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傳 · 第十六章 曾國藩的人生哲學
從太平軍起事，到新軍組建，再到太平天國覆滅，當我們回首這段歷史，我們很難想像，在這場大規模起義的早期也是克里米亞戰爭爆發的時候，而它的末期又與美國內戰和日本明治維新運動相重合，然而事實的確如此。如果我們從那個時代的歐美思想體系中抽身，深入曾國藩時期中國人的內心世界，我們可以更清楚看到他們所經歷的精神變革。從孩提時代到聯合李鴻章奏請皇帝派年輕人遠赴海外求學，曾國藩在精神世界中究竟走過了怎樣的漫漫長路，我們只能依靠想像，想像這個人從孔子和柏拉圖的時代一直生活到了維多利亞時代的中期。根據他留下的文書信件，以他的心路歷程為主題編寫一本傳記一定意趣雋永。一個章節篇幅太短，無法將有價值的材料一一呈現，但至少可以揭示曾國藩對待自己、對待家人秉承著什麼樣的原則，對他所處的國家的體制又抱著怎樣的態度。
曾氏宗譜所載世系始於華夏之初，並且自孔夫子時代起，脈絡就已相當清晰。曾國藩是中國先哲曾子的70代孫，而曾子是至聖孔子最為出眾的弟子之一。曾氏湖南一支在元朝時定居衡陽，17世紀遷居湘鄉，以耕種為生。在曾國藩的祖父曾玉屏之前，這一支脈中並無特別卓著之輩。曾國藩在文中常呼其祖父之號「星岡」。他對曾國藩影響頗深，隨著曾國藩的年齡增長，這種影響也越來越明顯。曾玉屏年輕時遊手好閒，後來有外人斷言曾家必然敗在他的手上，他才安下心來認真務農。為了供奉先祖，他組織修立了曾氏宗祠。在他看來，所有神靈之中，最應該敬奉的就是先祖的在天之靈，因為他們對家族後世的影響，無論好壞，都遠遠超過遠在天邊的鬼神。
在祖父鮮明個性的影響下，曾國藩非常重視家族內部的團結，所有思慮考量皆以家族為重，並花了極大的精力在兄弟和子嗣之間維護家族的秩序。他的書信之中，最為世人所知的就是他的家書。其中一封是他在京城升任高官時寫的，那時他得知祖父病重，想到自己在京城玉食錦衣，而父母卻在家操勞，心中不免愧疚；但見諸弟兄孝順，他又感到十分欣慰。他在信中說：
諸弟仰觀父、叔之純孝之行，能人人竭力盡勞，服侍堂上，此我家第一吉祥事。我在京寓，食膏粱而衣錦繡，竟不能效半點孫子之職；妻子皆安坐享用，不能分母親之勞。每一念及，不覺汗下。
吾細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隻一代享用便盡。其子孫始而驕逸，繼而浪蕩，終而溝壑，能慶延一二代者鮮矣。商賈之家，勤儉者能延三四代。耕讀之家，謹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則可以綿延十代八代。我今賴祖宗之積累，少年早達，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盡，故教諸弟及兒輩，但願其為耕讀孝友之家，不願其為仕宦之家。諸弟讀書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時時為科第仕宦起見。若不能看透此層道理，則雖巍科顯宦，終算不得祖父之賢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則我欽佩之至。澄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謂我是肖子賢孫，殊不知此非賢肖也！
在曾國藩看來，家庭關係最理想的狀態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而一旦家族成員加官晉爵，原先簡單和諧的家庭關係就很容易被打破，所以，他常告誡諸弟，耕讀乃曾氏立家之本，切不可拋棄。他在信中寫道：
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時之官爵，而恃長遠之家規，不恃一二人之驟發，而恃大眾之維持。我若有福，罷官回家，當與弟竭力維持。老親舊眷，貧賤族黨，不可怠慢，待貧者亦與富者一般，當盛時預作衰時之想，自有深固之基矣。
在另一封家書中，曾國藩又告誡家人，不可耽溺於安逸而忘掉簡樸的生活。
