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學與田野間 · 第五章 中國的經濟文化類型
1946年隨燕大遷回北平後，我一邊授課與研究，一邊靜觀時局變化，期待能在一個和平、民主的環境中放開手腳去發展還處於幼稚期的中國社會學和民族學。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給中國各方面都帶來重大變化。我們學術生涯也增添了不少新內容。用馬克思主義指導民族學研究，成為我們當時要實踐的一條新道路。這在前一章已經提到。在此過程中，與蘇聯的學術交流以及在此基礎上進行的經濟文化類型研究是我的學術發展歷程中的一條新的重要線索。讓我把這方面的內容簡單回顧一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舊社會的腐敗現象果然迅速掃除。同時，由於美國支持國民黨，不承認新中國政府，中國就選擇了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全國上下一切方面都向蘇聯學習，而對人文與社會科學中一切來自英、美的東西，則均斥之為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奴化教育的結果。因此，人類學和社會學在新中國成立後被視做資產階級學科受到批判，各大學中已建立的人類學系和社會學系先後被撤消。社會場景的轉換還影響到學科名稱。「文化人類學」一詞作為學科名稱再也不見使用。體質人類學藉助蘇聯體系之力取得了「人類學」名稱，隸屬生物學門下，其研究工作在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及復旦大學生物系進行。民族學雖曾被西方殖民主義者利用而被當做反動學科批判，但因為蘇聯學科分類中有其戶頭，隸屬歷史學門下，所以在中國也作為學科名稱保存下來。於是，中蘇文化交流也就有了民族學家參與其事。
林耀華在廣東瑤村陽城遺址，與人們在一起。
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遵照蘇聯的模式進行調整。原在中央研究院和燕京、清華、中山等大學及其他一些院校從事民族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的學者，由於所在系科被撤消，被陸續調到中央民族學院的研究部。其中大部分是我的老師、同學和熟識多年的同事、朋友，如吳文藻、楊成志、潘光旦、吳澤霖、費孝通等。還有一些是我的學生，如陳永齡、宋蜀華、沈家駒、黃淑娉、吳恆、施聯珠等。
原來分散於眾多大學和研究機構中的同行學者們都集中到了民族學院研究部，再加上原來從事邊疆和少數民族歷史、考古的一些學者如翦伯贊、翁獨健、馮家升等人也被調來，使得當時的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內著名學者雲集，盛況空前，形成當時中國民族學研究與教學的中心。這麼多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學著名學者集於一堂，本來堪稱學術界盛事。先前的師生友朋聚集一起，也應該是人生中的一大樂趣。但當時我們卻沒有這種感覺。這是因為我們過去從事研究的那些理論和方法，大多學自西方，已經受到批判而不能繼續沿用。我們得像小學生一樣認真學習時興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特別是蘇聯的民族學理論。
蘇聯的民族學理論又被稱為民族學的蘇維埃學派。這個學派是隨著十月革命而產生、發展的。它一方面接受革命前的民族學遺產；另一方面，在其誕生之初，就嚴格遵循馬列主義和史達林有關民族問題的理論，根據蘇共的民族政策，對各民族開展調查和研究，並總結出一套迥異於西方的民族學理論。特別是1929年至30年代中期，蘇維埃學派對西方的民族學派各種理論展開過全面的批判，甚至有過「取消」的呼聲，所以其在50年代的研究很注意與西方同事的理論拉開距離。因此，它正好成為我們的榜樣。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受到全國人民的敵視。這種敵視也擴展到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域。因此，蘇維埃學派對西方民族學各種理論的全面批判，也能引起我們在感情上的共鳴。雖然這意味著否定我們自己多年沿用的學術理論和研究成果，但國家利益和民族感情，使我並無牴觸情緒，相反卻很虔誠地努力學習蘇聯民族學的理論。在當時的情況下，學習蘇聯理論，就等於是學習馬列主義。學術研究必須有明確的理論和方法，舊的理論和道路被否定了，必須迅速建起新的、適應新形勢的理論和方法。這是50年代初擺在中國民族學界眼前的首要任務。
作為1952年院系調整後中國民族學大本營和最後基地的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理所當然地被要求承擔起並完成這個任務。因為，如我們不能將民族學專業與中國的新形勢儘快地、很好地協調起來，民族學這個學科本身就只能與其他「資產階級學科」一樣被撤消。當時，我作為在這個機構里從事民族學研究的學者，深感自己肩上擔子之沉重。
林耀華1964年在河南安陽小南海和當地的領導及群眾在一起。
於是，我率先認真學習並向我的同人們介紹蘇維埃民族學派的理論和方法。1956年，蘇聯科學院在莫斯科召開五年一度的全蘇民族學會議，組織上決定由我代表中國民族學工作者出席。我在會上聽取了蘇聯民族學過去五年工作的總結報告和許多專題的研究論文，同時也參加了蘇聯科學家們有關今後幾年研究計劃的討論。這對我是一個十分難得的了解蘇維埃民族學的機會。
當年10月，我在《歷史研究》上發表了《蘇聯民族學近年來的成就》一文。我是在舉國批判西方資產階級和學習「蘇聯老大哥」的年代介紹蘇聯民族學的。我寫道：
遠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俄羅斯的民族學已經積累了很多知識。俄國民族學比西歐各國發展得更早，也更加迅速，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這個幅員廣大的國家由許多不同民族所構成，這一情況很早就提出了具體研究各民族特徵的要求。當時有進步的民主主義的民族學，也有反動的唯心主義的民族學。
