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治學方法 · 第四編 讀書
第十章 讀書的先決問題
平常人總會以為做學問就是讀書，書讀好了，就會有官做，做得官了，則富貴利祿，乃至聲色貨利，都會源源而來。故曰：「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此可見一般人對於讀書的觀念。而讀書一事，所以會占整個學問的領域，也無非為此。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做學問就是讀書，讀書可以升官發財。這句話固然不能包括過去現在的一切學者，但確是一般讀書人的普遍心理。故讀書這件事，在社會上的確看的很重要，然而讀書人愈多，社會國家只有弄得愈糟，尋根究柢，不能不歸結到讀書的目標問題。彼其以「顏如玉」、「黃金屋」為讀書目標，當然時時刻刻，對目標以追求，人人如是，社會尚堪問耶？
曾氏數十年來，雖在戎馬倥傯之中，而讀書為文不輟，其教生徒，教子弟之讀書方法，尤能親切踏實，而為後進入學之門。不過他不是主張讀死書的，更不是拿讀書做尋求官階的工具。他以為讀書是做學問的一部分，而做學問的目標，應在「化民成俗」。他那個時代士氣頹喪，讀書人除帖括詩賦之外，已不知何為學問；除欲得舉人進士之外，已無所謂志向。所以他是一心一意想挽回這個頹風，先由自己本身做起，然後由近及遠，以造成一個良好風氣，正風俗而救人心。雖然事體甚大，但是他相信只要有一部分人，在那裡真能以身作則，真心倡導傳播，則亦未嘗不可以「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他說：「風氣無常，隨人事而變遷，有一二人好學，則數輩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則數輩皆思康濟斯民。倡者啟其緒，和者衍其波，倡者可傳諸同志，和者又可嬗諸無窮。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瀆，和者如支河溝澮，交匯旁流。先覺後覺，互相勸誘，譬如大水小水，互相灌注。以直隸之士風，誠得有志者導夫先路，不過數年，必有體用兼備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雲興。」（《勸學篇·示直隸士子》）可知此事雖然甚大，只要去做，效果倒也無難。故曰：「凡一命以上，皆興有責焉者也。」他又說：「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詡，亦只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用此等人做官，與用牧豬奴做官，何以異哉？」因此我們知道要想做「化民成俗」的事業，固然不可以不讀書，但是專讀死書，是不會「化民成俗」的，雖不讀死書而無遠大的志願，也不能「化民成俗」的；所以他認為讀書第一個先決問題，就是要「志大人之學」。他說：
讀書之志，須以困勉工夫，志大人之學。（日記）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故其為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為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為憂也。是故頑民梗化則憂之，蠻夷猾夏則憂之，所謂悲天命而閔人窮，此君子之所憂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弟書）
人之氣質，由於天生，本難改變；惟讀書則可以變化氣質，古之精相法者，並言讀書可以變換骨相，欲求變化之法，總須先立堅卓之志。即以餘生平言之，卅歲最好吃煙，片刻不離，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日，立志戒菸，至今不再吃。四十六歲以前，作事無恆，近五年深以為戒，現在大小事均尚有恆。即此二端，可見無事不可變也。古稱金丹換骨，余謂立志即丹也。（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致紀澤）
