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大師 · 顧頡剛的前兩次婚姻（選載）
壯瀾
一
顧頡剛先生是一個外表木訥而內心火熱的人。他一生追求真、善、美，無論在學問上或愛情上都始終不渝。他對於女性的深切同情、尊重和對於純真愛情的嚮往，可從其前兩次婚姻經歷中略見一斑。
頡剛家中數代單傳，長輩們盼子心切，當他十三歲時，父親便為他與蘇州城內吳氏訂婚。一次父親帶他去茶館吃茶，與鄰桌几位客人相見寒暄幾句，並喚他過來拜見，不久便離去。他原以為這是父輩一般熟人相遇，未曾在意，後來方知此即女方家長前來相親。頡剛是孝子，雖對包辦婚姻甚為不滿，卻不敢抗拒。
一九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頡剛與吳徵蘭結婚，時年十八歲，中學尚未畢業。當時，同窗好友葉聖陶填《賀新郎》一首寄與賀之。
然而，此次婚姻本無感情基礎。徵蘭年長頡剛四歲，是一個純粹舊式女子，二人既不熟悉，也難找到共同語言。而頡剛感其柔弱無辜，既然木已成舟，則「男女之情舍吾婦外，不應有第二人耳」！於是他刻意培養夫妻感情。徵蘭在娘家只學做刺繡，未嘗識字，婚後頡剛教她認些字，她方能自書其名。當年適逢辛亥革命，各種新派報刊紛紛湧現。頡剛常在報刊上見到婦女參軍及爭取選舉權等消息，每每錄出並加以評論，寫成《婦女與革命》一文，以吳徵蘭名義投寄有正書局的《婦女時報》，翌年刊出。此為頡剛在報端發表的首篇文章。頡剛給徵蘭看，雖知她不盡了解其中涵義，卻也得其軒渠一笑。
婚後，頡剛的求學生涯照舊。一九一二年夏中學畢業，次年四月入北京大學預科。這時他的長女自朋剛出生兩個月。頡剛專心讀書，在學業上猛進，每年僅寒暑假回家探望。一九一六年秋考入北大哲學門。
徵蘭體質素弱。一九一七年二月生次女自珍後不久，街上有大出殯者，熱鬧非凡，她不顧月子裡的羸弱出門觀看，受了春寒，回家即患乾咳。當時頡剛正在北大，待暑假歸家，見徵蘭夜夜咳嗽並發熱，知道是結核病，建議送她到西醫處就診。而長輩們過慣了節儉日子，以為咳嗽乃平常小疾，可不藥自愈，遂不加理爭。徵蘭性格鬱悶，以致病情日重。翌年寒假頡剛回來，一再催請入院治療，仍遭拒絕。在長者看來，頡剛既未掙錢養家，就無權多用父親有限的薪俸；而媳婦有命在天，權且聽之任之。於是徵蘭只有去求仙方、服香灰。
五四運動前夜的北大，新思潮、新人物異常活躍，頡剛日日與胡適、傅斯年諸君切磋學問，評古論今，愜意非常。然而，自從得知徵蘭病重後，這種專注的求學生活便難以為繼了。他在與葉聖陶的信中描述了自己的心境：
內子病後，家人意見不齊，坤（顧頡剛原名誦坤）畢力呼援終歸無補，悲觀過甚，更無一刻寬舒。
昔日菲薄文辭，鄙棄小說，以為足使人感情涌溢，不以智理處事也。尤厭曼殊派之哀情小說，以為其歸宿唯有一死。人生於社會，關係如此其多，報施如是其繁，安能以一局部分之痛苦而遂殺身，置大部分之關係報施於不顧也。孰意今日身處是境，便已智不勝情，而乃屢有殉情之思乎！……
接連數月，頡剛終日心神不定，憂慮交加，夜間甚難入睡，略一朦朧，就在迷離的夢中回到徵蘭身邊。或是聽見她串串咳嗽聲；或是看見她打扮成新嫁娘坐於床上（俗以夢見女子作新嫁娘妝者為死兆，因其死後亦如此裝束）；或竟是她已死，停屍靈床，幼女在旁邊啼哭索乳，因而頓時心跳而醒。回顧夢境，愈想愈悲，哪裡還有睡意，只得張目達旦。如此近半年，便形成了失眠症，此症竟伴隨其終生。
