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大師 · 我所認識的羅志希先生
馬星野
南京大石橋
一九二七年夏天，我因為廈門大學風潮（當時我是廈門大學文學院學生），一時不能復學，到南京來投考中央黨務學校。入學考試試場，是南京大石橋前東南大學的體育館。在場監考有兩位穿夏布大褂的人，一位是白面書生型，一位是魁梧雄偉武士型，考生們切切相告，那白面書生型的，一定是五四運動領袖，文采滿天下的羅家倫了。（當時黨校教務副主任是羅先生，事實上，教務主任戴季陶先生很少來校，校長又是蔣總司令兼任，不在南京，全校教務上責任，是羅先生擔負的。）當時，我是十九歲青年，有「英雄崇拜」心理，急想認識羅家倫，結果是認錯了，那「白面書生」是保定軍校出身，名軍事家吳挹峰，是當時擔任總務副主任，那魁梧雄偉武士型的，卻是羅家倫先生。
羅先生本是東南大學教授，國民革命軍奠定了東南，國民政府建都南京，東南大學暫時停辦，中央黨務學校，即借用東南大學右邊的一半校舍。中央黨務學校不但用了東南校舍，而且羅先生將東南大學最好的教授們，如今天在座的方東美先生及趙蘭坪、韋潤珊諸位先生，全請來黨校任課，當時教授陣容，是一時無匹的。北京大學在座的有王世傑先生及周鯁生先生、段錫朋先生等，金陵大學的唐啟宇、趙叔愚等先生，復旦大學的趙棣華、王世頴、余井塘諸先生，也都被羅先生延攬過來。在龍潭戰役，首都危急存亡之時，（寧漢分裂，蔣總司令下野之際）羅先生與谷正綱、吳挹峰先生，坐鎮校中，渡過戰爭的風浪，也渡過政治的風浪，使剛才誕生的革命學府，不但安然屹立，而且對黨國有卓越的表現。
紅紙廊
志希先生一生，對中國大學教育之貢獻，是非常大的。他是蔡元培先生的得意門生，所以他辦教育，與蔡先生的理想和做法，很相類似。他先後主持了國立政治大學的前身中央黨務學校與中央政治學校的教務，擔任了清華大學的校長，及國立中央大學的校長。在政治大學，他名義上先後雖是教務副主任、教務主任、代教育長，事實上，校長由蔣公兼任，教務主任黨校期間由戴季陶先生兼任，一切教務責任，皆落在羅先生身上。有許多次，羅先生請黨國元老及學術權威們來校演講，常誤稱「羅先生」為羅校長，劉文島就是一個。
自黨務學校開始，我便追隨羅先生，他自己開課教書，教的是「中國近百年史」。一九二八年，學校由大石橋遷到紅紙廊，那是江蘇法政學校的舊址，也是辛亥革命前，端方總督辦公地方，扶疏的槐影，幽靜的走廊，裡面有小小三間辦公室，羅先生與總務主任吳挹峰先生，就在裡面工作。兩個人同一個辦公室，有兩張舊沙發，雖嫌簡陋，也很清雅。自一九二八年起，直到一九三四年，我便常常有機會，到這個小辦公室向羅先生請益。許多羅先生的著作，是由羅先生口授，我做筆記的，也就是在這個辦公室中完成的。包括很多篇現在還未發表的珍貴稿件。
羅先生對他的老師蔡元培，非常崇敬，執弟子禮至恭。可是，他對於他自己的學生，卻非常寬大，而且謙虛。他寫信給我，總是稱「星野兄」。我們一塊兒工作，談天吃飯，極其隨便。他自己吟詩得句，常常洋洋得意地念給我聽。講些中外名人的故事，常常自己哈哈大笑。羅先生是教育家，卻也是極富「幽默感」的人，他不但愛說「笑話」，即在嚴肅的大會場中，也常用「這不是笑話嗎？」的口頭禪。
在紅紙廊的若干年中，我從羅先生處得到不少教益。這不但是由講堂中聽演講，了解了羅先生治學的嚴謹方法，了解羅先生知識的廣泛淵博，而最最重要的，是跟他做事，跟他聊天，在無拘無束交換意見中，得到的啟發與認識。我在中央黨務學校時是「學生」，在中央政治學校時，是教務處一名「編譯部編譯」，兼主編中央政治學校校刊，以後考上了公費留學，回國以後，做了外交系「講師」，新聞系「教授」、「系主任」，一直到抗戰勝利南京光復，中央政治學校改組為國立政治大學，我還是擔任新聞學系主任，達十四年之久，而羅先生，早已於一九三四年，辭掉了中央政治學校教務主任，專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去了。