凡此都是志大人之學之事。所謂大人之學，這裡也說得很具體，民胞物與之量，內聖外王之業，使匹夫匹婦，皆得其所，所謂悲天命而閔人窮，這是何等盛德大業？豈是讀書求官之輩所能夢見？又豈終日佔畢咿唔於詩賦帖括者所能望其項背？然而同一讀書，或彼或此，便是所謂堅卓之志的作用。凡人讀書，莫不有志，志大人之學者固謂之志，即志在升官發財，詩賦帖括者，亦何嘗不日夜孜孜，求達其志？故在讀書之始，假如不把志向定得正大，則其流毒將不堪聞問。記得是張蒿庵說的吧，「學者一日之志，天下治亂之源，生人憂樂之本矣。」所謂一日之志，我以為就是學者讀書為學之初，自己所期於自己者，是若何趨向，若何願望。這便叫一日之志。這種趨向，若在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榮辱得失呢？那麼不得志倒算是天有眼，一經得志，便要地無皮了。假如趨向在民胞物與，悲天閔人呢？則所謂得志與民同之，不得志修身俟於世。無論在上在下，都可以正人心而厚風俗，才算是學者正經，讀書亦才有用，且亦才需要讀書。有了這種志願，雖自己氣質稍下，亦可借讀書以改變。並不是書籍有這大力量，不然古今讀書人都應入聖賢之域了。又何以大奸巨猾，往往滿腹文章呢？就可見書要看什麼人讀：大奸巨猾，則書中所載，莫非為其奸猾之資；以民胞物與為懷者，則聖賢之言，皆我之言，書中之事，皆份內事，自然會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不如周公者，而求其所以為舜為周公者。孜孜矻矻，朝乾夕惕，則未有不能達其願望者。而其得力處，則在自己有堅卓之志。所以說立志就是換骨之金丹。然而所謂立志，又不是或作或輟，一暴十寒所能奏效，必朝斯夕斯，抱定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的精神，然後才能毋望其速成，毋誘於勢利。所以他常在立志之下，加「有恆」二字，意謂始終不懈的精神，乃讀書第二個先決問題。他說：
士人讀書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恆。有志則斷不甘為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觀海，如井蛙之窺天，皆無見識也；有恆則斷無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諸弟此時，惟有識不可以驟幾，至於有志有恆，則諸弟勉之而已。（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致諸弟書）
學問之道無窮，而總以有恆為主，兄往年極無恆，近年略好，而猶未純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則無一日間斷，每日臨帖百字，抄書百字，看書少亦須滿廿頁，多則不論。自七月起，至今已看過《王荊公文集》百卷、《歸震川文集》四十卷、《詩經大全》廿卷、《後漢書》百卷，皆朱筆加圈批。雖極忙亦須了本日功課，不以昨日耽擱而今日補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預做。諸弟若能有恆如此，則雖四弟中等之資亦當有所精進，況六弟七弟上等之資乎？……諸弟試將《朱子綱目》過筆圈點，定以有恆，不過數月即圈完矣。若看註疏，每經亦不過數月即完。切勿以家中有事，而即間斷看書之課，又弗以考試將近，間斷看書之課，雖走路之日，到店亦可看書，考試之日，出場亦可看也。兄日夜懸望獨此有恆二字告諸弟，伏願諸弟刻刻留心，幸甚幸甚！（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致諸弟函）
