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大師 · 老舍這一輩子
胡絜青
寫作生涯從倫敦開始
老舍從一九二四年開始寫小說，到他一九六六年逝世為止，四十二年間從來沒有中斷過文學創作。說來有點意思，他一生寫的幾乎都是北京，但是他正式開始寫作生涯，卻不是在他的故鄉北京，而是在倫敦，最早的三部長篇小說都是在倫敦寫成的。有人說，倫敦是老舍的發祥地，發祥不發祥不去管它，倫敦這個都市對他來說具有紀念意義，這倒是事實。
「五四」以來的許多老作家，青年時期都到國外留過學，有的去日本，有的去歐洲；老舍二十五歲去英國，可不是去留學，他是去教書，謀生。
大家可能都知道，他的家境很貧寒，父親舒永壽先生死得早，一家老小全靠母親馬氏拆洗縫補的那點微薄收入過活。老舍小學畢業那年，學校規定每人要交兩張照片，家裡拿不出照相的錢，咬著牙賣了一隻破箱子，才過了這一關。家貧出孝子。老舍從小就知道體貼母親的艱難，常對母親說長大以後好好地侍奉她，讓老太太過一個舒心的晚年。他師範畢業的時候才十九歲，就不再繼續上學了，先後在北京、天津的中學裡當國文教員，把全家的生活擔子挑起來。「五四」運動前後，他和當時的許多熱血青年一樣，憂國憂民，也偶而幻想到國外看看，考察世界大勢。可是，衣食尚且成問題，沒有錢，他哪裡也去不成。一九二四年，燕京大學的英籍教授艾溫士先生見他勤奮好學，是北京教育界的後起人才，願意介紹他去英國教書，每月有固定的收入，薪水也比國內略高一些，可以寄錢給老母親。聽到這些條件之後，他才放心大膽地上了輪船。一個掙錢養家活口的人，沒法兒不考慮到這些實際問題。
他在倫敦大學所屬的東方學院任中文講師，實際上，是教英國人學習中國文字和北京話。所謂薪水高，一個月也不過三十英鎊。老舍按月將薪水的大部分寄回北京，自己只留下吃飯、住房所必須用的幾個錢。這倒也好，他在倫敦的五年多，手裡從來沒有閒錢。也就從來不敢做講吃講穿、遊覽觀光那些排場事。除了備課講課之外，只要東方學院的圖書館開門，他就泡在裡邊，抱著字典讀英文原著。小說讀得最多。用現在的話來說，可能是他這個人的形象思維能力比較發達，他一邊讀著人家寫的小說，一邊想著自己經歷過、聽說過的事情，腦子裡像演電影一樣出現了一個個活動的人物、故事和畫面。遠離了北京，北京的人和事倒一直追他到了倫敦。他的古文底子比較紮實，「五四」以後，他當中學教員的時候，又開始練習寫白話小說，對文學創作早就有著濃厚的興趣。這時，為了排解客居異國的寂寞，就買了一些三便士一本的小學生練習簿，把自己記憶中的那些圖畫用筆寫出來。這就是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揭露舊中國學界黑暗的《老張的哲學》。
練習簿一本一本寫滿了，他把這些本子往抽屜里一放就不管了。他自己沒有想到寫在練習簿上的這些東西，會是一部受人歡迎的著作。後來，作家許地山先生到了倫敦，朋友們聚在一起，談到沒有什麼好說了的時候，老舍想起那些練習簿，拿出來當作笑話念幾段。許先生聽了連連說好，寄給了國內的鄭振鐸先生，很快就在《小說月報》上連載發表。起初署的是他的本名舒舍予，從發表第二段開始，才給自己起了個筆名叫「老舍」。這之後，他在倫敦又寫完了《趙子曰》和《二馬》。
他在倫敦的五年多，結識了一些英國朋友。有位艾支頓先生和他在一起同住了三年，互相幫助對方學習英文和中文，兩個人氣味相投，交情很深。可惜，後來他們失掉了聯繫。
