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傳 · 第十五章 曾公晚年
1868年9月中旬，曾國藩奉命調任直隸總督。他於12月17日動身，江寧百姓夾道相送，足見他在任上深受擁戴。他於39日後抵京，按照當時的交通條件推測，此行不算匆忙。回京後，他被賜紫禁城內騎馬的恩賞，受了同治帝幾次召見，並被恩准列席新年的宮宴。
曾國藩在養心殿東暖閣接受召對，同治皇帝面西而坐，皇帝御座後設黃幔，兩宮太后並坐其後，慈安居南，慈禧居北。問話都是慈禧問的，1月26日和27日的召對如下：
問：汝在江南事都辦完了？
對：辦完了。
問：勇都撤完了？
對：都撤完了。
問：遣撤幾多勇？
對：撤的二萬人，留的尚有三萬。
問：何處人多？
對：安徽人多。湖南人也有些，不過數千。安徽人極多。
問：撤得安靜？
對：安靜。
問：你一路來可安靜？
對：路上很安靜。先恐有游勇滋事，卻倒平安無事。
問：你出京多少年？
對：臣出京十七年了。
問：你帶兵多少年？
對：從前總是帶兵，這兩年蒙皇上恩典，在江南做官。
問：你從前在禮部？
對：臣前在禮部當差。
問：在部幾年？
對：四年。道光廿九年到禮部侍郎任，咸豐二年出京。
問：曾國荃是你胞弟？
對：是臣胞弟。
問：你兄弟幾個？
對：臣兄弟五個。有兩個在軍營死的，曾蒙皇上非常天恩。
問：你從前在京，直隸的事自然知道。
對：直隸的事，臣也曉得些。
問：直隸甚是空虛，你須好好練兵。
對：臣的才力怕辦不好。
曾國藩旋即叩頭退出。翌日，皇帝又在同一個地方召見他，問話如下：
問：汝造了幾個輪船？
對：造了一個。第二個現在方造未畢。
問：有洋匠否？
對：洋匠不過六七個，中國匠人甚多。
問：洋匠是哪國的？
對：法國的。英國的也有。
問：汝的病好了？
對：好了些。前年在周家口狠病，去年七八月便好些。
問：汝吃藥否？
對：也曾吃藥。（退出）
春節過後，曾國藩前往保定府上任，當時直隸諸多事務並無異常。
然而，1870年，天津教案發生，對中國和西方國家的關係產生了重大影響。相較兩年前的揚州教案以及各地其他動亂，天津教案所帶來的破壞和國際影響是最大的。西方國家普遍覺得，當時社會原本就動盪，排外思想又深入人心，官員們對此視而不見，更有甚者還蓄意煽動，混亂局面終於達到頂峰，最後的惡果便落到了那幾個倒霉傳教士的頭上。
從表面上看，天津教案的矛盾焦點在於教會誘拐兒童，有傳言稱部分兒童被賣給了羅馬天主教的孤兒院，此外還出現了一些無稽之談，說迷拐兒童的藥就是用那些被賣掉的孩子的眼睛和心臟配製而成。當年6月，教會用巫術拐賣兒童的傳聞一出，天津民眾群情激憤。他們抓獲了一個叫武蘭珍的人販子，此人供述稱自己用來誘拐兒童的迷藥是法國教會的一個叫王三的人給的。「由是津民與教民屢有爭哄之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約法國領事館豐大業來署，提犯人對質。於時訛言四起，人情洶洶。豐大業在崇厚署中施放洋槍，崇厚亟起避之。豐大業忿而走出，遇天津縣知縣劉傑，復用洋槍擊傷其家丁。津民見之者，遂毆斃豐大業，燒毀教堂等處。洋人及本地從教之民男女死者數十名口。此五月二十三日（公曆6月21日）事也。」這番措辭與曾國藩於7月21日呈交的奏摺所言略有出入。在奏摺中，曾國藩提到天津知府和天津縣知縣都曾去教會查訊王三，並遭到豐大業槍襲。無論如何，這對外交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因為單單處理法國領事和羅馬天主教會已不能讓憤怒的天津民眾滿意，他們還殺了幾個俄國人，英美教會的財物也被他們損毀。
