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政進行曲 · 第四章 英國失去美洲殖民地

1.權力爭鬥路線不明 （1763—1765） 18世紀大英帝國在美洲大陸的自身利益無疑就是維護自己的統治，一方面要謙恭友善，另一方面還要殖民地人民自覺自愿，只有這樣，才能夠維持穩定的貿易往來，維護和平共處的雙邊關係，從而獲得源源不斷的利潤收入。然而，在15年時間裡，雙方關係持續惡化，最終迎來了震驚世界的槍聲。在這期間，一屆又一屆英國政府，對發生的一件又一件事情熟視無睹，對人們的一次又一次警告置若罔聞，一意孤行、變本加厲地採取各種傷害彼此關係的舉措。無論這些舉措在原則上有多麼充分的理由，它們日漸深重地破壞了所應展示的良好意願和自覺自愿的紐帶關係，經由實踐證明是非常荒唐和愚蠢的，因為，除非訴諸武力，否則這些舉措根本就無法實施。只有仇深怨重的兩方才會動用武力，因此即便武力能夠成功，其代價也是相當巨大，得不償失。最終，大英帝國在那片原本寂靜平和的廣袤土地上引發了聲勢浩大的反抗運動。 我們都知道，問題主要出在議會對殖民地徵稅的權利上。在殖民地民眾看來，議會是國家的而非帝國的最高立法機構。宗主國聲稱擁有這項權利，而殖民地拒不承認。該「權利」本質上是否存在，即便現在都難以給出確切的答案，並且與這次調查的目的基本上是不相關的。利害攸關的，是身上流著英國人血液的一個精力旺盛、勤勞多產的民族所建立起來的擁有廣袤領土的帝國。作為當代的拉奧孔，埃德蒙·伯克[1]是不能迴避的人物，他意識到了這一點，並且說，「無論從經濟、政治，還是道義上講，不論可能徵收多少賦稅，哪怕是所謂的憲法的任何原則，都無法與保留美洲的價值相提並論」。總之，儘管擁有這片土地的價值遠遠大於維護原則的價值，但為了一個不切實際的想法而犧牲了可能達成的結果，實在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這就是政府最為常見的愚蠢行徑之一。 1763年，「七年戰爭」以英國大勝法國及印度結束，但這時麻煩也來了。隨著法國割讓加拿大及其腹地，英國擁有了俄亥俄河及密西西比河流域中遼闊的跨阿勒格尼平原，這裡住著野性難馴的印第安部落和大約8000—9000名法裔加拿大天主教徒。法國人並未被完全驅逐出大陸，依然控制著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河口，並很有可能會捲土重來。對新的領土進行管理和防禦，意味著英國除支付國債利息外，總體支出也將增加，而戰爭的花費已經翻倍，從7200萬英鎊增加到了1.3億英鎊。與此同時，財政預算也上升了10倍，從1450萬英鎊增加到了1.45億英鎊。 戰爭勝利後，首要問題就是在北美建立一支1萬人的武裝力量，防止印第安人製造麻煩和法國人東山再起；同時還要從殖民地徵稅，用來支付對殖民地的管理和防禦費用，英國人也看到了這一點。就在英國要建立常備軍的消息開始流傳時，那些政治上頗為敏感的殖民者立刻就警惕起來，因為在18世紀人們的思維中，這是建立專制政體最為直接的表現。他們認為，由於解除了來自法國的威脅，英國人現在懷疑他們心懷不軌，想要擺脫英國的枷鎖，因此，他們相信祖國正在計劃「建立一支龐大的軍隊，以保護我們作為幌子，其實是要監視制約我們」。正如另一位殖民地人士所寫，讓他們「處於適當的從屬地位」。儘管有些英國人肯定會這麼想，但實際情況似乎並不像整日提心弔膽的美洲人想像的那麼嚴重。從國內政府的態度來看，與其說害怕殖民地叛變，倒不如說擔心殖民地會繼續有這種倔強易怒的心態，不能讓殖民地對他們自己的防禦袖手旁觀，因此，現在需要採取措施讓殖民地承擔相應的防禦任務。 一聽說英國要對殖民地徵稅，北美大陸民眾同仇敵愾的情緒比聽說要設立常備軍來得更為強烈。到現在為止，幾個殖民地都是由他們自己的議會投票撥款支付地方政府的運行費用。英國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關稅對貿易進行調節，除此之外，並未對美洲殖民地的大城市徵稅，這樣一來，就讓殖民地民眾逐漸認為，英國並沒有這種「權利」。殖民地人士知道，英國有一條原則——無英國議會沒有代表，因此他們抵制英國政府對他們徵稅，從而做出了對任何新的賦稅都會有的普遍反應：我們不會繳稅。雖然承認效忠於英國國王，但殖民地認為他們不受英國議會制約，並且他們的議會與英國議會具有同等的權利。但是，雙方對這種關係中的權利和義務均沒有明確的表述，這樣一來，他們彼此都得過且過，免不了磕磕絆絆，但也沒有任何人對其中的規則瞭然於胸；然而，一旦有人提出要對殖民地徵稅，就像要建立常備軍那樣，殖民地民眾馬上就會提出譴責，因為在他們看來，這違背了他們的自由權利，意味著暴政悄悄來襲。這就埋下了雙方衝突的導火索。 在此，需要提及一下本篇文章的界限、範圍和風險。作者在下文中不想為了文章構架平衡而再次描述導致美國獨立戰爭爆發的過程，因為這方面的文章早已卷帙浩繁了。我的主題範圍較窄：描寫英國方面所做出的愚蠢行徑，因為當時的英國政府始終追求與自身利益相左的政策。美洲人有些反應過度，有時誤入歧途，偶或爭吵反目，但總體上，他們的行動符合他們的自身利益，並基本保持正確的方向。如果我們這裡所涉及的愚蠢行徑就是違背自身利益的話，那麼在這個案例中，我們必須循著英國的腳步去一探究竟。 關於英美關係，第一件要說的事情便是，儘管英國一直認為殖民地對於自身的繁榮昌盛及在世界上的地位至關重要，但卻很少考慮它或關注它。雖說美洲問題一度變得尖銳，但除了廢除印花稅法而掀起的短暫風暴之外，在雙方真正爆發敵對行動之前，它始終沒有引起英國政壇的嚴重關切。吸引各方廣泛關注的甚囂塵上、壓倒一切的問題是派別遊戲，是執掌政權，是操控形形色色的關係，是建立或打破政治聯盟。總而言之，比任何其他問題更為急迫、更為重要、更為熱切的，是誰上台誰下台的問題。在沒有固定政黨的情況下，政府組閣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依賴個人運作。霍蘭（Holland）勳爵是查爾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的侄子，他寫道，在喬治三世擔任國王的最初12年里，困擾英國政壇的「議會中的陰謀詭計只不過是為了獲得權力和國王的寵幸而進行的鬥爭，與英美和英法戰爭所涉及的政策和原則等重大問題相比，卻引起了更多個體之間的腥風血雨和深仇大恨」。 第二個利益是貿易。貿易被看成是英國繁榮的血液，對一個島國而言，它代表了世界的財富，決定了國家的窮富。當時的經濟理念（後來被稱為重商主義的經濟哲學）認為，殖民地在貿易中主要是作為原料的來源和英國商品的市場，永遠都無法承擔生產製造功能。這種共生關係被認為是不可改變的。根據這種定位，殖民地農產品出口到英國進行加工，然後再次出口到國外市場，大約有30條航海條例以及貿易理事會對此進行規範管理，由英國政府直接負責，目標明確、組織嚴密、運作專業。在航海條例的約束下，殖民地商人和船長連馬蹄釘這樣的商品都不能出口，在18世紀上半葉英國無休止的戰爭中，他們又不能與敵人進行貿易，因此不得不頻繁走私劫掠，規避或無視關稅，結果英國財政部一年在殖民地收到的稅收還不到1800英鎊。1763年《巴黎條約》簽署之後，情況有所改善，入不敷出的財政有了增加收入的希望。 即便在「七年戰爭」結束之前，就有人曾試圖增加對殖民地徵稅的力度，但這引起了殖民地人民憤怒的呼號，這些呼聲成了未來抵制稅收的口號。為了強制徵收關稅，英國發布了《協助收繳走私物品令》，或稱「搜查令」，允許海關人員進入私宅、商店和倉庫搜索查緝走私品。波士頓的商人們像所有東部沿海地區的人一樣，靠偷逃關稅進行貿易活動為生，他們請詹姆斯·奧蒂斯（James Otis）擔當律師，在法庭上對上述搜查令提出質疑。他在「滔滔不絕的雄辯」中對規避關稅行為進行辯護，並闡明了殖民地的一個基本原則，即「無代表權的徵稅行為就是暴政」。任何聽到奧蒂斯這番言語的人，都能夠明顯地感受到，其實從那時起，美洲已經發出了有事情要發生的信號。 這一說法並非是奧蒂斯的發明。殖民地總督中有很多英國政府的委託人，他們沒以為殖民地各州有過或竟會有政治見解；而非英國本土委託的總督則非常清楚，美洲殖民地對任何外部力量施加的稅收都極為反感，並早在1732年就說，「議會會發現，將這樣的法案付諸實施絕非易事。」對於當時的首席政治家羅伯特·沃波爾（Robert Walpole）爵士來說，跡象已經非常清楚。當有人向他建議對美洲徵稅時，他回答說：「不！這一舉措對我來說實在太危險了；這個問題留給我的繼任者來解決吧。」「七年戰爭」期間，殖民地並未慷慨大方地提供人力財力支持戰爭，因此對殖民地徵稅的提案日漸增多，但議會一個都沒有採納，因為一旦這樣做，就很容易疏遠脾氣暴躁的粗野鄉民，當時的英國政府不敢冒這個風險。 奧蒂斯發出呼籲後的六個月，英國司法部長在倫敦裁定，《協助收繳走私物品令》對於執行航海條例是合法的，這於是開啟了一連串搬石頭砸自己腳的行為。結果，因為疏遠了與美洲殖民地的關係而花費的成本遠遠超過了隨後徵收的關稅和罰款的收入。 在此期間，帶領英國贏得戰爭勝利的威廉·皮特[2]成了民族英雄，由他主導簽署的1763年的《和平條約》由於讓步太多引起分歧，遭到了強烈反對。他發出了雷鳴般的怒喝，令整個下議院震撼異常，令部長們惴惴不安，最終，該協議還是以5票對1票的多數通過，主要原因在於，人們想要恢復到平時的開支，並減少土地稅。不過事實證明，這只是一種幻象。相反，被喬治三世選中用來替換皮特的比特勳爵，在戰爭問題上遭到否決後曾傲慢地離開，現在他在英國對蘋果酒徵收消費稅，帶來了災難性的影響。就像在美洲施行的《協助收繳走私物品令》一樣，該法案授權檢查人員到生產場所參觀，甚至與蘋果酒廠的業主同吃同住，記錄生產的加侖數。面對這種侵犯行為，英國人大喊專制，並舉行暴力抗議活動，以致政府不得不出動軍隊平定蘋果產區的騷亂。與此同時，遠在威斯敏斯特的皮特深受激勵，發出了他不朽的原則聲明：「住在自己村舍里一貧如洗的農民可以蔑視國王的所有力量。他的農舍可能搖搖欲墜，也可能弱不禁風；但風可以進，雨可以進，唯獨英國國王不能進。哪怕斷壁殘垣，哪怕荒草野蔓，國王的任何士兵都不能跨過農舍的門檻！」這就是皮特所發出的聲音，要不是因為他極具悲劇色彩的性格缺點，他或許能阻止英國所有錯誤的決策。 沒有人對蘋果酒稅的預期收益進行計算，因此在人們的憎恨情緒導致政府垮台之前，誰也不清楚這些收益能夠彌補多少財政赤字。擔任財政大臣的是一位傑出的放浪形骸的人物，弗朗西斯·達什伍德（Francis Dashwood）爵士，他將在不久後繼任第15任勒迪本瑟男爵。他在經過改造的一所修道院中創建了臭名昭著的「地獄之火」俱樂部[3]，但他對財政事務並不擅長：與他同時代的一個人介紹說，他在賬戶方面的知識，也不過「局限於計算酒館的賬單」，而五位數字的賬目對他而言已經是「天方夜譚了」。他似乎已經察覺到，蘋果酒稅不會給他帶來榮耀。他說：「人們會指著我，大聲哭喊著說，『看啊，這是我們見過的最差的財政大臣！』」 在政府中擔任職務的貴族領主，在意識到他們心有餘而力不足時，通常都感到苦不堪言。很高的社會地位格外重要，這一點在18世紀已經被從自耕農到國王的各個階層所接受；那個年代的啟蒙影響還並不廣泛。喬治三世說得很清楚：「諾斯勳爵不能鄭重其事地認為，像彭頓先生這樣的平民能夠阻礙一位伯爵的長子的仕途，毫無疑問，如果這一想法言之在理，我的平生所知豈不要徹底顛覆！」 然而，儘管社會地位使人能夠擔任政府職位，但卻不見得令人信心滿懷。在18世紀60年代，正是由於身份地位和身家財富，羅金漢侯爵和格拉夫頓公爵才擔任了首相職位，里士滿公爵成為國務大臣。甚至在擔任首席大臣（那時還沒有首相這一說法）時，羅金漢就很難站著講話，而格拉夫頓則經常抱怨對工作力不從心。紐卡斯爾公爵在12個縣都有繼承地產，每年收入4萬英鎊，數次擔任首席大臣，掌控政治上的任免權達40年之久，但他膽小怯懦、急切焦慮、猜疑嫉妒，並可能是有記錄的唯一一位總是希望自己受到冷落斥責的公爵。在關鍵時期的18世紀70年代領導內閣的諾斯勳爵，經常提出抗議，連喬治三世本人都常常嘆息，說他們責任重大，卻力所不逮。 在罷黜令人討厭的比特伯爵時，蘋果酒稅引發了最終的騷亂，因為他慫恿托利黨主張王室擁有「特權」，因而涉嫌顛覆國王。他於1763年辭職，由皮特的內弟喬治·格倫維爾[4]取而代之。雖然蘋果酒稅法案明顯失敗，並在兩年內被廢除，但千方百計增加收入的政府隨後將到美洲大地上嘗試使用同樣的徵稅方法。 喬治·格倫維爾51歲時就任首席大臣。他是一個嚴肅的人，與那些一知半解的人相比，他勤勉好學；與那些唯利是圖、心胸狹隘、自以為是、迂腐固執的人相比，他誠實可靠。他性情方面有點兒像經濟學家，給自己制定了一條規則，把薪水存起來，只靠其他基本收入生活。雖然他有些雄心壯志，但似乎天賦不夠。最知曉內情的霍勒斯·沃波爾認為，他「是下議院中最能幹的人」。雖然他不是貴族，也不是貴族子嗣，但他通過個人的背景及家族勢力，與在英國政壇一言九鼎的輝格黨統治家族結下了深厚的關係。他的母親是坦普爾人，通過母親的關係，他的哥哥理察繼承了頭銜，成為坦普爾勳爵；他的舅舅科巴姆（Cobham）子爵是斯托莊園的所有者，該莊園是當時最富麗宏偉的房產之一。喬治遵循傳統的路徑，在伊頓公學和牛津大學基督教堂接受教育，在皇家法律學院學習法律，並在23歲成為律師，在1741年29歲時代表其家族選區進入議會，此後一直任該選區代表直至去世。為了擔任大臣職位，他孜孜不倦，致力於精通朝政要務，並在其姐夫皮特的庇護下擔任過眾多重要職位。與此同時，他也沒有忽略個人婚姻大事，迎娶了位高權重的國務大臣埃格雷蒙特（Egremont）伯爵的妹妹。 這就是英國大臣的典範。他們來自大約200個家族，在1760年，這些家族有174位貴族。他們從小學到大學在一起讀書，彼此熟知，並通過堂表關係、姻親關係、繼父母、第二及第三次婚姻的兄弟姐妹等相互聯繫起來，迎娶對方的姐妹、女兒和遺孀，並不斷交換情婦（一位阿姆斯特德夫人曾先後成為喬治·傑曼勳爵的情人、他的侄子多塞特公爵的情人、德比勳爵的情人、威爾斯親王的情人、查爾斯·詹姆斯·福克斯的情人，最後嫁給了福克斯），相互任命職位，為對方謀得職位或養老金。在1760—1780年期間擔任高級職位的大約27個人中，有20人是伊頓公學或威斯敏斯特公學的校友，然後有的繼續到牛津大學基督教堂或三一學院，有的到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或國王學院繼續學業，大多數人隨後又到歐洲大陸教育旅行。在這27個人中，有兩位公爵，兩位侯爵，10位伯爵，一位蘇格蘭貴族，一位愛爾蘭貴族；有6名是貴族子嗣，只有5名來自平民家庭，其中就包括當時傑出的政治家皮特，還有3位通過律師途徑成為上議院大法官。作為國內唯一面向貴族子嗣和平民紳士開放的專業教育（當兵服役和成為神職人員無須經過培訓），修讀法律是有雄心抱負的人士通往上層權利的途徑。 擁有舒適地產的貴族及其他土地所有者每年從租金賬簿、礦山及物業資源中獲得的收入可達1.5萬英鎊或者更多。他們管理著龐大的家庭、農場、馬廄、狗舍、公園和花園，招待無數客人，雇用大量的僕人、馬夫、獵場看守人、園丁、田間勞作的工人及手工業者。除了那些公爵以外，在這期間身居高位的最富有的人是羅金漢侯爵，他每年從約克郡、北安普敦郡和愛爾蘭的物業所獲得的收入大約有兩萬英鎊。他住在英格蘭最大的豪宅里，娶了一位女繼承人，擁有3個議會選區、23名文書、5位禮拜堂牧師，自己還擔任約克郡西賴丁區及約克市的首席治安長官。 為什麼擁有財富、特權和巨額房產的人要進入政府？部分原因在於，他們認為這一方水土養育了他們，管理政府是他們職責所在。地位高責任重的思想來源於封建義務，一開始，貴族不得不在國王的顧問團中任職，並長期在他們自己的家鄉作為地主和治安法官行使管理職能。管理活動與領土所有權相輔相成；這是士紳的職業，是擁有土地的貴族的義務。在1761年的選舉中，有23位貴族長子進入下議院，其中只有兩位年齡還不到26歲，這是他們在滿21周歲後能獲得的第一次機會。 另外，身居高位，享有俸祿，使他們得以供養自己的家屬。因為按照規定，財產只能由長子繼承，因此私有財富很難養活小兒子、侄子、貧困的表兄弟以及品學兼優的家臣。「職位」是必要的，因為這些家屬沒有其他收入來源。除了學習法律之外，士紳們沒有其他經過培訓可以從事的職業。通過任命權以及在朝廷的關係，大臣能夠照顧自己的親屬。職責不清、薪水微薄的閒職倒是數不勝數。羅伯特·沃波爾爵士，在前任君主統治時期是一位說一不二的大臣，他有三個兒子，包括賀拉斯。他讓他們分別擔任交易所審計員、引導員及議會書記員，其中兩個兒子還共同擔任海關收稅員。喬治·塞爾溫是一位追求時尚的浪蕩公子，同時也是公開絞刑的行家裡手，被任命為巴貝多大法庭的登記員，但他卻從來沒有去過該島。從美洲海關獲得的收益杯水車薪的原因之一便是，被任命去擔任收稅員的那些人，往往自己在英國國內過著舒適愜意的生活，將具體工作交由那些報酬微薄的人員去處理，而這些人經不起誘惑，很容易就被收買。 不只是任免權，無論在哪個時代，不論舒適安逸還是窮困潦倒，權力和地位的誘惑始終令人神魂顛倒。謝爾本伯爵作為當時一位聰明睿智的大臣，曾清楚地表示：「我認為，職業的唯一樂趣並非獲取利益，而是根據適合我的地位和能力做出恰當的行動，而我就是這麼做的。」18世紀英國的貴族們與其他人無異，難以抵制各種誘惑；即便是像紐卡斯爾公爵這樣對自己職位滿懷敬畏的人，正如霍勒斯·沃波爾所言，也「對炙手可熱的權力趨之若鶩」。他們年紀輕輕就進入政府部門，對所要履行的義務大多沒有絲毫的準備或訓練，因此一旦碰到困難就可能焦躁不安或煩悶無聊，一年之中通常有一半時間回到他們的家鄉沉醉於聲色犬馬，混跡於賽馬養育場和獵場，縱情于山水風景。不論在哪個群體中，個人的性情和能力都各不相同：有的人盡職盡責，有的人疏於職守；有的人自由豪放，有的人保守反動；有的人吃喝嫖賭，有的人謹言慎行；有的人驕橫跋扈，有的人文質彬彬；有的人懦弱無能，有的人精明能幹。但總體上，他們看待政府的態度不夠專業。誠然，政府不是一個職業，單這個想法就會令那些身體力行之輩震驚異常。社交娛樂往往是第一位的，剩餘的時間才用來處理公務。無論是召開內閣會議，還是處理不定期出現的雜亂無章的事務，通常都是利用晚餐時間在首席大臣位於倫敦的宅邸中進行。