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學與田野間 · 第一章　嚴復研究：初上治學之路

我們這輩知識人，多在西學影響下長大。後人說我們是「中西合璧」，意思是說，這輩人有些國學根底又受過西學薰陶。 林耀華1982年在美國紐約聯合國大廈前。 我本人就是這樣。早年開蒙，雖是在家鄉福建省上私塾，但當時私塾已經很有「中西合璧」味道。後來到福州的英華中學，再到北京的燕京大學，又到哈佛大學讀研究院，一直拖著一顆中國人的腦袋在現代西學的教育體系中顛簸，接受薰陶濡染。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學習馬克思主義，說到底也還算是西學。早年我受同鄉先生嚴復影響，以為現代科學是救治中國的良方。後來接觸魯迅先生的作品，又感到歷史文化的影響也不能忽視。總之，當時的青年與現在處境不同，一腦袋的救國思想。在當時的國際國內氛圍下，研究中國的社會問題，找出中國貧弱的「病根」是很多青年人追求的目標。我就是在這種由時代和社會設定的目標引導下，於1928年被保送到燕京大學，並選擇了社會學系。 青年時的林耀華在家鄉。 我的早年生活情形，多已寫在我的「傳記式」作品《金翼》（Golden Wing）里。該書的大陸中文譯本由學生莊孔韶與敝子宗成合作完成，已於1989年由三聯書店出版。在此之前，還有宋和先生翻譯的台灣中文本，書名為「金翅」。細心的讀者不難從這本書裡面找出我童年的影子。有書為證，我本來不必再費筆墨。但想到許多人對於我為什麼在當時選擇了社會學道路，早期做過哪些探索，現在怎樣看待自己的一生，恐怕還有興趣而不得其解。由我本人在世紀之交把這些話題扯一扯，或許可以作為後人選擇生活和治學之路的參考。所以我還是乘這個自己能動、學生幫忙、出版界不棄的機會，做個交代。至於敘述中肯定會有掛一漏萬和前言不搭後語的地方，那都是年齡作怪，只能請讀者海涵了。 青年時的林耀華在家鄉。 我1910年出生在福建古田的嶺尾村。現在回憶起來的是：家鄉有一間讀私塾的屋子。小時候，我的家境略能溫飽，我本人又是家裡最小的兒子，得到父母偏愛，所以五六歲時就被送進去發蒙。私塾先生教我們背孔子的話，一遍又一遍，內容包括《論語》和《孔子家語》。先生給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他手裡的竹板。哪個小孩背不出來，他就用竹板打手心。儒家經典里的警句，哪怕是通俗的，也不完全適於兒童。這樣死背，也許是為了長大之後的潛移默化吧。我現在也承認儒學的道理深刻，但對我來說，其實是後來靠了許多實際生活的經驗才理解的。當時從小學到中學，中國古典文論詩歌學了一些，又深深地捲入了日常的民俗生活，耳濡目染。這些就算是我在走上學者生涯之前奠定的知識基礎了。 1928年我進入燕京大學，是因為受了在外讀書見過世面的大哥林升華的影響。當然，裡面也有我作為年輕人企盼遠離家鄉，增廣閱歷的動機。那時交通不便，從福建到北平（今北京），先是乘船，再乘海輪，最後搭乘火車才能到達，可謂費盡周折。當時的路途也不太平，常有土匪截道，如《金翼》里所寫的小哥與同學在上學路上被土匪綁票的事，今天的青年人難以想像，以為是小說筆法，其實那都是親身經歷。當年中國山區的情形就是那樣。總之，當時人求學很不容易，要冒風險。好在我生在鄉下，吃得了苦，走出了這一步。現在跟孩子們開玩笑，我說這家裡就我一個鄉下人。孩子們也樂於承認先有鄉村後有城市的道理。接下來就說我這個鄉里人是他們這些城裡人的衣食父母了。對學生們我也常講，年輕時不要怕吃苦，心裡要有目標和理想。燕京大學就是我當時求學的目標和理想，至於進社會學系，則是「推拉」作用使然。「推」我的是好奇心，「拉」我的則是這個系的影響力。我的老同學費孝通說，他是1930年轉學到燕大時才知道社會學這門學科的，我入學的情況與他不同，但跟他一樣，入學伊始時我對社會學也一竅不通。至於我後來能在社會學、人類學領域裡有所貢獻，那全應該歸功於吳文藻等老師的栽培，歸功於燕京大學和以後的哈佛大學的培養和教育。 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成立於1922年。社會學在燕大單獨建系的動議，首先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駐華同學會的步濟時（J. S. Burgess）、甘博（S. D. Gamble）、甘霖格（L. Sweet）、愛德華（D. W. Edwards）諸位先生提出。他們認為社會服務事業非一方面可進行，要顧及整個社會，故應成立專門的學系。1925年，該系名稱又改為社會學與社會服務學系。1926年，燕京大學增設研究院，開始培養研究生，正是日盛一日的時候。我1928年到燕大時，社會學系開出的課程基本上分成理論社會學與應用社會學兩支。