沅季弟）
觀人之道，以樸實廉介為質，有其質而傅以他長，斯為可貴，無其質，而長處亦不足恃。甘受和，白受采，古人所謂無本不立，義或在此。（日記）
凡人才高下，視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規，而日趨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軌，而日即高明。賢否智愚，所由區矣。
大抵人才約有兩種：高明者好顧體面，恥居人後，獎之以忠則勉而為忠，許之以廉則勉而為廉，若是當使薪水稍優，夸許稍過，冀有一二人才出乎其間，不妨略示假借。卑瑣者本無遠志，但計錙銖，馭之以嚴則生憚，防之以寬則日肆，若是者當俾得循循於規矩之中。（日記）
此處所云觀人之法，自然不能代表他觀人的全體，但是至少可以藉此而知其大概了。在他言論之中，我們可以知得他的觀人標準只有兩事：一曰操守，二曰志趣。操守是一個人的骨子，所謂為人之本，以樸實廉介為主。志趣是一個人格局器量的表現，志趣不遠者，縱有操守，亦不過成為硜硜自守之士。有了樸實廉介的操守，又有高遠的志趣，再能習苦耐勞，有條理而少大言，自然是上等的人才；其次則志趣高明，而稍欠切實，顧體面而恥居人後，此種人則全恃用之者如何調度，使之心滿意足，勉為其大，亦往往能於此等人中獲得英才。若遺棄之，或委屈之，則將自傷鬱抑，終於不能自振。所以他主張對這等人，應該略示假借，使自奮發。最壞的是根本無所謂操守，於是乎投機取巧，無所不為，而志趣亦決不會高遠，總是安於流俗庸陋之規，而日趨污下，但計錙銖而已。這等人只好請他做機械工作，使循循於規矩之中。故人才以操守為最重要，操守是有顛撲不破的認識，有堅忍不拔的精神，有學養，有抱負，合則留，不合則去，不為威逼，不為利疚。亂世之士，有此操守者，最為難得；然真正人才，又必取於此等人中，始能靠住。他用這種觀人之法，又濟之以他自己的學養經歷，所以才力大小、賢否智愚，都逃不了他的觀察。凡有一長，均可得用，但是天下那裡有許多人才，為他察識舉用？到人才不足的時候，又將如何呢？他也很顧慮到這一點，所以他一面自負提擢人才之責，一面又自負作育人才之責。他當時所用的一班人才，何嘗全是已成之才？恐怕大多數還是由他作育成功的呢！薛福成曰：
曾國藩謂人才以培養而出，器識以磨練而成，故其取人，凡於兵事、餉事、吏事、文事，有一長者，無不優加獎借，量才錄用。將吏來謁，無不立時接見，殷勤訓誨。或有難辦之事，難言之隱，鮮不博訪周咨，代為籌畫，別後馳書告誡，有師弟督課之風，有父兄期望之意。非常之士，與自好之徒，皆樂為之用。雖桀傲貪詐若李世賢、陳國瑞之流，苟有一節可用，必給以函牘，殷勤諷勉，獎其長而指其過，勸令痛改前非，不肯遽爾棄絕，此又其憐才之盛意，與造就之微權，相因而出者也。（見《庸盦文集》）
他作育人才的殷勤誠懇，至於如此，他認定人才是可以由在上者造就成功，而人才又至為難得，故不敢求備於一人，而凡有一節可用者，即不肯遽爾棄絕。他嘗說：
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原才》）
由此可見他自負之大，望才之殷，而不敢絲毫忽略了。他又說：
天下無現成之人才，亦無生知之卓識，大抵由勉強磨鍊而出耳。
人才非困厄則不能激，非危心深慮則不能達，無盤根錯節則利器莫由顯著。
求人之道，須如白圭之治生，如鷹隼之擊物，不得不休。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可及其餘。
古聖人之道，莫大乎與人為善。以言誨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養人也，與人為善之事也。然徒與人，則我之善有限，故又貴取諸人以為善，人有善則以益我，我有善則與以益人，連環相生，故善端無窮，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師儒之道，亦莫大乎此。仲尼之學無常師，即取人為善也；無行不與，即與人為善也，為之不厭，即取人為善也；誨人不倦，即與人為善也。念忝竊高位，劇寇方張，大難莫平，惟有就吾之所見，多教數人，因取人之所長，還攻吾短，或者鼓盪斯世之善機，因以挽回天地之生機乎？（以上各條均見日記）
這幾段話，與薛福成的言論，正相印證。他作育人才之作用，在與人為善，取諸人以為善，此二事是循環相生，人我受益，而其機樞則在君相師儒。質言之，即是靠在上者的提攜造就，則不患天下沒有人才了。他嘗說：
今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屍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原才》）
他覺得所謂無才，是我們自己沒有去造，沒有去求，若能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則天下人才，自然聯袂而至，善源不絕，這便要看在勢者作育的精神如何了。平常所謂在勢者，總是會說一句現成話，「天下無才。」實則自己不去作育人才，甚至戕賊天下之才，使一世之人，皆阿附求容，毫無操守，一旦僨事，則咎天下無才，真是「謂之不誣，可乎否也？」不知天下無現成之人才，亦無生知之卓識，大抵是由培養激礪而成，必須在勢者求才之心，有「不得不休」之誠，然後人才始樂為之用。所謂鼓盪斯世之善機，挽回天地之生機，其消息固往往操於一二人之心機。而其主要條件，則在具有大公無我之精神，稍有私心者，即不能勝。私利固不可，私善亦不可。必真能與人為善，取諸人以為善，只在求善，不分人我，如是然後可以作育人才，亦始可以收用人才。苟有所私，則必欲使天下美名美事，盡出於己而後快。事實不能如此，則將害人之善，妒人之才，務使天下之才，盡出己下。於是人才愈絀，世風愈下，所謂在勢者，亦無以自全。當清之中葉，洪楊未起之時，國內情勢，正是如此。滿人竊居高位，妒害漢族人才，無所不用其極，其意欲使整個漢族才能，盡在滿人之下。是以千方百計，妨閒妒害。至道光年間，天下人才，真箇快銷亡了，而清朝整個江山，亦無以自保。及洪楊變起，全體滿人皆無辦法，始有肅慎、文慶等力主重用漢人，因得扶此危局，然滿廷宵小，猶自大大不平。故曾國藩初出山時，天下幾乎奄無生氣，由他作育提攜，始獲人才輩出，共挽危局之效。我們看他在道光三十年《應詔陳言疏》內所描寫當時社會情況，最為透澈。
人才循循規矩准絕之中，無有敢才智自雄、鋒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有為者漸覺其少，大率以畏葸為慎，以柔靡為恭。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旨，不肯任咎是也。瑣屑者利析錙銖，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輿薪是也。敷衍者裝頭蓋面，但計目前，剜肉補瘡，不計明日是也。顢頇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潰爛，章奏粉飾，而語無實際是也。有此四者，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為，將來一有艱巨，國家必有乏才之患。
這一段描寫當時政象，最為透澈，稍有才智鋒芒者，都已摧殘殆盡。所能容者，儘是「以畏葸為慎，以柔靡為恭」之徒。質言之，就是一班奴才而已。所以他與彭麗生書，就痛恨道：「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貪饕退縮者，果驤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為浩嘆者也。」當然了，舉國都是奴才，都是一人一姓的奴才，那裡會產生出攘利不先赴義恐後之人呢？即有，亦絕無所容呀！在提倡奴才的時代，凡有才智鋒芒者，至少都應該銷聲斂跡，不，簡直是無生存之理吧？只有貪饕退縮者，可以驤首上騰，富貴名譽，老健不死。曾氏能見到當時社會病根在此一點，他便儘量在這一點上著力——提倡真正人才。我覺得這是曾氏有過人之識，所以能有他那種治事的精神，因而產生出當時的一輩人才，以輔助他事業的成功。
第七章 治家
前章所述曾氏治事的精神，為其可以代表他的整個人生，故言之不厭其詳。他的治事精神，除開律己之外，第一步便要數到他的治家。他們兄弟五人：曾氏居長，次國潢字澄侯，次國華字溫甫，次國荃字沅甫，季國葆字季洪，他這四個弟弟之中，國潢是留在家中專理家務的，國華、國荃、國葆都由曾氏教導成人，至於顯達。後來國華是死廬州三河之難的，國葆佐國荃解安慶之圍，將迫金陵積勞病死。國荃攻克金陵，收戡定之大功。他們辦事精神都與乃兄相仿佛。家務雖由澄侯料理，但是我們看他的家書，關於治家之道，教子之方，處處都感覺可為世法。我們更感覺他在戎馬倥傯之間，萬難集於一身，而對家中瑣屑，猶能如此周密仔細，一方面見得他精力過人，治事的精神無乎不在，一方面也見得他對先世家風，謙守勿失，惟恐以自己地位增高，家中子弟有所仗倚，而流於驕侈，致失家風，貽誤子弟。所以他對治家一事，自己雖不能在家，卻無時無刻不在心頭，雖在極忙之時，家信總未嘗或缺，且寫來總是詳詳細細，無微不至。