蘇聯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民族學是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在蘇維埃時代建立和發展起來的。蘇聯民族學的發展從十月革命到現在大抵上分為兩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在1941年衛國戰爭開始以前的年代，這是民族學蘇維埃學派創立的時期。這一時期的前一階段，民族學研究工作和考察工作開始蓬勃地發展起來，而這些工作都密切地配合著黨和政府的具體任務，也就是解決民族問題和實行民族政策的任務……
第一時期的後一階段，從1929年召開的民族學會議開始，標誌著尖銳地批判資產階級的民族學遺產。後來，1934年黨對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蘇聯的歷史科學（包括民族學）的發展，開創了一個新階段。……與資產階級學者把民族學歸為人類學或生物科學的一個門類完全相反，蘇聯民族學是歷史科學的一個組成部門，它的特點就是具有徹底的歷史主義的原則，並把世界各民族作為人類全部歷程中創造歷史的主體來加以考察研究的。這一階段蘇聯民族學者特別是對各個民族的族源問題，對原始社會史以及對各民族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諸問題，進行了具體的分析研究，因此也出現了一系列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學專著。
由於緊密地結合著實際的任務，由於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以及同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民族學做不懈的鬥爭，民族學的蘇維埃學派逐漸形成和壯大起來了。
第二個時期，從1941年偉大的衛國戰爭開始，這時蘇聯民族學轉到各族人民的現代問題的研究，蘇維埃學派承擔了更擴大範圍的、更迫切需要的民族學任務。……蘇維埃民族學很快就轉到為國防服務，例如批判種族主義、批判法西斯主義，同時也研究反對法西斯侵略的斯拉夫各族的生活習慣和文化，以加強戰鬥的力量。
在戰後的年代裡，提出一連串新的問題，從而加重了民族學者的任務。在蘇聯國內開始研究一般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問題，特別是與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任務有密切關係的問題……這時又增加了一項特殊的任務，就是研究人民民主國家的各個民族，並從思想上協助這些國家和民族。此外，由於帝國主義的反動陣營和社會主義的和平陣營之間的思想意識鬥爭日益尖銳，民族學家面臨著更重大的任務，那就是研究全世界範圍內的民族運動形式和民族解放鬥爭形式，並徹底批判和揭露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反動的民族學理論。蘇聯國內外的新形勢，又促進了蘇維埃民族學新的進一步的發展。
對於50年代蘇聯民族學界所從事的工作，我將其歸納為四個方面：
第一方面，對於蘇聯各民族現代文化和生活，即社會主義文化和生活的研究，是蘇聯民族學近年主要的課題。這一課題包括下面三個重要部分。
（一）有關集體農莊農民的文化和生活的研究是蘇聯民族學轉向研究現代問題的首要任務。（二）研究蘇維埃工人階級的生活，特別是研究革命前和革命後工人的生活問題。（三）研究十月革命以前尚未形成資產階級民族的蘇聯各民族和這些民族發展的路線問題，亦即研究社會主義民族或社會主義部族形成的問題。這也是近年來蘇聯民族學研究中的重要部分。
因為當時中國的民族學家們大多集中到中央民族學院，而政府對我們的希望是協助政府制定有關少數民族的政策。所以，當時研究部的同人們不管過去從事什麼領域的研究，都只能轉向調查和研究中國的少數民族。
蘇聯民族學界對少數民族的研究方法和理論，自然就成了我們的樣板。我在談到蘇聯民族學界對少數民族的研究時寫道：
這一重點研究，對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問題，有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我們國內少數民族由於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工人階級掌握了政權，他們的命運起了根本的變化，在解放以前，許多少數民族都還沒有來得及進入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所以今天對他們來說，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實質上都是飛躍式的。我們正面臨著這個跨越階段的實踐時期，需要學習和重視蘇聯的先進經驗，當然對各少數民族也急需進行具體的考察研究，結合國內實際情況，以便順利地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
對於蘇聯民族學界其他三個方面的研究，我做了如下的歸納：
第二方面，研究全世界的各個民族。蘇聯民族學家雖然早已注意到這個問題，但作為規模宏大的計劃提出的新課題，卻是衛國戰爭之後的事情。在這一課題之內，蘇維埃民族學派已做出優越的成績。其主要部分為：
（一）研究世界人口的民族成分和各族的民族特點問題。這是蘇聯民族學近年來研究的中心任務之一……為著配合世界民族志的編纂工作，蘇聯民族學研究所準備了世界各民族分布地圖本的參考資料。民族分布圖的繪製採取一種新方法，這種方法能夠把民族成分和人口密度綜合地標誌出來，同時也能夠把普通分布圖所沒有的民族雜居地區標示出來。這種編繪地圖的方法確是蘇聯民族學研究方法上又一個創造性的貢獻。
