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記趙家 · 第五章　四年的清華園

說起在四年中覺得是很短的一個時期，可是我們在四年中不知有多少千變萬化的事出來。 我們回到上海以後本打算彎南京一趟，一掃祖先之墓，再到常州元任的老家去看看，因為我們結婚後本想在離國前去一趟，以後因為聽見元任的伯母要大請客，並且要有接新娘進門的舉動，我這個一小到大是野慣了的人，再加元任處處是求簡求新的行為，哪能再去做新娘子上門呢，所以就躲掉了進門的儀式不去了。一九二五這次回國已經過了四年，又有了兩個小孩，想不會再拿我們當新婚的來鬧房了，所以就想回常州一趟看看，沒料到又為幾個理由未得如願。五月二十八日從上海上岸，我們想住在東亞旅館最好，因為我們可以就近買好些帶到北京去家用的東西。到了上海第一個朋友來看我們的是楊杏佛，他那時正在打東南大學的官司。第二天胡明復等請我們吃飯兩桌人，Nova不肯吃中國飯，下午回到旅館，我叫元任帶兩個孩子休息一下，讓我一個人去買零碎食物給Nova吃，我才出門轉了一個彎，看見紅頭巡捕騎在馬上拿了一根大鐵棍子在掃人，有的被打倒的，大哭小叫亂的不得了。我莫名其妙，只得由公司裡面轉到旅館裡去，告訴元任。再去打聽說是因為學生遊行紅頭巡捕不准，所以打他們，因此就大鬧起來了。第二天大馬路左近斷絕一切交通，我們住的旅館正在中心不准進出，給我們關了一天一夜，幸虧電話還通，有些朋友請我們都不能去。隔了兩天楊杏佛又來了坐談一晚，說東南大學(就是以後的中央大學)正在鬧行政的糾紛，兩不相讓，最好請元任出來長校，對兩面朋友都說的過去，元任一聽怕起來了，說我生平最怕做行政的事，如何找我一個初回國的人呢。初以為他們談談而已，不想第二天他們又來談這個事，元任想快走吧，並且外面也亂的很，正在演那個出名的五卅慘案呢。本定的船還遲三天，我們就一聲不響換了一個別的船走了，沒有頭二等，只坐了一個官倉，悶的不得了，路上Nova發熱，從元任姨母處找了一個「老陳媽」專門看守小孩的帶到北京去。到天津事前打了一個電報給丁在君，他到碼頭來接，他直往頭二等找我們找不到，正在甲板上徘徊的看，正想上岸時沒有想到我們從三等鑽出來了。他罵元任該打，你們怎麼在這個地方？一定是趙太太打小算盤的主意。那時他還不知道我是個生平最不打小算盤的人呢。(因此以後所有的朋友們常常當面對我說元任所賺的錢都是被我花完了，而孟真說的最多。)元任說，我們是逃兩種亂子來了，所以等不及揀船揀地方。丁又大抱怨元任不該太省錢，我就很快地回他，這次也不是元任打算盤，不巧的理由你還不知道呢，丁就對我翻了一個白眼(丁常常對我翻自眼的，因為我總愛堵他的話。)到了天津聽說姨姨38病危，只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到北京，東西下到中央飯店，我們就一直回我的家，看姨姨瘦的差不多都認不得了，她就虛聲短氣的說：我沒有想到我還可以看見你呢，你從來不會帶孩子的，沒有想到你沒用人在外國帶兩個孩子。說說就哭了。我雖然傷心還忍著笑臉對她說：我現在一點不覺得困難，外國人都是這樣的，很少有用人帶小孩的。和她說說笑笑。姨姨又說今天看到你們回來我死也瞑目了，有兩樣事要親口對元任說，第一傳弟(我的小名)生性剛直，又不喜歡做家事和帶小孩，處處你總得原諒她點，夫婦好好的白頭到老。第二我的長孫(楊時逢)是我帶大的，盼望將來跟你學和做事，我別無牽掛了。(這兩樣事元任幾十年來都做到了，可是我也漸漸管理家事了，只是有時管的還嫌太多。而時逢多年來不貪不爭的屈在人下也不在乎，只怪自己不長進而已，並且有宗教的信仰，解除了一切的煩惱，耐貧守拙的在中央研究院元任名下幾十年了。)第二天張仲述和梅月涵兩人坐汽車來接我們到清華園去，說，房子都預備好了，張說你們這四位大教授我們總特別伺候，梁任公、王國維都已搬進房子，現在就等元任和陳寅恪來。（上次劉壽民先生來還笑我說四大教授的名稱，但是這個名稱不是我們自謅的，這實在是張找元任時信上如此說，第一次見面也如此說，而校長曹雲祥開會時也如此稱呼時，劉先生或忘了，或沒聽見過。其實正式的名稱是四位導師，其餘的都是講師或助教。時逢在那時還得了一個助教的名稱呢，其實他缺的就是沒有好好的讀完大學。) 我們的房子是南院一號，元任一看就說不夠大，給客廳做書房也不夠，商量了一陣暫無辦法，給書箱等堆在下人房內，一直等到陳寅恪來了他住二號才勻了一半給我們(因那時他還是一個單身人)。到清華第二日請李剛大夫來一看新那已成肺炎，而元任也有點發熱，自然我暫不能離家進城去看姨姨，不料第三日一早三哥電話來說姨姨已經去世了，四年的盼望只匆匆的幾句話就成永別，真使我歉恨終身。(病人往往希望看一個人，精神作用可以多活幾天的。)