此處他不但把有恆的效用說得很詳盡，並且做出有恆的樣，為他諸弟們規畫出有恆的方案。這種方案，不但他的諸弟可以受益，即我們現在還是可以依此做去。他所舉有志有識有恆，自然都是讀書應有的先決問題，不過「有識」不是初學所可驟幾，所以他平常教人，總是以立志有恆為最要。然而我以為果能立志而又能持之以恆，時時不斷的與古人為儔，當然會知道學問無盡，不致以一得自足。河伯觀海，井蛙窺天之陋，或者即可因此免除吧？所慮者就是立志未必堅定，見左右前後，與我相仿佛者，皆得奧援而騰達了，於是自己也就耐不過了，或望其速成，或誘於勢力，或竟棄其所學而另覓蹊徑，都叫做無志，都叫做無恆，就會不免於河伯觀海、井蛙窺天了。他寫此信，正是在京城做京官的時候，也可以說正是他發憤立志，發憤持恆的時候。我們看他幾個月內，做了許多功課，我們或者會驚疑他是天才獨厚吧？其實不是，絕不是，他的資質，並不過人，他惟一長處，就是他那副誠拙的精神，困知勉行的精神，孳孳不懈，無稍間斷的精神。每日看廿頁書，並不算是難事，然而我們就不能有他那樣成績，便是因為我們缺少他那副有恆的精神。假如我們也立定志向，要持之以恆，每日看廿頁書，幾個月後，成績也定可觀。而況年年如此，終身如此，何患無所精進？荀子曰：「無冥冥之事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曾氏此時，正是勵志潛修，冥冥惛惛的時期；凡他後來那些昭昭之明、赫赫之功，都是這時候做成的基礎。即他諸弟後日功業，也很得力此時的乃兄教導。故凡有志於盛德大業者，不可不立定堅卓的志向，尤不可不持之以無稍間斷的恆心！
有了堅卓的志向，不斷的恆心，然後感覺自己理不充，識不遠，才不足以應用，那麼可以談讀書問題了。這時候去讀書，才是正當的需要，才不至於借書中之義以濟其私而滿其欲。即就讀書本身來說，在這種情況之下，其了解力，運用力，都必較茫無目標者，為強且大；不過書籍之浩浩，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其中萬徑千蹊，莫知所適，在讀書之前，苟不指以正當途徑，則將以羊腸為大道，以斷港絕潢為終南捷徑，則將皓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故在立志、有恆兩問題決定之後，還要辨明應該採取什麼趨向，這可算是讀書第三個先決問題。他關於這個問題在全書中說的最多，茲就其告直隸士子者，略述如下：
為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義理者，在孔門為德行之科，今世目為宋學者也。考據者，在孔門為文學之科，今世目為漢學者也。辭章者，在孔門為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制義詩賦皆是也。經濟者，在孔門為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過數十寒暑，勢不能求此四術，偏觀而盡取之，是以君子貴慎其所擇，而先其所急。擇其切於吾身心不可造次離者，則莫急於義理之學。凡人身所自具者，有耳目口體心思，日接於吾前者，有父子兄弟夫婦，稍遠者有君臣有朋友。為義理之學者，蓋將使耳目口體心思，各敬其職，而五倫各盡其分，又將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無憾於倫紀。夫使舉世皆無憾於倫紀，雖唐虞之世，有不能逮；苟通義理之學，而經濟該乎其中矣。程朱諸子，遺書俱在，曷嘗舍末而言本，遺新民而專事明德，觀其雅言推闡，反覆而不厭者，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養德，窮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義理與經濟，初無兩術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詳於體而略於用耳。（《勸學篇·示直隸士子》）