甲三、甲五等兄弟，總以習勞苦為第一要義。生當亂世，居家之道，不可有餘財，多財則終為患害。又不可過於安逸偷惰，如由新宅至老宅，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轎騎馬。又常常登山，亦可以練習筋骸。仕宦之家，不蓄積銀錢，使子弟自覺一無可恃，一日不勤，則將有饑寒之患，則子弟漸漸勤勞，知謀所以自立矣。
曾國藩認為，要戒驕奢，最好的方法就是記住自己經歷過的逆境。1867年，他在家書中說：
吾家現雖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風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聲罵仆以為首，戒惰以不晏起為首。吾則不忘蔣市街賣菜籃情景，弟則不忘竹山坳拖碑車風景。昔日苦況，安知異日不再嘗之？自知謹慎矣。
曾國藩十分看重家族聲譽，不希望族中成員做出有辱門楣之事。所以曾家兄弟向來與低級別的官吏保持著距離，以免與其過從甚密而影響了長兄在京城的聲譽，也可防止他們濫用職權。曾國荃中秀才，依禮曾國藩本該去信答謝主考官，但他在家書中說，因為主考官平日官聲不好，他不願致謝。此外，他還表示：「我家既為鄉紳，萬不可入署說公事，致為官長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願吃虧，萬不可與人構訟，令官長疑為倚勢凌人。」也就是說，其家人與官員來往不僅有損家族聲譽，還會讓曾國藩被京城高官們看輕。
但是，看重家族聲譽並不代表要疏遠貧苦鄉鄰。家鄉諸事，婚喪嫁娶、生老病死，他都十分關心，並希望自己的家人善助四鄰。1867年，他給自己的長子寫信說：
李申夫之母嘗有二語云「有錢有酒款遠親，火燒盜搶喊四鄰」，戒富貴之家不可敬遠親而慢近鄰也。我家初移富圫，不可輕慢近鄰，酒飯宜松，禮貌宜恭。建四爺如不在我家，或請另一人款待賓客亦可。除不管閒事、不幫官司外，有可行方便之處，亦無吝也。
曾國藩確實想努力盡到家中長子的本分，所以他在給諸弟的信中多有勸導之言，並明確表示他自己的責任不需要諸弟分擔。有一次他寫信責怪說：「家中之事，弟不必管。天破了自有女媧管，洪水大了自有禹王管，家事有堂上大人管，外事有我管，弟輩則宜安心自管功課而已，何必問其他哉？」後來，也許是為了讓家中更加有序，他讓曾國潢打理家事，並對他說，長輩已經為曾家立好了規矩，希望以後能代代相傳。但是，他口口聲聲所主張的長兄權威，幾個弟弟根本不接受。也許就是因為他講話過於直白，他與兄弟們曾發生過誤會甚至爭吵，曾國荃和他的衝突尤其頻繁，似乎兩人從來都無法理解對方。
1841年，曾國荃寄住在京城長兄家中讀書時，兄弟二人便發生過爭執，直到他們的父親寫信過來，要曾國荃安守本分，此事方才收場。次年，曾國荃堅持要回湖南，回家後便給曾國藩寫了一封信，抱怨他太過苛刻；而曾國藩在回信里講了一通長兄的責任，也解釋了他為什麼對自己的兄弟如此嚴格。在一封1844年的家書中，曾國藩抱怨說，周圍的人都願意聽他勸告，唯獨自己的弟弟不肯領情。1854年曾國藩在長沙時，又與曾國潢發生了激烈的衝突，當時正是曾國藩出師不利的時候，曾國潢在這個時候來到湘軍大營，讓其兄長的處境更為艱難。事後曾國藩在家書中命令所有弟弟不許來營，在家安守本分就好。也許正是這封信讓曾國荃覺得兄長阻礙了自己的仕途。1856年，局勢於清軍十分不利，曾國藩又坐困江西，此時曾國荃正在長沙招募新軍。在那裡曾國荃遇到了剛剛被任命為吉安知府的黃冕。當時吉安還在太平軍手裡，他要設法奪回。幾番接觸後，黃冕發現曾國荃才能十分出眾。他對黃冕說，「方吾兄戰利，事無所須於我，我亦從未至營相視。今坐困一隅，我義當往赴。然苦無資力募勇。君但能治餉，我當自立一軍以赴國家之急。」於是，在沒有曾國藩幫忙的情況下，藉助黃冕的力量，這位日後從太平軍手中奪回了江寧城的人開始了自己的戎馬生涯。
