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記趙家 · 第六章 元任和中央研究院的關係
作者按：在再寫這篇雜記的回憶前，我必須向讀者道謝和解說一下，因為我停了幾期未寫，收到很多來信和問我為何不接著寫下去，並且朋友們見面又總問這個，我不能一一答覆，這個毛病就是我不能動筆，因為幾個月前我的右手大姆指骨忽然高起半寸多來，並且右膀時時麻痛，我自己恐怕是骨癌，經醫生多少次的檢查和照X光線，照相上並無癌症的症狀，說是字寫的太多了，我自己覺得可笑的很。照我寫東西和一般著者來比，不知要少多少倍，實情就是因為在美國的家庭主婦一天到晚的雜事不知有多少，從無一刻鐘能坐定下來不動的。近年來更因為趙先生趕寫他自己的書，又加他的腰部背部近來不能做重工作，因為會影響到他的胃，所以一切粗細瑣事都是由我來擔任了——除了每早他做早飯和來客由他配雞尾酒(那個他認為是「輕工作」)。並且我寫回憶這種事，要麼沒有動筆則可，若是想到了來寫就得一口氣連寫下去。在美國的困難，將來我寫住美四十多年的雜記和各方面觀感時，我再都給描寫出來。現在不能一一的回信，就在這兒總道歉一下了。
前文提過一下，入中央研究院的來源，因為從有中央研究院起元任就和它發生了關係，一是楊杏佛答應元任不任行政可以，但是永不許辭職，元任還說笑若是你老兄不做了或情形變了也不准離去嗎？沒想到變成讖語：他不久死了；二是傅孟真說他在研究院一日，元任一日不能離院，此雖默契，自然不能告訴外人的，而孟真又知元任絕對不干行政事和爭權，所以屢次有人提元任做總幹事等等，孟真總阻止，別人還誤認為孟真反對元任在他上頭，並且有些不知道的人因此妒忌元任的就由此設法離間。而孟真對於語言組所以永不願換主任也是這個緣故。這些事實我以前始終沒有宣布過的。
在那時中央研究院各所大半在上海，元任提議歷史語言所應在北平好點(那時北京已改稱北平)，可以就各處書籍文化機關等等，並且全院在南北都有研究所，比較全國性一點。孟真也贊成，那時因孟真還未完全離開中山大學，就和元任商談，讓元任回到北平後先開始語言所，歷史等他到後再說，所以我們回北平後就由清華園搬出來，先租了東單牌樓羊益胡同四十號住了幾個月，但是一到城裡我們的事就多起來了。我們也覺得各事比住在清華便當的多，但是還是安穩不下來，大家很多人組織了一個小劇院，元任做董事長，可是負責最多的還是余上沅和熊佛西他們，大家有寫劇本的，有譯劇本的，有上台的，我們好些太太們在裡面做各種的雜事，我是幫忙化裝也夾在裡面撰劇等等，有一次在協和大禮堂表演，熊佛西和元任兩個人親自上台，那次演的《掛號信》，是元任在美國時寫了玩的，在學生會演過，可是這次連北平的電車頭上都大登起廣告來了。預演的第一天元任戴了兩付重複的眼鏡，熊以前沒知道，在對話時忽然看見到那種怪形狀，就大笑不止，都演不下去了，幸虧不是正演的時候，只是化裝排演，可是那次還賣票呢。想到當日真是我們的黃金時代，自從中日戰爭起，在國內人的苦境給些人都苦惱的無興趣了，並且多數的聽說已死了，每想到當日情形都歷歷如在目前。那時我還正懷著第三個孩子，(就是懷著我們這個天才的怪物來思Lensey，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她生在這個房子裡的。)我那時大肚便便的還是終日忙來忙去的跟著他們忙，有一天叫大二兩女孩唱熊寫的《愛神與詩人》里的一首歌，她們兩個人也不知道字義，當中有一句是「三個分不開的和聲」，她們唱成了三個分不開的和尚，台下大家都問熊你的歌怎麼寫出了三個分不開的和尚來了，我簡直笑的頭都抬不起來了。後來有一天我們在北海公園唱茶，忽然我的侄女楊若憲說：「你看，三個分不開的和尚」。