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大師 · 憶陳寅恪先生

勞榦 這是一九二八年春，北大的改組風潮才過去，北平大學的北大學院方才組織成功，由陳大齊先生擔任院長。北大的歷史系恢復上課，陳寅恪先生就在此時由清華大學聘來兼任一門功課「佛經翻譯文學」。到了秋季開學，陳先生再改授「蒙古源流研究」。等到一九二九年，陳先生因為身體較弱，不願奔馳清華北大之間，就不再到北大來了。以後同學們只好到清華去聽課。 在陳先生未曾上課以前，同學們已經知道陳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上課以後大家因為注意的關係，每一個人印象都很深。此時方在初春，余寒未盡。陳先生穿的厚袍加上馬褂，攜著一大包書，用橙黃的包袱包著。清瘦的面龐夾著神情奕奕的目光，給人一個清晰的聯想，想到這位蓋世的奇才。誠然，這時王靜安和梁任公兩位都已先後逝世，只有讓陳先生獨步了。 「佛經翻譯文學」這門課，因為同學中沒有一個學過梵文的，最後只能得到一點求法翻經的常識，深一層了解沒有人達到。「蒙古源流研究」這一門比較好些，因為至少一部分同學對元史方面都多少有些準備，所以大致尚能了解，至於涉及蒙古文原文的問題，以及德法文引證的問題有時會感到困難些，不過大家大致尚能應付。 等到我到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做研究工作，陳先生是第一組主任，不過陳先生只擔任一個名義，並不管實際上的事，一切事務都由傅孟真先生親自處理。遇到學術上的問題，以及升遷的問題，才去特別找陳先生，請陳先生髮表意見，這件事在史語所當然是一個很少被談到的事。等到傅孟真先生逝世以後，我在參加傅先生遺集整理工作之中，在傅先生的一本書中，看到夾著陳先生一張回復傅先生的信，對我加以鄭重的推薦，這件事陳先生從來未曾直接和間接表示過的，使我萬分的感動。當時覺得這是傅先生未曾公開的信，我只好看過仍夾在原處。實在說來，當時真應當特別放在一個大信封中，加以標記，請那廉君先生加意保存，現在這封信，可能尚在傅先生遺書之中，希望看到的人能夠特別注意，提出交那先生或圖書館珍藏，因為陳先生的墨寶現在實在太有限了。 寅恪先生治學的範圍，據我所了解的，在歐洲時治學集中於歐洲諸國文字，以及梵文及西域文字。回國以後，就集中在本國歷史，尤其是魏晉南北朝至唐的制度方面，再就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來說，梵文及南北朝唐代制度更是重點中的重點。若就梵文和南北朝唐代歷史比較，寅恪先生似乎更側重於南北朝唐代歷史方面。寅恪先生對於梵文是下過深厚功力的，他的功力之深在全國學人之中，更無其匹。不過，他站在中國學術發展的立場，權衡輕重。他覺著由他領導南北朝唐代歷史的研究，更為急需。所以他放棄了獨步天下的梵文知識，來在南北朝唐代歷史集中精力，就他所發表的研究成果來說，他的確能見其大。他認清了政治和文化的主流來做提綱挈領的工作。唐代誠然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朝代，可是真正下功夫做工作的並不多。至於南北朝歷史，更是一片荒荊蔓棘。他在這個荒荊蔓棘之中開出大道來，今後南北朝及唐代的研究無論怎樣地開展，他的開創的功績確實不容疏忽的。 寅恪先生最重要的著作當然是《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這兩部書都是博大精深之作，雖然篇幅不算太多，卻把南北朝至唐代政治文化的關鍵指示出來。其他單篇論文包括的範圍也非常的廣，其中很多有獨特意見。在早期論文中，多注意印度文化對於中國的影響。最有趣的是《清華學報》中討論《三國志》，曹沖及華佗的記載，證明了採取印度的傳說，雖然有點驚人，卻是非常合理。至於《四聲三問》那一篇，證明中國語言，雖然本有四聲（但四聲之中，還有變調，四聲之分不易被發現）。而能以發現四聲的，還是靠梵文的啟示。此亦可以發千秋之秘。以後再轉到天師道的問題，從濱海關係，進而研究天師道的信仰及其作用，對於兩晉南朝若干不能解答的問題，有此可以作充分的解答，而從《桃花源記》談到塢堡問題，更為一個歷史上不朽的發現。後期再從唐代的文學，研究到唐代政治、社會、風俗，以及文學上本身的問題，最後一直推到清代的彈詞上。這也是一般講文學史的，從來未曾走過的新路。 