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大師 · 回憶陳寅恪師
羅香林
一
自恩師陳寅恪先生，於去年十一月初，歸道山後，好多朋友知道我在清華曾跟陳先生念過幾年書，都說要我快點寫些文章，來紀念他。俞大維先生也曾將他的大作《懷念陳寅恪先生》的單行本，賜寄給我。文末有一句話：「深盼……在清華研究院、香港大學……的學生，有所補正。」這對我確也有很大的鼓勵。《清華校友通訊》的主編趙賡颺先生，二次來信，更說要我也寫點關於陳先生學術思想的紀念文章，可是都因為我近來的工作，過於繁忙，難有寫文的時間。而且一想到二十一年前在廣州向陳師辭別的情況，更感到心如刀割，非常難過。總希望能得一個適當的機會，先將陳師的學術思想，靜靜地思考一番，再來下筆。
可是我的環境，總是難得安靜，而陳師的學問，精深博大，要在短短的紀念文里表達出來，的確也不是容易的事。而這紀念的文字，又不能再拖，所以現在也就只好先寫點關於回憶陳師的文字。至於關於陳師的學術思想方面，雖然我也曾叫我所指導的在港大和珠海二校的研究生，先行搜集陳師的專著和論文以至序跋一類的短文，門人李光堯牧師也已寫了一篇《故史學大師陳寅恪教授的著作目錄》，但對陳師學術思想系統性的報告專文，還是無法即為撰作。這是要請俞、趙二先生和其他關心的友好，多多原諒的。
二
首先想講述的，就是我在清華念書的時候，有過對陳師最過意不去的一事，又是最當感謝的一事。當一九三〇年的夏天，我快要畢業的前二月，一天的下午，大約一點多鐘的時分，我到北平姚家胡同，去拜謁陳師，對看門的說明是陳師約我來的。門房帶我到了客廳，陳師母出來，問我看陳先生有什麼事。我說：我是清華的學生，因為做了一篇講「客家源流」的論文，曾請先生指正，先生約我可在今天來取。陳師母說：
「陳先生正好午睡。好吧，請你稍為坐坐，等陳先生休息好了，我代你講去。」
哪裡知道就在這個時候，陳師忽然從客廳旁邊的臥房出來，要同我講話。陳師母看了很不高興，就對陳師說：「你是要午睡的，怎麼忽然又起來呢？」
陳師說：「我在床上還沒有睡著，聽了說話，知道羅先生來了。他不知道我要午睡，又是難得來的，所以我起來了。」
陳師母說：「午睡就是午睡，睡不著也要休息。」
我看見陳師給師母責備了，覺得我這次冒昧，實在無可饒恕。便對陳師和師母說：「對不起，容我告辭吧。」陳師反而溫和地說：
「坐一坐吧，論文我看過了，很好。現在我到房裡去拿了給你。」
我拿回了論文，就告辭回校。看看論文裡面，陳師批了的字。在第二章他批了一句：「家譜內，多有材料，須再查考。」在結論里，我提到孫中山先生的上代是出自客家的系統，而孫先生母親楊太夫人，卻是講香山話的。孫先生兼有父系的刻苦耐勞，和母系的雍容大雅的感染，這與他個性的構成，實在有很大的關係。下面就提到陳師的家系，略說陳師的父系是出自義寧的客家系統，母系則出自浙江有名的俞家，這與陳師個性的構成，自然也有相當的關係。這些話，背後本來牽涉很廣，我那篇論文的結論，自然還是過於簡略。我即翻看那頁的上頭。果然陳師特別地批道：
「孫先生開國偉人，自宜表白；寅恪何得與比，萬請刪去。」
這使我更是感到惶恐。我這次的拜謁陳師，因為不知老師有午睡的習慣，竟使老師在學生面前為師母出於深愛的責備，我這不知趣的學生，真是罪該萬死。
陳師在我論文上的批語，給我以很大的啟示：就是族譜里有很多的材料，可為做歷史研究的取證。我從此即發信向廣東各前輩和友好徵求與客家歷史有關的族譜。後來進入清華研究院，雖然以「百越源流與文化」為研究的專題，但課外的特別工作，就是搜集與客家有關的資料，尤其是閩粵贛客家各姓的族譜。到了第二年，並以獲得燕京大學研究院的派遣，曾親至廣東的東北江，對客語通行的地方，做了半年實地的考察，準備先寫一部《客家史料匯篇》。當時曾將大綱寄呈陳師，並請陳師賜給序文。陳師看了大綱，便復示道：