曾國荃一生似乎都在孜孜不倦地與自己的長兄作對。在外人看來，曾國藩冒著被扣上「任人唯親」這頂帽子的風險去幫曾國荃，作為長兄，算是仁至義盡了，但是曾國荃似乎並不領情。即便如此，曾國藩還是將安慶的指揮權給了他，而且還冒著影響大局的風險，還把圍攻江寧的重任獨交給他一人。朝廷要曾國藩把他派去杭州或上海，但他一心想立大功，不肯轉移到別處，於是曾國藩便妥協了，最終把李鴻章派去了江蘇，把左宗棠派去了浙江。曾國荃所部遭忠王重創，陷入危局的時候，曾國藩想請李鴻章前來增援，但最後還是不得不讓步，幫曾國荃將此事擺平。1864年，就在江寧克復前不久，朝廷命令李鴻章前往增援，這回曾國藩只能盡力說服其弟顧全大局，不要失了風度，好在李鴻章精於世故，沒讓曾國藩為難。如此看來，曾國藩對他這位九弟的關照不可謂不深，只是他還需要顧全大局，維護家族的聲譽，但曾國荃還是一直覺得長兄對自己有偏見。有一次曾國荃在信中表示，希望他們兄弟以後說話不要那麼針鋒相對，曾國藩回信道：「此言精當之至，足抵萬金。餘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悖謬，惟說些利害話，至今悔恨至極。」
在家事上，祖父對曾國藩影響很大。他在1859年到1861年的家書中對家事多有提及。祖父曾教給曾家子孫一句治家八字訣，「書、蔬、魚、豬、早、掃、考、寶」，「書者，所讀之書也，學業不可荒廢；蔬魚豬，皆農事也；早者，起早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顯考，王考，祖宗考，言考而妣可該也；寶者，親族鄰里，時時周旋，賀喜弔喪，問疾濟急，星岡公曰人待人無價之寶也」。
曾國藩本人又將這句格言的內容細化了，並要諸弟和子侄都記住「祖父星岡公之八個字，曰『考、寶、早、掃、書、蔬、魚、豬』，又謹記祖父之三不信，曰『不信地仙，不信藥醫，不信僧巫』。余日記冊中又有八本之說，曰：
讀書以訓詁為本，作詩文以聲調為本，事親以得歡心為本，養生以戒惱怒為本，立身以不妄語為本（不扯謊也），居家以不晏起為本，做官以不要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
此八本者，皆余閱歷而確有把握之論，弟亦當教諸子侄謹記之。無論世之治亂，家之貧富，但能守星岡公之八字與余之八本，總不失為上等人家。此外，他還提出了「三致祥」，即「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恕致祥」源自孔子的經典名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1867年，曾國藩在家書中提及家財和居家德行的話題，又重複了上面的箴言。他在信中說，他不能把大筆的錢寄往家中。「自有兩江總督以來，無待胞弟如此之薄者。然處茲亂世，錢愈多則患愈大，兄家與弟家總不宜多存現銀現錢。每年足數一年之用，便是天下之大福，人間之大福。家中要得興旺，全靠出賢子弟，若子弟不賢不才，雖多積銀積錢積穀積產積衣積書總是枉然。子弟之賢否，六分本於天生，四分由於家教。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訓，惟星岡公之教尤應謹守牢記。吾近將星岡公之家規，編成八句云：
書、蔬、豬、魚、考、早、掃、寶，常說常行，八者都好；地命醫理，僧巫祈禱，留客久住，六者俱惱。
蓋星岡公於地、命、醫、僧、巫五項人，進門便惱，即親友遠客久住亦惱。此八好六惱，我家世世守之，永為家訓，子孫雖愚，亦必略有範圍也。」
如果認定曾國藩腦子裡只有舊觀念，那就錯了。一旦談到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問題，他便不再守舊了。當然，認為女性就該和針線茶飯打交道的正統觀念他也並非一點沒有，在京城時，他就給祖父寫信說，自己的妻子遠離家鄉，不能在家侍奉老人，他心中有愧。另一封家書中，他又指責自己已經出嫁的姐妹們沒有早起服侍婆婆，反而躺在床上等別人伺候。長子娶妻前，他寫信回家說，新娘嫁入曾家後，也應當勤於女紅，親自下廚，盡到媳婦的本分。此後他又在另一封家書中告誡兒子，不要認為其妻出身富貴，就可免做原本的分內之事。
然而，我們很難想像，在這些問題上顯得十分保守的曾國藩會強烈反對近親通婚。中國是允許異姓的近親之間通婚的，但血緣關係疏遠或者很可能根本沒有血緣關係的同姓男女卻是禁止結親的。在曾國藩看來，姐妹的子女與兄弟的子女一樣都是近親，中國不允許同姓男女通婚，而近親之間結親卻不管不問，這個做法是不合情理的。
