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大師 · 元氣淋漓的傅斯年

羅家倫 感情不容許我寫這篇文章，可是道義不允許我不寫這篇文章。孟真有知，當知道我此時心頭的難受。 在這樣的時候，突然看見教育文化喪失了這樣一股向開明進步和近代化推進的偉大原動力，已經夠使我悲痛了，何況這個人是我三十四年的生死道義之交，打不散、罵不開的朋友。 我雖然傷感，可是我準備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卻是準備屏斂感情，儘量客觀地描寫一點我在三十四年來認識的傅孟真。大家卻要首先放在心裡，光芒四射的傅孟真，斷不是這篇文章所能盡其萬一。 我和孟真是一九一七年開始在北京大學認識的。他經過三年標準很高的北大預科的訓練以後，升入文科本科，所以他的中國學問的基礎很好，而且瀏覽英文的能力很強。這是一件研究中國學問的人不容易兼有的條件。我是從上海直接考進文科本科的學生，當時讀的是外國文學，和他的中國文學雖然隔系，可是我們兩人在學問方面都有貪多務得的壞習慣，所以常常彼此越系選科，弄到同班的功課很多，就在哲學系方面，也同過三樣功課的班。我們開始有較深的了解，卻是在胡適之先生家裡。那是我們常去，先則客客氣氣地請教受益，後來竟成為討論爭辯肆言無忌的地方。這時期還是適之先生髮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以後，而尚未正式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也就是未正式以文學革命主張作號召以前。適之先生甚驚異孟真中國學問之博與精，和他一接受以科學方法整理舊學以後的創穫之多與深。適之先生常是很謙虛地說，他初進北大做教授的時候，常常提心弔膽，加倍用功，因為他發現許多學生的學問比他強。（抗戰勝利後的第二年，適之先生於北大校慶之夕，在南京國際聯歡社聚餐時演講，就公開有此謙辭。）這就是指傅孟真、毛子水、顧頡剛等二三人說的。當時的真正國學大師如劉申叔（師培）、黃季剛（侃）、陳伯弢（漢章）幾位先生，也非常之讚賞孟真，抱著老儒傳經的觀念，想他繼承儀征學統或是太炎學派等衣缽。孟真有徘徊歧路的資格，可是有革命性、有近代頭腦的孟真，決不徘徊歧路，竟一躍而投身文學革命的陣營了。以後文學革命的旗幟，因得孟真而大張。 在這當兒，讓我小小地跑個野馬，說一件孟真那時候頑皮的趣事，以見孟真那時候的學問基礎；何況寫文章跑野馬原是孟真的慣技。就在當時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注意不是朱逷先先生），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龍》卻非所長，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錯誤，可是要舉發這些錯誤，學生的筆記終究難以為憑。恰好有一位姓張的同學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講義全稿，交給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幾條錯誤，由全班簽名上書校長蔡先生，請求補救，書中附列這錯誤的三十幾條。蔡先生自己對於這問題是內行，看了自然明白，可是他不信這是由學生們自己發覺的，並且似乎要預防教授們互相攻詰之風，於是突然召見簽名的全班學生。那時候同學們也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孟真一人擔負這個責任，未免太重，於是大家在見蔡先生之前，每人分任幾條，預備好了，方才進去。果然蔡先生當面口試起來了，分擔的人回答的頭頭是道。考完之後，蔡先生一聲不響，學生們也一聲不響，一鞠躬魚貫退出。到了適當的時候，這門功課重新調整了。這件事可以表示一點當時的學風。我那年不曾選這樣功課，可是我在旁邊看得清清楚楚。他們退出來以後個個大笑，我也幫了大笑。 