（二）戰後國際的新形勢以及世界民族志的編纂，都要求蘇聯民族學家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各民族進行研究，主要研究這些國家各民族的現代狀況。
林耀華在田野考察時留影。
（三）有關歐美資產階級國家各民族的研究。
第三方面，關於民族起源和民族史的研究，也可稱為歷史民族學的研究。這在過去和現在都是蘇聯民族學最主要的研究範圍之一。
第四方面，有關原始社會史的問題的研究。這在過去和現在都是蘇聯民族學進行研究的重要方面之一。
蘇聯民族學界對原始社會史的重視和研究方法，我認為這對當時中國少數民族問題的研究有特別的借鑑意義。因此我寫道：
這一點對於我國歷史的研究，尤其值得特別注意，我國古代史許多問題以及國內各少數民族的族源和歷史發展諸問題，都同原始社會史的知識有極密切的關係。
為了向蘇聯民族學界學習，我們還聘請了一批蘇聯的民族學家如H.H.切博克薩羅夫等人來學校講課。當時，研究部精通俄語的金天明先生一直擔任這些蘇聯專家的翻譯。他工作勤奮，不但上課時任口譯，還於每次課前將專家們提供的講課提綱翻譯出來，並親自刻印，發給學生。後來，他還翻譯了不少蘇維埃民族學派的論文和著作，為我們了解蘇聯民族學界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
50年代初，經過幾年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的主要理論，我和我的同事們已經基本上學會了用歷史唯物主義分析中國歷史和社會，也比較全面地了解了蘇維埃民族學派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在此基礎上，一個能夠與新中國的形勢相適應並能配合政府民族工作的專業發展道路，就被我們設計出來了。
1956年5月我去莫斯科參加全蘇民族學會議時，代表中國民族學界在大會上宣讀了論文《中國民族學當前的任務》（當時題為「當前民族工作提給民族學的幾個任務」，俄文稿刊登在《蘇聯民族學》1956年第3期上），全文共2萬餘字。為了起草這篇文章，我和研究部的同事們曾進行了多次集體的討論，最後主要由我執筆，我的兩位學生陳永齡和宋蜀華也參加了起草工作。自莫斯科回國後，我們又對該文進行了修改，我的老同學費孝通、李有義參加了修改工作。修改後，在《科學通報》1956年8月號上刊登。1957年我們再一次對該文進行修改，並改稱《中國民族學當前的任務》，由民族出版社出單行本。在全國產生了廣泛影響。這篇論文，實際上就是50年代我們為中國民族學所設計的新道路。
該文共分為五個部分。在引言中，我們寫道：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我國的民族工作，在實踐中獲得了重要的成就和豐富的經驗，同時也從實踐中提出了許多需要民族學者進行研究的問題。這些問題也就是當前民族學的任務，其中重要的有下列四項：
（一）關於少數民族族別問題的研究；
（二）關於少數民族社會性質的研究；
（三）關於少數民族文化和生活的研究；
（四）關於少數民族宗教信仰的研究。
我們列出的這四項任務，實際上是為了適應當時的形勢和配合政府的工作提出來的。儘管我們討論和撰寫這篇論文時，內心是真誠的，但同時我們也明白：這裡所提出的對少數民族的研究，並不能代表民族學研究的全部領域；蘇維埃民族學派的理論和方法，也不是中國民族學界追求的終極目標。因此，在文章的第五部分，我們寫了三點說明以簡要地表達了這一思想：
（一）我們在這一小書中所提出的是當前民族工作提給民族學的四項任務。這些任務都是屬於我國少數民族研究的範圍。並不應當引起這樣的誤會，以為民族學是一門研究少數民族的學科。把少數民族和漢族分開來作為兩門學科的研究對象是沒有根據的。民族學的研究對象是包括一切民族在內的，在中國的範圍里，不但要研究少數民族，也要研究漢族。
（二）民族學的研究範圍也並不限於我們在書中所提出的四個問題。比如族源問題就是一個例子。我們沒有在這裡特別提出來並不意味著這些問題可以不必進行研究。我們的意思只是說上面所提出的問題比較重要，而且和當前民族工作有著比較更為密切的關係，所以應該作為重點來進行。但是凡有條件進行研究的其他問題當然都是可以研究的，而且對於民族學的貢獻一樣是很重要的。
（三）民族學在中國還可以說是一門比較新的學科，因此還有許多人對於這門學科的名稱、內容和方法有不同的意見。我們在這裡不想從定義、學科分類上進行討論。為了避免各種討論成為學究式的辯論，我們認為最好從這門科學所進行的研究工作的本身來說明它的內容，而且只有在研究工作的發展中，一門學科的性質和範圍才能逐步明確起來。一門學科的發展，我們認為，並不依靠開始時把範圍劃清，界碑樹好，而是依靠密切結合實際生活所提出具體的問題來進行自己的研究工作。實際生活是豐富的、變化的，一門學科能從這個豐富和變化的泉源出發，它的工作也會是活潑的、常新的。我們是從這種認識出發來為中國民族學提出它的任務的。
這三點說明，實際上就為以後中國民族學界在研究理論、方法和領域上的進一步發展留下了伏筆。
中國民族學界確立了新的研究理論和道路以後，我們就開始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具體地研究中國的少數民族。我主要做了兩個方面的工作：（一）運用中國少數民族的調查材料來研究原始社會史，以此來論證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發展的理論。這個方面的成果，主要是1956年我主編的《原始社會史教學大綱》。在此基礎上，我後來主編了《原始社會史》一書。（二）50年代，我做的另一個方面的工作，就是與蘇聯專家一起，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分析和劃分中國各民族的經濟文化類型。在蘇聯民族學家切博克薩羅夫來中央民族學院工作期間，在他的指導下，我們很快制定了中央民族學院1956—1957學年、1957—1958學年兩個學年的學術討論計劃。1956年5月，在中央民族學院召開了第一次民族學報告討論會。我和切博克薩羅夫合作做了《民族學的對象及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務》的報告，分析了民族學在中國的作用。顯然，在蘇聯專家直接介入我們的民族學研究指導工作後，我們當時在學術觀點上，受到更強烈的蘇聯學術的影響。
