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大師 · 山園感逝

陳槃 胡適之先生一九五五年八月三早給趙元任先生夫婦的信上說：「董彥堂已接受香港大學之約，去港作研究員，月薪為港幣二千元。」（《近代學人手跡》三集頁五三）董作賓先生事略記載這事說：「四十五年……七月，史語所大樓落成，先生辭所長職，任香港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及香港大學榮譽史學教授，從事中國年曆譜總纂之編著，越五年而全書出版。居港日復兼任崇基、新亞、珠海等書院教授。」（《大陸雜誌》二十八卷三期） 謹案一九五六年秋間，這是我們研究所同人生活方面很艱苦的一個階段，領到薪俸，大都止可維持二十天。做研究工作的朋友，寫寫文章，得到一點稿費；有的或者在大學兼幾小時的課，領一點鐘點費，這樣才勉勉強強混得過去。但如果子女要上中學大學，這筆教育經費的支出，就更傷腦筋了。彥老子女六口，擔負重，夫人又常常鬧病。這個局面如何支撐，大不容易，怪不得要到香港去了。他臨去的時候，心情看得出很沉重，說是「到香港賣老骨頭去」！在香港三年，居然能夠完成一部中國年曆譜總纂，這也算不虛此行了。然而他的精神身體是大不如從前了。他到香港的第二年某一月（來信寫著「四十五年二十九夜」）有封信給我說：「璋如索稿事，當趕寫之，寫成即寄去。因近來文債繁多，且身體不太好，不能不為自己保持殘生打算盤也。若趕不出論文，也只好作罷而已。」遲暮的意境，在這裡也就表現出來了。 彥老的精神，向來比我們好。回憶抗戰時候，我們有很長的一段期間（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六年）共同流寓於四川南溪縣的栗峰。這時所長是傅孟真師。傅師因公事上的關係，在重慶的時候多，所務就請彥老代理。這時的彥老真是「龍馬精神」（我們常常這樣評論他），他一邊處理所務，一邊做研究工作，回到家裡還要照顧小孩。晚上小孩都睡著了，跟著，他的研究工作又開始了。這樣直至更深人靜。一部幾十萬言的《殷歷譜》，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的產品。尤其難能的是，這樣的一部大書，從頭到尾是彥老自己楷書上石，一筆不苟。然而我們的彥老不但不以為苦，而且應付從容。山居寂寞，他也真有閒情逸緻，憑空替我們構造出許多消遣、娛樂的姿彩，例如紀念會、遊藝會、茶會、書道展覽等等，應有盡有。農曆元宵還有走馬燈、詩鐘、燈謎，那是他一手包辦。來了台灣，他也還舉行過一次「茶會」，招集朋友們到他台北寓所去觀賞盛開的曇花。人生於世，真像曇花一現。「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在這種環境之下，像彥老這樣生龍活虎一個人，數年之間遂不免漸漸衰退以至於奄隨物化。 彥老的逝世，一轉眼就滿三年了。「租謝易永久，松柏森已行。」想起謝靈運這二句詩，使人有說不出的一種哀傷。彥老墳頭既經不少宿草，墳樹如今雖然還未森列成行，但也就差不多了。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於南港書莊 原載《傳記文學》第十卷第二期（一九六七年二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