至一九一八年六月中旬，因失眠日劇，無法應付學校功課，頡剛不得已提前請假回家。
歸家後，見徵蘭瘦削不堪，終日昏臥，知其不久於人世。頡剛於悲痛中，極力主張將其送入醫院，即使無法挽救，亦是盡了一份心意，卻被長輩斥為「多費」。病人怕煙怕熱，每有炊煙漏入帳內即咳，夏日酷烈則加重昏迷，頡剛提出若干改善居室環境的建議，也被阻止。對此頡剛憤懣已極。頡剛侍疾五十日，八月初，徵蘭終於撒手而去。
二
頡剛有一個大家庭，此時已四世同堂。祖母尚健在，老人正直善良，然頗守舊，對頡剛自幼管束極嚴厲，一切包辦。父親雖厚愛於他，然常年在外地供職，家中經濟權力實際掌握在繼母手裡（頡剛八歲喪母，翌年繼母來）。此外尚有叔父來往家中，時時干涉家事。
生長在這種封建舊家庭中，小輩對於長上只有孝敬、服從，而難以反抗——尤其是作為獨子的頡剛。即使他具有天生獨立的、叛逆的個性和日益增長的學識，即使他在最高學府中尚有大膽批判古今權威的勇氣，在家庭的樊籠中他仍然只是一個無助的囚徒。徵蘭死後，頡剛的怨恨刻骨銘心，發誓不續娶，因實不忍再讓其他女子把自己的安樂犧牲於這種陳舊的家庭。但祖母和父親都對他垂淚相勸：家中數世單傳，所寄望於頡剛的，首先在於嗣續。面對長輩的垂垂老淚與殷殷期望，頡剛深感自己不能率性而行，嘆道：「吾之得竟學業，長者之賜也；吾之得有婦，長者所與也。婦逝不敢怨……吾其可以自主乎！」
徵蘭入殮次日，父親即與頡剛商議續姻一事。當時頡剛心情不好，推說到大學畢業後再議。但暑假後回校上課已不可能：頡剛因理喪事，失眠症又發；且當時祖母年近八十，而幼女尚在襁褓中，繼母隨父親從宦在杭州，家中無人照料。於是頡剛只得休學一年，居家侍奉祖母，兼養病體。他體察家庭情況，實在需要一位少婦主持家事，否則自己亦無法回京復學；並且失眠症久治無效，醫生謂此病由於心思鬱結，藥石不足以濟其功，勸他覓一如意夫人，陶冶性靈以愈病。頡剛思忖，既遲早必娶，而疾病、學業不可久延，不如速娶可以蘄生。然而回顧自己在病床前的申誓，每每心酸垂淚，覺得愧對徵蘭。此時一些親友開導他，謂存高遠之志者不因兒女的舊情所誤。於是他面對紛至沓來的媒人，開始認真考慮未來了。
頡剛既允續娶，父親急於成功，以便家事早日安頓；而頡剛認為：「誠以百年之事，不可造次，寧過謹慎也。」對他來說，娶妻生子在很大程度上是「為東家服務」，「不敢說自由意趣」；但此時的頡剛已不是十八歲的少年了。社會革命的鼓舞和西方人文思想的薰陶，使他不願再做家庭的奴隸，即使不得不為長者作出犧牲，也還是要盡力去爭取個人的自由。他說：「天下頂苦的是沒有自由意志，沒有自由的身體還是第二件：因為意志是屬於我的，而身體是屬於自然界的。」反思前次的包辦婚姻給他帶來的苦惱，頡剛把擇偶標準定為「好學」、「安貧」，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
弟所願娶之人，第一，須有學術上之興味。無論現在程度高下，惟不可不有求學之志願……。第二，須淡泊寧靜，不染時尚，不好浮華。弟拙於處世，亦不奢於治生之望，如以富貴期我，則便觸處牴牾矣。