我們當時做的經濟文化類型的分析和劃分主要是基於如下的原理：
（一）生活方式是生產方式的表現，生產方式決定生活方式。
（二）生產方式，就是我們人類從自然環境中獲得生活資料的方式。自然環境不同，生產方式就不同，生活方式也就不同，於是就有不同的文化。
（三）人類獲取食物的方式主要有三種，人類的經濟和文化也就大體分為三種類型。它們是：食物採集動物狩獵型、鋤掘農業、動物飼養型以及犁耕農業型。
（四）經濟和社會都有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同類型和不同發展階段的經濟，就表現出了不同類型的文化面貌。
林耀華1982年在美國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
如同前述，這項研究是我與當年（1956—1958）在中央民族學院執教的蘇聯專家切博克薩羅夫教授合作進行的。我們共同研究中國以及東西各民族的經濟文化等問題，並在廣東、雲南的少數民族地區做過田野調查工作。1958年冬，該論文完稿，並於60年代初以俄文發表於《蘇聯民族學》雜誌上。不久，又被譯成日文，連載於日本的《東亞民族學論文集》第二集（1965）、第三集（1966）和第四集（1967）上。全文共3萬餘字，分為10個部分。我認為這篇論文對於整體地認識中國各民族的分布格局和經濟文化特點很有意義，而且是中國和蘇聯兩國民族學工作者在這一方面研究成果的結晶，所以值得較完整地摘出原文要點：
東亞各族的各個經濟文化類型（全世界範圍的也如此），反映著它們處在不同自然地理條件下社會經濟發展的特點。這些類型首先是與生產力發展的一般水平，以及生產關係的性質聯繫著的，因為，歸根到底正是這些因素決定著人們在各個歷史時期同周圍自然互相作用的特點。根據這個觀點，可以提出下列三組經濟文化類型，它們之間的區別就是勞動生產率的日益提高，以及剩餘產品數量的不斷增長。屬於第一組的是那些以狩獵、採集和捕魚起著主導作用的類型；屬於第二組的則是以鋤掘（徒手耕）農業或動物飼養為主的類型；以犁耕（耕耘）農業為主的屬第三組。這種分法適用於所有的經濟文化類型，或是在前資本主義時期形成的，或是部分至今還存在著的。
對第一組的經濟文化類型來說，有這樣一個特點，即人們生存的唯一來源是野生的植物和動物（包括魚類），亦即現成的「自然界的禮物」。當然，要獲得這些「禮物」和把它們做成食物還需要去採集和一定的加工方法，不過就是不需要播種、人工栽培或飼養而已。有鑒於此，有時就稱狩獵、採集和捕魚為「攫取性的」（非生產性的）經濟。但是，這樣的稱呼並不恰當，因為這裡人們的勞動決不是局限在一般的「攫取」，同時還包括有一系列的因素，有時甚至是十分複雜的：有的與一定的經濟形態的組織有關，有的則與它們產品的加工製造有聯繫，而這種加工又需要具備各種不同的技能。在這個階段的經濟當中，最簡單的生產資料的生產已占著很重要的地位，這裡所指的生產資料，首先就是狩獵、採集和捕魚用的各種工具。
但是，在第一組的各個經濟文化類型當中，生產力發展的可能性無疑是被限制的，勞動生產率很低，而且幾乎完全沒有什麼剩餘的產品。還沒有經濟基礎形成某些財富不均衡的情況，當然也就更談不到形成階級的基礎了。只是在某些定居漁民和捕捉海獸的漁民集團中，開始出現有剩餘的產品，從而為一定的社會分化，特別是為家長制奴隸的出現創造了經濟前提。然而，所有這些現象都具有原始的性質。在狩獵、採集和捕魚的基礎上，是不可能產生一個發展的階級社會的。當這些經濟部門還起著唯一的主導作用時，人類就不能跨出原始公社制度的階段。
第二組的各個經濟文化類型——鋤掘農業和動物飼養業的類型，無疑要比第一組的各個類型向前發展了一大步。這裡，生存的主要來源是人工的種植農作物和飼養家畜。經濟要比獵人和採集者穩定多了，勞動生產率也高多了。剩餘產品已成為規律性的了，同時還可以保障有一定的積累了。農民們已有糧食的儲備；畜牧者也擁有這樣的「儲備」，亦即經常畜養著的活牲口。財富不均衡的情況可能已很懸殊，剝削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在發達的鋤掘農業和動物飼養業的基礎上，完全可能產生早期的階級關係——奴隸制和封建制的關係。第二組類型的各族人民的手工業已能從農業中分離出來，並且達到相當高度的發展水平。
屬於第三組經濟文化類型的是那些從事犁耕（耕耘）農業的農民。這些類型的最典型的一個特點，就是在農事中利用家畜作為牽引力。按照實質來說，耕耘農業本身就是手耕農業和動物飼養業的結合，因為到處都是由第一種經濟部門和第二種經濟部門的結合而產生了犁耕農業，如果沒有耕畜，就不可能廣泛地使用犁（用人來犁耘土地的情況很少，而且從來也不可能是耕地的主要方法）。在向犁耕農業過渡的時期，勞動生產率大大地提高了；積累以及剝削的可能性也都增多了。照例，手工業是與農業分離的；並逐漸在向開始是工場工業性質，然後到工廠工業的途徑發展。亞、非、歐三洲的絕大多數的階級社會，一直到資本主義時期為止，主要的經濟基礎就是犁耕農業。
雖然第二、三兩組的經濟文化類型各不相同，差別極其懸殊，但它們之間還是存在著某些固有的特點。其中主要的一點，即這兩組各個類型的經濟基礎是以栽種農作物為基礎的生產性的農業，或是以飼養家畜、或是以同時從事農業和飼養家畜為基礎的農業生產。這兩組各族的大多數居民總免不了從事農業，一切其他的經營——各種狩獵、各種家庭生產、手工業、工商業——都是副業性的。這種相互之間的關係一直被保存在整個奴隸制和封建制時期；只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在某些國家裡（工業比較發達），大多數的居民被捲入去從事工業，而以農業和動物飼養業為基礎的各經濟文化類型就逐漸失去它主導的經濟意義。但是，這個過程的進展是很不均衡的；有很多國家（其中也包括經濟上很先進的一些國家），即使在資本主義時期，其基本的勞動群眾仍然在從事農業。類似這樣的情況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還可以保持一個相當長的期間。
