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大師 · 蔣廷黻其人其事

陳之邁 一九三四年正月，我自美國回到北平國立清華大學擔任教席，第一堂課是上午九時。這是我首次上課，心情自然相當緊張。我到了教員休息室，室內同時等待搖鈴上班的有三位，其中之一是國文系主任朱佩弦（自清）先生，另一位是歷史系主任蔣廷黻先生。他們見我是新來的，都先來自我介紹，問過我的經歷，便隨便閒談。自從那一天起認識廷黻先生，我們斷斷續續地共事了三十年：清華大學、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聯合國。我們在一起渡過抗戰的危難、戰後國際外交上許多風險，真可說是患難之交。同時我們在一起也度過些快樂的日子：在清華大學北院打網球，在戰時重慶打橋牌，在紐約打高爾夫球，尤其是在世界各地上小館子飲食，飽嘗各地的道地口味。 廷黻先生是一位學者，他畢生的愛好是研究中國近代史。他早年便對外交史發生興趣。他在哥侖比亞 30 大學的博士論文的題目是「英國勞工黨的外交政策」。他回國到天津南開大學擔任教授的時候即從事於中國外交史的研究；他所編的《中國近代外交史資料輯要》是一九三〇年年底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他轉任清華大學教授以後他的研究工作益加積極。清華大學的設備完善，經費充裕，使他可以廣泛地搜集資料。清宮的檔庫固不用說，同時北平故都更予他許多便利收羅清季權臣的私人文件，有的是由他們不肖的子孫裝在麻布袋裡論重量售出的，廷黻先生買到這些東西高興得好像小孩子見到糖果一樣，打開袋子仔細檢閱，稍有價值的便叫助教學生裱褙起來，編目編號，分函裝置，以便研究。他常對人說，他在南開和清華教學研究的期間是他畢生最快樂的一段。他後來從政，一直在衝要的位置，但他真可說是手不釋卷。 一九三八年春，廷黻先生卸任駐蘇大使，回到戰時漢口。那時陶希聖、吳景超和我在編輯一套「藝術叢書」，我曾到廷黻先生很簡陋的寓所請他撰稿，他立即應允，就在他寓所中一張圓飯桌上開始寫作，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便寫成了一本《中國近代史》。這本書雖然簡短，但是非常精闢扼要，可以認為是廷黻先生對中國近代史研究心得的結晶。 廷黻先生在紐約的一段時間，辦公處所設在世界最高的帝國大廈。那裡底層就有一家書店，要什麼書都可以代訂。不消說廷黻先生是這家書店經常的顧客，有空便到那裡去瀏覽，不時買上幾本，抽暇閱讀。在美國大都市任事，回家吃午飯是不可能的。經常總是以電話叫小食店送些火腿麵包來，飲杯咖啡了事。這個時間往往是廷黻先生和同事們聊天的時間，題目時常是新近出版的書籍。他興趣之廣博真是不可思議的。記得我最後一次和他聊天（約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在紐約），他告訴我全漢昇先生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刊物里發表的一篇論清初米價變動的文章真是好極了。他又說他最近讀完羅馬教廷發表關於利瑪竇在中國的文件的英譯本。廷黻先生篤信中國應當現代化（不是全盤西化），利瑪竇的故事當然使他發生興趣。我告訴他我在《大陸雜誌》上看到有人在梵蒂岡發表康熙皇帝用鋼筆寫的一句話：「西洋人心最實皆因學問有根也」，不知康熙到聯合國聽聽辯論之後是否尚有這種看法。廷黻先生知道我喜歡欣賞中國書畫，於是由利瑪竇又扯到郎世寧，他問我對於郎世寧繪畫的估價，從而談到在巴黎的趙無極，和幾位現代美國畫家從中國書法領悟到的所謂書法表現主義。