那時候學生的物質生活非常樸素簡單，可是同學間的學術興趣，卻是配合成一幅光怪陸離的圖案。我住在校外松公府公寓，孟真住在校內的西齋四號。我早晨到校上課之前，首先要到他房裡談天，他沒有起來的時候，我有時掀他棉被，他頗引以為苦，氣得大叫。他房間裡住了四個同學，一個顧頡剛，靜心研究他的哲學和古史，對人非常謙恭；一個狄君武（當時名福鼎），專心研究他的詞章，有時唱唱崑曲；一個周烈亞，阿彌陀佛的在研究他的佛經（後來他出家在天目山做了方丈）；一個就是大氣磅礴的傅孟真，和他的一班不速之客的朋友羅志希等，在高談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這是一個什麼配合！可是道並行而不相悖，大家還是好朋友。 一九一八年，孟真和我還有好幾位同學抱著一股熱忱，要為文學革命而奮鬥。於是繼《新青年》而起組織新潮社，編印《新潮》月刊，這是在這個時代中公開主張文學革命的第二個刊物。我們不但主張，而且實行徹底的以近代人的語言，來表達近代人的思想，所以全部用語體文而不登載文言文。我們主張文學主要的任務，是人生的表現與批評，應當著重從這個方面去使文學美化和深切化，所以我們力持要發揚人的文學，而反對非人的與反人性的文學。我們主張學術思想的解放，打開已往傳統的束縛，用科學的方法來整理國故。我們推廣這種主張到傳統的社會制度方面，而對固有的家族制度和社會習慣加以批評。我們甚至於主張當時最駭人聽聞的婦女解放。《新潮》的政治色彩不濃，可是我們堅決主張民主，反封建、反侵略。我們主張我們民族的獨立和自決。總而言之，我們深信時至今日，我們應當重定價值標準，在人的本位上，以科學的方法和哲學的態度，來把我們固有的文化，分別地重新估價。在三十年前的中國，這一切的一切，是何等的離經叛道，驚世駭俗。我們主張的輪廓，大致與《新青年》主張的範圍，相差無幾。其實我們天天與《新青年》主持者相接觸，自然彼此間都有思想的交流和相互的影響。不過，從當時的一般人看來，仿佛《新潮》的來勢更猛一點，引起青年們的同情更多一點。《新潮》的第一卷第一期，複印到三版，銷到一萬三千冊，以後也常在一萬五千冊左右，則聲勢不可謂不浩大。到了一九一九年上半年，文學革命運動已經擴大為新文化運動。等到五四運動的巨浪發生，更把它澎湃至全國的每一個角落，這股偉大的思潮，在許多方面很像是十八世紀後期由法國開始，以後瀰漫到全歐的「啟明運動」 5 。（這個運動，英文叫作Enlightenment，意為啟明。而德文稱為Aufkl?rung帶擴清的意義，似更恰當。） 《新潮》能有這種成就，得力於孟真為最多。當時孟真和我雖然一道從事編輯的工作，可是孟真實為主編，尤其是開始的幾期。孟真把握新文化運動的主張很堅定，絕不妥協，而選擇文章的標準又很嚴。他批評的眼光很銳利，而自己又拿得出手。許多投來的稿，我們不問是教員或同學寫的，如果還有可取，就老實不客氣地加以刪改。我雖然同他一道做刪改文章刀斧手，然而看見他這樣嚴格的標準，使我對於自己的稿子，也有戒心，不能不先慎重一點，才敢交出來。從這方面來說，我深得孟真的益處。益友之所以對友能益，這就是一個例子。當時我的文章，雖然也有人喜歡看，可是我總覺得不如孟真的厚實，這使我常常警惕在心。（我們後來重看當年我們在《新潮》上的文章，常覺慚愧。至少我對於我所寫的，永遠不願再印；可是在那時候擴清和興奮的力量，據說確是不小。）我們在辦《新潮》以前和在辦《新潮》的時候，有一件共同的嗜好，就是看外國書。因為第一次大戰時外匯非常便宜，所以我們每人每月都能向日本丸善株式會社買幾本新書；而丸善又非常內行，知道我們的口味，於是凡是新到了這類的書，常常用「代金引便」（即向郵局付款提書）的辦法寄來，弄到我們幾個手上零用錢都被他吸光了，有時眼見要看的書到了而無錢去取，只得唉聲嘆氣。我們常是交換書看，因此增加了許多共同的興趣和見解。當年孟真不免有一點恃才傲物，我也常常夜郎自大，有時彼此間不免因爭辯而吵架。有一次吵得三天見面不講話，可是氣稍微下去一點立刻就好了，因為我們有許多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認識，以後成為彼此人格間的信任。我們都不免自負，可是我們都能努力做到屈伏在道理的前面。 