曾氏先世有很嚴肅的家風，多半是他祖父星岡公所鑄成；星岡公雖未顯達，但是治家教子，皆有成規，國藩少時，頗受薰陶，終其身未忘祖父之遺教，而其治事規模，亦大抵與其祖父類似；故嘗斤斤於其祖父已成之家風，而惟恐或失。他嘗說：「余於起居飲食，按時按刻，各有常度，一一皆法吾祖吾父之所為，庶幾不墜家風。」然所謂家風，究竟如何呢？據《曾文正公大事紀》前面所載星岡公的一段言論，最可見得一般。星岡公之言曰：
吾少耽游惰，往還鄉潭市肆，與裘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寢，長老有譏以浮薄將覆其家者，余聞而立起自責，貨馬徒行，自是終身未明而起。餘年三十五，始講求農事，居枕高嵋山下，壠峻如梯，田小如瓦，吾鑿石決壤，開十數畛，而通為一，然後耕夫易於從事。吾昕宵引水，聽蟲鳥鳴聲，以知節候，觀露上禾顛以為樂。種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糞庸保任之。入而飲豕，出而養魚，彼此雜職之。凡菜茹手植而手擷者，其味彌甘，凡物親歷艱苦而得者，食之彌安也。吾宗自元明居衡陽之廟山，久無祠宇，吾謀之宗族諸老，建立祠堂，歲以十月致祭，自國初遷居湘鄉，至吾曾祖元吉公基業始宏，吾又謀之宗族，別立祀典，歲以三月致祭。世人祀神徼福，求諸幽遐，吾以為神之陟降，莫親於祖考，故獨隆於生我一本之祀，而他祀姑闕焉。後世雖貧，禮不可隳，子孫雖愚，家祭不可簡也。吾早歲失學，壯而引為深恥，既令子侄出就名師，又好賓接文士，候望音塵，常願通材宿儒，接跡吾門，此心乃快。其次老成端士，敬禮不怠，其下泛應群倫。至於巫、醫、僧徒、堪輿、星命之流，吾屏斥之，惟恐不遠。舊姻窮乏，遇之惟恐不隆，識者觀一門賓客之雅正疏數，而卜家之興敗，理無爽者。鄉黨戚好，吉則賀，喪則吊，有疾則問，人道之常也，吾必踐焉，必躬焉，財不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鄰里訟爭，吾常居間以解兩家之紛，其尤無狀者，厲辭詰責，勢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或具尊酒通殷勤，一笑散去。君子居下則排一方之難，在上則息萬物之囂，其道一耳！津梁道途廢壤不治者，孤嫠衰疾無告者，量吾力之所能，隨時圖之，不無小補；若必待富而後謀，則天下終無可成之事矣。
這一段言論，是曾氏家風的創軔，國藩本人的條理規模，及其治家教子，都一本之於此。他與紀澤的信中嘗說道：「昔吾祖星岡公最講治家之法，第一要起早，第二要打掃潔淨，第三誠修祭祀，第四善待親族鄰里，凡親族鄰里來家，無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濟之，有訟必排解之，有喜必慶賀之，有疾必問，有喪必吊。此四事之外，於讀書種菜等事，尤為刻刻留心；故寫家信，常常提及書、蔬、魚、豬四端者，蓋祖父相傳之家法也。」同時又把星岡公治家之法，歸納成「八字」、「三不信」。八字者：早、掃、考、寶、書、蔬、魚、豬。他自己解釋道：早者起早也，掃者掃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顯考王考曾祖考而妣可該也。寶者親族鄉里時時周旋，賀喜弔喪問疾濟急，星岡公曰：「人待人無價之寶也。」書、蔬、魚、豬，即讀書、種菜、蓄魚、養豬也。三不信：就是不信地仙，不信醫藥，不信僧巫，此可以完全包括星岡公之家法了。原來中國家庭制度，過於龐雜，治家一事，自古為難，一家之中，老幼賢愚不等，問題乃自此而生。若再拘泥於什麼「五世同堂」、「九世同居」一些老調，這家庭的醜劇與慘劇，便要層出不窮了。故往往有才力很好，事業很好，而家庭無辦法者，實屢見而不一見。曾氏所賴以維持者，大部分就在這固有的家風；因為既成了一種風氣，而又由主人躬自力行，則一家之中，將認為天經地義，雖有不肖，不敢侵犯。至於五世同堂、九世同居等話，他雖未公然反對，但是事實上他們兄弟後來都是析居的；因為這樣才能洽乎人情，而保全恩愛。我們看他的家書，見他們兄弟感情的純篤，處處足使今之有兄弟者，讚嘆愧服。然其所以致此者，自然是他們兄弟之中——尤其是居長兄地位的國藩，能躬自勤儉，互相肫摯，然亦因為先世已有醇厚家風，只須恪遵勿失，即可光其餘緒，然而沒有國藩這樣光前裕後的承嗣精神，為諸弟先，為一家表，則星岡公之遺範，亦未可知也。茲述曾氏承嗣的規模。
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於妻子，而薄於兄弟，私肥於一家而刻薄於親戚族黨。予自卅歲以來，即以做官發財為可恥，以宦囊積金遺子孫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神明鑑臨，予不食言。此時事奉高堂，每年僅寄些須以為甘旨之佐，族戚中之窮者，亦即每年各分少許，以盡吾區區之意。蓋即多寄家中，而堂上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豐；與其獨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並恨堂上，何如分潤戚族，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而更加一番欽敬乎？將來若作外官，祿入較豐，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錢。廉俸若日多，則周濟親戚族黨者日廣，斷不蓄積銀錢，為兒子衣食之需。……至於兄弟之際，吾亦惟愛之以德，不欲愛之以姑息，姑息之愛，使兄弟惰肢體，長驕氣，將來喪德虧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我不敢也。我仕宦十餘年，現在京所有，惟書籍衣服二者。衣服則當差者必不可少，書籍則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將來我罷官歸家，我夫婦所有之衣服，則與五兄弟拈鬮均分。我所辦之書籍則存貯利見齋中，兄弟及後輩皆不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斷不別存一物，以為宦囊，一絲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之素志也。（道光二十九年致四位弟）
這一段是他治家的大規模，對父母、對兄弟、對子女、對戚黨，都無微不至；尤其是兄弟之間，愛之以德，而不愛之以姑息；對兒子則惟教以自立之道，而不蓄積銀錢為其衣食之需。他曾說：「兒子若賢，則不靠官囊，亦能自覓衣食，兒子若不肖，則多積一錢，渠將多造一孽，後來淫佚作惡，必且大玷家聲。」因此他治家精神，最主嚴肅。他說：「治家貴嚴，嚴父常多孝子，不嚴則子弟之習氣，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勝言矣。」他因為立誓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所以他為官十餘年，衣服書籍之外，一無他物，即此區區，猶擬罷官之後，與兄弟均分。有這種坦白胸懷，自然是無所處而不當。尤其是曾氏先代，並未顯赫，他一朝尊貴，最易改易門楣，墮先人餘緒，而流於驕泰，則子孫淫惰，家道乃自此衰。試看今之為官者，幾何不是如此？所以在他的治家規模之下，有二大端：一是積極的訓導，一是消極的防止。
關於消極方面者：歸納起來，蓋不出於戒驕、戒奢。大概仕宦子弟，能免此者，確不甚易。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左右前後，趨承奉候者，既無微不至，則其勢必至於驕奢，不知稼穡艱難。故仕宦子弟，猶能勤儉謙和，忘其權勢者，真是絕無而僅有了。然而亦因此之故，仕宦子弟，賢能向上，也很難得；更因此之故，仕宦之家，能維持三代四代，不墮家聲者，亦不多見。而其原因，則莫不由於在勢之時，子弟驕奢淫佚之所致。所以他對這兩件事，真是戰戰兢兢，不敢或忽。他嘗謂：「所貴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書籍字畫，在乎子孫能自樹立，多讀書，無驕矜習氣。」因此他日記與家書中，記載戒驕奢之處，不一而足，茲錄數段如下。
