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大師 · 憶王雲五先生

朱文長 雲五先生以九十二歲的高齡，一生做了別人三輩子的事，福壽全歸，實在可以說得是毫無遺憾了。因此我寫這篇文章時，自然而然的用了一個「憶」字。不是我不「悲」、不「哀」、不「哭」、不「悼」，而是因為我覺得雲五先生是超乎這些以上的。自從我第一次見到他，他似乎永遠是樂觀、奮鬥、不折不撓的。這種人，死亡對他只是一個歸宿。第一併不可怕。第二，自然也更不可悲。 雲五先生留下的言行，見之於紀錄的，當已不下千餘萬言。其實未見於紀錄的，分量更多。有我這篇文字，不能增雲五先生一分。沒有我這篇文字，也不會減雲五先生一分。但我有我不得不寫的原因。我要寫的不是雲五先生本身，而是他對一個好友的子弟所生的影響。 先父經農公在一九〇五年日、俄戰後，因為反對日政府壓迫留學生的「取締規則」，跟一群留日學生回到上海創辦中國公學。在一種很天真的理想民主主義下，被推為負責辦學校的三位幹事之一。這種勇氣和傻勁，雖然是兒子替他寫傳記的精彩資料，但身當其事的本人卻並不好受。當時他不過十九歲（中國歲數二十），又做學生，又做教師，又做日本教員的傳譯，又做學校辦事負責人。這些都難不倒他，但學校經費無著，年關被學校的債主逼得走投無路，幾乎跳黃浦江。最後只好將學校交出去了。這就是胡適之先生感而賦詩：「毋忘城下盟」的史實背景。（其詳見胡適：《四十自述》。）當時雖然理想主義失敗了，他卻交下了幾位肝膽相照、生死以之的師友。稱他為「海上朱家」的胡適之先生是其一，「英雄無奈以詩名」的楊杏佛先生是其二。而在老師當中，就是雲五先生了。 雲五先生事實上比先父小一歲。但他得風氣之先，在中國公學成了適之先生、杏佛先生、任叔永先生以及先父的英文教師。關於他們之間的交誼，雲五先生在他所寫《我所認識的全面教育家朱經農先生》中有極真摯動人、每讀輒使我泣下的描寫。我這裡真不必多寫一字。何況那時我尚未出世，即使要用想像來胡說也無從著筆。 我只能就我所能記憶的開始。 那時在上海。先父任職於商務印書館編輯所。所長是雲五先生。我在商務所辦的尚公小學讀書。每天放學回家就掏父親的公事皮包，找他帶回來的各種各色雜誌：從給幼兒看圖識字的《兒童畫報》，徐應昶為小學生編的《兒童世界》，楊賢江為中學生編的《學生雜誌》，上而至於開新文學先河的《小說月報》，稍後的《小說世界》，專為婦女辦的《婦女雜誌》，以及學術性的《東方雜誌》，我都有胃口看。而所有這些雜誌的發行人都是雲五先生。對於一個愛看小說、愛聽故事的小學生，當然不會注意發行人。但一進中學，正趕上新學制教科書上市。很多書後都印著：編校者：朱經農。而緊貼著他名字旁邊，總有一行：「發行人：王雲五。」這印象卻十分深刻。因為當全學校的同學都在讀自己父親編的書時，不管如何謙卑的人，總也免不了暗暗引以為榮。再看看，每一冊有父親名字的書上都有「王雲五」，而有「王雲五」名字的書上卻不一定有「朱經農」。（因為先父只管國文、歷史、地理、社會、常識之類，而雲五先生卻是負整個新學制教科書總責的。所以，自然、算術等書上也有他的名字。）這對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因此在我家父子間閒談時，免不了談到雲五先生這奇人的奇事。父親告訴我，雲五先生是自修成功的。對當今的學校制度，並不十分信任。所以他們家的孩子都不上普通學校而在家裡延師課讀。而且他家孩子多，所以家裡的學校人也不少。這事使我感到十分驚奇。① 終於有一天我見到這位王雲五先生了，那是幾年以後，我十五歲進滬江中學念高一的時候。 那時我家已自上海遷往南京。（父親在教育部任職。）我一個人留在上海上學，好像是有一次父親到上海來。他事忙，要我到雲五先生家寄住兩天。一面等他有空時可以隨時見面，一方面也可以有人招呼我。 王家住在北四川路的一條新式弄堂里。這與上海一般普通只有水門汀鋪地的弄堂不同。每家門前略有空地，種有花木青草，王家所居是其中最大的一所。正如上海一般住戶一樣，門戶十分森嚴② 。進了門，卻受到王家上下的熱烈歡迎。我第一個印象是房裡的書多。整房整房一排一排的書架，哪裡像普通人家的書房？