頡剛志在畢生治學，只有與此類女子婚配，方能交互砥礪、相濡以沫，使學問之樂與家庭之樂相一貫。至於擇偶的方法則有二，其一必探聽明確女子學業、性情、體格，不可惑於媒人文飾之辭；其二必得女子自身同意。頡剛不願強己從人，亦不願強人就己，他委託說媒者向女方代申三事：一則自己體弱多病；二則先室遺有二女；三則家境不富，且有兩個婆婆（繼母與祖母），此皆為自己的不利條件。若女方徒以尊長媒妁之言貿然出嫁，既嫁之後，始悔擇婿之不慎，則婚後亦無樂事可言。
僅僅五個月內，來說親的就達三十餘家，可謂門庭若市。頡剛忙而不亂，按照既定的原則和方法一一做去。對於介紹的女子，他四處托親友探訪，非詢問有所得且相差不多者，概不考慮。
祖母的擇媳條件又有側重——她堅信男女雙方的命運，八字相合才是好夫妻。她要頡剛多出幾個求親帖，可多收幾個庚帖，然後加以挑選：「請個合婚選吉的批命家，去逐個算他一算，取那分數最多的第一名，配做你的佳偶。」頡剛苦笑曰：「這真是絕妙的選法！」他不願當面頂撞老人，心想：「長幼意見不齊，實在是最苦的事。然要我遷就至『搭拉籃里就是菜』的結婚，卻是決須反對的。」他內受長上督促，外受媒妁逼迫，精神不免苦悶。然畢竟天無絕人之路，靠了好友相助，一次游散居然引出了一段美滿姻緣。
三
頡剛兒時同窗吳賓若、王伯祥、葉聖陶此時在甪直鎮吳縣縣立第五高等小學校任教，曾多次邀他前往遊玩，皆因事繁未果。徵蘭歿後，伯祥慮頡剛在家觸目生悲，囑聖陶藉返蘇之機邀其同往，游甪直一星期。此游於頡剛意義甚大，一是得見甪直保聖寺的唐塑羅漢像，使其名揚中外，免遭坍塌厄運；一是得識甪直殷女士。第五高小位於保聖寺內，一日，頡剛與伯祥散步保聖寺前，談及婚事，伯祥為其介紹本校畢業生殷履安，極推重其才德。後來聖陶也有同類褒獎，說殷女士好學不倦。兩位摯友的首肯使頡剛對殷女士頓生敬慕之心，雖未謀面，卻對她中心藏之，殊不能忘。到了十月末，說媒者稍減，他便向祖母說起殷氏，贊其淑德，問可否向其求婚？祖母應允了，於是請人將求親帖送至殷宅，並給伯祥寫信，請他幫忙向女方說明自己的情況。
為與殷氏聯姻，頡剛煞費苦心。先是伯祥告之，殷宅已獲悉顧家情況，似無異議，但不欲遽出庚帖。便向聖陶打聽，得知殷宅慮求親一事非顧家全體之意，因此遲疑。頡剛為此急求在杭州的父親向殷宅致函，作為信證。
因家中長者篤信卜筮，無論哪位中意者必得過此一關，頡剛深知稍有疏忽便難成良緣，便欲在生辰八字上做文章。他與伯祥商量，如坐等殷宅送來庚帖同其他幾家的一起討占，等於把決定權交給算命先生。倘預先將男宅人物年庚開示，女宅照此編排，就不怕有衝突了，婚事便可如意。因此他將祖母、父親與自己的出生年月日時辰寫給伯祥，請他與殷宅關係密切者私下說說，若對方有意以女相許，就可依計而行。而伯祥回信說，殷宅作主之人亦不十分開明，若老實將改帖方法告之，或者反致起疑。因而替頡剛出主意：先向玄妙觀的算命先生私下打個招呼，以便占合。
一月上旬接到殷氏庚帖，遂與另一袁氏庚帖同時送至玄妙觀，占了二次，都不很順。袁氏命犯「傷官」（有害於夫），不容考慮；殷氏本命頗佳，而與男家不甚相應，僅占得五分（向來占吉至少須六分乃合）。不知頡剛事前是否與算命先生串通，才得到這五分之數？但頡剛極力慫恿長輩，一邊以「續娶不比原配，且常出門者，即有小沖碰亦可無礙」等理由說祖母；一邊給父親寫信道：「常情擇婦，莫不求其慧福雙修；苟不能兼有，男以為寧取才德而略運命；一則才德可按而運命無憑，二則才德難變而運命可移，所謂修德以禳，人定勝天，未始不可勉為之耳。」繼而父親在杭州復又一占，居然得了個上吉，婚事乃定。