一看，果有三個和尚在一道走路。這個笑話一直流傳到現在，所以以後大女如蘭在美國劍橋指揮學生會和唱，那時哈佛和麻省工業學校兩校有三百多名中國學生，因為以前談過這個笑話，所以他們就給哈麻俱樂部特別用白字來給這個叫蝦螞俱樂部。不久為語言組的緣故，又搬入監務稽核所的兩所大樓，中間有一個大院子隔著的，前面羊益胡同是語言所，後面西觀音寺我們住家。那時朱庭祺做監務署署長，我們去辦房子的交涉，他說租可以，但是須兩所一道，所以我們才搬到後面一所來住，不然我們本來住的也只隔一條街，何必搬動呢？(以後妒者造好多謠言說趙元任非得要家跟著公事房一道，其實越在一道，自己的時間越多白貼在裡頭。)各事元任向來不作無理要求，處處都照公事公辦，必須得著孟真同意而後行，向無爭執，所以孟真常說元任你若辦行政總是輸給人的，每件事若要發展必須有爭的地方，元任說所以我不做行政事煞！因此好多人看見元任的這個缺點就可以真對他欺負，可是領略他這個上的人多，還是上算的。以後孟真到北平，弄了北海靜心齋作史語所，那倒是元任懶得再搬了，因為元任已經裝制了各種錄音器等等儀器，靜心齋是一個古式的宮殿房子，裝起來就既費事又花錢，而這面的房子租的又不貴，將就著用還上算點，所以孟真也同意了。
我到北平城裡後，除了大家玩以外還做了一點正事，就是高梓邀我到女子大學教體育系的生理和解剖學。高雖然後來到東北去了，還是兼兩面的主任。我除了上課外，還帶學生們到協和醫院看實習解剖屍體各部筋皮神經和血管等等部位，和受傷後如何救急治法，因為那時找不到屍體可以隨便看的，只有協和醫院留給學校學生們看才可以借看看。
在我班裡有一個學生終日愛唱「教我如何不想他」的歌。有一天派了劉半農來長女大，大家學生看見他穿了一件中國藍棉袍子，學生們偷偷說聽說劉是個很風雅的文人，怎麼這樣一個土老頭，我聽見了就對她們說，你們有的人一天到晚唱他寫的「教我如何不想他」的歌，這就是那個他呀！大家哄起來說，這個人不象嘛，那歌不是趙先生寫的嗎？我說曲是趙先生作的，詞是劉先生寫的。以後不知怎麼傳到劉知道了，他就又寫了一首詞：
教我如何不想他，
請來共飲一杯茶。
原來如此一老叟，
教我如何再想他？
那時我又正懷著第四個小孩(因為我們要一對一對的可以有伴並易教養)，但是快臨產前學生們還要我接續下去。我說不能生產在講堂里呀，不過還是一直教到臨產前幾天才停。因站的太多，所以產後出了大毛病。五月十三發動，十四才用鉗子拿出來，這就是老四小中，西名Bella。因此產後缺奶，只得雇了奶媽餵奶。
我和趙麗蓮女士因同系的緣故才起頭認識，偶然打了一個招呼而已，那個以後暑假郝更生夫婦請我們全家和我侄女楊若憲到北戴河去避暑，是和唐家同住，而他們也有客人，我們大家住了四天，因人太多我們另又在旅館住了兩天，就回北平了。元任雖也在女大音樂系兼點課，可是從沒見過唐太太(趙麗蓮女士那時才初次見面的，所以有四天的同住——不是同居——之雅。)
九·一八瀋陽事變發生，東北朋友們紛紛往北平逃難，其時因為我們住的房子大，丁在君看見我們住的房子，罵元任這種房子不象我們這些人住的，就讓五大間住了五家，而又是在一個小家庭內初次供給三十多個人吃飯，每日廚子要做早飯，我就自己起早到東單牌樓市場去買菜。我想人多只可以樣數減少，分量加多，買回叫各家的用人來分派了做，煮飯菜等是歸一個廚子，大人和小孩們分開來吃，再加來探訪他們的親朋，所以每次大小總開四桌飯，可是我定的大家須按時來吃，過時不候，如此才忙的過來呢。一個半月以後大家才分頭找到了住處，這些時錢用的不算，可是精神用的也不少。(也由此練習了對付多數人的飲食的辦法，所以以後在美京往往來大聚餐，於焌吉說過趙太太可以對付一師人的伙食。)這樣子總算對付過去，大家快樂而散，不過旁邊有些不出力而反說閒言閒語的也大有人在，自己不盡義務，反說趙太太好客，元任的錢都是被她這樣做好人花掉的，但是我不氣，只笑笑而已。我知中國人向來不幫人的人，總反而妒忌人的很多。(外國人這種行為似乎比較少一點。)