孟真在「五四」的前夕，是參加發難的大會的，為當時被推的二十個代表之一。「五四」那天，他是到趙家樓打進曹汝霖住宅的。不知為何第二天在開會的時候，有一個衝動到理智失了平衡的同學，同他打了一架，於是他大怒一場，賭咒不到學生會裡來工作。可是他在旁還是起勁，大約他看見書詒出來主持一切，他可以放心了。就在「五四」那年的夏天，他考取了山東的官費，前往英國留學，進了倫敦大學研究院，從史培曼（Spearman）教授研究實驗心理學。這看去像是一件好奇怪的事，要明白他這種舉動，就得要明白當新文化運動時代那一班人的學術的心理背景。那時候，大家對自然科學，非常傾倒，除了想從自然科學裡面得到所謂可靠的知識而外，而且想從那裡面得到科學方法的訓練。在本門以內固然可以應用，就是換了方向來治另一套學問，也可以應用。這是孟真要治實驗心理學的原因。孟真為了要治實驗學，進而治理化學和高深的數學。他對於數學的興趣比較濃，因為他在國內的時候，就喜歡看邏輯的書，研究皮爾生的《科學規律》（Karl Pearson的The Grammar of Science）和或然律（Law of Probability）。後來像金斯 6 （J.M.Keynes）所著的《或然律研究》（Treatise on Probability）一類的書，都是他很欣賞的。所以可以說，孟真深通科學方法論。當然以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的傅孟真，他的興趣決不會限於一方面。他對英國的哲學、歷史、政治、文學的書籍，不但能看，而且能體會。我想他對於蕭伯納的戲劇，幾乎每本都看過，所以蕭伯納死後，他有做文章批評的資格，而且批評得很深刻。（可是孟真所了解的易卜生主義，最初卻是蕭介紹的。）以後到了德國，因為一方面受柏林大學裡當時兩種學術空氣的影響（一種是近代物理學，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勃朗克 7 的量子論，都是震動一時的學說；一種是德國歷來以此著名的語言文字比較考據學）；一方面受在柏林的朋友們如陳寅恪、俞大維各位的影響，所以他到柏林大學去既聽相對論，又聽比較語言學。他有了許多科學的方法和理論，又回頭發現了他自己儲藏下的很豐富的中國歷史語文的知識，在此中可以另闢天地，所以他不但配談科學，而且是具備了解一般科學範圍的通才，並且更配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所長了。這是孟真忽而研究中國文學，忽而研究實驗心理學，忽而研究物理、數學，忽而又成為歷史語言學的權威的過程。 還有一種，這群人的學術的心理的背景若是明白了，可以幫助了解當時那種旁征側挈、以求先博後專的風氣。因為當時大家除了有很強的求知慾而外，還有想在學術里求創穫的野心。不甘坐享現成，要想在浩瀚的學海之中，另有會心，「成一家言」。這種主張里，不無天真幼稚的成分，可是其勇氣雄心，亦不無可嘉之處。朋友中如陳寅恪雖自謙謂所治乃「咸同之間不古不今之學」，其實他從哲學、史學、文字學、佛經翻譯，大致歸宿到唐史與中央亞細亞研究。而其所通，除近世重要文字外，還有希臘、拉丁、梵文、巴理文、中波斯文、突厥文、滿文、蒙文、藏文等，供他參考運用的總計不下十六七種。他是由博到精最成功的一個人。俞大維則天才橫溢，觸手成春；他從數學、數理邏輯到西洋古典學術的研究（即希臘、羅馬學術思想的典籍所謂Classical Studies）；從歷史、法理，到音樂，再從音樂到開槍放炮的彈道學，和再進而研究戰略戰術。我想他心目中最嚮往的是德國大哲學家萊白尼茲 8 （Leibniz）是不見得十分冤他的。如毛子水本來是研究數學很好的，不幸他的中國學問比他的數學更好，於是他就以數學的精神應用到中國文字考據學上去。他在德國研究科學地理，然而在柏林大學的古典學問空氣之中，又愛上了希臘文，於是他研究了去把利瑪竇所譯幾何原本改譯一遍，也許是純粹由於智識的興趣，也許其下意識中帶了一點要和這位最著名的耶穌教士的最著名的譯本爭勝的意味，這我可不一定知道了。諸如此類的情形還有，我所寫的不過是那個環境裡的空氣。