達官之子弟，聽慣高議論，見慣大排場，往往輕慢師長，譏彈人短，所謂驕也。由驕而奢，而淫，而佚，以至於無惡不作，皆從驕字生出之弊。而子弟之驕，又多由於父兄為達官者，得運乘時，幸致顯宦，遂自忘其本領之低，學識之陋，自驕自滿，以致子弟效其驕而不覺。（日記）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錦衣玉食，而後謂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輿馬僕從，習慣為常，此即日趨於奢矣。見鄉人則嗤其樸陋，見僱工則頤指氣使，此即日習於傲矣。（咸豐六年十一月初五日致紀澤）
子侄半耕半讀，以守先人之舊，慎無存半點官氣，不許坐轎，不許喚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糞等事，須一一為之，插田蒔禾等事，亦時時學之，庶漸漸務本，而不習淫佚矣。（咸豐四年四月十四日致諸弟）
在這幾段中，他把驕奢淫佚之害，完全歸在一個「驕」字病根上；因為驕便會奢，便會淫，便會佚，便會無惡不作，而其總因，則又因父兄為達官時，自忘其本領之低，學識之陋，自驕自滿，以致子弟效其驕而不覺。在他意思，子弟不能拾柴收糞，插田蒔禾，便叫做驕；衣食俯拾即得，即叫做奢。所以他教子侄，須半耕半讀，不准有半點官氣，不准輿車馬僕從，凡家中一切事務，均須子侄一一為之，以力戒驕奢怠惰之習。
他除嚴肅教子侄，恪守家風之外，更注意到子侄的婚娶。在舊式家庭中，往往因為娶得一個不賢之婦，而敗壞家風者；所以他對子女嫁娶，立一個原則，叫做「嫁女必富於我，娶婦必貧於我」。其用意就是要杜絕驕奢。女子嫁到富於我之家，則自己無從驕奢，娶一個貧於我之女子來家為婦，則亦無從驕奢，而可安其家風。他說：「兒女聯姻，但求勤儉孝友之家，不願與官家結契聯婚，不使子弟長奢惰之習。」當時常南陔想把女兒嫁給他兒子做媳婦，他便始終不願。他說：「常家欲與我結婚，我所以不願者，因聞常世兄最好恃父勢作威福，衣服鮮明，僕從煊赫，恐其女子，有宦家驕奢習氣，亂我家規，誘我子弟好佚耳。」因此他婚嫁子女，不許用多金。咸豐九年在江西軍營時，有一段日記云：「已刻派潘文質帶長夫二人，送家信並銀二百兩，以一百為紀澤婚事之用，以一百為五、十侄女嫁事之用。」又崇德老人年譜云：「文正公手諭嫁女奩資不得過二百金，歐陽太夫人遣嫁四姊時，猶恪秉成法，忠襄公聞而異之曰：『烏有是事？』發箱奩而驗之，果信。再三嗟嘆，以為實難敷用，因更贈四百金。」以一個總督婚嫁子女，簡單至於如此，誠不免令人驚異，然而我覺得他是另有深意存焉。大概宦家子弟之驕奢，是乃自然趨勢，所謂聽慣高議論，見慣大排場，凡所遇之環境，莫不足以長其驕奢氣焰，自非其子弟有過人之質，或其父兄有特達之見，鮮有不為環境所囿者。相傳某世家子弟，不知民間疾苦為何事。有人告訴他：「某家沒有飯吃。」他說：「為什麼不叫廚房開呢？」其人又告訴他：「因為沒有錢呀！」他說：「為什麼不到賬房去拿呢？」他自己的環境是廚房開飯，賬房拿錢，於是以為天下都可如此，尚安望其勤儉守家，憐恤戚黨鄰里之困苦呢？所以戒驕戒奢，簡直是他治家教子的開宗明義第一章。必定要這種習氣掃除淨盡，然後才談到積極的誘導。
關於積極方面的訓導：可歸納成功三點：其一是和睦，其二是勤儉，其三是要使家道悠久。茲分別言之如下：所謂和睦，就是要使一家之中，兄弟妯娌雍雍穆穆，然後子孫有法，家道乃昌。他說：「和字能守得幾分，未有不興，不和未有不敗者。」所以他給澄侯的信中，有這樣一段：
《五種遺規》四弟須日日看之，句句學之，我所望於四弟者，惟此而已。家中蒙祖父厚德餘蔭，我們得忝卿貳，若使兄弟妯娌不和睦，後輩子女無法則，驕奢淫佚，立見消敗，雖貴為宰相，何足取哉？我家祖父父親叔父三位大人，規矩極嚴，榜樣極好，我輩踵而行之，極易為力。別家無好榜樣者，亦須自立門戶，自立規條，況我家祖父現樣，豈可不遵行之，而忍令墮落之乎？現在我不在家，一切望四弟作主。兄弟不和，四弟之罪也；妯娌不和，四弟之罪也；後輩驕姿不法，四弟之罪也。……我家將來氣運之興衰，全恃乎四弟一人之身。（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十八日致諸弟）
此處因為他們排行的關係，呼澄侯為四弟，澄侯始終未出來做事，料理家務的時期最長，故負家庭的責任亦最大。此處責望之重，即是期望之殷。他的大目的，自然是要造成一家之中雍容和藹，而更大的願望，還在使後輩子女有法則。誠然子女完全依照父母的榜樣，形成他自己的性行，父親在兄弟行中，是不和的，其子女亦往往互相怨懟；母親在妯娌行中，是不和的，其女兒嫁到人家，還會鬧出妯娌不和的戲劇。這雖然不是絕對的因果律，但是至少可以說是有極大的影響。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朝夕薰陶，取法太易呀。調轉過來，假如父母在兄弟妯娌中，是絕對的謙讓為懷，子女自然亦薰陶成性，而無乖戾之氣；而況他家已有先代遺風，規模極好，只須遵而行之，家風即可不敗，所以他激勵澄侯者，無所不至，就是惟恐兄弟妯娌之間，或因細故而傷感情，則一切治家之道，都無所施了。
其次他所訓導於家庭的，就是勤儉。「勤」字原是他整個治學方法中的骨幹。除了這個字，他的一切治學方法，都成空文；除了這個字，他的畢生事業，亦無由表現。因此他對子侄的訓導，尤注意於此點。據崇德老人年譜云：「同治二年，歐陽太夫人率兒女媳孫自家到安慶督署，……僅攜村嫗一人，月給工資八百文，適袁姊有小婢一人，適羅姊則並婢無之，房中粗事亦取辦於母氏房中村嫗，乃於安慶以十餘緡買一婢，為文正所知，大加申斥，遂以轉贈仲嫂母家郭氏，文正馭家嚴肅守儉若此。嫂氏及諸姊等梳妝，不敢假手於婢媼也。」故在他的家書中，對於勤儉，總是反覆叮嚀。
嗣後諸男在家勤灑掃，出門莫坐轎，諸女學洗衣，學煮菜燒茶，……至於家中用度，斷不可不分，凡吃藥染布及在省在縣託買貨物，若不分明，則彼此以多為貴，以奢為尚，漫無節制，此敗家之氣象也。務要分別用度，力求節省。（咸豐八年十一月十二日致諸弟）
甲三、甲五等兄弟，總以習勞苦為第一要義，生當亂世，居家之道，不可有餘，財多則為患害，又不可過於安逸偷惰。……仕宦之家，不蓄積銀錢，使子弟自覺一無可恃，一日不勤則將有饑寒之患，則子弟漸漸勤勞，知謀所以自立矣。（咸豐五年八月二十七致諸弟）
新婦初來，宜教之入廚作羹，勤於紡績，不宜因其為富貴子女，不事操作。大二三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年年做鞋一雙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各爭針黹之工，所織之布，做成衣襪寄余，余亦得察閨門以內之勤惰。（咸豐六年十月初二日致紀澤）
這幾段見得他對家庭子侄的習勤習儉，可算無時或忘。以他這樣地位，家中女子，還要洗衣煮飯紡績針黹，男子除讀書之外，還要耕種打雜。他說：「子侄除讀書之外，教之掃屋抹桌凳，收糞鋤草，是極好之事，切不可以為有損架子，而不為也。」又崇德老人年譜云：「同治七年，由湘東下，至江寧，入居新督署，文正公為余輩定功課單，（課單從略）云：吾家男子於看讀寫作四字缺一不可，婦女於衣食粗細四字缺一不可，吾已教訓數年，總未做出一定規矩。自從每日立定功課，吾親自驗功，食事則每日驗一次，衣事則三日驗一次，紡者驗線子，績者驗鵝蛋，細工則五日驗一次，粗工則每月驗一次，每月須做成男鞋一雙，女鞋不驗，又附註云：家勤則興，人勤則健，能勤能儉，永不貧賤。」他家庭之風勤儉如此，以視今之官太太少爺小姐，我們便要為他子女叫冤了。但是觀他所謂「生當亂世，居家之道，不可有餘，財多則終為患害」，則又不禁嘆服其為子女之計深遠，而不忍見其安逸偷惰以致無以自立。孔子云：「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曾氏蓋深得孔子之義，是以家庭之間，一以嚴肅勤儉為主，皆有深意存焉。
還有一件，可算是他訓導子弟最後目標，也可以說是他治家的當然結果，原可以不須他斤斤注意，然而他卻不敢或忽；這個目標是什麼呢？就是要求家道的悠久，就是要希望他的家庭氣運，不要由他一世而斬。如何才能達到這個願望呢？則須在勢之時，善自惜福，而又有賢子孫者，庶乎這個願望不難達到。他說：
吾細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隻一代享有便盡，其子孫始而驕佚，繼而流蕩，終而溝壑，而慶延一二代者鮮矣。商賈之家，勤儉者能延三四代，耕讀之家，謹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則可延綿十代八代。我今賴祖宗之積累，少年早達，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盡，故教諸弟及兒輩，但願其為耕讀孝友之家，不願其為仕宦之家。（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致諸弟）