這回官府的反應速度與外國駐京的外交官相當，這說明他們意識到了此事的嚴重性。此案發生兩天後，曾國藩就接到朝廷諭令，命他即刻趕往事發地點，與崇厚共同處理此案。但是曾國藩沒有立刻動身，他拖到了7月4日才出發，但他派了兩名道台先行前往調查，他本人則利用這幾天時間細細研究了天津官員的奏報，以備面見外國的代表。當時曾國藩抱恙在身。5月22日，他曾因病乞假一個月，天津教案發生前夕他又遞過續假的奏摺。所以他是從病榻上勉強起身去查辦此案的。案件之棘手程度讓曾國藩憂心忡忡，甚至覺得自己會因此而一命歸天。他的下屬在天津調查案情的時候，他將一應後事都細細交代了，因為他擔心自己這一走便再也回不了保定府了。他給兒子們寫了一封遺書，內容如下：
△天津教案是1870年（同治九年）在天津所發生的一場震驚中外的教案。天津暴民為反對天主教會在保教國（法國）武力的庇護下肆行宣教，攻擊天主教教會機構，造成數十人被謀殺。此後教會動用武力，外國軍艦來到天津，七國公使向總理衙門抗議，而清政府事後的對外妥協處理方式也引起很大爭議。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毀教堂一案。外國性情兇悍，津民習氣浮囂，俱難和葉，將來構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余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余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恐邂逅及難，爾等諸事無所稟承，茲略示一二，以備不虞。
7月8日，曾國藩抵達天津。他決定先解決俄國、英國和美國的問題，然後再去應付更為棘手的法國。在他看來，整個案件的核心問題在於教會涉嫌拐賣兒童，並摘取兒童心臟和眼球。這是首先需要核實的問題，因為綁架犯在供詞中將矛頭指向了教會。王三被捕後，曾國藩主張先核實他是否受教會指使，是否加入了武蘭珍的綁架行動，摘取心臟和眼球的指控是否為真。在談判時，中國的態度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上述問題的核查結果。如果結果為真，那麼中國大可理直氣壯，不必讓步；但如果實情並非如此，那麼中國就要為嚴重損害法國的利益而負責。法國方面的負責人羅淑亞稱，有4個問題最為關鍵：侮辱法國國旗、殺害法國官員、殺害法籍居民、損壞財物。曾國藩在遞給恭親王的奏報中寫道：「聞外國以毀旗為悖和絕里，其意似欲開啟兵端。我中國宣示大信，平情結案，只能酌議賠款以還教堂器物，緝拿兇手以備抵償各命。彼雖興波作瀾，亦惟忍默處之，不能請遽議其他也。」
曾國藩公開表示要和平處理，秉公辦事，中國百姓之中當然是反對聲一片。他發現天津的民眾表現很平靜，心裡卻非常不滿。通過一個叫水火會的民間組織，天津百姓傳達了對崇厚的不滿，說他為了避免多生是非，便禁止集會，遏制流言散布；同樣的，曾國藩一到天津便不受他們待見，因為他不僅不反對崇厚的主張，居然還站在崇厚一邊。反對派的主要分歧在於如何應付洋人。有人主張發起暴動，一舉將洋人趕出中國；有人主張聯合英美對抗法國；也有人主張單獨與法國開戰；而相對比較軟弱的一派則只要求將崇厚革職。而當曾國藩下令和平解決，保護所有洋人的時候，所有的敵意都聚集到了他的身上。
在接下來的調查中，首先要查實的問題就是教會究竟有沒有綁架兒童，但最後結論是針對教會的任何一項罪名都不成立。接受提審的有數百人，其中150人來自教會，但沒有發現任何綁架兒童或摘取兒童心臟和眼球的案例。所有指控的唯一依據就是謠言，與湖南、揚州和直隸其他地區的情形並無差異。曾國藩在奏報中稱：
英法各國乃著名大邦，豈肯為此殘忍之行？以理決之，必無是事。天主堂本系勸人為善，聖祖仁皇帝（即康熙）時，久經先行。倘戕害民生，若是之慘，豈能容於康熙之世！即仁慈堂之設，其初意亦與育嬰養濟院略同，專以收恤貧民為主。每年所費銀兩甚鉅。彼以仁慈為名，而反受殘酷之謗，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
