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大師 · 陳寅恪先生給我的兩封信
方豪
我初次認識陳寅恪先生是在昆明，時間大約是在一九三九年的秋間。
那次是方國瑜先生邀宴。這位國瑜先生，我最初知道他是雲南人，是雲南省政府保送到北平讀書的，學的是歷史，對故鄉雲南省歷史，尤其熟悉。我有一習性，便是每到一地，必注意當地的歷史。在浙江時，我就特別注意我生長之地和我到過的杭州、嘉興、平湖、乍浦、金華、永康、衢州、江山等地的沿革；抗戰時，足跡所至，遍及贛、湘、桂、滇、黔、川等省，後三省居住較久，我所搜購的方誌也最多；一部分我送給中山文化教育館，一部分我在勝利後，運交上海徐家匯藏書樓徐潤農神父宗澤。因此我在昆明一年，對於那一位生於邊陲的同宗國瑜先生，往來特多。
一天，他邀請了史學界的一些朋友吃飯，我現在還記得的似乎有寅恪先生、顧頡剛先生、姚從吾先生、向覺明先生（達）、張維華先生等。席間，由於宗族觀念，我向國瑜先生詢問：「宗兄！你們雲南姓方的是從哪裡遷來的？」他說：「我是桐城方氏的後裔。」於是我覺得更為親熱，我說：「我原籍浙江諸暨，諸暨姓方的，好像也是從河南遷到安徽桐城，由桐城再遷諸暨。」
飯後，顧頡剛先生把我拉在一旁，輕聲告訴我：「方國瑜先生是麼些（讀如Mo-So）人，說是桐城方氏後裔，只是面子好看些。」
此時，陳寅恪先生也在旁邊，就插嘴說：「我們萬不可拆穿他，唐代許多胡人後裔，也用漢姓，也自道漢姓始祖何處。」
這時，我恍然大悟，不久以前，國瑜先生聽說我收買羅羅、擺夷、苗人的衣服、文書等，我還嘆惜我收不到麼些人的文字，國瑜先生立即送給我兩小冊，並給我解釋其意義。麼些文是象形文字，所記又多屬神話，一經解釋，等於看圖識字，興趣無窮。現今在台北的麼些文專家李霖燦先生大概也認識我的宗兄麼些人方國瑜先生。
但那晚令我獲益最多的，還是陳寅恪先生那幾句話。
那天陳先生給我的印象，是他身體太弱，健康不佳。昆明本是四季皆春的地方，即使一雨成秋之後，也只是稍有涼意而已；而那晚寅恪先生卻穿得最多，頸上還有圍巾。
另一個印象是他太謙虛，我那時常以後輩自視，因為聽說他研究過梵文和幾種中亞古文字，也通拉丁文，一心想向陳先生請教，談完方國瑜先生的家世以後，我便一連串提出許多中西交通史方面的疑問，請求解答，陳先生是一問九不知，一再的謙稱對此實在毫無所知云云。我頗為失望，但他的謙虛，卻也使我欽佩無已。
一九四一年秋，我應張曉峰先生邀約，到遵義浙江大學史地系任教；如我在上文所說的，我特別愛好地方文獻和鄉土史地，記得張先生說過：浙江大學遷移的路線，頗有些接近徐霞客的遊蹤。於是我再去細讀《徐霞客遊記》，竟被我發現我到浙大的這一年（公曆一九四一）便是徐霞客先生逝世的三百周年，於是向張曉峰先生建議，以演講會作為紀念；張先生大為贊成。演講會後，又將各文石印，載次年十二月浙大史地學部叢刊第四號。我共有兩篇文字：一為《徐霞客與西洋教士關係之探索》，一為《徐霞客先生年譜訂誤》；兩文現均已收入拙著《六十自定稿》。
一九四二年，我又發現那是伽利略逝世三百周年，再發起開會紀念。但此事應歸理學院舉辦。校長竺藕舫先生邀我到湄潭理學院做一次學術演講，題為「伽利略與科學輸入我國之關係」，初發表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思想與時代》第十五期，現亦已收入《六十自定稿》。