居家四敗：——婦女奢淫者敗，子弟驕怠者敗，兄弟不和者敗，侮師慢客者敗。仕宦之家，不犯此者，庶有悠久氣象。（日記）
平日最好以昔人「花未全開月未圓」七字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星岡公昔年待人，無論貴賤老少，純是一團和氣，獨對子孫諸侄，則嚴肅異常，遇佳時令節，尤為凜凜不可犯；蓋亦具一種收嗇之氣，不使家中歡樂過度，流於放肆也。余於弟營保舉銀錢軍械等事，每每稍示節制，亦猶本「花未全開月未圓」之義。（同治二年正月十八日致沅浦）
悠久氣象，是他治家的最大願望，而時時存現於心目中者，則為「花未全開月未圓」的現象。有了這個現象在心目中，更有一個求悠久的最後目標，自然不敢想偷安佚樂，富貴驕人，並且還要戰戰兢兢，以此為戒了。他有這樣深遠的眼光，去維持他那世代相傳的嚴肅家風，故其子孫亦能如其所期，代有聞人，此不得不令人感念曾氏治家教子的精神了。
第八章 治軍
歷史上有一個久懸不決的問題，就是英雄造時勢呢？還是時勢造英雄？我是篤信時勢造英雄的；理由是另一個問題，此處所要述的曾國藩治軍，就是一個例證。他是一個純粹的書生，哪懂得什麼軍事？他既沒有學習過武備，更談不到什麼軍事學校；然而他卻能領兵數十萬，轉戰數千里，削平縱橫十六省，綿延十五年的洪楊大難，卒成一代中興事業，把清朝的命運，延長了五六十年之久。固然他本人有許多長處，但是不遭時勢的造就，至少可以決定他不會治軍的。經了時勢的磨鍊，他便能建此不世之功，這便完全是時勢之賜，便是時代造成的人物。非但曾公，古今賢豪莫不如此。曾氏本人並不長於打仗，所以凡屬他自己臨陣的時候，多半是吃敗仗；但是他所提擢的將官，卻都能攻城、野戰，疊立大功，並且死心塌地受他指揮。抄句舊話來說：也可以說他是「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所以我們終久不能不佩服他治軍的本領。然而自另一方面說來，他又實在是毫無本領，當他以侍郎資格在籍辦團練的時候，不但舉國上下未料到他有那樣的收穫，即他自己亦決未想到他能戡此大難，恐怕更有很多人士，如滿廷大臣，和當時一種腐化的官僚將士，都要對他們這一起書生表示白眼，或竟冷眼旁觀，等著看他們笑話呢！我們在他批牘上曾看見這兩段話：
貴襄辦志趣堅卓，應趁勞乏艱難之時，咬定牙根，向前做去，熬過幾次，眾人自不敢輕量書生，不耐艱苦矣。（《批劉秉璋函》）
古來名將帥，亦多出於文弱書生，功之成與否，雖不敢預必，要之清潔自矢，則眾不敢侮，嚴明馭下，則兵不敢玩，此則有志之士，可以勉力為之，立竿見影者也。聖賢豪傑，豈有種子？大半皆銖積寸累，漸作而漸近，漸似而漸成耳。（《批彭椿年呈》）
在這兩段里，見到他們初起時的整個情形。在旁觀者總覺一般書生，那裡能耐艱苦？因此便會時時加侮。曾氏這兩段話，固然是勉勵他的部屬，也可以說是他自己時自警惕的衷曲。所謂咬定牙根，向前做去，熬過幾次，……與所謂銖積寸累，漸作而漸近，漸似而漸成，就簡直是他自己為學治事的精神所在。他們就是憑著這副精神，忍辱含垢，咬定牙根，與環境奮鬥，卒雪書生不耐艱苦之恥，而成戡定大功。在他所謂熬過幾次的「熬」字裡面，就可推想他們當時作事的困難重重，與反對派的旁觀譏訕了。這種情形並不是完全因他這兩段話，或者這兩段話中的幾個字句去憑空推測的，我們只要略一考察當時的掌故，就可知道有清中葉將士的腐敗，和他們事業上的荊棘。試看曾氏的書札奏議，和時賢的議論，均不難見到：
兵伍之情狀，各省不同，漳泉悍卒，以千百械鬥為常，黔蜀冗兵，以勾結盜賊為業，其他吸食鴉片，聚開賭場，各省皆然，大抵無事則游手恣睢，有事則雇無賴之人代充，見賊則望風崩潰，賊去則殺民以邀功，稟奏屢陳，諭旨屢飭，不能稍變錮習。（《曾奏疏》）
近世之兵孱怯極矣，而偏善妒功忌能，懦於御賊，而勇於擾民，仁心以媚殺己之賊，而很心以仇勝己之兵勇。其仇勇也，更勝於仇兵。近者兵丁殺害壯勇之案，層見迭出，且無論其公相仇殺；即各勇與賊戰殷殷之際，而各兵不一相救，此區區之勇，欲求其成功，其可得耶？不特勇也，即兵與兵相遇，豈有聞此營已敗，彼營往救者乎？豈有聞此軍餓死，而彼軍肯分一粒往哺者乎？（見曾書札《與王珍書》）
驅怯戰之兵，日日浪戰，以冀幸其一勝，軍興三年，無一人深入賊營，探其虛實，賊營動靜，無能知者。亦未聞設一奇策引其入彀。……今粵西乃棄民以嘗賊，以此圖功，竊所未喻。其失一也。粵軍兵將臥耽鴆毒，即無疾病，亦半委靡，選將不精，束伍不定，以此言戰，何恃不恐？以此言兵，雖多奚為？其失二也。（胡林翼《通飭修築碉堡啟》）
當咸道之際，民不知兵，強寇竊發嶺外，其勢猋忽震盪，是時楚軍、淮軍，風氣未開，疆臣武臣，但依疲窳渙散傭丐充數之營兵，當彼黠悍方張之寇，譬若驅群羊咋餒虎，掇橋葦以燎於洪爐，至則靡耳。（薛福成《書陸建瀛失陷江寧事》）
這幾段可以寫盡清朝中葉將士的腐敗驕惰，不但助敵造亂，不能作戰，而且善於妒功忌能。國藩他們新興的湘勇，當然在所必忌妒仇殺之列，觀其所謂兵丁殺害壯勇之案，層見疊出，可為痛心。曾憶胡林翼嘗謂「勝保（滿將軍）每戰必敗，每敗必以勝聞」。又謂「勝保在蔣壩殘敗不復能軍，山東人向呼此公為敗保。蓋其治軍也，如鄭公子突所謂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輕而不整，貪而無親」。舉這一個滿將，可以代表全體的滿將旗兵了。當太平軍定都江寧，琦善和春等所率領的江北大營，與江南大營，算是清廷的主力軍隊，然皆次第為太平軍殲滅淨盡。當江南大營被殲滅的時候，江北大營早已敗亡，一般人莫不為清軍憂慮，獨左宗棠聞之嘆曰：「天意其有轉機乎？」或問其故。曰：「江南大營，將蹇兵疲，豈足討賊？得此一番洗盪，後來者始得措手。」果然，自江南大營洗盪之後，政府才死心塌地，信任曾國藩，一班滿洲將吏，也才莫敢誰何，而時局也才有急轉直下之勢。然而曾國藩卻能聚集一班書生，轉移全國風氣，我們倒不能不研究他治軍的精神，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他雖然是一位書生，但是治起軍來，到不一定是書生面目。他說：「讀書之與用兵，判然兩途」，所以他那些訓練士卒的方術，和臨陣制勝的策略，驟然看去，倒不免令人驚異；不過歸根結底，他那根本精神，則仍是一貫。他感覺當時軍隊，所以抵不住用，其根本原因，就在將驕士惰，他便看定這一個病根，痛下藥石。凡他自己所練的新軍，第一步便要使他生氣勃發，勿有絲毫驕惰之氣。他說：
軍事有驕氣惰氣，皆敗氣也，孔子臨事而懼，則絕驕之源，好謀而成，則絕惰之源，無時不謀，無事不謀，自無惰時矣。（日記）
治軍之道，以勤字為先，……勤則勝，惰則敗，惰者暮氣也，常常提其朝氣為要。（日記）
這可算是他治軍的根本精神，常常提其朝氣，就是一舉一動，都要具有新興氣象，這個新興氣象的總名詞，就是一個「勤」字。他嘗說：
約束弁兵，以勤字為本，刻刻教督，是曰口勤；處處查察，是曰腳勤；事事體恤，是曰心勤。（批牘）
既如此時時以勤字為念，則所謂為善惟日不足的氣象，自然無暇吸菸賭博淫侈擾民，凡此諸端，皆由了「驕惰」二字產生。平時如此驕惰，當然談不到訓練，更談不到得民眾的同情與援助。如此，一朝遇戰，安得不望風崩潰？所以曾氏治軍的秘訣，在積極方面，惟在一個勤字；在消極方面，則勿驕勿惰。他所謂去其暮氣，提其朝氣，這便是一個易知易行的下手工夫。至於具體的治軍精神，歸納起來，有下列各點：（1）在主張上能使將士與敵派絕對不並立，即是要將士有徹底打倒敵派主張的敵愾精神。（2）要在生活上能使將士與敵派絕對不並存，即是要將士有徹底肅清敵派黨徒的攻擊的精神。（3）要在行動上能使將士與人民打成一片，即是要將士有紀律，不擾民，更進而能與人民合作殺賊。（4）要軍隊的長官與士兵，官長與官長，士兵與士兵，都有協同動作的精神，即是要軍心不為敵派所動搖，作戰不為敵派所各個擊破（參閱陳著《胡曾左平亂要旨》第四章）。用這種精神去治軍，軍隊的成績如何呢？他有一個理想：
仆之愚見，以為今日將欲滅賊，必先諸將一心，萬眾一氣，而後可以言戰，而以今日營伍之習氣，與今日調遣之成法，雖賢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氣，自非別樹一幟，改弦更張，斷不能辦此賊也。鄙意欲練鄉勇萬人，概求吾黨質直而曉軍事之君子將之，以忠義之氣為主，而輔之以訓練之勤，以庶幾於所謂諸將一心萬眾一氣者，或可馳驅中原，漸望澄清。（《與王珍書》）
