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傳 · 第十七章　結語

19世紀中葉，太平天國運動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這場運動波及大清國中部地區的所有省份。如此劇變，其領袖竟久居天京深宮，自己無甚能耐，被東王和親眷控制，不免令人咋舌。根據史實和現有材料，我們可以推測，這場運動的真正幕後主使可能是朱九濤，據清廷記載，洪秀全和馮雲山曾尊此人為師，他在太平天國運動早期被稱為天德王，還曾被推舉為反清復明的領袖。最近印發的《太平天國野史》中也提到，馮、洪二人都追隨過朱九濤，洪秀全是在他死後才開始領導太平天國運動。永安突圍時朱九濤應該還活著，他是在被清軍俘虜後死的。洪大全應該是他的化名，他自己都承認這並非他的本名。他的供述表明他們確有謀逆之實，也充分說明了太平天國運動最初的動機，毫無疑問，他和馮雲山就是利用了洪秀全與上帝的所謂聯繫，策劃並組織了這場運動，只是後來他不幸被捕，馮雲山去世，大權落到了狂熱分子手中，而這夥人之中並無帥才，終日沉溺於宗教信仰，致使太平天國最終分崩離析。這本該是一場民族運動，最終卻將原本有可能爭取到的力量推向了清政府一邊。也正因如此，起初與他們一路的三合會，在太平軍離開廣西、踏上去往江寧的征途時，便與他們分道揚鑣了。若不套用上文的推測，三合會的突然變卦便很難解釋得通。 西方國家倒是對此很感興趣，他們聽說太平軍建立了一個基督教國家，能接受來自大洋彼岸的宗教教義，還樂意聽傳教士教導，並誠邀他們去江寧。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後，三個西方國家派了代表從上海前往，希望了解太平天國的政治和宗教。但這些代表很快發現，這幫人根本不懂政治，而他們的宗教雖表面上遵從《聖經》，卻是用儒家學說和佛教思想去解讀的。更有甚者，他們認為天王洪秀全是神，是上帝次子，東王楊秀清則自稱聖靈、贖病主，這種神人同形同性的思想完全背離了基督教教義。他們非常排斥偶像崇拜，對《十誡》和信仰形式十分重視，卻從不制止自己的軍隊出去搶掠。他們的領袖力量越來越弱，內部又是鉤心鬥角，幾位有能耐的將領被逼出走。1858年間倒是出了幾個能人，以忠王和英王為首，在這些人的努力下，原本已日薄西山的太平天國才又重新活了過來。 太平天國的政治、宗教和文化都存在硬傷，如果清廷強大，權力集中，那麼對方早就該垮台了。但在清朝初年，康熙帝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平了三藩之亂，為了防止歷史重演，此後清朝便一直實行軍民分治，所以權力是不可能集中的。地方自治得到了發展，而官署的架構又進一步強化了地方的權力，所以要將大規模的軍隊集結到一起便非常困難。此外，除各省上繳的稅賦外，朝廷並無穩定的收入，各個省份又沒有足夠的能力去負擔軍隊的開支，因此巡撫們都不願為朝廷提供餉銀去支持部隊。面對種種缺陷，曾國藩組建湘軍步履維艱，他所擁有的不過是幾個虛名，根本沒有能力控制餉銀。湖南巡撫和湖北督撫曾給過他一些幫助，但直到太平天國運動後期，他自己被任命為兩江總督，他的門生李鴻章和左宗棠都受任巡撫後，他才有了足夠的銀兩，才能招募足夠的兵員，徹底剿滅太平軍。其弟曾國荃初到江寧準備圍攻時，他手下只有2萬兵力，但到1864年中江寧克復時，他的部隊已經擴充到了5萬人。在江寧克復前的11年間，曾國藩所籌集到的所有餉銀，不管是各省提供的也好，是他在總督任上所收取的也好，或是他靠賣爵鬻官換來的也好，加起來竟不過兩千多萬兩。如此看來，朝廷與太平軍之間僵持了那麼多年，便也不足為奇了。 有人說曾國藩做事拖泥帶水，到了該勇往直前的時候，還是表現得謹小慎微，這些人顯然是忽略了他所處的尷尬境地。另外還有一個不爭的事實，在這場運動中，經制軍不堪一擊，如果沒有勇軍，這場運動根本不可能鎮壓下去。曾國藩沒有力量調集數萬人的軍隊，他手下的軍隊只能分散成若干支數千人的小規模部隊參戰，但太平軍要集結一幫燒殺搶掠的烏合之眾卻是很容易的，所以責任不能都推到曾國藩頭上，清廷原本就有缺陷，身在這個體制中的任何人都無法擺脫。曾國藩幹的事有些吃力不討好，既要為軍隊籌集餉銀，又要打勝仗，而且籌措餉銀往往還會遇到來自官員們的阻力，因為他們都會覺得這筆銀子應該有更好的去處；他的同僚嫉妒他，他需要去應對官場各種繁文縟節、利害關係，他需要去周旋，否則難達目的。 