聽蕭乾先生說，他在英國的時候聽過一張靈格風唱片，灌的是老舍的華語朗誦，內容已忘記了，只記得那是一口流利標準的北京話。這一張或者這一批華語唱片，大概是當時為教學需要而灌制的。我真想聽聽五十年前他青年時代的聲音啊！
結婚那年他三十三歲
老舍回國以後，先是住在上海寫小說，一九三〇年春夏之間回到北京。
那時候，我還在北京師範大學讀書，差一年畢業。我們幾個愛好文藝的同學組織了個小小的文學團體，叫「真社」。「真社」的稿子都登在《京報》副刊上，我發表新詩和散文用的筆名叫「燕岩」。這都是受「五四」新文學的影響。
聽說老舍回到北京了，同學們想以「真社」的名義請他到師大來做一次演講，公推我去和他聯繫。因為我課餘在北京師範學校兼幾點鐘的語文課，知道老舍住在北京師範教務長白滌洲先生家裡，所以讓我去。在白先生家裡，我第一次遇見了老舍，得機會我把「真社」同學請他去演講的事說了。老舍沒說幾句話，就答應了，並訂下去演講的日期。白先生拉我到後院去看白夫人，談了些話就告辭了。
回到家裡，母親問我見到老舍沒有？怎麼個人？我說，又瘦又弱，人倒是很老實。我很奇怪，母親一向思想守舊，不樂意我去上大學，老囑咐我不要和男同學來往，這一次怎麼和往常不同了？後來才知道，我母親是有意撮合我和他的婚姻。老太太早就為我的終身大事操上心了。她知道我老實靦腆，又不認識人，怕把姑娘「擱老了」，就托我二哥的朋友羅莘田（就是已故語言學家羅常培先生）給留意合適的人家。羅先生是老舍從小的同學，頂要好的知己，他當然第一個想到的是老舍。他看出我和老舍的性情、愛好很接近，又都是旗人，生活上也會合得來，跟我母親一說，老太太就同意了，只瞞著我一個人。偏巧，「真社」推我去找老舍，這可真是無巧不成書。
他到師大講演的時候，我和他都還蒙在鼓裡，誰也不知道羅莘田背著我們忙的是這檔子事。等到老捨去濟南齊魯大學文學系當教授去了，家裡才把事情告訴我。老舍也覺得經濟情況好轉了，不至於因為他結婚而使老母親的生活受到影響，才接受了他的老娘和朋友們的勸告，扔掉他的獨身主義。
一九三〇年的寒假，他回到北京。羅莘田請我和老舍在家裡吃了一頓飯，接著，白滌洲先生和董魯安先生也單請我和他去吃飯。這幾頓飯當然都是主人有意安排的，我和他這兩個客人心裡也明白。吃過這幾頓飯，他給我寫了第一封信。他說，咱們不能老靠吃人家的飯來見面，你我都有筆，咱們在信上把心裡的話都說出來吧。他先說了心裡話。回到濟南以後，他每天起碼給我一封信，有時兩三封。
到一九三一年，我大學畢業了。暑假裡，他回北京結婚。我們的婚禮是在西單聚仙堂飯莊舉行的，兩家的親朋到了百多位，媒人是白滌洲和羅莘田兩位先生。我們的婚姻可說是半新不老，既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又都是我們自己同意的，沒有半點兒強迫。這在那時候，就很不容易了。按照老舍的意思，我們到香山或者頤和園租上一間房，旅行結婚，免去一切俗禮，省得結婚那天像耍猴似的被人捉弄著。可是我的老母不依，他就沒有堅持自己的主見。在這些事情上，他從來不願讓老太太們傷心難過。那一年，他三十三歲，我二十七歲。
最近，白滌洲先生的兒子白川同志，送來一張我和老舍的合影照片，是結婚那天在飯莊裡照的。我們自己保存的那張，幾經戰亂，它都平安地待在我身邊，等到「文化大革命」期間，不知怎麼它也變成有罪的了，說是「黑材料」給抄走了。當年我們為謝媒人的這一張，居然在四十八年之後又回到我們家裡，我很受感動。
濟南青島的教書生涯
顛沛流離，四處為家的生活，是老舍五十歲以前的總情況，這中間，當然也有比較安定愉快的時候，他常常懷念的是從婚後到抗戰爆發，在山東度過的那幾年。