「甚妥，『家譜族牒中客家之源流』，想必極有精彩，急欲一讀也。各案件想皆能一一註明年月出處，以便復檢。弟若無心得，則不敢序尊作，若有一得，亦擬寫出求教。……五月二十六日（一九三二年）。」
這可知陳師對我研究族譜的鼓勵了。接著我更進而研究中國譜牒學的整體。後來我在港大中文系所發表的就任講座教授的演講，也是以「中國族譜研究」為題目，這怎能叫我不感謝陳師呢。
三
陳師的籍貫，是江西義寧縣，即前清義寧州的修水縣。他的上代是從福建的上杭（汀州所屬）遷去的，本屬客家系統。義寧的客家人，多數是在清初從福建的汀州和廣東的嘉應州遷去的。我在清華念書的時候，陳師曾對我說：這些從閩粵遷去義寧的客家人，多數以耕讀為業，因為生性耐勞，勤於讀書，所以考秀才的時候，本地人往往以學額被客家學子多分去了，便出而紛爭，甚至阻擋客家學子入場應考，後來由封疆大吏請准朝廷，另設「懷遠籍」學額，專給客家人應考，與原來的學額無關，這才把紛爭平息。陳師一家，自他高祖勝遠公，以至他父親伯嚴先生（三立），都是由「懷遠籍」入學，以至逐級考獲各種高科的。
陳師一家，正因為是客家系統，而客家又是保持中原文化特別濃厚的民族，所以初期很少和義寧的本地人通婚，除了和義寧的別姓客家人相通婚外，甚至常常和汀州及嘉應州的別姓人通婚。陳師的祖父曾任湖南巡撫的右銘先生（寶箴），和嘉應州本州（今梅縣）的黃公度先生（遵憲），極其友好。這固然是由於同抱經世維新思想，然與這義寧陳族和嘉應州本州的黃族，上代本有親戚的舊誼，也不無多少的關係。這也是陳師因我研究客家語言和歷史，所以特別對我說的。黃公度先生的幼子黃季偉先生，於民國三十五年即一九四六年當我回到梅縣視察時，曾將右銘先生與伯嚴先生寄給公度先生親筆的書信和詩箋，送給我幾頁。從這些文件，正可看出當日的局勢和陳師一家與黃公度先生的關係。其中如右銘先生的三封簡訊說：
公度仁兄大人閣下：昨晚得總署電，不劃作租界一節，英使竟即允行，頗出意外，非灼見不及此。惟昨電詢借款事，除湘埠外，尚有何事？須得復再為商復也。敬頌新祺。總署電鈔呈。愚弟期陳寶箴頓首。初五日。
昨晚得譚復生一電，呈覽。法若已據瓊州，各國恐將繼起，沿海屯兵，各口皆非吾有，如困長圍中矣。樵老處想冗不及回電，且有難言者。盍由尊處電詢其世兄，稍悉近狀，朝議，何如？
公度仁兄大人鑒。弟箴頓首。十二日。
來函敬悉：法人又復來索，必又啞忍秘授。瓜分之局定矣，尚何言哉。我輩當此，既無可為，偷生何益。承念，但不能不感耳。盛電已復，以借款不敢妄議開導，當隨督帥籌辦矣。
公度仁兄鑒。箴頓首。二十七日。
又如伯嚴先生寄給公度先生的詩，說：
黃公度京卿由海南人境廬寄書並附近詩感賦：天荒地變吾仍在，花冷山深汝奈何。萬里書疑隨雁鶩，幾年夢欲飽蛟鼉。孤吟自媚空階夜，殘淚猶翻大海波。誰信鐘聲隔人境，還分新月到岩阿。三立。此為夏間得第一次寄書所偶題，聊附錄之。
黃公度先生本來想撰著《客話獻錄》一書，因為奔走國事，沒有做成。季偉先生因我於一九三三年曾出版所著《客家研究導論》一書，曾受公度先生的影響，所以特別要將那與他父親有關的珍貴文件，送一點給我紀念。但我所受公度先生的影響，乃是撰書的遠因，而陳師對我所作《客家源流考》一論文所加的批語，乃是近因。因為《客家研究導論》乃是自《客家源流考》所擴充而成的，而《客家源流考》則是曾經陳師批閱，而指示修改的。
四