理論社會學課程分三類：（甲）普通社會學、社會學原理、社會心理學、社會人類學，（乙）人口、家庭、地方社會組織、領袖、集合行為、中國社會變遷、社會運動自然史、鄉村社會學、城市社會學，（丙）西洋社會思想史、中國社會思想史、高級社會人類學、當代社會學說等。應用社會學的範圍主要在社會控制方面，強調大轉型時期中國的各種社會問題，既把中國問題當做整個世界問題的一部分，又看到中國問題的嚴重性與獨特性。當時社會學關注的熱點有平民教育運動、農村運動、社會實驗運動以及種種政黨和文化運動等。社會學系的培養目標一是理論研究人才，一是社會工作人員。我對這門學科的理論和應用兩方面都很感興趣，各門功課都學得很認真，成績也不錯。畢業時，我獲得了當時作為對優秀畢業生鼓勵的「裴陶裴獎」。這在當時是一項很重要的獎勵。獲得「裴陶裴獎」的條件簡單而生硬，那就是要求學生在大學學習期間的各門功課成績全優。這樣到畢業時，獲獎人自然脫穎而出。得了這個獎，出國留學就很便利了。 讀大學時，我個人的訓練主要在理論方面。對我影響較大的老師有吳文藻、許仕廉、楊開道、甘霖格，後來還有到中國講學的派克（Robert E. Park）、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Brown）等，都是一代宗師。回首往事，我的社會學知識主要是在燕大讀社會學系時打下的基礎。最初，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的課程，和當時中國其他教會辦的大學一樣，主要用英語講授，用的也多是外國教本。這就出現了怎樣把這些外國知識變成中國學術的問題，或者說是學科中國化的問題。 林耀華在燕京大學時，和師友在一起。 燕大諸師長中給我恩惠最多、對我學術思想影響最大的是吳文藻先生。他不僅在學術上幫我教我，而且授我以為師和待人之道。這一切使我終生受用不盡。事實上，我在垂老之年身邊能有這麼多學生幫忙，從年屆八旬的陳永齡教授到而立之年的晚輩們都肯對我推心置腹，都可以說是吳師門下的遺澤所致。每次看到這些學生來訪，我就想起吳師和冰心師母在燕京大學的家中接待我們時那其樂融融的情景。至於燕大同學，現在頭腦中印象最深的是費孝通、瞿同祖和黃迪三個。這是因為我們不僅同學，而且同年，都是1910年生，都屬狗。後來大家都學有所成。師母謝冰心高興時又喜歡開玩笑，所以圈子裡的人就有了「吳門四犬」之說。 林耀華和他的老師吳文藻（右六）、冰心（右四）在一起。 經過四年的學習，我要畢業的時候，選了「嚴復研究」這個題目。今天許多人會感到驚訝，感到「嚴復研究」應該是一個思想史或近代史的題目，而不像社會學系學生的研究選題。其實，這也是時代的產物。當時的燕大社會學系以研究中國社會問題為己任，除了社會現狀與理論研究外，中國思想家的學術與社會思想自然也是重點內容。 「嚴復思想研究」是恩師吳文藻先生指導我做的。吳先生1929年回國後到燕大任教。最初，系主任許仕廉請他擔任「西洋社會思想史」、「家族社會學」和「人類學」三門課程。當時，他從美國學成歸來，不久就與著名作家冰心女士結婚，在社會學系的學生中很受崇拜。能夠請吳先生擔任論文指導老師，也是一件十分值得驕傲和慶幸的事。吳先生以為研究嚴復的生平與學說，對於實現西方學術思想與中國社會的有機結合很關緊要。事實上，我的前後同學中也有不少都選了以中國近代人物及其思想為對象的研究題目。例如，周振光做的是「曾國藩領袖之分析」，黃文宗做的是「孫中山之社會思想」等。類似的研究實在是當時燕大社會學系的一個特色。除了社會學系的傳統外，我個人選定嚴復還有以下幾個緣由： （一）嚴復的地位。 我在學校讀書時，就知道嚴復「於西學中學，皆為我國第一流人物」（梁啓超語）；「五十年來介紹西洋哲學的，要推侯官嚴復為第一」（蔡元培語）等評價。他與中國現代學術的發展有極密切之關係，特別是他對西方現代科學的引進的貢獻之大，有不容忽視者。 （二）我認識到在中國的社會學發展方面，嚴復曾有特別的功勞。 他系統翻譯介紹了西方實證主義的思想，其中包括社會學思想；他對近代思想啟蒙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他在譯著中將傳入之初的社會學譯為「群學」或「人群學」，並將其列於「經世之學」之列。嚴復不僅是啟蒙思想家，也是現代社會學的先驅者。研究他的社會思想與學術成就，可以認識近代中國的社會思潮以及中國社會學的早期歷史。 （三）我與嚴復是福建同鄉，且一向仰慕先生的思想與學識。 少小時代，受大哥及所賜書報影響，即對嚴先生為人為學心嚮往之。在燕京大學有此機遇，我更感到研究嚴先生的生平與思想是責無旁貸的。 （四）當年胡適先生曾言：「近代中國歷史上有幾個重要人物，很可以做新體傳記的資料。