我們先後在濟南住了四年多，在青島住了三年。他是濟南齊魯大學和青島山東大學的教授，我在這兩個城市的中學裡當教員。我們兩個都以吃粉筆末兒為職業。
按說，青島是世界聞名的花園城市，避暑勝地；濟南的「家家泉水，戶戶垂楊」，也別具一番風味，像大明湖、千佛山、趵突泉等名勝，單聽這些漂亮的名字就非常迷人。多少人坐著飛機和火車，從各地跑到青島和濟南遊覽。我們這一家子可夠奇怪的，就住在風景名勝的旁邊，可是很少專門安排時間去遊玩。我們在青島住的金口二路，離第一海水浴場不到十分鐘的路程，朋友們下海游泳都是在我們家裡換衣服，不管怎麼說怎麼勸，老舍總是不肯離開書桌去跟陽光海水親近親近。他硬編出來的理由是：「我們瘦，不到海灘上去『晾排骨』。」每年春天，青島中山公園裡櫻花怒放，遊人如織，老舍也很少去，他帶著孩子在山大校園裡那幾棵櫻花樹下轉一圈，就算是領略了一年一度的大好春光。
他把時間和精力都用在教書和寫作上了。只要是學校開課的期間，他每天忙著看書，查資料，備課，編講義，和接待來訪的同學。他老是感到學識不豐富，唯恐貽誤人家的子弟。他的寫作計劃，一概擠到寒暑假和平時的星期天裡去完成。這樣一來，一年三百六十天，他連一天的休息都沒有。到了晚年，他才深悔壯年時期不懂得愛惜身體，只知道拚命地趕事情，結果落下了一身病痛，貧血、腰腿疼痛這些老毛病，從那時候起整整跟了他半輩子。
這樣不顧疲勞的努力，創作上的收穫當然不會白白辜負他。在山東七年，可以說是他小說創作的豐收期。長篇小說《離婚》《牛天賜傳》《駱駝祥子》《文博士》《黑白李》《上任》《斷魂槍》《柳屯的》《微神》《陽光》《月牙兒》《我這一輩子》等幾十部中短篇小說，和為數更多的幽默詩文，都是這一時期寫成的。青島的風光之美，他既然沒有去認真地領略，在他的作品裡，也就很少出現以青島為背景的人物和故事。不過，美麗的青島風光，畢竟在他的文學創作中留下了痕跡，短篇小說集《櫻海集》《蛤藻集》《東海巴山集》，就是以青島的特點作了書的名字。
最使他難忘的，還是在山東認識的那許多終生不渝的知己好友。他和洪深、王統照、臧克家、吳伯簫、趙少侯、孟超、趙太侔、丁山、游國恩、楊今甫、王亞平、蕭滌非等諸位先生的友誼，是從那時候開始的。此外，山東的一些拳師、藝人、人力車夫、小商小販，也都是他當時的座上客，互相之間無所不談。他自己也常常耍槍弄棒，練習拳術。
那幾年，老舍很忙，很累，總感到時間不夠用的。偏偏趕上我接連生了三個孩子：大女兒舒濟，兒子舒乙和二女兒舒雨。兩個大孩子很淘氣，姐姐能鬧，弟弟蔫淘，對老舍的干擾不輕。爸爸剛剛坐下攤開了稿紙，小濟過去了，大吵大鬧地要去公園看猴。鬧到爸爸答應找人帶她去看猴子，那猴子一會兒又變成了「臭猴」，不去了。一眼瞅不見爸了，她拿過爸爸的稿子就亂塗一氣，還美其名曰「小濟會寫字」。弟弟不像姐姐那樣明鬧，他愛仰著個小胖臉纏著爸爸「親親」，要麼就讓爸爸滿屋子裡「開步走」。小孩子們天天和他這麼鬧，急得他直嘆氣，可從來沒有認真發脾氣。趕到小濟和小乙兩個小醉鬼兒上了「瘋」勁，聯合起來向他進攻的時候，他乾脆笑嘻嘻地放下筆，自己也變成了個小孩子，三個人鬧成一團，全家人哈哈大笑。他一輩子都喜歡小孩兒，朋友們的孩子也都喜歡這個會說故事、愛講笑話兒的「舒伯伯」。
隻身去後方含淚分手
一九三七年八月中旬，二女舒雨出生才十幾天，我們舉家由青島遷回濟南。老舍應聘重回齊魯大學任教。