在星岡公心目中，祭祀先祖是一個家族應盡的責任。這是曾氏祖孫二人信仰的精髓之所在，也是中國正統文化中的核心內容，自古有之，代代相傳，不僅是中國，其他古代國家也是如此。列祖列宗皆在天有靈，而逝者魂歸之處，唯先祖靈魄當拜當祭，當敬當畏。所以家事之中，最重要的就是祭拜先祖在天之靈。對星岡公來說，這就是他所篤信的全部奧義。曾國藩在家書中曾經借祖父的觀點與自己的長子討論祭祀一事，他寫道：「昔吾祖星岡公最講求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掃潔淨，第三誠修祭掃，第四善待親族鄰里。凡親族鄰里來家，無不恭敬款按，有急必濟之，有訟必排解之，有喜必慶賀之，有疾必問，有喪必用。此四事外，於讀書、種菜等事尤為刻刻留心，故余近寫家信，常常提及書、蔬、魚、豬四端者，蓋祖父相傳之家法也。爾現讀書無暇，此八事者縱不能一一親自經理，而不可不識得此意，請朱運四先生細心經理，八者缺一不可。其誠修祭祀一端，則必須爾母隨時留必，凡器皿第一等好者，留作祭祀之用；飲食第一等好者，蠻備祭祀之需。凡人家不講究祭祀，縱然興旺，亦不久長。至要！至要！」
祭祀要緊，墓地選址當然也不能馬虎。從星岡公言談中我們看得出來，他並不信風水之說，曾國藩也一樣，而且他也不希望曾家的兄弟信。但從他的家書看，他卻對祖輩喪葬之事格外關心。祖母喪儀結束後，他在給祖父的家書中說，聽聞祖母入土為安，特地致信以示寬慰，同時也斗膽一問，墓地選址妥否？可建坊立碑否？距河水過近否？隨後他建議將祖母墓地遷往別處，不是為了求名求財，只是希望墓地更寬敞，不想周圍多蟲蟻、濕氣，還不安全。所以他贊同墓地選址好壞影響家族命運的說法，但他聲明自己這麼做並非為了求利。
當然，在墓地選址問題上，曾國藩並不是唯風水論者。風水只是相地之術，而在曾氏兄弟心中，孝道為先，父母和祖父母心意必須遵從。聽聞祖父不願遷墳，曾國藩便告訴諸弟不必再行選址，以免惹惱祖父，加重其病情，否則便有違天道，即便墓址選得再好也沒用。據曾國藩在7月的家書中所言，這回也多虧他遵從了天道：「祖母大人葬後，家中諸事順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癬疾亦愈，且驟升至二品，則風水之好可知，萬萬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則謂之不祥，且大不孝矣。」受福地蔭庇之事還不止這些，1849年，曾家又添三子，曾國藩本人升入內閣，曾國荃科考得中，所以即便曾國藩並不盡信風水，卻也認為先祖葬在風水福地確能蔭庇子孫。
多年之後，曾國華在三河戰役中陣亡，曾國藩致信家人，要他們務必在墓地選址上多留心。叔父得孫，他在信中賀道：「今叔父得抱長孫，我祖父母必含笑於地下，此實一門之慶。而叔父近年于吉公祠造屋辦祭極勤極敬，今年又新造兩頭橫屋，剛值落成之際，得此大喜，又足見我元吉太高祖庇佑後嗣，呼吸可通，洋洋如在也。」可見曾國藩對中國人為先人選墓地、修祠堂並按時祭拜的做法完全認可。
1844年到1845年間，曾家接連有人病倒。曾國藩認為這是由於曾家後人對祖墳打理不周，於是便寫信讓諸弟去修繕，但同時也提醒他們不要破土以免驚擾先人。1851到1858年間，曾家發生了許多事，有善有厄，曾國華在三河遭遇不測後，曾家兄弟開始考慮是否要為父母遷墳。曾國藩篤信祖宗庇佑和墓地風水之說的例子還有很多，之所以拿上文的這些事舉例，是因為它們足以說明，曾國藩雖對民俗中的不少迷信做法持保留意見，但還是會受上文所說的傳統的影響。任何人都絕不能不祭拜自己的祖先。
此外，其他的玄奧之說中，也有曾國藩篤信的，雖然從理論上講他應該是持懷疑態度的。1838年，曾國藩在樊城河突遇風暴，當時情況十分兇險，後來還許了觀音戲。1851年他回想此事時還覺得心有餘悸，便在家書中說，以後家人子孫出行千萬不能走樊城河。他還在信中提到過天象應驗的事。1864年年初，他寫信說江寧城上空黑雲壓境，有如蒙塵，疑為太平天國將亡之徵兆。1858年，曾國藩正統領浙江和其他地區軍務，朝廷突然送過來一道上諭，命其弟赴浙江為官，曾國藩便寫信給家裡說，父親生前曾去南嶽進香，曾有人對他預言說：「汝有一對明珠在手，他日必當光耀杭州。」父親回來後便告訴曾國藩，以後他的兒子裡有兩個會去浙江為官。而這半個世紀前的預言最後真的應驗了。
