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大師 · 菸斗、字典、馬——語堂先生的三件事

梁實秋 《再見大師》
黃肇珩 「若吃煙,若不吃煙;若有所思,若無所思。」 至少,我覺得林語堂先生對生活的態度,是這樣的散逸、灑脫。 菸斗,幾乎成了林語堂的標誌。 第一次見到林語堂先生,是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下午,那一天,台北的冬陽顯得特別明亮、溫暖。我站在松山國際機場停機坪上,翹首凝望機門。 掌聲響起,林語堂先生和夫人出現了。第一眼看到這位名聞中外的幽默大師,我有點兒失望,他與我讀他《京華煙雲》時塑起的林語堂形象不太一樣:他不是高高瘦瘦的、一襲長袍、臉上掛著一副細細圓圓黑邊的眼鏡。唯一找到他是林語堂的,是他那不離手的菸斗。 當我客串他的秘書、幫他編漢英辭典,以及許多次以記者身份和他「一席話」時,他總是帶著菸斗,他習慣用左手拿著,大部分時間,他只是拿著,遇到思考時,他話停下來,叼起菸斗,漸漸地滿室飄散起尼古丁。一件事、一個問題或是一席話,就隨著煙圈繞轉,一旦停滯,他拿下菸斗說:「我們下次再談吧!」 他喜歡燃起菸斗,聽人家談話,不管對方是年長、年輕或是小孩,不管是男是女,不管談的是國家大事,是哲學思想或是街談巷議,他都興趣盎然,專注地傾聽,一臉的摯真。可笑時,他往往是第一個笑;激動時,他揮起菸斗彎彎的一端,或上或下,或前或後,直到它又回到他的嘴裡。 有人說:菸斗,能引出哲學家的智慧,也能使愚拙者緘默;它能產生一種沉思的、富有創意的、無虛飾的談天風格。我想,林先生最了解其中的神奧。 他曾說: ——我最欣賞抽菸斗的人,他們似乎比較真誠、親切、坦率,也比較善於談話。最重要的,我覺得他喜歡我正如我喜歡他一樣。 ——聚在營火前,叼根菸斗,坐在啤酒桶上,彼此交換意見,談天說地,心靈交流,這是從古到今人類最大樂事之一。 ——下班後,脫掉硬領襯衫,舒服愜意地躺在地毯上抽菸斗,這一來,才像個人。 有一次,我和林先生談菸斗。他聽了這個話題,很驚訝地舉起緊握在左手裡的發亮菸斗,端詳了半天,似乎那是當然屬於他的一部分,沒有什麼可談的。 「我不知道如果沒有菸斗,我會怎麼樣。」他想了想:「我想我會無法定下心來做事,也無法思考。」 他說,他曾有過戒菸的經驗,戒了三個星期。他形容那三星期的無煙生活,是絕對不智的行為,最後終於抵不過良心的鞭策而重回正道。 他興致勃勃為抽菸的好處,找來許多可支持的論點。然後,他教我:鼓勵你的丈夫抽菸斗。 「為什麼?」我問。 「如果他要和你爭吵時,你把菸斗塞進他的嘴裡。」 「如果他用菸斗圓圓的一端敲我的頭呢?」 這位幽默大師哈哈大笑。 享受了半個世紀菸斗的樂趣,林語堂有很主觀的體會:抽菸斗的人都是快樂的。叼著菸斗沉思,是他的一大享受。但是,在他過八十歲生日的前三個月,他收起了菸斗。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日,林語堂在香港和他的家人及朋友,度過他的八十歲生日。第二天,他趕回來參加十多個學術文化團體,於十月十四日在台北為他舉行的祝壽茶會。 他坐著輪椅下飛機,左手空空,他跟我講的第一句話:「我戒菸了!」他承認:「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我行我素的林語堂,為了健康,也不得不屈從於醫師的權威,離開了他多麼喜愛的菸斗,也離開了他自列為二十四快之一的:「若吃煙,若不吃煙;若有所思,若無所思。」 