月涵一早來看我們，因他家也住在南院(五號)，進出必經過我們門口，我就告訴他如此消息，托他照應一下元任和新那，因為家內只從上海帶來的那個蘇州的老陳媽，新那又是一口法國語，不懂中國話，並且還不會走路，須老陳媽背著，老陳媽又不懂北京話，靠元任一個人譯來譯去的傳話，但是他又發熱在床上，可是我只好不顧一切的進城去了。正要打電話叫汽車，幸虧梅月涵說可以去借校長車一用(那時由清華叫城裡的汽車來回一下三十元呢)。我到家後雖然傷心，但是辦事要緊，我對三哥嫂說我先拿三百元用，以後再說，棺材可以先支，以後慢慢還，四位父母我生不能奉養，死後安葬全歸我好了，當然我也不能來慷元任之慨，等我慢慢設法出來再辦，現暫停廟內。那時三哥在國務院做事，收入也不過僅僅餬口而已，六弟在青島膠濟做事，也無多餘錢來負這個責任，我想生父母及過繼父母養育我一番，我應該負此責任的，所以告訴他們以後此事歸我辦好了。隔了三年果如我願買地在清華園左近，王國維先生的墓鄰，五棺全葬了(生父母、過繼父母、及六弟婦)，希望有日回國看見墳未給平去，才算是我的一點孝心盡到了。 我這個人家居是不能安穩的39，做些什麼呢？清華園又是一個鄉下，無事可做，偶然給同事的太太們看點小毛病等等，也只不過做做顧問而已(因為大病有校醫負責)，每星期必坐洋車進城一次(有些太太永遠不進城的)，可是冬天就冷的不得了，我想既吃苦往城裡跑，何不就開起「診查所」來專做生產限制的事，每星期兩次就夠了，其餘時間留給一個有好訓練的看護來負責，不比醫院須二十四小時都有責任的，不過其時政府還禁止這個名目，我們就進城和適之、夢麟大家談論，他們都贊成，並且說我們都做你的後盾，只不明說出來就是了。我想這個事要本錢不少，因對窮人最需要的，所以我想了一個辦法，出的起錢的人出二十元，可以介紹三個無力出錢的人來，大家又想到橫是既由人介紹起頭就不必在鬧市左近開診所，所以我們就看好景山東大街的一所房子，三進，第一進為診所，第二進元任他們有花樣了，作為他朋友往來用，第三進我三哥住家，因為我們不去的時候必須要有人照應房子等等。我的診所自然生意不太好，可是元任他們朋友們的玩意可多了，第一他們定了一個「數人會」，錢玄同、汪怡(一庵)、黎錦熙(劭西)、劉復(半農)、林玉堂(語堂)和元任，最初他們這一班人都是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的，忽然有這個地方有吃有談的多高興，第一是錢玄同搖頭擺尾的高談闊論，談的不停，胡適之也偶然來來，王國維想加入還設正式加入進去，而他自己就出事了，數人會的意思是用切韻序的一句話，就是「吾輩數人定則定矣」。(雖然他們要考訂和規定的工作很多，但是主要的成績是定國語羅馬字的方式。)40所以元任以後挽劉半農的輓聯有「數人弱一個叫我如何不想他」41之句。 在清華家裡時無事做，我們三個太太又組織了一個三太公司(這是別人送的混名)，給近邊的女孩子招了不少來教她們做各種手工，因為我在美英德等國到處收集了不少的各種手工樣本，北京出名的大鐘牌鋪子東升祥(外國人根本就叫他clock store)都問我借了不少的樣子去仿做，或扣花，補花種種床單桌布手巾等等，有的當時人家就買去了，有的批發給鋪子裡，一直到現在清華園西山海甸一帶還不少的女人會做這種東西呢。 學校里梅月涵他們又組織了一個董事會整理和改良成志小學，因為他們的那些孩子們漸漸長大了，左近又沒有好小學校，我也在董事之一，要向曹校長要錢，可是曹的為人你去要求他，他總有一大些不相干的話對你拉三扯四的亂談，結果還是無結果，梅和何林一太太李廣誠他們或是太熟了，或是不便多辯論，所以又找到這個愛多事的人頭上來了，舉我做董事長，五個人大代表去見校長，曹校長又是犯了老毛病，不絕的談別事，梅就對我看看，我想這一定要用我了，我一開口就說校長請你快快答應我們來要求的問題，那些事有空再談吧。他回我：趙太太這些原因不說不明白我的為難！我回他固然為難，可是這只是一點點小事，而對教授們子女的教育將來的影響可是一件大事。曹又說，好好，我們來根本算計一下，又岔到別的上頭去了，我就又催到本問題上頭來，如此四次他才問，到底要多少錢，我說全體預算在此，請你看看，我又怕他打岔趕快說每月只一百五十到二百元而已，不過只等於添一個小職員，我想用不著等清華校董事會再開會了，這點小事校長自然能作主的，他只得哈哈大笑說，好好，就這樣定了吧。我讓他在預算上籤個字，他說還沒看呢，如何簽字，我回他反正每月不過此數，看不看沒關係，但是我心裡想給他一看又不知耽擱到何時，我們大家這趟不是白來了嗎。所以明知不合法就裝不懂的無理要求。大家臨出來時曹問我熊希齡太太和我有沒有關係，我說一點沒有，只父輩在世交上有交情，曹追說一句你有點象她，連不大響的梅月涵都笑起來了，何林一太太也說我們想的辦法不錯啊，因此一來以後就給我們找出好多事來了。 