這是「盧溝橋事變」一個多月以後的事情。整個濟南城裡，謠言時起，人心惶惶。齊大雖說開了學，可是很難正正經經地上課了。學生們一個接一個地來和老舍辭行，有的南下流亡，有的退學回家；學院準備南遷，教員們也日少一日，紛紛攜家帶眷去投奔鄉下的親朋。偌大的一座校園裡，花木依舊，卻失去了往日的歌聲笑語，空空蕩蕩，籠罩在一片國難當頭的陰雲下。
人在危難的時候，往往變得沉默寡言。我們家裡，連孩子都受到大人的影響，不哭也不鬧，呆呆地望著爸媽。那一陣子，老舍每天看報，打聽消息，從早到晚抱著一部《劍南詩稿》反覆吟哦。陸游的「楚雖三戶能亡秦，豈有堂堂中國空無人」，「夜視太白收光芒，報國欲死無戰場」等詩句，使他嘆氣，來回地踱步，有時看著窗外的遠天靜靜地流淚。我懂得他的心思。我明白，捨身報國的決心，他已下定了，只是還想不出家國能夠兩全的好辦法。是帶我們一起流亡呢，還是忍痛分開？
我倒在床上，瞅著身邊像個小貓似的舒雨，感到萬箭鑽心，枕頭上的淚水濕了干，幹了又濕。我把他的為難之處一一都設想到了：當然最好是一家大小一起出走，我們生為中國人，死作中國鬼，決不能落到侵略者的魔掌里等死；可是，我們的身體都這麼瘦弱，三個孩子大的不過四歲，小的剛剛生下來，我們娘兒四個要是跟在他身邊，不正像四根繩子一樣捆得他什麼事情也做不成嗎？而且，他事母至孝，我們全家要是跑到江南，他那留在北京的老母親斷了經濟來源，讓這位八十多了的老太太怎麼辦？思來想去，我也下了決心：成全他的報國壯志，把千斤的擔子我一個人挑起來。儘管我是多麼捨不得和他分開。
滄州淪陷的消息傳到濟南的那天晚上，我們再也不能不商議商議這些事情了。果然，使他猶豫不決的是老太太的生活問題和我們娘兒四個的安置問題。到現在我還清楚地記得他當時說話的情景：用手撫弄著小孩子的頭髮，半天沒句話，低著頭，為的是不讓我看見他那濕潤的眼睛。我說：「你放心地走吧，只要濟南淪陷的時候我不被炸死，我一定堅強活下去。我能教書，掙幾個錢把孩子們帶大，給老太太送終，還不致成為大問題。反正我還是教學生認咱們中國字，絕不能給你丟臉。萬一我被炮火……」看看三個不懂事的孩子，我說不下去了。老舍只是連聲地叫著：「青，青……」
雖然這麼說定了，我也給他準備好了行裝，可是他還是不忍心一個人棄家出走。他把小濟、小乙一手一個抱在懷裡，看看我和三個月的小雨，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他放下小孩，提起箱子扭頭就走，到了門外，才又折回來說了句：「要是車站沒有車，我馬上就回來！」
他極快地出了門，轉眼消失了他的腳步聲。那一夜，兩個大孩子怎麼也不肯去睡覺，要等爸回來再睡。我提心弔膽地整整坐了一宿。天亮了，他沒有回來，不知道是平安地上車走了，還是路上出了事。生死不明，吉凶難卜，我的心堵在嗓子眼裡。後來，一位朋友來送信，才知道由那位朋友陪他到了車站，恰好趕上一列軍車，他擠上那趟車，經徐州到武漢去了。
從那天起，一別就是五年。他把一點點小積蓄都留給了我們，托我代他侍奉老娘，他自己只帶走了五十塊錢。
後來我聽說，他到了武漢，投身到抗日戰爭的洪流中去。在武漢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時候，朋友們考慮到他無黨無派的特殊身份，和熱心公益的性情，便於廣泛團結作家藝術家，便選他當了常務理事兼總務部部長，實際上是「文協」總會的主要負責人。關於抗戰八年的事情，他自己在抗戰勝利後曾寫過一篇題名《八方風雨》的長篇記敘文章，言之頗詳，這裡就不想多講了。