這些談話儘管只有半小時一小時，大家又要開會了，但我想這是廷黻先生一天裡最快樂的一段時間。 大家都知道他多年前即有意退休，從事中國近代史的著作。他也曾提議「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撥一筆款來延聘當代學者寫一套有權威性的中國歷史。現在他的中國近代史寫不成了，但他的桃李滿天下。我現在大膽地向廷黻先生的門生故舊建議，即以他所著的《中國近代史》為大綱，添補資料，擴充為一本巨著。我敢於相信近二十多年來他對中國近代史的基本觀念沒有重要的變更，有人這樣做法，必定可以得廷黻先生在天之靈的允可與贊同。 廷黻先生是讀書人，具有讀書人的性格。他沒有染上胡適之先生的「考據癖」，而喜歡從大處著眼，曠論中外古今的興亡得失。他曾說有許多中國歷史家不是研究歷史而是研究史書。他們開始讀《史記》，不久便對《史記》這本書發生興趣，對於司馬遷所記的史實反而放在一邊了。所以他們可稱為《史記》專家而不是歷史家。記得清華大學有一位李先生講授《史記》，然而他屬於國文系而廷黻先生不允許他轉入歷史系，就是這個道理。廷黻先生對人對事總有他一套獨特的見解，有從另一個角度的看法。他時常和人爭辯，單刀直入，毫不留情。和他爭辯最多最烈的恐怕是胡適之先生，在北平、在南京、在紐約，我都聽過他對適之先生說：「適之，你錯了！」「你的意見簡直要不得！」他和傅孟真（斯年）先生更是有時吵得面紅耳赤。但是他只和他尊重的人爭辯，他認為不足道的人他就不爭辯了。如果有人向他提出幼稚的意見之時，他的反應可能很不客氣，或則板起面孔一聲不響，甚或說出一兩句令人難堪的話。他是一個耿直的人，所謂不懂得客氣的人：他對淺陋的意見和發表淺陋意見的人，完全沒有耐性，沒有容忍。所以他可以做一個政治家，他絕不可能做一個政客。他有堅強的自信心，不敷衍、不苟且、不逢迎、不妥協，因此他在處事上開罪了不少人，使人一時不能了解他、原諒他。 一九三五年夏天，廷黻先生和我從北平乘火車到南京去。我到南京是參加中國政治學年會；他是奉政府之召而去的，他也不知道政府的目的何在。在火車上我對他說，政府之召可能是請他到政府里任職，勸他心理上先做個準備才好。那時他甫自歐美考察歸來，特別注重研究蘇聯。他對我說，中蘇接壤三千五百英里，蘇共的野心是赤化世界。中日戰爭發生蘇共必定趁火打劫，為中國的大患。這次政府如果要他加入任職，他的志願是做外交部蘇聯科科長，一方面為國家做點事，一方面可以看到中蘇關係第一手資料，豈不美哉！我們到了南京幾天之後，他告訴我政府任他為行政院政務處長。他對我說：「你是教『中國政府』課程的，應該知道這是什麼職務，做什麼事情。」他的職務發表之後，他便辭卻了清華教授的職務，舉家遷到南京去了。這是他教授生涯的終結，從政的開始。 廷黻先生在政府服務從開始就是主管。他既非科班出身，從來也沒有做過幕僚。他從一九三五年任行政院政務處長起，而駐蘇大使，而再任政務處長，而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署長……直至本年五月退休，幾乎沒有間斷，一直是主管。有人批評他對於部屬的甘苦不夠明白。這個批評不能說沒有相當的理由。因為他的屬員有的始終未曾和他直接談過話，他偶爾晤見他們也未必叫得出姓名。他主持一個機關，內務行政完全交給幕僚長管理，他既不過問，也不干涉。他認為他所做的是「大使」，他對「大使」之同時為館長一點絲毫沒有理會。他認為一個人做了公務員，自有其自尊心，做長官的應培養他的自尊心，他自會奉公守法，盡忠職守，用不著時時刻刻看管著他，偶爾看管不到反而出事。