還有清華本校里有兩個大廚房，到輪流請客時，總是那幾樣菜，所以我們最怕人家請吃飯，自己家廚子也用不好，幾天元任就覺得厭了，所以做中國菜換到做西餐的廚子，從北邊的廚子換到南邊叫來的廚子，常換來換去的，我就又來出主意了，和幾個太太商量，我們何不共請幾個好廚子，有做點心的，有做菜的。我們還可以給我們大家各省不同的菜和點心教他們做，豈不多少不同的東西來吃嗎，家裡又省了用廚子的麻煩，價錢除了本錢以外只加出三間小屋租錢和廚子的工錢來就是了，輪流托一位太太管，大家都贊成。但是一起了頭就人多主意多了，有的贊成開正式館子賺錢的，有的要出股的，有的想管這個那個的，又主張要北方廚子的，又主張要南方的，大家一點不一致，我知道又是要找麻煩了，我提議讓我先拿出四百塊錢來做，好的話再擴充，不好的話就算玩玩好了。到北平找了三個五芳齋的廚子，一個做菜的，一個做麻糕的，一個做湯包和點心的，要了學校大門外小橋過去的三間小屋子起頭修理，不過只做了一個公共的廚房而已。豈知被學生知道了，不知寫了多少信來要求加入吃，而多少親自來要求的，一天給大門都要跑破了，我說學校里的規矩，學生都歸學校包飯，不能出來吃的，並且學校大門又須六點要關，不便為學生吃飯，並且點菜花錢太多也不好，而趙先生在評議會不能破這個規矩的。他們說讓他們自己請求學校當局去，我想一定不準的，我何不做個空頭人情呢，就回他們若是學校準我就答應，可是包飯的人數不能超過三十人。沒有料到開評議會時，他們真去請願去了，校長和評議會的人一口答應，並且對元任說你太太要開館子了。元任氣的不得了，跑回來和我大鬧，說我坐在家裡不耐煩又來出花樣，快快停止，不然不知要出多少麻煩來。我好笑，我說不要你多事麻煩，全歸我，你只有好菜吃就是了。他知道我的脾氣要干總是要乾的，絕對不會中止，只好聽我去鬧，我們兩個人的脾氣就是如此的過了四十多年，我是處處要找麻煩，元任是處處要省事。學生們的要求雖然答應了，可是我對他們說了，第一我們是大家鬧著玩的，只當一個公共的廚房，並不是做生意，第二隻我拿出四百元本錢，可不夠你們大家欠賬來吃，要吃只可以定人數包飯，每月先付後吃才可以，因為對學生要欠起賬來真是一個麻煩事，以三十人為限，而他們可都答應了，一下午就交了四百五十元來(十五元一個人)，再來的只得向隅而嘆，學校改了十點關門，我就定的學生須六點來吃，九點一定要回校(我想現在還記得當日吃飯情形的人是陳之邁、孫碧琦、王慎名等等，因為他們都是在館內常坐之客，並且我學的做菜也是那時才起頭注意的。)本定了第二天的第一跑堂的是郝更生先生，管賬的是孔敏中太太，幫忙拿菜的是何林一太太、馬約翰太太、劉廷潘太太和我，一共六個人，第一個定菜的是王文顯家，不過都是大家好玩而已。頭一天又進城買菜，鮮的乾的買了一大些，最可笑的是王文顯太太洋車後掛了十隻活雞一路叫，她嚇的只叫洋車夫停下來，一停雞又不叫了，一走又叫起來，就一路停的不止，(我現在寫到這兒，還和元任兩個人對桌子笑的不止呢。)買了一百多元的菜以為可以用得好多天了，沒料到第一天各家來定菜，和學生來吃的去了二百多人，這個桌上來要的菜，那個桌上的人拿去了，我們只希望吃完了的人快走，也沒有想到問他們要錢，孔太太大叫沒給錢，「第一名」跑堂的郝更生先生也不願幹了，給買的菜吃的光光，而錢沒收回來，學校到十一點才關門，吳公之先生要兩樣菜等了真是半天也拿不出來。第二天他就送了一付對子「小橋流水三間屋，食社春風滿座人」。第二天我只好請他兩位吃飯，如此一來大家都送起對子來了。還有更可笑的事就是本來定的頭幾天各家都要一兩樣菜，沒有想到臨時那樣忙都拿不到菜，教職員和學生每天都去二百多人，過後忙不開給我們三四家的用人都叫去做事了，連去吃飯和看熱鬧的人都站起來幫了做跑堂的，每天一直到晚上十一點鐘還未吃完，每天都是百元以上的材料加進去還是不夠，忙到半夜才能回來。元任說如何喉嚨都啞了，自討苦吃，我只好笑笑，但是第二天一早又得辦貨，不能讓它幾天就關門啊，只得一天一天的忙下去。還有一個最外行的事，就是用五勞齋的菜單，來的人總是點不同的菜，如何能辦那麼多的材料呢，所以趕快改主意，給菜樣減少份量加多好弄點。以後連燕京的人都來了，我想忙不過來拒絕他們，洪威廉(煨蓮)太太自己來還兩面生了大氣得罪好些人。因為這是西直門外第一個正式有廚子做菜的館子，廚子可找的真不錯，以後連城裡的人都來叫酒席，例如李濟之先生老太爺的生日，周寄梅先生請客都是來幾桌，鬧的到處都知道，好些朋友安心和我起鬨。特為的去叫菜，弄的加人加開支，廚子還嫌我限制生意，我也實在麻煩了就把買賣讓給了他們去做了，本錢也多半自己吃了，在他們接管以後學生中就有欠的了，所以我自己寫了一付對子說「生意茂盛，本錢干盡」。