至津民之所以積疑生憤者，則亦有故，蓋見外國之堂，經年扃閉，過於秘密，莫能窺測底里，教堂、仁慈堂皆有地窖，系從他處募工修造者。臣等親履被燒毀教堂址細加查勘，其為地窖不過隔去潮濕，庋置煤炭，非有他用。而津民未盡目睹，但聞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閉其中，又不經本地匠人之手，其致疑一也。
中國人民有至仁堂治病者，往往被留，不令復出，即如前任江西進賢縣知縣魏席珍侄女賀魏氏，帶女入堂治病，久而不還。其父至堂婉勸回家，堅不肯歸，因謂有藥迷喪本心，其致疑二也。
仁慈堂收留無依子女，雖乞丐、窮民及疾病將死者亦皆收入，彼教又有施洗之說。施洗者，其人已死而教主以水沃其額而封其目，謂可升天堂也。百姓見其收及將死之人，聞其親洗新屍之眼，已堪詫異，又由他處車船致送來津者，動輒數十百人，皆但見其入不見其出，不明何故，其致疑三也。
堂中院落既多，或念經，或讀書，或傭工，或醫病，分類而處，有子在前院而母在後院，母在仁慈堂而子在河樓教堂，往往經年不一相見，其致疑四也。
加以本年四五月間，有拐匪用藥迷人之事，適於是時堂中死人過多，其掩埋又多以夜，或有兩屍、三屍共一棺者。五月初六日，河東叢冢有為狗所發者一棺二屍，天津鎮中營游擊左寶貴等曾經目睹死人皆有內先腐，此獨由外先腐，胸腹皆爛，腸肚外露，由是浮言大起，其致疑五也。
平日熟聞各處檄文揭帖之言，信為確據，而又積此五疑於中，各懷恚恨。迨至拐匪牽涉教堂，叢冢洞見胸腹，而眾怒已不可遏。迨至府縣赴堂查訊王三，豐領事對官放槍，而眾怒尤不可遏。是以萬口譁噪，同時並舉，倅成巨變。其浮囂固屬可惡，而其積疑則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初步調查結果顯示，羅馬天主教堂完全是無辜的。然而結果出來後，外國使臣見清廷對此事的處理和懲罰措施並未有明確的表示，瞬間就轉變了態度，大有劍拔弩張的架勢。抵達天津時，曾國藩曾給法國的代表寫過一封信，信中言辭頗為謹慎。關於此事，曾國藩向恭親王奏報稱：
洋人性情躁急，津事既經旬日，尚止空文往復，恐其不耐遷延。先給照會許為速辦，以安其心，最為伐謀之要策。照會語意雖極切實，而抵償、議恤等事仍用虛筆，尤為斟酌盡善。
大約在7月14日，曾國藩又在一封信中提到，應該不會有什麼大麻煩：
昨聞電線來信，法國君王已有復示，大致謂中國修好多年，此次苟能辦得公道，仍須保全和局，不必動兵云云，未審是否確實。法人與布國構釁，此間傳言已久。若果法、布開兵，或者遠交近攻，不欲與中國為難。又聞法主老而厭事，其意主和不主戰，似亦事之所有。
然而即便當地官員的懲處問題已經明晰，然而外方執著於為他們被殺的無辜同胞討回公道，這卻比他們想像的要困難。曾國藩幾次在信中對此事有所提及。有幾個涉案人員失蹤了，其他人即使拷問也不吐露實情。到了9月，他所掌握的也不過只有一份涉案人員的名單而已。與其他國家一樣，在中國，要找到犯罪證據並給罪犯定罪並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所以，曾國藩所處的困境我們可以理解。另一方面，調查進展緩慢，又無法保障結果，法國人不願坐著乾等。能定罪的人至少有3個，天津知府、天津知縣和直隸省提督，其中知府和知縣有義務維護當地的治安。這三人即使沒有主動參與，至少也有玩忽職守的罪行。法國人認為，他們既然明知針對傳教士的謠言正在民間傳播，還有人在張貼指責傳教士的告示，他們就應該採取相應的措施。