人們並非總是有強烈的責任感，但謝爾本勳爵卻不同，他有一次深表同情地對一位同事說，讓卡姆登勳爵和格拉夫頓公爵「屈駕（到倫敦來）發表一通無關痛癢的意見，在內閣中以多數票否決你的議案」，實在有些發人深省。 當賭博成為時尚的寵兒，當女士們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在家中招徠牌局，當男人們在布魯克斯通宵達旦為紙牌投注巨資，或就明天是否下雨或者下周歌劇演唱者姓甚名誰等毫無意義的問題賭個你死我活，當財富如流水般消失，債務已經司空見慣，那麼身為大臣的這些男人們怎麼能夠調整心態去處理供應賬單上、稅率表上以及國債報告中那些冷冰冰的數字呢？ 高貴的出身沒有培養出政府管理中的現實主義。在家裡，一句話或一個手勢，僕人就能代為完成任何工作。在無所不能的布朗或另外一名景觀設計師看來，波浪形的輪廓比平地更有觀賞性；於是他們就開挖出湖泊，創造了遠景，並種上了一排排的樹木；從湖邊到房子，到處都是梳理得整整齊齊的青草坪。設計師的規劃圖被中間的一個斯托村打亂了，於是所有的居民都搬遷到兩英里之外的新房中，原有村莊被夷為平地，犁過之後栽種了樹木。在美國獨立戰爭中負責英國軍事行動的大臣喬治·傑曼勳爵，出生於薩克維爾，在諾爾之屋（Knole）長大，這處房產歸他家族所有，有7個院落，高低不一的各式屋頂，從遠處望去宛如一個小鎮。在他童年時期，他的父親一口氣種下200棵梨樹、300棵海棠、200株櫻桃、500棵冬青、700棵榛子樹，另外又種了1000棵冬青作為果菜園的屏障，還在公園裡種了2000棵山毛櫸。 興致趣味也並非全都局限於戶外活動和俱樂部。中學和大學的教育理論上說會讓他們了解到拉丁古典和一些希臘文化，而到歐洲大陸的教育旅行讓他們有機會接觸到藝術，可能偶爾還會買些繪畫作品和古典雕塑帶回家裡。旅遊目的地通常都會包括羅馬，自文藝復興時期的教皇時代以來，這一點似乎並沒有很大的變化。羅馬政府「可能是最為糟糕的政府，」一位英國遊客寫道，「在全部人口中，有1/4是牧師，1/4是雕像，1/4無所事事。」 如果他們願意的話，英國的統治者們總能夠通過雇用傑出人士擔任顧問的方式，從他們狹隘的階層之外尋求到忠告或建議。羅金漢在猛然間接替格倫維爾擔任首席大臣之後，或許是意識到自己的缺點，非常睿智地選擇了年輕的愛爾蘭律師埃德蒙·伯克作為他的私人秘書。謝爾本勳爵雇用了科學家約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作為他的圖書管理員和文學侍從，並為他提供房子和終身年薪。亨利·西摩·康韋（Henry Seymour Conway）將軍，國務大臣及未來的軍隊指揮官，任命政治哲學家大衛·休謨作為他所在部門的副秘書長，並且經休謨的請求，他還為當時在英格蘭的讓-雅克·盧梭爭取到了每年100英鎊的養老金。康韋自己偶爾寫點兒作品，並根據法語素材，改編並寫出了一則喜劇，在特魯里街上演。達特茅斯伯爵在他同父異母的兄弟諾斯勳爵的內閣中擔任國務大臣，他是埃利埃澤·惠洛克（Eleazar Wheelock）的印第安人學校的首要捐助人，後來這所學校成為達特茅斯學院。他有18幅坐姿的肖像畫，其中一幅由羅姆尼所創作；他積極為詩人威廉·柯珀提供贊助，為後者謀得一個閒職，尋得一處安靜的房子，並在其精神錯亂髮作時悉心照顧。 儘管他們情趣高雅，但在這期間，上層統治階級幾乎沒有擁有傑出思想的人。約翰遜博士宣稱，在他看來，「只有兩個人聰明睿智，鶴立雞群」，這就是威廉·皮特和埃德蒙·伯克，但這兩人都不是來自上層社會。皮特曾提出一個主觀因素，他說，在他所認識的男孩中，幾乎沒有一個「不被在伊頓公學的生活嚇得屁滾尿流」。因此，他把自己的孩子留在家裡接受私人教育。蘇格蘭律師威廉·默里（William Murray）作為曼斯菲爾德伯爵，也是未來的首席法官和上議院大法官，他對普遍的精神狀態具有更為深入的了解。他曾經嘗試對其侄子——未來的羅金漢侯爵，在歷史、演講及古典文學的課程學習方面進行指導，但幾乎徒勞無功。他在後者21歲時寫信給他說，「你想要變得博學而英明，但你周圍充滿了愚蠢的誘惑和工具，你根本就不能提出比同齡人更為獨特的見解；在你心懷不滿的時候再去好好思考吧。」這就是1760—1780年的狀況，環境使你無法變得明智，使你無法進行冷靜的思考。但隨後，這種讓人明智思考的時期又有多少呢？ 在這些年來，君臨天下的年輕君主並沒有受到多數人的尊敬。1760年，在21歲的喬治三世登上王位時，霍勒斯·沃波爾發現國王身材高大、器宇軒昂、「和藹可親」，但在和藹可親的背後又有令人心酸痛楚的一面。他12歲就失去了父親，他的祖父喬治二世與他父親威爾斯親王弗雷德里克之間積怨很深，他就在這種環境中長大。儘管這種現象在皇室並不少見，但喬治三世因為對父親的孝順而對祖父產生了深仇大恨，在這種情況下，年輕的喬治對所有曾經服侍過他祖父的大臣都心懷敵意，深信他所繼承過來的王權如撒旦般邪惡，因此自己有義務從道德方面對其進行改善。他從小居住在萊斯特的宅邸中，家庭圈子狹小，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與外部世界接觸甚少，長大後固執己見，心胸狹隘，焦慮不安，常常自我懷疑。他喜歡回到自己的書房休息，他的導師沃爾德格雷夫勳爵報告說，他「在情緒不佳時往往鬱鬱寡歡」。他很少會做錯事，「除非他把錯誤的當成了正確的事情」，而一旦出現這樣的情況，「很難讓他清醒地認識到問題所在，因為他有不同尋常的惰性，並具有很強的偏見」。 病態的思維中產生的強烈偏見，對政府而言極其危險；如果這種情況與至高無上的權力結合起來就會更為糟糕。喬治在少年時代寫過一篇關於國王阿爾弗雷德的作文，當阿爾弗雷德登上王位時，「政府中幾乎所有人都是不稱職的，且通常在履行職責時都極其腐敗」。通過罷免那些屢教不改的人，對另外一些人進行「改造」，阿爾弗雷德利用全能的權力「提升了國家的榮耀和幸福」，將那些「驕傲自大、野心勃勃、謊話連篇的人的陰謀詭計一舉擊潰」。喬治就是這樣看待他的大臣們，也是這樣制訂自己的計劃。他母親曾經說過，「喬治，當個像樣的國王」。他要實現母親所說的話，必須將這個系統清理乾淨，恢復自己的正義規則。輝格黨的那些地位顯赫的大人物，通過無所不在的任免權，沾沾自喜地控制著朝堂上下。喬治從上任伊始，就致力於罷免這些輝格黨人，並將官員任免權逐漸控制在自己手中，他的目的就是要恢復在上個世紀的鬥爭中失去的王權專制主義，他的一系列舉動自然說服了很多人。 喬治需要一個人代替他父親的形象，他將目光集中在比特伯爵身上，並對其生髮出一種神經質的崇拜和愛慕，其結果，註定並確實成為不切實際的幻象。之後，在他發現讓他舒心的諾斯勳爵之前，他要麼不喜歡，要麼就鄙視每位首席大臣，要麼就過渡到產生一種依賴；因為他有權在一定範圍內任命或罷免這些大臣，他搖擺不定的心態也造成了政府的動盪。因為皮特曾經離開威爾斯親王的圈子，轉而為喬治二世效勞，因此喬治稱他「心腸歹毒」，是「真正的草叢中的蛇」，並發誓，其他大臣「如若忘恩負義，定會遭到懲罰」。他經常向比特坦白懺悔，說對自己有些不信任別人，做事優柔寡斷，因而備受折磨，但與此同時，他也深信，自己秉持正義，這就使他形成了一個基本看法，認為他的願望是最好的，任何不同意他的看法的人都是流氓無賴。本著這樣一種心態，他不可能去理解或者試著去理解桀驁不馴的殖民地的想法。 英國政府的一個弱點是缺乏凝聚力和集體負責制的概念。國王任命個人為大臣，這些人在奉行自己的政策理念時通常不與同事協商。因為政府是由國王組建的，要想擔任某一職位，必須首先為國王效勞並獲得他的青睞，而事實證明，在喬治三世手下工作要比在那些在國外出生的思維有些遲鈍的第一批漢諾威人手下工作更加困難。在一定限度內，君主就是首席行政長官，任命儘管並不單純取決於皇室的喜好，但他有權選擇自己的大臣。首席大臣及其同事必須獲得選民的支持，在這個意義上，即使沒有一個政治黨派，他們也必須贏得議會多數，以此制定和批准政策。雖然這一點已經不是問題，但喬治三世在其統治的第一個10年中想法總是飄忽不定，時常情緒化地行使選擇權。結果，在各派係為爭權奪利而斗得你死我活的鬥爭中，這種情緒化行為除了培養出個人之間的仇恨外，還往往導致政府動盪不安。也就是在這10年，英國逐漸培育出與美洲衝突的萌芽。 內閣就像是個鐵打的營盤，成員不斷變換，卻沒有明確的政策指明方向。內閣首領被稱為首席大臣；自擔任這一職位達20年之久的羅伯特·沃波爾爵士以來，反對使用「首相」這一頭銜就成為一種遺產保留至今，主要也是擔心權力重新集中到一個人手上，格倫維爾稱這種做法「令人作嘔」。就其行使的功能而言，該職位應該源於財政大臣。內閣成員由五六個人組成，除了首席大臣之外，還有分別處理國內及外交事務的兩位國務大臣，負責法律的上議院大法官，以及樞密院議長。樞密院成員並不固定，主要由現任大臣、前任大臣及重要官員組成。海軍大臣由於職位重要，有時也是內閣的核心成員，不過也並非總是如此。陸軍的戰爭部長不是內閣成員，其軍需部長控制薪酬及補給裝備，是政府各部門中最有油水的職位，但在政策委員會中沒有代表。在1768年之前，沒有哪個部門專門負責管理殖民地事務或執行與殖民地有關的政策。從務實的角度出發，殖民地事務由貿易和種植園委員會負責；也是出於同樣務實的考慮，一直與大洋彼岸的美洲保持聯繫的海軍負責執行對殖民地的政策。 上議院初級議員、副國務大臣、委員會及海關特派員等負責日常事務，向議會提供建議並起草法案。這些公務人員，低至文員，都是通過贊助以及官員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任命的，連殖民地總督及工作人員和海軍部在殖民地的官員也毫不例外。官員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將統治階級緊密聯繫起來，成為一張無形的網，常常對政府的職能造成損害。這一點並非沒有人注意到。紐卡斯爾公爵為了確保選票，曾請求海軍上將喬治·安森任命一位不合格的議員作為他的參謀，在慶祝環球航行之後成為首席海軍大臣的安森直陳這種行為對海軍的危害，他說，「我現在必須請求諸位大人，你們應該認真地考慮一下，如果海軍對各個選區頻繁推薦的人選來者不拒，那麼你們的艦隊將會是什麼情況」；「與在下議院失去選票的後果相比」，這種做法「對政府的危害更甚」。 在17世紀，歷經革命、內戰、弒君、復辟及第二次罷黜王權等殘酷的鬥爭之後，議會終於贏得了凌駕於大臣和國王之上的權威。在外來的漢諾威家族的統治下，各方最後偃旗息鼓，度過了一段平靜期，在這期間，下議院已經不再為了維護偉大的憲法的威嚴而爭論不休。它已經逐漸成為一個或多或少令人滿意的、比較穩定的團體，其成員的席位取決於官員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以及由各家族所控制的「腐敗」選區；他們用金錢操縱選舉，政府用授予職位、給予利益以及直接支付金錢的方式對他們進行關照，而作為回報，他們也在投票中積極支持政府政策。據統計，在1770年，下議院中有190位成員在政府中擔任報酬豐厚的職位。儘管這一腐敗的制度經常備受詬病，但由於其觸角無所不及，人們也司空見慣，因此並沒有人覺得有所不安。 議會成員並不屬於有組織的政黨，也沒有明確的政治原則。他們來自不同地方、社會的不同階層，經濟狀況也不同：鄉村紳士，城市中的商人階層；來自蘇格蘭的45名成員都是西印度的種植園主，依靠他們在海島的收入生活，住在英國的家中。在下議院的558名成員中，大多數都是這種情況。從理論上講，成員們分為兩種：各郡或縣的騎士，其中每個縣一般選兩人；另外就是代表選區的自由民，這裡的選區指的是根據憲章授權在議會擁有代表權的任何城鎮。要成為騎士，必須擁有每年價值600英鎊的土地，因此，只有富豪士紳或者貴族子嗣才有這樣的實力。從利益方面與他們結合起來的是來自較小選區的成員，因為他們擁有的選民實在太少，所以成為收買的對象，或者因為他們微不足道，被當地大地主玩弄於股掌之中。他們一般選擇依附於富豪士紳，因為後者能夠代替他們在威斯敏斯特進一步提升權益。因此，擁有土地的富豪士紳或郡縣派別是下議院中最大的團體，聲稱代表民眾意見，但事實上，只有大約16萬選民參與了他們的選舉。 較大的城市行政區幾乎都實行了民主普選，並舉行了競爭激烈、粗暴吵鬧的選舉。最後當選的成員有律師、商人、承包商、船東、陸軍和海軍軍官、政府官員以及在與印度的貿易中大發橫財的商人。雖然這些人在他們自己的圈子中頗有影響力，但所代表的選民數量少，幾乎不超過8.5萬人，因為在國家層面上的政黨設法剝奪了大部分城市人口的公民權。 據估計，大約有一半的席位可以通過贊助的方式進行買賣，諾斯勳爵在1774年換屆選舉時給財政大臣的指示中就曾對此有過生動的描述。他是要通知控制著康沃爾六個席位的法爾茅斯勳爵，諾斯同意以每個席位2500英鎊的價格由他提名填補3個席位；而且，「萊格先生只出得起400英鎊。如果他要得到洛斯特威西爾，就得花費公眾2000幾尼[5]。加斯科因如果付1000英鎊的話，應該會遭到特萊格尼的拒絕」；還有，「告訴庫珀，對埃奇庫姆勳爵的（5）個席位，你答應每個支付2500英鎊還是3000英鎊。我打算付給他1.25萬英鎊，但是他非要1.5萬英鎊」。 政治上的贊助人有時依靠上議院貴族通過家族團體的方式控制著多達七八個席位。上議院成員，儘管由於意見分歧針對某些問題往往會根據自己的理念投票，但一般而言，還是根據贊助人的指示協同行動。各縣的騎士選舉由於選民眾多，任何贊助人都無法控制，還有三四十個行政選區並不是通過財產多少來控制的，因此這些騎士將自己視為鄉村黨。17世紀的保皇黨在被中央政府流放後，遺留下的保守思想現在已經變得日益執拗。各縣由於已經習慣了地方政府的管理，對來自倫敦的干涉極其反感，並在原則上藐視首都及王室，當然，這也與輝格黨大臣們的支持不無關係。各縣的成員，不屬於任何黨派，不追隨任何領袖，不謀求任何頭銜或「官位」，只為他們自己的選區服務，因此在投票時只考慮自身利益及他們自己的信念。一位約克郡的議會成員在一封信中寫道，他「在下議院一動不動地坐了12個小時，但我對此相當滿意，因為從雙方唇槍舌劍的爭論中，我可以通過投票行使一些權力，清楚地表達我的意見」。只要有足夠的票數，獨立思考的人就能打敗那些金錢遊戲。 喬治·格倫維爾上任伊始關心的主要問題，是英國的財政償付能力。由於簽署了《巴黎和平協議》，他現在能夠將陸軍從12萬人減少到3萬人；他還大幅削減船塢設施及維護費用，以犧牲海軍為代價發展經濟，但當需要以行動來檢驗時，此舉就引發了嚴重的後果。與此同時，他還準備通過立法對美洲貿易徵稅，也並非沒有預料到所可能引發的牴觸情緒。由於殖民地在議會沒有代表權，因此一些代理或說客被保留在倫敦代表他們的利益，但這些人通常就是議員本人或與政府有聯繫的其他人。理察·傑克遜（Richard Jackson）是一名傑出的議員，也是一位商人和律師，在不同的時間分別擔任過康乃狄克州和賓夕法尼亞州、馬薩諸塞州和紐約州的代理，還是格倫維爾的私人秘書。他在給富蘭克林的信中寫道，「殖民地的任何朋友想要接觸什麼部門，我幾乎都有渠道，但我並不清楚我所做的努力有多少是成功的。」他和他的同事們面對種種漠不關心的態度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讓倫敦的官僚及民眾了解殖民地人民的心聲。 除了傑克遜這個渠道以外，格倫維爾還定期與殖民地的總督及北方殖民地的海關總檢察官保持通信，在他起草執行關稅的法案之前，總要徵求後者的意見。英國已經很久沒有對美洲殖民地徵稅了，現在一旦強制收稅，美洲人勢必要進行抵制，這早已不是什麼秘密。1763年11月，格倫維爾初步命令海關官員全額徵收現有關稅，馬薩諸塞州總督弗朗西斯·伯納德（Francis Bernard）在報告中說，這一命令在美洲引起「極高的警惕」，6年前法國逮捕福特·威廉·亨利（Fort William Henry）時都沒有產生這樣的後果。為鄭重起見，貿易委員會曾被要求提供建議，即通過什麼樣的「讓殖民地最易於接受、最簡單易行」的方法，才能讓他們甘心情願地為「文職人員及軍事機構」的支出貢獻力量。由於找不到讓殖民地坦然承擔重負的方法，而格倫維爾又早已下定決心，他們可能並沒有期盼一個正式答覆。 如果未來的麻煩並未令政府部門寢食不安，那是因為格倫維爾已經講得相當明白，「沒有人希望徵稅」，而且無論如何，他已經下定決心，美洲能夠並且應該為它自己的管理和防禦開支埋單。他的兩個國務大臣哈利法克斯伯爵和埃格蒙特伯爵，勸阻不了他。哈利法克斯勳爵在23歲時繼承爵位，而他迎娶的妻子從她經營紡織品的父親那裡為他帶來11萬英鎊的巨額財富。鑒於這些條件，他擔任了皇室侍寢官和狩獵主管，以及其他一些有名無實的王室職位。後來，由於政治的風雲變幻，他擔任了貿易委員會主席，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成立之際，正好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該省省會。人們認為他膽小懦弱但和藹可親，酒量驚人；由於患有早期衰老症，他在任職於其侄子諾斯勳爵的第一屆內閣時去世，享年55歲。 在那個年代，大量飲酒往往令人壽命縮短，能力下降。即便是受到人們普遍敬仰愛戴的格蘭比侯爵也難逃劫數，他在1766—1770年擔任英軍總指揮官，是一位擁有崇高品格的高尚士兵。霍勒斯·沃波爾曾說，「由於嗜酒成性，他在49歲時就過早地離開了人世。」查爾斯·詹姆斯·福克斯自己本身並不太愛喝酒，在1774年的大選中，曾抱怨在拉票期間不得不招待別人。一個下午來了8位客人，從3點待到10點，喝了「10瓶白酒、16碗潘趣酒，而每碗潘趣酒相當於4瓶白酒」，相當於每人喝了9瓶白酒。 格倫維爾的另外一位國務大臣埃格蒙特伯爵是他的姐夫，與他被稱為「驕傲的薩默塞特公爵」的祖父十分相像，無能又傲慢。一貫冷酷無情的賀拉斯評論說，「他驕傲自大，用心不良，出身高貴……（但）既沒有業務知識，也不具備在議會處理事務的能力」，可謂是個複合體，另外據說還不值得信任。他看不起美國人，但是就在《收入條例》的起草階段，他因為暴飲暴食（根據沃波爾的說法）中風而一命嗚呼，從而沒有處理美洲事務的機會。 他的繼任者是桑威克（Sandwich）伯爵，前後都擔任過海軍首席大臣，只是跟他在氣質上有所不同。桑威克精神飽滿，脾氣溫和，但腐化墮落，利用手中的海軍任命權及供應補給謀取個人私利。