清華園
羅先生擔任清華大學校長的時間不長，我在他校長辦公室內服務，也不到一年。那是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〇年間的事。清華學校改組為國立清華大學，羅先生對於清華改為國立大學，有偉大的抱負與發展的計劃。他說，已往的清華是「留美預備學校」，今後的清華是國家完整的大學。他主張把科學的根苗，移植到清華園裡，使他在中國土壤上，開花結果。他開始招收女生，他開始淘汰「次一流」教授，把全部舊教授，只剩下了十八個人。他除繼續保持有名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外，加設了各科研究所，請第一流學者為教授，大量添置圖書及設備。我的中學國文老師朱自清先生，便是圖書館館長，兼文學院院長。自清（佩弦）先生，是我於一九二四年左右在溫州第十中學的恩師。我們兩人，亦師亦友，在清華園的荷塘月色中，我們常常散步談天，非常有味。我住北院，他住南院，那時，朱師母染患肺病，家中仍是子女繞膝，生活同在溫州時代一樣苦。
原來，我在丁惟汾先生主持下中央訓練部做「編審」，羅先生要我到清華去，一方面，幫他編校刊，一方面，也是他希望我在清華那樣幽美環境中，多讀一點書，多聽幾位名教授的課。我們辦公室中幾位秘書，像郭廷以量宇先生（後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已故）、唐心一（曾任招商局副總經理），都是羅先生得意門生，才華洋溢。量宇傳了羅先生的史學，心一的文學也受到羅先生薰陶。我與郭先生、唐先生三人住北院一座單身職員宿舍，還有一位戈定邦先生，是東南大學秉農山先生的得意弟子，權威生物學家，也住在一起，郭戈兩位，都是從東南大學實驗附中，到東南大學畢了業，郭先生讀過羅先生歷史的課。還有一位唐培經先生，也是羅先生十分賞識的學生，他因在清華大學教數學，其夫人為女士管理員，故沒有在校長室共事。
羅先生的改革清華計劃，是大刀闊斧的，當然也引起舊教授們的阻力。為開董事會，他於一九二九春間南下，由吳之椿先生代理校長職務，我也由校長室轉到教務處。當時在南京，正開過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黨務學校起了一點風波，蔣校長接受羅先生一貫的主張，把黨校改組為中央政治學校，由短期的制度延長為兩年半制，更延長為四年制，丁惟汾先生為教育長，余井塘先生為教務主任。那年四月間，政校當局打電報到清華找我回去，任教務處編譯，兼編校刊。羅先生在中原大戰期間，不能再在北方耽留，為表示決心，不做清華校長到武漢大學應王世傑之聘當教授去了。
由紅紙廊再回大石橋
羅先生自北京大學畢業後，曾由蔡元培先生設法，請紡織業巨子上海穆藕初（湘珊）先生籌一筆經費，送羅先生、汪敬熙、周炳琳、段錫朋、康白情等數位，出國留學，為國家培植領導人才。羅先生留學，同我們現在專讀學位的留學生們不同，他在美國普林斯敦 14 大學，在英國的倫敦大學，在德國的柏林大學，法國的巴黎大學，都沒有讀學位，除從名師大學者致力於研究哲學、歷史、文學外，尤其對這些大學文理學院如何辦得成功，最為注意，因此他主持清華大學時，有一幅一流大學的發展藍圖，及至一九三二年，他受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便把他在上述世界一流大學觀摩到的理想與制度，應用到中央大學，付之實踐。