7月19日，法國以出動海軍相要挾，要求處死這三名官員。曾國藩與崇厚商議過後，認為這三人雖罪不至死，但法國方面情緒激動，考慮到全國的安寧，還是有必要考慮滿足他們的要求。他們提議將天津知府和知縣交刑部問罪；但提督與此事並沒有多少牽連，他們建議將此人轉移到京師受審，而提督當時正好就在京城。這份奏疏標誌著雙方談判的一個轉折。但奏疏呈上去後曾國藩便意識到自己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他不該提出懲處這三名官員。他的年譜表明，曾國藩本人的判斷更為準確，但他向崇厚作了讓步，所以奏疏剛剛離手，他就後悔了，覺得自己不該在上面署名。在隨後的一些書信中，他都試圖收回這個提議。與恭親王最後一次通信時，他表示，洋人狡詐，與他們打交道時必須為自己保留退路；在對三名官員的懲處問題上，他犯了大錯，當時就不該點頭，而現在他已經沒有迴旋的餘地了。處死天津知府和知縣的決定遭到了官紳的強烈反對，他們紛紛寫信、遞奏疏聲討曾國藩，指責他包庇羅馬教會，卻懲辦本國官員。但崇厚卻推著他往相反的方向走，催促著採取進一步措施滿足法國人的要求。曾國藩已對自己的提議追悔莫及，自然不願再進一步錯下去，於是崇厚請求朝廷換一個人來處理此事。
在此期間，全國上下開始談論開戰云云，曾國藩以其超群的膽識阻止了事態往那個方向發展。7月底，他上書同治帝，直言不諱地說明了中國的處境。他認為，朝廷有必要鎮壓各種主戰的輿論，因為大清國國力已難堪戰爭之拖累。於他個人而言，即便馬革裹屍也不足為懼，可是一旦開戰，中國不可能打贏，所以此案除了和平解決，別無他法。即便中國竭盡全力贏得了暫時的勝利，但洋人一定會增強兵力，次年再來尋釁。天津教案由一幫無知暴民挑起，決不能讓它引發戰爭。如此情形之下，只能事從權宜，法國方面的要求，只要合理，便一應允諾，對於三名官員的懲處則儘量避重就輕。9月，曾國藩在給李鴻章的信中說，羅伯·赫德曾建議他逮捕肇事者，如果這些人得到了應有的懲罰，那麼法國人便不會再揪著官員不放了。朝廷最終被曾國藩說服了，不過他們還是打算先嘗試增派談判人手。江蘇巡撫丁日昌奉命北上，毛昶熙也帶著京城的幾名官員趕赴天津，李鴻章也接到命令率部前往，8月抵達天津。李鴻章提議中法成立聯合調查組，徹查關於兩名官員的指控是否屬實，最終決定由雙方共同作出，但同治帝表示絕不考慮處死這兩名官員，李鴻章的提議被駁回。另一批新加入談判的官員企圖說服法國人對他們提出的要求做些變通，但法國代表態度堅決，最後，知府和知縣被奉命到天津接受審訊。9月27日，曾國藩在奏報中稱，未見有任何對這兩位官員不利的證據，建議交刑部從寬處置，以平復朝野上下的憂慮之心。
而法國人早已對審訊進展之緩慢忍無可忍，並抗議清廷袒護被指控的官員，說他們不是去受審的，而是去做客的。法國海軍軍官威脅說，如果清廷不能在規定期限內給他們一個滿意的答覆，他們就會開炮。曾國藩給恭親王寫信說，他不知道法國的威脅是否應該當真，也不清楚怎樣的答覆才能讓他們滿意。他在信中寫道：「若指府縣擬抵，中國萬難辦到；若指查辦兇手，中國義無可辭。究竟應正法若干人而後可稱切實，能指數目否？中國如數辦到之後，和局便可定否？此外除賠堂議恤，無他要求否？」他還補充說，有8人的審訊已經完結，應處死刑，另有約20人須定罪。在指定時間內確定真正人犯的數目是不可能的，於是他打算在到期之時把名單給法國人，並承諾在幾天之內提供餘下的人犯名單，藉此穩住對方，避免開戰。9月8日，他確實按照計劃提供了第一份名單，其中15人被判死刑，21人被判其他刑罰。10月7日，曾國藩又提供了一份最終的名單，法國人終於滿意了。餘下的談判便容易多了。雙方對官員的懲處達成妥協，提督被釋放，知府和知縣流放黑龍江。
在此期間，時任兩江總督的馬新貽在江寧被刺，職位出缺，而曾國藩此時在朝廷已十分不受待見，但他樹大根深，降級或革職都不合適，於是1870年8月30日，朝廷下令讓他前去江寧頂替。天津教案處理得差不多的時候，朝廷便催他儘快動身。在趕赴江寧途中，曾國藩先去了京城，於10月20日和21日受到同治帝召見。同樣，問話的又是慈禧太后：
問：爾何日自天津起程？
對：二十三日自天津起程。
問：天津正凶曾已正法否？
對：未行刑。旋聞領事之言，俄國公使即將到津，法國羅使將派人來津驗看，是以未能遽殺。
問：李鴻章擬於何日將伊等行刑？
對：臣於二十三日夜接李鴻章來信，擬以二十五日將該犯等行刑。
問：天津百姓現尚刁難好事否？
對：此時百姓業已安謐，均不好事。
