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說「餵」之前 · 最後的頻道

我的大拇指不受意志控制地徑自按下去：每隔一會兒，我就想按，想壓，發出如同子彈一般突然的衝力；假如這就是他們給我戴上「半神經病」的帽子的意思，他們是正確的。但如果他們認為我的舉止沒有計劃，沒有清楚的意圖，他們則是錯誤的。只有現在，在這間安靜的小診室里，我才可以否認那些人們——無論是控告方，還是辯護方，在法庭上指控我所做的不當行為。我希望將這份備忘錄，呈交上訴法院的法官們，雖然我的辯護律師決意阻止這一舉動，我還是要重建真相，唯一的真相，我的真相，如果還有人能明白。 醫生們也都在黑暗中摸索，但是至少他們支持我的寫作願望，並且給了我打字機和紙：他們相信這表明一種改善，這改善歸功於我被關在一個沒有電視機的房間裡，他們還把我一隻手解除痙攣歸功於他們奪走了我的小物件，那是我被逮捕時手裡緊握著，並且在監禁、審訊、判決過程中，都設法（每一次他們搶奪時，我要發作的痙攣都不是假裝的）仍握緊著的。（假如不能證明罪證變成了我身體的一部分，我怎麼解釋我所做的事，還有——儘管沒能讓他們信服——我為什麼那麼做呢？） 人們對我作出的第一條錯誤診斷就是，我的注意力持續時間很短，關注連貫形象超不過幾分鐘，我的頭腦只能沒頭沒尾地捕捉一些故事和言談的片段，總而言之，我頭腦里串聯整個世界的線斷了。這不正確，從他們用來支持自己論點的論據——我在電視前一連幾小時呆坐不動，不在意任何節目，似乎被強制性的抽搐所迫不停轉換頻道——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結論。我相信，世界上各種事件都有一個意義，相信一個連貫的故事——其全部因果聯繫都可以解釋，此時正在某個地方發生，它不能為我們證實，卻包含著判斷和理解其他一切的鑰匙。正是這種確信，將我釘在椅子上，目光呆滯地盯住螢幕，瘋狂地按遙控器，部長們的訪談、情人們的擁抱、除臭劑廣告、搖滾音樂會、遮住面孔的被捕者、火箭發射、美國西部槍戰、芭蕾舞女演員的旋轉、拳擊比賽、電視問答、武士決鬥，這些在螢幕上出現又消失了。我沒有停下來觀看這些節目中的任何一個，是因為它們都不是我所尋找的那個節目，而我知道那個節目是存在的，我敢肯定這些節目都不是它，他們播出這些節目只是為了欺騙，為了讓像我這樣相信那個節目才值得看的人灰心喪氣。為此，我不停地轉換頻道：並不是因為我的頭腦無法再集中哪怕一小段時間，來看一部電影、一段對話或者一場賽馬；相反，我的注意力已經全部集中到了我絕對不能錯過的事情上，當我的螢幕上還充塞著多餘的、可替換的形象時，獨特的事情正在發生，它已經開始了，我肯定錯過了開端，如果我不抓緊，就會有看不到結局的風險。我的手指在頻道選擇鍵上跳躍，丟棄空洞表象的層層外殼，就像剝掉一顆多色洋蔥的層層外皮。 與此同時，真正的節目正以我不知道的頻率在空中傳播，也許它將迷失在宇宙空間裡，我無法攔截它：一個未知電視台在播出一個與我有關的故事，我的故事，唯一能夠解釋我是誰、來自哪裡、要往哪裡去的故事。此刻，我唯一能夠與我的故事確立的關係，是一個消極關係：拒絕其他故事，丟棄他們向我推薦的所有虛假形象。按鍵動作是我架起的橋，它伸向在真空中以扇形散開，而我的叉子又無法鉤住的另一座橋：兩座不連續的電磁脈衝橋沒有合龍，它們迷失在一個碎片世界的塵埃里。 我明白了這一點後，就不再朝著電視螢幕，而是朝著窗外，朝著這座城市、它的光亮、霓虹燈招牌、摩天大樓的外立面、屋頂尖塔、伸著長長鋼鉤的起重機的支架、雲朵，揮動遙控器。後來，我把遙控器藏在披風下面，來到街上，像拿著武器一樣，用它指來指去。在審訊時，他們說我憎恨這座城市，說我想要讓它消失，說我被一種破壞的衝動驅使。不是這樣的。我熱愛，我始終熱愛我們的城市，它的兩條河流、被其上的樹木改造成片片綠洲的臨時小廣場、救護車悽慘的警報聲、掠過林蔭大道的風、如同疲憊的母雞般貼著地飛的皺巴巴的報紙。我知道，我們的城市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城市，我知道，它就是最幸福的城市，不是在我所在的波段里，而是在另外一個頻率上，在那裡，我一生居住的城市終於成了我的居所。當我把遙控器指向珠寶店閃閃發光的玻璃窗、指向銀行雄偉壯麗的外立面、指向大酒店的華蓋和旋轉門時，我竭力要切換進入的頻道就是它：促使我做出這個動作的是一個願望，即把所有故事濃縮於一個故事，也就是我的故事，而不是我被指控的威脅性的、偏執的惡意。 