鄙意欲練勇萬人，呼吸相顧，痛癢相關，赴火同行，蹈湯同往。勝則舉杯酒以讓功，敗則出死力以相救。賊有誓不相棄之死黨，吾官兵亦有誓不相棄之死黨，庶可血戰一二次，漸新吾民之耳目，而奪逆賊魂魄。自出省以來，日夜思維，目今之急，無逾於此。（《與文任吾書》）
近日官兵在鄉，不無騷擾，而去歲潮勇有奸淫擄掠之事，民間倡為謠言，反謂兵勇不如賊匪之安靜。國藩痛恨斯言，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練成一旅，秋毫無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逢三八演操，集諸勇而教之，反覆開說，至千百語，但令其無擾百姓，……蓋欲感動一二，冀其不擾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賊匪之恥，而稍變武弁漫無紀律之態。（《與張亮基書》）
這是他所希望的理想成績；但是這種理想，還能在不如賊匪之舊武弁身上得到嗎？當然只好別樹一幟，改弦更張，庶乎可以馳驅中原，漸望澄清。要想培養出這種成績，其最大培養劑，則在以忠義之氣為主。有了忠義之氣，自然會一德一心，不擾百姓，而其下手工夫，又必將其暮氣滌淨，朝氣提起，然後才談到訓練。
訓練最重要之點，便要有身體力行，以身作則的精神模範。教人不怕死，自己就得先不怕死；教人不愛錢，自己就得先不愛錢；教人不擾民，自己就得先不擾民；教人勝則讓功，敗則相救，樸質勤勞，沉著忍耐，與夫一切精神，為將士所不可少者，俱得先由本身一一表現出來，然後再訓練他部屬將領，然後再訓練兵勇士卒，如此自然可以煥然一新，馳驅中原。我們看他與各將領的書札批牘，教各將領應具的氣度，句句都見得出於他的肺腑，即處處見得是他自己身體力行的模範。他嘗對將士說：
營官果能勤以自勵，廉以率下，自可作士氣而服眾心。……我教爾等，即如父兄之教子弟，字字皆我之心血，切莫忽略看過。（批牘）
大概凡做領袖，尤其是軍事領袖，假如不能以身作則，欲望群下確守紀律，不但在這種情形之下，根本就無紀律可守，即有，也是病的死的，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所以他的態度是：
帶勇之人，……血性為主，廉明為用，三者缺一，若失輗軏，終不能行一步也。
為將之道，謀勇不可以強幾，廉明二字，則可學而幾也。弁勇之於本官將領，他事尚不深求，惟銀錢之潔否，保舉之當否，則眾目眈眈，以此相伺，眾口嘖嘖，以此相譏；惟自處於廉，公私出入款項，使闔營共見共聞，清潔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而於小款小賞，又常常從寬，使在下者，恆得沾潤膏澤，則惠足使人矣。明之一字，第一在臨陣之際，看明某弁系衝鋒陷陣，某弁系隨後助勢，某弁回合力堵，某弁見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證之以平日辦事之勤惰虛實，逐細考核，久之雖一勇一夫之長短賢否，皆有以識其大略，則漸幾於明矣。得廉明二字為之基，則智信仁勇諸美德，可以積累而漸臻。（《批吳廷華稟》）
當營官統領者，有四個不字訣：不要錢、不怕死、不偷懶、不擾民。（批牘）
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義血性者則四者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視似四者，終不可恃。
凡將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覘敵情，三曰臨陣膽識，四曰營務整齊。（咸豐七年十月廿七日與致沅浦弟）
他平時所與各鎮將領的函牘，及與各將領面晤時所反覆叮嚀者，多不出此類議論。這是他感覺為將領者應具之氣度，他覺得做大將所最不可少者，就是忠義的血性，而又處處能廉明。只要有了這個條件，則凡他所講的四個不字訣，與四大端等，均不難相縱以俱至。且將領必得具有這副氣度，然後才能感動士卒，才能起士卒之信仰，才能訓練士卒，率領士卒，去與敵人作殊死戰。茲述其訓練士卒之方術。
關於他訓練士卒的規條甚多，大率散見於其雜著、批牘、書札之中，對於營哨，對於兵士，對於他們起居生活，營房駐紮，出陣攻守，均有一定規章與告誡。兵勇不識字，則製成種種歌詞，如《愛民歌》、《得勝歌》、《解散歌》、《保守平安歌》等，都是把軍中最重要的規律，和軍人最重要的天職，用淺顯生動的文字，編成歌曲，使兵士一個個口誦心維，無形中印入腦筋。雖然未必能使一個個人對一句句都發生效力，但是當他擾亂百姓的時候，忽然想到《愛民歌》，心中總會有點惻然吧！再加上營官哨官，上下一致的用一貫精神去訓練，就不難如所期望了。因此他把訓練事體，看得很重，訓練意義，亦說得至明。他說：
訓有二：訓打仗之法，訓作人之道。訓打仗則專尚嚴明，須令臨陣之際，兵勇畏主將之法令，甚於畏賊之炮子。訓作人則全要肫誠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於感動。練有二：練隊伍，練技藝。練技藝，則欲一人足御數人，練隊伍則欲數百人如一人。（《批韓進春稟》）
這幾句話可算是他訓練士卒的總綱。其餘散見於他全書中者，更不一而足。茲錄其勸誡營官四條，即可見其訓練士卒的具體辦法之一般了。
一曰禁騷擾以安民 所惡乎賊匪者，以其淫擄焚殺擾民害民也。所貴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擾害百姓，則與賊匪無殊矣，故帶兵之道，以禁止騷擾為第一義。百姓最怕者惟強擄民夫，強占民房二事。擄夫則行者辛苦，居者愁思；占房則器物毀壞，家口流離。為營官先禁此二事，更於淫搶壓買等事，一一禁止，則造福無窮矣。
二曰戒菸賭以儆惰 戰守乃極勞苦之事，全仗身體強壯，精神充足，方能敬慎不敗。洋菸賭博，二者既費銀錢，又耗精神，不能起早，不能守夜，斷無不誤軍事之理。軍事最喜朝氣，最忌暮氣，惰則皆暮氣也，洋菸癮發之人，涕淚交流，遍身癱軟，賭博勞夜之人，神魂顛倒，竟日痴迷，全是一種暮氣。久驕而不敗者，容或有之；久惰即立見敗亡矣。故欲保軍士常新之氣，必自戒菸賭始。
三曰勤訓練以禦寇 訓有二端：一曰訓營規，二曰訓家規。練有二端：一曰練技藝，二曰練陣法。點名演操，巡更放哨，此將領教兵勇之營規也。禁嫖賭，戒游惰，慎語言，敬尊長，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規也。為營官者，得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學好，個個成名，則眾勇感之矣。練技藝者，刀矛能保身，能刺人，槍炮能命中，能及遠。練陣法者，進則同進，站則同站，登山不亂，越水不雜，總不外一熟字；技藝極熟，則一人可敵數十人，陣法極熟，則千萬人可使如一人。
四曰尚廉儉以服眾 兵勇心目之中，專從銀錢上著想。如營官於銀錢不苟，則兵勇畏而且服；若銀錢苟且，則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譏議，不特扣滅口糧，缺額截曠，而後議之也。即營官好用親戚本家，好應酬上司朋友，用營中之公錢，謀一身之私事，也算是虛糜餉錢，也難免兵勇譏議。欲服軍心，先尚廉介；欲求廉介，必先崇儉樸。不妄花一錢，則一身廉，不私用一人，則一營廉，不獨兵勇畏服，亦且鬼神欽服矣。
這幾條可以代表他訓練士卒之一般方術。生活、習慣、行軍技藝，乃至立身為人之道，都詳詳細細殷勤告誡，而又加上他那知人善任之明，凡部屬不遵照辦理者，便有相當懲戒。以知人善用之明，加之以忠誠惻怛之教諭，再加之以公正廉明之賞罰，人非木石，焉有不抒誠向化之理？所以我覺得以他一介書生，起而治軍，居然治得很好，就是全憑他那副誠拙忠義之氣。《禮記》、《大學》有兩句話：「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我於曾氏治軍亦云。
他並不是紙上談兵，並不是書生大言，空談誤國的談兵。他是實際臨陣，成敗利鈍在於當前，固非空談理論者可比。我們翻開他的批牘，看他所教諭各將領行軍用兵之道，與批評各將領所以致敗之由，真是「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平時我們意想他那種立身為人的態度，恐怕定要感覺他用兵總不免呆板，甚至會受敵人誘騙，孰知事乃有大謬不然者。他的臨陣制勝之策略，簡直是靜如處女，動如脫兔，神龍變化，不可方物。當張運蘭失陷牛角嶺的時候，他就說：
兵法最忌「形、見、勢、絀」四字，常宜隱隱約約，虛虛實實，使賊不能盡窺我之底蘊；若人數單薄，尤宜知此訣，若常扎一處，人力太單，日久則形見矣。我之形既盡被賊黨覷破，則勢絀矣，此大忌也。必須變動不測，時進時退，時虛時實，時示怯弱，時示強壯，有神龍矯變之狀，老湘營昔日之妙處，全在乎此。此次以三百人扎牛角嶺，已是太呆，正蹈形見勢絀之弊，除夕曾函止之，十一日五旅失陷後，再以第三旗扎此，則更呆矣。……