此外，曾國藩還面臨著幾大難題。首先，他並沒有行伍經歷；他是文官出身，治學不在話下，治軍卻毫無經驗。第二，他缺少支持，他所在省份的官員和士紳有時會公然反對他，因為他走的並不是按部就班的升遷之道。第三，經制軍與勇軍的摩擦時有發生，正規部隊對湘軍十分嫉妒。第四，他出任總督之前，湘軍只能仰食地方官府。第五，朝廷很容易因為太平軍的某次勝利或是清軍的某次失敗而方寸大亂，然後向曾國藩施壓，要求他放棄戰略要地，去追擊行蹤不定的太平軍將領。第六，太平軍首領頻頻設下圈套，企圖將他的兵力從原先的目標地點引開。第七，身陷險境或顏面掃地的情況時有發生。然而不管在哪種情形下，他都沒有失去耐心和勇氣。 當然我們也不能把一切都歸功於曾國藩。有時他的策略也是受了其他人影響，比如江忠源和賽尚阿，建立水師的想法便源自前者，而組建新軍一事則是受了後者的啟發。但是，能讓一批俊傑追隨於他，這就是他自己的能耐了。這批人當中，有不少在太平天國運動期間或是平定後身居高位，比如胡林翼、鮑超、楊載福、彭麟玉、李鴻章、左宗棠、李瀚章，還有他自己的弟弟曾國荃，還有許多名氣沒那麼大的；另有幾位，若非死於這場動亂，他們也一定會取得同樣矚目的成就。在這些人的襄助下，曾國藩不僅成功鎮壓了太平軍（即便沒有外國軍隊支援也同樣能成功），還給朝廷貢獻了一批賢臣，沒有他的努力，這些人便不可能為朝廷所用。 太平天國運動平定後，曾國藩一時權傾朝野，而他麾下的幾位官員也未經由低到高的升任過程，一下子就成了封疆大吏，這是史無前例的事。剿捻期間，曾國藩大權在握，不僅指揮著漢人的軍隊，就連北方的旗營也聽從其號令。他招羅舊部前來襄助，成功平定了捻軍叛亂，只不過最後功勞落到了李鴻章頭上。莫爾斯在談到李、曾二人時曾調侃道：「二人之中，曾國藩與洋人接觸不多，如果他沒有幽默感，說不定會因為無需洋人援助便鎮壓了那場大規模的運動而感到自豪。」羅伯特·哈特爵士在談到天津教案時說：「總的來說曾國藩是不作為的，他畏懼民眾，又缺乏決斷的魄力，這讓人不得不懷疑他先前的那些成就都是怎麼得來的，懷疑他不過是個平庸之輩，只是世人給了他過高的評價而已（這一點我本人也非常贊同）。」現在我們有足夠的理由來反駁這兩個人。曾國藩在1853年到1864年的艱難歲月里的作為足以說明一切。羅伯特·哈特不了解曾國藩所面臨的困境，而天津教案的相關文獻中所記載的內容也並不能印證哈特所作的評價。 在邦交一事上，曾國藩與歐洲人確實交涉不多。然而他早期對洋人的敵視態度已經隨著時間的推移漸漸有所改觀。他反對調用外國軍隊，不是由於排外，而是不希望清廷因為僱傭洋人軍隊而給惹上麻煩。他也的確反對外國貿易和交通範圍過度擴張，但他重視輪船的修造，晚年還主張派留學生去海外學習。他的不少書信和奏摺都表明，比起國內絕大多數官員，他對外國的政治有更深的了解。 另有一些本書正文中沒有提到的問題，在此作一點補充。當年清廷大廈將傾，究竟是否值得一扶？今天世人對曾國藩的關注已經大不如前了，1911年新軍占領長沙後，為曾國藩修建的祠堂遭到破壞；但是花園還是保留了部分，交給曾家開辦了一所女子學校，並由曾國藩的重孫女擔任校長。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曾國藩的名字是與遭後人唾棄的清王朝綁在一起的。然而這些人的觀點都難免失之偏頗，因為他們忽略了一個不爭的事實：中國的改革者、革命者直到19世紀末才具備了一定的影響力；而在此之前，太平軍已經給諸多社會和道德習俗造成了打擊，曾國藩和湘軍的所作所為在當時其實是順應了民意的。 更重要的一點是，如果當年太平軍獲勝了，那麼大清國應該會一分為二，經年戰亂或許還不得平息，因為太平軍沒有攻克過中國北方，他們能夠統治的只有南方；雖然1911年的辛亥革命取得了勝利，但直到1926年，中國還是處於割據分裂的局面中。所以，如果當年的中國一分為二，必然後患無窮；但在那個時候的亞洲，鮮少有人會有捍衛國家領土完整的意識，就算只是唱個高調也未必有多少人應和。所以，即便曾國藩保住的是清朝的疆土，但整個國家畢竟生存了下去，直到統治者們自己失盡了民心，耗盡了氣數。倘若來日中國擺脫了苦厄，後人了悟了個中深意，必定有此一嘆：曾公文正，一介君子，事國以忠，自可堪嘉譽；然則半生戎馬，一世偉業，更無負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