他們以後開了好幾年，我還是忙我的生產限制的事為主題，在清華園這個小地方自然不能發展多少，可是已給過他們幾個演講，什麼婦女會，教職員會，母親會等都請我演講，北京城裡女青年會，婦女會也常找我去演講，不久也認識林語堂太太了，她也贊成我辦這些事，她還提議叫我到他們廈門去演講去呢。可惜我不能天天進城，因為坐洋車非常不便，而冬天更難，我又和何林一太太等商量集股辦公共汽車，那時在清華園的銀行分支是大陸銀行，我們去和他們的經理談起來，他們說由他們辦好了，這就是清華有公共汽車往城裡的起頭，可是有多少不愛動的太太們大抱怨起來，說趙太太都是想些花錢的主意。 其時山格夫人也正到了中國，胡適之先生大請客聯絡一大些人，自然我們是主要的人物，因此給一般人的興趣更引起來了。我的目的對於貧窮人為主要，告訴他中國窮人多醫院少，做這種事無大基金和政府官辦不能實行的，所以我才定的每一個有錢的出錢，可以帶三個窮人來，就是這樣辦還是有錢的人和知識階級人來的多，因此有人反對說結果還是窮人沒有得著益處，但是我並不失望，因為提倡一樣事總是有贊成和反對的，又有些人反對方法不靈，但是避孕的方法一直到現在除了手術以外還不能說是百分之百的有功效。不過說到這個上頭不能不提點性上的關係，中國對於公開談性交是避諱的，其實對避孕不能不談點有性交的關係，因為有性交的興趣時不宜在這個以前來忙種種預備的方法，或有恐懼的心理，若有就不能得著滿足的，倘若變成一種責任和事務似的來忙著用避孕的方法心理和行為上也就沒有興趣了。性交多數是忽然來的興奮才能真真的感覺到興趣，所以對用套子和藥，若有一次忽略就會出事的，所以當事人就非抱怨醫生，或怪藥的不靈，其實這都是誤解，因為外國遍地都有醫院，明說禁止生產限制，其實每個醫生都給做的，我們在柏林去調查時在診查屋內等一下子就有了三個女人去放套子，醫生告訴我們並不是准用，不過預備而已，並且醫生要錢很少，目的是對社會服務，並不以好奇來敲竹槓，而且也不是臨時來忙這個那個的，在那時我也受到很多知己的朋友們抱怨，我只好笑笑，雖做醫生還不好意思在很熟的朋友們面前來高談闊論性交的情形。又有些人說因我不會再生小孩了，所以覺得避孕得法，我就又來一個賭氣的辦法，來再生一個小孩給大家看看，而元任也覺得家裡沒有小小孩了，因此沒留意給我來了一場大病。原因是在中國那時雖然自以為是新式的太太們，可是有用人招呼小孩，自己還是日高三丈睡在床上，而我們兩個人在外國自己帶慣了小孩，雖然那時也有老媽子，可是自己還是老早起來，看小孩們分好了早點，我們兩個人就去打網球，南院有一個大球場，很少有人用，因為球場是在各處房子的正中園子裡，若是早上一打球就可以給各家吵醒了，先生們九點到公事房自然七點半八點都起來了，可是有些太太們還高枕而臥呢，第二天就來質問我們吵人，我就回她們誰叫你們還不起來，大家也不好認真生氣。可是十六天下來我自己出毛病了，打球後洗澡，在盆里大出血不止，找醫生來打針也不過想是月經前太動作的緣故，其後血出老不停，到城裡找一專門婦科檢查用小手術發現有一個胎盤在內，才知是小產，連我自己也不信避孕五年後，就可以受胎的這麼快，如此一來大家都非常相信了，不過朋友們常拿開玩笑說趙太太以身作則。在城裡一連住了兩星期，元任除上課和到醫院看我外就他們的數人會更開的勤了。我一個星期出院後在自己診所內休息，錢玄同來了看樣子很急，可是結結巴巴的說不出所以然來，在房內走來走去的半天才對我們說他的太太要死了。我問是什麼病請醫生看了沒有？他說婦人病不肯看，我笑了說休息休息也許會好，錢一定說不會好的，他又說和他太太很早結婚雖無感情，可是多年在一道的伴侶了，大家都笑他，黎錦熙說你就殉葬好了。我正在看竹枝詞內有十首悼亡詩，我就拿了一首改了幾個字給他開玩笑(因為我總和元任的一些朋友們在一道玩笑，不分男女的)。原詩是： 悼亡只為愛緣牽， 英志同心近十年， 離別較多歡聚少， 倍添今日淚綿綿。 我就給他改成： 悼亡非為愛緣牽(因錢玄同總說他的結婚不是愛情的)， 相敬如賓二十年， 離別非多歡聚少， 回思今日淚連連。 給黎錦熙他們大家看的，只大笑不止，劉半農罵我大阿嫂該打，錢就給詩拿去了，他說給我太太看看，沒料到不到兩個月以後在中央公園遇見他們，錢介紹我這是我太太，使我真覺得不好意思開那個玩笑。 金岳霖願來清華教邏輯，托元任想法子，那時元任正在教邏輯，聽他這樣說就說你來正好，我可專教音韻學，還帶教音樂欣賞科，因此老金就來清華了，可是他仍住在城裡，和那個美國小姐(Lilian Taylor前歐洲遊記上提過，還有一位Emma，姓什麼忘了)同住，有時我們進城他也請我們去吃玩。有一天忽然來了一個電話說有緊急的事，趙太太能不能就進城來，我問有什麼事，老金說不能說出來，非請你來一趟不可，越快越好，事辦好了請你們吃烤鴨。