另有一次，曾國藩在信中悼念亡弟說：「乩初到，即判曰：『賦得但武修文，得閒字。』字謎敗字，余方訝敗字不知何指？乩判曰：『為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余又訝九江初克，氣機正盛，不知何所為而云然？乩又判曰：『為天下，即為曾宅言之。』由今觀之，三河之挫，六弟之變，正與不可喜也四字相應，豈非數皆前定那？然禍福由天主之，善惡由人主之，由天主者，無可如何，只得聽之。由人主者，盡得一分算一分，撐得一日算一日。」
綜觀以上種種，我們不難看出，除了家祭和偶爾祭拜本土的神明之外，曾國藩對其餘的宗教儀式都沒有多少熱情。關於基督教，他曾接觸過太平天國那些不怎麼靠譜的經文，後來又奉朝廷命令去處理地方教案，僅此而已。他曾將自己對宗教的看法以及對佛教和基督教的態度訴諸筆端：
天主教始立，蓋籌善款以資黎民也。今外國教士多貧寒之輩，常稱教會雖富而吝施捨，其言不可盡信。
自秦漢以後，周孔之道稍晦暗而佛教漸行。然佛教興於印度，今印度則多從回教。天主教興於泰西，今泰西另立耶穌教，而力攻天主教。可見異端之教時廢時興，惟周孔之道萬古不磨。但使中國修政齊俗，禮教昌明，雖百計開拓，亦終鮮尊信之者。
曾國藩的信仰十分明了，他是站在孔子和孔子所推崇的先賢一邊的。這也說明，除篤信應該敬畏先祖外，他對普通人所相信的鬼神都抱著一種不置可否的態度。對於上天和上天的旨意他倒並不懷疑，而且普羅大眾都敬奉的一些對象他也是接受的，比如他曾許過觀音戲。他知道世上有許多異象以他自己那一套道理是無法解釋的，只能相信是上天主宰。所以，在悼念一個本該福壽安享卻英年早逝的熟人時，他的結論是生死難料，而善惡未必有報。曾國荃指揮安慶和江寧的圍攻時，曾國藩提醒他不能操之過急，盡人事聽天命便好。他在信中寫道：
以余閱歷多年，見事之成功與否，人之得名與否，蓋有命焉，不盡關人事也。
另一封信中，他更詳細地解釋了自己的觀點：
凡辦大事，以識為主，以才為輔；凡成大事，人謀居半，天意居半。往年攻安慶時，余告弟不必代天作主張。牆壕之堅，軍心之固，嚴斷接濟，痛剿援賊，此可以人謀主張者也。克城之遲速，殺賊之多寡，我軍士卒之病否，良將之有無損折，或添他軍來助圍師，或減圍師分援他處，或功隳於垂成，或無心而奏捷，此皆由天意主張者也。
譬之場屋考試，文有理法才氣，詩不錯平仄抬頭，此人謀主張者也。主司之取捨，科名之遲早，此天意主張者也。若恐天意難憑，而必廣許神願，行賄請槍；若恐人謀未臧，而更多方設法，或作板綾衣以抄夾帶，或蒸高麗參以磨墨。合是皆無識者之所為。弟現急求克城，頗有代天主張之意。若令丁道在營鑄炮，則尤近於無識矣。願弟常存畏天之念，而慎靜以緩圖之，則善耳。
雖然曾國藩不像普通百姓一樣篤信鬼神，但作為朝廷命官，遇上災年，祭祀活動他是一定要參加的。1867年5、6月間大旱，曾國藩幾次去水神廟求雨，還在另一座廟裡灑了聖水；第二天就下起了傾盆大雨，曾國藩給廟裡捐了4000兩銀子以表感激。第二年4月，因為雨水過多，他又需要以同樣的方式祈禱。我們無法確定，曾國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為了順應民間風俗，但總的來說，他對種種民間信仰的質疑有時會動搖，甚至乾脆遵從習俗，因為黎民百姓的信仰也未必就全然是錯的。但是很顯然，對於外國的宗教，他一向持反對態度。
此外，曾國藩和他同時代的中國人都相信一種傳統的命理之說，即「八字」說，認為一個人的生辰八字能左右這個人的命運。「八字」分別代表了一個人出生的年、月、日、時的干支，一個人的秉性取決於其八字所指的五行分配如何。民間談婚論嫁時，一定要找一個精於此道的術士合婚，以卜新人八字是相合還是相衝。曾國藩通常對這類學說不以為意，但在1871年的一封家書中，談及長子的一個兒子出生，他說：「紀澤生一子，小大平安，深以為慰。紀澤今年三十三歲，正在望子極其殷之際，如願得之，滿門欣喜。惟八字於五行缺水、缺火，不知易於養成否。」不想竟一語成讖，當年9月，這個孩子便夭折了。曾國藩在信中寫道：「此兒初生時，余觀八字於五行中缺水缺火，與甲一兒中缺水缺木者相同，即已慮其難以長成，不料其如是之速。紀澤夫婦年逾三十，難免憂傷。然此等全憑天事，非人力所能主持，只得安命靜聽。」