陳師對學生的愛護，真是無微不至，不但在學術上的個別引導，使學生個個都走向專門研究能漸漸有新的發現的境地，就是對學生的日常生活，乃至於畢業後的就業情況，也非常關心。記得我和朱延豐、鍾道銘等初進研究院的第一年，不知怎的，朱延豐兄忽然愛上了北平女子籃球隊裏白白胖胖的某女士，似乎打得很熱，但他不肯將她介紹給同學認識，我們幾個書呆子都不免自感落伍。不過延豐兄本來也不是善交際的，果然，沒有半年，就告吹了。有兩個星期他沒有上課，又不在宿舍里住宿。有人說他回江蘇原鄉去了，有人說他可能失意後有什麼自殺的危險。陳師聽了非常著急，特地叫我往各處去找。我和有關的同學商量了幾次，又到北平找了一次，總是沒有頭緒。正苦沒法對陳師交卷的時候，延豐兄自己回學校來了。我對他說：你優哉游哉地過了兩個星期，但陳師可急壞了呢。延豐兄老不說話，後來還是我說：聽說胡適之先生進行一種翻譯計劃，我們可求陳師介紹，做點翻譯，來寄託寄託。我和他同去見了陳師，我說明延豐想兼做翻譯的工作。陳師非常高興，就寫信向胡先生推薦。胡先生自然也很客氣，他回信說：
寅恪先生：謝謝你的信。……朱延豐先生願譯歷史書，極所歡迎。他願譯哪一個時代的歷史書？有什麼Preference沒有？Shotwell前告訴我，勿譯「文學的歷史」，當譯學者的歷史；他舉Breasted：Ancient Times為例。我當時因此書是中學（High School）用書，不甚以為然。近日讀其書，始知此書確是極好的書，最能代表最新的考古成績，而文字尤可讀。一九二七有修正放大本（已成為名著）。我想尋一可靠的人譯此書，文字務求通暢明白，使此書成為西洋史的人人必讀的門徑書。你看朱君能勝任此事嗎？乞酌復。謝剛主說：你說孫行者的故事見於大藏，我很盼望你能告訴我。匆匆祝雙安。降魔變文已裱好，甚盼你能寫一跋。適。二十、五、三。
這封回信，陳師就交了給我，要我和延豐商量。可是沒有幾天，就因我接到家電，說我父親病勢轉劇，要我趕快回去。我即匆匆地請假回粵。延豐兄有沒有照胡先生的意思翻譯，我不很清楚。可能不久延豐即找到了最為美滿的對象，就是後來和他結婚的太太，自然也無須拿翻譯做寄託了。
我父親是在民國二十年即一九三一年六月十八日在興寧去世的。那時我還是在由上海搭船返汕頭的途中，趕到家裡，始知我父親已去世七日了。母親領我到靈柩前遵禮成服，我深悔沒有提早回來。即為撰印哀啟，分寄本邑的族戚和外縣的師友。陳師接到了訃告，即親自撰寫輓聯一對，寄來興寧。那輓聯說：
惜公抱經世才而未竟其用，
有子治專門學能不負所期。
這對我自然也有很大的安慰和鼓勵的作用。
五
陳師自民國十五年即一九二六年五月起，在清華大學講學，最先專在國學研究院講授「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和「梵文」，指導學科的範圍，有年曆學（中國古代閏、朔，日月食之類）、古代碑誌與外族有關係者之比較研究、摩尼教經典與回紇文譯本之研究、佛教經典各種文字譯本之比較研究、蒙古滿洲之書籍及碑誌與歷史有關者之研究。接著在大學歷史系和中國文學系，講授「唐代西北史料」，與「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及「高僧傳研究」，與「佛經翻譯文學」，及「文學專家研究」，以至「蒙古源流研究」等，每種課程均以新的資料印證舊聞，或於習見史籍發現新的理解。凡西洋學者對中國歷史研究有新發現的，亦必逐類引證。因為引用外文的專籍特多，所以學生每不易筆記；但又因其每講都有新的闡發，所以學生也津津有味。陳師每次上課，必攜帶要引用的書籍多種，以黃布包裹，拿到課室，放在講台。遇須引證的重要文句，亦必寫在黑板。陳師夏秋季常穿藍布長衫，冬春季常穿長袍馬褂。來校，常挾黃布書包，進入課室，就提出要講的專題，逐層闡釋，講至入神的地方，往往閉目而談，至下課鈴響，還在講解不停，真是誨語諄諄，從無倦容。而其風度和聲音笑貌，也最為學生所神往。