我想一定是Taylor小姐出了什麼事了，我還回他犯法的事我可不能做，他說他想大約不犯法的吧。我知道老金說話靠不住的，就和元任兩個人進城到他家，Taylor小姐來開門，我還對她盡看著，老金迎出來說趙太太你真來了，我可放心了。我問什麼要緊事，他一門正經的臉對我說我有一隻母雞三天了，一個蛋生不下來，請你來動手術給取下來，他現在滿園子亂跑。我聽了又好氣又好笑，元任就引了一句張彭春譯Galsworthy「爭強」里的一句話說：「簡直開玩笑！」他們兩個人給雞子捉來了一看，也不象一隻雞，有十八磅重，老金告訴我他天天餵魚肝油給它吃，我大笑說和人一樣，有孕時吃的太多太油，胎兒太大就難產。這隻雞的蛋一半已在外面了，我讓他們兩個人捉著用手一掏就出來了，可是蛋形狀已象一個葫蘆似的了。老金大嘆一聲氣說也不用家具，手一來蛋就出來了，真是手到回春，明天送你一個匾。我想他真是瞎鬧，就叫他快請我們吃烤鴨去吧，他給張奚若和丁西林也找來到便易坊去大吃了一頓。回想當日真是不覺神往。 我雖然愛做這個做那個的，可是都有始無終，但是我要為我自己辯護一下，大都是因為遇到意外的情形不得已而停止的。這次在北京開生產限制診所，可以說是無關緊要了罷，可是因為政治的意外而影響到我這個邊緣的小地方。三一八(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各校教職員和學生對政府請願，沒料到政府公然對請願的人民開起實彈的槍來，這是在民主國家很少聽見的手段。不過在那時雖然算是革命以後，可是到底革命尚未成功，仍是軍閥當政，有幾個人真知道什麼叫民主的政治呢？所以出事以後(有少數我們的朋友在內)受傷的有的就逃到我的醫院來，而少數學生也跟著跑來了，大家都狼狽不堪，血淋淋的撞門而入，給我的嫂嫂和看護都嚇得要死，還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呢。(記得有顧淑型、錢端升在內。)我嫂嫂告訴我：並且有些人就到我診室內去拿起藥棉、紗布等就用起來了，看護叫著來幫忙，他們也不聽，打長途電話到清華園。我和元任坐車進城，到了西直門，而城門又不開了。因為他們恐怕清華學校再有更多的人加入請願。第二天一大早，我一個人進城，到診所門口一看，還有一個巡警站在那裡問我是何人，不准進去。我說這是我自己的診所，如何不准我進去。他說你為何窩藏匪人，你是不是也在內起事的人？我真氣的不得了，我回答他說教育界的人對國家利害關係的請願，怎麼是匪人？我若在內為何才從城外跑來，青紅皂白不分還做巡警嗎？我打門進去看見診所屋內亂的一塌糊塗，血布一地到處都有，顧和錢兩個人還未走，臉色還是蒼白的，錢還可以說話，而顧連話都說不出來了。他們以後說因為他們站在前面聽見裡面上頭叫放實槍的，他們就關照學生後退，但是來不及了。他們五、六個人往裡面一退，所以沒正式受傷，只給驚嚇和氣的失魂落魄而已。我給顧送回西河沿他姊姊處，我和錢就回清華園了。以後接二連三的警察來查而又問到「數人會」的事是何意義，為何要組織這個會，更覺得辦生產限制是暗暗減少人口，那是大逆不道的事(沒想到退後三十五年才起頭知道這個是重要問題)，有種種麻煩。元任和適之商量，適之就請我們吃飯，他們勸我還是給診所關了吧。我很氣的說這種政府，人民還能辦事？還能改良？夢麟和還有幾個人大笑說革命這麼多年還未成功呢，我們大家要做的事還很多，也不知道要經過多少困難，趙太太不要灰心，仍努力前進。我回他們我私人的力量有限，以後只可隨著大家進行了。所以那次以後，我就沒想到再開私人醫院了，而個人也沒有那麼大的力量去做。 這次風潮以後，劉半農做了一個歌，元任作的曲，歌名叫《嗚呼三月一十八》，現在把它附在下面： 嗚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殺人如亂麻 民賊大肆毒辣手 天半黃塵飛雪花 晚來城廓啼寒鴉 悲風帶雪吹 地流赤血成血花 死者血中躺 傷者血中爬 嗚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殺人如亂麻 嗚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殺人如亂麻 養官本是為衛國 誰知化作豺與蛇 高標賤價賣中華 甘拜異種做爹媽 願梟其首籍其家 死者亦已矣 生者肯放他？ 嗚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殺人如亂麻 有時我雖然在清華園裡幫舊制學生們排戲、化裝、導演什麼的玩玩，但是不是常有的事。當中有幾次最好玩的是演《最後五分鐘》一戲，第一次是梁秩章扮女主角，第二次再演，他不知和誰鬧了彆扭，臨時不幹了，王慎名來代替，王的說話非常好，但是他長的是一個道地的男象，上臉吊角特別高，嘴又太大一點，我只好用墨給他吊角塗上，嘴如何辦法呢？