在西方人印象中，清代官場腐敗成風，官員間傾軋、包庇和為了升官行賄的現象比比皆是。但曾國藩卻沒有同流合污。全憑一己功勳升遷的官員本就不多，而曾國藩就是其中之一。他煞費苦心地告誡諸弟和其他家人，不要仗著與他的關係謀取私利；同時他也非常謹慎地避免仰息他人。他從不輕易接受恩惠，也不曲意逢迎達官顯貴，甚至儘量避免去蔭庇他人，也不鼓勵別人受自己的恩惠。一旦對他人施恩，就如同引誘他人前來求助，倘若受恩升遷，便是欠下了人情，即便十倍報答也難以還清。
對於借官謀財的普遍現象，曾國藩是堅決反對的。在1849年的家書中，他寫道：「予自三十歲以來，即以做官發財為可恥，以宦囊積金遺子孫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幾年後他官居要職，而當時社會已默認官員貪腐，對他而言，斂財不過舉手之勞，曾國潢便想問他借200兩銀子，他在信中拒絕了：「余往年在京，曾寄銀回家，每年或百金或二百金不等。一以奉堂上之甘旨，一以濟族戚之窮乏。自行軍以來，僅甲寅冬寄百五十金。今年三月，澄弟在省城李家兌用二百金，此際實不能再寄。蓋凡帶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以此風示僚屬，即以此仰答聖主。」他對待這個問題的態度非常嚴肅，並將之作為其「八本」中的一條：「居官以不要錢為本。」這絕不是空談。曾國藩潔身自好，清正廉潔是眾所周知的，他也不容許家人去謀圖小利。1863年，曾國藩次子從長沙前往父親所在安慶衙門，他寫信警告其子不要打統領旗號，不要勞煩沿途官員，以免他們耗時耗力來招待他。次子這次前來是因為私事，曾國藩不願因此而欠下人情，也不容許別人利用他的官位去謀取私利。
從他的家書以及與其他官員的往來信件中，我們能看出他的特立獨行和坦誠還有另一種表現。中國人說話通常婉轉，在這樣的環境下，曾國藩的書信雖語氣謹慎恭謙，但其言辭顯得尤為直白坦率。他交給朝廷的奏疏在措辭上當然更加考究，但他從來不講空話。在借用外國軍隊一事上，朝廷曾向他、李鴻章和左宗棠徵求意見，他們三人的回覆便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他的兩位同僚在字裡行間流露著兩邊都不想得罪的意思，但他本人則直陳利害了。對於許多官員謊報戰況的做法，他非常鄙視，比如1854年王錱、左宗棠虛報大捷，曾國藩的態度就很能說明問題。
至於品行，曾國藩認為當以四書五經為典。他要諸弟和子侄遵守孝悌仁義的美德，砥礪品性又應當追求勤、儉、剛（即堅定的意志）、明、忠、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謙、渾八德。赴天津處理教案的前夕，他在遺囑中關照兒子有4條原則必須遵循：
慎獨則心安。
主敬則身強。
求仁則人悅。
習勞則神欽。
曾國藩非常重視讀書，也常常煞費苦心地勸諸弟像他一樣勤於治學。即便是在戰亂動盪之期，或是政務繁雜之時，他也很少有哪天不看書的，典籍、史書、詩文，總要擇其一二研讀；此外，散文也好，其他文論也罷，他總少不了提筆寫點東西。他有寫日記的習慣，可惜這些日記在九江城下遺失了不少，其中有幾年的記錄對於我們來說本是非常有價值的。他曾試圖在自己的晚輩們心中激起同樣的求學欲望，希望他們能把讀書作為居家第一要務，還經常要他們作文章，為他們挑選適宜者為師，並時時勉勵。若他們做得妥當，他會誇獎，如有不妥，他會出言責備，還會用其他人家的子孫作對比，說人家沒那麼多有利條件，卻比他們勤勉，希望他們能因此感到羞愧。
在1843年初的一封家書中，他提到了讀書必須具備的三種素質：有志、有識、有恆。「有志則斷不甘為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觀海，如井蛙之窺天，皆無識者也；有恆則斷無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至於曾國藩自己的治學經歷，我們不難找到例子。1844年的最後4個月間，他讀完了《王荊公文集》百卷，《歸震川文集》40卷，《詩經》20卷，《後漢書》百卷，還作了批註。從軍之後他諸務繁雜，像以前那樣研讀詩書是不可能了，但他還是給自己立了規矩，每天必須讀書，為了迫使自己堅持下去，他還列出了具體的書目。在家書中，他曾以庖廚之道來比喻治學，爐火恆燒方可為膳，時燃時熄則不能成炊。另一封家書中，他還提到朱熹將治學比作燉肉：「先用猛火煮，再用慢火溫。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過，雖略有見識，乃是從悟境得來。偶用功，亦不過優遊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湯，遽用慢火溫之，將愈煮愈不熟矣。」