遠一點的如洪秀全、胡林翼、曾國藩、郭嵩燾、李鴻章、俞樾，近一點的如孫文、袁世凱、嚴復、張之洞、張謇、盛宣懷、康有為、梁啓超……這些人關係一國的生命，都應該由寫生傳神的大手筆來記載他們的生平，用繡花針的細密功夫來搜求考證他們的事實，用大刀闊斧的遠大識見來評判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許多大學的史學教授和學生為什麼不來這裡得點實地訓練，做點實際的史學工夫呢？是畏難嗎？是缺乏崇拜大人物的心理嗎？還是缺乏史才呢？」胡適先生這段話對我是一種很強的刺激。我在論著的序文里曾言：「今此篇之作，近承師友之贊助，遠則蒙啟發於胡先生焉。」這裡，「胡先生」指的就是當時我很景仰的胡適先生了。「師」主要指吳文藻師，「友」主要指嚴復先生的後人（侄孫）嚴群。 （五）我與嚴群君是同窗好友，交往中曾在其處獲見嚴復先生遺著多種。他也慨然相借。後來也是在他的幫助下，我才得查閱侯官先生未出版的著作、往來書信，甚至嚴氏家譜等外人不易見到的資料。主要有《評點古文辭類纂》、《評點王臨川全集》、《家書》（嚴氏家藏墨跡）、《論子書》、《與侄書》、《與弟觀瀾書》、《遺囑》等。這些資料對於研究侯官先生的生平、社會活動、社會交往以及思想發展等，都是非常重要而又難得的珍貴材料。 順帶說到，我與嚴群先生結下的深厚友誼，長達半個世紀之久，一直保持到他80年代仙逝。正是與他的交往使我認識到，從事社會學、人類學或民族學的研究，人際之間的溝通與信任十分重要。搞好這種關係，是進行研究工作的重要一步。此後六十多年的田野工作經歷，使我對此更加深信不疑。此後無論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從事調查研究，我都秉承此點，把它當做一項工作原則。只有與當地人，也就是與你的研究對象搞好關係，你才能取得信任，真正「進入」他們的世界。事後看，我在從事嚴復研究中總結出來的這條經驗，與人類學民族學田野工作（Fieldwork）的準則不期而合。 後來研究義序宗族社會、金翼黃村和大小涼山、康北藏民、四土嘉戎以及雲南和東北的民族識別，我都無不受益於這條經驗。人類學是人的研究，也是為了使人的生活更為和諧美滿才進行的研究。良好的人際關係正是和諧美滿的開始。因此，所到之處，我都先從人際溝通開始。有了友誼和信任，剩下的工作成果就只是刻苦和時間的問題了。西方人傾向於把人際關係看成「交換」或者「互惠」關係。換言之，搞好人際關係是個手段。作為中國人，特別是步入老年後，我越發覺得不太能接受這一點。我覺得良好的人際關係對於一個人過好一生至關重要。人生在世，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向親人、朋友和所交往者提供幫助和方便，這本身就是人生的意義和目的。如果把這當成手段，那什麼才是目的？哪裡還有比這更重要的目的呢？ 人類學、民族學的研究對象通常是小社會、小社區裡的平民百姓。如何擺正與研究對象的關係，我們做人類學、民族學的，往往都是有經驗也有教訓的。以中國學者而論，大多數人我想是抱著認識中國、振興中國的目的來從事研究的。但其中也有功利思想濃淡的問題，也有以研究對象為友、為師，還是以他們為愚氓，因而好為人師的問題。正是在這方面，我們在人們心目中塑造出我們學科或學者的形象。如果只是學問成功，而壞掉了學科或學者的形象，那總歸是不太划算的。須知人類乃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關係。西方大國對我們頤指氣使，中國讀書人尚且深覺不快，更何況中國學者研究中國人，怎麼能夠因為從事了「人的研究」，就自以為肩負大任，氣勢凌人了呢？我在晚年願對年輕人說這些話。 好在人類學民族學不僅是研究人的學科，還是一門人類（和人類學家）進行自我反思的學科。80年代以來，西方學界也開始有一種「反思人類學」。「反思」什麼？大而言之，就是反思人類在自然界的位置，反思人類與環境及眾生之間的關係；小而言之，就是反思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互動關係。特別是看研究者在與研究對象溝通時是否太過急功近利，導致人際關係上的短路現象。世界不是聖人組成的，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也難免各有所圖。但作為研究者，我們是主動的一方，是我們去找研究對象而不是人家來找我們。因此，我們首先要端正態度。課題固然要完成，文章固然要寫出來。但為做這些事而與其他人打交道時，我只求大家持一種安步當車的心態，從容舒緩一些，把人看得比名、利、物更重一些。我現在已經無力去跑田野了，可以回顧一下自己在這方面的工作，自認為還算勉強過關。 前面講過，「嚴復研究」在中國與社會學是有相關性的。接著講材料的搜集過程。當年，受吳先生啟發和社會學新流派的影響，我有意用了一點人類學方法。