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大師 · 記劉半農先生

方師鐸 十載湊雙簧，無詞今後難成曲。 數人弱一個，叫我如何不想他！ 題旁的兩句話，是趙元任先生挽劉半農先生的輓聯。劉、趙兩位先生，都是中國第一流的語言學家，而且對於音樂都有相同的愛好；《叫我如何不想他》這支歌，就是由劉先生作詞，趙先生作曲，流行了將近四十年，現在還有人在唱。 《叫我如何不想他》這支歌儘管流行，唱的人儘管眾多，可是現在唱這支歌的青年朋友們，又有幾個人知道劉半農先生是誰呢？又有幾個人知道劉先生對於中國聲韻學、語音學、語法學、詞彙學和新文學方面的貢獻呢？ 劉先生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四年，在北京大學的中國文學系，當了十年教授。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四日下午二時，死在北平協和醫院。我雖然也是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的畢業生，可是因為我的大學一年級是在燕京大學念的，第二年才轉到北京大學來。我進北大的時候，已是一九三四年的九月，劉先生已逝世一個多月了，因此我未能親受劉先生的教益。話雖如此，劉先生在北大設置的「中國語音樂律實驗室」，依然仍舊，我們這些念中國文學的毛頭小伙子，還是按照劉先生所手訂的遺規，每星期還得有兩個下午，關在實驗室里，對著那些稀奇古怪的儀器，作語音測繪的研究。 現在社會上還有許多人，以為大學裡的中國文學系，只是講些詩詞歌賦，風花雪月而已；其實這是皮相之見，現在的國文系固然不如此，過去的國文系更不如此。拿北京大學的國文系來說，就分為文學組和語言文字組。我是念語言文字組的，除了要念鐘鼎、甲骨的古文字而外，還得念語音學、語言學、聲韻學、訓詁學這些艱澀的功課；最要命的就是做實驗，交實驗報告。這在今天念「乙組」的同學聽來，也許認為是奇談了。 我雖然沒有能親受劉先生的教益，可是劉先生對北大國文系的影響是深遠的，尤其是對於選語言文字組的學生，要是語音實驗不及格，乾脆只有一條路可走——轉系！我今天還能靠教聲韻學謀生，不能不歸功於劉先生的遺惠。 我初進北大的時候，系主任是馬裕藻先生，接著是胡適之先生代理，最後是羅常培先生。那時的教授陣容，可以說極一時之選：文學方面有胡適之、周作人、聞一多、羅庸、鄭奠諸先生，語言文字方面有沈兼士、錢玄同、馬裕藻、唐蘭、羅常培、魏建功諸先生，他們對於劉先生都是眾口一詞，交相讚譽。我從諸位師長的口中，和高年級同學的閒談之中，得知劉先生多方面的才華，也讀過不少劉先生的遺著；因此在三十年後的今天，還能執筆為文，追記往事。 我之認識劉先生，大概是由於史老伯的介紹。史老伯跟我父親是老同學，跟丁文江先生是兒女親家。他自己沒有兒子，只有女兒，閒來無事，就帶著我們幾個男孩子逛書攤，吃小館兒；北平西四牌樓的「同和居」、什剎海的「會賢堂」、前門外的「餡餅周」，都是我們常去的地方。我初見劉先生，大概是在北平中央公園的「來今雨軒」無意碰到的，他跟史老伯談得很起勁。我那時只是高中學生，還不知學問為何物，面對著劉半農、丁文江這些大人物，只知道陪著他們吃喝，一聲不響的，靜聽他們風趣的談論，如此而已；過後思之，亦自失笑。 現在該再提到趙元任先生寫的那副輓聯下一聯的「數人弱一個，叫我如何不想他」了。「叫我如何不想他」是歌名，前面已經說過；那麼，「數人」又是什麼意思呢？說到「數人」，最好再看看錢玄同先生挽劉先生的輓聯。那副輓聯很長，原文是： 當編輯《新青年》時，全仗帶情感的筆鋒，推翻那陳腐文章，昏亂思想；曾仿江陰《四句頭山歌》，創作活潑清新的《揚鞭》、《瓦釜》。回溯在文學革命旗下，勳績弘多；更於世道有功，是痛詆乩壇，嚴斥「臉譜」。 