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大師 · 追憶傅孟真先生的幾件事

那廉君 我認識傅孟真（斯年）先生，是從一九三四年開始；正式跟他做事，從一九三九年在南京起，連續了十二個年頭。在這十二年當中，前一大段是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後一年零十一個月是在台灣大學（以下簡稱台大）。雖然我跟孟真先生做事的機構，只有上面所說的兩個，可是由於孟真先生是屬於多方面的，所以我受命辦理的工作，並不限於史語所和台大，也不限於我在兩個機構職稱以內的事情，但孟真先生不僅是治學的高才，更是治事的好手，因此我有機會能多方面地體驗學習。自然，我對孟真先生的治學方面，不敢妄加論斷，但有些小事，也許外邊不知道，或是有人知道而未經寫出來的，我願意記述兩三件在下面——可作為逸事觀，並不是這些事情便足以代表孟真先生整個的人生。 孟真先生是一位很「坦率」也可以說是「天真」的長者，他不諱言心裏面的話，更喜歡說「老實話」。剛剛認識他的人，也許覺得他脾氣不好，「工架」太大，但和他接觸得比較久了，就會感到他乃是易於親近的天真而不拘形跡的人。 記得抗戰期間，史語所遷到四川的李莊山坳里，為了同仁「食米」的關係，常常要和當時當地的「專員公署」（設在宜賓）有所接頭，當時的專員好像是王夢熊先生，孟真先生曾經用當地出產的竹紙親筆寫過一封白話長信給王專員，其中有幾句話是：「請您不要忘記我們在李莊山坳里尚有一批以研究為職業的朋友們，期待著食米……」從「以研究為職業」這句話來玩味，足以佩服孟真先生並不標榜「研究」的「清高」，而說的完全是老實話。因為做研究，必須要穿衣吃飯，要穿衣吃飯，必須要拿薪水，既拿薪水，便屬於職業範圍，這是很合邏輯的。以上所舉，是孟真先生「坦率」的一個例子。還有，孟真先生有時對某一人剛剛發完脾氣，第二個人不知這個「前因」，跟著來找他，結果碰了一鼻子灰，以後第三第四個人相繼而來，相繼被斥而退。孟真先生在這種情形之下，常常和我說：「叫我不二過可以，叫我不遷怒，我實在做不到！」孟真先生有自知之明，自己知道自己的「短處」，而又勇於把自己的「短處」明白地講出來，這是孟真先生「坦率」的第二個例子。至於孟真先生的不拘形跡，理智與情感並重，非和他相處得時間比較長些，無由體會得到。有人批評他是「大炮」，但他的炮口都是對「事」，並非對「人」！記得孟真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引用亞里士多德的話：「吾愛吾師，吾亦愛真理」，這雖是由於討論學術問題而發，但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他平素做人的態度！ 孟真先生一生未離開書本，關於他和「書」的關係，我在孟真先生逝世周年台大所印的紀念刊中寫過一篇短文。孟真先生和「書」，好像不可須臾離開，也好像是有不解之緣；喜歡讀，喜歡買，更喜歡收藏。在史語所的時候，從在上海收購「群碧樓」的藏書開始，以後在北平、南京，以及抗戰期間所遷到的地方，如湖南、雲南、四川，均隨時隨地在替史語所就近或設法向其他地方訪購書籍，尤其是史語所在四川的時候，收集四川的地方志，收到很好的效果。 孟真先生自己收藏的書，很少善本，一般常用的書差不多都有，小至「一折八扣」的《棗林雜俎》，也都好好地保存著（因為他對明史特感興趣）。一九三九年史語所遷到昆明，沒有地方把圖書館的書籍開箱，於是大家便利用孟真先生私人的藏書使用。那時候我正在管理圖書館，一時興起，檢了孟真先生的一個圖章，文為「獨嘉草堂」，正在開始把每一本書上加蓋這個圖章的時候，孟真先生看了，哈哈大笑，他說：「這個圖章是我沒有結婚的時候，朋友們笑我是個光杆，開玩笑替我刻的，最好不要再蓋下去吧！」於是這件工作便行結束。 記得史語所復員回到南京的第二年，孟真先生極有先見之明地感到北平的局面在當時有些不妙，於是把抗戰勝利復員後接收自日本人的「人文科學研究所」所藏的大批書籍，選擇其中比較珍貴的陸續地運到南京，這些書籍為數不少，運到南京的時候，經我登錄收藏。