簡直是圖書館嘛！這種偉大的場面，平生只見過兩次。另一次是一九三五年暑假，在北平準備考研究院，寄居胡適之先生米糧庫四號寓所時所見，整個大洋樓的一翼，全是書。涵泳其中，真有如魚得水之樂。可惜當時沒有機會到隔壁三號陳援庵先生的「勵耘書屋」去看看，否則一定也可以大開眼界。盧溝橋事變後，曾在隻身逃離北平之前去向援庵師辭行。問他是否有意離北平。他告訴我：「書是水，我是魚。我一離開這些藏書，就沒法生活了。」所以大概他家也是一個書海。 第二個印象是王家孩子多。一轉出來一個，一轉又出來一個。而且每一個人都是學什麼的。除了學文、學理比我大以外，其他學武、學政、學哲、學農、學醫、學藝……反正好像學什麼的都有，都比我小。 那天晚上，吃過晚飯，雲五先生在家，把我們幾個年紀較大的孩子（大概十五歲到十六七左右）聚在他書房裡。他在做事，卻給了我們每人一本英文書。我當然接了過來，卻不知他葫蘆里賣的什麼藥，原來他要我們每一個人將所分到的書譯成中文。我那時對於自己的中文已有幾分把握，但我的英文在學校里不過平平。當時滬江高中用的課本，除了國文外，英文當然是外國人用英文書教，而歷史、地理、生物、數學等等也無一不是用的英文原本。趕功課趕得我成天忙不過來。周末到王家做客，遇到這位奇人，竟以如此奇怪的辦法招待小客人。我第一次見面，除了硬著頭皮接過來，又有何辦法？接過來仔細一看，原來是一本歷史書，記得是些什麼Old Stone Age, New Stone Age等等。看倒是看懂了，但提筆一翻，該是「古石器時代」呢，還是「舊石器時代」呢？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該是哪個。反正胡亂寫了一通，一時交卷。好像學文、學理也都交了卷。雲五先生拿了我的譯文，也不怕我難為情，當著大家，一字一字地給我改。有時還告訴我為什麼那樣寫更好。怎樣改的，當然已不記得，只記得當時改得我心服口服。改完以後，只見雲五先生將我的譯文拿在手裡，對坐在旁邊的徐應文大哥揚了揚，微笑著說：「比你低一班的都交了卷了。」③ 這時我才發現原來真的不翻，也可以賴過去的，但我已交了卷，後悔也遲了。 這短短的一個晚上，使我終生不忘。原來王家子弟是這樣訓練出來的。難怪學政弟小小年紀可以主編《健與力雜誌》，而更小的學哲弟可以主編「王雲五小辭典」。 其實王家子弟的教育並不止於此。因為我還記得他們曾擺出桌球檯來，自雲五先生以次，大家來打擂台。我這個什麼球都玩，什麼球都不精的人，夾在裡面，覺得也甚為熱鬧。 過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吃早飯，好像是各人吃了就走的。我自己家裡早飯一向是稀飯下油炸黃豆。記得雲五先生吃的卻是一海碗肉絲麵。我對雲五先生的健啖，印象也頗深。 自從這次以後，再一次親近雲五先生已是在我長大以後。一九四六年，抗戰勝利後一年，我考取自費留學，從軍中退伍，到上海候船出國。那時雲五先生將從政，要邀先父出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來接替他。有一天午間，他請先父去北四川路一家叫味雅的廣東小飯館吃飯，順便也請了我。在座的除了我們父子以外並無他客。我還記得我叫的是一客很好吃的「原盅牛肉飯」。座間我一面埋頭大吃，一面靜聽他們兩位老人家談話。 雲五先生怕先父不肯答應去商務，所以首先就針對中國士大夫「學而優則仕」的觀念加以申說。他說，今後中國即將進入民主憲政時代。據他在英、美的觀察，在政治上成功的人，多半都是先在工商業上成功的人。意思是要先父不要看輕商務。其實商務是先父的老家，這點雲五先生似乎過慮。而且先父那時從政已久，對於宦海浮沉，也早已有倦勤之意。不過他也並不是毫無顧慮。他對雲五先生說：「我一向在教育文化界服務。辦學校，寫文章，都有經驗，對於青年們了解最深。所以即使是最複雜的學潮，也多半能妥善解決。但對於管理工人，卻無經驗。罷起工來，將不知如何處理。」雲五先生說：「不必顧慮。你看，這家味雅小飯館，規模並不大，可是生意好得不得了。為什麼？因為他們有好廚子。菜、飯作得好吃，顧客自然都來了。辦書局，最要緊的是能出好書。好書出得多，生意自然來。