問：府、縣前逃至順德等處，是何居心？
對：府、縣初撤任時，並本擬罪，故渠等放膽出門，厥後造人諭知，業已革參交部，該員等惶駭，始從順德、密雲次第回津。
問：爾右目現尚有光能視？
對：右目無一隙之光，竟不能視。左目尚屬有光。
問：別的病都好了麼？
對：別的病算好了些。
問：我看你起跪等事，精神尚好。
對：精神總未復原。
問：馬新貽這事豈不甚奇？
對：這事很奇。
問：馬新貽辦事很好。
對：他辦事和平、精細。
第二天曾國藩再次接受召對：
問：爾在直隸練兵若干？
對：臣練新兵三千，前任督臣官文練舊章之兵四千，共為七千。擬再練三千，合成一萬，已與李鴻章商明，照臣奏定章程辦理。
問：南邊練兵也是最要緊的，洋人就很可慮，你們好好地辦理。
對：洋人實在可慮，現在海面上尚不能與之交戰，惟尚沒法防守。臣擬在江中要緊之處，修築炮台，以防輪船。
問：能防守便是好的，這教堂就常常多事。
對：教堂近年到處滋事，教民好欺不吃教的百姓，教士好庇護教民，領事官好庇護教士。明年法國換約，須將傳教一節加意整頓。
曾國藩在京城暫住下來，到11月3日同治帝生辰和11月4日他自己的生辰過後才啟程。那一年他六十初度，湘鄂籍的同僚們在會館大設筵席，為他賀壽。隨後他動身前往江寧，並於12月4日接總督大印。
至此，曾國藩在京中已經很受排斥了。翌年他在給弟弟的信中說：
余兩次在京，不善應酬，為群公所白眼，加以天津之案物議沸騰，以後大事小事，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諷刺。陳由立遣發黑龍江，過通州時其妻京控，亦言余訊辦不公及欠渠薪水四千不發等語。以是余心緒不免悒悒。閱歷數十年，豈不知宦途有夷必有險，有興必有衰？而當前有不能遽然者，但求不大幹咎戾、為宗族鄉黨之羞足矣。
除了例行事務和1871年10月和11月間的一次遠途出巡，曾國藩在第二次擔任兩江總督期間只有一件大事要做，就是與李鴻章聯名上書同治帝，請朝廷派陳蘭彬、容閎挑選優秀的年輕人送往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學習機械技術。他們提到，早先朝廷曾試圖送中國留學生出國學習陸軍與海軍組建，現在時候剛剛好，中美又剛剛商談完條約事宜，正好先送中國學生赴美，再去其他國家學習技術。曾李二人已命陳蘭彬和容閎為留學生擬定規章制度，並請總理衙門批准。資金需求要靠海關稅收來滿足。本書篇幅有限，這一計劃後來的情況我們就不詳述了，總而言之，如果曾李二人的主張能夠被推行，派出去的留學生數量足夠，那麼中國的發展進程將會得到推動。
這個計劃的初衷是非常合理的。在同時期，日本也曾把岩倉使團和一批學生派往國外學習，這一舉措讓日本受益匪淺；所以我們不難推測，如果曾國藩之後還能出現與他一樣開明、無畏的人，這個計劃就不會流產。設想並提出這個計劃的人在年輕時就曾堅定地表示，希望洋人從中國土地上永遠地離開，這足以說明，說曾國藩保守根本就是無稽之談，對比與他同時代乃至下一代的官員百姓，曾國藩明顯已經走到了他們的前面。他清醒地意識到，就政體和技術而言，中國已經遠遠落後於西方國家，如果不採取彌補措施，中國將處於嚴重弱勢的地位。
大約也是在這個時候，或者更早一些，曾國藩曾經密奏朝廷，請求在官府推行現代化的措施，具體計劃如下：
△同治十一年（1872），三十名穿著長袍馬褂、留著辮子的中國男童在上海港登上一艘郵船，遠渡重洋到美國留學。這是近代中國首批官派留學生。
1.將國家都城從北京遷移到中部地區
2.廢除貪腐的官僚作風，建立官署的正確運作方式
3.改革軍隊，組建現代化的陸軍和水師，統一由中央政府指揮
4.改革國庫制度，完全由中央政府管理
5.改革文官選拔制度，罷免力不勝任的官員，特別培養有能力的官員