孟真是好強好勝的人，這種空氣自然更刺激他博學好問的精神。孟真在這階段里學術思想變遷的過程，我在上面已經簡略地說過。其實他涉獵的範圍尚不只此。有一天，在柏林康德街二十四號中國餐館吃晚飯，孟真夾了一個其重無比的書包來了。經我們一檢查，發現了三厚本一部的地質學。子水是不甚開玩笑的，可是這次卻很幽默地說道：「這部書是『博而寡約』，傅孟真讀它是『勞而無功』。」這話當時氣得孟真直跳，可是大家都默認這個幽默中的真理。現在有人誤以為我的學問很博，其實哪有這回事。他們才是真正的淵博，我見到這些大巫，比小巫都不如呢！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之間，不期而然的，這些人大都集中在柏林。如趙元任、徐志摩、金岳霖諸位，也時來時去。有時候大家在晚上閒談的時候，各拈妙諦，趣語橫生。回想起來，真是人間一種至樂，可是此樂已不可再得了！ 若是新文化運動好比法國的啟明運動，那麼上面說的風氣，也頗有一點像當時法國「百科全書家」（Encyclopaedist）的風氣，雖然各人的造詣和成就，各有不同，也就各有千秋，絕難對比。而孟真的號召力和攻擊精神，則頗與伏台爾 9 （Voltaire）相似。他們都願意為自由和開明而奮鬥，對於黑暗和頑固有強大的摧毀力，而且愛打抱不平，也是相似之處。不過伏台爾不免刻薄，而孟真則厚重，伏台爾有些刁鑽古怪，而孟真則坦白率真。我笑他有時把伏台爾的精神，裝在賽繆·約翰生 10 （Samuel Johnson）的軀殼裡面。（約翰生是大胖子。）孟真在後來對伏台爾的觀念容有改變，我不知道，可是在當時他卻當是恭維他。我有一次和孟真開過一個大玩笑。大約是一九二四年，蔡先生重到德國，孟真和我，還有幾位同學，陪蔡先生同游波次坦 11 的無愁宮 12 （Sans Souci），行經佛雷德烈大王招待伏台爾住的房間，房中有一個大理石雕刻的伏台爾像，非常精美。孟真頗為欣賞流連，因此落後了。我回身去找他，同他回群以後，蔡先生問我孟真在看什麼。我以頑皮帶笑的態度，當面編了一個故事，說：孟真在對伏台爾深深一鞠躬，口中念念有詞，我聽他念的是什麼，原來是李義山「詞客有靈應識我，霸才無主始憐君」那兩句詩 13 。孟真氣得要上前來打我。我大笑向蔡先生側邊一閃，蔡先生也不禁失笑，於是孟真的幽默跟著就恢復了。至於說到孟真像約翰生，他倒不以為侮的；有時他拍拍肚子，還以他自己是胖子自豪。約翰生在他的時代的英國，名重一時，為文人學者集團的中心。他有淵博的學問、極健的談鋒，他的一言半句，別人以為字字珠璣。他有一個信徒，名叫鮑斯威爾（Boswell），常常不使他知道，躲在椅子背後記錄；有時被約翰生髮現了，還要把他趕走。可是以後根據這些材料，鮑斯威爾寫了一部《約翰生傳》，為至今傳誦的不朽之作。我現在覺得最可惜的是孟真不曾有過這樣一個鮑斯威爾，使他許多思想、許多見解、許多名言雋語，自私一點說罷，甚至於我們吵架的話，不曾有人記下來。李濟之說：「你說孟真與伏台爾有相像之處，在反對愚昧一點，的確相像。最可惜的是伏台爾活到八十四歲，把他要寫的都寫完了，但孟真只活到五十四歲就死了。他滿肚子的學問、滿肚子的見解，正在成熟的時候，正在開始寫的時候，忽然死去，真是最可傷心的事，不可補償的損失。」我聽了只能仰天長嘆道：「天夫！天夫！何奪我孟真之速也！」 孟真比我回國為早，他在廣州中山大學擔任教授，兼任文學院長。以後我加入了北伐的工作，於北京克復後，我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他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同在一個讀書時代的故鄉，過從又親密起來。他辦歷史語言研究所時所樹立的標準很高，觀念很近代化。他的主張是要辦成一個有科學性而能在國際間的學術界站得住的研究所，絕對不是一個抱殘守缺的機關。他對於外國研究中國學問的漢學家中最佩服的只有兩個人，認為其餘的許多都是洋騙子。一個是瑞典的高本漢（Karlgren），講中國語音學的專家；一個是法國的伯希和（Pelliot），講中國唐史、中央亞細亞研究的專家。這兩個人對於中國學問的科學性的造詣，給予了孟真很大的刺激。