就像味雅有好廚子一樣，有您在，一定可以出很多好書，這是最要緊的。至於管工人以及經理商務部分，您可以交給伯嘉。（指襄理李伯嘉先生。）」 這次餐敘有沒有具體結論，已不記得。但以後的演變是雲五先生入閣而先父接任了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兼總編輯，想來那一次的餐敘是一個重要關節。 我出國時，王伯母交給我一個很精緻好看的瓷花瓶，要我帶給一位在美國的公子。說明如果進口時要抽稅，由她歸還我。果然，進口時海關抽了三十多元美金的稅。在當時對我是一大數目，以後王伯母如數還了我。 出國以後，功課忙碌，雖時有家書，消息總只是零星片斷。記得先父與雲五先生都參加了「制憲國民代表大會」。都被選入主席團。都曾主持大會，都曾在制憲過程中作了不少排難解紛的工作。「憲法」完成後，都曾在「憲法」上簽字，我在美國曾在華盛頓參觀過美國憲法原件，聽到過一般美國公民對制憲者的欽敬嚮往。看到過一般人固以祖先坐五月花來美為榮，便更以其祖先曾在憲法上簽字為榮。一個John Hancock的名字到處都可看到。以John Hancock為名的企業也歷久不衰，就因為這是憲法上簽字者的第一名。受了美國人尊崇憲法的影響，我心中對於自己的父親與父執能參與制憲，並在「憲法」上簽字，不勝高興。其高興比在初中時代看到教科書上印著父親與雲五先生的名字，又高出一層。有一次，華盛頓大學圖書館陳列了一份「憲法」影印本，我看見父親與雲五先生的簽名，幾乎想向所有的美國同學宣告：「這是我父親跟他好友的簽名！」但三十多年中國教訓的「謙」德，制止了我那樣做。雖然心中的引以為榮是免不了的。同時，心中更提醒自己的是：「真正的光榮不在此，而在永遠維護這憲法，使它長存。而且要建立起一個比美國更富強康樂的中國來。」 然而國事日非。先父因出席聯合國文教會議第三次大會出國。尚在旅途而上海已被占領。遂留居美國任教。一九五一年三月九日逝世於哈特福得，即葬於該城長老會墓地。同年九月十六日雲五先生專為先父寫了那篇真摯動人的文章：《我所認識的全面教育家朱經農先生》，後來收入了《談教育》一書。 後數年，我在耶魯大學任教時，雲五先生來美，事先與我聯絡，屆時與學善弟一同驅車來新港寄寓看我。因為學善弟年齡較幼，這一次是第一次見面，他已是很有成就的醫師了。 留餐後我陪他們二位同往哈特福得先父墓地，雲五先生親自獻一大花圈，行禮而退。對於這四十餘年老友的感情，久而彌篤，使我們這些後輩感動萬分，在這次接觸中，又得了不少啟迪。閒談中我提到小材大用的問題，我說據我的觀察，中國有許多失敗是小材大用的結果。如果有些人能挑較輕的擔子，也許可以做得不錯。不過因為許多百里才而做了封疆大吏，於是就垮了。雲五先生說，這自然也對。但反過來說，大才小用，也會出問題的。他說人才如一棵生命力強的樹，你是不能壓制他的。即使勉強在他上面壓一塊大石頭，他也會鑽出來向上長的。勉強壓制，一定會弄得土崩石裂。他這說法我是第一次聽到。想想果然不錯，從此以後，我總勸大大小小的領導人，要使手下所有的人都能人盡其才，否則是可能造成變亂的。 談話中他告訴我台灣尚待改進。我告訴他一些在美國的觀感，認為民主制度的選舉可望產生一種制衡作用。他告訴我民意代表似乎並未能充分發揮這種作用。有些時候，少數不肖者反成了政治改革的絆腳石，我聽了不禁慨然。 一九六五年春，我稍得餘暇，將先父的《愛山廬詩鈔》加以箋注，附以近年所收傳記資料寄請雲五先生賜序，並交台灣「商務印書館」印行。均承慨允，印刷頗為精美，可惜我缺乏經驗，沒有想到排字工人非復當年，未曾親自作最後一次校對，結果錯字甚多。復承雲五先生加印一勘誤表，略得補救，凡此種種都是雲五先生愛屋及烏的恩惠。 一九六九年我在新加坡南洋大學客座教授任內，乘假期之便，參觀遠東各國，途經台灣地區。承雲五先生招宴，得與台灣「商務印書館」群彥歡聚。時雲五先生已是八十二歲高齡，而精神矍鑠，身體甚健，見之欣慰。 別後即未能再見，然其間因拙著《史可法傳》修正版之印行及出版其他各書，曾屢次煩瀆雲五先生。其中最使我感佩的是在各家出版商均認為不可辦的情形下，只有雲五先生，不惜工本，慨允將《史可法傳》及《唐詩淺探》（一九七九年五月初版）二書加印專名符號。