他接辦中央大學時，仍兼任中央政治學校的教務主任及代教育長（代丁惟汾先生）。我自一九三一年，得中央政治學校留學考試錄取，到美國研究新聞學，身在國外，故沒有隨羅先生到中央大學去。羅先生髮展中央大學的大計劃，我未及目睹（在座王藹雲先生最為清楚）。惟他百忙之中，常有信寄到美國，要我留心研究美國報業發展情形，期許我將來回國可為中國辦一個第一流報紙。一九三四年我回國後，上海申報及時事新報，都要留我在上海，但中央政治學校的聘書，七月間即已寄到，中央政校蔣校長召見我時，就要我從事辦報以前，先辦新聞教育。
當時，羅先生對我可說是照顧非常周到。我回國時，還不到二十五歲，羅先生怕我教書會被學生轟掉，特別要我到外交系四年級去教新聞學，他說：「外交系四年級學生們即畢業，不會因教授太年輕而轟你的，而且太早就辦新聞學系，也沒有足夠之師資。」因此，我自一九三四年九月開始，即教政治學校四年級外交系的新聞學，當時班上還有許紹昌這類出色同學，聽我講課，而沒有把我轟掉。
羅先生在中央大學，又兼政大代教育長，很招引一些人的妒忌。因為首都人才雲集，只有第一流學者，才會被羅先生所汲引。換言之，誰要到政大、中大教書，非通過羅先生的選擇標準不可。而這標準，又如此嚴格，因此，有許多求職不遂之士，便造了許多謠言，中傷羅先生，指為他把持全國的大學教育。羅先生為止謗計，只好請示蔣先生，准他二者辭去其一，而最初他擬辭去中大，蔣先生認為中大情形複雜，在正上軌道之時，不能讓羅先生離開。經過數月，蔣校長派程天放先生為政大的教務主任，羅先生為校務委員會委員。羅先生身兼政大、中大兩主任，足足三年之久。政大到台灣復校以後，他還在政大研究所，教過兩個學期的書。
沙坪壩
羅先生做了十年的中央大學校長，其對國家作育人才之貢獻，非常之大。而其將中央大學，在日本人的飛機狂炸之下，由南京遷到重慶之沙坪壩，使這所最高學府，於八年抗戰期中，弦歌不絕，學校規模越擴大，學生人數更增多。羅先生曾有名言：「我們抗戰，是武力對武力，教育對教育，大學對大學，中央大學所對著的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這種在艱苦中奮鬥，在炮火下求上進的精神，最可佩服。
抗戰八年間，我因在中央政治學校擔任新聞系主任，住在政校所在地之南溫泉。羅先生的中央大學，在重慶市以北的沙坪壩，南北距離相當的遠。我除了有時被邀到中央大學講演，及看看我在中央大學念生物系的妹妹馬秀權以外，很少到中央大學去，向羅先生請益的機會因亦減少。但是，由羅先生親自寫出的《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一文，可以看見中央大學遷校的情況，真是可歌可泣，而中央大學，如火中鳳凰，變得更壯大美麗。中大遷校，沒有出什麼亂子，已經不容易，這全歸於羅先生坐鎮南京，指揮若定，而有正確之遠見，及早準備，不像他校之亂遷亂搬，鬧出風波。這是因為羅先生平日對教授同事們禮貌周到，虛懷若谷，所以到了危險之時，大家賣力，如馬洗繁、王書林、吳榦等教授，冒著萬險，為中大遷校努力。在我的經驗中，像羅先生對教授之尊敬，是主管大學行政者所罕見的。
羅先生到重慶的第四年，說過：「我們學校窮，同人也窮，我們只能以感情相維繫，以大義相勸勉。在國家對日抗戰的時候，誰說窮不是應該的。」當時已有三千一百多學生，比南京時多三倍。有一八三位教授，講師三十九位，助教一七九位；有七個學院，一個研究院，一個專科學校，一個中等學校，其中，有五十六個科系，九個研究部；有醫院，有農場，有工廠。除沙坪壩外，校區還向柏溪發展。還有一部分單位，留在貴陽與成都。羅先生在日機疲勞轟炸下，主持中央大學，其辛苦可以想見。而中大學術之水準，並不因環境艱苦而降低。
新德里