寅恪先生治學的方面可說是廣極了，但他深知道中國學問中未做過的領域實在太多，他要開風氣，他也要為師，他提示些可走的新路，並且指導別人去做這些新路。他深深地知道「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一切偉大的成功都建築在許多人許多時候辛苦經營的基址上，所以他的路線很顯然的只是為別人測量基址，指示別人去畫藍圖，而無心去自己來做一個始終其事的大匠。近二三十年，他的主要工作是在兩晉南北朝隋唐史以及唐代文學與政治及社會關係方面，但是在中印文化溝通上，在中西交通史上，在元史的研究方法上確曾做過不小的提示，今後做這些範圍以內學問的人，還應當重視他的功績。 寅恪先生的尊人是陳伯嚴先生（三立），清末民初首屈一指的詩人，新江西詩派的領袖。他的詩高華魁偉，平心而論，恐已超過宋代的黃陳。寅恪先生受此趨庭之教，當然有非凡的造詣。他自稱「論詩我亦彈詞體」，恐怕只是一種謙辭。其實他的詩出入唐宋而自成一格，實非彈詞體所能限。他的被傳誦的吊王靜庵先生詩是白香山體，而再生緣題詩卻是李義山體。其中的「絕世才華偏命薄，戍邊離恨更歸遲」和「上清自昔傷淪謫，下里何人喻苦辛」恰恰嵌入了「上清淪謫得歸遲」一句。這是出於李義山《重過聖女祠》詩的第二句，只寅恪先生把「得」一字易作「更」字。也許這樣一改，嵌字不十分顯著，以避人耳目，也許改掉「得」字，以示「上清淪謫，不得歸遲」。無論如何，是可以看出他的心情的。 寅恪先生身材瘦削，並且也不高大。加上了具有神采的雙目和高聳的鼻子，的確有些像「甘地型」的人物。當他在清華大學時，有一天便服乘涼，有一個新來的學生告訴同學說：「我今天看到一個人真像甘地。」寅恪先生聽到，亦為莞爾。這裡並非說寅恪先生那樣大師亦羨慕甘地聲名，而是說在中國像他那樣了解印度的人已成鳳毛麟角。何況還有甘地相同的被壓迫民族感情和時代意識。自然，他也禁不住有共鳴之感了。 寅恪先生在北平時，住在清華大學的教員宿舍，因為潛心治學，進城的時候很少。我曾經去看過一兩次，他住的宿舍是單層平房，相當質樸，和南港「中央研究院」的宿舍大致差不多。因為太遠，談話的機會也很少。到了一九三九年，寅恪先生來到昆明，住在中央研究院租到靛花庵的樓房上，才有機會朝夕晤對。那時寅恪先生已患目疾，需要時常休息。他吃得不多，可是菸酒都不沾的，他曾經和我談到民國初年長沙的事，並說看到過和我父親同曾祖的兩位伯父，神情和我還多少有些像。可惜我生長在陝西，對於湖南的情形相當隔膜，因而接觸到的問題也就不多，不然這也是近代史上很有用的資料。 寅恪先生在外表看來好像是一個文弱書生，但他卻能堅持原則，不輕易遷就。有一次清華大學的碩士考試，吳雨僧先生曾為了一個微小問題否決一個學生的及格，寅恪先生不惜以去就力爭。又有一次在中央研究院的評議會上，有一個不合理的議案，寅恪先生獨仗義執言，把這個議案打消。從另一方面看，寅恪先生是很有風趣的。在清華大學考試國文，用對對子的方法是大家都知道的，雖然毀譽參半，但想不失為一個新的試驗。其中答案如「孫行者」對「祖沖之」，「人比黃花瘦」對「情如碧海深」等，寅恪先生也曾擊節嘆賞。至於擬防空洞的聯對如「見機而作，入土為安」，運用成語到了妙語解頤的地步，也是寅恪先生所作。當大陸在「百花齊放」時，寅恪先生提議要把孟小冬請回來。如用這個姓孟的能生能旦的女伶來扮演《再生緣》中姓孟的人物，真是最合適不過。寅恪先生和我一樣，對於平劇半句也唱不來。在清華住的時候，既然很少進城，也未曾看戲。直到一九三四、三五年間，有朋友請他看戲，他一看之下，才大為欣賞。寅恪先生後來大約也看到過孟小冬演戲，不然也不會想得到嗎。（上一節有一部分是從俞大綱先生處聽到的，特此志謝。） 傳聞這位才華蓋世的大師是去年十一月逝世的，大陸上嚴冬寒冽，新炭難求，不適宜於老人養病，當然他是以八十高齡，壽終天年的。不過在物質的供應上，在心情上都不愉快，使我們學生們、朋友們沒有人不抱歉然的情緒。只有希望寅恪先生提示出來各方面的研究日就光大，也就稍可告慰於在天之靈了。 【附註】壺公先生的《陳寅恪先生之死》甚為精彩，只是關於武則天和佛教問題，略有錯誤。此問題已由寅恪先生在《史語所集刊》發表，題為《武曌與佛教》。說到以佛經說女人不可做國王的，但《大雲經》說到女子國王，所以武則天提倡《大雲經》。並未曾說到「面首」一事。 原載《傳記文學》第十七卷第三期（一九七〇年九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