顯而易見，經濟文化類型的分出，對處在各個社會經濟發展階段（從原始公社制度到社會主義）的各族人民的歷史民族學的研究，有著一定的作用。這一情況對東亞各民族來說，表現得尤其明顯。甚至在東亞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日本，一直到現在農村居民的經濟文化類型在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方式中還烙有自己的痕跡。在中國、蒙古人民共和國和朝鮮，農業和動物飼養業中占多數的農民階級，直到今天還是居民的壓倒多數。在中國和北朝鮮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一切成就中，農業以及與之有關的文化生活的特點在人民生活中繼續起著很大的作用。建築在犁耕農業和動物飼養業基礎上的很多經濟文化類型，就是在社會主義時期還有繼續存在和進步發展的遠景。
根據上述三組經濟文化類型的每一組的範圍來看，在東亞各民族之間，按照一定的地形氣候地區可以劃分出幾個具體的經濟文化類型。這可以說是我們所注意的各個類型的一種「橫的」劃分，它用來補充剛才所說的各個類型的「縱的」劃分。整個東亞（中國、蒙古人民共和國、朝鮮、日本）可以分成兩類自然地理區域：潤濕的和乾燥的地區。其中第一類地區包括南起中國南海，北到黑龍江的中國東部，以及朝鮮和日本；第二類地區則包括西藏自治區、青海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等我國的省、區，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國。在潤濕地區主要是森林和半森林、半草原地帶（有許多情況因為人們的活動而變化很大），在乾燥地區則是沙漠和草原地形。
中國的地理學家經常把自己國家東部的潤濕地區劃分成下列五個區域：四川—雲南、華南、中東南、華北和東北。前三個地區的氣候是既熱又濕；它們包括熱帶和亞熱帶森林地區。現在因人們的經濟建設，這些森林部分已在伐用。在這些地區，特別是在四川—雲南地區，平地和山地（縱的地區）之間的對照十分明顯；這種顯明的對照對各個不同的經濟文化類型的形成有其很重要的意義。華北地區屬溫帶氣候，較之前三個地區乾燥些，大多是半森林、半草原地帶（指過去）。東北地區較冷（特別在興安嶺一帶），相當潮濕，大多是雜樹和針葉林地帶。上述整個東部地區都受到季節風的作用。
中國乾燥的西部地區可以分成兩個區域：青海—西藏和內蒙古—新疆。前者是高山地帶，既乾燥而又寒冷；這裡幾乎沒有什麼森林，大多都是山坡和高地上的沙漠和草原地帶。後者地勢稍低（有的地方凹下去很深），奇干，是突出的大陸性氣候（冬冷夏熱）；典型地形是草原、半沙漠和間有綠洲的沙漠地帶。季節風對中國西部地區幾乎不起什麼影響。蒙古人民共和國在地形氣候條件方面與中國的內蒙古—新疆地區近似；它基本上是一個山地和高原的沙漠—草原國家，降雨量不多，氣溫屬大陸性。朝鮮的自然—地理情況接近中國的北部和東北部。日本的南部類似中國中部的氣候，北部則似華北；唯日本氣候較之大陸要稍微暖和和濕潤一些。
按照我們的研究，將中國經濟文化類型大致劃分為三種基本類型。第一組類型：
第一組的各經濟文化類型（狩獵、採集和捕魚的），還在舊石器晚期和中石器時期已在亞洲東部開始形成。在中國的南部和西南部，也可能在華中一帶形成得最早，無疑這是一種濕潤的熱帶和亞熱帶森林地區採集者和狩獵者的類型。正如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的，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和鄰近的中印半島北部地區（越南和寮國）的中石器時期洞穴遺址，可能與這個類型有關。也很有可能，華南新石器時期的最早（農業傳播以前）的一些證跡屬於溫暖地帶（亞熱帶）的森林地區採集者和狩獵者。無需懷疑，操南亞（孟高棉語族）、印度尼西亞、壯侗和苗瑤諸語的所有各民族（或幾乎所有各族）祖先的經濟發展和文化發展，正是從這個類型開始的。但是，後來這個類型所波及的地區範圍不斷縮小了，這是因為原先屬於這個類型的各族人民逐漸地轉入到從事於更有成效的經濟部門（主要是鋤掘農業，然後轉而為犁耕農業）。
現在，在中國和東亞其他各國境內已沒有一個民族，或甚至已沒有一個細小的族體，可以把它列入為溫暖的森林地帶採集者和狩獵者的類型。這個類型的最近似的代表可以在中印半島和印度尼西亞找到。在這裡，屬於（或更確切些說，不久前還屬於）上述類型的有馬六甲的塞諾人和塞芒人，蘇門答臘的庫布人，蘇拉威西的托亞拉人以及其他某些落後的族體。採集在他們之間起著主要的經濟作用。婦女們用挖掘棒在挖掘可食的根莖和塊莖，採集一些果實、野果，以及某些昆蟲和它們的幼蟲放入背在背上的籃筐里。從前男子所從事的狩獵，現在還具有輔助的經濟意義；用作獵具的有簡陋的弓和吹箭筒，它所用的箭，尖端是削尖的。這裡的住宅是一些原始的遮風棚，或是用棕櫚樹葉編成的小屋和沒有牆壁的遮棚，它們多建築在用原樹或人工木樁支起來的平台上。食物多系植物製品，經常就在竹筒子裡烹煮。服裝用草或樹皮（韌皮）製成；男子系圍腰，婦女則穿短裙。上身照例是裸露的；這裡沒有鞋子和頭飾。
最近的民族學材料證明，這個類型的一些殘餘在中國南部和西南部的某些少數民族當中還可以探溯到（或不久前可以探溯到）。現在，這些少數民族已經知道務農。這首先是雲南的佤族和部分語言與其相近的崩龍族和布朗族。
採集和與之有關的文化生活習慣的殘餘，在海南島的黎族之間也可以探索到。他們在不久以前（解放前夕）遇到荒年時，有好幾個月的時間要靠各種野生根莖、塊莖、果實和野果等來充飢。這些東西現在也還是黎族的輔助口糧。過去，採集在苗族和瑤族之間也有很大的經濟意義。
到解放時幾乎還不知道農業的，還有雲南的部分苦聰人和山蘇人（彝族的一個群體）；他們主要的生存來源是採集和狩獵；保存著流蕩的生活方式，使用的全是木製工具和武器（弓、箭、刀），服裝很貧乏，部分是用草和樹皮（韌皮）製成。現在，在這兩個群體的食物中，採集的東西還起著相當顯著的作用。雲南西北部的獨龍族（屬藏緬語族景頗語支），在幾十年前還過著半流蕩的生活，他們食物中有三分之二是採集得來的東西。他們所採集的主要是各種可吃的果實的塊莖和根莖，使用的工具是挖掘棒和木鋤（「卻卡」）。在獨龍族當中，狩獵和捕魚（每家每年捕魚達300斤）還有很重要的經濟意義。使用弓箭狩獵，捕魚時經常使用各種網罟。獨龍族的很多物質文化特點明顯地與半流蕩的採集者、獵人和漁人們的生活有著聯繫。特別是存在著兩種住宅——河邊的和山上的，這是與兩個主要的經濟季節有關聯的：捕魚（冬季）和採集（夏季）。小屋由竹子和樹木搭成，通常都建築在用木樁支起來的平台上；他們已知道框架技術。