羅先生學識廣博，能力卓越，他一生主要時間，是在辦大學教育，但是在政治方面，在文化宣傳方面，在外交方面，都有卓越的貢獻與成就。印度於二次世界大戰後獨立，中華民國第一任駐印大使，是落在羅先生的身上。他不僅是中華民國的第一任大使，也是印度成為國家後，第一位外國派駐最早的大使。羅先生常常提及他幫助尼赫魯，暨他的妹妹等設計「印度國旗」圖樣的故事，現在印度國旗上的「阿育王（Asoka）輪」，便是羅大使建議經尼赫魯採納的。這位在印度極受歡迎的大使，不是穿燕尾服講應酬客套話的職業外交家，卻是以其才學風趣博得駐在國尊敬的哲學家、歷史家與文學家。
當時，我在南京辦《中央日報》，羅大使主張，由報社派遣一位駐印度特派員，我欣然接受。今天在座的吳俊才先生，便是羅先生愛護器重的《中央日報》駐印記者。自此以後，《中央日報》不斷有關於印度的有系統通訊刊出，而更難得的，羅先生親自為《中央日報》寫文章。他的《印度遊記》，清新美麗，文字之典雅，描寫之生動，使讀者百讀不厭。我還記得他寫「泰姬（Taj maha）墓」的一篇，懷古之幽情，儼然一篇元微之的《連昌宮辭》，或吳梅村的《圓圓曲》，哀艷感人。羅先生是詩人，也是感情異常豐富的人。《中央日報》有系統地刊出在任駐外大使文章，除羅先生外，似無第二人。
羅先生的駐印外交工作，在座的查良釗先生、吳俊才先生當有更詳細的回憶發表。
巴西與秘魯
除做大學校長及「駐外大使」外，羅先生做過很多很多重要工作。他曾在「中央宣傳委員會」，做過「副主任委員」，也在「考試院」，擔任過長時間的副院長。因為他才華橫溢，對於做「副座」的工作，似乎不能充分發展其抱負。他在獨當一面的「黨史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史館長」及新疆監察使任內，卻做得有聲有色。更有一件事，是他很感興趣的，那是國際筆會的中國台灣分會會長。蔡元培先生是第一任會長，林語堂先生是最早的秘書長。以後在台灣，羅先生做了十多年的會長，最後再由林語堂先生任會長。在座陳紀瀅先生最清楚。
我是筆會的會員，一九六〇年，國際筆會第三十一屆大會，在巴西的舊都里約熱內盧開會。自七月二十三日開幕，到七月二十九日在聖保羅城閉幕，羅先生邀我共同出席。當時我在巴拿馬擔任「大使」，該城適在自台北到巴西的中點，我得侍隨羅老師到南美開會，真是平生一件極快樂之事。那年，羅先生於七月八日離台北，先在西雅圖參加了「中美學術會議」，後經過墨西哥於七月十九日到巴拿馬城。我與內子辜祖文，及小女馬大安，全「大使館」的同人，僑領吳玉明、唐昭和、李金奎等全到機場歡迎，異鄉得逢師長，非常快樂。第二天，他與我去見巴拿馬總統拉瓜地亞，當晚，在「大使館」參加盛宴，巴拿馬外交部部長莫來諾夫婦等均參加。在巴拿馬，我們遊了巴拿馬運河水閘，華僑們久仰羅家倫大名，集體歡宴，當時的盛況與愉快的情景令人難忘。
在巴拿馬三天後，我與羅先生一同乘機南下秘魯。我們二人深受駐秘魯「大使」徐淑希夫婦及「公使」於彭夫婦的歡迎。我們師生二人，並同住利馬的「鄉村俱樂部」（Country Club）參觀了「印加」（INCA）文化博物院。那天，恰是我與內子祖文結婚二十五周年紀念日。我們婚姻，是羅家倫先生任證婚人，吳挹峰先生任介紹人，在南京中山東路蜀峽飯店訂婚的。我們二人，同是羅先生的學生。他在巴拿馬，對我九歲的小女兒馬大安特別喜愛。羅先生桃李滿天下，而對於學生及學生們的子女，極為慈愛。於彭「公使」（其尊翁于右任院長與羅先生交誼最深）的夫人，是中央大學高才生，其女公子，當時正要轉赴美國學新聞學，在秘魯，羅先生看到他們一家，更是歡慰無限。
七月二十二日，我們二人同乘機離利馬到巴西，半夜，到了聖保羅。因里約熱內盧機場已關閉，在聖保羅住了一夜，次日才到里約熱內盧。海天一碧，山明水秀，我們住在濱海大道上的旅館，我得親自侍候羅老師起居，此次尚為第一次。在巴西，開了三天的會，到聖保羅行閉會典禮，羅老師要拜訪老友張大千先生，我因巴拿馬館中有事，（當時，美國運河區與巴拿馬政府，經常有大衝突，風波不小）只好離別羅先生，由委內瑞拉回巴拿馬。羅先生看了大千先生後，到阿根廷去遊覽了幾天。這次筆會中，羅先生與各地筆會代表，周旋得極好。李迪俊「大使」夫婦，對我們招待得也非常周到。