史語所遷台的時節，也隨同史語所原收藏的書籍一同運到了台灣。 孟真先生接長台大以後，在萬端待理的情形之下，並沒有忽略充實台大的圖書館，因為當時台大圖書館所收藏的圖書，除了日文和德文以外，中文書籍實在不多，於是他東湊西湊（經費），儘量添置不少經常應用的中文書籍。記得有一個晚上，孟真先生一個人跑到南昌路的鴻儒堂選購了不少書籍，自己抱回來，那時候我住在孟真先生家裡，他叫我點收這些剛剛買來的書籍，並且叫我暫且墊款付賬，我說：「既是熟鋪子，明天再請事務組去付好了！」孟真先生聽了我的話笑了笑，他說：「看來現在是月底，你的荷包大概也幹了吧！」 孟真先生喜歡買書，與書為伍，凡是認識孟真先生的，大概都知道，可是他並不是亂買，他對買書是非常審慎的。譬如說，抗戰勝利之後，史語所遷回南京，史語所用了一筆不少的錢，買了傅增湘氏所藏的北宋刊南宋補刊本《史記》，孟真先生在購買這部書的過程中，經過了很長時間的考慮、研究，在決定買下之前，特別叫我到上海去向精於版本的徐森玉（鴻寶）先生請教，想從徐先生口中知道「藏園」所收藏的這部《史記》的來龍去脈，結果徐先生叫我轉告孟真先生可以放心收買，這才做了最後的決定。這部書買妥之後，存在胡適之先生家裡，後來又由孟真先生拜託胡適之先生趁由北平坐飛機到南京之便，由胡先生親自帶到南京，史語所事前已買好了一座大型的保險柜，書一到達，立刻入櫃。自然，這個保險柜裡面，不僅裝這一部《史記》而已，另外還有零星買來的敦煌卷子《佛國記》（當時流傳在市上的敦煌卷子大都是佛經，「傳記」方面的很少，所以史語所把這一卷《佛國記》也放在裡面），尚有「蝴蝶裝」的《文苑英華》等等，都是孟真先生親手買來的。 那時候我正在擔任管理圖書的職務，雞鳴寺下的史語所大樓，一、二、四層都有我的書庫，本來已夠奔波，這部《史記》買來之後，更增加了我的責任，而孟真先生又對這部書特別喜愛，一有空閒，即叫我開櫃取出拿到辦公室來翻閱，有時候客人要看，也同樣地叫我取出來。我為了責任的關係，每次拿這部書，總是親自捧上樓來，捧下樓去，而在孟真先生翻閱的時候，我一定要在旁邊「守候」，因為我很注意孟真先生的菸斗或雪茄。有時候孟真先生在他辦公室的大型吊電扇之下翻閱，電扇吹得書頁嘶嘶作響，每頁之間，原來夾著的一片菸葉（避潮用）幾乎飛舞起來，我立刻把電扇關閉，孟真先生體胖怕熱，至此也無可奈何，有時嘆口氣向客人說：「你們看，我也受到了限制！」 史語所成立不久，孟真先生便有校勘《明實錄》的計劃，後來開始工作的時候，我也曾參加過一段時間（這是在我開始管理圖書館之前），在我參加這項工作的時候，曾經數次從南京取道蘇州到湖州的南潯取劉承干氏（翰怡）嘉業堂所藏的明實錄校勘，因此有機會參觀當時在南潯鎮刊刻《四明叢書》的實地情況，也參觀了《適園叢書》的原板（收藏在南潯的「適園」裡面）和欣賞了小時候「臨帖」時候所臨的「宜園記」石刻（宜園也在南潯）。同時也有機會在此飽嘗張季鷹所回憶的家鄉的三樣東西：菰、鱸魚和蓴菜。後來孟真先生有鑒於嘉業堂所藏的這一部抄本明列朝實錄和其他零星本子（如天一閣原藏者）有收購之必要，因為當時傳說嘉業堂的書將全部出賣，所以叫我和另外一位張先生再到南潯向他們洽購。經過一番周折，把這部《明實錄》買來之後，於是校勘《明實錄》所用的本子由六種而增加到七種。抗戰勝利復員之後，聽說嘉業堂的書籍已不知下落，而《明實錄》幸喜早已由史語所買來，這又是孟真先生的先見之明。三十年來，校勘工作，未因抗戰播遷而中止，現在這部書的校勘工作，經過黃彰健先生的努力，業已完成，並由李濟之所長毅然設法把它印出來，完成了史語所歷史組的一項大的集體工作。 因為孟真先生喜愛書，所以他對史語所圖書的管理人選，特別注意。史語所當時有二十一萬冊圖書，大半屬於文史方面，另外有一大批金石拓片。他認為管理這些東西，不僅是長於管理「技術」方面而已，至少要對版本學、目錄學、年代學以及校讎學等有豐富的知識，所以在抗戰前後有人推薦圖書館專科學校的畢業生給他，他都婉謝了，因為他認為管理圖書，不只是「技術」的一面。