一個人真想讀書，哪裡都可以。問題不在地點，而在其內心，完全取決於此人是否真有治學的動力。曾國潢曾表示想去教書，教書多閒暇，也有治學動力，曾國藩去信說：「且苟能奮發自立，則家塾可讀書，即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薪牧豕，皆可讀書。苟不能發奮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即清淨之鄉，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何必擇地？何必擇時？但自問立志之真不真耳！」
去世前不久，他還總結了4條法則以勉勵子孫，希望曾家後輩皆能自立，學而不厭。「一曰看生書宜求速，不多讀則太陋。一曰溫舊書宜求熟，不背誦則易忘。一曰習字宜有恆，不善寫則如身之無衣，山之無木。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則如人之啞不能言，馬之跛不能行。」
曾國藩的身體一直不太好，他還對諸弟說，他們兄弟幾個身體都不好，是因為遺傳了母親。也正因如此，曾國藩只得對自己的健康多加注意。住在京中時，他就從來沒擺脫過各種病痛。1842年時他曾聽人說，靜養比湯藥更有效。他也看過不少大夫，但最後乾脆不看了，因為他沒碰上過醫術高明的，請這些人看病基本上是得不償失。32歲的時候，他戒了煙，還建議諸弟到了差不多年齡的時候也別再抽菸了。不過他覺得適量飲酒是沒什麼壞處的。他十分贊同早起，不僅是為了處理公務，也是出於養生的考慮。
曾國藩在他1866年7月16日的家書中曾詳細說過自己的養生秘訣：
余老境日逼，勉強支持一年半載，實不能久當大任矣。因思吾兄弟體氣皆不甚健，後輩子侄，尤多虛弱，宜於平日講求養生之法，不可於臨時亂投藥劑。
養生之法，約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恆，二曰懲忿，三曰節慾，四曰每夜臨睡洗腳，五曰每日兩飯後，各行三千步。懲忿，即余篇中所謂養生以少惱怒為本也。眠食有恆及洗腳二事；星岡公行之四十年，余亦學行七年矣。飯後三千步，近日試行，自矢永不間斷。
他覺得陽光和新鮮空氣非常重要，這個觀念倒是頗為現代。「若濕氣太重，人或受之則易傷脾。凡屋高而天井小者，風難入，日亦難入，必須設法祛散濕氣，乃不生病。」
在家書中指導兒子讀書時，他同時又教了他們養生六事，以免健康狀況不佳拖累學業：一曰飯後千步；一曰將睡洗腳；一曰胸無惱怒；一曰靜坐有常；一曰習射有常時（射足以習威儀強筋骨）；一曰黎明吃白飯不沾點菜。
去世前兩年，他眼疾復發；處理天津教案時，他的一隻眼睛已經失明了。此外他還常常犯頭暈，去世前幾天還發作過一次，非常嚴重，當時他正在乘轎去拜訪朋友的途中，卻突然暈倒了。正因為自己身體不好，所以他才留著僅有的一點精力，迫切地督促自己的後輩學習養生之道，強身健體。
太平天國運動中，人們對殺戮都顯得有些麻木，這讓我們覺得他們的思維觀念也許還停留在中世紀。現代戰地救護始於克里米亞戰爭和美國內戰，那時的救護工作中，人道主義精神已經有所體現，但在太平天國運動中，朝廷和叛軍都沒有什麼慈悲之心。斬殺太平軍俘虜的時候，曾國藩就沒有絲毫猶豫。1861年，他的兩個弟弟給他寫信，說剿殺人數太多，於心不安；他回信說，反賊殺得越多越好，只有這樣才可根除流毒。天父天兄之教，天燕天豫之官，都應該誅滅。「雖使周孔生今，斷無不力謀誅滅之理；既謀誅滅，斷無以多殺為悔之理。」湘軍攻占安慶時，誅殺了兩萬太平軍；三河口一戰，又有兩萬太平軍死在屠刀之下；攻入天京後，湘軍關閉了城門，在街頭巷尾追殺太平軍，10萬人遭屠戮；不久之後，鮑超又在撫州大開殺戒，4萬人成刀下之鬼。所有的這些殺戮似乎都沒能觸動大眾的神經。太平軍八王降清，卻在蘇州被殺，戈登對此很是憤怒，還企圖射殺李鴻章，但曾國藩卻並不認為有何不妥，並置評道：「閱本日文件，見李少荃殺蘇州降王八人一信稿、一片稿，殊為眼明手辣。」從曾國藩這些話的字裡行間可以看出，他認同這些殺戮的行為，對俘虜的遭遇也漠不關心，但這並不是因為他生性冷酷。這場運動中的殺戮，似乎更接近西班牙的宗教法庭、法國的聖巴托羅繆之夜以及塞倫的獵巫行動；在清廷看來，太平軍不是一般的叛軍，他們不僅行謀逆之事，還要褻瀆聖人經典，無視祖宗規矩，有悖人倫。清廷視其為毒瘤，故而要徹底剷除。