當時雖然已經有了不少的出版資料，也就是嚴氏的譯著及研究論著，然而距我寫論文所要求的仍相差較遠。於是我在圖書館之外另闢一條門徑，通過同窗嚴群的關係，找到了傳主的「家裡」。結果，那篇學位論文除了正式出版的文獻外，也用上了許多未出版的資料乃至一部分口述史料。當然，這項研究主要還是文獻性的，雖然有傳記性質，但與人類學的「個人生命史」方法還有差距。受知識所限，我也沒有採用西方學者常用的心理分析手段。這篇論文主要是對嚴復社會思想的綜合研究。 完成後的《嚴復研究》，就是我的學士學位論文，寫成的時間是1932年。許仕廉教授是我的論文評閱人之一。他給的評價很高，更堅定了我一生讀書做學問的信心。吳文藻師對我的論文也讚賞有加。次年，該文主體部分被推薦發表在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出版的《社會學界》第七卷上。寫成時的論文全文有12章，目錄約略如次： 第一章　時代背景 第二章　生平事略 第三章　學說淵源撮要 第四章　社會進化原理 第五章　中西社會進化之比較 第六章　國家進化之根本原理 第七章　中國社會問題 第八章　中國政治問題 第九章　中國經濟問題 第十章　中國之變法圖強（一） 第十一章　中國之變法圖強（二） 第十二章　教育學說 向《社會學界》投稿時，我刪去了第一章，篇末則增加了「嚴復影響」一章。發表時受篇幅所限，我又割捨了第四、第六兩章以及篇末新增加的「嚴復影響」一章。這樣，原文大約12萬字，發表的部分約計8萬字。題目也修改成「嚴復社會思想」，這倒更符合論文的內容，但那篇完整的論著從未發表過。遺憾的是，我投給《社會學界》的底稿現已不知去向，而增補的「嚴復影響」一章又未收入前已入燕大圖書館收藏的學位論文。這樣我當時對嚴復影響的評述的最後一部分可能就不復存在了。現在我年紀已大，精力不濟，加之時間久遠，具體內容已無法追憶，更無力重新補寫。人生不如意和無可奈何事本來也多，我對此倒不甚介懷。 欣慰的是，學術總有薪火相傳。六十多年過去，嚴復及近代思想的研究已結出無數碩果。嚴譯作品多次再版，前述未刊著作及部分往來書札也早已面世。這使今天的研究條件大大改善。嚴復哲學思想、經濟思想、翻譯理論等方面的研究均有不少成果問世，我因年輕時接觸過這個題目，所以很是欣喜。權衡之下，我覺得對嚴先生的社會思想研究成果仍然較少，因而感到舊著仍值得在此略做簡介。 當年的論文印刷技術遠不普及，連機械打字機都很少見。我們燕大學生的論文多是用毛筆逐字抄寫的。在方格紙里豎行抄寫蠅頭小楷，那功夫得益於早年的國學。我的論文原件現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熱心的學生曾幫我複印一份存在家中。閒時翻看，很為年輕時居然有此能力而感嘆。可惜後來經年不練，竟把這點功夫荒疏了。 林耀華和他的學生們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前。 年輕時的社會學研究作品大都隨著發表而流失，我也不覺可惜。唯對《嚴復研究》一文，我一直偏愛著，也虧得北京大學圖書館居然為我保存下來。初出茅廬的作品，自有不足之處，但也較少束縛。當時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現在是老夫聊發少年狂。讓我乘機把當年討論的幾個主要方面簡介一下，供查閱資料有困難的年輕學生和讀者朋友們參考。 時代背景 作為近代啟蒙思想大師，嚴復對中國社會和思想的影響難以估量。然而，一種學術思想之產生，莫不有其時代背景。 蓋先必有社會現象之變遷，而引起先知先覺者之思慮，於是因其時代之利弊，發為議論，而謀補救之方。思想傳播、激動人心，實行之士遂相率而從事改革焉。此學術思想與社會現象互為因果之所在也。 具體到嚴復： 前清末葉，方古今學術遞嬗之日，中西文化薈萃之秋，其思想之複雜，可以概見；然必有人焉，出而匯萬流而劑之。成此舉者，侯官嚴幾道先生是矣。 嚴復之前，國人對西學的理解相當膚淺片面。概以為西學除測算、天文、測繪地圖外，最重要的就是製造輪船大炮。時人以為西方之強大，「只在其船堅炮利」。因此，就有官僚謀辦江南製造局，李善蘭、華衡芳等翻譯科技書的舉動。當時雖然也有國際法及政治方面的少數書籍翻譯，但基本上不成氣候。除了與洋人打交道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外，官方一般人仍不相信西方有值得學習的社會思想。 1894年甲午戰敗，國人震動。中日水師裝備不相上下且戰場距中國更近，為什麼中國戰敗？在英國學過海軍技術的嚴復轉而翻譯西洋哲學及社會科學書籍，蔚成當時流行的學術。他翻譯了《天演論》一書，意義很大。 （《天演論》）提倡種族自強之說，尤為一般人士所樂聞，蓋國人憤於中日戰爭之敗而欲自強之道，故此種學術之來，趨者若鶩焉。