雖然他既不是外行，也勤奮能幹，對建立海軍艦隊熱情有加，但他營私舞弊的積習難改，這令船塢建設成為醜聞，提供補給的人員欺上瞞下實施詐騙，所造船隻也經不起風浪。而海軍的情況在英國與美洲殖民地開戰時暴露無遺，以致上下兩院都對他投了不信任票。社交方面，他與達什伍德「地獄之火」俱樂部的社交圈過從甚密，整日沉迷於賭博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因為忙於賭博而常常把肉片夾在兩片麵包中間食用，從而在西方世界流傳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快餐，就叫三明治（Sandwich）。 在這些大臣們的支持下，議會緊鑼密鼓地籌備收入條例，並在這種沒有議會法案的情況下採取了一項並未達成一致意見的措施。1763年的公告禁止白人在阿利根尼山脈以西定居，將這些土地留給了印第安人。之所以發布這則公告，是因為兇猛的印第安人曾發動被稱為「龐蒂亞克叛亂」（Pontiac’s Rebellion）的起義，戰火從五大湖區蔓延到賓夕法尼亞各部落，他們還一度威脅要將英國人從該區域趕出去。因此，發布該公告的目的就是防止殖民地侵占印第安人的狩獵場所，防止再次激怒印第安人而發動戰爭，以此安撫他們的情緒。另外一次印第安人起義，除了要求增加英國可能負擔不起的開支與之對抗外，可能只是向法國人施放的煙幕彈。上述動機的背後，是想要把殖民者限制在大西洋海岸，在那裡他們可以繼續進口英國貨物；另外，防止債務人和探險者越過山脈，在美洲中心地帶沒有英國王權的地方建立定居點。由於這裡遠離海港，他們勢必得自己生產製造必需品，那正應驗了貿易委員會的可怕預言，「將對英國造成無窮的損害」。 但是，殖民者根本不歡迎公告，因為，為了獲取利益，或者就像喬治·華盛頓和班傑明·富蘭克林那樣，為了獲得橫貫山脈的土地經營權進行投機，他們早就組建了股份公司鼓勵並推動移民。對於那些焦躁不安的自耕農來說，這種干涉令他們非常氣憤。經過一個半世紀艱難困苦的努力，他們終於將這一片片荒原開墾出來，這是他們用斧頭和步槍所征服的土地，而現在，遠在大洋彼岸由身穿綾羅綢緞的貴族所組成的政府說自己有權阻止他們占有這片土地，他們怎麼能夠答應呢？他們在公告中沒有看到有關保護印第安人的條款，只有英國政府一系列腐敗的計劃，而根據這些計劃，政府將大片王室土地授予國王寵幸的大臣。實際上，殖民者自己的志願軍在龐蒂亞克叛亂中與印第安人浴血奮戰，戰鬥力遠非英國紅衣軍團可比。 相互認識應該能夠相互了解，而在同一戰壕中並肩戰鬥能夠鍛造同胞情感，然而在「七年戰爭」中，常規軍與各殖民地的地方部隊之間的接觸卻產生了相反的結果。在戰爭開始之際，他們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彼此有好感，但在結束時，這種好景已不復存在。殖民地民眾對英軍的言行充滿憎恨，因為後者諂上欺下，軍官們不屑與殖民地同級軍銜的軍官協商，他們過分注意整潔、閃亮的儀容（英國部隊每年使用6500噸麵粉用來漂白士兵的假髮和馬褲），英軍將最高指揮權延伸到殖民地地方部隊，官兵普遍對殖民地軍民頤指氣使。在這種情況下，憎恨是很自然的，也是可預見的。 另一方面，英國對殖民地士兵不屑一顧，這是在那個年代最奇怪、最深刻也最傷害感情的誤判，並由此導致了雙方的衝突，而後者最終在法國的幫助下，迫使英軍繳械投降。沃爾夫將軍32歲時就攻占了魁北克，並戰死沙場，成為英國英雄，他怎麼能稱那些與他並肩戰鬥的遊騎兵為「宇宙中最糟糕的士兵」呢？在另一封信中，他補充說，「美洲人總體上是最骯髒、最可鄙、最懦弱的狗，你把他們想得多麼壞都不過分……他們不會真正增加部隊的實力，反而會成為揮之不去的負擔。」所謂骯髒，肯定是將在叢林野地中摸爬滾打的遊騎兵與帶著白色假髮的英國紅衣軍團相比而言的。鮮亮絢麗的外觀已經成為歐洲軍隊的標準，成為人們判斷部隊好壞的基礎。傑弗里·阿默斯特（Jeffery Amherst）爵士對遊騎兵「評價很差」。而沃爾夫的繼任者詹姆斯·默里（James Murray）將軍則宣稱，美洲人「非常不適合戰爭，並且對戰爭極不耐煩」。另外一些曾在美洲叢林和營地中看到過遊騎兵服役的人，稱他們不過是一群烏合之眾，膽小怕事，缺乏士兵氣概。這種判斷在英國本土日益被放大，並逐漸演變為愚蠢的吹噓，比如，國王的侍從武官托馬斯·克拉克（Thomas Clarke）將軍當著班傑明·富蘭克林的面就說，「只需帶領1000名近衛步兵，他就能夠從美洲一端行進到另一端，一方面通過武力，另一方面通過哄騙的方式，就能將所有男性閹割完畢」。 之所以出現致命的誤判，一個可能的原因在於，英國職業軍人的部隊服役經歷與本土鄉民不同，後者根據合約而由他們當地的議會招募起來，在一段的時間內、根據事先講好的報酬和供應情況執行明確的任務。當所有這些條件不復存在時——這在所有戰爭中都是必然會出現的情況——殖民地部隊就會猶豫不前，拒絕履行義務，而如果他們所抱怨的條件沒有得到滿足，他們往往不假思索，扭頭回家，並不是一個人偷偷地開小差，而是集體正大光明地對毀約行為進行抗議。而輕騎兵、輕龍騎兵團和近衛步兵第一團沉浸在所屬軍團的自豪和傳統之中，自然很難理解這種行為。英軍指揮官試圖應用戰爭規則和章程；殖民者都是頑強的平民軍人，他們意志堅定地認為，沒有什麼東西能夠將他們轉化為正規軍，並固執己見地拒絕英軍指揮官的要求，在必要的時候甚至集體逃亡。就這樣，人們從此認為他們都是一群烏合之眾。 這種感受的另外一個原因在於，作為英國國教的聖公會要在新英格蘭建立一個主教轄區。由於宗教在鼓動人們的憎恨和敵意方面具有獨特的能力，因此其前景頗令美洲人感到懷疑。對他們來說，主教就是暴政的橋頭堡，是抑制良心和自由（這是新英格蘭人體驗最深、身體力行的東西）的工具，是通往羅馬天主教的隱蔽大門，更是支持等級制度的新的稅收來源。實際上，英國政府與教會不同，它並沒有打算支持一個獨立的美洲主教轄區。然而，「不要主教！」的呼聲就像「不要徵稅！」或後來的「不要茶葉！」那樣高亢有力。甚至因為《白松樹法案》，英國海軍的桅杆也成為衝突的來源。因為，為了將白松樹留下來製作桅杆，該法案禁止砍伐高大的樹木。 如果，在「七年戰爭」結束之際，英國能夠贊成通過重組建立一個統一的管理機構的決議，並由此成立一個美洲部門來關注殖民地事務並進行不間斷的管理，那麼可能就已經平息了這些五花八門的爭吵。時間緊迫；還有一大片新的領土需要被納入；事實已經證明，殖民地形形色色的憲章麻煩重重。但需要並未得到滿足。比特勳爵邪惡不公，隨後又操控其同僚和對手，無暇顧及殖民地事務。帝國的各種棘手問題被留給了貿易委員會去處理，而僅在1763年一年之中，該委員會大臣就走馬燈似的換了三任。 《收入條例》於1764年2月提交給議會，其所包含的條款註定要帶來麻煩。它減少了長期被忽視的對糖蜜所徵收的關稅，而該商品是新英格蘭貿易的支撐，但同時要求強制徵收每加侖3便士的新關稅；涉嫌違反該條例的人不在普通法法院接受審判，而要去位於哈利法克斯的一個沒有陪審團的特別海事法院，因為普通法法院的陪審團由不傾向於定罪的同胞組成，而該特別法庭的法官不容易被殖民地商人收買，這樣一來，被告需要長途跋涉到那裡為自己辯護。《收入條例》沒有掛羊頭賣狗肉，但宣稱，其目的是「為了在美洲募集收入，用於支付美洲的防禦、保護美洲人民的政策開支」。這就是它的危險信號。然而，事實很明顯，儘管美洲人會斷斷續續、或多或少地承認國王規範貿易的權力，但他們執意認為，除了他們自行收稅以外，任何人都無權為提高收入而向他們徵稅。更有說服力的理由是，他們怕貿易會一蹶不振，因為長期以來，在關稅不過是空中樓閣的情況下他們還有利可圖，而現在強制徵收每加侖3便士的關稅，則毫無利潤可言了。 殖民地在英國的代理人早就指出，貿易下滑對英國沒有任何好處；他們堅持認為，儘管商人可能會「悄悄地默許」兩便士[6]，但是對糖蜜的關稅如果超過每加侖1便士則令人無法容忍。在美洲，馬薩諸塞州和紐約州議會早就對違反他們徵稅原則的「自然權利」表示了強烈的不滿，並敦促康乃狄克州和羅得島州與他們一道，抗議「對這些殖民地的和平造成致命創傷」的行為。就像他們的錢袋受到真正威脅那樣，他們強烈抵制這些原則，因為他們相信，一旦接受了議會徵稅的先例，就等於打開了通往未來稅收及其他不公平稅款的大門。然而，在這一階段，殖民地的意見並未被詳盡地匯報給倫敦當局，或者，倫敦方面並未認真加以對待。 貿易委員會將關稅定為3便士，議會於1764年4月頒布了《收入條例》（就是後來眾人所知的《食糖法》[7]），只有一位出生在波士頓的名叫約翰·哈斯克（John Huske）的議員投了反對票。 議會宣布隨後將出台《印花稅法案》，上述《食糖法》帶有始料未及的缺陷，不過目前尚未表現出來。這絕非意在折磨美洲人的可怕方案，只不過是英國多如牛毛的稅收之一，但就一部《印花稅法案》，就要對信件、遺囑、契約、出售票據以及其他郵寄或法律文件徵收賦稅。在此之前，格倫維爾曾事先發出通知，因為他確實意識到議會對沒有代表權的臣民進行徵稅這一權利存在潛在問題，他自己認為這一權利是毋庸置疑的，並且他希望「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使之成為議會的一個問題。在那個疲於戰爭的年代，英國政府的一個前提便是，其所制定的政策要被廣泛接受，不要去叫醒正在沉睡的狗，這也是各方永恆的「共識」。格倫維爾並不太關心殖民地的反應，他不想對看起來很可靠的議會造成干擾。他在《收入條例》中提請人們注意《印花稅法案》，或許是希望通過頒布該法案來確立議會徵收歲入稅的權利，而同時又不引起軒然大波，或者他可能打算暗示殖民地要他們自行徵稅，儘管他隨後的行動並未證實這一點。另外一個更加老謀深算的動機可能是，他非常清楚，這一公告將煽動殖民地的抗議浪潮，如此一來，議會就會團結一致，同仇敵愾，共同維護君主的權威。 呼聲此起彼伏，甚囂塵上，但當英國方面聽到來自殖民地的呼聲時，它已經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在將國內每隻熟睡的狗都喚醒的事件，也就是威爾克斯事件（the Wilkes case）。並不是約翰·威爾克斯轉移了人們對美洲的注意力，因為根本就沒有可以轉移的東西。1763—1764年間所採取的措施並非不切實際，措施本身也並不愚蠢荒唐，但是在制定這些措施時，政府並沒有考慮到措施所實施的對象的素質、秉性以及他們關心的首要問題。殖民者並不是一群頭腦簡單舉止粗野的「原始人」，而是具有英國血統、意志堅定、勇於進取、開拓創新的一些持不同政見者的後代。本質上還是態度問題。不僅在行動上，更重要的是在思維方面，英國還是一派帝國作風，認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統治者。而殖民地人民則認為自己與英國是平等的，討厭來自英國方面的干預，對來自大洋彼岸的每一縷暴政之風都嗤之以鼻。 自由是那個時代最為強烈的政治訴求。人們不喜歡政府；雖然倫敦街頭經常發生襲擊和搶劫事件，但人們仍然極力反對建立警察部隊。在1780年的戈登暴亂中，暴力活動猖獗，到處硝煙四起，哀鴻遍野，隨後幾天，謝爾本勳爵提出，到了建立有組織的警察部隊的時候了。但人們認為，他這一提法只適用於法國的專制主義。而人口普查的想法更被指責為是侵入家庭私有領地，令人無法忍受。向收稅員提供信息的行為則早在1753年就遭到議會某一議員的譴責，認為「完全顛覆了英國的最後一絲自由精神」。如果有任何官員要求他提供家庭及家人的信息，他會斷然拒絕，如果該官員堅持己見，他將把他扔進飲馬池。正是諸如此類的情緒，鼓舞並推動著人們對有關稅收及威爾克斯事件迸發出熾烈的熱情。 威爾克斯事件演變成為令人擔憂的嚴重的憲法問題，對美洲而言該事件的重要性在於，美洲由此在「自由」事業中有了自己的盟友。因為由威爾克斯所描繪的議會權利與美洲的權利，都被視為自由問題，那些在該事件中反對政府的人後來成為美洲事業的朋友。約翰·威爾克斯本人就是議會成員，是一個機智而又粗俗的花花公子，因為惡言不斷而臭名昭著。1763年，他在自己創辦的雜誌《北方英國人》中大肆抨擊在「七年戰爭」中與法國簽署的和解協議的條款，並攻訐國王喬治三世。隨後他因為煽動性誹謗而被以一紙空白搜查令逮捕，囚禁在倫敦塔中。鑒於他擁有議會特權，首席法官普拉特（即未來的卡姆登勳爵）下令將其釋放。政府以多數票將他驅逐出下議院，他逃往了法國。而在英國，他因為誹謗國王以及私下發表有關婦女的色情文章而被缺席審判。他以前的朋友桑威克勳爵在上議院堅持一字一頓地朗誦他的猥褻性文章。 這些關注證實了威爾克斯的罪行，他由此被宣判驅逐出境；與此同時，無須再為這個人辯護的議會反對派齊心協力提出一項決議，宣稱用空白搜查令逮捕威爾克斯為非法行為，就此引發了一場危機。該決議以14票的微弱劣勢被政府多數派擊敗了，但投票結果表明，當議會意識到權利有可能被濫用的時候，贊助體制將變得脆弱不堪。國王怒不可遏，命令格倫維爾解除在皇室內府或政府部門任職的所有心懷不軌的選民的職位，這導致了力量日益壯大的反對派中堅力量的出現。喬治三世終究不是一位精明狡猾的政治家。 2.「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1765） 1765年，喬治·格倫維爾通過了《印花稅法案》。歷史學家麥考利在號召建立歷史的豐功偉績時聲稱，人們直至「地老天荒」也不會忘記這件事。他寫道，這項法案註定要「引起一場偉大的革命，並對全人類產生持久而深遠的影響」。他指責格林維爾沒能預見到這些後果。這有些事後諸葛亮；可即便殖民地代理人也做不到這麼先知先覺。但是當時英國人掌握的信息應該足夠讓他們預見到，北美殖民地上的人民會堅決抵制這一做法，英國人將陷入嚴重的困境。 《倫敦紀事報》及其他幾份報紙收到了從北美發來的報告並予以發表，這些報告講述的都是殖民地人民如何痛恨《食糖法》，如何仇視《印花稅法案》。在馬薩諸塞州、羅得島州、紐約州、康乃狄克州、賓夕法尼亞州、弗吉尼亞州和南卡羅來納州，人們舉行了盛大的抗議遊行，每個州都堅決主張擁有自行收稅的「權利」，認為議會沒有收稅的權利。命運多舛的馬薩諸塞州副總督托馬斯·哈欽森（Thomas Hutchinson）揭露了英國政府固有的荒謬立場，但他本人卻將在他所管理的殖民地遭受本不應由他所承受的痛苦。他寫了一本專著，寄給遠在倫敦的英國政府。他在這本專著中指出，收稅行為實在荒唐之至，因為英國從與殖民地的貿易中獲得的利潤遠比通過稅收帶來的收入要多得多；而收稅這種惡意的行為，將會危及雙方之間的貿易。哈欽森實在是一個悲劇人物，兩面不討好。在北美大陸，他受到誹謗中傷，而英國方面又不待見他，這使他很早就認識到了英國的荒唐行徑。這一點在其他人看來也顯而易見。班傑明·富蘭克林在自己的備忘錄中寫道，「儘管美國人現在崇尚英國人的做事風格，模仿他們的風俗習慣，迷戀英國進口的商品」，但「接下來他們就會對這一切心生厭惡。貿易將要遭受重創，遠甚於稅收的損失」。他還加了一個竟然被英國政府奉為圭臬的觀點：「你有權去做的事，不一定非得去做。」這句話實際上成為伯克後來的論點：當表述不合事宜時，則不必表述原則。 由於從北美殖民地向東橫渡大西洋至少需要4到6周時間，而向西所需時間則更長，因此等到抗議的消息和請願書到達倫敦時，格倫維爾已經在籌備《印花稅法案》了。為了阻止這項法案出台，四位殖民地代理人急切地等待與他商議。他們是班傑明·富蘭克林、理察·傑克遜、下院議員兼馬里蘭州和南卡羅來納州的代理人查爾斯·加思，以及新近從康乃狄克州來的賈里德·英格索爾。討論的焦點在於用什麼辦法來替代向殖民地徵稅。格倫維爾問他們是否能說一說每個州打算增加多少稅收，但幾位代理人由於沒有這方面的信息，無法做出回答。其實格倫維爾並非真要他們給出答案，他想要的只是議會從今以後擁有向殖民地徵稅的權利，因此也沒有繼續追問這個問題，而對代理人們提出的關於稅收額度的問題也故意含糊其詞。 一開始還有一個可行的替代方案，如果英國向殖民地徵稅的目的純粹是為了殖民地的防禦經費支出（而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那麼它可以並且應該讓殖民地自行徵稅。殖民地也已準備好了對此做出積極回應。1764年，馬薩諸塞州議會請求總督弗朗西斯·伯納德召開特別會議，授權殖民地自行徵稅，而不是坐等英國議會來徵稅。然而，總督儘管也傾向於這一做法，但卻拒絕這麼做，因為他覺得如沒有格倫維爾的具體要求，這樣做也無濟於事。賓夕法尼亞州也指示其駐倫敦代理人表示，如果英國按照正當的程序要求殖民地繳納一定數額的稅收，該州也願意提高收入。按照代理人查爾斯·加思的話說，「大多數殖民地已經表示，從今往後，只要宗主國有適當的要求，他們願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殖民地也同樣明確表示，反對英國議會直接徵稅。負責起草《印花稅法案》的財政大臣兼下院議員托馬斯·惠特利問殖民地代理人，美洲民眾對徵稅可能會做何反應，他們回答說，這一做法既不合時宜也毫不明智。康乃狄克州的代理人英格索爾表示，在新英格蘭殖民地，人們對徵稅行為憂心忡忡；那些家財萬貫的紳士們早就說過，如果這一切真的發生，他們就將攜家帶口移居他國。惠特利不為所動，因為他曾堅決地表示，「有些稅收是絕對必要的。」他打算聽取更多英國駐殖民地代表的意見，而羅得島州的皇家總督史蒂芬·霍普金斯在一本公開出版的小冊子《被考驗的殖民地權利》中表示，「除非像其他自由臣民一樣，由殖民地議會自行徵稅，否則陛下的美洲臣民堅決反對英國議會向殖民地人民徵稅。」羅得島議會把這本小冊子寄給其駐倫敦代理人，同時還將一份請願書一併寄給國王，以表達該州的訴求。紐約州議會同樣在給國王和議會兩院的請願書中表達了「最誠摯的懇求」，即除了必要的貿易管控，英國議會應該「把向民眾徵收所有其他稅負應急的權力交給殖民地自己的立法機構」。 顯然，由英國議會直接徵稅的做法勢必遭到殖民地的堅決抵制。但是這一點卻為人們所忽視，原因在於這些有決策權的老爺們視英國為君主，而視殖民地居民為臣民，並沒有把美洲殖民地人民當回事。就連格倫維爾和他的同僚們自己都懷疑是否可以如此行事，因而想通過建立議會徵用權的方式來獲取稅收。由於無視所有的負面影響，這件事最終成為弄巧成拙的典型案例。格倫維爾始終沒有向殖民地下達「從今往後」可以自行徵稅的正式命令，反而因為拒絕了這項替代方案而開啟了北美大陸獨立革命的大門。 殖民地的請願未在議會予以聽證就遭到了拒絕，因為在英國方面看來，請願所涉及的是一項不容反對的財政議案。