這一段話拿現在目光驟然看去，或要覺得有些迂腐了吧？其實所謂使耳目口體心思各敬其職，難道不是萬古不變之真理？難道不是人類應有的基本行為？普通人或因環境關係，教育關係，而未能完全如此，讀書負先知先覺之責者，當然應該以此為急務。蓋自一般腐儒，以規行矩步坐屍立齊種種形式，自矜為義理之學，而其心術有時乃不堪聞問。於是義理二字，變成迂腐虛偽之名詞，提及義理二字，或者就會引起人們聯想到那種迂拘腐朽的形態，實在這不是義理之過，假義理以欺世盜名者之過。義理的內容，就是立身為人之道，成己成物之方，至於用何方式以立身為人，以成己成物，則盡可隨時代以變遷，隨環境以變遷，要其歸則始於正己，終於濟世，如百川異派，同達于海而已，初不必拘於一定方式，一定途徑。他所謂立志以植基，居敬以養德，窮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昔人所謂學有本源，便是指此。有了這個本源，然後求先儒所謂考據者，使吾之所見，證諸古制而不謬；然後所謂求辭章者，使吾之所獲，達諸筆札而不差，則天下無往而非學，無事而非學了。到此時，雖曰六經皆我註腳，亦無不可。
以上所舉這三個先決問題，他全書之中，並未這樣明白的告訴我們。不過在他言論中歸納起來，可以得到這三點是讀書應有的先決問題。我以為此事於讀書為學之始，關係極大，故於其讀書方法之先，述此章以為冠，是否郢書燕說，則不暇問了。
第十一章 讀書方法
觀察一個人的讀書方法，可以看出他的讀書興趣和其造詣的淺深。這句話固然未可當作絕對的標準，但是大致是無甚差誤的。從前塾師教小學生死讀《大學》、《中庸》一類深奧的書，並教以先要「安詳恭敬」（朱熹語），不從，則臨之以夏楚，一般天真爛漫的小學生，乃視讀書為畏途。這是方法影響到他的讀書興趣。因為沒有良好的方法，而書又不可不讀，於是有一些學者儘量的死讀書，讀死書，到頭童齒豁，而數百字時文，乃有未通順者。或讀書數十百卷，而無一句足資應用者，都算是方法下的犧牲品。曾氏為時代所限，積習所限，其所舉讀書方法，當然與現代教育理論猶未免於差池，然而踏實誠拙，是其天性，由是踏實誠拙之天性，乃產生他實事求是的讀書方法。蓋讀書最忌取巧，取巧固有時可以得到書中一知半解的皮毛，若想求深造，求本原，求前人未發之秘，皆絕對不能存絲毫取巧之心。不但不能取巧，凡學術造詣愈深者，恆用力愈拙。西人往往為發明一理論，不惜窮畢生之力以求證據，必待數十百千證據都相同了，然後才敢自信。清朝漢學大師，亦嘗為一字一義，而求數百證據。在聰明人看起來，不是太拙了嗎？而不知他的造詣，即從這拙中得來。許多聰明人而異常淺薄，就是因為不願用這拙的功夫。而況書中趣味，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深者得深，淺者得淺，精蘊之處，全要自己求得，才為己有。父兄師友拿他自己心得來告訴我們，固亦可以啟示一二，然究竟與我自己得來者，是兩樣意味。然則讀書可以不用方法了？是又不然。方法好像是指示我們一個方向，告訴我們這方向的路道上，有什麼河溪，有什麼山谷，應該坐車，或應該坐船？至於路上風景的如何美觀，便要你自己去看才能親切。方法又如礦師告訴我們礦苗的所在，與開掘的方法，我們雖然明白了何處有金礦，何處有銀礦，亦且明白了怎樣開掘的方法，然而實行去開掘，便非我們自力不可。至於採獲多少，更須視我們用力如何，與毅力如何，方能決定。現在青年有太重視方法，而忽於自己的實力，對學問不願下苦工，成就安能不薄？而其最大原因，則在專欲取巧。我所取於曾氏讀書法者，就為他這種腳踏實地毫無取巧的精神。至其所舉應讀的書籍，自然有許多已受時代的汰除，但是他的方法，卻最足以給我們仿效，我們當然不能去其精華，而求其糟粕。
他的讀書方法可以分四項說明：（1）看、讀、寫、作，（2）專精一業，（3）求明了勿求強記，（4）分類筆錄。怎樣叫看、讀、寫、作呢？他說：
讀書之法，看、讀、寫、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書如爾去年看《史記》、《漢書》、《韓文》、《近思錄》，今年看《周易折衷》之類是也。讀者如《四書》、《詩書》、《易》、《左傳》諸經，《昭明文選》，李、杜、蘇、黃之詩，韓、歐、曾、王之文，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詠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譬之富家居積，看書則在外貿易，獲利三倍者也；讀書則在家慎守，不輕花費者也。譬之兵家戰爭，看書則攻城略地，開拓土宇者也；讀書則深溝堅壘，得地能守者也。