……轉至清末民初，國人崇尚西學，而輕漢學，至是能不為嘆乎？ 就當時國內形勢看，始自明清之際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至清末民初演成振興民族的革命思潮。民族革命思潮強化了許多人的排外思想，國人雖佩服西方船堅炮利，而於經濟學術，仍以為中國所獨優。深通西學的郭嵩燾等竟被「清流輿論」萬般排擠，斥為「漢奸」。現在看，這種在激進民族主義驅動下的盲目排外思想，誤國誤民不淺。 又看世界局勢：維也納會議之後，發源於西方的民族主義成為反抗外來勢力和正統權威的旗幟。19世紀中葉起，歐洲諸民族國家之間屢有大戰，諸如克里米亞之戰（1854—1856）、義大利內戰（1859—1860）、普奧與丹麥之戰（1864）、普奧之戰（1866）、普法之戰（1870—1871）、俄土之戰（1877—1878）等，「莫不直接或間接受民族統一獨立運動之影響」。 再看學術思潮：19世紀中葉，孔德在社會哲學中提倡實證論（Positivism），認為一切學問皆可用科學之方法研究。達爾文觀察生物界多年，於1859年用《物種起源》一書提出了「物競天擇」的進化論（時稱演化論）。赫胥黎和斯賓塞將其引申發揮，援用於社會科學領域，演成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其他政治、經濟、法律、歷史諸學科，亦於是時大抵於成。 然此等科學家、哲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之言論，莫不以擁護軍國民主主義為目標，而斯賓塞之「適者生存」一語，即直指國家之所以成立而言。軍國主義者利用此種哲學，擴張軍備，於是忘其自衛之本旨，而為「生存競爭」之塗術焉。 這一章的結論是：西學傳入後，國人對國學的輕視與誤解，都強烈到很憂慮的程度。而在西方，也頗有人倡導以科學哲學（「適者生存」原則）為建國之基者，甚至試圖不顧風俗、文化、歷史、地理差別而強求跨國統一。這種所謂的學術研究，嚴重玷污了學術名譽。學術固然有其「器」用，但它主要是「道」。一個社會若把所有學術都當做「器」用而不得其「道」，這個社會就相當危險。 嚴復生平事略 我將嚴先生的一生分為四大時期，即幼年時期（1854—1866）（嚴復生於清咸豐三年十二月，公曆為1854年1月。原論文僅據咸豐三年定為1853年有誤）、求學時期（1866—1879）、仕任與著述時期（1879—1916）、老年時期（1916—1921）。這種分期法與一般人的分期不同。現在也有人按嚴復的思想變化軌跡，將其分成四期的。這也構成一家之說。我當時的做法是根據族譜等資料，將嚴復幼年時期盡力鉤稽，恢復了「有血有肉」的童年面貌。嚴復求學時期的要點有二：一是他在留英期間深受郭嵩燾賞識，引為忘年交；二是他與日本貴族伊藤博文交好。此人甲午戰爭後對中國的蔑視和對中國使臣的羞辱，有令人髮指者。其後來被朝鮮志士安重根擊斃於哈爾濱，也是惡貫滿盈之報。 對仕任與著述時期的嚴復，我進行了大書特書。（一）辦學：分為水師學堂和天津俄文館兩個階段。他回國後受李鴻章器重，在北洋水師學堂任職20年，自總教習、會辦直至總辦。然在甲午戰爭前，他一直過著海軍學校教官生活（我讀陳寶琛所作嚴復墓志銘，感到陳頗疑李有將嚴投閒置散而不重用之心）。（二）社會活動及貢獻：實則李氏很器重嚴復，只是不得其道，不理解歸國學生情懷。例如，李曾示意收嚴復為門人弟子，嚴先生弗屑。從材料上看，他對李鴻章的洋務事業有不同看法（事見《嚴幾道致四弟書》）。嚴認為救國必須效法西洋，進行體制改革，學西洋而沉迷於器物層終無所成。甲午戰敗，他受到極大刺激，從此無心仕途，專注學問，潛心著述。其所譯《天演論》問世後，名聲大噪。此譯著未版時，梁啓超曾借取抄讀，足見影響之大。譯述之外，嚴也在報刊發表文章，如《論世變之亟》、《救亡決論》、《原強》和《辟韓》等，建議清廷變法自強。後在天津創辦了《國聞報》（日報）。這份報紙與梁啓超在上海辦的《時務報》成為南北呼應的兩大報紙。 戊戌變法失敗，對嚴復又是一次打擊。1900年義和團運動發生後，嚴先生就此結束了水師學堂的穩定生活而過上動盪的日子。他先在上海開館講學，後到開灤煤礦任華人總辦。1902年任編譯館總纂，曾與「桐城派」吳汝綸過從甚密，經常與其談論新學，對西學與國學關係的認識也更為明確，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論。有人認為先生為文與「桐城派」酷肖，是「桐城派」吳汝綸的弟子，其實不然。我查閱嚴氏家藏其與吳氏往來書信及其他墨跡，終於澄清事實：先生以古文筆法譯西書固也，但未曾執弟子禮於吳門。所用證據包括：（一）嚴先生為吳芝瑛作序，稱「吾先友摯甫先生猶子」（《嚴幾道文鈔》卷五，第30頁）。（二）嚴氏家藏「吳芝瑛書墨跡」，吳稱嚴皆為「幾道先生」，稱「公」，亦有自稱「弟」處。