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大師 · 我所見晚年的章太炎
左舜生
余於中國近代發起改革運動之名賢碩德，嘗以未得一見康南海與孫中山，引為生平憾事。一次大戰巴黎和會結束後，梁任公歸自歐洲，余曾偕友人王光祈君得一度晉謁梁先生於上海中國公學，並承先生期許甚至，勉勵有加，至今感念不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余以友人之介，始得識章太炎先生，自是每周必一次或兩次，造先生同孚路同福里寓廬，就國事向先生有所請益，歷時凡兩年有餘，迄先生移家蘇州講學，始告中斷。此實餘生平親受前輩教益最多之一時期。先生以一九三六年病逝蘇州，得年六十有九，其遺著《章氏叢書》，及晚年之《太炎文錄》，已非今日青年所能句讀。茲記其逸事數則於後，以寄個人思慕之忱，亦或可資崇拜先生者之談助也。
余對章先生之第一印象，覺其為一慈祥和藹之老人，但仍步履康強、精神飽滿，吾人平日想像中之「老師宿儒」，先生正其典型人物也。先生籍浙江餘杭，談話多雜土音，初聽時，每苦不盡明晰，既久，則亦了無不懂之處。先生雖為一純粹之學者，然喜談政治，其於當代諸賢之身世及其與革命之關係，往往能詳其始末，其褒貶亦頗異時流，惜余當時未存筆記，否則可供治現代史者之參考資料當不少也。
先生所居為一雙開間之弄堂樓房，書房兼會客室，為樓上右手之一統廂房，開間頗大，但光線不佳，室內陳設，亦了無現代色彩，不失學者與初期革命家之本色也。
余每至先生處，恆在午後四五時左右，以其時余正在中華書局編輯所供職，每日必在午後四時始得下班也。時先生雖已屆六十五歲之高齡，然能縱談二三小時不倦。章夫人湯國梨女士，偶出點心饗客，為一種糯米所制之小餅，蒸食，黏性頗大，失之太甜，余見先生食之津津，亦不能不食之津津也。先生述一故事，往往枝葉扶疏，能使聽者如親接故事中之人物，躬履當時之境地，不願聽其中斷，章夫人恐先生過勞，每一再催用晚膳，但先生不顧，余不待其辭畢，亦決不敢興辭也。
先生嗜紙菸，往往一支尚余寸許，又燃一支，曾見其歷三四小時不斷。所吸以當時上海流行之「美麗牌」為常，偶得「白金龍」，即為珍品，蓋先生為人書字初無潤格，有欲得其翰墨者，大率即以紙菸若干為酬，故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余初不嗜此，後在上海編日報半載，往往社論、短評及第一新聞，均出餘一人之手，且非看過大樣以後，不敢離去編輯所，不吸菸實無以振刷精神，於是乃嗜之成癖。及為先生座上客，為時近三年，每至，先生必縱談不斷，吸菸不斷；余則靜聽亦吸之不斷；余至今仍非每日四十支至五十支不能盡興，蓋與先生之一段因緣，不無關係也。
先生為人書字，以鐘鼎為常，喜以一人牽紙，振筆疾書。一日，章夫人立先生後，指點某字不佳，先生回頭笑謂夫人曰：「你不懂得寫字囉！」其實夫人雅擅詩文，字亦端秀，先生之為此語，足證其伉儷間雅興不淺也。
一九一三年，先生與夫人結婚上海，群弟子請先生與夫人即席賦詩，先生口占兩絕，其一云：「我身雖稊米，亦知天地寬，攝衣登高岡，招君雲之端。」夫人以無此捷才辭，僅錄舊作七律一首，亦娓娓可誦。此事載當時上海《民立報》，一時佳話也。
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後，先生被袁世凱幽於北京之龍泉寺，憂憤欲死，曾有致其夫人家書八十餘通，區處後事，中有涉及其身世及所學之處，辭旨嚴正而淒，令人不堪卒讀。夫人亦有一書致袁，為先生請命，措辭不亢不卑，深得立言之體，其涉及與先生結合一層，有「結褵一年，誓共百歲」之語，殊足激動讀者之同情，宜乎項城卒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也。
余見先生有一七八齡之少子，為湯夫人所出，韶秀活潑，不類常兒。見先生常為人寫字，亦自訂一潤格，張於樓下之壁間，有「七言聯一幅，皮球一個；單條一幅，火車頭一個」云云。一日，余在先生處晚餐，此聰慧之稚子，忽問先生曰：「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二十四史》還沒有出齊嗎？」先生笑頷之，余則殊訝其早熟。今此君殆三十許人矣，惜余不能舉其名字，亦不知其近作何狀也。