此時，頡剛終於心安。思前想後，覺其仍有幾分天緣。
頡剛既結伉儷，總願深知其人，便極想找來殷女士的課作看看。他以為依現在的風俗，兩家聯姻都好交換照片，此等以貌取人，視婚姻如遊冶，大可鄙薄，因而立志不犯。但對於女方的性情學行，則甚願多有了解。伯祥為他尋得一本《女校落成紀念冊》，上面有殷女士所作《家政關係》一文。文章開頭便說：「昔顧亭林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吾以為匹婦亦與焉。」頡剛閱後極為讚嘆，他在《與殷女士締姻記》一文中嘆道：
偉哉此言。今世人方賤學而忽人生，優遊怠盪，攫金混食，世亂不知其紀極。吾既久欲肩天下興亡之責任於我匹夫之身，而君亦欲以匹婦之身共肩天下興亡之責，足征我二人人生覺悟已有同心；他日事業之可以協相，又何疑焉。自今以後，請以相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婚事之前的一段時間裡，頡剛陷入得一知己的高度興奮狀態。他連作《與殷女士締姻記》《說親憶錄》等文，又給北大同學狄君武寫長信述志，並寄去婚帖四十餘份，請他傳與京中友好，且申明概不受禮。在這些文字中，他分析當時的婚姻風俗，對渾濁的社會所強加於人的層層束縛，和人們中封建毒素所形成的惰氣均作了無情的鞭撻。他盛讚殷女士「好學安貧，淑德內涵，芳譽外溢，雖未見其人，而與我同好，其證甚多」。他憧憬著：
輒意殷君來，而吾得精神上之慰藉，病得愈乎？同事學問，學得進乎？安貧樂學，不求吾富貴，而事業得建樹乎？以其溫和縝密之性情，改變吾之氣質，使吾得中庸，得有恆，至於沒世，而今之所志差可盡達乎？吾二人能相孰相睦，以最高之情思相往還，而為他家夫婦之矜式乎？能建設一真誠怡樂之家庭，悉撇去舊家庭之裁製，而為他家庭之模範乎？……每一思此，覺背徵蘭之誓，其罪小；有造於人類，其功大。
他曾把自己比作太虛中一隕石，不著星球永不得止；「而今則已為一星球所吸引」。思慮萬千，「至於喜極隕涕，屢致不眠。恨不能即見殷君，掬心以相示也！」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頡剛終於與殷履安成婚，開始了他一生中愛情生活的黃金時代。
四
新婚後，二人相親、相知、相愛，生活十分甜蜜。按舊習俗本無蜜月之說，新娘應是「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羮湯」的，這種老例卻被他們打破了。頡剛以給自己療疾為名，攜履安將蘇州園林逐一遊玩；一個多月後相伴到杭州為父親做壽，又在西湖的青山綠水間盡情徜徉。家中長者對此頗多非議，說頡剛破例、費錢、不知稼穡艱難，竟敢做他父親所不為之事。頡剛不以為然，爭辯說不如此便無法治癒自己的失眠症。
從杭州返蘇不久，夫妻同到甪直殷家行「雙歸禮」。頡剛乘便要履安拿小學的課作一看，見她許多成績均佳，對她愈加了幾分敬重。他覺得，以前所羨慕的「以伉儷而兼朋友」的樂趣，現在竟如願以償，真感到從未有過的快樂！
幾天後頡剛單獨返蘇，讓履安在娘家多住些時候。在行船六個小時的歸途中，頡剛與友人談笑風生，毫不覺倦；而歸家後接連數日，他卻索然寡歡，心緒煩亂，不由得提筆給履安寫信，且把家中瑣事一一稟報。待寫到一位當教員的朋友主張學生寫日記勝於寫命題作文時，便勸履安何不照行；誰知由此寫得興起，竟把作文、做學問與做人之道暢論一番，直到寫出「將外國的上帝、中國的三綱一切打破，人人平等，造出無數新社會」的話，才勉強剎住。此後一兩天內必寫一信，信中談天說地，評古論今，夫妻恩愛與少年壯志融為一體，下筆不能自休。半個多月內，竟寫了十三封信，共達二萬多字。