看書與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讀書與無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廢。至於寫字，真行篆隸，爾頗好之，切不可間斷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餘生平因作字遲鈍，吃虧不少，爾須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書一萬則幾矣。至於作諸文，亦宜在二三十歲立定規模，過仨後則長進極難。……少年不可怕丑，須有狂者進取之趣，此時不試為之，則後此將不肯為矣。（咸豐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舟次樵舍下與紀澤函）
看生書宜求速，不多閱則太陋，溫舊書宜求熟，不背誦則易忘；習字宜有恆，不善寫則如身之無衣，山之無木；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則如人之啞不能言，馬之跛不能行。四者缺一不可。
這可算是讀書方法的初步。看、讀、寫、作四者，缺一不可。四者的界說與效益，他都言之綦詳。四者之中，除寫字一門，現在不甚注意外，其他三項今日為學之士，仍不可偏廢，尤其是讀書與看書，他說的最為透澈。蓋讀書意在求熟，看書意在求速，熟然後可以專精，速然後可以廣博。學者須先有若干部爛熟之書在胸中，然後再去涉獵群書，方無阻礙。此如為將官者，自己手練精兵若干萬人，赴湯蹈火，略無難色，然後以此若干萬人為主，協同其他新練之兵，攻城略地，則不但手練精兵無往不利，即新練之兵亦將無往不利。讀書看書，亦正如此。學者苟有若干部爛熟而又深澈了解之書在胸中，然後看書自可以速，且易於了解。現在青年對於熟讀一事，恆視為畏途，不要說整部書不能讀熟，即學校幾篇國文講義，要希望他們讀熟，都不是容易的事。胸中連幾篇熟文章都沒有，更那裡能談得到看書？即看書亦如何能深澈了解？又如何能作得出清晰明暢的文章？就我的經驗：看書作文，都要以胸中熟書多寡為標準，不先注意熟讀，乃欲做成好文章，或求看書之速，是皆緣木求魚之事。我是篤信初步為學必須熟讀的人，看書作文，都須以熟讀為根基。當然不是一切作品，都要熟讀，但是其重要者確非熟讀不可。不能全讀者，則須多看，所謂不多看則太陋也。我以為讀書最好分三部：1.熟讀之部，2.常看之部，3.涉獵之部。常看者就是不止看一次，涉獵者一眼看過，得其大意即足。
曾聞前輩先生云：曾氏最講讀法，聲調神態，均極入妙。證之他自己的言論，尤覺此言之足信。他曾告訴其子紀澤云：「爾欲做五古、七古，須讀五古、七古各數十篇，先之以高聲朗誦，以昌其氣，繼之以密詠恬吟，以玩其味，二者並進，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我之喉舌相習，則下筆為詩時，必有句調湊赴腕下。」在他日記中，亦曾說到「溫蘇詩朗誦頗久，有聲出金石之樂。因思古人文章所以與天地不敝者，實賴氣以昌之，聲以詠之。故讀書不能求之聲氣二者之間，徒糟粕耳。」在這兩小節中，我們幾乎可以聽到他那鏗然如出金石的書聲了。尤透澈的，就是他所謂高聲朗誦，密詠恬吟，相習既久，則下筆為詩時，必有句調湊赴腕下。豈但作詩是如此？作文亦何獨不然！初學為文，往往字句生硬，或上氣不接下氣，都是未能常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己之喉舌相習的緣故。所以我覺得這一段雖然說的是看讀寫作四種，除了寫字一門，其餘三者，我以為讀是一個綱領。
其次便要專精一業。他嘗說：「用功譬若掘井，與其多掘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在他《聖哲畫像記》那一篇中，亦力言廣心博騖之病，而主專攻一學，所以他教子弟，總是以專精為主。他說：