沒料到一九三二年正是九一八以後清華大學發生了種種困難的問題，元任雖離開了，可是清華凡有緊要的事，他們評議會的人總是來找他的。那時評議會人員是葉企孫、陳岱孫、周培源、吳有訓、金岳霖等等，常常全體來我們家討論，經過多次的危機，元任總是在背後幫點忙，這次的風潮(可說是危機)息後就是校長問題，又有人提議讓元任做，元任又不願意做，他說我若願做就不會羅志希來做了。大家商量再三，就由翁永霓代理，他只答應代理三個月，元任是提議梅月涵從駐美清華學生監督處回國長校，不知其中有好些人要做清華校長，以後都怪元任不該提議老梅(我們總是這樣叫他的)。去了五封公私信而老梅始終沒有回信的消息(我常罵老梅對任何事總是太慢)。翁一方面也追，而校方也百事待議，元任就說我去代他一年半監督任務，促他快些回國。以後才知道他當中有很多的問題很難解決，而他也知元任打算去了，並且其中兩個人願接監督的人他又不敢正式的派，因國內情形複雜弄不清，只得暫以不了了之託於焌吉先暫代。我們到唐山去接他，他才知道國內已定了，雖然他有點不願意沒有得到他的同意，誰叫他老不回信問問呢。其實元任也不太願意去，而孟真則大反對，叫李濟之來勸，可是濟之贊成我們走，也因前些時李和傅兩個人因董某(不是董彥堂)與Freer博物館辦合作辦的損失了主權，傅和他大爭，李來我家談到他若離中央研究院奈父母年老多病不願離開北平，但和孟真一道又實在受氣太大，因他們兩個人都無忍耐性的人，我就給李留下，請幾個人陪他打牌，元任就去和適之商量改由中基會出薪水(一種另外津貼)，因此兩面關係遠一點可以減少衝突。（濟之，我這個記的一點不錯吧？)因此李濟之多年都是由中基會出的薪水。(我們兩個人都年近古稀了，常細想對朋友們真可說寧可天下人負我，我真不負天下人，兩個人一輩子從不以暗中做弄人為快，而也從不忌妒人。不過也說回來，元任也是為國際上人已經太看重了，所以也不須去忌妒人了，我常和元任說我們是得過於求，並且先祖常有戒言，古雲知足常樂，乃人生立身之要言，因此就不苛求與妄求了。)
我們在一九三二年的二月底離開中央研究院又搭上清華的關係了，其時我還有病極不想到美國，並且第四女兒小中還未斷奶，因她出世不到一個月我們家和翁、任等人玩西山八大處因太累回來當晚就病，以後我就無奶，所以她一個是奶媽帶大的。並且清華也只剩了還有一年半的留美監督處，所謂「舊制」學生就完了，新大學留美進修的不多，也不需專人住美領導，所以元任才答應來的。我想我就不去了，短短一年半容易過的很，但元任不肯，只得帶病動身，他的意思是到美手術可靠一點。因此就給小中留下來，起初由我侄媳關照，後因她和奶媽不和，又改由唐擘黃太太照理。劉廷藩隨來作書記，劉太太也想去，元任覺得只一年半，再帶多少人出來花錢不應該，所以劉太太總覺得是個遺憾。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號正在齊東西好多人來了，晚上月涵、擘黃、上沅夫婦還打了兩桌牌，差不多到天亮了才大家吃完早飯送我們走(可是沒有中央研究院的人，因為他們不高興我們走)，二十一大早動身到塘沽。