上面提到的這些問題囊括了當時中國社會的基本弊端，即便經歷了後來的辛亥革命，這些弊端依然延續至今。那時的中國極度保守，即便有曾國藩這樣既有才能又有權力的人物，也未必能改變讓中國向進步的方向轉變。顯然，李鴻章是不能擔此重任的，比起曾國藩，李鴻章更加深諳政治的門道，他為人處世往往多考慮權宜，而不重視原則。不管怎樣，曾國藩指出了當時社會的弊病，並提出了彌補措施，但凡後來人能夠將之發揚光大，清廷也不至於落到土崩瓦解的地步。
此外，曾國藩和當時的其他若干朝廷大員在年尚輕時就身居高位了，中間那些按部就班的過程他們並未經歷，這是一個打破常規的做法。這一點也足以說明，曾國藩應該被歸為進步派而不是保守派。在出任兩江總督之前，他從未在任何省份擔任過正式的職務。曾國荃雖也有過各種級別較低的頭銜，但他真正的文官生涯是以巡撫開始的。李鴻章、左宗棠和彭玉麟等人也是幾乎或者完全沒有擔任過低級別的職務，就直接身居高位了。對於保守的清政府來說，這些確實是非常措施。清廷為曾國藩和他推舉的人打破各種繁文縟節，可以說是脫離了原先的桎梏。在政治和其他領域，曾國藩即便算不上激進主義者，那至少也是自由主義者，只要不要求他脫離自己民族的本性。
曾國藩的離世是有些突然的。那是1872年3月，他像往常一樣用完晚餐，在花園裡散了一會兒步便去休息了，不想竟就此撒手人寰。然而要說全無預兆倒也不盡然，先前是有過幾次徵兆的。一次是他離世的幾天前，他出門去河邊見一位貴客，卻在去的途中暈倒在轎輦內。江寧百姓和全國上下那些認可其成就的人都深感痛惜。朝廷下令暫停朝議三日以示哀悼，而同治帝御賜的悼文也並非依據議制空吟幾句，相反，這則悼文飽含著舉國上下對曾國藩的追思：
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學問純粹，器識宏深，秉性忠誠，持躬清正。由翰林蒙宣宗成皇帝特達之知，洊升卿貳。咸豐年閒，創立楚軍，剿辦粵匪，轉戰數省，疊著勳勞。文宗顯皇帝優加擢用，補授兩江總督，命為欽差大臣，督辦軍務。朕御極後，簡任綸扉，深資倚任。東南厎定，厥功最多，江寧之捷，特加恩賞給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並賞戴雙眼花翎。歷任兼圻，於地方利病盡心籌畫。老成碩望，實為股肱心膂之臣。方冀克享遐齡，長承恩眷，茲聞溘逝，震悼良深。曾國藩著追贈太傅，照大學士例賜恤，賞銀三千兩治喪，由江寧藩庫給發。賜祭一壇。派穆騰阿前往致祭，加恩予諡文正，入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並於湖南原籍、江寧省城建立專祠。其生平政跡事實，宣付史館。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恤典，該衙門察例具奏。靈柩回籍時，著沿途地方官妥為照料。其一等侯爵，即著伊子曾紀澤承襲，無庸帶領引見。其餘子孫幾人，著何璟查明具奏，候旨施恩，用示篤念忠良至意。
繼承曾國藩身後事業的人是李鴻章。在後來的宦海生涯中，李鴻章與洋人打交道相當頻繁，所以洋人幾乎都忘記了他曾經的上司曾國藩。但在中國人心目中，李鴻章是無法與曾國藩相提並論的。曾國藩辭世後，李鴻章和左宗棠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在中國人眼裡，其造詣尚不及曾公十之一二。曾公一生坦蕩，死後遺產無幾；而許多人都知道，李鴻章為官那些年沒少謀取私利，因此身後留下不少財產。此外，曾國藩身邊聚集了一批能人，但李鴻章卻再也找不到類似的幫手。有人覺得這是因為李鴻章太激進，也有人認為，李鴻章是故意找些平庸之輩共事，對比之下才好顯示出自己的本事。直到19世紀80年代末，打理政務的一直都是像曾國藩這樣經歷過太平天國運動的老手，但是，在他們的繼任者接手後，政局江河日下，而清朝的統治終於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後徹底畫上了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