經過兩次先賢紀念後，很多朋友都認為這是表揚先賢，同時也是鼓勵師生同去發掘先賢史料的一個最好辦法。於是，我又發起在一九四三年陽曆六月二日紀念耶律楚材逝世七百年（據陳援庵先生撰《耶律楚材之生卒年》，載《燕京學報》第八期）。一九四三年春，曾向寅恪先生和困居北平的陳援庵先生徵文，我得到寅恪先生的回信，我也承援庵先生寄來耶律楚材西遊錄足本的抄本。茲將寅恪先生的回信，加標點排印如下：
傑人先生道席：手示敬悉。西遊錄弟所藏者，不知存亡，似北平有翻印本，可一詢否？又頤和園之耶律公墓，亦宜有一記載，如訪徐霞客故里一文之例。西遊錄之作，為丘長春藉端招搖所引起，故耶律公與萬松老人之關係，及佛道二教之因緣，皆不可忽略。公為治中西交通史及宗教史專家，當有高見也。樂素先生已到遵義否？甚念！甚念！曉峰先生處，希代致意。匆此奉復，敬頌
著祺
弟寅恪頓首。十一月十日。賜示乞徑寄桂林良豐廣西大學。
樂素先生乃援庵先生公子，自香港逃抵遵義，即執教於浙江大學。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日，我在重慶《益世報》文史副刊第二十六期發表《相偷戲與打簇戲來源考》，是答覆繆彥威先生（鉞）論北朝胡俗書，亦已收入拙著《六十自定稿》，曾寄奉寅恪先生一份，印刷模糊，紙張粗劣，寅恪先生復書加標點排印如下：
傑人先生撰席：手示並大著，敬讀訖。（第八頁「舊唐書卷五兵志云云」，想是「新唐書卷五十兵志」之誤。）先生與彥威先生讀史精博如此，至為欽服。北齊、隋、唐之胡俗，有一貫之關係，弟前於拙著隋唐制度論中論音樂章，略發之，惜此書已於前年交商務書館印刷，至今未見出版，想已淪陷於上海，無從呈教，悵恨之至！耶律楚材紀念，似宜請陳援庵先生及邵循正、姚從吾先生作文，弟於蒙古史事，今不敢妄談矣。又移剌公之與丘長春之一段因緣，見於其著西遊錄。此書鈔自外國，傳本不廣，似可重印。（旁註：不知今別有印本否？）又其子雙溪醉隱集，龍氏據李仲約鈔本刻印，與原本略異。昔王靜安先生曾借文淵閣本校勘一過，雜置於北平清華普通書籍中，今亦散失。聞文瀾閣四庫書歸浙大保存，或可再校一過也。又弟前數年曾見一偽造晉卿所書畏兀吾字體條幅，可笑之至。並求轉告曉峰先生。又陳樂素先生來函云：俟浙大寄到旅費即啟程，現想在途中矣。匆此奉復，順頌
道祉
弟寅恪頓首。一月六日。曉峰先生乞代候。
我因為看到上期《傳記文學》毛子水先生文中，提到「現在劉紹唐先生匯印紀念寅恪先生的文字」，想起我藏有寅恪先生親筆函兩通，乃找出來謄抄一過，並略記兩信往來的經過。第二封信中，指出我所引舊唐書卷五兵志為新唐書卷五十兵志之誤，令我愧怍。而我尤當引以自責的，是該文收入拙著《六十自定稿》，這一大誤仍未更正。寅恪先生曾研究我國很多制度上的胡化問題，兵制亦其中之一，所以他必注意到舊唐書根本無兵志。
信中云：「聞文瀾閣四庫書歸浙大保存」，此事應略加說明。一九三八年春，文瀾閣全書運黔，是由教育部命貴州省教育廳負責保管；浙江大學遷遵義後，又委浙大就近督察。所謂督察，亦即由浙大派一二教授，會同教育廳所派者，監督開箱曝曬。藏書地名地母洞，在金鰲山半腰，離太乙井約三里許。共一百四十大箱，而洞前可以曝書的面積不大，每天只能曬兩箱，遇陰雨，或有警報，即不能工作，因此，曬書一次，必須四五個月，甚至半年。貴州素有「天無三日晴」之謠，山中尤難見天日。因此我雖在浙大兩年，並未能利用。寅恪先生在廣西大學，自難詳悉其中底蘊。
寅恪先生所用信箋，為土產竹紙，極薄，略帶黃色，署「片葉廬」三字。用墨甚淡。第一函，已受水漬，恐難攝影；第二函經攝影后製版，刊出後，不知能清晰可誦否？
原載《傳記文學》第十七卷第四期（一九七〇年十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