我與羅先生在國外同行，只有過這一次，所以覺得特別值得紀念。
我所認識的羅先生
一九六九年的聖誕節前夜，我家在過聖誕節。往年此日，羅先生常常到我家中過節，尤其是當羅師母與紫微妹妹遠在澳洲那幾年。而這一年，羅先生臥病在榮民總醫院，我與內子祖文，舍妹馬均權，俊才妹婿，都是羅老師的學生及部屬，視羅先生如慈父。於當晚同往榮民總醫院二病房五號看羅老師，見師母亦在。王雪艇先生夫婦、薛人仰先生夫婦均在病床之旁。當時，羅先生肺炎已很厲害，呼吸迫促，瞳孔已散光，鼻孔接著氧氣管，臂上掛著葡萄糖針，喉頭上已刺穿一洞，以皮管吸取痰液，血壓雖正常，脈搏已到一二六次。到了夜九時半，我們才向羅師母告退。第二天，是聖誕節，又是「民族復興節」，中山堂有紀念會。我於會後到「中央社」處理一點公事，回家正想與祖文到榮民總醫院看羅先生時，醫院已打電話來，謂羅先生已逝世，急與內人趕到榮民總醫院，王雪艇先生夫婦、吳俊才夫婦等已先到。我對著用白布遮蓋著的羅先生遺體行禮，愴然淚下，悲痛不勝。論公，則「政府」損失了這樣一位大教育家，論私，則我一生受羅先生教誨與知遇，此恩此德，何以為報。當時，大家要我寫一篇哀悼文字，使羅先生的朋友，知道這個不幸的消息，我含淚撰一短文，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日報》」發表。
羅先生長眠了，他的思想、他的功績，長留於人間。我從一九二七年，考進中央黨務學校起，受他教誨歷四十二年之久。我所了解的羅先生，與一般人有點不同，一般人以為羅先生是五四運動領導人物，以為他對於中國固有文化，會有敵視的態度。對於中國固有倫理，會存輕視的態度。事實上，羅先生是中國文化根基最深，也是最熱愛中國文化、最重視中國倫理道德的人。
一般人以為羅先生自五四運動以後，名滿天下，留學回來，擔任了各種各類的公職，如新疆監察使，如考試院副院長，如總統府國策顧問，如駐印度首任大使等等，一定是對政治地位感興趣的人。事實上，他純粹是一位教育家，是歷史家，是思想家，尤其是他對於教育，幾乎可說是他的終身事業。我認為羅先生貢獻很多，而最大的即在於教育方面。
一般人以為羅先生是白話文的提倡者，是簡體字的提倡者，是新詩的提倡者，即使是替元首起草文告，也常用白話。而據我知道，羅先生是極喜愛文言文與舊體詩的，他白話文白話詩，寫得那樣好，大半因為他文言文舊體詩有極高的素養。他留存下來的詩集中，七絕的舊體詩，遠過於新體白話詩。他對中國詩畫及書法，有高深的了解。他著《石濤上人年譜序》（《偉大藝術天才石濤》），說明他對中國藝術，認識的深刻正確。他兩大冊《心影遊蹤集》，絕大部分，是極秀美極清新的舊體詩，而那一篇自序，是極美的文言文。讀去，會令人聯想到《玉台新詠序》。
一般人以為羅先生學問如此之博，古今中外，歷史、哲學、文學、玄學、內政、外交、邊疆問題，無所不談，一定是一位粗枝大葉、博而不精的人。但據我所知，羅先生為學仔細精微，毫不苟且，決非一般人可比。當他研究近代史時候，為窮究鴉片戰爭及太平天國的歷史，他可以在大英博物館，無晝無夜地抄原始文件。他做「黨史委員會主任委員」，對於史實，從不輕易下判斷。而以求實求真的態度，編了許多史料叢書和十部「革命文獻」，都是最珍貴的近代史料。他以科學的精神治學治史，事事都主張要拿證據來。
總之，羅志希先生是位偉大的時代領導者。他在中國現代化的歷史中，有著他崇高的地位，是不容懷疑的。
原載《傳記文學》第三十卷第一期（一九七七年元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