其特立獨行之處，足見其成功之非偶然。 今哲人已萎，而精神長垂不朽。「《中央日報副刊》」曾因某書局所出《中華民國名人錄》中竟未列雲五先生之名，有多文討論。其實有關雲五先生之文字已不下百千萬言，名人錄中缺此數行，只能使名人錄減色而並不能對雲五先生有何增損。事實上雲五先生許多貢獻，只是為求心之所安，從頭就不是為求名而做。④ 因此在那百千萬字中也並未提到，這本是自然的事。只有刻意求名的人才會計較那些雞蟲得失，所謂英雄千古半無名，不但是事有必然，也是真正英雄所不在乎的。 在結束此文之前，我要提到我得益於雲五先生最大的地方還不是以上所述種種，而是一·二八事變，日本人徹底破壞商務之後，他在兩年中將商務重建起來，他寫了一篇《兩年來的苦鬥》記其經過。文章中他說了兩句話：「一個人被人打倒，並非恥辱。最大的恥辱是被人打倒以後，站不起來。」 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於芥子樓 注釋 ①直到學文、學理兩位要進大學了，家中設備師資畢竟不夠，乃以同等學力考入滬江大學預科，次年入大學。未曾直接入大學本科，大概是因為沒有高中畢業文憑之故。其時國民政府已遷南京，政治漸上軌道。教育制度亦逐漸建立。招收學生入學的水準不斷提高，以同等學力入學的漸難漸少。此中是非成了當時教育界的爭論之一。記得《生活》雜誌的鄒韜奮曾為此向當時任教育部常務次長的先父打過筆墨官司，認為只要經得起考試，學校應當廣收同等學力學生而不必需要任何高中或小學文憑。這對於讀不起正規學校的青年人是很動聽的，但當時野雞學校以同等學力濫收學生者太多，造成教育界的毒癌，負責整頓教育的教育部不得不從嚴辦理。這也是各人立場觀點不同，其實當時以同等學力入學的仍屬可能，不過數量上不如以前之濫了。這個問題直到義務教育辦成，入學學生經濟負擔漸輕，才算有一個較合理的解決。目前台灣青年可以由當局擔任教育費九年，直到初中畢業為止，是從前貧苦青年所夢想不到的，希望大家能珍重並善保這種幸福。其後學武、學政兩弟即進入滬江初中，王氏家庭學校大概就漸漸縮小了。 ②好像其時正在雲五先生被綁票之後。 ③徐應文大哥那時在滬江中學高中二，比我高一班。因為不同班，也不在一起上課，所以不太熟。只知道他是雲五先生的親戚，在運動場上倒是天天見面的。他踢足球，好像是高二代表隊的左前衛，是我崇拜的運動健將之一。那天晚上，接到雲五先生交下來的書，我早已緊張萬分，心神合一的貫注在那本書上了，連旁邊有些什麼人都沒注意，直到這一刻才看見徐大哥。說老實話如果雲五先生是我姊夫，我也不翻了。 徐大哥班上另一位足球健將是方日永兄，也是廣東人，後來我在西雅圖念書的時候，日永兄在該城的華人浸信會當牧師，我們成了好友。記得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早期，雲五先生有信來，說鶴儀妹（學醫）將來美就醫，拜託日永兄和我去西雅圖機場接機。至時我與日永兄驅車前往。鶴儀妹因自小受嬰兒麻痺症之苦，行動不便。我記得日永兄力大，在機場時由他將鶴儀妹抱上汽車，事後我上函雲五先生報告經過，他回信說日永兄也是他的「故人之子」，囑我代謝。日永兄在西雅圖為主工作，甚為會眾所愛重，而待遇甚菲，家口眾多，生活甚儉。我與玉立一九五四年即在其教堂內結婚，由日永兄與Dr.Donald Irwin主持婚禮。後日永兄不幸肝臟有病，英年早逝。曾將其所用《聖經》，囑其遺孀寄呈雲五先生。日永嫂並附有一信，囑我代譯成中文，大意謂其先夫臨終囑將此《聖經》遺贈雲五先生，盼其歸主。後雲五先生曾有回信給我，大意說他已高年，對於生死大事自然已有所託，並囑我代謝方夫人。我自勸胡適之先生信教無結果後，改取一種推薦基督教而不強求人信基督教的態度，所以對於雲五先生也不再追問。此次聽說雲五先生以佛教儀式成禮，我知道方氏夫婦和我失敗了。 ④民國初年先父在北京編《民主報》時，雲五先生用筆名寫了許多社論，反對袁世凱帝制。這些文章早已散失，人家也不知道這是雲五先生的手筆。 原載《傳記文學》第三十五卷第六期（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