很可能，獨龍族在不久以前是屬於溫暖地帶採集者經濟文化類型的一個特別的山區變體、或者是屬於一種獨特的類型，這可以稱作山區採集者、獵人和漁人的類型。與熱帶和亞熱帶森林地區採集者的類型不同，這個新型的經濟文化類型的特點是狩獵，特別是在山澗河流里的捕魚起著很大的經濟作用，正是由於這個緣故，他們過的是比較永久性的定居生活。關於這點就表現在他們按季節的遷徙里，到頭來他們總是返回到永久性的冬季居住地定居下來。這兒的建築也有一個特點，即比較永久和堅固；當然這是與中國西南部（四川雲南地區和西藏）高原的寒冷氣候有關。在建築材料方面，除竹子外還使用針葉樹（主要是松樹）和石塊。魚類和肉食在他們的飲食中占有重要位置。服裝要比熱帶和亞熱帶森林地區的採集者豐富得多，冬季里穿戴用動物皮毛做成的斗篷和披肩。很可能，藏緬語族的各族人民（包括彝語支各族）的祖先過去多屬於這個類型；它的一些痕跡，現在在獨龍族的近鄰怒族和傈僳族之間還可以探索到。這個類型的某些特點也表現在台灣的高山族當中，高山族的有些群體不久前主要還以狩獵為生。海邊採集者和漁人的類型也應該屬於在比較溫暖和濕潤的氣候條件下形成的第一組的經濟文化類型。
按照我們當時的分析，第二組類型的情況是：
第二組經濟文化類型鋤掘農業和動物飼養業的經濟文化類型，於公元前4000年代開始形成於亞洲東部，當時，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古代中國各部落開始逐漸由狩獵和採集向繁殖栽培植物和家畜過渡。在中國南部的亞熱帶和熱帶地區，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帶壓雕圖案的黑陶文化，基本上是屬於農業部落的，即是屬於東亞溫熱地帶的鋤掘農民經濟文化類型的最古代表者的。後來，這個類型開始在講南亞（孟高棉）、壯侗和苗瑤諸語族的大部分民族中占了統治地位，也在藏緬語族的某些族體中占了優勢。實際上，分布在長江以南的中國各少數民族，幾乎全都屬於這個類型，直到從漢人那裡傳入犁為止。犁之傳入在不同的族中發生於不同的時期，但往往都只是最近一二百年的事。
現在，在中國境內已沒有一個族是完全不知道使用犁的了。但在中國南部和西南部的很多少數民族中，甚至在長江以南的漢族本身中間，還存在著濕熱氣候帶的鋤掘農民類型的經濟文化特點。台灣的高山族，雲南的佤、崩龍、布朗等民族，以及景頗族和某些往南推進得很遠的彝語支的代表者（哈尼族、拉祜族）和海南黎族，以及貴州和廣西的部分仫佬族、毛南族（侗水語支）有些地方的苗族和瑤族等，最明顯地表現著這些特點。應該特別著重指出，許多與鋤掘農業有關的技能和生活習慣，非但沒有隨著犁的使用而消滅，反而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的刺激。實際上，熱帶和亞熱帶的犁耕農民和鋤掘農民的特點是彼此之間非常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的，是由一系列不顯著的過渡環節把它們聯繫著的。
東亞濕熱地帶的鋤掘農民的最重要的農作物，從遠古時代起就是各種可食的莖塊和根塊，特別是薯類和芋類，大概這是當地產生的。薯類種在平原的較多，芋類種在山麓的較多。此外，中國南部在新石器時代已有了大米，長江下游、東南沿海發現約在6000多年前已種植水稻了。稻米的經濟意義後來不斷增長，現在它已成了長江以南的全部低洼地區和一部分山麓地區的主要農作物。在中國南部的山坡上，最初種的是旱稻，例如佤、崩龍、景頗和其他民族，現在往往還播種旱稻。但是早在犁普及以前，熱帶和亞熱帶的農民已開始隨著人工灌溉的使用逐漸開展栽培水稻，在這個地區的許多民族例如壯、傣、布依、侗等，已達到了高度完善的地步。
在中國南部水量幾乎經常充足的情況下，人工灌溉的主要任務是正確地分配水，及時地把水放入和放出田去。在平原地區是用沿著從湖泊和河流引來的渠道引水來達到這些目的，在山坡則用人工梯田系統的構造，水從山上自動流下來，流到田裡。在平原上開發的方形的稻田和在山坡上用石塊砌牆攔水，固定下來的梯田成了中國南部田野風光的特點。至於肥料，在鋤掘農業占統治時期，大概幾乎沒有使用；中國南部許多少數民族開始廣泛使用肥料（特別是人糞），只是在解放以後的事。但在中國南部肥沃的土地上，雖不用肥，也能收穫足夠的收成，甚至往往是年收二造。
與種植稻米的方法逐步臻於完善的同時，東亞濕熱地帶的農民豐富了其他的農作物。甜薯、木薯及某些其他可食的莖塊和根塊的栽培得到了廣泛的普及，其中有些可能是美洲的品種。自遠古以來，在東亞就有的各種豆類與這些植物在競爭了。利用各種果實和水果——香蕉、菠蘿、芒果、荔枝、龍眼、柑橘、木瓜、菠蘿蜜，以及最熱地區（例如海南島和雲南南部的西雙版納）的椰子和麵包樹的果實，對於熱帶和亞熱帶的鋤掘農民是一個很大的特點。在技術作物中間，栽培著各種油類作物（特別是蓖麻、芝麻、菜籽、油菜）棉花、桐油樹、馬尾刺麻、菸草、檳榔（在最南部的真正熱帶地區）、甘蔗等。
熱帶鋤掘農民利用了挖土棒、鋤和各種形式的鍬（特別是兩齒的，有竹齒的、石齒的和後來的鐵齒的）來翻土。在中國南部某些民族中間，甚至在解放初期，有很大一部分土地還是用手耕作。例如，在佤族中，約有40％的播種面積用鋤翻地，在黎族、苗族和瑤族的許多群體中也有類似現象。黎族常常也在播種以前翻地，把水牛趕到田裡去踩田。過去，刀耕火種的作業法在中國南部各處清理旱田時廣為流行；它到現在還保留著作為一種輔助的方式（特別是在山區）。佤族不久前還利用著這種田地，種三四年後丟荒。許多山上的荒地，在黎族、苗族和瑤族中間也往往是用手開發的。收穫方式，不久前還存在著簡單的拔下，或用鑲在竹片裡的專門的小刀，用兩個手指夾著割取穗子。按照這些刀子的形狀和使用方法，很像新石器時代的大概也用於同樣用途的半月形的和梯形的石器。
