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大師 · 回憶語言學大師趙元任先生

橋本萬太郎作黃得時譯 《言語學入門——言語與記號系統》（東京岩波書店出版）的著者趙元任先生，於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在美國麻薩諸塞州劍橋，與世長辭，享年八十九歲。先生是在使他憶起許多青春往事的母校哈佛大學校園中散步時，因心臟病突發而去世。據說，連當時也在該校校區內的長女趙如蘭女士（現任哈佛大學音樂教授）都來不及趕上為先生送終。何況，雖然生活在同一個美洲大陸，但時差相距四小時的東西兩岸相隔如此之遙，我們這些住在西海岸的門生，當然更是無可奈何。那一天，在美洲大陸的西北部來說，是一個難得的風和日麗的好天氣。而我，又是正在接受水上飛機駕駛執照的最後階段技術測驗的日子。照說，獲得消息時，如能直接返回水上飛機基地，在地面上改搭普通飛機，便能迅速地「飛去」為先生奔喪，奈何這個地球上的時空結構，卻阻礙人們難以如願。我只好茫然地望著眼前的卡斯基特（Cascade Range）山脈銀白色的連峰上，那一片蔚藍透澈的東方天空，向先生默禱致哀。 面對著像元任先生這樣偉大的才學巨人的逝世，如果套以「巨星隕落」的句子，未免嫌太陳舊了。先生的逝世，其意義可以說在一般言語學的分野，以及中國語言學的領域上，代表一個時代的終了。因此，遺留給我們的悲傷，不僅是對他個人的哀悼而已。 元任先生人生軌跡的規模之大，超過了常人的想像。他出生於公元一八九二年（民前二十年），是日本明治二十五年，也就是那俄國皇太子在日本遇刺受傷的「大津事件」的翌年。當他在康乃爾大學 19 就讀時，有一天，同班同學胡適之從外面跑進來說：「好消息！好消息！」這個好消息，便是辛亥革命成功的第一報導。由這些小軼事，可知他活的是多麼長久的時代。先生在這將近一世紀的亞洲覺醒之歷史當中，不僅是東西文化接觸與開花的活證人，更是在這股潮流中擔任了主角中的主角。最近，在這個國家中，常常聽到國際化的呼聲。所謂國際化，換句話說，就是生活在複數的文化中。其在知性上的樂趣，當然不是言語所能盡致的。然而，現實的國際生活，卻也有言語所不能表達的苦楚。尤其是背負著複數文化的生活，和個人心中經常殘留著不能獲得雙方文化圈所諒解的部分。這種遺憾，是無可比喻的。趙元任先生便是背負著這種苦和樂，貫徹了一生的先覺者。到晚年時，先生從第一線上退休下來，以功成名就的巨人所懷的大風度，提拔和造就後進。然而，對我個人來說，只要先生在太平洋的任何一邊，便感到無比的安穩。每當我得不到太平洋任何一方之諒解而感到絕望的時候，先生總是以那慈祥的容貌，耐心地聽我訴說，給我指點，即時使我豁然開朗。因此，我相信，無論遭遇任何困難，只要趙先生在，必能獲得他的諒解和安慰，憑這種安心感活到今天的人一定大有人在。現在，我們最大的悲痛，莫過於喪失了這樣的先覺導師。 我第一次叩先生之門，是在一九五九年春天。算起來已經過了二十多年了。在其間，公式的關係來說，先生當了我四年的指導教授。在先生《言語學入門》日文版的序文中說我是他的「朋友兼同事」，實在是對我過分的厚愛。就在一九七二年，我離開美國回到遠東以後，特別是從一九七七年起，為了國際共同研究，每年都有在先生門下度過夏季的機會。因此，我對先生的回憶，幾乎是一想起來便無止時。 在這裡，我想提出二三件，看過《言語學入門》的讀者們較適合的往事，作為憑弔先生的文章。我相信，讀過該書的讀者，一定更加了解。 元任先生非常喜歡機械類。有時，甚至像無心的兒童般，顯示純真的執著。然而，我記得他的興趣，與其說是機械本身，毋寧說他對成立機械的「機關」，寄以永難饜足的好奇和關心。有一次，他在街上散步，看見一輛與其他有點不同的自動清掃車，他就不斷地詢問它的構造。他甚至忘記了對方是一位僅知操作，對內部構造一竅不通的清道夫。當對方覺得麻煩，信口開河隨便回答，他便顯出愁容，嘆息說：「最近的人，都缺少敬業精神。」 去過他在加州大學研究室的人，相信都記得從未自那張桌上消失的舊式電動打字機。看過曾經多次損壞、油漆已剝脫的老爺電動打字機的人，大多會覺得奇怪，像趙先生那樣著名的大學者，為什麼不換一部IBM的最新電動打字機呢？然而，大多數的人都不知道，那架老爺打字機的由來，其實，它是IBM公司最初創業的——甚至IBM公司非常希望保有它，以便陳列在其公司內博物館的、極具歷史價值的古董。（我不記得它是該公司最早產品的第幾號機，它確實是個位數，第九號以前的產品。）到最後，由於型式太舊了，IBM的服務中心不太願意替它修理，但趙先生卻格外愛惜它，一直到最後，都沒有把它報廢。無論要花費多少金錢，在研究上必須要使用最新的機器設備——這是先生一向遵守的信念。我覺得他的這種信念的根基，是物理學尚屬於自然哲學的時代所具有的，那種對自然的法理，和對其解明的健全關心和讚嘆。有一年，元任先生過生日，有人送給他一件禮物。