求業之精，別無他法，曰專而已矣。諺曰：「藝多不養身，」謂不專也。吾掘井多而無泉可飲，不專之咎也。諸弟總須力圖專業。……若志在窮經，則須守一經，志在作制義，則須專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則須專看一家文集，萬不可兼營競驚，兼營則必一無所能矣。凡專一業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義。諸弟有心得可以告我共賞之，有疑義可以問我共析之。（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致諸弟書）
讀書之道，有不可易者數端：窮經必專一經，不可泛騖。讀經研尋義理為本，考據名物為末。讀經有一「耐」字訣，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此所謂耐也。讀史之法，莫妙於設身處地，每看一處，如我便與當時之人酬酢笑語於其間。不必人人皆能記也，但記一人則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記也，但記一事則恍如親其事。經以窮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別無學矣。蓋自西漢以至於今，識字之儒，約有三途：曰義理之學，曰考據之學，曰辭章之學。各執一途，互相詆毀，兄之私意，以為義理之學最大，義理明則躬行有要，而經濟有本；辭章之學，亦所以發揮義理者也，考據之學，吾無取焉矣。此三途者，皆從事經史，各有門徑。吾以為欲讀經史，但當研究義理，則心一而不紛。是故經則專守一經，史則專熟一代，讀經史則主義理，此皆守約之道，確乎不可易者也。若夫經史而外，諸子百家，汗牛充棟，或欲閱之，但當讀一人之專集，不當東翻西閱。如讀《昌黎集》，則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無非昌黎，以為天地間除《昌黎集》而外，更無別書也。此一集未讀完，斷斷不換他集，亦專字訣也。（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七日致諸弟函）
大概貪多而不務得，原是青年最易犯之病狀，在已有看書能力的時候，常會泛濫無邊的亂翻亂看，無系統，無中心目標，這樣看去，終不會有精蘊的心得，終其身亦難有專長。猶如自己手裡沒有精銳之士，所部盡新募之兵，當然指揮不靈，而不能有一定趨向。曾氏所謂專一經，專一史，絕不是教人除此一書之外，不閱他書，他屢屢叫人要多看書，謂不多看則太陋。此所謂專，就是要求精之意，欲求精必須專，專有二義：一謂專藝，二謂專心。專藝就是專一經或專一史，或專攻其他任何一書，均謂之專，但須研尋其義理，考證其名物。如練兵然，必練成可以赴湯火蹈白刃者，始謂之精。經則專主一經，史則專熟一代。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把一部書研究得精通爛熟，甚至終身以此一書為研究之中心，是之謂專。他認為專字是讀書一個秘訣，故除專藝之外，還要專心。怎樣專心呢？就是拿全副精神，專注在一種書上，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他說：「讀《昌黎集》則覺天地間除《昌黎集》外，更無他書。」這真是最精澈的秘訣。現在學校之中，要說終日沈潛於一書，自是不可能之事實；但是取法他的意思，用全副精神去看書，還是可能的。雖只看書一小時，就在這一小時內，聚精會神，忘卻書外的一切，這是應有的習慣；至於一本未完，斷斷不換他書，也是我們應該取法的。
在這種情勢之下，最怕的就是遇著難關，便自拋去；則不但不能專業，更談不到專心。所以他在專字訣後，又加一個耐字訣。大概這兩個字，是不能拆開的，因為無論何種書籍，總有相當的困難，定要勝過這種困難，才能前進；假如稍遇困難，即便丟去，則根本即談不到看書，更遑論專業？所以他叫人要耐。我覺得遇難關固然要耐，遇興趣缺乏之處，亦須要耐。因為一種書的內容，優劣不一定與興趣成正比例，有時理論愈深，興趣猶愈減少，必待用力鑽研之後，興趣才由勝過難關中盎然而出，這是耐的收穫。現在一般人遇稍難之書不願看，份量稍大者亦不願看，都是缺乏耐性的表現；而現在作品，總是份量不甚多，內容充滿刺激性者，也就是為要迎合這種缺乏耐性的弱點。我以為每一種書，在未看之先，宜稍審慎，不合意者，盡可不看，既看則無論若何困難，若何無興趣，均須看到底為止，一書不完，決不更換他書，縱或內容未必皆精，亦宜耐著性子看完，然後才知道書內的好處在那裡，壞處在那裡。能知得書中壞處所在，雖未得益，也就算是得益了。