我給他用胭脂打下一點，深一點，口唇擦口紅只擦中間，在台上還好看，可是下台一看，真可笑。過後他們還送了我一個花籃；我簡直笑的都不能上台去接受了，好容易給臉板起來一下，可是到台上後就大笑不止，連台下人聽見了不知何事。 元任知道我愛動，看我鬧的太多了。他正好要到南邊去調查方言，就打算給我也帶到南邊去玩。十六年十月十號動身，同梅月涵先生、唐黃夫婦一同到蘇、常、杭州到處玩了兩個月。到蘇州我有一個意料之外的感覺，是我以前從不知道的。到蘇州玩天平山坐一段洋車或船到近山以後，需走路或坐椅轎，那些抬轎的都是二十多到四十歲的女人，還沒有到下車或下船以前一里半里的時候，這些女人就在路邊等著，看見客人來了，就跟著車或船在岸上跑著說價錢，等到一下車或船，路旁椅轎就靠著，同時有繡花的繃子架在一邊放著，若是有了生意就停止繡花去抬轎，若是價錢說不好或沒有客人來，她們就坐下來繡花，真是意想不到的那種出力的事和這些細工會在一個人身上同時具有的。若是價錢說好了，客人坐上去，她們兩個女人抬著就走，若是人分量重的，就三個女人輪班的換著抬，翻山過嶺走的快得不得了。我們去的都一天還有一個女人正餵小孩子的奶，沒有等吃完，就給小孩抱在懷裡用一根腰布捆在衣內抱著，一面抬轎一面餵奶，我叫她餵完了再走，她說那樣耽擱時間了，快去快回來也許還可以多趕一班生意呢！並且小孩放在家內也無人看守。我當時想這樣女人真是才配說平等呢！也真應該有平等權享受。可是事實還是不這樣，因為她的丈夫有的好吃懶做，還須給女人養他們不算，更需時間打罵呢。那天我們同時有幾位男人和丁緒賢太太陳淑一同去的，我笑他們，我說你們男人們笑著讓女人來抬，你們不難為情嗎？他們說我們不坐她們沒有生意。當時他們真覺得這些女人可憐，叫她們停下來，讓客人們自己走走，這些女轎夫還不肯，怕客人覺得她們抬的不好，就跑的更快點。中國鄉下的女人真有本事，江浙一帶種田的都是男女一同做工的。廣西女人也是什麼重事都做，所以人家娶了一個媳婦進門，就是家裡多了一個工人。當時生產後只三天就出來照樣做事。(我聽見過一個故事，有一家每年總是由媳婦挑一擔飯菜送到田裡給丈夫等吃，一天送遲了，丈夫就拿扁擔打她。她哭著說因為我在家生了個孩子，要洗弄的，所以來遲了。可想中國老式的女人也是里外粗細都來的。) 蘇州的吃食和甜點心是中國最好的，你不要看他的鋪子小，東西是可出不盡的。小飯館的菜也是好的不得了。還有街道窄，人家住的房子，圍牆高的不得了，外麵粉刷黑的，你到了那兒一點不覺得好，可是你一走進大門就是別有一個天地了。大廳堂、書房、樓房、花園、花廳等等又大又好看，香花草木、假山一切都包在裡面，屋內的家具都是一堂一堂的花樣不同，用紅木做的，嵌大理石。夏天珠簾掛著，如早上加席套子。婦女們穿戴也比別省人講究，終日打扮好了和出門做客一樣，所以中國有句俗語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書房內總是古書滿架，就是子孫不大念書，可是祖上留下來的不到家敗不賣的，名人字畫，也是盡力收藏，這是一個風俗，就是小家也都是文質彬彬的。所以那次日本人進蘇州，由他們領事(因平日往來都知道了)帶人按家點東西收了幾船去了，光是紅木家具和字畫書籍聞說裝了五軍艦去了。現在你到日本去還可以看見他們很多蘇州的紅木家具在人家裡和市面上賣呢。還有外國用的紙牌在蘇州他們也用象牙刻起來做成紙牌一樣，可以放在桌上一隻手打一隻手還可以做別的。蘇州的中國牌向來也最出名的，別的象牙東西也好，總歸一句，吃玩都好，人也風流。 玩了幾天，元任、我、梅月涵、唐擘黃夫婦我們幾個人又到常州了。這是我們結婚後元任第一次回家鄉的。他的伯母本打算我們這次回家又要大請客，但是我們事先寫信去聲明我們不願再做新人樣的受人招待。(因為中國的老規矩不管你做了十年二十年的媳婦，若是沒到過婆家，第一次進門都要照新人招待的，拜家堂「就是拜祖先」和夫家的家族親友會面。)我們又說，若一定要大請客我們就不回去了。所以元任的伯母就不敢請客了，並且我們指定要吃螃蟹，因為陽澄湖的螃蟹最好。當日元任在南京讀書時，到螃蟹季節，特別回家吃螃蟹。梅月涵也喜歡這個，所以我們商量了點明要吃螃蟹，酒席一概不要。元任伯母早寡，一輩子多半住在娘家的，所以我們就一直到她娘家的府上去。當天晚上每人吃了七八隻，五個人吃了三十元的螃蟹，回旅館已天黑了，根本沒看見城裡是什麼樣子。第二天早上定了到元任老家青果巷那兒去。我和唐太太坐洋車裡，元任和梅先生、楊時逢、唐先生走路。元任推著車子在街上跑，大家都象看把戲似的。一路覺得好玩極了，坐在洋車上覺得兩隻手都可以抓著兩邊店鋪的招牌似的。