頡剛在第一封信中，即打破了以前寫信用文言的習慣。他說：「文字是一種達意思的器具。我……覺得用了白話的器具，所達出來的意思，比文言的器具來得暢些，真實些，又清楚些。一樣的『達意思』，自然是用那『比較精良』的了。」因而要求履安也用白話寫信，「你如有對於白話文及我所抱的主義有什麼『疑惑』的地方，請你問我。我有所知，一定詳告。」當接到履安改用白話寫的信時，他極為欣喜，馬上加以鼓勵：「信札改用白話的好處：第一，是親切；第二，看來省時間；第三，文言的浮文無形中都除掉。你的信看來很順，沒有不聯絡處。」
頡剛休學在家期間，因受《北京大學日刊》上劉半農所發表的歌謠之啟發，曾向家人鄰居搜集歌謠，婚後並告訴履安這種民間流傳的文化中也大有學問可做。履安便搜集了甪直鎮上的歌謠，每次寫信時，總能隨信寄來幾首。為此頡剛甚為感激。七年後頡剛的《吳歌甲集》（先刊於北大《歌謠周刊》）作為北大歌謠研究會的第一種專集出版，其中就有履安的不滅之功。
履安素來好學，得嫁一位學人為妻，自是深感幸運，處處總要頡剛教她。她在家中臨摹歐陽詢「九成宮」碑帖，寄來請頡剛批評，她想看小說，便寫信來索要。頡剛對她的要求都是竭力滿足。雖自己對於寫字沒作過專門研究，還是力圖從字的整體神韻方面作出小心的評價和鼓勵。至於書籍，更是有求必應，或寄去或請乘船人帶去，他還要對這些書籍作概要的介紹。如履安要看《禮拜六》（一種小說選刊），他馬上收集了四十五冊寄去，此外還有履安未曾提起的三種有關西湖的書。履安半月前初游杭州，對於西湖的名勝掌故不熟悉，在歷史觀念極強的頡剛看來，未免不是一大遺憾。於是頡剛寄去《西湖志》、《西湖遊覽志》及《西湖遊覽指南》共十六冊，並寫明三種書的成書年代、作者及特點，希望她在家「無事時翻翻，以後我同你再往遊覽，便更饒興致」。
然而頡剛信中占去最大量篇幅的，卻是傾吐情懷。他深知覓得一知己之不易，恨不能把自己心中積鬱了多年的話和盤向履安托出，希望夫妻在人生道路上取得完全的一致。經常談的是兩個主題：一、如何做學問？二、如何對待家庭？
頡剛對履安的求教之心固然歡喜，卻又感到不安。他連篇累牘地勸履安不要迷信教師，用自己的親身體會告誡她：「非自修必不足以成學問」，「一個人自修得來的學問，是真學問；是永久不忘的學問；是能夠應用的學問。若是秉承師教來的，便是『口耳之學』，不真切的。……同鸚鵡、留聲機器有什麼分別呢？」對於教師「只當他是引導，是顧問。他所說的，還要自己考慮一番」，「考慮不出的，我們還得存疑」。他提醒履安，在自修時「對待書籍亦要留心：千萬不要上古人的當，被作者瞞過；須要自己放出眼光來，敢想、敢疑」。因為有了疑惑才會有推測、實驗、判斷、得知事物的真狀，才能改良革新，「所以世界的進步，根本在人類有疑惑的天性。一個人的進步，根本在這個人有疑惑的性情」。
頡剛此時的頭腦中，處處滲透著西方科學和人本主義思潮的影響。他不能忍受封建傳統的束縛，他要勸履安同他一起來衝破這種束縛。而衝決羅網、建設新生活的第一步，便是啟發履安發展自己的獨立思想和獨立人格。他激烈地批判了傳統的哲學觀念：