東亞熱帶和亞熱帶的鋤掘農民也知道各種家畜。早在中石器時代家養的狗用於狩獵和看家；狗肉已作為食物（這是東亞大多數民族的特點）。在新石器時代，豬家養了；在中國南部後來分出了一個特別的品種——廣東種——凹背腹部下垂、有黑斑點的白豬。這個品種在起源上大概與印度的野豬有關。雞、鴨在中國南部大多數民族的經濟中也起了頗大的作用，它們大概是在當地變成家禽的。在海南島現在也還有野「斗」雞——家雞的親屬。各種牛的家養比犁的普及要早得多；在積水豐富的平原地區，水牛占了優勢；在較高和較旱的地區，是與印度的瘤牛相似的黃牛。飼養綿羊、山羊、騾、驢、特別是馬，不是東亞熱帶和亞熱帶的特點；它們主要是由於漢族和彝語支各族分布而從北方傳來這裡的，而主要普及於西南和雲南地區。
竹子加工、棕櫚樹葉和樹基的加工，各種爬藤植物和草本纖維植物加工的各種方法在東亞熱帶和亞熱帶的鋤掘農民的各種家庭生產部門和後來的手工業部門中得到了最大的發展。竹子的作用總是特別大；它用作為建築材料建造房屋和其他建築物，用它製作家具和器皿，編織蓆子和籃筐，做帽子等等。竹筍用做為食物。利用棕櫚樹葉的方式也是各種各樣的，用以製作蓑衣、帽子和蓆子，專門做屋牆用的牆墊。紡織在中國南部許多民族中達到了很大發展，其原料是棉花、苧麻、馬尾刺麻（采自香蕉樹）和各種纖維。紡織機大部分是手搖的。印度尼西亞式的機子能織幅寬一尺（33公分）的布。各種木材加工與制陶術早就形成了地區性傳統，在某些部落里，鍛鐵業、青銅器和銀器的製作已顯示了高超技藝。
在這些民族的運輸工具中，最典型的是用扁擔挑筐籃或挑包捆來運輸重物，或用各種結構的纜索——胸纜和頭纜——直接背在背上。在中國南部山區的許多少數民族中間，例如苗族和瑤族，部分的海南島黎族，一切重物現在幾乎還都是由挑夫挑的。在西南（雲南、四川）的山路上通常利用馱畜——馬、騾、驢，有些地方乃至用牛。但這種運輸卻不是濕熱地帶的農民的特點；它的普及大概與漢族和彝語支各族的南移有關。竹吊橋對於熱帶和亞熱帶的農民卻是很典型的。
第三組類型的研究對認識中國社會有重要意義。
我們還要研究一下在東亞各族中間碰到的第三組的經濟文化類型（耕耘農業的類型）。關於耕耘農具在人類居住地的這個部分出現的時間問題不能認為是徹底解決了。無疑的只是：這類農具最初是由黃河流域的中國古代部落開始利用的，再從這裡向中國其他地區和其他東亞國家推廣。在殷代（公元前15至前11世紀）的甲骨文上已有象形文字「耒」字，許多研究人員認為它是兩齒的耕耘農具的象形字，譯成俄語為coxa（兩齒木犁）。實際上，這個象形文字的最初形象並不表示兩齒木犁，而是兩齒鍬，踩腳的支點和柄看得很清楚。用兩齒鍬工作的過程，顯然是用象形文字「藉」字表示，這個字是人用「耒」型的鍬在工作的圖畫文字。屬於較遲時代的考古學材料和民族學材料，也沒有為關於中國（和一般的東亞）有兩齒耕耘農具的結論提供任何根據。在甲骨文上也沒有提到在農業工作中利用家畜作為牽引力。
西周時期（公元前11至前8世紀）的文字古蹟中，特別是在最古的歌集《詩經》中已十分明顯地提到了利用家畜耕種的事。但是這些提法還未能與考古資料聯繫起來，我們在時期上和實物上找到的最早證明是春秋時代（公元前8至前5世紀）存在了犁耕農業（鐵犁頭）。但顯然在農業生產中大量使用帶鐵犁頭的耕耘農具以前很久，可能已用了這種用途的較簡單的工具，完全是木製的或裝上竹犁頭。在中國南方（例如在海南黎族），這種農具一直保留到了現在。因此極其可能，從純手工（鋤掘）農業到犁耕農業的逐漸過渡，在中國北方是發生於公元前一千年代和二千年代之前。在我們現在的知識水平下，這個時期可算作是東亞最古的第三組的經濟文化類型——溫帶和乾燥地帶的犁耕農業類型形成的開始時期。
林耀華在田野做調查時留影。
到公元前1000年代末，這個類型的基本特點已完全形成。屬於漢代（公元前206年至220年）的文字資料和考古資料都十分令人信服地證明著。在以後整個歷史時期極明顯地表現於漢族本身和受到漢族影響的東亞其他民族中間的一些經濟文化特徵，當時已存在了。
當時形成的乾燥地帶開闊地區的犁耕農業類型，在2000多年來直到現在為止，一直在中國北方占了統治地位。這個類型不斷因新的經濟文化成就而得到進步、發展和豐富，它好像是積累了數億中國農民在其整個歷史生活過程中的創造性經驗。除了北方的漢人以外，這個類型的各種地方變型也成了中國北方其他民族和鄰近國家的特點，例如成了回族、滿族、維吾爾族、部分蒙古族（向農業過渡的）、朝鮮族等的特點。
中國北方耕耘農業的主要農作物，從遠古時代起就是耐旱的穀物——粟、稷、高粱和幾種小麥，豆類（黃豆及其他豆類）、花生、菜豆、豌豆等等也有很大的經濟作用。種菜業特別發達，尤其是種植各種白菜、蘿蔔、大蔥、大蒜、韭菜、黃瓜和南瓜。也很普遍地把甜薯作為田野作物。在水果中最有特點的是杏子、柿子和棗子。葡萄種植業只有在新疆綠洲中發達；瓜類種植在那裡也很早就已繁榮（哈密瓜是全中國特別著名的），自從遠古以來在黃河流域就有的稻米作物，在這裡不是主要作物（稻米起源中心在長江下游，1973年發現的浙江河姆渡文化，在六千多年前已有稻作農業、木構建築遺蹟，磨製石器，骨、木器相當進步，還有用水牛肩骨制的骨耜等）。但是在朝鮮人中，甚至在朝鮮北部和相鄰的東北南部地區（吉林省），雖然氣候比較乾冷，稻米卻在農產品中占第一位。棉花、桑樹（桑蠶）、蕁麻、菸草、某些油類作物（芝麻、菜籽、現在還有向日葵），在中國北方和朝鮮的技術作物中有著最大的意義。到處都廣泛利用著因缺水而設的溝渠式灌溉。
現在主要的耕作農業用具是犁，大都是雙鏵犁，犁鏵薄而寬，其形似鏟「鍬」，利用驢、馬、騾、牛作為牽引力。在做輔助的田野工作，特別是種菜園子時，廣泛利用著手工工具鋤頭、鐮刀和各種鏟子。突出的是：利用垂直的和雙列水平的耙、碌碡（大部分是石碌碡）來碎土塊；利用單行和雙行的耬，耬的構造獨特，有犁細溝的空心犁頭，種子由專門的箱中通過空心犁頭落入溝中。用刀面幾乎同把手垂直的「角形」鐮刀收割穀物。通常用各種家畜牽著碾子在夯實的打穀場上打穀，用鏟揚谷。
動物飼養業雖是副業，卻起著重要的經濟作用。除了耕畜之外，漢族和朝鮮族主要飼養豬、雞、鴨。在伊斯蘭教的民族（如回族、維吾爾族）中間自然沒有豬，但牛、綿羊和山羊卻較多。在極其多樣和高度發達的家庭生產和手工業中，對於這個經濟文化類型最突出的是：陶瓷業（在其基礎上發展了洋磁器和瓷器的燒制）、木工用易彎的柳條、蘆葦、草和禾竿編制蓆子、筐籃和其他物品、紡織（特別是絲織業）、烹調各種食物（特別是麵條）。在陸路運輸工具中應該指出各種形式的手推獨輪車，以及二輪獸力大車，拉車的獸力也就是在農業中作為牽引力的牲畜。