陳師講學，注意自然啟發，著重新的發現。對學生只指導研究，從不點名，從無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學校的規章舉行，沒有不及格的。他常說：問答式的筆試，不是觀察學問的最好辦法。學生們每要求他以寫短篇論文代替大考。但陳師又謂：做論文要有新的資料或新的見解，如果資料和見解都沒有什麼可取，則做論文也沒有什麼益處；最好各同學於聽講及研究後，細細地想想，到了學期結束，對教師每位提出一二問題；自然，教師也是不能包懂的，但對學生能否提出適當的問題，也可以知道學生是否曾用過功夫，可以略約分別成績。但同學們多數也不敢採取這種辦法，因為如果所提出的問題，被人認為是不聰明的問題時，面子上也很難看。
陳師對歷史研究，常說：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據史籍或其他資料以證明史實，認識史實，對該史實而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這就是史學與史識的表現。陳師又說：凡前人對歷史發展所留傳下來的記載或追述，我們如果要證明它為「有」，則比較容易，因為只要能夠發現一二種別的記錄，以作旁證，就可以證明它為「有」了；如果要證明它為「無」，則委實不易，千萬要小心從事。因為如你只查了一二種有關的文籍而不見其「有」，那是還不能說定的，因為資料是很難齊全的，現有的文籍雖全查過了，安知尚有地下未發現或將發現的資料仍可證明其非「無」呢？這句話含有很重要的意義。有位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同學，昔年和我討論陳師的名言，他說這句話給他印象很深、影響很大。
陳師喜歡將幾種基本的書，以平日閱覽時的意見，或發現其中有新的問題時，則寫在每頁的書頭。因為講授晉南北朝史，自然對於正史如《三國志》《晉書》《宋書》《齊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北周書》，與《南史》《北史》等，及《資治通鑑》與《三國會要》等，都必盡力研求，然於《世說新語》，及慧皎的《高僧傳》與道宣的《續高僧傳》等，亦極為愛好。尤其對《世說新語》，在書頭上寫了的札記，和所記別書與它有的事項最多。他本來想將它寫成為《世說新語箋注》，後因抗戰初期，清華大學輾轉遷往昆明，他將藏書運往香港，再由海道經越南運入昆明，這曾經批註的《世說新語》原書多冊，竟在途中失去，這使陳師曾發生很大的傷感。
六
不過陳師在清華所授的課程，到底還是以屬於與唐代文史有關的專題為較多。就是「文學專家研究」，也多講元白詩里的史證。早期的國學研究院與大學部的歷史系與中國文學系和民國十九年以後的研究院，各同學跟陳師研究的，也是以唐代文史以至隋唐的塞外與西北的交通等為選擇專題範圍的為較多。陳師寫定印行的專書，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與《元白詩箋證稿》等，自然也是以隋唐為範圍的。
陳師自開始在清華國學研究院講學時，即曾提及李唐皇室的姓氏與李虎一家在北魏、西魏與北周的關係等問題，最初以為李唐皇室的上代或與北魏的李初古拔有關，繼之則以為李唐皇室上代或出自趙郡李氏，而非出自隴西李氏。這與朱逖先先生（希祖）始終都以李唐皇室父係為出自隴西李氏者，意見不無出入。雙方曾發表論文數篇，在學術上均有重大的啟發和價值。二位大師雖然對這問題的結論不同，但私交卻始終很好。