他老人家去世後,我看到十幾支他用過的菸斗,集聚在一個盒子裡,不同的質料、不同的顏色、不同的形狀,來自世界不同的國家。這些現在反過來很孤寂的菸斗,都曾帶給它主人一段快活的時光。我選出四支,放在一個木質的菸斗架上,擺在林大師陽明山故居的客廳里,供人憑弔。 在我的印象里,林先生似乎沒有抱怨過老,我也沒有聽他說:「啊!老啦,不行了!」縱使在他去世前的兩三年里,他的體力和記憶力,都有點兒消退,反應也有點兒遲緩,但他對生活仍懷著一股熱望。 他曾說:「生活的價值,掌握在個人的手中,生活的快樂也是自求的。」 在這位名滿中外作家的八十二年生活中,最大的快樂是寫作。他快快活活地搖動了五十多年筆桿,最後,他還計劃為兒童們寫點兒寓言的故事,和編一本漢語辭典。可惜他已無力掌握他生活中的這份最後的快樂。 編字典,是深藏在林先生心中的一樁夙願。 在半個世紀前,他已立願要做一番他自喻為「自有其樂,尋發真理,如牛羊在山坡上遨遊覓食」的編字典工作;三十多年來,他一直帶著他的兄長憾廬先生編的一部分中文字典手稿,他也默默做了不少奠基工作,譬如他為中文打字機設計的「上下形檢字法」和「改良羅馬字拼音」。一九六七年,當他接受香港中文大學的邀約,著手編纂《林語堂當代漢英辭典》時,他孕育了久久的夙願、意念,開始一一展現。 和他在生活細節上存有戀舊傾向一樣,林先生對他早年創意的許多概念,有著濃烈的一份感情,他非常希望能帶進這本辭典中。頗有一段時間,他在決定體例和處理原則時,盤桓在感情的執著與理智的抉擇中,他不能完全甩脫文學家的「專情」。 林先生推崇過編《大漢和辭典》的日本學者諸橋轍次,稱許他以三十多年的功夫主編一部辭典的精神。但是,當他接編漢英辭典時,卻忽略了在數字上的計算,約定以三年時間完成,並答允親自主理編譯工作,實際幫助他的人只有三位,除馬驥伸先生、施佩英女士之外,陳石孚先生和我是part time(兼職——編者注),只能算一個。 林語堂編辭典的消息傳出後,曾有不少名家學者,希望參加這份工作,林先生也想過一兩位著名的人選,最後他都一一否決了。他說,他需要的,是有新觀念、熟悉現代詞彙、能夠與他溝通和合作的人。 他率領這個小小的編輯小組,經過半年的討論、辯論和觀念的溝通,開始試稿,決定了「大樣」。在編纂的過程中,林先生非常尊重分層的責任,由我們自訂進度,自動去執行,在我們定期交稿之前,他從不探詢工作的進度。 為了遵守諾言,所有中英文原稿,林先生都一一過目、修改,而且一校、再校。在日夜矻矻之下,如期交出了定稿,林語堂先生又一次沒有失信,但是,他的健康卻在這份沉重工作的壓力下受了損傷。 這部漢英辭典開始上了機器,林先生髮現他的夙願只償了一半,他希望編一本漢語辭典,利用漢英辭典的中文原稿,再加整理編纂。 他找到和他有數十年出版交情的「開明書店」,與劉甫琴經理談了許多次,儘管林夫人、劉經理都認為以林先生當時的健康情況,實在不適宜再肩負這件繁重的工作,但是他們又不忍拂他老人家的意願。 大概是一九七二年春天的一個上午,林先生打電話約驥伸和我上陽明山一談。在他的書房裡,他攤開了他的計劃,說明他的心意。 面對這位瘦弱、仁慈的老者,環視圍著他的豐富作品,我不禁想起他與我談起的一個經驗:「一本書寫完以後,在那段『無事』的日子裡,我喜歡這裡看看,那裡摸摸,整天似乎無所事事,於是我就患上精神衰弱症。」 我真不忍心讓他老人家患上精神衰弱症,但是,我更不願意讓這位老作家,再為「字典」而鞠躬盡瘁。 同時,我很了解林先生的做事原則:絕不假他人之手。他一定不會讓我們去編,然後加上「林語堂」三個字出版;他一定要自己參與,要一個字一個字審閱、修改。