中國北方和朝鮮屬於這個類型的各族的住屋十分多種多樣，但是在建築上幾乎到處都廣泛利用土。在新疆各族中間，以及朝鮮族中間有純土坯的或草土磚的建築物；同時這些地方也有用泥糊籬牆的房屋。如上面已經提到的，在北方漢人中的特點是磚牆（生磚或熟磚）的柱子屋架結構式房屋。葺屋頂的材料是禾竿、蘆葦、瓦。在新疆，屋頂往往是完全平的，在中國北方是平的雙斜面屋頂，在朝鮮是四斜面屋頂，這個次序是與雨量的依次增長有關的。所有這些地區的農舍的地面照例是泥地，在地上通常把很大一塊地方砌高的；在北方的漢人和朝鮮族中間用熱氣把它烤暖（漢族的「炕」、朝鮮族的「溫突」）。屋內很少家具；最獨特的是各種形式的矮炕桌和放零星家具的木箱。
林耀華在國外訪問時，與人們在一起。
東亞乾燥地帶耕耘農民的飲食主要是植物類的。最普通的是：小麥面烙餅（在新疆）或饅頭（中國北方），黍、小米或高粱（在朝鮮也用大米）煮的粥，用豆類和蔬菜做的各種菜餚。漢人和朝鮮人主要用豬肉或雞肉作為肉食；回族和維吾爾族用羊肉或牛肉作為肉食（在維吾爾族中間，抓飯很有名）。各種辛辣的調味料（紅辣椒、醋、醬油）到處都很流行。服裝大多是用棉布做的（冬天加上棉絮）；這個類型的各族人民共同的、最普遍的服裝因素是敞襟的短褂或長袍、寬襠褲（男女都一樣）、布鞋或草鞋、包頭布、各種式樣的草帽。裝飾的民族特點極為多種多樣，它與自然條件和經濟條件無直接關係。
分布在大片領域內的乾燥地帶的犁耕農民類型當然不可能是完全單一的。就是在東亞範圍內，它也形成了幾個地方變型，其中最明顯地分出了三個華北變型、朝鮮變型和新疆變型。這些變型之間的差別局部地區已在前面的敘述中指出了，它一方面決定於新疆、華北和朝鮮的自然條件不一致，另一方面決定於東亞這三個地區的各族人民經濟文化發展的具體歷史特點。例如，在新疆維吾爾族的生活方式中表明了他們與相鄰的畜牧民族的密切聯繫、綠洲性質的農業、與中亞居民的相互作用、伊斯蘭教化對他們所起的巨大影響。與中國和日本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聯繫，對於朝鮮人有過很大作用。
40年前與切博克薩羅夫教授合寫這篇論文，兩人有心照不宣處。那就是我們都知道蘇聯民族學家提出的經濟文化類型理論，在民族學史上實有三個源頭：第一是德奧學派的文化圈理論；第二是美國歷史學派的文化區理論；第三是1940年開始在美國嶄露頭角，後來演成一個學派的懷特（Leslie White）和斯圖爾德（Julian Steward）等人的新進化論與文化生態學。出於對當時兩大陣營對壘的現實考慮，蘇聯學者在提出經濟文化類型理論時，對西方民族學在相關領域裡的這些發展或者痛加批判，或者秘而不宣，只注意強調其中的歷史唯物主義含義。我個人認識到中國民族學需要引進一些學科方法論來處理新中國成立之後驟然增多的中國民族志材料。文化生態學或曰生態人類學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種。當時，引進方法論的現成渠道唯有蘇聯。因此我很樂意與切博克薩羅夫進行這合作。當時我們兩人都預期按這種方法研究中國的民族志材料，能引出一批新成果。事實上這篇文章也在國外造成了一定影響。它的俄文本發表不久，日本和德國學術界就都做了翻譯。可惜造化弄人，文章的中文譯本未及發表，中蘇關係就出現波折。幾經輾轉，蘇聯由中國的「老大哥」變成了中國的潛在敵國。蘇聯學者的研究方法也成了批判而不是學習的對象。我們的那篇文章也就成了中蘇民族學家合作的一聲絕響。直到1984年，中文譯本才在中央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的《民族研究論文集》上發表。
1982年，我和吳文藻、吳澤霖、金天明一起招收了民族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其中的一位也是我後來的博士學位研究生之一張海洋同志在我的指導下，以「經濟文化類型研究」為題，寫成他的碩士學位論文。後來我主編全國民族院校的主要民族學課程教材《民族學通論》時，也專門設立「經濟文化類型」一章。《民族學通論》的副主編之一陳克進同志後來評論這方面的進展：
林耀華在國外訪問時留影。
《民族學通論》對我國學者的學術成就做了個初步總結。它著重結合中國的實際經驗，對蘇聯學者提出的理論做了修正和發展，使之更加完善。一是在定義方面的修正，即以「生態環境」取代「自然地理條件」，用體現謀生手段的「生計方式」代替「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從而突出了人類活動與環境之間的密切關係，使之既能明確地標示出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方向，又能容納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這一含義。二是具體認識的深化，強調應從生態基礎、生計方式、社會組織形式以及包括典章制度在內的思想意識形態這四個結構層次上去劃分經濟文化類型，才有利於對任何經濟的整體性認識，使民族學在面對工作對象時選擇準確的認知角度。這對於改變我國各族經濟文化發展尚存在嚴重不平衡的狀況尤有參考價值。三是在研究方法的系統化方面做了探索，即首先強調研究手段的綜合，其次強調一個體系內的經濟文化類型之間的系統性和結構關係。構擬了中國經濟文化類型的基本框架。以上的意思是說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民族學體系，應該包括經濟文化類型理論，而且事實證明中國學者在這方面是能夠做出獨特貢獻的。
近年，我的老學生、中國民族學會會長宋蜀華教授在這個角度上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在1993年撰寫的論文《我國民族地區現代化建設中民族學與生態環境和傳統文化關係的研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我的另一位學生楊聖敏教授的博士論文《乾旱地區的文化——吐魯番維吾爾族社區調查與研究》（尚未公開發表），更直接從生態人類學的角度對民族文化進行研究。他還指導自己的研究生也從這個角度來研究中國各民族的經濟與文化。40年前開闢的這條道路有這麼多人繼承，使我深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