自首建「數人會」後，親制測語音的儀器，專心於四聲實驗，方言調查；又纂《宋元以來俗字譜》，打倒繁瑣謬誤的《字學舉隅》。方期對國語運動前途，貢獻無量；何圖哲人不壽，竟禍起蟣虱，命喪庸醫。 錢先生的這副輓聯里，不但提到「數人會」，並且把劉先生的一生事跡，都概括地說得很清楚了。我們大可利用錢先生所寫的這副長聯，略述一下劉先生的生平大事。 劉先生單名復，字半農，江蘇江陰人。生於清光緒十七年辛卯四月二十日，歿於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四日，享年四十四歲。他在一九一七年以前，用「半儂」筆名，在上海灘上，翻譯外國文學名著，偶爾也寫些「鴛鴦蝴蝶」的文章；那大概正是「禮拜六」派在上海盛極一時的時候，劉先生也不過二十幾歲。 一九一七年以後，劉先生到北京大學當「預科」教員，教普通國文。那時正是胡適之、陳獨秀諸先生在《新青年》雜誌上，高喊「文學革命」的時候，劉先生也扯掉了「鴛鴦蝴蝶派」的外衣，加入了文學革命的陣營，在《新青年》上，接連發表了：《我之文學改良觀》《詩與小說精神上之革命》《應用文之教授》幾篇文章。 從一九一八年起，他常常用白話作詩，這就是所謂《揚鞭集》；還有一本詩集叫《瓦釜集》，全部都是依仿他家鄉的江陰民歌作的，有濃厚的江陰方言色彩。這年他又在北大發起徵集全國近代歌謠，數年之中，收到了好幾千首；後來北大成立「歌謠研究會」，編印《歌謠周刊》，這幾千首歌謠，多數都被刊登了。這一年，劉先生開始在北大預科，講授文法課程，曾用很新的見解，編成《中國文法通論》一書；該書本是北大講義，一九二〇年八月，交由上海群益書社出版。後來劉先生又編成《中國文法講話》一冊，一九三二年，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前兩年，台北的啟明書局，曾將該書照相翻印，現在大概還買得到。 一九二〇年，劉先生離開北大，到法國去深造，專門研究語音學。一九二五年，在法國巴黎大學，得到博士學位後，又回北京大學任教。他留法期間，曾寫有《國語問題中一個大爭點》《守溫三十六字母排列法之研究》《實驗ㄗㄘㄓㄔ四母之結果》諸文，及《四聲實驗錄》《漢語字聲實驗錄》《國語運動史略》三書；後兩書都是用法文寫的。 一九二五年秋天，劉先生從法國帶回來很多語音學的最新儀器，就在北大本科開始教語音學。一九二九年，北大的「語音樂律實驗室」，才完全布置就緒，可以利用儀器，測量出語音的浪紋曲線；劉先生也就憑藉這些儀器測繪的結果，寫出《聲調之推斷及聲調推斷尺之製造與用法》《調查中國方音用標音符號表》《北平方音析數表》等專著。劉先生的抱負是很大的，他打算以北大的「語音樂律實驗室」為中心，把中國各地方言裡的聲調，作一次總清算；要把中國各地方言裡的聲調曲線，完全用儀器測繪出來，寫成一部《四聲新譜》。這還不算，他還打算更進一步，調查全國的方音，著成一部《方音字典》。如果調查順利，工作的人員多，他還希望按照法國語音地圖的辦法，編成一套《中國方言地圖》。此外，他還打算利用錄音機，把中國各地的方言都錄下來，作研究的資料；同時對於社會上流行的俗曲，以及將要失傳的舊樂，也都兼收並蓄，希望成立一個大規模的「錄音庫」。 劉先生沿著平綏鐵路出發，經過綏遠城到包頭和百靈廟，帶著語音儀器，沿途記錄語音聲調，就是為了要完成他的《四聲新譜》和《中國方言地圖》大工作中的一環；而最主要的理由，則是他為了要寫一篇學術性的論文，代表中國學術界，參加國際地理學會，為紀念瑞典考古學家斯文·赫定博士七十壽辰而編印的一本世界性的論文集。想不到為了紀念斯文·赫定的七十壽辰，反而犧牲了一位年輕的中國學者。 劉先生在中國語文方面的貢獻不但是多方面的，而且是相當深遠的。他在一九一九年，就被教育部聘為「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的委員；一九二〇年，又被聘為「國語辭典委員會」的委員。