有一個問題為一般人最易發生者，就是書已看了，記不得，奈何呢？與其記不得，還不等於不看嗎？這句話說的有點似是而非。看書記不得的原因，大概是自己對於某項根基太淺，而驟看較深之書，當然不容易記得；然而雖不容易記得，看了一遍自己腦筋中卻已留下一個無形的印象，到將來再看相類的書籍，就比看第一本時容易多了。所以不能說記不得，就等於不看。關於這個問題，曾氏有深切著明的解釋。他說：
讀書記性平常，此不足慮，所慮者，第一怕無恆，第二怕隨筆點過一遍，並未看得明白，此卻是大病。若實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怡悅之境，則自然記得矣。（咸豐九年六月十四日與紀澤書）
凡讀書有難解者，不必遽求甚解，有一字不能記者，不必苦求強記，只需從容涵泳，今日看幾篇，明日看幾篇，久久自然有益；但於已閱過者，自作暗號，略批幾字，否則歷久忘其為已閱未閱矣。（咸豐五年五月二十六致諸弟函）
紀澤兒讀書記性不好，悟性較佳，若令其句句讀熟，或責其不可再生，則愈讀愈蠢，將來仍不能讀完經書。請子植弟將澤兒未讀之經，每日點五六百字，教一遍，解一遍，令其讀十遍，不必能背誦，不必常溫習，待其草草點完之後，將來看經解，亦可求熟；若蠻讀蠻記蠻溫，斷不能久熟，徒耗日功而已。（咸豐五年正月十八日致諸弟函）
讀書不求強記，此亦養身之道也。凡求強記者，尚有好名之心，橫亘於方寸，故愈不能記。若全無名心，記亦可，不記亦可，此心寬然無累，反覺安舒，或反能記一二處，亦未可知。此余閱歷語也。（咸豐五年七月初八日致諸弟函）
平常所謂讀書記不得者，大概是因為走馬看花，並未把內容看得明白；假如把內容理論看清楚了，條理看清楚了，不求過速，亦不停止，自然會得到書中趣味。他所謂寸心若有怡悅之境，真是閱歷之言。這個境界是我們個個人經歷過的不過未深注意罷了。我們回想看到一種透澈淋漓的議論，一字一句，皆能入人心坎，幾乎句句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句句為我所說不出來者，當此之時，我們心中的滋味如何？就我的經驗來說，就是一種說不出來的快活。假如看書能常得到這種境界，則萬無不記得之理，更無須乎強記。這是教育心理學中所謂理解記憶法。還有許多機械語句，如何去記呢？曾氏的意思，是不必苦求強記，只需從容涵泳，時時翻閱，常在眼中經過，自然可以在不知不覺間記得。最壞的是蠻讀蠻記，這樣在兒童便要戕賊其天性，愈讀而愈蠢；成人亦將殘害其身體，終亦不能多記。他說凡求強記者，有好名之心，橫亘於方寸，故愈不能記。這是因為太不自然的原故。我覺得看書最重要者，應在看的時候，把內容弄明白了，不必存心去求記，遇到重要的地方，拿起筆來，加他幾個圈點，或者加些符號在字句旁邊，或把重要句子提在書眉上，或把自己意見批在書眉上，都可使腦筋中多留些書的印象。有人說一種書多看幾遍，不就可以記得了嗎？固然，一本書看了一遍，連著再看一遍，時間既較經濟，效力且更加大，方法自亦不錯；不過我覺與其把同一書本多看幾遍，倒不如將同樣性質而不同樣的書本，多看幾種，興趣可以不枯，效力仍可加大。譬如看中國史，第一遍看的是甲編的，第二遍最好是找一本乙編的本子來看。如此既可比較，又等複習，興趣比專抱一個本子濃厚多了。這是我個人平時閱歷如此，不知別人亦如此否。
還有一事，為讀書時應注意者，就是不要把書籍看得太寶貴了。書上不輕動一筆，寫一字，外表看來似乎是愛惜書籍了，其實是最壞的事。我覺得看書應充分的動筆，涉獵之書不必如此。凡與本書有關係者，一律抄到書上，不足，再用札記本子，這是前輩先生所重視之事，而亦研究學問之不二法門。趙翼《廿二史札記》、王念孫《讀書雜誌》、俞曲園《群經評議》、《諸子評議》、孫詒讓《札迻》……都不過這項工作的擴大而已。所以無論研究什麼學問，讀書筆記，總是少不了的。曾氏嘗恨自己生平寫字遲鈍，抄錄札記不多，引為大憾，故時時以此事教導子弟。