可是孟真辦理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成績，反過來得了他們兩人很深的敬佩。行家的事，只有行家真能懂得。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集刊》和《分刊》，得到國際學術界很高的重視，這研究所的本身也取得了國際學術界很高的地位。這自然是經由許多學者協力造成的，可是孟真領導的力量是不可磨滅的。他不只能領導，而且自己真能動手呀！他辦的只是這一個研究所，但是他常為整個中央研究院策劃。因為他是能貫通中西的通才，所以他的意見，常有壓倒的重量，因此許多人以為他好管閒事而討厭他，可是他卻不管一切，因為他認學術是國家之公器。 以後我長中大，他仍在北平，只是我們易地開會的時候，才能相見。不見要想，見面就吵，真是奇怪的事。這幾年中可以為他高興的，就是他能和俞家八小姐大綵女士結婚，使他得到許多精神的安慰和鼓勵。俞家的兄弟姐妹，我個個都很熟，個個都非常的聰明，大綵自然也是卓越的一位。孟真常是向我恭維大綵的小品文如何寫得好，小真書如何寫得好，他言之津津有味。有一次我和他開玩笑說：「大綵賞識你，如九方皋伯相馬。」他為之大怒，要來撲我。又有一次，他對我盛誇他的兒子仁軌如何聰明，我帶笑地說：「犬父竟有虎子。」他卻為之大喜。孟真是人，不是做作的超人，是充滿了人性的人。說到聰明的孩子仁軌的命名，確有一件可紀念的故事。有一天孟真對我說：「我的太太快要生孩子了。若是生的是一個男孩，我要叫他做仁軌。」我一時腦筋轉不過來，向他說：「為什麼？」他說：「你枉費學歷史，你忘記了中國第一個能在朝鮮對日本兵打殲滅戰的，就是唐朝的劉仁軌嗎？」從這種史跡上，要預先為兒子命名，他內心所蘊藏的是多麼強烈的國家民族意識！ 說到抗日精神來，孟真在北平環境裡所表現的真是可敬可佩。當冀察事變發生，日本在鬧華北特殊化的時候，許多親日派仰人鼻息太過度了。北平市長蕭振瀛招待北平教育界的一席話，儼然是為日本招降，至少是要北平教育界閉口。在大家惶惑之際，只有適之先生和孟真挺身而起，當面教訓蕭振瀛一頓，表示堅決反對的態度，誓死不屈的精神；於是北平整個混沌的空氣，為之一變，教育界也儼然成為左右北方時局的重心。孟真這種申張正氣的精神，是使他不顧一切的。大家不要忘記，那時候的華北，不但是親日派橫行，而且日本特務也公開活動，這是一個生命有危險的局面。 在抗戰開始的時候，將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組而為西南聯合大學的主張，是孟真出的，他為西南聯大，頗盡維護之能事。他堅決擁護抗戰建國的國策的情緒，何消我說。苦苦地熬了八年，最後得到了勝利，所以在日本投降的消息傳到重慶的晚上，孟真瘋了。從他聚興村里住所里拿了一瓶酒，到街上大喝；拿了一根手杖，挑了一頂帽子，到街上亂舞。結果帽子飛掉了，棍子脫手了，他和民眾和盟軍大叫大鬧了好一會兒，等到叫不動鬧不動了，回到原處睡覺，等到第二天下午我去看他，他還爬不起來。連說：「國家出頭了，我的帽子掉了，棍子也沒有了，買又買不起，晦氣，晦氣。」這是孟真的本色，孟真不失為真！ 抗戰期間，孟真在國民參政會裡所表現的固然為一般人所欽所佩，可是許多人更覺得有聲有色。除了他堅定地擁護抗戰而外，他還為兩種主張而積極奮鬥，一是反對一切違背時代精神、科學理論而開倒車的議案；一是反對危害國計民生的貪污事實。在前一項目之下，如他反對提倡所謂國醫，就是顯著的例子。他認為哈維發明了血液循環三百年之後，到今天還要把人的身體分為上焦、中焦、下焦三段，簡直是對於人類知識的侮辱。他為這個問題從抗戰前在南京的時候就寫文章討論起。因為他研究過實驗心理學，同時自然他也很懂得生理學和生物化學，所以他這些文章，理論非常精闢，文字也寫得非常精彩。說到此地，我又忍不住要提孟真一件趣事，很可以表示他一種特殊可愛的性格。有一次，為中醫問題孟真反對孔庚的議案，激烈地辯論了一場，當然孔庚辯孟真不過，於是氣了在座位上辱罵孟真，罵了許多很粗的話。孟真也氣了，說是：「你侮辱我，會散之後我和你決鬥。」等到會散之後，孟真在會場門口攔著孔庚要決鬥了。