在京中任職時，曾國藩與洋人並沒有過接觸，也不了解洋人，在他看來，如果能把他們趕出中國，才算對國家有利。1849年，在是否應該允許洋人進入廣州城的問題上，曾國藩在家書中說：「英夷在廣東，今年復請入城。徐總督辦理有方，外夷折服，竟不入城。從此永無夷禍，聖心嘉悅之至。」成為湘軍統領之後，他開始關心火炮，因為他發現戰場上少不了這種武器；後來，他又意識到湘軍的發展需要蒸汽輪船和汽艇，所以容閎提議在上海創辦鋼鐵廠時他全力支持；起初他有點牴觸來復槍，後來終於接受了；在他看來，外國軍隊只能用來部署防禦；這些我們都已經了解。但他的思想也是慢慢轉變的，到去世前，他已經能想到依照西方的模式重建中國，這一想法頗有膽識，稱得上是國士之見。
在邦交態度上，起初他對西方國家是懷有敵意的，但隨著時間推移，他漸漸發現了洋人的毅力和優勢，於是他對他們的印象也有所改觀。1862年，在答覆李鴻章的信時，他寫道：「夷務本難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篤、敬四字。篤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說假話耳。然卻極難，吾輩當從此一字下手。今日說定之話，明日勿因小利害而變。」不久以後，針對是否要用外國軍隊的問題，他在另一封書信中發表了同樣的看法：
與洋人交際，其要有四語：曰言忠信，曰行篤敬，曰會防不會剿，曰先疏後親。忠者，無欺詐之心，信者，無欺詐之言，篤者質厚，敬者謙謹。此二語者，無論彼之或順或遂，我當常常守此而勿失。
關於「會防不會剿」，因為在別處提過，所以他在信中並沒有多作解釋，便直接開始細說「先疏後親」：
先疏後親一語，則務求我之兵力足以自立，先獨剿一二處，果其嚴肅奮勇，不為洋人所笑，然後與洋人相親，尚不為晚。本次數語以行，目下雖若齗齗不合，久之必可相合相安。
顯然，曾國藩並沒有把洋人當作劣等人對待。相反，在與他們打交道的過程中，他漸漸感覺到，洋人與中國人之間存在著差異，只有遵循儒道才能維護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長遠關係。他反對通過欺詐來謀求眼前的利益，因為這種策略目光短淺，最終下場只會是滿盤皆輸。
打開國門接納外國商人的做法，他是不同意的。在創辦鋼鐵廠一事上，他很清楚外國的援助必不可少，但他不希望外國人在其中橫插一手，搶走中國人的飯碗。商船隊組建時，他要求讓中國人先做些基礎的事，等他們學會如何獨立管理，便將商船隊全部接管過來。國內已經流行開來的種種新鮮事物，他都不怎麼感興趣，寧願按照老辦法行事。關於對外貿易，他曾在文中表示，近數百年來，泰西諸國相爭，無外盜取別國商賈之利以全母國。洋人來大清國建廠造局，實心存不軌，欲為害大清國子民。自與泰西各國交戰以來，百姓民不聊生，如蹈水火。洋人已擇三五口岸通商，商事日繁，然百姓困苦，無處申告，如陷倒懸。若食鹽貿易對洋人開放，本國鹽商生意定要受挫；若准許洋人建造倉房，本國庫房店鋪必遭排擠；若內河對蒸汽輪船開放，本國大小船家便沒了生計；若讓洋人開設電報、修造鐵路，本國車馬客棧也會被奪了營生。興洋務，唯師其技而已，本國方得長久。
從曾國藩的這番話中，我們不難推想，如果他看到清廷後來的步步妥協，看到大清國的資源落到了洋人手中，看到朝廷的收入都用來付了洋人的利息，他一定會盡一切力量去阻止。
曾國藩文韜武略，功勳卓著，但從不改其文人之質，哲人之本。其書信行文走筆風骨獨顯，自成一派，足可為文章典則，譯成其他文字便不及原作十之一二。此外，他還挑選了中國古代十八家詩人的詩作匯編成冊。有人贊他文才學識為清朝之冠，只是這一盛譽並未得到一致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