抗戰期間，他一直掛記著我們。一九三八年他給陶亢德的一封信中說：「我想念我的妻兒與女，我覺得太對不起他們，可是在無可奈何之中，我感謝她，我必須拚命地去做事，好對得起她。由懸念而自勵，一個有欠摩登的婦人，是怎樣地能夠幫助像我這樣的人哪！嚴肅的生活，來自男女彼此間的徹底諒解，互助互成。國難期間，男女間的關係，是含淚相誓，各自珍重，為國效勞。」我們更是天天掛念著體弱多病的他。一九四二年，他的老母親病故了，我料理完老太太的喪事，立即帶著三個孩子歷盡千辛萬苦，偷越日軍的封鎖線，在路上走了五十天到了重慶。我們這一家人又團聚了。
在美國寫完了《四世同堂》
在淪陷時期的北京，我當了四年多的中學教員，嘗夠了國亡家破的苦滋味。「遺民淚盡胡塵里，南望王師又一年」，恰恰表達了我當時度日如年的痛苦心情。孩子們也受了不少罪，在學校里挨日本孩子的欺侮，回到家裡吃難以下咽的「共和面」。他們不敢說自己是老舍的孩子，都改了姓，跟著我姓胡。北京城成了活人遭殃、狐鬼橫行的活地獄。
到了重慶，大後方的朋友們紛紛到我們家來，聽我述說日本侵略者殘害中國人的獸行。他們問這問那，打聽得非常詳細。每當這時候，老舍就點著一根煙，皺著眉頭，靜靜地坐在一邊陪著聽。兩三個月的時間，我把四五年間所見、所聞以及我的感想和憤恨，對著一批一批來訪的朋友們反覆地說了幾遍。慢慢地，朋友們之間這方面的話題談得不多了，老舍卻開始忙碌起來。他仔細地詢問日本侵略者在北京的所作所為，市民的反應如何，挨著個兒地和我漫談北京親友和一切熟人的詳細情況。我說某家死了人，大家怎麼樣熱心地去幫忙，他就把那家辦喪事的一些細節繪聲繪色地補充上去；我說某人當了漢奸，他就把那個人吃什麼，穿什麼，見了什麼人說什麼的神情，一一表演給我看，好像他也在淪陷區的北京住了四五年似的。我佩服他對北京和北京人的了解，那麼深，那麼細，那麼真。這種漫無邊際的漫談，又談了很久，終於，有一天他對我說：「謝謝你，你這次九死一生地從北京來，給我帶來了一部長篇小說，我從來未寫過的大部頭。」又說：「抗戰以來，『文協』號召作家『文章下鄉』『文章入伍』，我不能『天橋的把戲只說不練』。你看，前幾年我是集中力量寫通俗文藝和戲劇，這在抗戰中，非常需要，今後還得寫。寫好通俗文藝也非常不容易。不過，我是寫小說的出身，對寫小說有癮啊！」說完，他笑了。他這個人從不亂吹「想寫這個」「想寫那個」，而是有了十成把握再對別人宣布，對我也是如此。他一說，我准知道這部「空前大部頭」的長篇小說算是有了。
這就是他的近百萬字的三部曲《四世同堂》。
一九四三年動筆，到一九四五年秋天抗日戰爭勝利，他已寫完了《四世同堂》的一、二兩部：《惶惑》和《偷生》。一九四六年初，美國國務院邀請曹禺先生和他去美國講學。三月初，他們動身赴美。在美國，他一邊講演一邊參觀，一邊抓緊時間從事寫作。他不僅完成了預定的計劃，寫完了《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饑荒》，還多出了個饒頭：十幾萬字的長篇小說《鼓書藝人》；並幫助郭鏡秋女士將《鼓書藝人》和《離婚》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