傑克遜和加思在議院發言中指出，「除非或者直到北美殖民地民眾在英國議會擁有代表權」，否則議會便無權向殖民地徵稅。後來成為衝突的關鍵人物的貿易委員會主席查爾斯·湯森德（Charles Townshend）起身回應，從而誘發了戲劇性的北美事件的第一波高潮。他說：「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就像我們親手撫育大的孩子，難道他們不應該貢獻綿薄之力來減輕我們肩上的沉重負擔嗎？」 曾在北美殖民地與烏爾夫和阿默斯特並肩作戰過的艾薩克·巴雷（Isaac Barré）上校是一位脾氣暴躁的獨眼退役軍人，他忍無可忍地跳起來說：「殖民地人民是在你們的關心下才成長起來的嗎？無稽之談！他們是被你們趕到美洲的。正是你們漠不關心，放任自流，才使他們生根發芽，茁壯成長。你們用武力保護過他們嗎？倒是他們以大無畏的精神拿起武器，為你們英勇抗敵。請你們相信我並且記住我今天說的話，當初激勵美洲人的那種自由精神將仍然激勵著他們，他們是珍惜自由的人們，一旦遭到侵犯，他們也會誓死捍衛自己的權益。但徵稅的議題太過敏感，我就不再多說了。」在英格索爾看來，巴雷激昂的言辭完全是出於即興的宣洩——「這番慷慨陳詞如此振聾發聵，同時又感覺意猶未盡。由於太過突然，整個議院都為之震驚，所有人都凝視著巴雷，沒有人回應。」這可能是第一次或許有少數幾個人意識到，英國在美洲殖民地的前景堪憂。 早在魁北克作戰時，子彈穿透了巴雷的一隻眼睛並在他臉上留下了無法抹去的傷痕，他就用這張滿是傷痕的臉「怒視」世界；而現在，他將成為捍衛北美殖民地權利的傑出人物之一，反對英國對北美殖民地徵稅的請願者中的一員。巴雷的祖先屬於胡格諾派新教徒，他出生在都柏林並在那裡的三一學院就學（該學院被托馬斯·謝里登的父親形容為「半是熊園半是妓院」）。在國王否決了他的晉升提名後，巴雷離開了軍隊。在同樣出生於都柏林的謝爾本勳爵的幫助下，巴雷當選為議員。因為堅定地維護美洲殖民地的權利，他和另外一位志同道合之士一起受到賓夕法尼亞州的威爾克斯——巴里市人民的永遠紀念。 第二次討論殖民地請願時，有人提出了更為具體的警告，康韋將軍對將殖民地的請願置之不理的行為提出了強烈的抗議，並提議對此進行聽證。他說：「只有從殖民地代表的口中，我們才能了解到殖民地的情況，以及強行徵稅可能會產生的致命後果。我們難道還有其他渠道嗎？」他的提議理所當然地遭到了大多數受過良好教育的議員的拒絕。作為一名職業軍人，他似乎第一個察覺到了可能會出現嚴重的後果。康韋將軍有一位表弟及密友叫賀拉斯·沃波爾（Horace Walpole），此君相貌堂堂，可親可敬，由於在威爾克斯事件中投票反對政府而讓皇室懷恨在心，不僅被罷黜了官職，而且連賴以謀生的軍團指揮官職務也一併被剝奪；不過，他拒絕接受朋友的資助，並與巴雷、理察·傑克遜以及謝爾本勳爵一起加入了一個行動核心，開始反對英國政府的美洲政策，而且還經常在謝爾本家裡碰頭，密商國事。 時年32歲的謝爾本（Shelburne）伯爵是威廉·皮特的學生中最有能力的人，而且是繼威廉·皮特之後最有獨立見解的大臣，這可能是因為他從來沒有在威斯敏斯特公學或是伊頓公學受過教育，儘管他曾說過，他早期在愛爾蘭的教育「在極大程度上被忽視了」。由於他看起來太過聰明，而且又是「耶穌會」成員，同僚們對他敬而遠之，並不甚信任。但又因為用得著他的才幹，因此他從未長期賦閒在家；儘管不受信任，但他還是在1782年成為首相併趕上締約談判的時機，確認北美殖民地的獨立。同僚們不喜歡謝爾本的原因，或許是由於對他的一些想法深感憂慮；他總是有些憤世嫉俗，所提出的政策往往過於激進。他曾投票反對驅逐威爾克斯，贊成解放天主教徒，支持自由貿易。與伯克大相徑庭的是，他在法國大革命爆發時公開表示支持。 雖然謝爾本在愛爾蘭和英格蘭擁有大量租金賬簿，並且還是身在海外的愛爾蘭最大的地主之一，但是按照傑里米·本瑟姆（Jeremy Bentham）的說法，他卻是唯一一位不懼怕人民的大臣；而且，在迪斯雷利（Disraeli）看來，他還是第一個意識到中產階級正變得日益重要的人。他處處遵循貴族風格，請一位叫布朗的能工巧匠對其在鄉下的莊園進行綠化，並請羅伯特·亞當設計他位於城裡的房子；此外，還好幾次請約書亞·雷諾茲為他畫像。謝爾本的與眾不同遠不止這些，他平生還收藏了大量圖書、地圖和手稿，在他去世後光是這些藏品的拍賣就持續了31天。在議會的特許下，謝爾本還為國家購買了大量歷史文獻。像皮特和伯克一樣，謝爾本輕而易舉地就察覺到，對北美殖民地採取脅迫態度極不明智並毫不遲疑地提出了警告。 《印花稅法案》是第一個直接向殖民地徵收的賦稅，在第三次對此進行審閱時，該法案以249票對49票獲得通過，這符合通常的5∶1的絕對多數。而對這多數人來說，按照賀拉斯·沃波爾的說法，他們對該法案「知之甚少……並且也沒怎麼仔細傾聽個中詳情」。那些職業政客對此心知肚明。用惠特利的話來說，該法案是本次會議的「偉大舉措」，因為它從此確立了議會向殖民地徵收國內賦稅的權利。他的同僚，副國務大臣愛德華·塞奇威克承認，面對北美殖民地各州的強大抵抗，這是有意為之的，「因為在北美各州看來，該法案的目的就是通過一個新的法律文件確立英國對殖民地徵稅的權利」。 北美殖民地民眾普遍做出了強烈的反應。因為《印花稅法案》不僅要在所有的印刷品以及法律和商業文件上貼印花徵稅，就連船舶入港證明、酒店營業執照甚至骰子和撲克牌也要徵稅。這就不僅只涉及新英格蘭了，而是觸及幾乎所有殖民地的所有階層的所有活動。《印花稅法案》再加上之前的《食糖法》使殖民地民眾深信，英國人計劃首先破壞殖民地經濟，而後使殖民地永遠被奴役。弗吉尼亞州下議院集會抨擊該法案，派屈克·亨利用臣子叛亂的史實提醒喬治三世別忘了愷撒和查理一世的下場。哈欽森寫道，當波士頓得知弗吉尼亞州的堅定立場後，「所有人都萬眾一心」，哈欽森寫道，對他們表示支持，並確信，「如果印花稅法案實施的話，我們都將成為奴隸。」「自由之子」組織的成員在城市中聚集起來呼籲民眾進行抵制。各地民眾紛紛響應，全面參與運動，不僅發動暴亂，還劫掠並拆毀了稅官們的住宅，舉著印有稅官被絞死的畫像遊行，以逼迫他們辭職。因為忌憚這些警告活動，波士頓和紐波特的稅務官員到8月份便辭職了，因此當法案在11月份正式生效時，已經沒有任何稅務官員還敢待在辦公室里徵稅。 鼓動暴亂的人和小冊子的作者們仍然情緒高漲，從加拿大到佛羅里達的廣袤殖民地，儘管許多人並不清楚《印花稅法案》到底將威脅到他們的什麼利益，但該法案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有一位鄉紳的僕人在漆黑的夜晚不敢到牲口棚去，於是鄉紳問他：「你怕什麼呢？」僕人回答說：「怕印花稅法案。」埃茲拉·斯泰爾斯（Ezra Stiles）是一位傳教士，同時也是未來耶魯大學的校長，按照他的說法，在康乃狄克州，有3/4的人準備拿起武器反抗。對一些能夠收到通報的英國人來說，更令他們吃驚和感覺不祥的是，10月份，九個殖民地在紐約召開了反《印花稅法案》大會並達成協議。經歷了短短兩周半的爭論之後，各殖民地便聯合起來要求英國廢除《印花稅法案》，同時也同意不再糾結於內外部稅收之間惱人的區別。因為在整個殖民地的爭論中，始終都是圍繞兩種稅收，一是以貿易關稅形式徵收的「外部稅收」，這是可接受的；二是針對國內生產或加工過程徵收的「內部稅收」，這是不可接受的；這兩種稅收的區別幾乎成為爭論的焦點。 除了聲明和請願之外，最有效的抗議形式是被稱為「禁止輸入」[8]的聯合抵制行動。這項行動本來在反對《食糖法》時就已經啟動，現在被波士頓、紐約以及費城的商團所採納，意在切斷進口英國商品的渠道。這項號召迅速傳遍整個殖民地。婦女們帶著紡車來到官員的會客廳或政府所在地表示，她們在家裡生產的土布數不勝數，完全可以替代從英國進口的布匹。她們用亞麻布做的襯衫「質量上乘，完全可以給美洲最優秀的紳士穿」。到這一年年底，進口總額從上一年的約200萬英鎊驟減了30.5萬英鎊。 英國又該採取什麼補救措施呢？按照許多人的想法，此時應該給予北美殖民地一直想要的議會代表權，然後繼續徵稅。這樣做本可以一舉化解殖民地的反抗情緒。儘管引起衝突的要素還有很多，但沒有什麼能像錢那樣燃起人們的憤怒之火，而徵稅則是對北美殖民地民眾觸動最大的問題。他們已經為獲得議會代表權做了充分的準備，但事實上，他們在骨子裡並非真的想要這種權利。《印花稅法案》代表大會已經一致同意，宣布這一做法「不切實際」。 在關於代表權的所有討論中，被提及最多的是英國和美洲之間的3000英里距離，通過海路傳遞命令到執行命令往往要幾個月時間。但同樣的距離並不妨礙美洲民眾購買英國的家具、服裝和書籍，追趕英國的時尚，送孩子去英國上學，與歐洲的同行定期通信，遞送植物標本，接納各種觀念以及保持密切的文化關係。與其說「浩瀚兇險的海洋」是天然障礙，不如說殖民地民眾越來越意識到，他們真正想要的是更少的干涉和更多的自治。而在這之前，儘管殖民地人民並未考慮與大英帝國分離，更不用說獨立，但許多人並不想與英國有更緊密的聯繫，因為一想到英國社會的腐敗現象，他們就不寒而慄。約翰·亞當斯認為英國已經達到了與羅馬共和國相同的階段，「城市腐敗，毀滅的條件已經具備」。到過英國的美洲人對那裡腐敗的政治、惡俗的社會以及巨大的貧富懸殊現象深感震驚。富人們過著「窮奢極欲、花天酒地、富麗堂皇的生活」，而窮人則「極其悲慘又苦難絕望」。如此種種，令人驚詫之餘又心生厭惡。 在美洲民眾眼中，這種庇護制度是自由的敵人，極其危險，因為如果政府依靠金錢交易獲得支持，那真正的政治自由便是一紙空文。英國人是唯一已經獲得自由的民族；這些年來美洲殖民地人民各種爭論的關注點便是美洲人作為繼承人的使命感，即為人類培育自由精神，並永遠維護這一精神。人們認為議會中的殖民地成員可能早已被英國的頹廢所腐蝕，而且實際上也總是處於無能為力的少數派。還有一點十分清楚，如果殖民地在議會獲得代表權，他們便再沒有理由反對議會對殖民地的徵稅權了。美洲人比英國人更早意識到了這一點，而英國人著實從未認真考慮過接受美洲殖民地在議會擁有代表權，而這一舉列將會給自己帶來好處。 英國人的傲慢態度是另一個難以逾越的障礙，他們無法想像美洲人居然能與他們擁有平等的權利。《紳士雜誌》驚呼：「難道我們應該邀請那些粗魯的鄉巴佬，那些被我們流放的囚犯所產下的野種，還有那些舉止比莫霍克人好不到哪去的暴亂煽動者來占據我們聯邦的最高議席嗎？」《早報》則在報道中寫道，「美洲人是愛爾蘭人、蘇格蘭人和日耳曼人的雜種與罪犯和流浪漢結合的產物。」比社會歧視更嚴重的，是對殖民地居民會引發階級平等之趨勢的擔心，因為一旦允許殖民地在議會擁有代表權，那些同樣沒有代表權的英國城鎮和地區也會紛紛效仿，要求在議會擁有席位，這樣一來，就會破壞自治城鎮的財產權利，進而徹底顛覆整個制度。 英國人想出了一種所謂「實質代表權」的便捷理論來糊弄沒有投票權或代表權的廣大民眾。他們聲稱，議會中的每位成員都代表著社會大眾的整體利益，並非只代表某一個具體選區的利益；如果曼徹斯特、謝菲爾德和伯明罕在議會沒有席位，倫敦僅有6席，而德文郡和康沃爾郡卻有70席，那麼前者可能會心安理得地接受那些鄉下來的豪爽先生們作為「實質代表」。由於承擔著土地稅的重任，這些鄉下先生們總體上心甘情願地贊成向殖民地徵稅，並堅信應該維護議會的政治權威。 為避免爆發衝突，那些做事嚴肅認真的人們想出了一個方案，建議成立殖民地聯盟，隨後與英國建立某種形式的聯邦並且在帝國議會擁有殖民地代表。1754年，在聽取托馬斯·哈欽森意見的基礎上，班傑明·富蘭克林曾在奧爾巴尼會議（the Albany Congress）上提出了一個聯盟計劃以對付來自法國和印第安人的威脅，但並未得到採納。在《印花稅法案》危機期間，那些對殖民地負有管理責任並深恐與宗主國日益疏遠的人重又想起了這一提議。許多仁人志士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建議，主張對聯邦賴以存在的權利義務對等原則進行辯論，並藉此以合理的方式建立殖民地政府，確立最終解決方案。這些人包括富蘭克林本人，前任馬薩諸塞州總督、現任下院議員的托馬斯·波納爾，還有對美洲事務十分熟悉的貴格會商人托馬斯·克勞利，以及現任馬薩諸塞州總督弗朗西斯·伯納德。在稍後的1775年的危機中，波納爾抱怨說，政府中沒人重視他的意見，他以後不會再提意見了。弗朗西斯·伯納德曾制訂了一項包含97條建議的詳細計劃並呈送給哈利法克斯勳爵及其他顯貴，哈利法克斯回覆說，「這是他曾看到過的同類計劃中最好的一份，比其他計劃好得多」，然而之後卻再也沒有了下文。 班傑明·富蘭克林力勸他的英國同行，要認識到北美殖民地的成長與發展是不可避免的，不要妄圖通過法律手段限制殖民地的貿易和生產，因為自然擴張將會像狂風掃落葉般把它們拋進歷史的垃圾堆；相反，他們應該為建立一個橫跨大西洋兩岸美洲人與英國人享有平等權利的世界而努力，因為在這樣一個世界裡，殖民者將使他們的宗主國更加富裕，「使帝國擴張到地球的各個角落，並讓全世界都對它肅然起敬」。自提出奧爾巴尼聯盟計劃以來，這是個讓他著迷了很多年的燦爛遠景。許多年以後，富蘭克林在自傳中寫道：「直到如今我仍然認為，如果當初的聯盟計劃被採納，這對大西洋兩岸來說都將是件幸事。如此聯合起來的殖民地將有足夠的自衛能力，無須再從英格蘭調集軍隊了。當然後來的徵稅託詞以及由它引起的血腥對抗也都將得以避免。」富蘭克林最後感嘆道：「但是這種錯誤也並非前無古人，在歷史上，由國家和帝王所造成的錯誤實在數不勝數。」 幾乎就在《印花稅法案》頒布的同時，廢除該法案也成為英國的一大議題。因為「抵制英貨」行動使港口變得空空蕩蕩，託運人、碼頭搬運工以及工廠工人都無所事事，商人們損失了大把的鈔票，這使得英國從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抵制情緒中驚醒過來。在接下來的六個月里，《印花稅法案》成為新聞媒體的主要話題。在18世紀，由於人們熱衷於政治原則，從議會權利、無代表權徵稅的不公、「實質代表權」，到內外稅收，所有議題都會在各種評論、專欄和憤怒的來信中得到充分激辯。 貿易委員會委員索姆·傑寧斯（Soame Jenyns）公開出版的一本小冊子引起了巨大反響。傑寧斯認為，無論是徵稅的權利，還是為便利而實施徵稅權的做法，都是「毫無爭議，不言而喻的議題」，要不是因為論爭而有人「以傲慢無禮、荒誕不經的態度」對此加以質疑，根本就無須進行辯解。傑寧斯先生輕蔑地說，「英國人的自由」這一短語，最近已經被用來「作為褻瀆、猥褻、叛逆、誹謗和烈酒的同義語」，而美洲人認為未經他們同意便不能向他們徵稅的論點是「顛倒黑白，因為據我所知，還沒有哪個人是在徵得其本人同意後才被徵稅的」。 同賀拉斯·沃波爾一樣，切斯特菲爾德勳爵喜歡從局外人的角度觀察事物，正如他向其侄子紐卡斯爾所教導的那樣，他善於透過虛偽的表象直達事物的本質。他給紐卡斯爾的信中寫道，《印花稅法案》的「荒謬之處」在於，它就像是「一場惡作劇，明知無法行使某項權利，卻還大言不慚地堅持並維護這一權利」。他還寫到，即使印花稅得以實施，每年收上來的稅款亦不足8萬英鎊（政府的預測則不足6萬英鎊），這筆稅款遠不足以彌補英國在與殖民地貿易中所遭受的損失，即每年至少100萬（每年貿易額為200萬）。托馬斯·蓋奇（Thomas Gage）將軍是英軍駐北美殖民地總司令，他在11月的報告中透露了一個更加嚴峻的事實，即殖民地各處都掀起了反抗浪潮，「除非法案能強制通過，否則只有動用大規模的軍隊才能使法案得以實施」。英格蘭的紳士們還不敢想像與殖民地的這群暴民當面對峙的情境。 格倫維爾的《印花稅法案》所導致的危機一觸即發時，他自己卻離職了。由於格倫維爾老是喋喋不休地對國王闡述經濟政策，喬治三世早就不勝其煩，心生惱怒；而這次，格倫維爾所屬的派系更是利用1765年年初國王生病[9]的機會起草《攝政法案》，並且出於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將王太后的名字從中刪除了，這令國王大為震怒。喬治三世解除了格倫維爾的首相職務，但不幸的是，此時他尚未尋得一位大臣來接替格倫維爾組織內閣，而這位大臣應有足夠的能力和智謀來應對《攝政法案》所引發的衝突。不知所措的喬治國王只好求助於他的叔叔坎伯蘭公爵，後者擁有漢諾威家族所沒有的才幹，並享有崇高的威望。坎伯蘭公爵推薦威廉·皮特出任首相，但皮特卻拒不出山，人們也搞不清楚這位性格複雜又有些神秘的人物不願出任首相的原因。或許他早已下定決心要廢除《印花稅法案》，但又不確定自己能否把控局面；另外，他自知性格倔強，不易妥協；或者，由於身體的病痛並且時常遭受精神方面的折磨，他已有一年時間沒有參與政務，實在也沒有餘力。 有歷史學家曾指出，如果皮特1765年就執掌政府，接下來10年的情況可能會完全不同，但這只是建立在他在這10年里持續掌權的假設上，然而事實很快證明，這一假設是錯誤的。皮特誓不妥協的精神以及過分要求自治權的做法，在與美洲殖民地的衝突中無疑削弱了政府的力量。由於深孚眾望、一言九鼎，加之對下院的掌控能力無人能及，他成為彪炳史冊的人物，幫助建立起大英帝國，但卻沒能夠阻止美洲殖民地從帝國分離出去。 皮特是被切斯特菲爾德勳爵稱為「一個新式家庭」的次子，他的崛起得益於堅定果敢的性格及個人的真才實幹。他祖父被稱為「鑽石」皮特，是供職於東印度公司的富豪，脾氣粗暴，為人野蠻專橫，靠在印度做生意發家，並曾一度出任馬德拉斯（Madras）總督。使他成名的那塊鑽石後來被法國國王以超過200萬里弗的高價買下。在英格蘭，皮特家族獲得了威爾特郡有名無實的老薩姆選區，這使得威廉·皮特從1735年起便擁有了該選區的議席。皮特是在27歲時接替其兄長擔任該區議員，而其兄在將個人財富揮霍一空並疏遠了所有的朋友之後，「窮困潦倒」，只好遠遁他鄉，而且患上了間歇性精神病，「儘管沒有被限制自由，但也被迫過著一種隱居的生活」。不知是否因為祖父的遺傳，皮特的姐妹們也出現過精神失常狀況，其中一位不得不被關起來，另外兩位也或多或少被限制活動。 皮特從小到大一直都遭受著痛風病的折磨，這種病從他就讀伊頓公學時便令他痛苦不堪。這種病在青少年身上極為罕見，在那個年紀患上此病說明病情十分嚴重。反覆發作的疼痛症狀會引起痛風病人常見的暴怒脾氣，因而皮特不得不在他的馬車和轎子前部裝上緩解疼痛的腳凳和碩大的腳踢。 皮特在擔任軍隊的薪資主管時，盛傳他因為公然拒絕接受佣金或截留支付款項用來做個人投資而為其仕途帶來惡名，因為這兩種做法是當時擔任公職的人員獲得額外補貼的慣用方式。