那時正值一二八之役，火車不通，坐船到上海，當時看見進口的兩岸都是戰跡，小孩們問為什麼上海這樣破爛，我們就解說給她們聽，雖無大的政治宣傳，不過也說點大略的壞處給他們聽，大二兩女並不在意，而來思不到三歲，可是她就查根問底的追問，日本這樣不乖，媽咪為什麼不打他們的手。她一小就是一大些哲理的問題發問出來，可是日後她倒嫁了一個日本人。路過日本在那時我們不上岸去玩，可是日本來查船的人極力勸我們上去玩玩，我回他日本話我是日本學醫的(那時日本話還記得些)，他就不說什麼，以後查護照的人和美國船上人爭論我們到底是中國那個政府派出來的。(美國人那時對中國自然沒有日本人清楚，我想現在也是如此。)船上美國人自然不明白，政府就是政府好了，日本人就再三的解說給他們聽，我在旁邊又再解說給他們聽還不是你們日本作祟嗎？一會幫這面，一會幫那面，讓中國內戰不停，可以自相殘殺，使國家日弱下來。美日兩方面人只得看看我，不好認真說什麼，以後有一個日本帶刀的警察一直在我們房艙門口走來走去的，我們就多數的時間在客廳和甲板上待著，回房也有茶房特別關照我們。從神戶到橫濱一直守著，到橫濱要開船了才走，我還笑了對他說麻煩守門，希望下次經過時再看見你。我們這次根本沒上岸，看見各處日本在大地震後的各處破爛還未恢復。(我一生不迷信，但我相信世上有報應的，否則被欺者永抬不起頭來了。)我這次還是多數的日子睡在房艙里，離上海時孫克基醫生叫我在船上一路打針到美京後就快快動手術，那知船到檀香山病已經好了，上岸吃了一頓好好的中國面(因為中國飯船上有，每餐送到房闖來。)帶三個孩子玩了一圈。如蘭(大女）說這個地方很好，我們住下吧，我說還沒到呢。沒想到幾年以後我們真來住了十個月。中國領事館有人來接上岸玩(照例的有船到總領事館總派人來歡迎的)，但是我們已上岸無處找我們了。到舊金山後也沒通知任何熟人，不知清華學生們如何知道的，船一到，張匯文、林同濟等六個人來接，可是我們行李很多，有大小二十八件，照例我們官員護照不查的，但是他們一定要查，因為不久前查到過有人帶禁物過境，真是一人犯法大家遭殃。張是學法律的，還和他們爭，我說不須爭，這多行李打開也費事，你隨便挑那件我們開那件給你看好了。他說好，挑了兩個大柳包打開來一看其中都是零碎食物等等，就伸手插進去，沒想到我帶的香油灑出來了，和周圍的藕粉都混合在一道，他抹了一手白油粉，就往自己制服上一擦粘了一身，給我笑的不得了，他莫名其妙問我什麼東西，我告訴了他，他也大笑說你們中國人真會開玩笑！另一個開元任的手提包，裡面有一瓶阿摩尼亞是路上用的，他們也是以為是烈酒(那時禁酒)，查關人打開一聞氣味沖的嚇了一跳，我們告訴他，他只得做個鬼臉走了。學生們問我是不是安心的作弄他們，我說碰巧這樣。以後多年來都以為是笑話。我想那時在士丹佛和加州大學的學生大約還記得這些笑話呢，因此他們都知道趙太太愛逗人的。我們住了四天，因為隨時就看看在西部的學生們，免得以後再來西部視察了。打了一個電報到華盛頓給何培元，因為他是監督處的書記，我們坐火車四天四夜，因為那時的飛機還沒客機呢。有一天晚上經過忒撒斯沒想到給孩子們吃了一個大驚嚇。因為過南部加車輛換來換去停了很久，我和新那坐在原車上沒動，如蘭、來思兩個人到了另一節車上玩，元任下車走走，忽然給兩孩那節車帶走了，他們不知加車在中間，就大哭大叫起來，元任又在下面叫。我們的老二做人一小鎮靜，她說不要緊，不會帶走兩節車的，叫姊姊妹妹不要動下來危險，一下帶了三節車又接起頭來了，新那對她們教訓的說，你們看我不動，我就免了著急作嚇。
晚上到美京是於焌吉和何培元兩個人來接的，開了監督處一個大老爺車，住的地方是正在電車街的邊頭，三夜元任都不能睡，我們說月涵真好耐心，如何能一住三年，何太太說梅太太常說不能睡，可是梅先生睡的很好。但是元任三夜根本不能睡，寫信給月涵商量，我們寧可自己出房租也要搬房子，月涵回信允許，可是叫何培元快回國，因此監督處地方和人事又是一番變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