大概軍旅之事，宜多實際而少理論，此處所謂形見勢絀，為兵家大忌，實為一切戰術之總綱。我們歸納他臨陣制敵的策略，要不出奇之制正，靜以制動。即此二端，運用靈活起來，便有神龍矯變之妙，茲析言之。
怎樣是奇以制正？就是臨陣制敵而不以常法，所謂出奇制勝，在兵家為最可貴之策略，而亦最危險之動作。因為他要以少勝多，以逸勝勞；勝固足以摧敵，敗亦足以為敵所撲，故非老謀深算，有多數把握時，不宜輕用；然苟以制勝，則又利市百倍也。他說平日非至穩之兵必不可輕用險著；平日非至正之道，必不可輕用奇謀；然則穩也正也，人事之力行於平日者也。險也奇也，天機之湊迫於臨時者也。此可見出奇固足以制勝，然非天機湊合，至穩之兵，至正之道，必不可以輕用。且須深明奇正之義，熟審奇正之形，然後才可運用。他解釋奇正之義，和運用奇兵之法，都很明晰。
中間排隊迎敵為正兵，右左兩邊抄出為奇兵，屯宿重兵堅扎老營與賊相持者為正兵，分出遊兵，飄忽無常，伺隙狙擊者為奇兵，意有專向，吾所恃以禦寇者為正兵，多張疑陣，示人以不可測者為奇兵，旌旗鮮明，使敵不敢犯者為正兵，羸馬疲卒，偃旗息鼓，本強而故示以弱者為奇兵，建旗鳴鼓，屹然不輕動者為正兵，佯退設伏，而誘敵者為奇兵。忽主忽客，忽正忽奇，變動無定時，轉移無定勢，能一一區而別之，則於用兵之道，思過半矣。（日記）
老營處孤危之地，則小隊出奇之師，貴少不貴多，貴變不貴常，古人謂之狙擊，明人謂之雕剿，設小隊稍有疏失，而老營仍一塵不驚，斯為盡善。老營則安如泰山，小隊則動如脫兔。（《批張運蘭牘》）
此處關於奇正之義，解釋至為明了，即運用之機，亦略示端倪；因為此系兵法奇謀，至為危險，須臨陣相機行事，非可紙上空談。總之奇兵只可以作一個別動隊，飄忽無常，為誘敵之計。譬如賭博，欲以少數贏得多數，是即兵家運用奇兵之義。故非看定有可贏之機，不輕投注。於正當營業，則兵家正兵之義，故不可不堅穩鮮明。這是在他全書之中，屢屢叮嚀我們的，就是叫我們要深明奇正之義，而不可輕用奇兵。他的重要戰略，還在靜以制動，即是以主制客，奇兵是不輕用，更不常用。不過將領們不可不明奇正之義罷了。因為他們的敵人太平軍，不是正規的軍隊，部卒多由隨地裹脅而來，聚集甚眾，既無訓練（按長毛所以到處焚殺此為主因），當然不利於正面衝突；然而內中將官如陳玉成、李秀成、石達開輩，確是一時名將，故不得已而慣用奇兵，不打硬仗，專伺官軍之隙，而不使官軍明其情形。是以有時行蹤非常猋忽，使官軍疲於奔命，有時堅守城壘，使官軍難於攻擊，有時突圍而出，使官軍防不勝防。因此不能不對準這種敵情，而講求特殊的戰略與戰術。敵人是慣用奇兵的，假如官兵也慣用奇兵，老實說官兵是打不過他們那為目的不擇手段的流寇；所以曾氏的主張，是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然而對敵人伎倆，卻又不可不知，因此我們可以說他這種臨陣制敵的策略，是重在「靜以制動，節節進擊」。靜以制動，就是要能反客為主，不輕戰，不浪戰，不隨敵人四處追擊，設法使敵人不得不來接戰，而我沉著鎮定以應之。節節進擊，就是在攻勢之中，有防禦的準備，不使為敵人的奇兵所暗算。這樣的戰略，似乎是太穩健了，但是他們攻擊的精神，還是很厲害，譬如在鄂、皖之間，與陳玉成的劇戰，在皖、贛之間，與李秀成的劇戰，都是異常猛烈；更如羅澤南、李續賓、多隆阿、鮑超、江忠源輩，都是極勇猛的名將，後來曾氏因為江、羅、李諸將因猛攻身死，甚至慘敗，故戒各將領，宜審察敵情，相機戰守。
先安排以待敵之求戰，然後起而應之，乃必勝之道；蓋敵求戰，而我以靜制動，以逸待勞，以整遇散，必勝之道也。此意不可拘執，未必全無可采。
凡出隊有宜速者，有宜遲者。宜速者我去尋賊，先發制人者也，宜遲者賊來尋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氣常靜，客氣常動，客氣先盛而後衰，主氣先微而後壯。故善用兵者，最喜為主，不喜作客。休祁黟諸軍，但知先發制人一層，不知以主待客一層，加之探報不確，地勢不審，賊情不明，徒能先發而不能制人，鄙人深以為慮，請閣下於諸公講明此兩層，或我尋賊，先發制人，或賊尋我，以主待客，總須審定乃行，切不可於兩層一無所見，貿然而出。（書札）
攻城最忌蠻攻。兵法曰：「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罪也。」（批牘）
賊若來撲漁亭，我官軍切不可出隊太早，須待各路之賊到齊，看明何路賊多，何路賊少，何路賊強，何路賊弱，何路為賊之正兵，何路為賊之伏兵，一一看清，待營中飽吃中飯後，申酉之間，天色將晚，賊久立氣疲，頭目欲戰，眾賊欲歸，然後出隊擊之，必可獲勝，勝後不必遠追，追五六里，整隊還營可也。若賊來太多，則堅守不出。（批牘）
此處可算是他的中心戰略，全重以主制客，決不輕舉妄動；所以他嘗叮嚀將士，「必須謀定後戰，切不可蠻攻蠻打，徒傷士卒。」又謂：「不輕敵而慎思，不怯戰而穩打。」處處以逸待勞，以靜制動，即至自己陷至客的地位，亦必須設法反客為主。苟不深明敵人動靜，寧可不去猛攻，不可浪戰，而至於「雖先發而不能制人」，則將變成反主為客，正是所謂情見勢絀了。他這種戰略，最為踏實，尤其是用以制流寇式的太平軍，最為相宜。此種穩紮穩打的戰略，自湘軍以至於淮軍，都謹守勿失，後來湘淮合軍平捻，更是得力於此。
曾氏戰略，可說是拿主以制客為體，奇以制正為用。他的大本營全是正兵，全做成主的地位，遇到適當機會，才用奇兵，這固然是因敵人之勢而製成這種戰術，然而主將的個性與學養，亦有相當關係。曾氏是極穩健派的學者，我們看他立身為人，做學問都是穩健的一路，用兵也仍未脫此本色；所以這種戰略，可以說是因勢制宜，也可以說是出於主帥的一貫精神。
總之他雖不是軍事人才，但是能有此成績，我以為不出兩個主要原因：第一就是他那副誠拙忠義的精神，其次則是就事磨鍊而成。因為有他那副誠拙忠義的精神，所以處處能按部就班集思廣益，而得到事實上的美滿結果。能虛心謹慎，在事上磨鍊，故事的本身，能隨時精進。因為這兩種精神的作用，所以他雖然是一個外行軍事家，卻成功這麼大的事業，並且由今觀之，凡他治軍的精神，和訓練士卒之方術，臨陣制敵之策略，即今世號為軍事家者，似亦未必過是。其一般原理，雖時過境遷，至於今日，猶有很多地方，未可磨滅。因此我們得到兩個教訓：一是凡事只須拿出真誠忠義之氣去做，不但事可必成，而荊棘且將自去。二是凡人在社會上的成就，無論大小，都是社會培植之功，野心家在那裡妄想做一個造時勢的英雄，是不獨把歷史因果規律看倒了，且終必至僨事而不自知。縱觀今古，橫觀世界，都不難得到事實證明，曾公事業，更無論矣。
第九章 治吏
一種政治的設施，應以時勢為對象，在某種時代和某種形勢之下，宜乎某種政治，這可以說是政治變遷史上的一大原則。因此我們現在要來追述曾國藩整飭吏治的方術，亦必先明白其時代與形勢，然後再看他的政治設施，才能明白其意義。他那時代，可算是清廷政治腐敗達於極點的時期，洪楊一呼而天下騷動，並非洪楊政治有什麼深洽民心之處，實因清廷官吏太壞，人民久不堪命，故一聞洪楊倡亂，而天下莫不浮動。然而洪楊倡亂十五年，蔓延十六省，而卒就剿滅者，則由於洪楊等腦筋中充滿了帝王思想，對於政治設施，毫無新興氣象，若輩所打算者，只在個人之富貴利達，曾未思及民間疾苦，慨然有拯濟之心，而清廷則反由腐敗而漸具生機，故能一舉而蕩平群寇。是知政治腐敗，乃內亂之媒，政治清明，寇自消滅，一部中國史莫非成則為王，敗則為寇。什麼是成敗？外面看起，似乎是武力，仔細推敲，還是政治。且專恃武力，終必底於滅亡，項羽、劉邦，便是一個顯例。以曾國藩的時代論，清廷原是異族，雖政治腐敗，天怒人怨，然而得一轉機，猶得延長數十年命運；洪楊為民族革命者，然而劫殺盜淫，橫徵暴斂，民族亦不表同情，可知政治與之關係，有如此者！
清廷政治怎樣會有轉機的呢？其唯一原因在曾國藩、胡林翼等的才識過人，看定戡亂之要，首在政治清明，胡林翼嘗謂：「吏治不修，兵禍之所由起也；士氣不振，民心之所由變也。官吏之舉動，為士民之所趨向；紳士之舉動，又為愚民之所趨向。未有不養士而能致民者，亦未有不察吏而能安民者。」又曰：「救天下之急症，莫如選將，治天下之真病，莫如察吏。兵事如治標，吏事如治本。」曾國藩曰：「今日局勢，若不從吏治人心上痛下工夫，滌腸盪胃，斷無挽回之理。」他們能看到民心向背，在於政治優劣，天下真病，不在軍事而在政治，不從吏治人心痛下工夫，斷無挽回之理。曾氏的治吏精神，全基於此。