在「七年戰爭」中，皮特擔任國務大臣，與首相紐卡斯爾公爵共同指揮作戰，兩人各司其職，配合默契，因為紐卡斯爾知人善任，於是負責處理自己擅長的人事任免一類的事務，而將制定政策及作戰方針的權力完全交給皮特。 皮特深信，英格蘭註定要確立海上霸權地位，而其豐富的資源可以用來摧毀法國貿易及採購基地，從而在與法國的競爭中占據上風。為實現這一目標，皮特不遺餘力地動用資金和武裝力量，信誓旦旦地保證，甚至曾經說過，「我知道，我能夠拯救這個國家，而且我一己之力足矣。」就這樣，他重新組建艦隊，配備人員，招募英國人代替外國僱傭兵，把有氣無力的戰鬥轉變成為全國戰爭並取得一場又一場的勝利。在不列顛海角的路易斯堡，在布雷頓角、瓜德羅普島、泰孔德羅加、魁北克以及在歐洲的明登，在比斯開灣，海軍取得了一系列勝利，正如賀拉斯·沃波爾寫道，「由於害怕錯過某場勝利，我們每天早晨都要自問，剛剛又取得了什麼勝利。」在民眾的歡呼聲中，繳獲的法國國旗被懸掛到聖保羅大教堂，所需後勤補給不經討論便投票通過。皮特主導著同僚，而且，作為舉足輕重的下院議員，他還是公眾心中的偶像；因為他不慕虛名，人們對他大加崇拜，並且還認為，他就是公眾的代表。甚至連新英格蘭的人們都有這種感受，據埃茲拉·斯泰爾斯所言，那裡的人們已經將他「神化」了。1758年從法國人手中奪取的杜肯堡（Fort Duquesne）被重新命名為皮特堡（Fort Pitt），而該地以生產木材為主的小村莊則被命名為匹茲堡（Pittsburg）。 後來，他想要和另一個海上對手西班牙開戰，這樣一來就勢必要增加稅收，於是引起了人們的極大反抗；與此同時，新的國王下定決心要將紐卡斯爾輝格黨人驅逐出去，由自己掌握官員的任免權。在這種情況下，皮特無法繼續發號施令了。1761年離任時，皮特乘馬車從皇宮出來，周圍都是歡呼雀躍的人群，女士們則佇立在窗邊向他揮舞手絹，平民們則「圍攏到馬車前，與男僕握手，甚至親吻馬匹」。 自那以後，皮特由於桀驁不馴、傲慢自負而難以再被任用。皮特對幫派之間的鉤心鬥角不感興趣，因此沒有屈從於這個體制。他想要做的是由他自己去實施自己制定的大政方針。在1761年離任之際，他曾對議會表示，如果不採納他的意見，他只能袖手旁觀。他說過，「如果要負責，那我就要大權獨攬，對於我沒有管理權的事情，我一概不聞不問。」一位下議院議員認為，這是「一位大臣所講過的最狂妄自大的話」，這的確是皮特一貫的態度。皮特是那種罕見的獨斷專行的人，他說：「我不屬於任何黨派，我現在是並且希望將來也是完全獨立的人。」在另外一個場合，他更是毫不掩飾地表示：「我不能容忍別人對我有任何指手畫腳。」也許這番話有些妄自尊大，他可能當時已經患上我們今天稱為妄想症和狂躁抑鬱症的疾病，但這種病在當時還沒有這樣的名稱，而且也沒有被認為是一種精神疾病。 皮特身材高大、面容白皙、鷹鼻瘦臉、雙目有神，因為痛風病的原因，足踝腫脹，給人一種步履蹣跚之感；他儀表威嚴，傲慢自負，總是衣著筆挺，頭戴假髮，「處事果斷，令人敬畏，酷似羅馬時期的監察官加圖」。也許是為了隱藏內心的熱情或怒火，他慣於把自己偽裝起來，似乎總在裝腔作勢。他蔑視和憤怒的眼神常令對手膽戰心驚，而破口大罵和冷嘲熱諷時又讓人感到極度恐慌，這種令人望而生畏的性格特徵與教皇尤利烏斯二世極為相像。皮特的演講很有魅力，儘管沒人能搞清楚為何如此，但這項天賦確曾一度使他在政治上十分成功，他講話妙語連珠、雄辯有力，同時又大膽潑辣、激情四射，從不墨守成規，他因而得以獲得議會中間派的支持。他的演講往往言過其實，極盡誇張之能事，就像一位出色的演員，對動作和聲調的拿捏恰到好處，並擅長使用「精彩紛呈、雋永秀雅的短語」。有一次他告訴謝爾本說，在決定使用某個經典佳句之前他已經「三易其稿」；但其實，他最為成功的演講都是即興創作的。即便他在竊竊私語，坐在大廳最遠處的人也能聽到他的聲音；而他敞開嗓門大聲講話時，聲如洪鐘，響徹議院禮堂各個角落，就算在入口大廳和樓下也能聽得一清二楚。當皮特站起來發言時，所有人都凝神屏氣，側耳傾聽。 皮特下台了，坎伯蘭公爵只好拼湊了一個內閣，該內閣三個主要職位由他在軍隊和賽馬場的熟人擔任，而這三人此前都沒有過在內閣任職的經歷。擔任首相的是年輕的羅金漢侯爵，他是英格蘭最富有的貴族之一，在三個郡擁有男爵封地，在愛爾蘭和約克郡還有大片地產，是其家鄉當地的代理長官，還是愛爾蘭貴族，並且擁有嘉德騎士和寢宮侍臣的頭銜。羅金漢時年35歲，是新生代輝格黨成員，既無執政經驗也無施政能力。康韋將軍和奧古斯都·亨利·菲茨羅伊出任國務大臣，前者曾是王叔坎伯蘭公爵的副官，後者是第三代格拉夫頓公爵，與羅金漢同是賽馬場的贊助人，他在賽馬俱樂部與坎伯蘭公爵相識。格拉夫頓公爵年方30，性格懶散，胸無大志，無意名垂青史，對賽馬情有獨鍾，對政治漠不關心；但本著身在其位需謀其職的原則，倒也隨時準備盡職盡責，為國效力。1768年，由於其位高權重，他被一致推選為劍橋大學校長。《墓園輓歌》的作者，詩人托馬斯·格雷為此寫了一首頌歌，並打算配樂，以便在公爵的就職儀式上吟唱，而格拉夫頓公爵亦曾保證讓格雷擔任該校歷史教授。在就任內閣之職後，格拉夫頓鬱鬱寡歡，經常如坐針氈，並多次提交辭呈。 在由國王的朋友組成的內閣中，擔任上議院大法官的是諾辛頓勳爵（Lord Northington），此君患有痛風病，脾氣暴躁，性格粗魯，常愛酗酒，而醉酒之後更是俗不可耐，但在過去9年里他卻擔任過所有與法律相關的職位，並也樂於承認自己喝波爾特酒太多而造成了不良後果。他曾說過，「要是早知道我這兩條腿有一天能馱著一個大法官，從我還是一個小伙子的時候就會悉心照顧它們了。」擔任戰爭大臣的是巴林頓子爵（Viscount Barrington），他是應國王的盛情邀請而接受這一職位，他和藹可親，有兩個兄弟，一個是海軍上將，另一個任主教。他說曾給自己制定了一條原則，無論職位高低，來者不拒，因為他有一個理論，「某一天或許會時來運轉，最終讓我成為教皇」。巴林頓從此在戰爭大臣的位置上一待就是13年，成為那一時期任期最長的大臣之一。在他接受這一職位時提出過一個條件，就是允許他對政府的《印花稅法案》和《普通撥款令》投反對票，從此內閣中不再強制取得一致意見。 由於各部門之間貌合神離，軟弱無力，新政府一頭陷入了《印花稅法案》危機中，僅僅四個月之後，坎伯蘭公爵便駕鶴西去，羅金漢痛失庇護，茫然無措。他試圖將皮特招至麾下，但遭到拒絕；隨後他又再三問計於皮特，求教如何廢除《印花稅法案》，然而皮特始終拒絕與他溝通交流。更加上他有神經衰弱之症，以至於在整個1765年他都不問政事。 「抵制英貨」行動使英國經濟形勢惡化，商人和普通勞工也備受煎熬，警示性的文章開始見報，工廠倒閉，大批失業工人準備挺進倫敦，向下議院威脅使用暴力，以此要求廢除《印花稅法案》，其實在多數情況下這都是受到一個有組織的商人廢法運動的鼓動。倫敦的商人們組織了一個委員會，給位於30個製造業及港口城鎮的生意夥伴們寫信，敦促他們向議會請願，要求廢除《印花稅法案》。政府內部分為「徵稅派」和「反徵稅派」，羅金漢、格拉夫頓、康韋和老紐卡斯爾公爵贊成廢除法案，而反對廢除法案的人希望顯示議會的權威，認為一旦該法案廢除，將使英國政府顏面掃地，從而促使殖民地徹底走向獨立。諾辛頓勳爵公開反對羅金漢派系的主張，宣布以後將不再參加內閣會議，但他不會辭職，他要留下來搞垮政府。 雖然羅金漢本人並沒有什麼懾服人心的意見，但他接受了大臣埃德蒙·伯克的政策主張，後者讓他相信，美洲民眾的激烈反應表明，強制實施《印花稅法案》的做法極為不妥：英格蘭的政策不夠明智，會令殖民地民眾心生怨恨，從而失去與他們的貿易往來；如果可以通過廢除《印花稅法案》恢復與北美殖民地的融洽關係，情況可能要好很多。伯克解釋說，輝格黨的兩大原則，即民眾的自由和議會的權威可以合二為一，協調一致。 由於大多數議員都想教訓一下殖民地，讓他們知道什麼叫「議會權威」，並且也想通過從美洲殖民地徵稅來減少他們自己所承擔的土地稅額，因此，通過議會投票來廢除《印花稅法案》希望渺茫。格倫維爾怒斥北美殖民地的「無恥暴動和叛亂」，諾辛頓勳爵則宣稱，通過廢法的方式來「放棄律法」對英國來說意味著「被美洲征服並且成為自己殖民地的一個省」。在聖誕節休會期間，羅金漢試圖再次從皮特那裡獲取些金玉良言，但無功而返，所以，到1766年1月14日議會重新開張時，面對這樣一個已被內部紛爭搞得孱弱不堪的政府，羅金漢已經一籌莫展，無計可施了。 皮特出場了。議員席上鴉雀無聲。他對議員們說，當前擺在他們面前的議題「要比議院曾關注過的任何問題都更為重要」，因為他們自己的自由在上世紀的革命中曾危在旦夕，而「今天的討論結果將決定後世子孫如何評價帝國榮耀，如何評價當前政府的管理智慧」。徵稅行為「不應該是管轄權或立法權的一部分」；它是「議會主動饋贈的禮物」；所謂「美洲殖民地在議會擁有代表權的想法實在是無恥而卑劣的概念，完全不值一駁」。在談及格倫維爾譴責一些英國人鼓動殖民地反抗的言論時，皮特反駁說：「我很高興看到美洲奮起抗爭。300萬人對自由的感受如此無動於衷，以至於心甘情願被人驅使，這豈不是助紂為虐，讓其他人也成為被奴役的對象嗎？」一位議員大聲怒吼，說應把演講者送進倫敦塔關押起來。據一位當時在場的人回憶，這一嗓子激起了「我從未聽到過的歡呼雀躍的掌聲」。皮特稍微顫抖了一下，但仍不為所動，繼續宣稱，必須「立即完全徹底地」廢除《印花稅法案》，同時還要發布一則聲明，「對殖民地昭示國家威權……使用最為強硬的措辭，並覆蓋立法的方方面面——我們可以約束殖民地貿易，限制殖民地生產製造，並且除了未經他們同意向他們徵稅以外，可以行使任何權力。」 這種說法讓人感到困惑。難道通過關稅的形式約束殖民地貿易不是未經同意便向他們徵稅的另一種方式嗎？如果議會擁有至高無上的立法權，徵稅怎麼就不能成為「議會權力的一部分」？格倫維爾提出了這些問題，並拒絕接受所謂外部和內部稅收的區別問題。皮特是一位堅定的重商主義者，他的回覆十分明確：「我們要一勞永逸地確定下來，徵稅是他們的事情，而制定商業規則是我們的事情。」他的這種區分法很難令其他人信服，喬治·傑曼勳爵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寫道，「如果你明了其不同之處的話，就比我高明多了。但我向你保證，當我聽到這種說法時，感覺它真的妙不可言。」 這對羅金漢來說已經足夠了；他得到了暗示。於是經他授意，議會在起草廢印法案的同時，立即起草並發布了《議會權威聲明》，希望能重拾信心。議會告知國王，要不就廢除《印花稅法案》，要不就採用武力實施該法案，而後者則需派遣更多的軍隊，資金難以落實。就這樣，國王勉強同意了。議會恢復了對該問題的辯論。在上議院，格倫維爾派的領導人物，貝德福德公爵堅稱：「如果《印花稅法案》遭到廢除，那將意味著大英帝國在美洲的終結。」但羅金漢也找到了盟友，為了把焦點從充滿爭議的「權利」轉移到經濟影響上來，他鼓勵商人們的廢法運動。每天都有來自35個城市的地方長官和社會知名人士抵達倫敦遞交當地的廢法請願書，美洲商人寄給英國發貨人的信件紛至沓來，聲稱取消訂單，還有100多名商人聚集在倫敦遊客畫廊以沉默方式施加壓力，有20名騎手原地待命，隨時準備傳遞投票的結果。 40名見證人被召集到議會就「抵制英貨」運動作證，這些人里既包括殖民地代理人，也包括商人以及美洲遊客。在這些人里，班傑明·富蘭克林在1766年2月的那次著名問詢中語氣堅定地告訴議會成員，「除非是在武力脅迫情況下」，否則北美殖民地民眾將永遠不會支付印花稅，但武力將毫無用處，因為「軍隊不可能強迫一個不繳納印花稅的人接受印花稅。他們找不到謀反的證據，儘管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此番言辭可以說是對英國這10年的總結性評價，因為正如一位英國歷史學家說過，在富蘭克林講這番話之時，他同胞中的「絕大多數，從未有過與其宗主國斷絕關係的想法」。 目前形勢進退兩難。要保留《印花稅法案》，就會像見證人在作證時所說的那樣，註定引起殖民地長期的不滿，甚至「完全疏遠」大英帝國；而若同意廢除法案，將使英國在美洲殖民地威信掃地。賀拉斯·沃波爾兩年後在他的回憶錄中清晰地記載了這一窘境，並且加上了另外一個令人擔憂的因素：《印花稅法案》的實施有可能會「有激起叛亂的風險」，還可能會讓殖民地「倒向法國和西班牙的懷抱」；而另一方面，廢除稅收議案也是「史無前例，命運攸關」的事情。 《聲明法案》聲稱「大不列顛議會過去擁有、現在擁有，並且根據其權利應該擁有全部權力和權威來制定具有足夠強制力和有效性的法律和條例，以便在任何情況下對美洲殖民地及其民眾進行約束」，由此在下院獲得一致通過，在上院也僅有五票反對。十分有趣的是，投反對票的5個人包括康沃利斯勳爵。另外一位是普萊特前首席法官卡姆登勳爵，他是唯一一位反對《聲明法案》的大臣；他堅持反對的理由是，沒有代表權卻要納稅的做法是非法的，而且「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事實上，《聲明法案》對作為爭論焦點的徵稅行為隻字未提，這一點遭到首席檢察官查爾斯·約克的質疑。他建議加上「在徵稅事務中」字樣，但是，因為有了「在任何情況下」的保證，已經沒有這種必要，所以被否決了。這為廢印法案贏得了多數贊成票。但是，儘管《聲明法案》的頒布十分順利，卻也頗為草率，因為這樣一來，議會所處的法定地位就使它無法做出妥協。在接下來的10年中，當羅金漢所領導的黨派極力避免戰爭時，該法案又反過來束縛住了當初投票贊成該法案的議員。《聲明法案》暫時達到了目的，廢印法案在下院以超過167票的多數獲得通過。但上院仍然負隅頑抗，最終，當國王聽從了勸說將他贊成廢印法案的意見公之於眾之後，他們才鬆口表示同意。 此事就此告一段落。伯克在報告中稱，康韋將軍的臉上熠熠生輝，「就像天使的臉龐一樣光芒四射」。信使們帶著喜訊疾馳而去，布里斯托鐘聲裊裊，船長們升起了旗幟，莊嚴行禮，海港迴蕩起陣陣歡呼聲。消息抵達美洲時，人們更是欣喜若狂。既是商人又是託運人的約翰·漢考克舉行了盛大的晚會，點燃鞭炮，暢飲馬德拉白葡萄酒。民兵們伴隨著悠揚的笛聲和喧鬧的鼓聲上街遊行，酒館裡人滿為患，紛紛飲酒慶祝，有人懸掛彩球，向國王和議會表達衷心的感謝。整個新英格蘭先後舉辦了500場感恩布道活動。人們又恢復訂購英國商品，戴著發癢的手織外套被送給了窮人。八個月後，約翰·亞當斯寫道，現在的人們「就像太陽底下任何民族一樣，對政府極盡恭謹順從之能事」；廢印行動「使得一波又一波民眾騷亂偃旗息鼓」。因為《聲明法案》沒有提及徵稅事務，沒有給人留下什麼印象。美洲民眾可能也認為，它只是英國感到顏面受損以後的表面姿態，不會付諸實施。 我們該如何評價《印花稅法案》及其廢除的意義呢？儘管明知制定該法案定會引火燒身，但它其背後的政策方針還不能算是典型的荒唐之舉，因為英國畢竟沒有固執己見到做出顯然南轅北轍的事。英國想從殖民地獲得稅收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想方設法去獲取收入也在情理之中。同樣的道理，廢除該法案也並非愚蠢的行為，因為當時也確乎沒有明確的替代方案。強制執行既不可行，那廢除法案就不可避免了。這對英國而言實在是不幸之舉，因為無論美洲民眾多麼歡欣鼓舞，他們難免會認為，在暴動、騷亂和抵制活動面前，議會至上的原則不堪一擊。但是，除了少數激進分子，當時的絕大多數民眾都未曾考慮過反叛或分離；而且，如果不是後來英國進一步的挑釁，列克星敦[10]可能永遠不會傳出槍聲。 3.愚政揚帆高歌猛進 （1766—1772） 英國人確實錯了，現在不得不要求廢除法案以亡羊補牢。決策者們也極有可能懸崖勒馬，重新審視與殖民地的關係並捫心自問，應遵循什麼樣的路線才既能讓殖民地繼續對大英帝國忠心耿耿，進貢納稅，又能確保議會的權威不受侵犯。許多朝堂之外的英國人也在考慮這個問題，而將在不久之後執掌政權的皮特和謝爾本，在任職伊始即打算消除殖民地的疑慮，並平復英帝國與殖民地之間的關係。然而，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事態的發展受到了干擾。 因為執政團體尚未形成目標明確的磋商機制，國王還高高在上，他們之間也時有爭執，因此英國人並未重新考慮殖民地政策。其實，長期避免對美洲殖民地採取刺激性措施或許是明智的做法，這樣既能向殖民地民眾保證，英國尊重他們的權利，又可避免給煽動者落下口實，但他們從來就沒有這麼想過。殖民地對《印花稅法案》的過激反應不過證實了英國人的想法，即殖民地民眾在一幫「心懷叵測的傢伙」（上議院決議中的用語）的領導下正開始叛亂。面對威脅，或者被視為威脅的某種東西，政府通常很少去調查分析、了解其來龍去脈、界定其性質及範疇，而是急欲將其瓦解清除。 根據1766年通過的《駐紮法案》，美洲殖民地每年要為英軍提供營地、給養和訓練，其中有一條，要求殖民地議會為駐守當地的正規軍建造兵營，提供物資，諸如蠟燭、燃料、醋、啤酒和鹽等。這不啻為一項新的刺激舉措。議會幾乎不用考慮就應該可以意識到，這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內部稅，殖民地民眾一定會對此恨之入骨，這一點很快在駐有大量軍隊的紐約印證了。殖民地民眾意識到，根據英國議會的「指示」，大英帝國很快就會要求他們為駐美英軍支付所有開支。紐約州議會拒絕撥付所需資金，英國對殖民地這種公然違抗命令和忘恩負義的新苗頭極為憤怒，查爾斯·湯森宣稱，「一旦我們失去殖民地監護人的地位，那英國就完蛋了」，這番話在議會贏得了雷鳴般的掌聲。為此，議會通過了《紐約懸置法案》，指出在紐約州議會投票同意撥付資金以前，該議會的一切決議暫時無效。就這樣，宗主國與殖民地再度陷入爭執。 恰在此時，發生了一場政治變故。國王找到了藉口與羅金漢反目，並趁機順從上帝的旨意「解散內閣」。經過一系列複雜的協商，皮特受邀出任首相，組建了參差不齊的內閣，而受到羞辱的羅金漢成了反對派。與正常情況相比，新政府內部紛擾不斷，內閣成員各執一詞，這是皮特故意為之。因為就當時處境而言，他得拚命討價還價才能說服別人贊成他所堅持的條款；他決意要大刀闊斧地發號施令而不受任何羈絆，為此，經過精心謀劃，他拼湊了這個派系眾多的內閣，這樣他就能夠左右局勢而不懼任何「聯合」。為了說服那些任期屆滿而又不願退出席位的成員為繼任者讓位，新政府不得不給他們支付了可觀的退休金，花費了一大筆錢。 一方面，謝爾本出任國務大臣，負責殖民地事務；格拉夫頓和康韋繼續留任內閣；皮特圈子的另一核心人物卡姆登勳爵被任命為上議院大法官。