而且時間又訂得很匆迫,我們計算字數,和他每天的工作量,真是太重太重了! 那段時間,林先生和夫人,經常到香港探視他們的兩個女兒太乙和相如,大部分時間住在香港那幢建築在半山上的公寓裡。來往稿件的領取和投寄,也是當時顧慮的問題之一,我們不能讓他們兩老做這份工作,雇個人吧,實在擠不出這筆預算。 我們把一個一個問題提出來,坐在旁邊的林夫人焦急地一再勸她的語堂不要做這件事。 最後,我們總算說服了林先生。握別他老人家時,已過了午,我肩上有一份輕鬆感,心裡卻塞滿了感傷。 漢語辭典不編了,為孩子們寫故事的意念也擱了淺,林語堂手上的筆一轉,畫起馬來。他說:「我喜歡馬。」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他在寫《生活的藝術》時,曾以捏泥馬,來消除他寫作的疲倦;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他以畫馬來排遣他老年的寂寞。 他的二女兒太乙,曾描述他父親的泥馬: ——有一天,父親買了一桶泥回來,他說他預備做一隻泥馬。 ——父親拿了一塊泥,先想把馬頭做好,結果做得並不怎樣好。 ——父親認為這馬沒有辦法,因為做得很不像;馬的鼻既不正,腳又不能站直,整個軀體並不像馬。 ——父親去瞧波荔佛的肖像,從那像身上獲得一些正確的標準。從這次以後,這匹馬修改得比從前好多了。 ——父親叫我們評判,我們都看得出馬的鼻頭做得不正,還有一隻眼睛比另一隻眼睛長得低些。父親拿塊泥粘在馬的眼睛上,使它變得高些,現在鼻子的位置也正了。 ——父親把泥馬的身上漆綠。看上去是那麼專橫而雄偉。 ——一天,來了一個不識趣的朋友,取起泥馬漆成金色。 ——泥馬和別的東西一起放進箱子,橫渡大西洋,經過義大利到了蒙登,父親取出泥馬,可是腳都碎了。父親很難過,立刻把碎塊拼攏。 ——一天,它站在壁爐架上,忽然被人碰倒了,這可憐的雄偉的泥馬,跌斷了腿。 ——我們要遷往巴黎時,父親不能決定,到底這匹馬的生命是否到了完結的地步。但是母親已下定決心,把它拋在字紙簍里。 ——這匹泥馬和廢物一道運走了,雖然這馬是林語堂的心血結晶。三十多年前林語堂捏的這匹泥馬,雖然被拋棄了,但是,泥馬的影象似乎仍刻在林先生的腦海中。 一九七四年七月,林大師畫了一幅馬送給我,畫面是七匹水墨馬,或立或臥,疏疏落落,瀟瀟灑灑。 我把這幅饒具趣味的馬,掛在客廳的牆壁上。每次對著它,我就想起太乙姐姐在日記中描繪的「父親的泥馬」,不禁從心底笑了起來,我似乎看到了林語堂用年輕的手捏起來的泥馬,一個一個用顫抖的手羅列在畫紙上。林語堂不是在畫他眼中的形象,而是寫他心中的意致。我們與其說他的馬是畫的,莫若說是他用筆寫出來的。 一九七六年三月,我和外子驥伸到香港訪問,下了飛機就去探望林大師和林夫人,在高高的十一樓上,我們推開門,他興奮地搖搖晃晃地從椅子裡站了起來,笑得像個孩子。 在他的客廳里,掛著一幅徐悲鴻的馬,是複製品。他說,他曾試著畫些花鳥、山水,但是,他發現他只愛馬。他珍藏的一匹唐三彩陶馬,贈給了「故宮博物院」,現在「亭亭玉立」地站在「故宮」閃亮的展覽櫥中。 我們原與林先生和夫人約好,一起於三月二十三日回台,他要參加蔣公逝世周年紀念。那天我很高興地道了別,沒想到那是一次永別! 在林語堂先生八十二年的生活中,我是他最後十年的「小朋友」之一,我敬愛他像父祖、像老師;他教我樂觀、灑脫和好奇! 原載《傳記文學》第三十二卷第一期(一九七八年元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