我於一九三二年九月，始離別清華和燕京二大學的研究院，接受廣州國立中山大學的聘約，擔任校長室的秘書和廣東通志館的纂修。接著朱逖先師也應聘為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的主任，要我兼任研究所的編輯。我曾特別稟報陳師，說明所以暫離北平的原因。陳師得信後，於一九三三年的元旦，回信給我，內說：
……近日時局如此，華北前途，尚難預測。兄暫還珂里，網羅搜集鄉邦文獻，實為上策。逖先先生晤時乞代致意。《曹溪通志》，如有便，祈見寄一部，若費力費錢，則可不必也。……
可見陳師始終是關懷學生的工作和就業情況的。第二年朱師以改任南京國立中央大學的史學系主任，約我也到南京去任教，自是我就在中央大學講授《隋唐五代史》等課程。一九三五年的夏天，我和朱師的女公子結婚，九月更兼任上海國立暨南大學的教授。自然我講授各種課程，也特別對學生說明是要參證陳師所發表的許多論文的。一九三六年八月，我因改任廣州市立中山圖書館的館長，復返中山大學兼授「隋唐五代史」等課。後來到了一九三八年十月，廣州為日軍襲占，中山大學遷往雲南澂江，改聘我為專任教授，除增授史學方法外，仍是著重隋唐五代史。二十九年即一九四〇年，中山大學自雲南遷回粵北，我於途經桂林時，曾依照陳師所講須注意新資料的啟示，曾於桂林西山，發現唐高宗時代的摩崖佛像。返到粵北，又以友人出任紫金縣長的關係，因之而發現孫中山先生的上代族譜，乃撰作《「國父」家世源流考》一書。接著更應命至重慶服務，兼在中央政治學校講授「中國民族史」。這時適追隨在重慶的史學界各前輩，組織中國史學會，曾通過與勝利出版社合作，將中國歷代最重要的人物，各撰作專傳一冊，自孔子至孫中山先生，凡列二十餘人。其中有《唐太宗傳》一種，眾議推請陳師撰作。時陳師適以香港為日軍襲占，經自港密回桂林，任教於廣西大學。乃由出版社的社長潘公展先生，致函陳師，約請撰作。不料陳師得信，反而指名叫我撰作。其回信略說：
公展先生大鑒：奉勝一五三八號手教，惶悚之至。民族先賢故事集叢刊中，自不可闕《唐太宗》一種。弟雖在學校講授唐史有年，而專攻此門者，人數本不甚多。……就前從受學諸友中，現在尚知其仍從事著述，可以信任者，似唯有羅香林君一人。羅君任職重慶，先生就近與之接洽，必有效果。羅君十年來，著述頗多，斐然可觀，自不用舊日教師從旁饒舌，以妨其獨立自由之意志也。如先生以鄙意為然，則除與羅君接洽外，或即以此函交其一閱。……屢承惠示，卒無以仰副盛意，衷心慚懼，無可比喻，尚希特別鑒原，是幸。……陳寅恪拜復。六月十二。
公展先生根據陳師的回信，硬要我擔任。不多久，陳師以遷在粵北的中山大學，堅約他前往演講。乃由桂林，搭火車，經衡陽，至坪石，住了幾日。據說於演講時曾提及推薦我撰作《唐太宗傳》的近事，末說：
「我料羅先生，於開始撰作時，對李唐皇室的姓氏問題，也必極難下筆。到底依照老師的說法好呢？還是依照岳丈的說法呢？」
說完了便哈哈大笑。這是後來中山大學的老同事告訴我的。可惜這本書，我答應了後，直到現在還沒有寫成。雖說我對唐史，也曾寫過一些論文和別的有關的專書，但對陳師指名叫我撰作的，卻沒有在陳師生前交卷，這是何等可悲的呢！
七
民國三十年即一九四一年春，英國牛津大學禮聘陳師為中國學術的講座教授，陳師乃特至香港，候輪赴任。不巧，恰逢國際局勢轉變，蘇聯加入英美陣線，以對抗德國，日本因與德意結為軸心同盟，終以演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香港一時沒有赴歐的輪船。陳師留居香港，為香港大學中文系講授中國歷史。至八月四日，以系主任許地山教授，不幸逝世，大學當局乃請陳師繼為主任。至十二月二十五日，香港亦為日軍襲占，大學被迫停頓，陳師乃秘密離去。陳師在港，雖時間不長，然在學術研究上所遺的影響，也甚巨大。這是我自一九五一年亦入港大任教後，文學院的老秘書吳仲輿先生常常向我提述的。
