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大師 · 懷念朱自清先生

金溟若 偶檢舊簏，得朱自清先生的一封舊信。那是一紙短箋，是我來台灣後給他去信報告近況的回信，用的是國立清華大學的信封和信箋，都發黃了。 志超（筆者學名）仁弟惠鑒：前次接來信，知道令尊大人和弟的近況，很為欣慰。但是弟來信後不久，台灣就起了大變。這件事真傷腦筋，弟大概也很受驚罷？弟現在台大文學院任什麼課？是用日語還是夾國語教授？最近台灣情形似乎穩定了，還得政府好好的做才成。現在一切無從說起，我們只好努力守住自己崗位工作，有一天是一天。祝好。 朱自清三、廿九 雖是這樣寥寥數語，卻勾起我太多的記憶和對朱先生的懷念。三月廿九日是一九四七年的；所謂「大變」，乃指「二二八」事件。 這封信以後，我便沒有與朱先生再見面了。 朱先生是我的國文的啟蒙老師。宣統初年，四五歲的時候，雖曾有過一位七十多歲的老秀才替我發蒙開筆，但那只是裝的幌子，沒有給我教過書。就在那一年，家母指點我認方塊字。第二年上小學，進了當時新創辦的勤業學堂。家母后來告訴我，做孩子的時候，我是「出格」的頑皮，學堂的校長是家父的朋友，便給在日本的家父，告了我一狀。第二年暑假，家父從東京回來，索性把我帶在身邊，也跟著到了東京。這以後，從小學到中學，我便與國文絕了緣。一九二二年，中學畢業尚差一個學期。心想，畢業後須得準備高等學校的入學考試，不會有時間回國，便提前繞道上海，回了家鄉。 想不到就在我回國期間，東京發生了那次歷史性的關東大地震，我所住的江戶川一帶，在一夜之間盡成瓦礫場了。家母知道了這一事，再也不答應我重回那個隨時有被活埋之虞的海島上去讀書了。家父也說，應該讓我留在國內，打下國文的根基。這倒是的，四五歲時跟母親學認方塊字以來，出國後一直沒有接觸過國文。家父於我升中學時回國，連給父親寫的家信，都是用的日文，真有點說不過去。商量的結果，便留下來了。 父親要我進浙江省立第十中學，便是浙江省立溫州中學的前身。我插入四年級上學期，是準備正正式式讀好一年的國文，待中學畢業後，再作別圖的。但這一年間，我在學校里所得的國文課業，可說只是一張白紙。在日本的中學裡雖也有漢文一科，記得讀的課文是《戰國策》之類的節選。而且讀起來顛三倒四，仍是日文，現在要我從上而下順著文字讀，就是日本人所謂的「棒讀」，已是攪昏了頭。再加上現在的課文儘是漢魏六朝的文選，國文老師在講台上搖頭晃腦地自我陶醉，卻要我們「不求甚解」地生吞活剝，簡直使我越讀越糊塗了。 下學期家父接長省立十中，聘請來了好幾位外地的老師，很有幾個是當時的知名之士。朱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但朱先生在十中里不教國文，教的是社會學和論理學——當時的中學是有這兩門功課的。父親知道朱先生是新文學家，見我為國文懊惱，便商得朱先生的同意，請他特別為我指點。我去叩訪朱先生四營堂巷的寓邸時，距我中學畢業之期，只有四個多月了。 朱先生邀我進他的書房。那是一間狹長的橫軒，給一張學校里借了來的學生自修桌擠得結結實實的。桌子緊靠在前方的雙扇門下，只剩下靠壁約二尺許的空隙，是朱先生擺坐椅的地方。記得那是有靠臂的老式藤椅子，把那條空隙截作兩段。他叫師弟（大概有六七歲吧）給我拿來一張木椅子。 他與我並排坐在桌子前，便問我在日本讀書的情形。我把自己喜歡文學，在日本時曾得一位文學造詣甚深的老師指點，讀了許多西洋文學的日譯本，並隨時接觸到當時日本著名作家的事，一一告訴了他。他告訴我文字的運用和藝術的境界是國際性的，所不同的，只在所使用的符號——即文字的不一。他要我在這一原則下去領悟自己國家的文學。他是說，以我當時的文字訓練，不論以前讀的是日文、英文，同樣能有助於國文的進修。同時，他選了一本古文今譯的新書《辛夷集》給我講解。那時，我能夠運用日本的漢文讀法去啃古文，但對語體文便束手無策了。於是我跟朱先生閒聊，藉以先搞通了能夠口講完整的國語，再進而讀通用國語寫成的文字。《辛夷集》是六十四開的小冊子，薄薄的僅有三數十頁，因朱先生講解得很詳盡，竟花去了近三個月的時間。其實我所得於朱先生的，與其說靠著這本《辛夷集》，毋寧得益於閒聊，尤其是他給我指示的「文字的運用和藝術境界的國際性」一語。 