他留法的時期，曾用法文寫過一本《國語運動史略》；回國路過上海的時候，又順便跟上海群益書社談妥，由他和黎錦熙、錢玄同、顧頡剛、白滌洲等人，合編一部《中國辭典》交由群益書社出版。不料該社後來把這筆資金，移作開礦之用；錢都賠光了，書當然無法出版。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劉先生又向中華民國大學院的大學委員會，提出一個編纂《中國大字典》的計劃，預算須六十萬元，政府不肯通過，結果只成立了一個徒具空名的「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劉先生被聘為編纂員之一。現在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四厚冊的《國語辭典》，就是由那個「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編出來的，裡面還包含著劉先生的一部分的心血。 劉先生因為鑑於《中國大字典》的一時不易完成，而六十萬元的巨款，又不容易籌集，就在一九三〇年跟李家瑞合編了一本《宋元以來俗字譜》；一九三二年，又獨力寫成一大本的《一字長編》；此外還寫了一卷《打雅》，編了一部《中小字典》。他其他的著作和譯稿，還有：《比較語音學概要》《中國俗曲總目稿》《法國短篇小說集》《茶花女》《貓的天堂》《國外民歌譯》《初期白話詩稿》《敦煌綴瑣》《半農雜文》《半農談影》等。 至於「數人會」這個名詞，也是有來歷的。一千三百七十年前，隋朝的陸法言在《切韻序》里說： 昔開皇初，有儀同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門下宿。夜永酒闌，論及音韻……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選精切，除削疏緩，蕭顏多所決定。魏著作謂法言曰：向來論難，疑處悉盡，何不隨口記之？我輩數人，定則定矣！ 這幾位承受陸法言衣缽的現代音韻學家，在討論國語羅馬字的拼法的時候，就採用陸法言、魏淵、劉臻、顏之推等人的往例：「我輩數人，定則定矣！」這「數人」就是：劉半農、趙元任、林語堂、錢玄同、黎錦熙和汪怡六個人。而發起「數人會」的，則是劉半農，地點是北平趙元任家裡，時間是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最後該說到劉先生得病的原因了。劉先生於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九日，從北平出發，到綏遠去調查方言，同行的有白滌洲、沈仲章、周殿福，還有一個工友梅福。他們首先直往包頭和百靈廟，回程時在沿途大站，停留調查。他們往返共歷時三星期，前二十天大家都是好好的；等到折回張家口的時候，劉先生就開始發燒了，張家口的醫生，以為他是感冒，給他吃「阿司匹靈 18 」；在張家口待了兩天，於七月十日，返回北平，經協和醫院的醫生診斷，認為是「回歸熱」，於七月十四日病逝。 根據白滌洲先生的報導，他們回程到張家口的時候，劉先生曾在他的衣服上，找到一個白色的小虱子，劉先生認為那是從百靈廟帶出來的「蒙古虱子」，而「蒙古虱子」據說是可以傳染傷寒病的。劉先生的病因，是不是就由於這個小小的白虱子？因為虱子已經捏死了，無從對證；不過劉先生終於因「回歸熱」不治而死了，所以錢玄同先生在輓聯里說：「何圖哲人不壽，竟禍起蟣虱，命喪庸醫。」一代學人，只享年四十四歲，就因調查方言，而獻出了生命。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七日追記於台北 原載《傳記文學》第三卷第三期（一九六三年九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