另一方面，代表國王的諾辛頓勳爵改任樞密院議長，比特勳爵的弟弟謀得了一席之地；令人捉摸不透的查爾斯·湯森擔任了財政大臣；希爾斯伯勒伯爵被任命為貿易委員會主席，此君對殖民地態度極不友好，這一點與謝爾本截然相反。他曾很不友好地對待班傑明·富蘭克林，據後者描述，希爾斯伯勒是一個「狂妄自負，剛愎自用，固執己見，同時又激情洋溢」的人。這些人私下各自為政，毫不掩飾，以至於令伯克極盡諷刺之能事稱該內閣為「由各種圖案拼成的馬賽克；用花紋小瓦片鋪就的人行道……這裡一塊黑色石頭，那裡一塊白色石頭……」當然，伯克是心情失落的羅金漢的追隨者。 拼湊的內閣並非是導火索，但皮特病倒了，政府的愚蠢之舉由此開始。皮特接受了貴族爵位，離開了下議院，以查塔姆伯爵的身份進入上議院，這嚴重影響了他偉大光輝的形象。皮特之所以做出這一決定，部分原因在於，健康狀況每況愈下，作為首相的他不想繼續擔任下議院領袖職位。在公眾看來，他這一做法就好像耶穌基督參與了教堂里的權錢交易。歡慶英雄復職的活動被取消，市政廳懸掛的彩旗被撤了下來，有人開始印刷小冊子並發表諷刺作品攻擊皮特。在人們眼裡，這位始終代表平民形象的偉大的平民已經將人民拋棄在腦後；並且，為了一己私利，將自己賣給了朝廷。 作為一位出色的演講家，皮特在下院擁有眾多支持者；而到了上院，這位新伯爵的聽眾減少，反響也少了許多，因此，他的影響力大為減弱。隨著痛風病癒發嚴重，他脾氣愈加暴躁，時常悶悶不樂，對待同僚也更加粗暴專橫。康韋將軍曾說，「查塔姆閣下的一些話在西方世界聞所未聞。」慢性病痛的折磨，公眾譴責的刺痛，失去偉大光環的傷感，美洲形勢急轉直下而導致的挫折感，這一切使皮特消沉抑鬱，因而深居簡出，不再參加內閣會議。不過他還是在一封信中直言不諱地表達對「紐約痴心妄想」的憤怒之情，指出，「他們的反抗情緒必然會在我們這裡引起軒然大波……最近的《印花稅法案》已經嚇壞了那些敏感暴躁、蔭翳怨怒的人，使他們變得六神無主。」 失去了主心骨的英國政府亂作一團。班傑明·富蘭克林在給殖民地的報告中寫道，「政府內外黨派紛爭，陰謀不斷，魑魅魍魎，熱鬧非凡，各色事務，亂七八糟。」格拉夫頓公爵本來也是勉強答應擔任財政大臣一職，因為他覺得自己並不適合這一職務；但現在，為了讓皮特免受日常行政事務之苦，時年32歲的他又不得不肩負起了代理首相的職責。深感無所適從的他寧願「一兩周到一次倫敦，只到財政部簽署一些文件，並儘量少見國王」。他有一次為了參加紐馬克特的賽馬比賽而推遲了內閣會議，另外一次推遲會議則是為了張羅一場在他家裡舉行的大型宴會。政府這艘航船實際已無人掌舵。為了恢復與殖民地的友好關係，謝爾本勳爵已經通過殖民地代理人開始努力，但為此也與同僚爭吵不休。卡姆登勳爵除了處理一些法律事務以外，在政治方面基本是個外行，只能三緘其口。這樣，幾乎沒人能夠制約最最才華橫溢也最最不負責任的內閣成員查爾斯·湯森了。 在伯克看來，「湯森是下議院所有人的開心果，是下議院的花瓶，也是所有民間社團的符咒」，甚至在醉酒的情況下，他都能發表一番精彩的演說。而根據賀拉斯·沃波爾的說法，如果湯森的毛病能夠有所減少的話，以他的智慧和能力，或許可以成為「那個時代最偉大的人物」。但事實並非如此。他傲慢輕浮、口無遮攔，而且還言而無信，甚至為了一點這兒蠅頭小利出爾反爾。一次，紐卡斯爾公爵在考慮委任他何種職務時曾問道：「查爾斯·湯森在戰爭部還是財政部造成的危害更小？」由於他的才幹多少還有點兒作用，湯森先後在貿易部、海軍部和戰爭部擔任過各種職位，偶爾也會辭職，或拒絕赴任。「他從未耐心仔細地研究過任何問題，」沃波爾曾寫道，「有時他瞬間就能融會貫通所有知識，以至於他好像不是在搜尋而是在創造。」他智慧超群，「對他而言，似乎無須時間去思考」。他耀眼的才華掩飾了實際知識的不足，正如大衛·休謨在談到湯森時評價道的，「他被誤認為是英格蘭最聰明的傢伙。」 湯森最壞的毛病在於「對名望的過分熱衷」，這可能跟他是家裡的次子有關，也可能與他那聲名狼藉、緋聞不斷、一直分居的父母有關。他那風流古怪的父親是第三世湯森子爵，按照沃波爾對一位朋友的話說，「是你老鄉中最為瘋癲的一個。」他兒子還有一種殘疾，就是會突發羊角風，現在看來可能是患有癲癇病，但沃波爾卻對此輕描淡寫，說「他身體痙攣，突然倒下，隨後又甦醒過來，在議院裡咆哮不止」。湯森試圖效仿皮特，但卻沒有皮特對大局的判斷力；他下定決心，「不參加任何政黨，不追隨任何領袖，絕對只聽從自己的判斷」。但不幸的是，他最為缺乏的恰恰就是判斷力。 湯森在貿易部的幾次任職經歷使人們認為他是在美洲事務上最有見識的人。早在1763年，他就第一個建議從殖民地徵稅用來支付那裡的防禦開支，並向殖民地官員和法官支付固定薪水，這樣一來，他們就「無須再看任何殖民地議會的臉色」。而這正是殖民地所擔憂的問題，並顯而易見地被認為是為壓制殖民地權利而做的準備。 現在，湯森又未經深思熟慮，草率地重提這兩個想法。1767年1月，他提出預算草案，要求將土地稅仍維持在4先令的水平，這引起了鄉村議員極大的不滿情緒。因為急於想要獲得支持，他又表示，如果英國政府不必在對殖民地管理上花費40萬英鎊，可將土地稅減少到先前的3先令。有鑒於此，絲毫沒有從《印花稅法案》吸取教訓的格倫維爾馬上就建議，只要他們在殖民地的防務和管理方面開支的大部分都能夠以殖民地的稅收支付的話，可以削減預算。湯森好像說了句「沒問題」，令其同僚頗為詫異。他又洋洋得意地「保證，會想出辦法在殖民地徵收到足夠的稅款來達到英國的目的」。他向議會保證說，他完全能夠做到這一點而「不會觸怒」美洲民眾，他的意思是對殖民地征外部稅；而與此同時，他又說「除美洲人以外，在所有人的觀念中」，外部稅和內部稅之間的區別是「荒謬可笑」的。此時，美洲人在反印花稅大會和公開的談論中實際上已經摒棄了所謂內部稅和外部稅的區別這樣的說法，但湯森根本就不想勞神去了解美洲人的意見。 既然能夠減輕他們自己的賦稅，議會便欣然接受了湯森的保證。他們之所以心甘情願這麼做，更是因為在《印花稅法案》聽證期間，班傑明·富蘭克林在嚴謹卻又透著自滿的證詞中說過，殖民地不會反對外部稅收，即便是為了英帝國國家的收益也不會反對，政府對這番話印象頗深。已經失勢的羅金漢家族和右派的[11]貝德福德家族想要政府難堪，在他們的鼓動下，鄉村議員們提出一項動議，將土地稅從每鎊4先令減少到3先令，這樣政府每年收入減少50萬英鎊，而財政大臣還必須兌現他的承諾。 在既沒有與內閣成員商議，也沒有將意圖告知他們的情況下，湯森提出對進口到美洲的貨物徵收一系列關稅，包括玻璃、油漆、鉛、紙張和各等級的茶葉等。據稱，其目的並非是為了控制貿易，而是為了增加歲入。根據湯森自己的計算，單茶葉稅的預期收益就可達兩萬英鎊，其餘商品的關稅收入略少於兩萬英鎊，總計約4萬英鎊，約占殖民地管理總成本的1/10，尚不足因土地稅減少所造成損失的1/10。因為數額太小，徵收的成本反而會超過收繳上來的稅收總額，國家財政赤字不僅不會減少，而且還很有可能會有所增加。本來，廢除《印花稅法案》的目的就是緩和與殖民地之間的關係，但現在，湯森正準備讓這一努力前功盡棄。像大多數的愚蠢政策一樣，為了個人的一己私利而置國家根本利益於不顧。在沒有查塔姆伯爵的情況下，湯森看到了一條通往首相的光明大道，最終，他還可以藉此提升其個人在下議院的聲望，而這裡，就是伯克所稱的「名望的殿堂」。 湯森的提議似乎讓其同僚們驚愕不已。格拉夫頓承認，儘管通過從殖民地徵稅來提高國庫收入的做法「與每位內閣成員已知的決定截然相反」，而且「像這種」由內閣大臣單方面做出的行為，「我相信，沒有哪個內閣會願意接受」，但實際上，內閣真的同意了。湯森威脅說，如果不讓他踐行諾言，他就辭職回家。在內閣看來，湯森辭職將會令政府垮台，他們就只好乖乖地通過了。這是一如既往的做法，留得青山在，何愁無柴燒呢？ 儘管已經有過自食苦果的經歷，但議會的大多數成員還是樂於再教訓一下美洲殖民地民眾。1767年5月，體現湯森關稅主張的《稅收法案》在上下兩院一致順利通過，甚至無須計算票數。似乎是為了故意刺激美洲民眾的神經，湯森在該法案的導言中宣稱，此次稅收的收益將用來提高國家收入，一方面幫助支付殖民地的防務開支，另一方面「用來支付司法行政的開銷以及王室的年奉」。此番言語一出，殖民地民眾驚恐萬狀，幡然醒悟。假如沒有這番陳述，他的關稅主張或許不會激起驚濤駭浪。而現在，愚蠢行徑已經揚帆起航了。 情況怎麼會發展到這一步呢？湯森本來就是個不計後果、自大狂妄之人，真正應該為此負責的是政府和議會。格拉夫頓公爵在回憶錄中辯解說，只有查塔姆伯爵才有權力解除湯森的職務，當時「沒有什麼辦法能夠阻止這項舉措」，這一託詞實在不堪一駁。在面對成員的辭職威脅時，一個對政府具有責任感的團結內閣完全可以坦然接受，決不至於瓦解倒台。況且，英國議會是歐洲最古老的議會，有豐富的治國經驗，在法案制定之前就應該能夠預見到可能產生的後果。實際上，就連羅金漢派也沒有對這一舉措發表任何反對意見。南卡羅來納州代理人查爾斯·加思寫道，「美洲殖民地的盟友太少了，在與財政大臣的較量中無人幫忙。」有人在報紙上撰寫文章，或出版小冊子，滿腔憤怒、氣勢洶洶地要求忘恩負義的殖民地承認英國的權威。政府和議會不但沒有安撫美洲殖民地，反而想要對其進行嚴厲的懲罰。湯森的稅收主張出台得正逢其時。 但湯森並未親眼看到他提出的措施的命運。他在當年夏天感染了一種被稱為「熱病」的疾病，病情幾經反覆，最後在1767年9月不治身亡，年僅42歲。他的職業生涯短暫而變化無常，但對美洲殖民地而言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的一位同僚評論說：「可憐的查爾斯·湯森啊，現在終於名垂青史了。」 在經歷了這一系列事件後，偉大的查塔姆伯爵閉門謝客，而焦頭爛額的格拉夫頓公爵一直在懇求見他一面，哪怕是半小時，甚至10分鐘，也好問計一二。而國王也不厭其煩地給他寫信，一封接一封，希望他能滿足格拉夫頓的請求，甚至提出親自去探望病中的查塔姆。伯爵深深摯愛的查塔姆夫人代遭受病痛折磨且每況愈下的丈夫做出了答覆，她替丈夫婉言謝絕了，因為他「身體極度虛弱……病情日益嚴重……承受難以名狀的痛苦折磨」。同僚們起初都以為查塔姆只是裝病，但是當格拉夫頓經再三請求終於被允許進行片刻的會見之後，他看到的是一個病入膏肓的人，「精神和意志極其糟糕，令人唏噓……這位偉大的人物終於低下了高昂的頭，因為神經紊亂，他已經徹底垮了」。 被隔離居住在彼森特的查塔姆，在他狂躁症狀加重的時候，命令園丁在有礙視野的荒山上都種上常青樹。有人告訴他說，「即便全郡所有的苗圃都提供不了所需數量的1%」，然而，他根本不予理會，命人到倫敦去採購，並從那裡用馬車把樹苗運了回來。彼森特本來是諾斯勳爵一位男性親戚的地產，此君性情暴躁，因為諾斯勳爵投票贊成徵收蘋果酒稅而大發雷霆，憤而燒毀了諾斯的蠟像，並更改了遺囑，將莊園贈送給了皮特這位民族英雄。為了住進新的莊園，皮特賣掉了自己在海斯的莊園，他在那裡已經花費巨資買下了附近的房子，以便「不受鄰居的打擾」。現在，他又神經發作，迫切地要把海斯莊園贖回來。伯爵夫人只好求助於她自己的兄弟，試圖讓他們規勸丈夫，結果查塔姆卻與他們大吵一架。無奈之下，她只好說服了海斯莊園的新主人，把房子又買了回來，伯爵這才被安撫了下來。 深受痛風病折磨的查塔姆有些悲觀絕望，因此回到海斯後的心境並未好轉，且不能忍受與外界的任何接觸。他拒絕與任何人見面或是交流，不能忍受自己的孩子們待在房子裡，不與僕人們講話，有時候甚至也不與他妻子說話。飯菜得始終溫著，因為誰也不知道他哪一刻會搖鈴，那時得立即用小車給他推過去。他會為很小的過失大發雷霆。有一次，他一連幾天呆坐在房裡，茫然若失地盯著窗外。他拒絕接待任何人，卡姆登勳爵在得知他的狀況後說，「那樣的話，他就是瘋了。」其他人則稱其為「腦子裡的痛風病」。 在那個飲食過度和飲酒過量的年代裡，痛風病影響了一些國家的運數。在教皇居統治地位的文藝復興時期，它曾經導致了查理五世的退位。威廉·卡多根博士是查塔姆時代一位出色的內科醫生，他認為患痛風病主要有三個原因，即「懶惰、酗酒和惱怒」（現在已經查明，痛風病主要是由於血液中的尿酸過剩，不能被吸收，從而引起炎症和疼痛），而積極儉樸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預防措施，還有可能因此而痊癒。通過身體鍛煉和素食飲食可以有效治療此病，這在當時也已經眾所周知。但查塔姆伯爵的主治醫生阿丁頓博士卻信奉與之相反的理論，這也是18世紀最無益的醫學概念之一。作為精神病專家，確切來說是治療瘋病的醫生，他希望讓痛風劇烈發作出來，其理論依據是，這樣可以驅除神經錯亂症。他制定的治療方案是，每天喝兩杯白葡萄酒、兩杯紅葡萄酒，這是查塔姆平時飲酒量的兩倍。此外，病人需要繼續吃肉並且避免戶外活動，這樣治療的結果自然是病痛狀況日益惡化。從1767年到1768年，查塔姆都沒有參與政治活動。然而，他竟然挺過了阿丁頓的治療方案，甚至後來神志清楚了。他的事例說明，人類在與藥物的鬥爭中，偶爾也能取得勝利。 狂躁症有時與痛風病有關，可能主要還是感覺疼痛，這種症狀在18世紀的統治階級中並不罕見。與美洲危機相關的兩位主要人物就表現出這種症狀，一位是危機期間的查塔姆，一位是危機之後的喬治三世。而在美洲大地，曾一度舉止狂暴的詹姆斯·奧蒂斯在1768年徹底精神錯亂。沃波爾從其侄子奧福德伯爵那裡繼承了爵位，因為後者患有間歇性精神病。喬治·傑曼勳爵的兩個兄弟也是這樣，其中一位是薩克維爾（Sackville）伯爵爵位繼承人，砍光了諾爾的所有樹木，家族宣布其精神失常，他最終「暴病而死」。另外一位患有精神憂鬱症的人是約翰·薩克維爾勳爵，他在歐洲四處流浪，在孤獨貧困中「與精神失常抗爭」。昆斯伯里的公爵夫人「天資聰穎，喜怒無常，只是沒有瘋瘋癲癲」。人們早就注意到，詩人威廉·柯珀有些瘋癲，而不怎麼出名的克里斯多福·斯馬特也是個精神病患者，約翰遜博士還曾到「伯利恆聖瑪麗醫院」（位於倫敦的一家瘋人院）去探望過他。領導了1780年戈登暴亂的喬治·戈登勳爵通常也被人們認為是個瘋子。雖然根據回憶錄的記載，這裡所提及的幾個偶發案例並不能表明此類疾病在當時發病率很高，但這些例子說明其他沒有提到的人也很可能患有這樣的疾病。僅依據這些證據，我們還不能說，統治階級中的精神失常現象具有深遠的影響，可是如果查塔姆身體健康、精神正常的話，美洲的歷史可能會完全不同。 湯森所提出的關稅法案並沒有立刻在美洲激起反響。許多公民和未來的保皇派受到《印花稅法案》危機期間威脅他們生命和財產的暴力行動的滋擾，開始擔憂「愛國主義」運動可能會成為「蕩平」階級差別的先鋒。他們並不急於挑起與大英帝國分離的行動。紐約州議會沒有接受懸置法案，而是清醒審慎地遵從了《駐營條例》。然而，很快就發生了衝突。為了管理新的稅收，議會通過了《湯森法案》，並同時成立了美洲關稅委員會，該委員會的代理人對殖民地民眾不斷進行騷擾。與此同時，隨著《協助收繳走私物品令》以法律形式確定下來，英國議會允許對民眾房屋或經營場所進行搜查。由於海關代理人急於想從罰金中大發橫財，他們以高度的熱忱投入工作，對水面上浮動的任何物體都會攔停下來進行檢查——登上每一個港口、每一條航道的每一艘船，甚至連農民乘自家的擺渡船運送小雞過河都不放過。 就在民眾怒氣集聚之際，醉心於美洲事業的人們突然找到了一個能讓所有人都傾聽的聲音。這個聲音最早出現在1767年12月《賓夕法尼亞紀事報》上的「農民來信」中，作者是費城的一位律師——約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他來自一個富裕的農民家庭，後來任大陸會議代表。這些信件羅列了殖民地所面臨的問題，有理有據，切中時弊，令人信服，與其他具有歷史意義的作品一道，說服並促使人們起而抗爭。殖民地的所有報紙都轉載了這些信件，馬薩諸塞州總督伯納德還將這樣一整套信件郵寄給了在倫敦的代理人理察·傑克遜，並告誡說，如果不能將信中的內容駁倒，它們就可能成為「美洲民眾眼中的《權利法案》」。 迪金森文章的主旨在於，各殖民地有必要團結起來，共同抗議《紐約懸置法案》和《稅收法案》，他將前者稱為「可怕的瘋狂行為」。他斷言說，任何為增加國家歲入而徵稅的行動都是違反憲法的，從這一角度看，《湯森稅法》和《印花稅法案》之間並無區別。因為英國控制著與殖民地的貿易，並從中獲利甚豐，因此殖民地沒有理由為英國的管理成本埋單。用關稅收益來支付王室供奉和法官的薪水是最「卑鄙的行為」，只會徹底破壞對地方的管理，並有可能使殖民地淪落到與愛爾蘭一樣的地位。迪金森最主要的觀點在於，他認為英國此次之所以徵收如此微不足道的關稅，是因為英國人希望在人們幾乎毫不在意的情況下通過法案；如此一來，可為將來的徵稅行為大開先河。因此，美洲人民必須立刻提出質疑，表示反對。 儘管迪金森在其論點中為湯森的政策提供了一個比湯森本人的理由更為合理的動機，讀者們還是採納他的觀點，紛紛付諸行動。美洲人往往認為，英國所採取的每一步驟都是有意識、有計劃地約束並奴役他們，在他們看來，英國人做事非常理性；而在英國政府看來，美洲民眾總是桀驁不馴，試圖反抗。事實上，他們對彼此的看法都錯了。 「農民來信」點燃了美洲民眾的怒火，鼓舞他們奮起抵制《稅收法案》；薩姆·亞當斯（Sam Adams）因此開始四處巡迴演講，鼓動人們反抗；馬薩諸塞州議會也因此發函給其他各殖民地，呼籲他們抵制所有稅收。這一次，取代湯森做出回應的是英國另一位重要人物希爾斯伯勒勳爵，而他之所以受到命運之神的眷顧，似乎是上天為了確保在湯森去世後破壞英美關係的行徑能夠綿延不絕。其實，希爾斯伯勒此前已經取代謝爾本勳爵掌管美洲事務。情況是這樣的：格拉夫頓公爵需要國王的支持，需要與貝德福德派的結盟，而迫於他們兩方面的壓力，他不得不將謝爾本解職了。就這樣，格拉夫頓不費一兵一卒，將謝爾本所負責的事務分拆，設立了一個新的殖民地事務大臣職位，並任命希爾斯伯勒出任該職。作為愛爾蘭貴族，希爾斯伯勒擁有大量地產，由於擔心他的佃農會移民到美洲殖民地從而令自己收入銳減，他與其他眾多土地所有者一樣，反對軟化對殖民地態度。儘管希爾斯伯勒曾擔任過許多職位，但他做事並不機智練達，也不通情達理；甚至就連跟他具有同樣缺點的喬治三世也說過，他不知道「是否還有其他人擁有比希爾斯伯勒閣下更差的判斷力」。這一缺點的後果很快便顯現出來了。 在給殖民地的一封措辭強硬的信中，這位新任大臣命令馬薩諸塞州議會立即撤回給其他各州的通函，否則就解散該州議會；同時，他還通知其他各州總督，只要該州議會膽敢像馬薩諸塞州那樣煽風點火，同樣將遭到解散。