中國宦途，蓋自明之中葉，已呈腐敗之象，觀宗臣《報劉一丈書》而知當時宦途黑幕，不減今日。至其末造，則腐敗更甚，官府坏於吏胥，地方坏於鄉紳，滿清承之，既毫無文化，更難言吏治。且妒忌漢人，無所不用其極，故一切政治設施，舉不出明朝胥吏範圍；雖純正潔白之士，一入宦途，即往往變其氣習，甘與胥吏為伍，而造成萬惡淵藪的社會。欲潔身自好，只有跳開政治漩渦的一法。因此政治腐敗，官吏貪污，視為固然。曾氏他們的整飭吏治，很看清這一點，所以極力提拔一班純正潔白的書生，教他們替百姓做些切實的事業；但是書生雖有純潔的長處，卻有時因為閱歷短淺而不通大體，或拘於小而礙於大，或放言高論，而少切實，或……然而他本質是潔白的，氣節是堅強的，操守是高尚的，只須得到相當的磨鍊，定能做出新氣象的事業來。當時曾國藩主持東南大政，凡所引薦，悉為書生，他很能運用書生之長，而匡救其短，這是他治吏之特點。因此他的政術，不但是對民設施，並且還要對官訓導。茲就其治吏大端，分正己、戢亂、察吏、勤學四項述之：
所謂正己者，就是要一班官吏，永久保持自身的純潔，不要因為做了官，便壞了自己的良心。怎樣可以保持自身的純潔呢？我以為他常說的勤儉廉明，最為中肯。能勤儉自能廉明，能廉明便能做好官，而可永久保持自身的純潔。在他批牘中，對各部屬尤其是各縣令，總是以此義叮嚀囑咐。茲錄其與各縣令之批牘數首如下，以見一斑。
該令初次做官，未染宦途習氣，尤宜保守初心，無論做至何等大官，終身不失寒士本色，常以勤字、廉字自勵，如天地之陽氣，萬物賴之以發生，否則凋枯矣；如婦女之貞潔，眾人因以敬重，否則輕賤矣。（《批望江縣令周甫文稟》）
大兵之後，民困未蘇，亦須加意撫循，不可稍涉苛擾。該令以書生初歷仕途，惟儉可以養廉，惟勤可以生明，此二語者，是做好官的秘訣，即是做好人的命脈。（《批廬江縣郭令稟》）
該令等初到安慶時，本思從容教誡，培成循吏；其後匆匆離皖，此願未償，昨至金陵相見，未改讀書本色，為之一慰。勤廉二字，係為政之本，平日必須於此二字認真體會，俾案無片紙積留之牘，室無不可告人之錢，自有一種卓然自立之象。（《批太平縣知縣蔣山稟》）
「廉、明」二字是做好官的秘訣，而亦是立身為人之本。初做官時，未失書生本色，只須能勤即能漸至於明，能儉即可以廉，此二字為正己之始，循吏之基。這兩句話可算他自守教人的基本原理。誠然，「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為民上者一舉一動，既為民所觀瞻，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惡之流行，亦速於置郵而傳命。曾氏嘗曰：「風氣之正否，絲毫皆推本於一己之身與心，一舉一動，一語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風氣；故為人上者，專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廣也。」（日記）古人居高位所以戰戰兢兢，不敢或懈，所謂「若朽索之馭六馬」，都是看透自己的責任重大，己身不正，即「是播其惡於眾也」，其害何可勝言？所以政治好壞的先決問題，端在官吏本身的純正與否。所以他說：
居高位之道約有三端：一曰不與，謂若於己毫無交涉也。二曰不終，古人所謂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終；蓋居高履危，而能善其終者鮮矣。三曰不勝，古人所謂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傈傈危懼，若將隕於深淵；蓋惟恐其不勝任也。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方望溪言漢文帝之為君，時時有謙讓若不克居之意，其有得於不勝之義者乎？孟子謂周公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其有得於惟恐不終之義者乎？（日記）
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並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廣收，慎用，勤教，嚴絕。治事不外四端：曰經分，綸合，詳思，約守。操斯八術以往，其無所失矣。（日記）
李次青赴徽州，余與之約法五章：曰戒浮，謂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曰戒謙，次青好為愈恆之謙，啟寵納侮也。曰戒濫，謂銀錢保舉，宜有限制也。曰戒反覆，謂次青好朝令暮改也。曰戒私，謂用人當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也。（日記）
凡治大事，以員少為妙，少則薪資較省，有專責而無推諉；少則必擇才足了事者，而劣員不得濫竽其間；少則各項頭緒悉在二三人心中手中，不至叢雜遺忘，多則反是。總之為事擇人，則心公而事舉，為人謀事，則心私而事廢。該局冗員稍多，以後大小事件，須有專責，一一吹竽，則漸有起色矣。（《批江寧萬蕃司啟琛等稟》）
凡此皆所謂求在己者也。為政不能如此，即雖有清明之望。不與，不終，不勝，可謂從政人員之極則，無論大小地位，都應該如此。質言之，就是凡居領導地位，均須具此三端，事的本身才能做好。不過「不勝」、「不終」，他都解釋得很清楚，並且舉有例證了。「不與」的意義如何呢？我以為就是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的「不與」。「不與」就是「不有」，不有其功，不有其位，都是「不與」的意義。怎樣就是「與」呢？就是自有其功，自有其位。做皇帝就以天下為私產，做官吏即以官位為私有，似乎有了地位，就等於賺得一份產業，應享有特種權利，而自忘其義務。處處表現自己是有權威的，是應該高人一等的，這便叫做與，叫做有。居高位者只要有了這層觀念，那麼一切設施，都不會適當。縱有一二釣名沽譽之事，似乎是出於愛民，然究竟是藉以為鞏固自己地位的手段，與真心愛民者，終是兩事。且必有「不與」的精神，才談得到不終不勝之義，不然，視天下為私有，既不對任何人負責，更何須不終不勝呢？故必視官位與己毫無交涉，然後才是真心替百姓做事，才會有「恐其不終」、「恐其不勝」之意，亦才談到得人治事之方法。故我嘗以為凡做一切的領袖，都先要有「不與」的觀念，才能以事為主，而不以個人私見為主。這然後自然會虛心下問，勤儉廉明，日求正己之道，以求免於顛危。有了這個基本觀念，然後如有才力不足之處，由人指導，才可以虛受。至於胸懷器量，固然有許多是生成偉大，如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亦有並非生成偉器，而可以借學問淬勵，事業磨鍊，使漸練漸進，以至於不與的境界。此處他所謂為政之道，與萬藩司之批，我以為都是砥礪屬員正己的方法，亦即藉以磨鍊胸懷的工具；即與李次青所定的約法五章，雖然是對個人，有為而發，然內容所及，亦確為一般官吏最易犯以事實。他且勿論，即所謂用人當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試問居高位者，有幾人真能如此！不能如此，即是己身之不正矣，更何能談到正人！
他那時所謂政治，多半是軍事之後的設施，更有許多是軍事甫息，匪患未絕，地方官不但要有政治長才，並且還要有剿匪能力。即不然，亦須竭力輔助軍人，安良除暴。質而言之，在他的理想，能合當時的情況，最好是將能兼吏，吏能兼將，所以他對將官說的話，與對文吏說的話，其基本意義，類皆相似。薛福成曰：「曾國藩之在江南，治軍治吏，本自聯為一氣。自軍旅漸平，百務創舉，曾國藩集思廣益，手定章程，期為行之經久，勸農課桑，修文興教，振窮戢暴，獎廉去貪，不數年間，民氣大蘇，而官場浮情之習，亦為之一變。」觀此可知他的治軍治吏，心目中原無區域。不過一個是衝鋒陷陣，攻城奪壘，一個是整頓後方，與民休息。二者原是一氣相連，無可間斷。所不同者，武將重在戰術，文吏重在治道，而安良除暴，則又二者之共同目標，故其封官吏有這樣的兩段話：
土匪橫行，宜大加懲創，擇其殘害於鄉里者，重則處以斬梟，輕亦立斃杖下。戮其尤兇橫者，而其黨始稍戢，誅其尤害民者，而良民始稍息；但求於孱弱之百姓，少得安恬，即吾身得武健嚴酷之名，或有損於陰騭慈祥之說，亦不敢辭己。（批牘）
告訐之脅從，概從寬宥，以絕株累誣扳之風。訪獲之頭目，必置重典，以杜煽誘猖獗之漸。治脅從則有黨必散，治頭目則有犯必懲。外寬內嚴，恩威並用，不過數月，必有大效。（批牘）
這兩段都是說當時官吏應該負起戢亂的責任。只要於百姓有實利，即自己受禍，亦所不計。蓋「治亂國，用重典」；彼時彼地的官吏，不如此即不足以安多數之良民，且不能徹底戢亂。即有任何優良政治，亦無從設施；故此時官吏，應先負起戢亂之責，然後才談到政治措施。