從前人頂看重的，是天地君親師五件東西……忘記了自己。現在天文地文學發達，天地的迷信已打破了。人本主義發達，大家立於平等的地位，斷不容強權專斷，君親的迷信又打破了。獨至師的迷信，則因學問不發達，大家不注意學問，這種說話還聽得少……吾以為各人應當看重的，只有自己。尊重了自己，才會認真做事，處處負責任。自己做學問，必有「真知灼見」。自己立品行，必能「不屈不撓」。必不會像尊重天地君親師的，弄得個個人「低首下心」、「因人成事」、「懨懨無生氣」了。
頡剛清醒地知道，履安要走到這一步是障礙重重的，因為她是一個舊式家庭的媳婦。為了不使她重蹈徵蘭的覆轍，頡剛經常對陳腐的家庭觀念作毫不留情的揭露。他將徵蘭的遭遇詳細告訴她，字裡行間流露出對她的擔憂：
我看你的性子很柔順，我實在怕他們欺你。……你倘使也像徵蘭，我便在外邊更要牽記，我的不眠症便要依然劇發。所以我一定要你敢於反抗暴力；敢將一切實情告我……
正在此時，父親從杭州寄來家書一封，寫道：「媳婦接回後，應教以持家各務，並不得常在房中，置家事一切於不問……媳婦兩次來信，文墨通順，深是可喜；不知針黹一道如何？」此信訓誡責備的口氣，深深地刺痛了沉浸於新婚快樂中的頡剛，他一連三天，日不得安，夜不成眠。思來想去，總要面對現實，於是將上面的話逐句批駁，成一近五千字的長信寄與履安。
「呀！呀！」他痛切地嘆道，「我們對於媳婦的觀念，第一件是人；第二件是夫妻。他們對於媳婦的觀念，第一件是長輩；第二件是兒女；第三件是家庭的門面。」「從他們的觀念上演繹出來，娶媳婦不是為兒子娶妻，乃是為翁姑娶媳婦；為祖翁姑娶孫媳婦；為孫兒女娶母親；為將來的曾孫玄孫娶祖母。」「他們自己是個『人』，卻忘記了『人』。」「這便是我們與他們心理上根本差異的地方！」他熱誠地主張：「凡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主僕，都是結成社會的分子；彼此位置雖有不同，而所以為人，卻沒有兩樣，所以當一樣的尊重。尊重自己，故要自由；尊重他人，故要平等。人之所以為人，即是有了自由與平等的兩件精神。」
渴望自由而不忍棄家庭羈絆於不顧，這種矛盾的心情此時他只能對著愛妻發泄：「履安啊！我的知己只有你了！我與你若能住在一起，沒有別人，我要做事時便做去，你不來干涉我；你要做事時便做去，我不來干涉你；就是兩人心裡互有參差時，也只有敷勸而無強迫；融融泄泄，心神交暢，這是怎樣的樂境！——可惜現在做不到。」
履安細讀此信，深受感動。丈夫的才學與為人令她欽佩，丈夫的深情厚愛令她心安。還有一年頡剛便要畢業了，也許此後小夫妻會有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新家？兩顆年輕的心共同期待著。
五
九月初，頡剛回京復學，將休學前所缺考的功課一一補上，再準備畢業論文。年底返蘇度冬假，翌年春回校，至七月畢業。這一年中，二人相思良苦，魚雁頻繁，將他們兩地的生活與情感作了詳盡的交流。
頡剛在京，每日必寫一信回家；同時，每日亦「延頸企踵」地盼望家信。他告履安：「此間送你的信，大概在早晨七點。我一起身，便想你的信快來了，不知有怎樣的話；不料等到七點，郵差送來的卻不是你的信，我登時失望，微微的恨你薄待了我。」