信中口氣咄咄逼人，言外之意，要麼被迫接受徵稅的事實，要麼讓自己的議會關門大吉，這點燃了各州前所未有的怒火。馬薩諸塞州最先慷慨激昂，拒絕撤回通函；而先前拒絕聽從其召喚的賓夕法尼亞州和其他各州現在也按照馬薩諸塞州的模式不顧希爾斯伯勒的命令通過了決議。希爾斯伯勒為了一己之利，在維護帝國的根本利益上舉措失當。 與此同時，關稅委員會變得愈發緊張不安，它於1768年2月請求英國派遣軍隊及一艘軍艦提供保護。於是，皇家海軍艦艇「羅姆尼」號從哈利法克斯抵達波士頓港口，關稅委員會於是壯大了膽子，扣押了約翰·漢考克的「自由」號輪船，並由此引發了騷亂。驚恐萬狀的關稅委員們不得不逃到「羅姆尼」號上以保全性命。由於擔心騷亂升級，蓋奇將軍派兩團士兵從哈利法克斯出發，前去維持秩序；另有兩團士兵在11月從英國本土抵達波士頓。一位波士頓市民在目睹了英軍士兵列隊穿過波士頓大街後寫道：「好傢夥！竟然有常駐軍隊了！」「對已經嘗到自由甜頭的民眾來說，這實在糟糕之至！」「我們中的有些人到現在還貪圖安逸，反對獨立」，這一事件「無疑將加快獨立的步伐」。 在沒有任何計劃或決議的情況下，英國貿然使用武力壓制暴亂，從而引發了衝突。這一輕率的舉動讓許多英國人感到不安，其中就包括已經75歲高齡的紐卡斯爾公爵。他早年曾以國務大臣的身份負責殖民地事務長達25年，他認為，在與殖民地打交道時應儘量避免使用「武力和暴力手段」。他在給羅金漢的信中寫道：「征服殖民地並強迫他們屈從的做法現在越來越深得人心。憑良心講，我反對這麼做。在採取具有如此破壞性的舉措之前，我希望我們的朋友們能夠三思而後行。」 由於國王派和貝德福德派勢力的滲入，內閣的重心正逐漸向另一邊偏離。康韋曾經獨自一人試圖阻止湯森的冒險行為並限制《紐約懸置法案》，但現在他已經辭去國務大臣一職，只保留了一個次要職務。代替他的，是一位嗜波特酒如命的貴族，除了聽說他與貝德福德關係密切之外，人們對他知之甚少。此人便是韋茅斯子爵，他專好通宵賭博，卻往往輸得一敗塗地，他家裡總是坐滿了前來協調討債的執行官。當上國務大臣之後，他習慣未變，仍然在早上6點上床睡覺，待到午後起床之時，「完全忘記了需要處理的公務，而大小事務則悉數交由他的副手伍德處理」。湯森死後空出來的財政大臣職位由諾斯勳爵接替，儘管他屬於不妥協派，但他性情溫良，為人隨和，常識豐富，極少發表極端意見。另外兩個職位由貝德福德派的兩位貴族擔任：高爾伯爵頂替去世的諾辛頓勳爵；羅奇福德勳爵接替謝爾本擔任國務大臣，他剛剛就任西班牙大使，但為了離開馬德里，他不得不將銀器和珠寶典當，換了6000英鎊償還了債務。作為唯一一位反對希爾斯伯勒對美洲殖民地實行高壓政策的內閣成員，謝爾本在國務大臣職位上堅守了八個月後，終於辭職了，或者說被趕走了，由羅奇福德取而代之。身體狀況漸行康復的查塔姆，在獲悉謝爾本去職之後，交出了御璽，正式辭離了首相職務。 曾經的查塔姆政府現在改頭換面，成了布魯姆伯利（Bloomsbury）一派的天下，之所以會叫這個名字，是因為貝德福德的宅邸位於布魯姆伯利廣場。貝德福德公爵本人家財萬貫，在之前的從政經歷中曾擔任過很多職位，尤其在貝德福德郡更是地位顯赫，權傾朝野。除此之外，他非常看重身份，極其自信，這些都令他具有呼風喚雨的能力。據說，在皮特執掌大權的時代，他是唯一敢跟皮特叫板的人。他曾經擔任過樞密院議長，是格倫維爾政府的實際掌舵人，甚至有人稱當時的政府為貝德福德內閣；但現在，由於深受痛風病折磨，他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家鄉烏邦修道院的家中，並通過其追隨者施加影響。他與妻弟高爾伯爵和女婿第四世馬爾伯勒公爵一道，總共控制著下議院的13個席位。貝德福德雖然足智多謀且為人熱忱，但脾氣暴躁、剛愎自用，還有些固執己見。他的手下能人輩出，有的精於投機買賣，有的對競選拉票了如指掌，有的巧舌如簧，極力鼓吹對殖民地採取強硬手段進行壓制。他們不厭其煩地勸說國王，聲稱只要六艘護衛艦和一個旅的兵力就足以將美洲的囂張氣焰壓下去。 喬治國王對關乎殖民地的政策只有一個想法，那就是——「遵從大不列顛立法機構制定的法案是美洲臣民責無旁貸的義務」，並且，國王「希望並要求他們歡欣鼓舞地遵從大不列顛的法案」。在政府管理方面，他試圖效仿學生時代的偶像阿爾弗雷德大帝，對政府進行清理，因為他深信，這就是國王的職責所在。但這樣一來，就產生了致命的影響。通過貝德福德派，國王現在比以往更多地染指政府各項事務，隨意任命和解除大臣的職務，控制任免權，在涉及各部門的事務時，只與某個負責該部門的大臣打交道，而對內閣的集體決策置若罔聞，甚至就下議院辯論中發言的人選提出建議。他通常選擇那些溜須拍馬口蜜腹劍之人為官，而這些民眾在治理政府方面的才能和歷練又不太可能超過他本人。 美洲民眾對每項稅收、每個舉措都極力反對，這使得貝德福德派深信，這些民眾已經決意要打破重商主義體制，實行自由貿易，並將對議會通過的每項法案高呼「暴政！」。如果一再妥協讓步，他們的抗議勢必變本加厲，大英帝國的權威將蕩然無存。 就貿易而言，貝德福德派的這些擔憂並非多慮。由於殖民地「抵制英貨」策略的成功，打破重商主義枷鎖並發展本地工業的想法著實深入美洲民眾之心。由於英國的挑釁，殖民地人民憤而改用本地生產的布匹和其他商品，這讓英國本能地想到了貿易獨立，因為這是它最不願看到並極力防止的結果。甚至對皮特而言，重商主義規則也一直是殖民地政策的本質所在。他為此曾宣稱，「就算是平頭釘或馬蹄鐵」也不應允許殖民地自行生產。現在，這個本能反應被重新激發出來。1768年8月和9月，波士頓和紐約的商人們達成協議，在《湯森稅法》廢除之前，停止從英國進口商品。幾個月之後，費城的商人也加入了該協議；在接下來的1769年里，大多數其他殖民地州也都加入了這一協議。由「自由之女」團體所組織的本地紡織生產事實上自印花稅法案以來一直沒有停止過。1768年的哈佛大學畢業生以及1769年的羅得島學院（現在的布朗大學）首期畢業生和校長都穿著美洲本土織造的服裝參加了畢業典禮。 在英國國內，流亡法國的約翰·威爾克斯回到倫敦，被米德爾塞克斯郡選入議會，但卻被政府的多數派排擠出下議院，從而又一次喚起了反對政府的怒潮。所有反對國王特權的人們立刻重整旗鼓，要求議會改革的激進主義運動又有了生機和活力，他們希望以真正的選舉代替任命制度。所有的「自由」事業，包括反對高壓政治的美洲殖民地的朋友，都聯合了起來，互相支持，同舟共濟。 當威爾克斯再次代表米德爾塞克斯郡參加競選時，選民又將他選到議會，但他又被排擠出下議院；然後又再次當選，再次被排擠出來，如此往復達三次，不滿的人群大呼「威爾克斯與自由！」，呼聲久久不能平息。他由此成為憲法的象徵、深受人民愛戴的英雄，這令下議院議員對其恨之入骨。隨後，政府取消了威爾克斯的得票，提名了自己的米德爾塞克斯郡候選人，並宣布此人當選。此時，整個倫敦群情憤慨，騷亂頻發，震撼全城。班傑明·富蘭克林寫道，這座城市「每天都發生無法無天的暴亂事件，到處一片混亂，暴民們光天化日之下在街上逡巡，碰到有誰不高喊『威爾克斯與自由』，則立馬過去將其打倒在地」。煤礦工人、船員水手，以及形形色色的暴亂者推翻馬車，搶劫商鋪，強行闖入貴族的豪宅。而與此同時，內閣卻「眾說紛紜，各執一詞」，對事件的前景憂心忡忡。 昏庸無道的英國政府壓制米德爾塞克斯郡的選舉結果，激發了民眾蓄積已久的對自由的呼喚，這也是對政府的一大警告。美洲代理人非常活躍，不斷向威爾克斯郡民眾提議，希望與該郡自由人士建立聯繫，現在這一點得到了證實。在為1768年的選舉拉選票的過程中，一位從事麻布製造的倫敦選民說，「那些一心想要奴役美洲民眾的人，一旦得到權力，將會對我們也頤指氣使。」當選的236位市議員和26位參事大多是店主和個體工匠，他們組成了倫敦政務議事廳，政府每出台一項壓制殖民地的舉措，他們幾乎都會大力譴責。 帶頭提倡自由的是倫敦市長大人本人——威廉·貝克福德，是一位幹勁十足的商人，像美洲大多數黨派人士一樣，因為支持威爾克斯的立場而名聲大噪；在他看來，對政府的一面攻擊便是對它的兩面襲擊。貝克福德的祖上是富有的牙買加種植園主，並且是島上最大的地主，他在英國做生意積累了財富，從市政參事升到郡長再到市長大人，並曾代表倫敦市政當局當面向國王抗議，認為政府篡改米德爾塞克斯郡的選舉結果有失公允。沃波爾自命不凡地批評這一舉動，認為他的舉動不過是基於「一堆亂七八糟的知識……判斷極度錯誤，更因其浮誇虛榮之心而令荒謬言行盡顯無疑」。儘管如此，他在對英國的美洲政策持批評態度的人士中，還是大膽表述了立場。英國激進分子的行為體現了殖民地民眾的觀點，在後者看來，內閣在搞陰謀詭計壓制他們的自由。一位主要的激進分子喬賽亞·韋奇伍德（Josiah Wedgwood）認為，湯森法案就是為了這一目的而精心設計的圈套；不過他相信，此舉只會適得其反，因為，美洲殖民地的獨立運動將會因此提前一個世紀。 1768年8月的《倫敦期刊》將當前支持並制定「當前對美洲不明智政策」的人與17世紀的國王及「劣跡斑斑的大臣」做了一個比較。「根據我們自己的觀察，我們可以大膽地說，甚至在英國，10人裡面有9人都是美洲人民的朋友」，並且認為，他們「有權站在美洲人民一邊」。9/10的說法肯定有些言過其實；有些刊物估計的比例恰好相反。拉爾夫·伊澤德是一位居住在倫敦的美洲人，據他判斷，有4/5的英國人反對美洲，而議會對政府美洲政策的支持，則正確反映了公眾的意見。當反對意見還不足80票時，「你可以據此得出結論，人們並不認為這是一項糟糕的措施，因為腐敗還沒有達到那種深度」。從當時的出版物上很難對公眾輿論做出判斷，因為許多對美洲殖民地持支持態度的文章是由在倫敦的美洲人匿名或以筆名撰寫並投稿的。然而，正是因為公眾輿論中有相當一部分反對政府的政策，英國的印刷商才留出了適當的版面刊登那些親殖民地的文章。 還有一點要說的是，後人通常都會高估當時的政府對公眾輿論的關注。1768年，令統治階級真正感興趣的不是美洲人，甚至也不是威爾克斯，而是格拉夫頓公爵的醜聞，因為他「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當著已與自己離婚的公爵夫人和王后的面，陪同情婦南希·帕森斯欣賞歌劇。但格拉夫頓至少已經離婚了，而大多數擁有情婦的男人根本還沒有離婚；不過流言蜚語並沒有因為這一點而偃旗息鼓。南希是邦德街一位裁縫的女兒，此前還是一位西印度商人的情婦，結過婚，有時也被稱為霍頓夫人，但社會上對她的閒言碎語仍然不絕於耳。格拉夫頓在公眾面前「炫耀」南希，並讓她和自己坐一桌上，這一做法讓人怒不可遏。這在當時是轟動事件，南希的風頭完全蓋過了喧囂的殖民地民眾。 在英國議會，來自弗吉尼亞、賓夕法尼亞以及其他殖民地義憤填膺的抗議表明，對稅收法案的抵制行為正在四處蔓延，而冰冷的數字也證實了這一事實。1768年到1769年，英國對美洲的出口下降了1/3，從240萬英鎊下降到了160萬英鎊。紐約的進口額減少到1/7，即從1764年的48.2萬英鎊下降到1769年的7.4萬英鎊。波士頓的進口額被砍掉一半，其他對「抵制英貨」行動貫徹程度不盡相同的殖民地則少一點。湯森稅法實行的第一年，共收入1.6萬英鎊，而同期對美洲的軍事開支卻達17萬英鎊。就連作為殖民地事務大臣的希爾斯伯勒也不得不承認，湯森法案「對商業十分不利，他希望該法案從來就不存在」，而新任財政大臣諾斯勳爵則表示，「湯森稅法荒唐之極，但竟然能在大不列顛議會獲得通過，實在令他驚詫不已。」兩位大人現在對該法案懊悔不已，但當初卻都投了贊成票。 政府不但沒有安撫殖民地以便儘快結束「抵制英貨」的行為，反而本能地認為要對殖民地進行懲罰。面對來自臣民的挑戰，它感到有必要展示一下權威；另一方面，它也在擔心，一旦美洲民眾的抗議行為得逞，英格蘭和愛爾蘭的暴民將大受鼓舞，紛紛效仿。希爾斯伯勒與羅波安的想法如出一轍，認為要展示權威，就要儘可能使用粗暴的手段。他重新使用亨利八世專制時期的一項法令，即凡被控在王國境外犯有叛國罪的人，都將在英格蘭接受審判；而貝德福德公爵提議將該法令作為議會決議，以對付馬薩諸塞州的冒犯行為。下議院一致通過了該項提案，政府中格拉夫頓集團的查塔姆輝格黨人似乎也沒有表示反對，於是，這條法令被適時傳達到了波士頓的伯納德總督那裡。人們的反應自然十分強烈。政府要將他們從當地抓走，然後押解到離朋友和辯護人3000英里以外的敵對環境中接受審判！這簡直就是赤裸裸的暴政！ 而在英格蘭，人們一直擔心「抵制英貨」運動會鼓勵美洲殖民地發展本地工業，現在這種擔心正在變為現實。政府和議會魯莽草率的政策曾經激起殖民地的聯合抵制，而今它們開始考慮如何通過廢除法案減少損失。《印花稅法案》的歷史再次上演，英國的統治機構好像患上了賭徒強迫症一樣，不斷將籌碼放在此前輸掉的位置。從1769年3月到1770年5月，廢除《湯森法案》的過程持續了一年多時間，在此期間，政府所採取的其他約束限制殖民地的舉措同《湯森法案》一樣，結果都適得其反。 到目前為止，人們已經完全認識到了政府接二連三的荒唐愚蠢行為，並在年度辯論中進行了明確公開的抨擊和嘲弄。反對派發言人們就議會驅逐威爾克斯代表一事表達了對政府的憤怒之情，因為在他們看來，這「違反了神聖的選舉權」，「顛覆了整個憲法體制」，要像對美洲一樣嚴厲地對政府進行懲戒。伯克對政府行為大加嘲諷，巴雷上校也表達了他的不屑；貝克福德市長大人認為，「殖民地每年總淨稅收只有295英鎊，但我們每年花費在那些稅務官員上的錢則有50萬英鎊，這真是一項奇怪的政策。」但這些還不是最有分量的辯論，前總督托馬斯·波納爾的發言是基於他在美洲四個不同殖民地長達七年的任職經歷。他詳細闡述了自己的論點論據，非常令人信服，無可駁斥，他或許是唯一一位沒有一己私利，並真正有意恢復與美洲良好關係的發言者。而其他批評者，往往極盡嘲諷謾罵之能事，刻意表達對受壓迫的殖民地人民的同情，比如，巴雷上校的描述是，「那些誠實守信、忠心耿耿的馬薩諸塞州人民，身為大英帝國的子民，直到現在的行為都無可挑剔。」這些人更關心如何搞垮現任政府，而不希望政府與美洲和解。由於政府在議會中掌握絕對優勢，有些驕傲自滿，因此對這些批評意見置之不理。 波納爾一一列舉了政府的愚蠢行徑。因為《駐軍營地條例》一頒布就引起了殖民地的抗議，因此不應該命令殖民地為英國軍隊安排營地、提供物資，而是應將決定權交由人民，「由人民按照他們自己的方式決定如何處理」，按照他們在「七年戰爭」期間的經驗，「遵循他們自己做事的模式」。部隊各級軍官應該有權與地方官員打交道，並通過雙方協商來解決軍隊駐紮問題。在提議廢除《湯森法案》時，波納爾說明，法案導言中宣稱徵稅的目的是增加國庫收入，維持公民政府的運行，這其實「徹底改變」了原有體制，因為殖民地藉此通過他們自己的立法機構實現對公務人員的管理，而立法機構有權批准和支配政府資金。即使要改變這一體制，《湯森法案》也其實是多此一舉，因為《聲明法案》早已確立了議會的權威；另外，它也「毫無公平公正可言」。 關於貿易方面，波納爾解釋了《湯森法案》是如何「直接違背了與你們自己的切身利益相關的所有商業原則」——這項法案對美洲製造業非常有利，它鼓勵違法交易，鼓勵求助國外市場，使得「我們從殖民地的獲益一天天減少，我們對殖民地的優勢日漸衰微，並將最終使他們不再依賴我們」。如果失去這次糾正錯誤的機會，「那將永遠不再有機會了。如果議會在這次會議期間無所作為，那麼我們今後對美洲事務的處理將永遠不切實際。你們可以對他們發號施令，但你們絕不會令他們心悅誠服」。波納爾無意間說出了一條任何時期的任何統治者都應該注意的法則，那就是政府在實施對國家管理的過程中，必須考慮被管理者的感受，否則將危機四伏。 儘管波納爾的動議贏得一致讚許（也許正因為這樣），內閣卻抱怨說，現在提出該動議已經太遲了，這件事影響深遠，後果難料，他們還沒有做好準備，本次會議已經無暇對此進行辯論；他們之後通過了一個動議，將波納爾的議案推遲到下個會期再行討論。這其實是一種試探，因為他們只想儘快結束殖民地的「抵制英貨」運動。在休會期間，內閣開始處理這個問題。格拉夫頓及其所領導的派別投票贊成完全廢除《湯森法案》，但因票數少於希爾斯伯勒、諾斯和三個貝德福德派大臣而落敗，後者主張保留對茶葉的收稅，以便保留導言作為徵稅權的象徵。就這樣通過了一項費盡心機的決議——不應採取任何「有損大英帝國對殖民地立法權威」的措施；與此同時，議會也無意向美洲殖民地徵收「更多的賦稅」以增加歲入；議會打算在下個會期「取消對紙張、玻璃和塗料徵收關稅」。當希爾斯伯勒通知殖民地總督，英國打算廢除《湯森法案》時，他沒有使用「態度緩和、令人寬慰的表達方式」，有意減弱了預期效果，而之前經過格拉夫頓派的爭取，議會已經同意使用此種表達方式。由於對茶葉徵收關稅的做法尚未取消，這意味著作為一個整體的《湯森法案》並沒有被完全廢除，因此英國未能說服殖民地結束「抵制英貨」行動。 極度絕望的托馬斯·哈欽森在給理察·傑克遜的信中寫道，「如果你們在任何一個方案上都能夠踏實穩定，一如既往，我們就可以在殖民地問題上達成某種解決方案……我懇求你們，儘可能地廢除那些還在生效的法律吧，越多越好」，而去貫徹落實那些有用的法律。「你們拖延的時間越長，廢除的難度就越大。」他對波士頓的情況了如指掌，那裡的新聞報道說，300名「家庭婦女」由於意識到她們消費茶葉的支出都供養了關稅委員會的老爺們以及「政府的其他權力工具」，一致同意不再喝茶，「直到這些傢伙連同波士頓常備軍一併撤走，並且《稅收法案》也被廢除為止」。 議會一被召集，有關美洲的辯論就重新開始了，因為一場危機，格拉夫頓內閣人去樓空，包括其名義上的首相以及他的幾名副手。查塔姆從幕後走出來，在其演講中警告說，美洲民眾成功地實現自給自足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他還呼應波納爾所闡述的法則說，「200萬[12]民眾的不滿情緒值得深思，但我們必須要消除造成這種不滿的根源。」這是阻止美洲「生產和組合」的唯一途徑。然而，查塔姆發言的重點卻是下議院排擠威爾克斯代表一事。他提出一項動議，譴責議會的這一做法，這時大法官卡姆登以其獨有的膽量和勇氣投票表示支持。身為內閣成員，現在卻投票反對政府，他理所當然地被解職了。或許他本人倒樂於有這樣的結果，因為他在議會中坦承，他在內閣中通常只是埋頭記錄對政府所採取措施的不同意見，並且他也很清楚，即便公開表示反對也無法阻止這些措施的出台。 結果便發生了一場悲劇。格拉夫頓建議由查爾斯·約克（Charles Yorke）入閣填補空缺，此君的父親曾擔任首席檢察官和上議院大法官，而且這也是他一生夢寐以求的政府職位，但此時他本人、他的家人和朋友都表示反對；然而，在國王的極力勸說下，他還是違心接受了任命，因為國王許諾加封他貴族頭銜。