今年春天，有個朋友一口氣將《四世同堂》從頭到尾讀了兩遍，不住地夸好，說是小說里幾十個三教九流的人物創造，生動逼真處有一點近似那位先輩旗人大作家塑造大觀園人物群像的筆力。這種說法太過譽了，我不敢苟同。不過，如果說《四世同堂》是老舍花費力氣最大，寫作時間最長，他自己也比較滿意的一部作品，還是大致不差的。小說中的這些人物當然都是虛構的，為著使人物創造有真實感，他在動手寫這部小說之前，編繪過一張詳細的書中人物關係表，和一張各家各戶房屋居住圖，某個人物住的是東房還是西房，什麼門，什麼窗，哪裡有樹，哪裡是花，什麼花，他都標註得一清二楚。這樣嚴肅認真的創作態度可能是小說使人讀了有如臨其境之感的原因之一。有趣的是，小說中的那條小羊圈胡同，不但北京實有其地，還是老舍自己的出生地，就在護國寺北邊，現在改名為同音的小楊家胡同了。我曾經帶著舒濟、舒乙去那兒實地觀察過，《四世同堂》里描寫的小羊圈胡同的地形、房屋建築和周圍的環境，與現在的小楊家胡同很相似。可是他在重慶寫《四世同堂》的時候，已離開當年的小羊圈三十年了。他的記憶力真是驚人。
「丹杮小院」十六年
他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從美國回來的。一九五〇年春天，重慶解放以後，我和四個孩子（小女舒立生在重慶）才束裝北上。別後四載、相隔萬里的一家六口，在北京再次團聚了。我們定居在這所小院裡，老舍過了十六年安定的日子。
十六年間，他一天不停地埋頭寫作。《方珍珠》《龍鬚溝》《西望長安》《茶館》等二十多個劇本，和幾百萬字的曲藝、散文、雜文、詩歌，都是在這個小院子裡寫出來的。說起來可能有人不相信，他確實是天天都在寫，只要在家裡，他不讓任何一天白白地過去。就連春節過節的時候，他也把去別人家拜年的任務分派給我，他自己留在家裡接待來拜年的客人，為的是抽空能寫點東西。
他的生活很有規律。上午，起得很早，先在院子裡繞著柿子樹遛彎兒，活動筋骨，整理花草；七點多鐘，開始坐在這間屋子裡寫作。孩子們都長大了，不來打擾他。熟識的朋友們也都知道他這個習慣，上午不來找他。到十二點左右，他一天的功課完成了，到下午，小院裡就開始熱鬧起來。朋友們來訪，他出去開會，各種各樣雜七雜八的事情，都安排在他午睡以後的下半天裡。晚上他很少開夜車，除了特殊的事情以外，一般是在家裡寫信，看書，或者和朋友聊天，十點來鍾準時睡覺。
一到下午和晚上，這個院子簡直成了個小社會。中國的、外國的許多文藝界同行，自然是我們家的常客；北京的、外地的各行各業的很多朋友，也愛到我們家來串門兒。老舍的態度是來者不拒，多多益善。凡是走進這個小院的人，不管他是多麼大的官兒，還是在街上擺攤賣大碗茶的，在老舍眼裡，一律都是不分彼此的好朋友。往往是他和賣菜的、理髮的、青年學生、退休工人談得更親熱，油鹽醬醋，家長里短，說得津津有味。
還有些人愛到我們家裡來，是來看花兒。老捨生性愛花，喜歡小孩子和小動物。過去，他的生活漂泊無定，想養花沒有條件。住進這個小院以後，他恨不得把一年四季的各種花草栽滿這個小院子。我們養的花兒可說真不少，從名貴的曇花到最容易養活的「死不了」，我算來超過了一百多品種。單是菊花，就有二三百盆，黃的、紫的、綠的、圓瓣的、鉤瓣的，年年還培養出新菊種。他認識許多花匠師傅，心甘樂意地當他們的徒弟，所以，我們家的花草又多又好。我是畫花卉的，疼愛花草的心情和他完全一樣，冬天培土，夏天搭棚子，逢到颳風下雨天，我們全家總動員搶運盆花。有一年大雨天，鄰居的院牆倒了，砸壞了牆根的菊秧子，全家人難過了好幾天。
蘆席下蓋著的就是他
老舍在這個小院裡，住到了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二十四日。