余於「四書五經」之外，最好《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種，好之十餘年，惜不能熟讀精考。又好《通鑑》、《文選》及姚惜抱所選《古文辭類纂》，余所選《十八家詩鈔》四種，共不過十餘種。早歲篤志為學，恆思將此十餘書，貫串精通，略作札記，仿顧亭林、王懷祖之法。今年齒衰老，時事日艱，所志不克成就，中夜思之，每用愧悔。澤兒若能成吾之志，將「四書五經」及余所好之八種，一一熟讀而深思之，略作札記，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則餘歡欣快慰，夜寢得甘，此外別無所求矣。（咸豐九年四月二十一日致紀澤函）
近世文人如袁簡齋、趙甌北、吳穀人，皆有手抄辭藻小本，此眾人所共知者。昌黎之記事提要，纂言鉤元，亦系分類手抄小冊也。爾曾看《說文》、《經義述聞》，二書中可抄者多，此外如江慎修之《類腋》及《子史精華》、《淵鑒類函》，則可抄者尤多矣。爾試為之，此科名之要道，學問之捷徑也。（咸豐九年五月初四日致紀澤函）
大抵有一種學問，即有一種分類之法，有一人嗜好，即有一人摘抄之法。從本原論之，當以《爾雅》為分類之最古者。……余亦思仿《爾雅》之例抄纂類書，以記日知月無忘之效，特患年齒已衰，軍務少暇，終不能有所成，或者余少引其端，爾將來繼成之可耳。（咸豐十一年九月初四致紀澤書）
中國學術素乏精密的科學系統，學者初入其門，如入百戲場中，千變萬態，應接不遑；才智之士，把自己讀書心得寫出來，或把經史等書拆散了，再依其性質分為若干類，如《淵鑒類函》等，都不過是讀書之時，為便於自己翻閱，但是及其成功，乃為極有價值的類書，與極有價值的讀書札記，可為後學者學問捷徑。然此又非必大學問家始能為此，凡讀書人都能為之；惟不必急求發表罷了。趙翼、王念孫、俞曲園、孫詒讓諸人，當他筆錄的時候，何嘗念及傳諸後世？蓋讀書之士，既莫不有其心得，即莫不應有其讀書筆記。他說有一種學問，即有一種分類之法；有一人嗜好，即有一人摘抄之法。他這幾句話很有科學方法的思想，可惜他自己軍務少暇，未能做一個榜樣給我們看，這是他自己抱憾的地方，亦是我們應以為可惜的事。不過他指我們這個分類筆錄的道路，總是不錯的。只是有一點應認清楚的，就是他那時所謂分類筆錄，大都是為文章詞藻，為奪取科名之要道。現在為學，科目繁多，當然無暇及此，然與自己性情相近的學科，仍應備有讀書筆記，或卡片，或活頁抄本，或固定抄本，要隨時隨地，逐處留心，凡與自己歡喜研究的那門學科有關係，足以補吾研究之資料者，無論古書今書，報章雜誌，名人演講，雖一鱗一爪，都應把他錄在本子上面。研究學問應有一個「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的精神。縱或有些材料不甚精萃，亦可供相當的參考。這種工作，說小一點，可以補充書本之不足，而便於閱覽，說大一點，則大學問家，大著述家的搜集材料，都不出此途。所以我嘗覺得讀書最重要者，就是筆不能懶。
以上所述讀書方法，可以說是四個步驟，可以說是四種研究學問的方法。為學之初，看讀寫作缺一不可，次則宜就自己所喜悅者，擇一藝以求專精；然又不可局於一隅，以至於太陋，故須多方閱讀，閱讀有得，隨手筆之，此所謂四個步驟。四者之中，以專精一業為中心，看讀寫作是專精一業以前的事，閱讀為廣求所專之業之補助材料，筆錄亦是以所專精者為中心。這是就表面次序說如此，實際亦並不是有一定的封域，專精一業時，並不是拋棄了看讀寫作，分類筆錄等，更不是拋棄了前面那三項工作。故自初學的次第言，似乎是四個步驟，自研究的中心言，則此四者，乃是四種方法，缺一不可。
讀書是學問路道之一，做學問當然不是死讀書；但是不讀書亦不足以言學問。且如本書所述曾氏之學，其大者曰修養，曰治事，似乎皆非書本上事，然若完全拋棄了書本，則其修養者，必不至有如此健全，而所治之事，恐不能如此細大不捐，群下從風向善。他以一匹夫而轉變一代風氣，第一是他以身作則的精神過人，第二是他研究有素的學識過人，有此二者，故一言一動，皆足以服當世人心。我覺得他為官數十年，處處是以學術化人，人格感人，從未憑藉他的勢位，任意宰割人民，強人民以從己，這是最使我們愴然仰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