曾氏的理想，是要自己訓練出一班書生本色的循吏，使他們去負戢暴安民的責任，以收拾民心，與民更始。但是如何能使這個理想不落空，而可以成為事實呢？便要看他那種嚴密而敦厚的察吏方法了。薛福成嘗述曾氏察吏之法，謂：「其法於蒞任之始，令省中司道，將所屬各員；酌加考語，開摺匯進，以備校核，一面留心察訪，俾有所聞，即登之記簿，參伍錯綜，而得其真。俟賢否昭然，具疏舉劾，闔省驚以為神，官民至今稱頌。曾國藩未嘗專講吏事，然其培養元氣，轉移積習，則專精吏治者所不逮也。」這足見得他察吏方法，嚴密如此。然而他並不是苛刻，他的嚴密，完全是對事，不是對人。所以對事是嚴密了，對人還是敦厚。這是如何說法呢？就是說對事的本身非常嚴密，一步不放鬆；但是訓導培養吏材，則又極寬厚慈祥之至。可以說他的察吏方法，一半是留心訪察，一半是訓導培養。因此他的屬吏，賢者益自奮勵，不肖者亦能自勉。關於考察情形，在第六章中及此處所引薛福成的言論，可以得其大概，惟是前所言者，大抵偏於嚴肅的一方面，實則嚴肅之中，處處帶慈祥之意。看下面兩段，便可知了。
稽查屬員，宜如父兄之教子弟，先之以訓誡，繼之以嚴飭，不可遽存疾視之心，致成隔膜。如有不服教誨，怙終不悛，及實幹貪酷六法之員，則立掛彈章，不必問參員心服與否，更不宜聽揚言而自形憤懣也。（《批安臬司稟》）
為督撫之道，即與師道無異，其訓飭屬員，殷殷之意，即與人為善之意，孔子所謂誨人不倦也。其廣諮忠益，以身作則，即取人為善之意，孔子所謂為之不厭也。此皆以君道而兼師道，故曰作之君，作之師。（日記）
這是何等剴切慈祥的態度？我們看他的書札與批牘，處處見得他有這副氣象。誠如父兄之教子弟，業師之教生徒，只有期望，而無疾視；更因各人才質行徑，而予以相當的訓誡與鼓勵。譬如對陳國瑞則戒以「不擾民，不私鬥，不梗令」。對鮑超則教以小心大度。他說：「小心者戒驕矜，戒怠忽，即前此所謂花未全開月未圓也。大度者，不與人爭利，雖辦得掀天揭地事業，而自視常若平淡無奇，則成大器矣。」其他一切屬員，都時時予以這樣的訓練。他曾手訂《勸誡淺語》十六條，當時印成小冊，分散部屬，考察的時候，即以此為標準。十六條中，有四條是勸誡營官的，已見於上章。還有十二條則勸誡州縣者四條，勸誡委員者四條，勸誡紳士者四條，茲錄其大綱如下：
勸誡州縣四條（原注云上而道府下而佐雜以此類推）：一曰治署內以端本。二曰明刑法以清訟。三曰重農事以厚生。四曰崇儉樸以養廉。
勸誡委員四條（原注云向無額缺現有職事之員皆歸此類）：一曰習勞以盡職。二曰崇儉約以養廉。三曰勤學問以廣才。四曰戒傲惰以正俗。
勸誡紳士四條（原注云本省鄉紳外省客游之士皆歸此類）：一曰保愚懦以庇鄉。二曰崇廉讓以奉公。三曰禁大言以務實。四曰擴才識以待用。
此十二條中，每條之下，都有詳細的說明，與前所錄勸誡營官者相等。茲為節省篇幅起見，錄其大綱，然已可見其概要。凡他所勸誡者，事事皆由他本身做起，部屬未能完全遵照者，則殷殷勸導之；其才力不足，發生事實上困難者，則設法輔助之；其有因公死事者，則優予撫恤，以勵廉吏。如此訓誡激勵，恩威並用，故能不數年間，風氣大變，此可見其訓練之功矣。
還有一事，在他政術中占重要地位者，厥維勸學。勸學之方向有二：一為勸官吏學，一為勸地方人士學。勸學的目標亦有二：一曰勵人才，二曰厚風俗。誠然，一個人無論做什麼事，假如沒有學習研究的心志，則無論所司何事，都不會有多少進展。當然學習研究不一定要在書本上鑽尋，但是完全沒有拿書本的興趣，甚至鄙視書生，則亦談不到虛心研究，使自己才能有所進步。故就官吏說，要想自己才能日益廣大，至少要有一付學習研究的心志。就一地方說，假如地方人士，都不好學，勢必一方之人，皆粗野鄙僿，而風俗亦必致日益澆漓。故勸官吏學，則人才日出；勸地方人士學，則風俗日厚；是為事實上必然之結果。這兩方面是有連環性的，所以他同時並教，使一般官吏都能於公務之餘，潛心向學，庶不致不學無術而為禍國殃民之事；使一方人士都能潛心向學，不但可以厚風俗，且可擢人才，所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惟在上者擢而用之耳。茲先述其勸官吏學者如下：
今世萬事紛紜，要之不外四端：曰軍，曰吏，曰餉事，曰文事而已。凡來此者，於此四端之中，各宜精習一事，習軍事則講究戰攻、防守、地勢、賊情等件，習吏事則講究撫字、催科、聽訟、勸農等件。習餉事則講究丁漕厘捐開源節流等件。習文事則講究奏疏條教公牘書函等件。講究之法，不外學問二字。學於古則多看書籍，學於今則多覓榜樣，問於當局則知其甘苦，問於旁觀則知其效驗。勤習不已，才自廣而不覺矣。（《勸誡委員》第三條）
閒暇則讀書習字，深思力行，總不使此身此心，有一刻之怠惰，並與楊參將互相規勸以勤勞二字為主，能吃天下第一等苦，乃能做天下第一等人。無得自暴自棄也。（《批江紹華稟》）
才力不逮，不必引以為歉。凡才力得之天稟者不足喜，得之人事者乃可據。厲志以廣之，苦學以踐之，才力無不日長者。水之漸也，盈科而進；木之漸也，積時而高。才力之增，亦在乎漸而已矣。（《批吳廷華稟》）
我在第一章中，即曾說明曾氏把「學」字意義看的很廣，舉天地間一切事物，莫非是學。此處他舉出軍、吏、餉、文四端，系專對將吏委員之言。教他們就本事職務擇一講究，以求深造，並告訴他們講究之道，不外「學問」二字，更將「學問」二字，分析得如此明了透徹，娓娓動聽，只要能夠勤苦耐勞，自可日即高明。且由勤苦耐勞中得來的學問，倒是腳踏實地，銖積寸累，最靠得住，他所謂才力得之人事者乃可據，便是指此。所以我說官吏如能潛心向學，對個人則才能日進，對社會則人才日增。其勸地方人士者，又如何呢？他說：
風俗之美惡，主持在縣官，轉移則在士紳。欲厚風俗，不得不培養人力，古者鄉大夫賓興賢能，考其六德六行六藝，而登進之，後世風教日頹，所謂六德者不可得而見矣，至於六行，曰孝、友、睦、姻、任、恤，孝友則宗族敬服，睦姻則親黨敬服，今世未嘗無此等人也；任則出力以救急，恤則出財以濟窮，今世亦未嘗無此等人也。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今世取士用文字詩賦經策，其事雖異，其名曰藝則一也。今之牧令，即古鄉大夫之職，本有興賢舉能之責，本部堂分立三科以求賢士，凡孝友為宗族所信，睦姻為親黨所信者，是為有德之科。凡出力以擔當難事，出財以襄成善舉者，是為有才之科。凡工於文字詩賦，長於經解策論者，是為有學之科。仰各州縣，採訪保舉一縣之中，多者五六人，少者一二人，其全無所舉，及舉而不實者，該牧令皆予記過。教官如確有所見，亦可隨時稟保，有德者本部堂或寄匾額，以旌其宅，或延致來省，賜以酒食，饋之儀物。舉有才者，本部堂或飭屬派充團長，酌給薪水，或調省一見，札令幫辦捕務。舉有學者，本部堂或薦諸學使，量加獎拔，或召之來省肄業，優給膏火。每州每縣，皆有數人為大吏所知，則正氣可以漸伸，奸宄因而斂跡，此雖與清訟無涉，而端本善俗，尤在於此。因一方之賢士，化一方之莠民，芳草成林，荊棘不鋤而自悴；鸞鳳在境，鴟梟不逐而自逃。諸良吏無以為迂而忽之。（《直隸清訟事宜（第十條 獎勵人才變易風俗）》）
《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古之所謂學者，初非限於讀書，六德六行六藝，莫非是學。上有好者，下必有甚，果在上者真能以學行自勵，對士民又能勸導獎進，無微不至，士民未有不望風而化，浸以成俗。苟在上者，自己不正，不學無術，則部屬將吏，亦必以類相從，頑鈍無恥，奊詬無節，其結果將使一世之人，皆知非阿諛諂媚，苟合取容，則無以自存。如是而猶望風俗敦厚，而不流於卑污苟賤，何由得乎？縱在上者，時時以禮樂教化為口頭禪，而欲掩飾時人之耳目，亦徒見其心勞日絀而已。故我以為曾氏所以能指揮部下將吏，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聽從，其最大原因，就是他本身有學問，足以服眾。他是一切言行舉動，足以為部屬士民之法，而又時時以勵人才厚風俗為職志，部屬士民尚安有不從之理？且如他求賢的路徑，分為三科，則凡士民之有一行之善，一技之長，均有以自見。如此不但使天下賢士無懷才不遇之憾，而正氣既伸，奸宄斂跡，所謂芳草成林，荊棘不鋤而自悴；鸞鳳在境，鴟梟不逐而自逃。真是勵人才厚風俗之根本大計。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又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邪正之互為消長，乃千古以來無法避免之事實。居高位者既不可不看清此點，而為之輔翼獎勵，使正氣得伸，奸宄斂跡，更不可不自檢點本身言行，務使一舉一動，一言一默，俱足以風民而服眾，庶乎言顧行，行顧言，而無出爾反爾之災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曾氏之言行不遠，患在不以為則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