然而履安卻比他苦得更多。頡剛想履安，可以放開去想、去盼、去寫信，而履安卻不能。她在家要替頡剛盡孝道，除了照顧祖母身體、督促大女兒課業、帶小女兒玩耍、管錢、記賬，替全家做衣服、棉鞋，還要陪長輩說說閒話、打打麻將，一費就是半天光陰。她同樣盼望丈夫來信，信來了，卻不敢拿到房裡去看——怕長輩說三道四。頡剛的信寫得太勤，篇幅又長，每日厚厚的一疊，常引起祖母的猜疑。有時履安看信，她就在一旁盯著，雖是不識字，卻是目不轉睛，有時還要問信中的內容，弄得履安只有板住面孔看信，不敢有絲毫的表情變化。有時叔父甚至擅自拆信，履安生怕信中有冒犯長輩的話被他看去，更加提心弔膽。處於這種環境中，履安自然無心在信中談情說愛，每次只報告些家庭瑣事，頡剛信中給她提出的各種對社會、人生問題的思考，她很少有回應，信是越寫越少，有時僅回一張明信片。頡剛幾乎每信必談自己盼信的渴望與失望的難過，但總不見「收效」。有一次，履安竟十幾天無信來，頡剛委實生了她的氣，於是造出一場小小的「惡作劇」。他在十一月十五日信中說：
我前天到一個同學那邊去。這個同學是住在一個旗人的家裡……他同我說：「我在這裡，比住寄宿舍適意的多一切事都不用管了；而且得到一件寄宿舍中萬萬得不到的事……是無儀式的婚配。主人家的女兒夜夜伴著我；我也並不花多少錢，只教他們一對老夫妻、兩個女孩子能有飯吃，他們便悉心靜氣地服侍我，看我是個財神。」我說：「你的艷福真不小了。你將來既有學校的出身，現在還有人來伴你，教你受不到客中羈旅之感，真教我羨慕不淺。」他說：「你既羨慕，好在我租了兩間屋子，很有餘地，你就搬來住好了。你搬來住，自然此地房東可以多得些進賬，他老人家一定歡迎得不得了。而且兩個女兒，可以使他們得到平等的境遇，不會有『一人向隅』的難過了。」
季仙（履安別號）！你不寫信給我，我已有去處了，我不牽記你了。現定陽曆十一月底遷往；近今數日，料理物件……以後我給你的信，要慢些了。請你不要盼我。
這信寫滿了三頁信紙，履安拆閱，嚇得全身冰涼，心裡一急，幾乎下淚，只因祖母在旁，勉強將淚忍住。再讀下一頁：「上面一段話，實在是假造的……」她懸著的心才漸漸放下來。原來是頡剛「在枕上想得此計，要嚇你一嚇。本意想只寫上面一段，隔了一二天，再來說穿；但是……我的愛情決不許我這樣做；所以就在原信中申明，讓你只感受三分鐘的不快，權作半月沒有信函的報酬」。
此舉果真震動了履安，打破了她在家中逆來順受的心態。她開始勤於寫信，在信中談及在家中聽到的壞話、受到的委屈。她談到繼母和叔父的自私與專制，談到自己在家中處處受限制，連每天看報紙都要遭到「像煞有介事」、「費錢太多」一類的非議，讀書則更是膽寒，無法專心。……俗話說，上有皇梁下有檻，在這種桎梏中真令人喪失人生樂趣。她甚至抱怨自己不該識字——不識字的婦女守著數千年積弊尚能安於做奴隸，識了字，接受新潮流的鼓吹，盼望獨立、解放，卻仍然身處舊家庭中，想求進步而不得，胸中的氣悶便難以忍耐，有時恨不得「早日瞑目」。
履安的訴說使頡剛頗有歉意，覺得自己體貼她不夠。頡剛一邊立志畢業後不回蘇州，著手四處謀職；一邊想方設法改善妻子現在的處境。他反覆勸說：「你我的好日子都在後面呢！」「只要有強健的身體，我們的前程正遠大著呢！」用對未來二人把臂山林、忘情江湖的美妙生活的憧憬，使履安燃起新生活的希望。他詳細剖析各位長輩的性格和心態，使履安心中有數，遇事不驚。他努力為履安尋找進修的機會。如為她聯繫上海圖畫美術學校的函授班、幫她有計劃地讀書，等等；那麼，讀書的時間呢？頡剛想出請履安「抄書」一法。他選幾本書寄回家，在明信片上寫道：「為備下月考試之用，請於×月×日前抄就寄來。」……這是寫給家中其他人看的，表明履安現有要事在身，不得打擾；同時在信中對妻子說明：「你藉此可以多讀些書，少做些無謂的雜事……再可以多寫些給我的信。」「你如能在房裡抄，可同時看《聊齋》，看見有人來時再寫。」——其設計之周到，安排之合理，使履安深為感激。