他一見孔庚年紀七十幾歲，身體非常瘦弱，孟真立刻把雙手垂下來說：「你這樣老，這樣瘦，不和你決鬥了，讓你罵了罷。」這雖然是一個插曲，也可以看出孟真絕不是硬心的人。我常笑他「你這大胖子怎樣能和人打架！」他說：「我以體積乘速度，產生一種偉大的動量，可以壓倒一切。」我為之大笑。可是他真用這個方法，打勝過人，這件事在此地只有張道藩知道。 至於說到為了他的第二種主張，他真能表現不畏強御的精神。他認為現在革命過程中的一切犧牲，是為民眾利益的，不是為貪官污吏中飽的，不是為買辦階級發財的。他說：「我擁護政府，不是擁護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這些敗類搏鬥，才能真正幫助政府。」他主張「除惡務盡」，他主張「攻敵攻堅」，而且他一動手攻堅，決不肯中途罷手。有一次，在重慶為了某一種公債的案子，他在國民參政會發言到結束的時候，鄭重聲明他這番話不但在會場以內負責，而且在會場以外也負責，他願意到法庭對簿。這話使全場興奮，可是使我為他捏了一把汗。會後我去看他，問他為什麼敢說這樣肯定的話，他說：「我沒有根據，哪能說這話。」於是他取出兩張照片給我看。可見他說話是負責的，絕對不是所謂大炮者可比，也絕不是聞風言事的一流。這種有風骨的人，是值得敬佩的。 孟真主張經濟平等，消除貧富界限。他自稱為主張自由社會主義的人。他不曾有任何經濟學說和制度的系統，不過他這種經濟平等的觀念是很對的。他自己不但生活簡單，而且很窮。在開第一次治喪會的時候，劉瑞恆先生報告出來，說是在孟真臨死前的兩天，他托劉先生托便人到香港去為他帶一件西裝的上身，因為他有兩條褲子，可是上身破了；他並且限定劉先生不能替他花過港幣一百元；劉先生說稍微像樣一點的要值一百五十元，他就有難色。孟真的廉潔可以說是很徹底的。我們可以說，孟真貧於財，而富於書（他的書確不少），富於學，富于思想，富於感情，尤其富於一股為正氣而奮鬥的鬥勁。 孟真因為富於鬥勁，所以常常好鬥。人家一有不正當的批評、不正確的主張，就立刻用口用筆和人家鬥起來。許多朋友都好意勸他，說他血壓已高，此非養生之道。在他去世前兩天，我還用諷刺的話來激勸他，要他不要和蟋蟀一樣，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來，結果反引起他一頓反攻。孟真好動氣而不善於養氣，是無可諱言的事實。可是其中有一部分是由於他辦事太認真，和是非觀念太強之所致。一個優點裡可以帶弱點，一個弱點也常由優點出發。 孟真丟我們而去世了，我在哀痛的情緒之下，匆促趕成這篇文章。我所寫的不過是孟真和我接觸較多時期的動態，因為在這時期我所知道的或者比他人清楚一點。至於復員後孟真主持北大時期，和最近兩年來主持台大時期，都有偉大的貢獻。可是現在知道的太多了，何消我說。我只想說一句話，就是一個人死後，弄到這許多朋友們流淚，許多青年學生們，千百成群來痛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一件普通的事！ 孟真死後的第二天的上午，我到他家裡。大綵方才由極樂殯儀館為他換好服裝回家，她忍不住痛哭。她說：「我在殯儀館不敢哭，恐怕他聽見！」這話我們聽了，真是心如針刺，朋友們又是全體掉淚了。此時失了此人，實在是不可彌補的損失。大家的悲痛，都是情不自禁的。大綵別過於哀傷了！因為這不是你一人或是你一家的哀傷！我也萬萬想不到這次回台灣來和三十四年的老友，見最後的一面！ 我想以「縱橫天岸馬，俊逸人中龍」兩句話來形容孟真，第一句形容他的才氣，第二句形容他的風格。子水在他一死以後，立刻就說「孟真一生代表的是浩然之氣」。子水引用的這四個字，比我上面所想到的兩個語更要渾成而接近孟真一些。可是浩然之氣，還要靠養成的，而孟真卻是最不善於養氣的人，所以我認為孟真所代表的是天地間一種混茫浩瀚的元氣。這種淋漓元氣之中，包含了天地的正氣，和人生的生氣！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日台北深夜 原載《傳記文學》第十六卷第一期（一九七〇年元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