元任對我說著玩：「我來做常州的縣知事好不好？」我說，我可不要做這個小縣的縣長太太(其實常州原是府城，武進是一個富縣)。城裡有河，多少小船來來去去的，象維納思的內河一樣。到也沒有等人通知，我們就一直進去了。我們初到就這樣起鬨鬧，元任家的房子是從曾祖手上蓋的，三房下來因元任祖父這一房人少，所以住在最後進的平房。這個房子除大廳和書房以外都是走馬樓(走馬樓就是四圍都是樓房中間有天井的)門窗等比我們家的房子老式多了。沒有玻璃都是用「明瓦」(就是哈蜊殼做的)，當然要比玻璃的亮光差多了。大廳旁邊有一棵大香椽樹，我們就打了一大些下來帶了玩。梅先生不知道是不能吃的，咬了一口，給嘴都縮成一道，我們大笑的不得了，說鄉下人進城了。元任的伯母們對我們無法講規矩，只好拿我們當外國人看待。又給元任父母住的樓上開開來，裡面的東西堆到屋頂了，多年也沒有人動。我們就叫了兩個粗工人，全給搬出來看，我們要的拿出來帶回北京。但是我們在乎的和他們不同，元任只找書畫、祖父父親和他自己從前寫的東西和照相，我就喜歡拿箱子，因為十六口大紅描金的福建皮箱裝呢和皮衣真好。那種箱子關起來和罐頭一樣，裡面的東西從來不生蟲或壞的。放點樟腦，數年不壞，比現在的大錢箱好的多。 我就想給裡面的東西拿出來裝了元任的雜物帶了走。豈知一打開來全是綢緞、衣服、繡貨和皮貨，有些衣服還是他母親陪嫁時用紅綠線釘好未打開過的呢！中國向來的習慣有錢人家女兒，嫁時不管用得了用不了那麼些，和將來流行不流行，但是一定要做四季的衣服，每季多少套，床帳被褥等多少套，一輩子用不完的。給子孫留下算是家產，珠寶金錢也是如此，因為女孩子除嫁時給的，以後的遺產不分給女兒的，所以陪多少，要多少，總在這個時候要。元任的外祖父做過好多省府台，對於這個小女兒又愛，所以常常帶東西給她。夫婦兩人只三十二歲都死了，所以東西不知留下多少來都沒有用過的。元任無弟兄姊妹，他的父母在他十三歲那年差不多一陣死的，所有的東西，他的伯母和堂姊們都給他封起來了，等他結婚後交給他，那知我們這兩個不成器的人不在乎這些。我們一共在常州待了三天，帶回十六隻箱子，還從當鋪里拿出兩口大皮箱，內有二百十六件皮貨。可惜現在只存了三隻小的箱子和五件皮衣了，其餘的都隨著我們的房子在南京給日本人燒了。 以後又到杭州，住在西湖飯店。元任和他的助手們去各處找方言的材料，我和唐先生太太、梅先生、我的一個堂房五妹就終日在西湖上玩，爬山並吃廟裡的素酒席。那個新鮮筍子看他們在地下挖出來的。他們的找法是看那一塊土有裂痕，就知道裡面有筍，用一個鍬鍬起，裡面真有一個淡黃色的筍出來。去了衣子，白的象一個玉筍樣，真好看，都捨不得吃它，但是以後吃起來又嫩、又鮮得不得了，一種清香味(完全不是象在外國吃的那種罐頭筍)。我們又在湖中孤山上飯館內吃生蝦，就是給蝦洗淨了，個個都要活的，放好作料，放在碟內，因為跳的緣故，用個碗蓋在上面，拿到桌上來，吃時用筷子兼一個出來放在嘴裡，自己用牙齒夾著一擠，肉就出來了還在嘴裡跳。不會吃的人拿不出肉來。杭州是出綢子的，我們又到各小工廠里去看，他們第一步洗絲棉，這種是活的蠶蛾，把繭子咬破出來的。先用熱水煮了，用一個竹圈給繭子一個一個繃大了，往上一套漸漸就成功一片絲棉，拿它做棉襖比皮都輕暖。第二看他們抽絲好的織緞子，次的織各種綢子，再次的或頭上有疙瘩的，就織成棉綢(就是外國人最喜歡的生絲棉綢)。在江浙方面窮人都穿這種棉綢，比布還結實，又可以染各種顏色印花，只可惜織的口面太窄，做衣服費的太多，因為他們是用土機手織的，將來改良自然就好了。日本人賣給外國的絲綢並不是完全是他們自己出絲的，他們多半從中國方面賤價收生絲去，他們再織造過，以後賣給外國。有時我們中國又貴价買回來，所以我們常說中國生絲出口，熟絲進口。我們本打算還多待幾天，而內戰又起，恐火車不通，就匆匆回北京了。 我的脾氣生性喜動、好奇，又喜歡追究新鮮東西。這一次和元任出去調查方言，得了不少的新知識，我覺得好玩極了。從此為例，凡他出去我總跟著。回北京只半年，孟真從廣州來信邀元任到廣東去調查兩粵方言，知道我總是跟著的，所以也請我同去。但是元任近來常說我們兩個大的孩子已漸漸大了，家中沒有小孩子了我正懷著第三個，上次出去時候清華園車站一節軍車炸了，全校人受了大驚嚇，而我們家只有用人帶了兩個小孩。其時內戰時起，萬一南北不通，只留小孩在家不便，所以這次我們要走，決定先帶兩個小的上海住下來，我和元任再到廣東。我從四歲離開，這是第二次到廣東，看過去一切都改變了。府台衙門變了中山公園房子都沒有了，只有那棵榕樹是我以前常爬的還在。我就坐在下面照了一張像，我是愛吃的，而中國人又是愛請人吃飯的，所以到一處大家總是請吃，次數多的不得了。所有的名館子都請吃過，有一位朋友問我還有什麼沒有吃過的，請我點菜，我說吃蛇吧！