（三）先生挽吳聯雖有「兼師友」三字，然觀輓聯、輓詩皆不似徒弟語氣。此後的嚴先生先後任復旦大學校長、安徽高等師範學堂校長、學部名詞館總纂。辛亥革命後還曾當過幾個月的北京大學掛名校長。 整體而言，嚴復一生在仕途上一直失意，但他與許多近代新派人物的瓜葛也很深，所以從他身上可以看到中國近代社會的縮影。我個人認為，他在近代思想啟蒙上的貢獻實超過康、梁。這是因為他不僅提倡新學（西學），反對舊學（中學），而且大量翻譯西方最先進的思想著作，介紹民主和科學思想，並且身體力行。 嚴氏的著作略分為著述和譯著兩類，其中又以譯著影響為大。他翻譯作品都經過精心選擇。現在這些作品都已出版，所涉學科包括經濟、政治、哲學、法律、社會諸方面，已成為學術界習知的內容。所不同者，大家耳熟能詳的譯著共有8種，而實際上他譯過10種。8種之外還有衛西琴（Alfred Westharp）的《中國教育議》（1914）和密克的《支那教案內論》（1892）。二書都是針對我國情形而作。其餘8種則皆歐洲學術思想名著，也最能代表當時各派重要思潮。但《穆勒名學》僅譯了半部，賀昌群在《教育大辭書》雲「嚴氏所譯9種中（實為10種），唯《原富》、《法意》、《群學肄言》、《社會通詮》四書為取原書而全譯者；《群已權界論》及《中國教育議》僅長篇之論文；《天演論》亦為《赫胥黎全集》第九冊「演化與倫理」中之序論與本論兩篇。此與事實不符，我在文中一一辨清。《名學淺說》大旨譯自耶芳斯之Primer of Logic一書，但設譬引喻則多出己意，正如嚴氏自己所說「吾之言書，取足喻人而已，謹合原文與否，所不論也」（嚴復《名學淺說》作者自序）。這反映了侯官先生翻譯的旨趣和風格。我盡力將嚴復譯著的來龍去脈搞清楚，因為這是研究思想狀況、學術成就、貢獻以及他的翻譯理論等問題的前提。 嚴復的學說和思想 在分析嚴氏的著譯時，我除將它們列舉之外，還專設「學術淵源撮要」、「社會進化原理」、「中西社會進化之比較」等章節討論其內容。關於學術淵源，我認為嚴復接觸到了19世紀的主要思想，如演化論（Evolutionism）、實證論（Positivism）、功利論（Utilitarianism）。他受此三派思想的影響最大。演化論代表人物有達爾文、斯賓塞和赫胥黎，實證論代表人物為孔德（August Comte）和穆勒，功利主義代表人物有邊沁（Bentham）和穆勒等。我將他們的學術思想一一分析，追溯淵源，剖析主旨。這個過程也是我熟悉西方學術思潮的過程。寫作期間，我將15世紀以來的西方主要思想理了數遍，對西方思想史已能瞭然於胸。到了這時，我才明白吳文藻師的用意：通過嚴復而學習西方的學術思想歷程，可以加深對社會學等現代學科的位置的理解，也是對四年所學知識的大檢驗。再由這些理論的反思開始思考中西社會之異同、中國社會的發展前途等現實問題，就能對社會學等現代學科在中國社會中應有的位置有個清楚的認識——明了本學科的目的、能力、責任和前途。 林耀華1982年在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座談會上。 關於中西社會進化（發展道路）的異同，我做了如下比較：（一）從圖騰、宗法和軍國三方面剖析中西社會方式之異，以及由此而來的進化和發展方式之別；（二）從社會組織、民間信仰、法制精神三方面剖析中西文物制度之不同。其實，這些都是受嚴復先生啟發。例如，嚴先生關於中國以家族主義為中心而西方以個人主義為中心的比較曰： 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黨居而州處；中國多忌諱，而西人眾譏許。（嚴復《嚴幾道文鈔》卷二，《保種余義》，第7頁） 又如關於中西政治之比較，嚴先生指出中國宗法社會，以家法治天下，尊君主之權，此即孟德斯鳩所謂中國政府乃父母政府也。西方則權柄在民。謂： 西人言政也，以其柄為本屬諸民，而政府所得而操之者，民予之也。且必因緣事會，而後成之，察其言外之意，若唯恐其權之太盛，將終不利於民也者，此西說也。中國之言政也，寸權尺柄，皆屬官家；其行政也，乃行其所固有者，假令取下民之日用，一切而整齊之，雖至纖息，終無有人以國家為不當問也，且以為能任其天職。其論現行政柄也，方且於之而見少，又何嘗於之而見多，論者若曰，凡使吾之至於此極者，皆國家之勿事事致之耳，此中說也。（嚴譯《社會通詮》，第131—132頁，按語） 對於中國社會問題的認識，嚴復也有獨特視角，分為貧窮問題、人口問題、家庭問題和罪犯問題等加以討論。他認為中國貧窮的原因，一是人們「安於簡陋」，二是「苛政深律」。貧窮之中最甚者有二事，即「錢荒」和「谷貴」。貧窮自然會帶來其他一系列社會問題，所以被他列在各種社會問題之首。孟德斯鳩曾謂中國有人口過庶之患。嚴復於此有切身體會。他認為這除了宗法的影響外，也是教育缺乏，即人們的愚昧所致。