那個夏天，人們感到空前的悶熱難當，天氣的和政治的氣壓，都低得教人喘不過氣來。批鬥、抄家、遊街、示眾，直到光天化日之下活活打死人，這一類的法西斯暴行，像瘟疫一樣到處蔓延，人人自危，家家不安，國家和人民的正常生活秩序整個的亂了套，多少善良正直的人被奪走了生命！在那樣的日子裡，多虧周總理平日的關懷和照顧，老舍住的這個小院才沒出事故。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老舍在北京市文聯的辦公室內正要開會學習的時候，突如其來的災難降落到他的頭上。他和北京市的二十多位著名作家、藝術家一起，被一些狂暴的人用卡車拉到國子監的大院裡，遭到了駭人聽聞的污辱和毒打。夜裡兩點鐘，我把他接回家裡來，他的頭部被打破，滿臉是血，身上更是青一處紫一處，幾乎沒有完好的地方。那一夜，他回到家很少說話，眼睛裡流露出從來沒有過的憤怒與痛苦。他見我十分傷心，反而安慰我，說：「你不必害怕，不用難過，毛主席是了解我的。」
八月二十四日上午，我要留在家裡照顧他，可是他一定要我去上班，怕我不去「參加運動」要挨整。我見扭不過他，只好依著他。給他又收拾收拾傷口，臨走前，我一再勸他別出去，好好在家裡養幾天。誰知道，我離開家不久，他也拿著手杖和一卷親自抄寫的毛主席詩詞出了門。
從那一天起，他永遠離開了我們。
二十四號我一夜沒睡，心神不寧地給他等著門；二十五日，我到處打電話探聽他的下落，都是毫無音訊。胡同里的每一點聲音，我都以為是他回來了，結果，一個接一個的盼望都落了空。到了晚上九點多鐘，電話響了，一個陌生人給我打來電話，讓我去太平湖西岸……登時，我覺得天塌地陷了。那天，天上正下著小雨。我迷迷糊糊地上了電車，還得換車，快十點鐘的時候才摸到了太平湖的西岸。那是個很荒涼的地方，又是夜裡，四周空無一人。借著微弱的路燈亮光，我找到了地上有一領蘆席的地方，那蘆席下蓋著的就是他！我摸上去摸摸他，他已經完全冰冷了！
強忍著剜心的悲痛，我又摸到了太平湖公園管理處，央告人家允許我打了個電話，讓八寶山公墓來車拉他去火化。好久，車才開來，把他裝入棺中抬上了汽車。我趕忙也爬上車，一起到了八寶山。辦手續的時候，一個工作人員說不給留骨灰。人家不但不讓我到裡邊去，想再看他一眼也不許。我痴呆地木在那裡。我感到疑惑，為什麼他一雙白千層底的黑鞋和襪子，一點污泥也沒有？深夜一點多鐘了，沒有一個人來理我，也不知是魂走還是人走，我只好恍恍惚惚地離開了八寶山。
夜靜更深，雨也小了。沒有星星沒有月亮的漆黑的夜空，像一口黑鍋覆蓋著人間。雨水和淚水混合在一起，空蕩蕩的馬路上，只有我一個人一步一步地往城裡走。這是一條多麼漫長的路啊，它長得似乎沒有了盡頭。我想起，我從北京去重慶找他的時候，路上走了五十天，好像一眨眼的工夫就走到了；我們兩度離別，一次是六載，一次是四年，也像是一眨眼的工夫就又團聚了；我和他攜手並肩走過的三十五年的人生旅程，我都感到太短促！只有從八寶山一步一步往城裡走的這條路，太長太長了，走盡我的一生，再也不會見到他……
老捨去世之後，他的四個子女都受到了株連。我們這個家也是人亡家破了。
去年六月三日，黨和政府在老舍逝世十二年之後，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平反昭雪，恢復了名譽。我在他的沒有骨灰的骨灰盒裡，放進了他生前使用過的一副眼鏡和兩支筆。背在我和子女們身上的沉重包袱，總算是卸掉了，我們家真正獲得了「第二次解放」。我想老舍在九泉之下，也會寬慰了。（一九七九年九月胡絜青口述·王行之筆記。原文載胡絜青編《老捨生活與創作自述》一書，一九八〇年三聯書店香港分店出版）
原載《傳記文學》第四十九卷第三期（一九八六年九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