當時朱先生的年齡僅三十歲左右，但在我這個十七八歲的少年看起來，好像已經很老了。但我們很談得上，忘記了年齡的距離談各種問題，星期假日常邀約幾個歡喜文學的同學陪著朱先生出遊。朱先生的興致很好，常由他主動要我邀人結伴去郊遊。溫州的近郊，都印下我們的足跡：我們到過三角門外，去看妙古寺的「豬頭鍾」；到江心寺後看古井；渡甌江去白水漈；坐河船去探頭陀寺；訪仙岩的雷響潭和梅雨台。那些遊蹤，朱先生都把他收入《溫州的蹤跡》中。《蹤跡》問世時，朱先生已離開溫州，我也到了上海，是印成後郵寄了給我的。當時與朱先生同游的夥伴，今日除了我們夫婦，其他盡成古人，一眨眼間已整整四十年，真是太「匆匆」了。 朱先生在溫州所寫的散文，除了遊記，有寫馬孟容橫幅的《月朦朧，鳥朦朧，簾卷海棠紅》。一九二三年暑假，朱先生作了一次假期旅行，與俞平伯同游南京，夜泛秦淮河，各寫了一篇遊記，便是那篇美麗的《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後來與平伯的那篇，用同樣題目，刊在同一期的《東方雜誌》上。那篇曾鬨動一時的散文詩《毀滅》和小說《笑的歷史》，也是那個時期在溫州所寫，都發表在《小說月報》上。 朱先生很少寫小說，壓根兒他是詩人型的作家，《笑的歷史》確是一篇好小說，但終嫌感傷了些，孕育著不少詩與散文的氣息。那些在溫州寫的，有的未被寄走前，我曾看過原稿，或則看過留下的底稿。朱先生是「認真」的人，做人認真，做事認真，對己對人，都是一本正經的。而他的寫作態度，更是認真，原稿上留下的塗改痕跡，重重疊疊地，有時簡直使人難以辨認，可謂一字不苟的了。這份認真，只要看過他文章的人，便不難窺知。 我追隨朱先生半年，慢慢地知道運用中國文字。我寫出了第一篇用中國文字寫成的散文，題為《孤人雜記》。朱先生看了，居然很欣賞，把它寄給了時事新報的《學燈》上發表，並為我取了「溟若」兩字，作為筆名。這是我的第一篇散文。後來又寫了一篇《我來自東》，朱先生也要了去，刊在《我們的七月》上。《我們》是朱先生與俞平伯兩人的私人不定期刊物，創刊號上只登載他們兩人的作品，那一個月出版，就稱「我們的×月」，後來也刊些熟人的東西，大概只出兩三期便停刊了。那兩篇散文，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間，我把它們收入散文集《殘燼集》中，交給了李小峰，由北新書局發行，也是敝帚自珍之意，可惜手頭已無存本。 我於一九二三年冬到上海，朱先生好像是第二年暑假離開溫州，到了北平。他受聘清華，曾一度回南，也許是接師母來著。當時我在上海讀大學，一面替北新譯《有島武郎全集》。小峰替我在同孚路租下一間房子，常常徹夜不眠地寫，但結果僅完成了一本記米勒、羅丹，及惠特曼的評傳《叛逆者》，刊在郁達夫和周樹人合編的《奔流》（北新發行）上。另有兩三篇有島武郎的小說，則寄給了商務的《東方雜誌》和《小說月報》，始終沒有成書。朱先生南回正在那個時候，他來同孚路找我未遇，當天晚上我到閘北葉家去看他，談了一回別後的情況，約定第二天在開明編譯所見面。在開明見面時，記得還有夏丏尊、方光濤、章克標、葉紹鈞等，談了一回北平的事和上海文壇的動態。那時創造社與文學研究會仍在鬧彆扭，新月的學院派與魯迅則各樹一幟，超乎這些的寫作者，頗有左右做人難之感。從開明出來，陪朱先生繞了幾個圈子，同到正興館吃飯時，他曾慨嘆著說：「拿筆桿的人，最好不要捲入任何圈子裡去。」這句話給我的印象很深。 這次晤談後，我與朱先生便各自西東，除了信札往還，從未見面了。抗戰前在上海，由來信中得知師母病故，得知他的歐洲之行，得知他第二次又結了婚。抗戰軍興，連這一點音訊都戛然而斷。直到戰爭結束，我接受了台大的聘書，知道朱先生仍在清華，才去信告訴他別後的情況，和在台大教書的事。上面那封短箋，就是他的回信。原想過一兩年見面細細談的，想不到他走得這麼「匆匆」，再也沒處尋覓，給人留下徒然的懷念。 朱先生字佩弦，原籍浙江紹興，生長於江蘇江都。身材矮短，廣顙肥耳，望之拘謹如鄉人。自云：「餘生性謹敕，事事後人，故取名佩弦。」但朱先生何嘗「後人」，他的內心是滿堅強的。 原載《傳記文學》第五卷第五期（一九六四年十一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