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物競」之說，是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西方社會的主導意識形態。它加劇了西方的殖民與擴張，也使列強姑息縱容日、俄對中國的覬覦。對此，嚴氏疾呼富民強國方為根本解決之道。中國家庭制度中有許多陋習，如女子地位的低下、多妻盛行、早婚棄嬰等。嚴復認為，中國家庭女子地位低下、婚姻制度不良，以致人口過剩，生活困難。欲求改革，必先廢宗法之制。受他的影響，我也認為近代中國社會的癥結，「當以貧窮為最，貧窮之因，由於人口『過庶』；過庶之患，出乎多婦及早婚之俗。際此人滿罹患之日，民業未進之世，罪犯叢生故無疑焉」。而法律方面也是問題成堆，號稱「禮儀之邦」，而治國以刑不以禮，刑罰嚴酷而刑獄不公。特別是在租界內存在治外法權，導致主權不完整和政治不統一。 在政治問題、經濟問題的框架內，我分析了困擾中國發展的諸種因素，明確了向西方學習的目標。我把嚴復關於政治的主張，分專制政治之剖析、政治與輿論的關係、中國法制之軟弱性以及正確處理對外關係等幾個方面具體分別敘述，既談問題，也提出解決辦法。 對外關係上，嚴氏對「崇洋」和「排外」兩種思想都做了撻伐，特別結合「教案」，諷刺了「開禁」以來，盲目排外的種種惡習，認為此於國家昌盛有百害而無一益。我對此的感悟是：國人長期受閉關鎖國之害，害怕與外人接觸，由「恐外」而「排外」，或者走向另一極端——「崇洋媚外」。例如稱外人為「夷狄」、「鬼子」，均是不正常心態。有一個材料說到，侯官赴台灣協助處理對日事務時，曾有一歐洲人同往，差一點被「生番」搶劫。侯官出面後才得倖免。看到這些內容，我內心如焚。積貧積弱的中國何時才能在對外交往中取得一種平靜心態呢？ 經濟是國家命脈，生計根本。它與政治、社會問題密切關聯，結成互動「三角」關係。我國當時經濟問題重重，不僅體制存在許多弊端，其他如財政、賦稅、中外貿易等，也是舉步維艱。嚴復認為，要解決上述諸問題，唯一的出路就是變法。我用兩章的篇幅討論嚴復的變法主張。 變法圖強 嚴復也重視科學，認為「西學之最為切實而執其例可以御蕃變者，名、數、質、力四者之學是矣」。但他更重視社會改良。他批判洋務運動，認為那只能得其表象器物層而未學到要領處。他自稱「天演哲學家」。他的思想既有「力今勝古」、「黜偽崇真」、「更革心思」的新銳精神，也有提倡民主自由，反對君主專制的改革精神。他的變法主張所涉及的問題包括變法大旨、民權學說、三保主義與操作方針等。 事實上，嚴復在戊戌之際即主張變法，認為這是世變之所由趨。雖然道可不變，但法不可不變，否則不能圖強。他引用《天演論》的學說，論證「變」之難免： 天下有萬世不變之道，而無百年不變之治。蓋道者，有國有民所莫能外，自皇古以至今日，由中國以迄五洲，但使有群，則莫不有其相為生養相為保持之事，既有其相生養相保持之事，則仁義忠信公平廉恥之實，必行於其間，否則其群立衰，種亦浸滅。至於法則不然，蓋古聖賢人，相一時之宜，本不變之道，制為可變之法，以利其群之相生養相保持而已。情異事遷，世變方亟，所立之法，揆之事理，不可復通，猶責子孫令謹守其法以至危亡也，明也。（嚴復《嚴幾道文鈔》卷一，《上皇帝萬言書》，第3頁） 又云： 夫千年前人所定之章程，斷不能範圍數千年後之世變。古之必敝，昭然無一疑，更仆能終，不能具論。綜其大要，不過曰：政教既弊，則人心亦弊而已。人心之敝也，浸至合群之理，不復可言，不肖之心，流為種智，即化人之善政，而我以不肖之心行之，既有邪因，必成惡果，守舊之見，因之益堅。中土政教，沿數千年之惡習，今而不知為變，滅國亡種之禍，旦夕至矣。（嚴復《嚴幾道文鈔》卷二，《論中國之阻力與離心力》，第27—28頁） 在變法的操作步驟上，嚴復主張緩進改良。他主張變法要全國統一進行，不能輕於一個地方而重於其他地方。他對於戊戌變法採取急變的做法有不同看法（事見《嚴幾道與視熊純如書札節鈔》十八，《學衡》第8期）。他受英國政治思想之影響，主張漸進改良，反對激進革命。就是說，考慮變法問題時必須結合中國民情現狀，不可以情緒用事。 我在論民權主義時，重點分析了侯官先生對自由、平等的看法，認為這也是他所主張的變法內容。嚴先生的「三保」主義是指保種、保教、保國三者。保種的途徑是：（一）禁止早婚，（二）禁止纏足，（三）戒鴉片，（四）泯滿漢之爭。保教中對「孔教」、佛教、基督教都有許多看法。保國有兩點：一是去舊官吏，二是抑制新官吏。 基於以上對變法的全面分析，侯官特提出如下幾項建議並上書皇帝：（一）治標政策，以「聯合各國之歡」、「結百姓之心」和「破把握之局方針」三項最為重要。此為未變法前所宜實施之前奏（嚴復《上皇帝萬言書》，第18頁）。（二）根本改造即變法的主旨在於「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和實行地方自治。 我現在認為他的這些變法主張，對晚清中國確是一條有效的救補之途。