從前在廣東只聽人說過這種東西不送到府台衙門來，而大家出去吃也不給我們小孩子們看見，所以我想嘗嘗。可是我不知道是極貴的東西，無意中敲了人家一個大竹槓，只吃蛇一樣加點小菜碟子，就四十元(廣東錢)。雖然只蛇一樣，可是拿上三次來，每次一大鍋，蛇肉並不多，都是白菊花和雞多，我一共吃了九小碗，我想那個好吃的味道都是雞的味。住在傅孟真家四十天，孟真對我說給他都吃窮了。 廣東的菜是中國好菜中之一，可是不象在美國一般的飯店那樣，他們的菜無奇不有，可是又好又比其它各省的貴。最可笑的有一天中山大學正式請我們吃酒席，朱騮先先生是代理校長請了一桌最好最貴的菜，而我們吃完了先走，在路上看見一個北京炸醬麵的擔子，我想這是一個有點希奇的，叫車夫停下來去看看。賣面的人問我要不要，我說好，來一碗。我的意思不過想看看和嘗嘗什麼味，剛拿起碗來，孟真和騮先兩個人車子來了，也停下車來了。騮先說趙太太還未吃的飽，孟真就抱怨我不成樣子。我說什麼不成樣子，難道街邊不能吃東西嗎？你們不停下來誰知道我們是誰呢？孟真要我們一道走，我就是不肯，我要看看大街呢。我和孟真兩個人最愛爭吵，可是都是友善的，吵了又說，說了又爭，從無完的時候，每次見面都如此，往往到晚上三點還不停，一直到他從紐約最後一次分手時，我們到了升隆機下了一半了，孟真還在說趙太太我們這次沒吵夠！沒料到竟成永別了。想到老朋友們的當日真是追念無已。 我因身體不便，而兩個女兒又留在上海寓所，所以我就要先回上海，元任和孟真送我到香港上船，恰巧朱騮先先生也到上海去，而又巧的李濟之先生又正從歐洲回來經過香港。元任就介紹傅李兩人第一次見面。傅孟真並約李濟之一道到廣州去玩玩，所以我下船後，他們三個人回廣州去了。可是我一個人在船上並不冷靜，我是向來暈船的，就到房艙里躺在床上，有人打門要進來，一看就是朱騮先先生，已經半醉的樣子了(我和他那時才見過幾次面並不太熟)。坐下來東聊西談的沒停，茶房來問吃晚飯，朱問我可要陪我到飯廳去，我說我暈船的很，最好不去，在房艙隨便拿點來吃吃好了。他說那我也不去了，對茶房說開兩個人的飯到房艙來吃。那是個德國船，菜好的很，因為我們兩個人都是頭等，有一個德國人管飯廳的頭子還是自己到房艙內招呼一下。那知一頓飯朱先生就邊吃邊談吃了三個鐘頭才完。我是累的不得了又不好意思叫他走，他一直坐到三點才說走吧，明天下船時再來陪你下船，其實船到上海各有接的人來了，朱太太來接他我沒答應和他們一同走說再會。元任是等我離開廣州後才到各處去調查方言的，那時起頭認識羅常培等人，三個月以後他們回到上海我們才一同回北京清華園。 這幾年中清華園學校內很不安靜，起了好幾次的風潮，雖然沒有我們的關係在內，可是常常請願什麼的到我們家來，而且北伐以後，大學院又下了幾次的命令要元任做校長，元任屢辭不就並薦賢自代未准，但不久就派了羅志希來長校，好些事就一變當日的清華校風了。因當日的校風多數近乎洋派，自從改大學以後在張仲述做教務長時已經改變了不少，而羅來以後自然更往辦大學的方向改了。就辦大學來說那種辦法當然是對的，因為從前是專為訓練留美的目標著重，所以很少發生風潮，現在可惜的校內風潮一起動頭，一來就請願，訇這個一下又訇那個一下總無了時，連梅月涵全在內，雖然有些人是應該去的，可是不能全由學生來定去留，元任雖然沒在被訇之列，但看看那種樣子總不以為然。幸他那時總到各處調查方言，留校日少。這次經過上海時，大學院正在發起辦中央研究院，楊杏佛說元任你不喜歡辦行政事，而學術機關你總可以幫點忙吧！你做歷史語言所的所長好不好？其時蔡孑民先生當院長，楊杏佛當總幹事。元任回他你老兄為何總派我做點帶行政的事做什麼，你不知道我是最懶的人嗎？薦孟真給你比我辦事學問都高。杏佛說孟真我雖見過，脾氣恐難對付。元任回他學術機關不須專講誰對付誰的，有事大家商量辦好了，我敢說他辦事起來一定比我高明十倍。杏佛還未一定決定可否，而晚上蔡先生就請我們吃飯，蔡先生又提，我們想借重元任先生，元任就趕快說：我已和杏佛談過了薦傅孟真最合適，蔡先生點點頭，嗯嗯，我就趕快說蔡先生已答應了，杏佛不好說什麼。出門後他打了我一把說韻卿的外交真可以(杏佛的太太趙志道是我中西女塾同學)。因此我們回北京後就從清華搬出來在東城羊益胡同住。但是羅志希也挽留元任，學生中又來一個小請願，我們也覺得朋友來做校長，我們抽腿就走不好意思，所以答應他們每星期來上一堂課，以敷衍目前的情形。有一天元任坐清華公共汽車進城，在換電車回家，停車時他不下來，車開了他反走下來，自然跌在大街上了。右手連膀子都跌傷了(他是出名的absentminded教授)，到協和醫院查看，腕骨已裂非上石膏繃帶不可，人又發燒兩個多月。從此清華也不能去上課，就此結束了在清華園的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