對日抗戰勝利後，陳師以目疾，曾一度赴英就醫，但沒有痊癒。陳師旋復回清華任教，至一九四八年北平危急，中央特派人乘飛機接陳師南下。旋即接受廣州嶺南大學聘為特任教授，住在唐樂村的九家村。一九四九年三月，以嶺南大學中國文學教授李滄萍先生去世，我前往弔喪，看了陳師送去的輓聯說道：
短夢興亡，珠海魂歸迷故國，
高樓風雨，玉溪春盡感斯文。
這雖是對李先生說的，然隱隱中即含自傷的意味。我曾特至九家村請教，看見陳師，雖然安詳如舊，然目力衰退，於光線極強的地方，始能看出那大如指頭的文字。若文字稍小，或光線稍暗，便不能看見。我深恐陳師不幸失明，則真是中國學術文化的不幸，心裡非常難過。
陳師對國家與文化的看法，實是合為一體。因各人對此文化感受和發揚的程量有異，故遇激刺而生的反應，其表現的強度或情況，亦各人有異。這在其所作《王靜安先生輓詞》的短序，已有明切的啟示，短序里對文化的解釋說：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這雖是陳師對王靜安先生說的，然亦可以說明這個劇變的時代我們苦痛的由來。
我在一九四九年的端午，曾再去九家村拜見陳師。
我說：可能很快我就要搬家，那此後就「天荒荒，野茫茫」，不知何時何地始能再見老師了。我說罷，就潸然淚下。忍痛別了陳師，回到家中，就決意遷居。到了八月底，便將全家，遷居香港。這二十一年來，我之所以能由最初任教於幾家流亡的專上學校，以至任教香港大學，由講授中國歷史以傳揚中國文化，終至接任中文系的講座教授，都是受陳師的啟示而振奮而展開的。
但我自到了香港，即以顧慮陳師的處境，從沒有和他通訊。一九五三年，港大增設東方文化研究院，我與同事劉百閔先生，曾商請中文系主任兼該院院長林仰山教授，設法聘請陳師來港。但那時該院的經費是美國救濟中國知識分子委員會自動撥助的，限定須在登記的學者始能延聘。過了兩年，該院經費改由哈佛燕京學社補助，那時雖已沒有如上的限制，但在內地的學者已無法申請出境了。所以林教授始終沒有將我和劉先生的建議實現。到了我兼該院院長的時候，那就更是機會已過，無能為力了。現在聞知陳師真的已歸道山，那我又怎能不格外悲傷呢！
一九六三年正月，我曾將為著紀念港大五十周年而寫的《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一書，寄給法國漢學家、法蘭西學院的戴密微教授（P.Demievill），他看了書里有一幅一九四九年夏陳師與師母在九家村的攝影，在回信里曾特別地說：
在你有關香港的一本書中，有陳寅恪的照片，我看到時，感情激動。我雖未曾見過他，但我相信他是仍生在世最偉大的中國學者。他看來瘦削，也許是工作過勞的緣故吧。……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於巴黎。
戴密微教授，你可知道這位你所信為是最偉大的中國學者，現在已由瘦削而終至去世了呢。你是研究佛教文學和六朝詩的權威，這和陳先生的學問也很多牽涉，請你也做一篇紀念陳先生的文章好嗎？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四日於香港
原載《傳記文學》第十七卷第四期（一九七〇年十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