但漸進與革命兩途究竟哪條更符合中國國情，哪條更可行，這已經不是理論問題而是被後來的歷史進程決定了的實踐問題。對此，我不能再做評論。但在思想層面上，我覺得還是可以這樣講：當時中國改良的內外部環境都太過緊迫，沒有空間，以至非革命不可，甚至一而再、再而三的革命在所難免。但革命的目的，應該是為改良或改革爭取空間。一旦有了空間，即當積極從事建設和改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於前人的改良思想，就要更注重其合理性。 後來，不少學者評述嚴復的變法思想不夠「徹底」，對舊東西太過依戀、溫柔，是「改良派」，甚至是「階級調和」。在這種氣氛下，我關於嚴復的論述也因褒揚過多而受到過抨擊。曾有學者將嚴復一生的思想分為三個階段，即光緒二十一至二十五年是全盤西化時期；此後到清末民初他的思想趨於中西折中；民國以後更趨於復古。革命時期，人們欣賞第一階段的他，認為其思想明確而徹底，如他對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尖銳批評，認為牛之體不可為馬之用： 善夫金匱裘可桴孝廉之言曰：「體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體則有負重之用；有馬之體則有致遠之用，未聞以牛為體以馬為用也。」中西學之為異也，如其種人之面目然，不可強謂似也。故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兩立，合之則兩亡…… 其曰政本而藝末也，滋所謂顛倒錯亂者矣。且其所謂藝者，非指科學乎？名、數、質、力四者，皆科學也。其公例通理，經緯萬端，而西政之善者本斯而起。故赫胥黎氏有言：「西國之政，尚未能悉准科學而出之也；使其能之，其政治且不止此。」中國之政所以日形其絀不足爭存者，亦坐不本科學，而與公例通理違行故耳。是故以科學為藝實西政之本。設謂藝非科學，則政藝二者乃並出於科學，若左右手，然未聞左右之相為本末也。（嚴復《與〈外交報〉主人論教育書》） 人們對於他第二階段的思想貶抑較多，而對其晚年思想則完全否定。這樣的評判，當然是以是否有利於革命為標準。形勢發展到今天，我倒覺得對嚴復主張折中和保守思想根源及理由，要多做分析和挖掘。 嚴復對於社會學的貢獻也給我很深的印象。我同意楊雅彬的總結：第一，翻譯「進化論」的著作，系統介紹了當時西方的社會學思想。他引進斯賓塞的社會平衡理論，說明民主和自由都是適應社會進化的內容。他還結合中國形勢對「進化論」思想做了發揮，在當時起到了喚醒國民的作用。第二，他系統引進了西方實證主義和科學方法。這成為我國早期社會學的基本方法。第三，對「群學」即社會學的介紹。他翻譯了社會學的專門著作《群學肄言》（Study of Sociology，即《社會學研究》）。他解釋社會學是「用科學之律令，察民群之變端，以明既往，測方來也」。意思是社會學能以科學方法研究社會發展現狀，對社會趨勢做出預測。社會學的目的在於實現「正德、利用、厚生」（嚴復《群學肄言》序）。在「譯余贅語」里，他指出《群學肄言》一書還不是社會學本身，而是社會學概論和方法，「言所以治群學之塗術而已」。他還主張把社會學（群學）推廣，列為教育內容。他看出社會學與中國的儒家思想有相通之處，兩者可以結合起來。由此而顯出他對社會學的第四個貢獻，即中國人學習西學，包括社會學，不能「食洋不化」，而要處處注意與中國傳統和中國實際的結合。 正在寫作的林耀華。 總之，作為從社會學出身的一個學者，我由衷感激包括嚴復在內的早期思想家們將現代科學傳入我國，使中國傳統學術對於社會的了解，除了採風體驗和聽訟之外，從此有了一套切近社會實際的科學方法。應該說，對中國早期社會學做出重要貢獻的，遠不限於嚴先生一人。例如康有為當年開辦的萬木草堂就設有「群學」內容。當然，社會學真正在我國的紮根，還在嚴復之後。但其為中國強盛而殫精竭慮，其選擇社會學和生物進化論的科學慧眼，其介紹西學的首役之功，都值得我們充分肯定和詳細消化。特別應該指出，嚴復能將西方社會學理論與中國的實際有機結合，對照西方理論而提出了針對當年現實的「變法圖強」措施。 我的治學之道就是這樣在吳文藻等燕大老師的幫助下，從社會學入門，從嚴復入手，逐漸展開的。回顧起來，從這個門徑進入中國社會和文化研究，還是有它的好處：它使我有機會先把中外學術思想史做了一個粗略比較。這個比較搭起了一個框架。這個框架使我能夠在不同的空間裡——無論內地邊疆，無論抽象具體——容易調整自己的研究題目和角度。這個知識基礎與本世紀前半葉中國劇烈變化的時局，把我塑成了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三位一體的教學和研究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