我不知它叫什麼——在玻璃瓶中裝有液體和半流動體的橡膠狀的東西，而那半流動體在透明的液體中不斷地流動的玩具。記得當時，元任先生喜出望外，把大群的賀客丟在一邊，專心觀察流體的動態，樂而忘記其他。恐怕，自然哲學家的眼光，就是這樣吧。 言語遊戲——對先生來說，或許說是言語巧對的研究更為合適些——似乎是他的偏好。例如說，在餐館裡，主菜已經用過，女侍前來問：「Coffee or tea？」（請問要咖啡或茶？）輪到前面一位回答說「No, thank you」時，坐在鄰席的先生，立刻接著說「No，桑喀！」（當時，不含咖啡因的咖啡剛上市，但尚未普及，其商品名便叫桑喀。）先生看見那女侍頓時莫名其妙地發獃，便會心一笑。這種玩笑，還算是初步的。（這個玩笑，對正人君子的讀者，也許需要若干的註解。原來，那位女侍也許一半以為是聽錯了客人是在說：「No, thank you」，一方面可能以為是那種「咖啡？茶？或××？」的，含若干色情意味的新玩笑，而不知所措。）說到言語巧對的研究，讀書如果翻閱過大英百科辭典的「中國語」項目，便會記得先生在那裡集合SHY發音的漢字一〇三字，而且用這些漢字譜出一篇美妙的散文。 做為一位近代中國歌曲作曲家的元任先生，只要提起那首名曲《叫我如何不想他》便是不朽之作。正如，只要日本民族仍然存在，瀧廉太郎的《荒城之月》永遠不朽，《叫我如何不想他》一曲，將長久留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有一次，在元任先生的客廳里，有人在他的青春時代的回憶里說：多麼受到下面的甘美名曲所迷惑。 月光戀愛著海洋， 海洋戀愛著月光： 這般蜜也似的銀夜， 叫我如何不想他？ 元任先生聽了，想了兩三秒，便接著唱道： 叫我如何不想他， 可否相共吃杯茶？ 原來如此一老叟， 叫我如何再想他！ 不過，據說這不是元任先生的即興之作，而是這首歌的作詞者劉復（半農）先生（留法聲樂家，北京大學教授）的戲詩。在某一次學會的會場，司儀介紹劉教授的時候，說：「這位，就是那位『叫我如何不想他』的『他』。」當時劉教授靈機一動，便作出這一首戲詩。 這樣說來，讀者也許會誤會，先生不過是戲作文字巧對，恐怕是我所舉的例子不妥。其實，元任先生真正關心的，是人類語言學，特別是對發音的結構，做永無休止的探討。很久以前，當我擔任普林斯頓大學的中國語言研究機構的負責人時，曾經邀請先生演講。先生欣然答應，他要講的題目是「Play at language, language at play.（語言遊戲，遊戲語言）」，當時我便覺得，這個講題，正是先生的拿手好戲。我到了會場時，元任先生要求會場上要有一架能夠將錄音帶逆轉播放的錄音機。他說，他要將聽眾所希望聽的歌，倒過來唱。為了讓普通人相信，他唱得如何正確，必須當場錄音，再逆轉放音出來給大家聽，才能明白。如眾所知，普通在市上販賣的錄音機，是double track方式，不能把錄音帶倒向放音的。專業用的錄音設備也許能用，但是，能夠帶進會場的手提錄音機，根本沒有single track方式的。不料，先生卻不慌不忙。他說，即使是普通的錄音機，將錄音帶縱向剪成兩半，使用時只用上半或下半，便能錄音又逆向放音。這樣簡單的道理，我們普通人在慌忙時絕不會想起來的。不久，先生在講台上，應聽眾的要求，將福斯達（Foster）的歌曲倒著唱起來。那聲音和節奏，都很奇怪，簡直不像人類的聲音。乍聽時的那種感覺，實在是無法說明。一般人以為英語to，如果倒過來念是ot。可是，實際上寫起來同樣是t，但to的t是外破音，而ot的t如果不讀成內破音，逆向播放時便不會成為to的音。不久，謎底揭曉了。錄音機放出來的，居然是非常正確的福斯達歌曲。聽眾的反應，起初是滿場如雷的掌聲，就是對出眾的魔術師表演精彩魔術那種喝彩。然而，當滿場的鼓掌聲漸漸平息之後，數以百計的聽眾，似乎都陷入沉思之中。我立刻感覺到，到底是普林斯頓的聽眾。人們終於發覺到，所謂文字，即使是表音文字，都是易於欺瞞人的。幾乎所有的英語系民族，都單純地相信自己的文字，是自由地將單音拼起來的。可是，他們從沒有想到，英語文字的組合，實際上有如此嚴格的限制。元任先生一場如餘興似的表演，使得連不是語言專家的聽眾，都獲得了領悟了。而且，是經由一位，雖是康乃爾、哈佛出身的「秀才」，卻是黃皮膚黑頭髮的「異邦人」之啟示。 據元任先生愛女愛麗絲（趙如蘭女士）親自告訴我，先生和早他一年去世的夫人，他們二位的遺囑，吩咐不得舉行任何形式的殯儀，也不要造墓園。遺體火葬後，骨灰散播在「夏威夷群島以西」的太平洋中。報上說是中國大陸附近的海域，那是不正確的。我決定將來在追隨元任先生奔向冥界時，也要如此。我希望能相信有來世。如果沒有希望在來世見到這位恩師，叫我今後如何活下去呢。 譯者註：原作者現任東京外國語大學亞洲·非洲語言文化研究所所長。原著載於日本東京岩波書店《圖書》雜誌一九八二年七月號。 原載《傳記文學》第四十三卷第二期（一九八三年八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