張敬堯在北京東交民巷為人所暗殺，先生作小詩一首以詠其事，詩曰：「金丸一夜起交民，射殺湘東舊領軍；為問長陵雙石馬，可知傳法有沙門？」一日，余至先生處，先生作此詩正屬稿甫就，並將第三句「試問」之「試」字塗去，改一「為」字。余問先生「沙門」何指，先生笑謂余曰：「古人作詩亦往往有在可解不可解之間者，何必深問？」余亦一笑而罷。
「一·二八」之役，翁照垣以守吳淞得大名，當戰事正酣之際，余往謁先生，請書數字贈翁以資鼓勵，先生頷之。次日余往索，先生則出文一首，長千餘言，且親筆以宣紙楷書，譽照垣甚至。余大喜過望，即持至中華印刷所，托余友袁聚英君製成珂羅版，印三百份，分寄全國各報館。時天津大公報，即據余所贈，複製鋅版，刊諸報端，於是照垣之名更大噪於南北。余友常燕生兄，讀先生此文，乃繼黃公度《聶將軍歌》後作《翁將軍歌》一首，長達數十韻，亦為時人所傳誦。時余與照垣，初無一面之雅。後晤於上海，乃覺其人為一純粹軍人。近年聞其郁居港澳間，飽歷世變，其修養或當有進境也。
宋哲元以大刀隊在長城抗日，殺敵過萬，國人頗壯其所為。一日薄暮，余走謁先生，先生正憑窗檢閱地圖。見余入，乃謂余曰：「長城竟有這許多的口子？」余笑應之。私心自忖，先生於學所涉甚廣，且生平崇拜著有《天下郡國利病書》之顧炎武，又曾一度任籌邊使，何獨於長城諸關隘不甚了了耶？
先生曾以「江左夷吾」許宋遯初（教仁），及宋被狙擊，梁任公於當時在上海出版之《大中華》雜誌為文吊之，謂宋有政治家風度。蓋梁宋間在民國元年固曾有互相維繫之要約，支持袁世凱以求得和平統一者也。惜宋能容袁，而袁不能容宋，卒至造成民國二年之悲劇，而袁氏之敗，亦以此一役發其端，趙秉鈞輩妒賢害能之小人，誠不足齒也。
中山先生以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在北平逝世，先生曾以一聯挽之，風調實為當時挽孫諸聯之冠，聯曰：「孫郎使天下三分，當魏德初萌，江表豈曾忘襲許？南國是吾家舊物，怨靈修浩蕩，武關無故入盟秦！」聯意僅在反對當時之孫段張三角聯盟，於中山初無貶辭，聞孫先生治喪處諸人，得此聯未敢懸掛，不解何意。
文人相輕，自古已然，雖碩學通人，亦往往不免。先生一代大師，文宗漢魏，持論能言人所不能言，其精到處每發前人所未發。嚴又陵（復）、林琴南（紓）與先生同時，均雅擅古文，並各以譯述自顧於當世，顧先生於嚴林之文，乃深致不滿，其言曰：
「……下流所仰，乃在嚴復林紓之徒，復辭雖飭，氣體比於制學，若將所謂曳行作姿者也。紓視復又彌下……浸潤唐人小說之風……與蒲松齡相次……若然者，既不能雅，又不能俗，則復不得比於吳蜀六士矣。……」
嚴先生持論矜慎，不聞於先生有所詆毀，林（林別署畏廬）則反唇相稽，於先生之文亦抨擊不遺餘力，其言曰：
「……庸妄巨子，剽襲漢人余唾……補綴以古子之斷句，塗堊以說文之奇字，意境義法，概置不講，侈言於眾，吾漢代之文也！傖夫入城，購縉紳舊敝之冠服，襲之以耀其鄉里，人即以縉紳目之，吾不敢信也。……」
自吾人視之，章先生既非庸妄巨子；畏廬譯西洋小說百餘種，使國人略知異國情調，實亦未可下儕於談狐說鬼之蒲松齡；嚴又陵功在介紹一時期之西洋思想於中國，初非以文字與人爭短長，凡章林之所云云，以批評之旨趣衡之，均非持平之論也。
余平日在先生處所聞，以明末遺民故事及清末革命故事為多，蓋前者為先生革命思想之所自出，後者則先生曾躬與其役者也。一日，先生問余近讀何書，余告以正看陳壽《三國志》。先生曰：「此書簡練謹嚴，如能同時細看裴注，則可悟古人運用史料之法。」余於此書曾翻閱三四過，得先生指示之力為多也。
先生原名絳，後改炳麟，字太炎，生清同治七年戊辰（一八六八），卒民國二十五年丙子（一九三六），得年六十九。
一九五三年二月
原載《傳記文學》第六十卷第二期（一九九二年二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