不過，我要在這裡聲明一下，我之所以在史語所管圖書館，並不是具備上述的條件，而且差得很遠，孟真先生之叫我拿出一部分時間管圖書，乃是適應抗戰時期的環境和需要，因為史語所在當時一再播遷，五年多的時間中，我辦理開箱、裝箱和上架的工作，前後有十二次之多，所以我管圖書，乃是應付這種工作而已，談不上什麼建樹。史語所遷到南港以後，圖書館擴大了，今非昔比，自然需要使它納入一般圖書館的組織，多虧李濟之所長的領導和學驗俱豐的一位專家藍乾章先生在此主持，使史語所圖書館大具規模，孟真先生有知，當亦含笑！ 孟真先生對史語所同仁的研究水準，估計得很高，所寄望的也高，在我管理圖書的時候，雖然有不少同仁向我要詞典一類的東西使用，但孟真先生卻禁止我把這些書籍陳列在書架上，因為孟真先生心目中的「工具書」，並不是這些書，所以在我剛剛接管圖書館的時候，他曾明白地告訴我：「我們不用這些書！」 因為孟真先生喜歡書，所以不少書店的老闆和他成了朋友，譬如說北平修綆堂書店的老闆，精於版本，他們常常在一起討論。到了台灣，鴻儒堂和大陸書店的老闆，也經常和孟真先生往還。現在衡陽路「大陸書店」的匾額，就是孟真先生替他題的，可惜描來描去，由直變橫，早已走了樣子。孟真先生還為這家老闆張紫樹先生寫過一張條幅，文為：「讀書最樂，鬻書亦樂；既讀且鬻，樂其所樂！」 以上是就孟真先生和「書」的關係，拉雜的說了不少。談到孟真先生學問的淵博，這是大家公認的事實，我沒有資格來描述。他對每一事物的批評，必須先對這一事物有了充分的了解，譬如說，他對平劇有很深的認識，他才批評平劇；他對中醫有豐富的常識，他才來批評中醫。我最佩服孟真先生的另外一件事是孟真先生開口成章，提筆成文，腦筋反應之快，更為常人所不及。孟真先生接長台大以後，因為眼睛不好，常常用手蓋著左眼寫字，所以後來所寫出的不少文章或演講詞，都是由他口述而由我筆錄的，自然，我筆錄之後，尚須經過他的整理始能成為定稿。當時我住在孟真先生家裡，他常常在晚飯以後和我商量：「咱們dictate一點東西好不好？」我不好意思也不敢拒絕，這一工作，可能到了深夜。記得我最後替他筆錄的文字有兩篇，一篇短的是《台灣大學國文選擬議》，另一篇很長的是《中國學校制度之批評》（一九五〇年十二月發表於《大陸雜誌》，分兩期刊出，後一半刊出的時候，孟真先生業已謝世了）。 最後，我要記述孟真先生的又一件不可埋沒的功績；一九四八年年尾，北平的局面萬分緊張，孟真先生那時候在南京，不知道費了多少氣力，轉移在北平的學人。他努力的對象包括當時的交通部部長俞大維先生、青年部部長陳雪屏先生以及其他有關單位，而替他辦事的，卻只有我一個人，因為那時候史語所同仁早已到了台灣，整個史語所只剩下我們三四個人，除了另兩位先生仍舊料理史語所遷走後的善後工作外，我本身的事情已經很少了，所以我能盡全力受命辦理和轉移學人出來有關的瑣事，也就因為我躬與其事，才能很詳細地知道孟真先生為辦理這件事所受到的酸、甜、苦、辣。我跟孟真先生東奔西跑，有時候跑到中午，趕不及回去吃飯，照例的是在新街口三六九各吃一籠包子，孟真先生心事重重，彼此對坐悶吃，默默無語。一直到最後一批飛機從北平飛到了南京，我們招待這些學人們住在史語所的大樓裡面，這才鬆了一口氣。 早已遷空了的雞鳴寺下的史語所大樓，這時候燈火輝煌，儼然是一座觀光旅館，而我也就成了旅館的「賬房」。後來這些學人們（包括台大錢校長、毛子水教授、英千里教授等多人）陸續地遷走了，史語所大樓這才又恢復了岑寂。 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的一個夜晚，我和孟真先生和他的夫人以及胡適之先生等一行準備搭乘京滬夜臥車赴上海，再轉飛台灣。當我們走出了史語所的大門，留守的幾位工友，把我們送出來，一向侍候孟真先生的工友老裴，依依不捨地含著眼淚向孟真先生說：「所長，希望您早些回來！」 一九六九年五月八日 原載《傳記文學》第十四卷第六期（一九六九年六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