所有人都在黑暗中迷失：警察、法官、精神病學專家、律師、記者。「一個變瘋了的電視成癮者，受制於想不停轉換頻道的強制性需求，臆想通過電視遙控器改變世界」，寥寥數語，定義了我的情況。但是所有心理測試都排除了我有破壞傾向的可能；甚至我對於在播節目的反應，也和平均接受程度差距不大。或許我轉換頻道並不是要打斷所有節目，而是在尋找任何節目都可以傳達的東西，如果它還沒有被毀壞我周圍一切的蟲子從內部蛀蝕的話。 於是他們又想出了一個理論，可以讓我頭腦恢復正常——他們是這麼說的；更確切地說，他們宣稱我要使自己相信這個理論，從而形成無意識的約束，阻止我犯下他們以為我正準備犯下的罪行。按照這個理論，無論怎麼轉換頻道，節目始終是一樣的；不論是哪家電視台，不論播出的是電影、新聞，還是廣告，信息都一樣，因為所有事物和所有人都是一個系統的一部分；在電視螢幕之外也是如此，這個系統侵入了一切，只給表面改變留下空間；因此，我是對遙控器發瘋，還是雙手插在衣袋裡，並沒有什麼不一樣，因為我永遠無法逃脫這個系統。我不知道提出這些觀點的人是否相信它們，或者他們這樣說只是為了將我引入討論中；總而言之，他們從來沒能說服我，因為他們不能抹殺我對事物本質的信念。我認為，世界上重要的不是一致，而是區別：這些區別可大可小，可微小，甚至可以是難以察覺的，而重要的正是將它們挑出來進行對比。我知道，從一個頻道切換到另外一個頻道，印象就是老湯不變、別無選擇；我也知道，生活是由必然控制的，這必然不讓生活的變化超過一定限度；但是秘密就在於那小小的區別，它是發動結果機器的火花，由此區別才在後來變得明顯，很大，非常大，甚至無限大。我看著周圍的事物，它們都是扭曲的，我想一件極小的事——在某刻錯誤沒有發生，或者肯定取代了否定——儘管整體境遇原樣不變，卻足以導致完全不同的結果。事物是如此簡單自然，因此我總是希望它們能夠自己顯明：思想這點與按下遙控器上的按鈕，原來是一回事。 同沃盧尼婭一起，我曾經以為終於找到了正確的頻道。實際上，在我們剛開始交往時，我讓遙控器休息了。我喜歡她的一切，菸灰色的髮髻、低沉的聲音、燈籠褲和尖頭靴，我倆都喜歡鬥牛犬和仙人掌。對她的父母，對他們投資不動產和我們愉快度假的那些地方，以及對沃盧尼婭的父親答應在我們結婚之後，為我安排一個可以分紅的創造性職位的保險公司，我也同樣感到投合。所有不合我期望的念頭——懷疑、異議、猜測，我都試圖打消，可它們愈加頑固地重現，我便開始懷疑，到那時為止似乎不過是暫時的、邊際的小裂痕、誤解、不安，是否不可能被理解成未來前景的徵兆，也就是說，我們的幸福可能包含著糟糕電視劇里的牽強和無聊感。然而我始終確信，沃盧尼婭和我是天生一對：也許在另外的一個頻道有一對與我們完全相同的男女，但是命運賦予了他們稍微不同的天分，他們將過上的生活吸引力百倍於我們的…… 正是懷著這種想法，那天早上我拿起遙控器，指向了裝著白色山茶花的花籃、沃盧尼婭母親綴著一串串藍花的帽子、她父親寬領帶上的珍珠、牧師的聖衣，還有新娘的繡花銀色頭紗……所有在場者都等著我說「我願意」，我這時的動作被誤解了：尤其是沃盧尼婭，她把這看成拒絕，不可原諒的冒犯。但是我只是希望表明，在另外一個頻道，沃盧尼婭和我的故事遠離了單調的管風琴聲和攝影師的閃光燈，許多事情卻與我和她的真實情況更加一致…… 也許在所有頻道以外的那個頻道上，我們的故事沒有結束。沃盧尼婭繼續愛著我，而在這裡，在我居住的這個世界裡，我沒能夠讓她理解我的動機：她不想再見到我。我沒能從那次劇烈的分手中恢復過來；從那時候起，我過上了各家報紙所描寫的那種居無定所的精神錯亂者的生活，拿著用處不明的玩意兒在城市裡流浪……然而，我的推理卻前所未有地清晰：我明白了我應該從頂層開始行動：假如所有頻道的事物出了問題，那應該有個最後的頻道，它與其他頻道不同——其中的政府官員，也許與這些頻道的區別並不太大，但是在性格、思維方式、意識方面確實有些小區別，他們可以阻止根基處開裂的縫隙、相互不信任、人際關係的惡化…… 然而警察卻監視我許久了。那次我擠過聚集的人群，觀看從幾輛汽車上下來參加峰會的國家元首，我從落地窗溜進會議大樓，站到安保人員中，我還沒來得及舉起握著遙控器的手，他們就撲到我身上，將我拖走了，而我抗議說，我不想打斷那個儀式，只是出於好奇，想看看另外的頻道在播出什麼，只看幾秒鐘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