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大師 · 憶李濟之先生

蔣復璁 七月中旬我和本院幾個同仁到台大醫院探望李濟之先生，他談笑自若，談了一個鐘頭的話，看他吃完稀飯，然後告辭。當時我們說明再去，後來聽說他出院，以為病已好了，就沒有再去，哪知八月一日九時三十分竟在家逝世，沒有再見，我想，大家都有憾痛。他的逝世，對於他個人倒沒有什麼，因為吾們見面，彼此說：「年逾八十，隨時可以走路。」近年來我招待外國學術界重要貴賓，如：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鮑斯丁博士、英國皇家藝術院院長卡遜爵士，我總介紹說：「這是一九二六年在山西夏縣西陰村發現的蠶繭，以實物來證明了吾國五千年文化。」他也是殷墟發掘者，可以說是「中國考古之父」。世界學術界誰不知道「殷墟發掘」，見了他都肅然起敬。近年來我對於召開漢學會議一事總說，要在李濟老在世時開，要他在會場亮相，他確實為中國增重。我得到他的噩耗，我欲哭無淚，沒有話說，這是中國甚大的損失！ 一九二三年初，先百里叔、徐志摩兄及我都在吾們家鄉浙江硤石鎮過舊曆年，吾們天天爬山。先百里叔要我到「松坡圖書館」編目錄，辦圖書館，先百里叔肯打卡片，志摩肯寫英文信，訂購西文書報。他們都催我去，所以我不等年假完就回北平——當時我還在北大讀書。志摩也就返平。我們同住在北平西單牌樓石虎胡同「松坡圖書館」，志摩的朋友很多，我經志摩的介紹而認識了李濟之先生。他與志摩先生是同船赴美，又同進克拉克大學，而且同住。一九二四年，志摩在北平西城中街成立了「新月社」，晚間聚餐，還有餘興，我與陸小曼女士各唱了一段崑曲，濟之奏了一曲古琴，好像是「搗衣」。民初全國古琴家首推黃勉之先生，他是黃先生的弟子，在南京我還看見他家裡掛張古琴，好像是明琴。他遷至台灣後，好像就不見這張琴了。這是他唯一的娛樂，據我所知道的。 一九三三年，朱騮先先生兼代教育部長，派我為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傅孟真先生為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傅君不久辭去，請濟之先生繼任。中央博物院與中央圖書館是姊妹機構，一切事物都取同一立場，他主張與我共同宣誓，我自己不買善本書，他自己不買古物，我同意遵辦。所以在抗戰期間我為中央採購了大批善本書，花了幾百萬元經費，我個人沒有買過一冊善本書。他也沒有買過一件古物。上年他又在故宮博物院常務委員會提議，所有故宮博物院職員私人不得購藏古物，當場通過。我既沒有善本書，讀書只用普通本，丟了也不可惜。古物自來不藏，今天更不必說了。中央圖書館在重慶建築新廈，他就在中館設辦事處，開展覽會。中央圖書館正式成立，教育部也希望中央博物院在渝成立，他不答應，因為沒有建築及大批藏品的緣故，其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發掘到的古物，傅先生原來主張悉數歸中央博物院保存及展覽，後來傅先生好像改變了，恐怕這是重要的原因。在重慶時，中央研究院同人公宴，傅孟真先生慶祝五十壽，我亦被邀參加，我要濟之敬孟真酒，他要我十杯陪他一杯，是夜大家喝的不少，我竟醉倒地上，這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大醉。抗戰勝利，教育部派我任京滬區特派員，濟之稍後也到了南京，他住在吾處，所以我的接收工作，他知道得很清楚，等到他回到重慶，孟真先生問道：「聽說慰堂不會接收。」濟之說：「據我所知，他沒有汽車，沒有洋房，他拿把傘在路上跑，他最快結束。」傅君說：「噢，原來如此。」勝利後，我們同到北平及東北。古物陳列所古物歸中央博物院所有，中央博物院新廈工程因抗戰發生而停頓，戰後復工，雖然與我無關，我一樣跑腿，就因我們不分彼此的合作。我所最難忘的，在李老伯病故後，在他家裡只掛了我一副輓聯。 一九四九年一月，古物遷台，當時故宮博物院及中央博物院兩院理事會開聯席會議決定遷台，同時舉濟之先生及徐鴻寶先生為總押運，以徐先生沒有成行，負總押運古物來台的是李濟之先生。他治學謹嚴，言行的不苟，我想，他的門弟子自能敘述，我只說我所知道的，謹申傷悼！ 原載《傳記文學》第三十五卷第三期（一九七九年九月號）， 原題為《李濟之先生的追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