他這種態度最適用於聯合國常年大會，因為聯大的議程每年有八十項至一百項之多，其中錯綜複雜關係，討論過程中不測的變化，絕非團長一個人所能照顧得來的。而且事前團長作了硬性的指示，到時也許不能適用，甚至於說錯了話，投錯了票。所以每年在聯大開幕之時，廷黻先生例必以議程上各個項目分配給一位或數位代表、副代表或顧問。「外交部」對於各重要事項自然都有政策上的指示。聯大開會期間每天上午都有團務會議，檢討各項討論的進程及代表策應的方略。廷黻先生主持此項會議也一向只就重點有所指示，實際的策應仍然由出席代表負其責任，就是對各項議案發言的內容以及投票，也都由代表根據「外交部」的指示自行斟酌。統觀二十年來，參加聯合國幾千件議案的討論與表決，無論在發言上或投票上未曾有過錯誤（其他國家就有不少有過錯誤），廷黻先生領導的明智是令人深致佩敬的。 聯合國是世界外交菁華薈萃之所在，在那裡邀得他人之尊重，是談何容易的事情？記得有一位代表，每年在聯大例必發表長篇演說，痛罵蘇聯，甚至於牽涉到蘇聯代表維辛斯基本人。我初次聽到他的演說真是覺得痛快之極，但是第二次再聽便覺索然無味了，別的國家的代表也紛紛離席喝咖啡去了。這裡的原因是這位代表的演說言之無物，他只是運用語言重複地詛罵，而並沒有提出證據來證明蘇聯的罪惡，因而得不到別人的同情。一九四九年廷黻先生主持控蘇案的提出，他先請「外交部」將中蘇關係的檔案全部運到紐約。他命我研究這幾千件文件，編擬控蘇案的主文，並且為我配置幾位最得力的助手。這一項編擬工作費了兩個多月的時間，然後送給他審核，稿經一再更易，最後的稿廷黻先生在聯大第一委員會宣讀，費時兩小時另四十五分鐘。那一篇控蘇主文可以說是每一句都有證據的，沒有一句空話。蘇聯代表馬立克聽了廷黻先生演說之後自然心慌，只得說其中都是「誹謗」之辭，蘇聯代表團決定拒絕參加這個議案的討論。這一個開場的優勢奠定了兩年後控蘇案勝利的基礎。這是廷黻先生在聯合國演說言之有物而致勝的一個實例。另一個是歷年來廷黻先生關於「代表權」問題的演說。這些演說都是他親自撰寫的。他平時就隨時留心所有有關的資料，細心收集整理起來，幾經審閱擇其精華編成演辭。這裡的話也是句句有根據的，沒有人可以隨便反駁。蘇聯的代表，尤其是那些東歐衛星國的代表，發言時有時形同潑婦罵街。有人勸廷黻先生採用「以牙還牙」的辦法予以反罵。他從來不接受這種建議，而保持風度，所說的話義正詞嚴，結實有力，但從來不肯降低格調，有損尊嚴。最難能的是每年他關於同一問題的演說內容都不盡相同，可以說是篇篇新穎精彩。一般人總以為在外交上說話要圓滑而不著邊際，即所謂「外交辭令」。這不知是哪一位不懂外交的人所造出來的印象。外交是一種技術，自有其術語。例如辦外交的人稱談判破裂為「雙方同意彼此不能同意」。但這種說話的技巧初不限於外交。軍人打了敗仗不是稱之為「轉移陣地」嗎？在外交上說話要言之有物，力避八股，其實是自古已然。廷黻先生是胡適之先生的摯友，服膺胡先生關於文學著作的理論。他以之切實應用於「外交」而取得成功。廷黻先生的英文造詣很深，他在聯合國的演辭雖然不能說是有文學的價值，但很可以作為應用文的範本，深足為學習英文者的楷模。 我和廷黻先生相識三十年，其中在同一個地方工作，一起游息的時間有十六年之久。現在他離去了，自然十分感傷，卻也不願有違他的教訓用些陳腔濫調來弔唁他，故僅就我對他的認識寫下幾點來紀念這位一代學人、「外交鬥士」。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五日，坎培拉細雨中 原載《傳記文學》第七卷第六期（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