頡剛歷來鍾情于山水，在學業忙碌中，為抑制失眠，他經常偷閒出門游散。遊玩時常有好友相伴，但頡剛常生出一種寂寞的不滿足的感覺——履安不能同游勝景，多麼遺憾！為此，他便把履安的小照帶在身上，在車中、泉邊、山頂，有空便取出來看，仿佛使履安也分享此時的愉悅。有一次在西山上走得匆忙，將照片放於草帽上的皮圈內，不知何時竟遺失了，他甚為不快。因這是妻子剛寄來的近照，只親密了四天多。後來他在信中說：履安，我把你留在遠遠的青黑的西山上了！你再多洗幾張照片寄來吧。我要在「書里夾著，箱裡藏著，袋裡帽里依舊插著，讓我觸處看見你，仿佛你真在這兒一般」，以慰思念之苦！
一九二〇年，頡剛畢業後被北大圖書館聘為編目員，因工資低而無力自挑門戶；當然，蘇州家中的情形也令履安不能離開。次年春祖母中風，一年後老人去世。其間頡剛奔波於京——蘇——滬之間，勞累、悲傷、煩悶，失眠病常發，無法專心工作。
一九二三年春夏，他請長假在蘇州養病，四個多月處於溫暖的小家庭中，彼此相濡以沫，得到了極大的慰藉。頡剛於此心境中向史學猛進了一番。可惜由於生計所迫，不得不儘快復職。這時他開始籌劃舉家遷京事宜了。
一九二四年九月，祖母的靈座撤除，頡剛終於接妻女到京，結束了五年的兩地生活。此時他在北大研究所國學門任職，又兼孔德學校教員，薪水養家剛剛夠用。然而學校常常欠薪，加之頡剛又喜買書，致使用度吃緊，生活相當清苦。幸有履安勤儉持家，頡剛不再為家務分心，工作又有了好幫手。履安替頡剛抄寫、整理書稿，她收拾頡剛的書桌，從不打亂他用書的秩序；她為防頡剛失眠，每夜必替他捶背摩腿，直至他入睡；閒時談談文學藝術之美，假日全家涉足山林，沐浴陽光清風……多年對新家庭的夢想居然成了現實，他們的心都醉了。
履安因患盆腔結核，多年來不能生育，頡剛一點不怨她，反而替她高興：如此免受養育幼童之累，豈不是好事？履安則將徵蘭之二女視如己出，母女間慈孝之情甚至超過了尋常家庭。長女自朋幼時發燒致聾，平時在聾啞學校住校，她頭腦聰敏，學習勤奮，回家時侍奉雙親十分周到。家中處處洋溢著真摯、平等、和諧的氣氛。
這種親切的氣氛也延及他們的友人。無論同事或學生，男性或女性，都喜歡到這裡來聚會暢談，也喜歡共同出遊。錢穆先生在《師友雜憶》中這樣描述道：
其家如市，來謁者不絕。余初見其夫人及其二女，長女幼年得病而啞，其夫人乃續娶，未育，有賢德。賓客紛至，頡剛長於文，而拙於口語，下筆千言，汩汩不休，對賓客吶吶如不能吐一辭。……然待人情厚，賓至如歸。常留客與家人同餐。其夫人奉茶煙、奉酒肴，若有其人，若可無其人。然苟無其人，則絕不可有此場面。蓋在大場面中，其德謙和乃至若無其人也。余見之前後十餘年，率如此。
至一九四三年履安去世，頡剛的這一段姻緣持續了二十多年。這是他個人生活中最和美的一段時期。
原載《傳記文學》第六十一卷第四期。（一九九二年十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