當天晚上，同僚們對他這一做法大加斥責，這使本就內心矛盾的約克無法忍受煎熬而自殺了。格拉夫頓大為震驚，自覺難辭其咎，加之無力掌控政策而萎靡不振，於是就辭職了。緊接著，康韋和格蘭比兩位將軍也辭職了。 新首相是為人和善的諾斯勳爵，這個名字將永遠與美國獨立戰爭聯繫在一起。在擔任首相期間，他日益心煩意亂，並逐漸認識到首相所應具備的資格，而且他確信自己並不具備這樣的能力。他定期給國王寫信請求允許他辭職，其中一封信中寫道，首相一職應由「一位能力超群且對自己的能力深信不疑的人」擔任，此人應該「能夠做事雷厲風行、堅決果斷，通過發號施令，不折不扣地實施政策……還要能夠制訂明智的計劃，並將政府各個部門的力量整合調動起來」。這是對該職位非常到位的描述，信中最後說，「我顯然不是這樣一個人。」 然而，既然國王選定了他，無論多麼不情願，他也在這個職位上一待就是12年，而且是至關重要的12年；而在他之前的10年間，走馬觀花般換了5任首相。諾斯與國王喬治三世具有驚人相似的外貌，兩者都是雙頰飽滿、身體肥胖、兩眼外凸，這常常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人們普遍認為，諾斯的父母與喬治三世的父親，即威爾斯親王弗雷德里克一家關係密切。在諾斯出生之際，他的父親吉爾福德伯爵擔任親王的寢宮侍臣。諾斯在洗禮時被命名為弗雷德里克，如果沒有更密切關係的話，那是因為親王是諾斯的教父。除了外貌相似以外，諾斯和喬治三世晚年都曾遭受失明的痛苦。 在性情上，諾斯勳爵卻與國王喬治三世大相徑庭，按照吉本的說法，「他有舉世無雙的好脾氣」，這是眾所周知的。據說只有一位喝醉酒的愚笨的馬夫曾惹他發怒；這個馬夫並未有所改進，卻總能得到勳爵的諒解，並且直到去世，一直在諾斯家裡工作。諾斯家族控制著班伯里口袋選區[13]，在下議院擁有13個席位，諾斯在22歲那年被選入下議院，直至去世，一直擔任該區代表。在被任命為首相時，他38歲，由於視力不佳，舌頭偏大，行動有些笨拙。由於舌頭的原因，他在講話時，「儘管不是完全不清楚，但多少有些含混不清」。得益於在伊頓公學、牛津大學的教育以及為期3年遍游歐洲大陸的教育旅行，諾斯精通希臘語和拉丁語，也會講法語、德語和義大利語，當興致盎然時，還會用名物典故、外國習語、突發奇想和天才的幽默來點綴他的演講。 當諾斯無法躲避政務的襲擾時，他會在辯論期間躺在前排的長凳上睡覺偷懶。有一次，格倫維爾做了一個沉悶而冗長的演講，諾斯叫人在格倫維爾快講到現代社會的時候叫醒他，在格倫維爾正引用1688年的一個先例時，有人用胳膊肘輕推了他一下，他睜開了一隻眼睛，嘴裡咕噥著說「還有100年呢，太早了」，然後又重新打起了呼嚕。他把這個習慣也帶到了內閣會議上，據一位後來跟他共事的大臣查爾斯·詹姆斯·福克斯說，「在內閣會議上，諾斯絲毫不會引導其他大臣的意見，而且也很少發表自己的意見，一般來說，在與大臣們開會的大部分時間裡，他都在睡覺。」這肯定不利於形成強有力的集體決策。 雖然很少發言，但諾斯卻是個堅定的右派。他投票贊成徵收蘋果酒稅，贊成驅逐威爾克斯代表，贊成《印花稅法案》並反對廢除該法案。儘管他反對與美洲妥協，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他也準備通過和解促成可能的中間立場，在不放棄「我一直認為宗主國應當擁有向美洲徵稅的正當權利」的基礎上，如果他能夠做到的話，他「真誠地希望廢除整套（湯森）法律」。儘管他並非貝德福德派成員，但後者也能夠接納他，不然他也不可能被任命為首相了。他主要的難言之隱在於，由於他父親長壽，活到86歲，且又自私吝嗇，他無法繼承一大筆財產；而等到他能夠繼承的時候，他自己也已年近花甲，雙目失明，不到兩年亦駕鶴西去。結果是，他既要養活一大家子人，又要維持首相這一重要身份所應具備的形象，因此在整個政治生涯中始終都有些捉襟見肘，只能依靠年俸收入。而他感激於皇恩浩蕩，因為國王體貼到他的難處，巧妙委婉地給了他這位首相兩萬英鎊，使他得以清償債務。在這種狀況下，他不太可能保持獨立的思想和行動。 1770年3月至5月，辯論重新開始，反對派發言人對政府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評，他們認為，自《湯森法案》以來，英國在美洲的一系列政策軟弱無力，各項措施自相矛盾，決策實施優柔寡斷，而且有時出現違反憲法的行為，做出違背英國利益的不當判斷，總而言之，都是愚蠢荒唐之舉。虎視眈眈的巴雷上校向內閣發難，認為政府在議會採取行動之前就將英國意欲廢除稅法的消息告知了美洲民眾，從而讓後者意識到「議會所採取的措施是多麼卑鄙無恥，管理這個合法政府的這批人是多麼蠢笨無能」。他進一步斥責政府恢復「亨利八世時期殘暴統治」的法令，然而「在險惡用心下他們卻孱弱無能……沒有雄心壯志將該法令付諸實施」。 波納爾解釋說，「冒犯了美洲民眾並令他們警醒」的是《湯森法案》的導言；他為此提議，要刪除導言，必須廢除整個《湯森法案》，並將茶葉稅排除在外。格倫維爾承認自己是與美洲爭端的始作俑者，並提出了個沒用的意見，由於部分廢除法案不會讓殖民地滿意，而全部廢除法案又不能「保全國家的尊嚴」，因此他寧願在投票時棄權。獨立議員威廉·梅雷迪思爵士發現，政府「在幾乎每件事情上都堅持錯誤，剛愎自用，執迷不悟」，實在令人無奈。用德萊頓的話說，「他們從來就無法回到思維正常的軌道上，哪怕偶然做出一次適當的舉動也絕無可能。」他補充說，因為收繳的茶稅無法彌補徵收成本，英國不得不動用「國庫資金」予以補足，其結果只能是「劫掠我們自己」。儘管下議院在投票中以204票對142票駁回了波納爾的動議，使得政府以人多勢眾而戰勝了常識，但常識也令人眼前一亮，因為這次的贊成票幾乎是平常親美洲選票的兩倍之多。 當辯論的重心總體上轉向美洲政策時，波納爾再次談到對美洲的侵略行為。他指出，除了徵稅以外，殖民地真正擔心的是英國「企圖改變他們的公民憲法」，希爾斯伯勒解散殖民地議會的命令以及湯森法案的導言證實了他們的這一擔憂，他們由此害怕「自己的各個議會變得一無是處」。這時，波士頓大屠殺的消息已經傳到了英格蘭，當地居民群情激奮，因此，為了防止發生更多類似事件，必須要撤離派去震懾波士頓民眾的英國軍隊，儘管這麼做不利於英軍的榮耀，但能確保波士頓港口的威廉城堡的安全。這次的撤退對於幽默風趣、智慧過人的埃德蒙·伯克先生可謂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他是那個時代最為後世所知的演說家。 伯克的思想之所以得到廣泛傳播，主要得益於他對語言的精準把握和恰切運用。但如果他的觀點模稜兩可，即便是浮華的辭藻也無濟於事，巧的是他洞察敏銳，言辭潑辣，觀點鮮明，思想深刻。儘管伯克的評論常常有些囉唆，誇大其詞，但遣詞造句別具匠心，能成為格言警句。奧利弗·哥爾德斯密斯[14]認為他在會話方面的技能可以與約翰遜博士相提並論，因為他「總是從容不迫，遊刃有餘地切入主題」。約翰遜博士本人對這一點也毫無異議。「伯克口若懸河是因為他思想豐富……任何思維正常的人，如果碰巧見識到伯克那滔滔不絕的口才，都會深信他就是英國第一人，這一點毫不誇張。」他經常慷慨激昂地發表長篇大論，以致議員們紛紛離席而去，四座皆空，他的朋友不得不拉著他的衣服下擺，提醒他控制情緒，但仍難以阻止他發揮睿智和才華。賀拉斯·沃波爾曾寫道，伯克在演講中抨擊英國美洲政策的言語「甚至令諾斯勳爵和大臣們自己也大笑不止」。當他講到哀婉動容之處時，連一向「鐵石心腸的巴雷也禁不住潸然淚下」；如果路人有幸聽到某些辯論，伯克對政府的冷嘲熱諷足以令他們熱血沸騰，從而「將走出議會大廳的諸位大臣們撕得粉碎」。 伯克列舉了英國對殖民地一系列軟弱無力的懲罰措施，從而輕而易舉地令政府看起來愚不可及。這些措施包括：英國命令馬薩諸塞州議會撤銷其煽動性的決議，否則就將其解散，但最終不了了之；其他殖民地議會在受到同樣威脅的情況下，也公然藐視英國的處罰，而且「以極端不屑的態度對待國務大臣的信件」；亨利八世時期的法令「從未被付諸實施，而且眾所周知的是，也永遠不會貫徹執行」；英國派遣軍隊和戰艦去波士頓控制局勢，結果現在「又從那裡撤了出來」；總之，「人們痛恨你們惡毒的意願，譴責你們軟弱的能力」，這些足以證明，「這是個缺乏明智之舉的政府」。 當然，政府的多數派擊敗了伯克的八項譴責性決議；而在上議院，年輕的里士滿公爵提出了一個類似的譴責動議，也遭遇了相同的命運。他是應美洲事業而新當選的重要議員，多少有些獨立性，並將成為反對政府政策的傑出代表。 里士滿是個光彩萬分的人物，他在許多方面都代表著18世紀英國政府不切實際的幻想主義色彩。他運氣極佳，總是受到命運的青睞，以至於在執行任何一項任務時都難以徹底發揮他的才能。里士滿是查理二世的曾孫，是其與情婦朴次茅斯女公爵路易絲·德凱魯阿爾（Louise de Kéroualle）的後代，喬治三世曾經想娶的可愛的薩拉·倫諾克斯小姐是他的姐妹。他氣質高貴，謙恭有禮，英俊倜儻，與同樣來自公爵家庭的妻子一起，成為了「英格蘭最為般配的一對夫妻」。里士滿15歲時就承襲公爵爵位，23歲出任陸軍上校，31歲出任駐法大使並且在羅金漢內閣短暫出任國務大臣。他年輕英俊、富甲一方、位居高位、作戰勇猛、機智敏銳、剛毅果敢，在政界人脈甚廣，並「擁有從布魯斯到查理二世的所有王室血統」。 他剛直不阿，脾氣暴躁，不屈從於他人或政治需要，不能容忍別人的缺點或不足，習慣跟家人、朋友及下屬爭吵，甚至在國王執政第一年便頂撞他並辭去在皇室的職位，從此與皇室結下恩怨。為了揭露相關部門濫用職權或胡作非為的行為，里士滿總是刨根問底，常令陸軍、海軍和財政部不勝其煩，避之不及。在即將進行某個辯論之際，他可以在當天一早到達城鎮，迅速調查研究，把握問題根源或本質，而後在當天下午有理有據詳盡闡述。但是，如果他的目標或意圖無法實現或遭受打擊，他會很快心煩意亂，反覆威脅說要退出政壇。他也有過幾次抑鬱和沮喪階段，一次是在1769年，他在給羅金漢的信中寫道，「當前心境不佳，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我必須調養一段時間」。在蘇塞克斯郡的家裡，他花費巨資在古德伍德莊園兩側修建了新的建築，並整日鬥狗賽馬，駕船狩獵，訓練兵丁；他繼承了一筆價值6.8萬英鎊的不動產，此外每年還有兩萬英鎊來自煤炭稅的收入，但他40年後卻負了9.5萬英鎊的債。跟同類的其他人一樣，他對管理國家的興趣時常遠不如對其他事務那麼濃厚。他有一次寫信給伯克說，讓他在議會召集開會前到達倫敦實在是毫無道理。他的意見「無足輕重」，因此讓他去與政治方面的同僚共商國事沒什麼意義。「不，在會議召開之前，就讓我在這裡享受幾天吧。然後，我會按照你的要求到倫敦去待幾天，四處看看。」 在1770年的辯論中，里士滿毫無顧忌地把內閣在美洲的表現描述為「狡猾多變的無賴或不可救藥的白痴」，而「大臣們令政府顏面盡失」。他提出了18項譴責決議，內容涵蓋了1768年以來的所有法案和措施，最後總結說，「這些數量眾多並且欠缺考慮的行動是前述混亂現象的主要原因」。希爾斯伯勒忍無可忍，像往常一樣辯解稱，這是為了確立政府的權威，而後又附加了一條指控，「我們的反對派愛國者們」一直在激勵殖民地的抗議行動，並且「為了實現他們的愛國意願」而「不斷在通往和解的道路上設置障礙……事實上，各位大人，他們的整個所謂愛國精神實際上就是卑劣貪婪地覬覦權位……這樣他們就可以成功地取我們而代之」。 雖然明顯低估了殖民地本土的反抗力量，但希爾斯伯勒對反對派的動機還是言之有理。然而，反對派對權位的「貪婪」與政治組織的懶散怠惰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他們的努力徒勞無功，因為長期的鬥爭和相互之間的差異，他們無法找到形成堅固陣線的共同基礎。里士滿在當時寫給羅金漢的信中曾說，「湯森（羅金漢內閣時曾任財政大臣）對查塔姆勳爵極度不滿，而伯克脾氣火爆。」伯克無法接受查塔姆傲慢自大的態度，查塔姆也無法忍受一個與自己不相上下的有主見的知識分子作為自己的盟友。儘管羅金漢曾試圖延攬查塔姆入閣，在自己的領導下合作共事，但查塔姆提出條件，他必須得說一不二，否則決不接受。謝爾本長久以來始終屬於少數派，總是顯得孤立無援，他因而心生厭倦，在1771年與巴雷一起遠遁海外了。里士滿和羅金漢對他們在鄉下的田產無法釋懷，正如當時的一首諷刺詩所寫的： 牽著獵犬，吹著號角， 逃課的學童四處遊蕩； 為了捉住一隻狐狸， 遠離了聖史蒂芬教堂。[15] 儘管英國方面保留了《湯森法案》的導言和茶葉稅，但美洲方面並沒有進一步的抗議活動。正如人們經常看到的那樣，事件的發展有時也不一定完全符合邏輯，形勢也會急轉直下，發生偏離。殖民地的有產階級由於擔心暴民劫掠造成社會動亂，開始減少他們對「愛國主義」運動的支持力度。運動的原動力萎縮了。由於厭倦了抵制英貨運動，紐約州建議召開北部海港會議來決定共同政策。波士頓和費城的商人們也希望恢復貿易，但被那些煽動此項運動的人阻止了。當提議的會議計劃落空後，紐約州抱著寧願被欺騙也不想「餓死在愛國主義的粗茶淡飯上」的態度，停止了抵制英貨，並於1772年開放了港口。其他殖民地也分別在不同的時間效仿紐約的做法，躁動的情緒逐漸平息，他們的行動團結一致。這一現象證實了英國之前的想法，即殖民地永遠無法形成統一陣線，煽動叛亂的念頭哪能抵得過效忠保皇的情緒和經濟上的利己主義呢。 隨著議會對威爾克斯事件的不滿情緒日益增強，諾斯勳爵的應對策略是儘量使下院避免討論美洲事務，加之此時殖民地風平浪靜，這一做法頗見成效。如果在這一階段做出積極努力，雙方本可以相互妥協，並有可能重新團結起來。殖民地正致力於解決各種不滿和抱怨情緒，尋求對自身事務的自治，而非獨立。與之相反的是，反印花稅大會已經聲明，他們「最為熱切地」希望「永久延續」與英國的固有關係。甚至在情緒上最為激烈、最有挑釁性的馬薩諸塞州議會也在1768年否認其有「最遙不可及的獨立念頭」，聲稱「如果讓他們選擇的話，殖民地會拒絕獨立，並且認為被迫接受獨立將是最大的不幸」。然而，喬治三世、諾斯勳爵、希爾斯伯勒和貝德福德派並未做出積極努力，或者對政府進行改革創新。在這段風平浪靜時期，愚蠢之帆暫時被收了起來——直至1772年「葛斯比」號事件發生。 4.「別忘了羅波安的下場！」 （1772—1775） 「葛斯比」號是一艘英國稅收帆船，該船指揮官陸軍中尉杜丁頓（Dudington）勇猛好鬥，不折不扣地執行國王的旨意，要將納拉甘西特灣入口處及其周邊上千島嶼上的走私活動一網打盡。每有船隻經過，他都會登船檢查。對於膽敢反抗的船長，則威脅要將他們通通扔到海里，此舉使羅得島居民產生了強烈的報復念頭。當人們發現「葛斯比」號在普羅維登斯擱淺時，他們認為這是天賜良機。於是，在數小時內，當地的船員們就分乘八艘小船襲擊了「葛斯比」號，打傷了杜丁頓中尉，並把他和其他船員丟到岸上，放火焚燒了這艘船。 與往常一樣，英國的反應虎頭蛇尾，一開始強硬，最後軟弱。首席檢察官和副檢察長判定，對「葛斯比」號的攻擊是針對國王的戰爭行為，也就構成叛國，因此必須將罪犯繩之以法，遣送英國接受審判。首先，必須把這些人找出來。根據《皇家公告》，告密者將獲得500英鎊賞金，並由國王赦免其罪行。緊接著，一個陣容龐大的調查委員會成立，以起訴嫌疑犯，成員包括羅得島州總督、紐約州首席大法官、新澤西州首席大法官、馬薩諸塞州首席大法官以及波士頓助理海事法庭大法官。這項公告讓人們重新懷疑這是英國的一起陰謀，意在剝奪殖民地人民的自由。羅得島州與最難駕馭的馬薩諸塞州齊聲高呼「暴政！」「奴隸！」等口號，《紐波特信使報》用斜體字憤怒地宣告，「即使一萬人在祭壇上被斧子劈死」，也不願「在比埃及暴君更殘暴的國王統治下過著戴枷鎖的奴隸生活」。沒有人站出來告密；雖然鄰居們都知道誰參與了事件，但英國就是抓不到嫌犯。英國裝模作樣地在紐波特開了幾次庭之後，調查法庭窘迫難當地在全體法官面前宣布休庭，隨後便再也沒有重新開庭。英國的懲罰措施又一次落空，進一步證實了英國既想推行專制又力不從心的軟弱形象。 「葛斯比」號事件的結果很重要，因為羅得島州抗議的怒吼為殖民地走向聯合跨出了決定性的一步。根據馬薩諸塞州在各個城鎮中建立起來的模式，弗吉尼亞州下議院邀請其他殖民地成立一個通訊委員會，就共同行動和反抗方式進行協商。托馬斯·傑斐遜和派屈克·亨利此時均在弗吉尼亞州委員會任職。這是殖民地走向聯合發展的開端，而英國一直以來都信心十足地認為這種情況永遠都不可能發生。除了在對抗時刻之外，通訊委員會幾乎沒有引起英國方面的關注，而美洲事務總體上也是風平浪靜。德拉尼夫人是一位出身名門的大家閨秀，丈夫是英國聖公會的一位教長，她在這一時期與社交圈及文學圈中的朋友和親戚有大量通信，但在信中對美洲幾乎隻字未提。 英國政府中直接負責處理「葛斯比」號事件的兩位律政官員是首席檢察官愛德華·瑟洛（Edward Thurlow）和副檢察長亞歷山大·韋德伯恩（Alexander Wedderburn），兩個人都極令人反感。瑟洛脾氣暴躁，而且據說髒話連篇到在倫敦無人能及，此人在學生時代便極難管束，因為傲慢無禮和為非作歹而被劍橋大學除名，但他在法律方面卻自信過人。在查爾斯·詹姆斯·福克斯看來，「人不可貌相」，低沉的嗓音和嚴肅的外表使他看起來有些陰險奸詐，但他其實還是很讓人欽佩。瑟洛在法庭上對被告往往咄咄逼人。在政策方面，他始終認為英國要向美洲殖民地展示權威，而且，儘管眾人皆知諾斯勳爵並不待見他，但由於他堅定不移地支持國王，國王最終任命他為上議院大法官，並加封男爵。韋德伯恩在對待美洲事務上也同樣傾向於高壓政策，他是一位野心極大的蘇格蘭人，為了向上爬，他可以不擇手段，可以奉承或是背叛任何同僚。一位熟知他的人曾說，「這個人很有一套，即便對背叛行為都不會輕易相信。」雖然國王不喜歡他，但他最終也成了大法官。 瑟洛和韋德伯恩不屬於內閣成員，但下達命令成立調查法庭並傳喚嫌犯到英格蘭受審的卻是內閣，簽署該命令的正是希爾斯伯勒的繼任者「好好先生達特茅斯勳爵」。國家受到攻擊，必須做出回應，內閣認為此舉完全正當；從統治者的角度來看，這樣的舉動未嘗不可，但從現實政治來講，實在是愚蠢之至。眾所周知，美洲人對將他們遣送到英國審訊本就極為憤怒，而指望羅得島居民出賣自己的同胞更是痴心妄想，因此，問題的要害還是「堅持認為自己擁有一項明知無法行使的權利」。在沿海通訊中心紐波特，這已經成為人盡皆知的事實了，宗主國軟弱無能的形象也從那裡迅速傳播開來。 雖然達特茅斯勳爵是諾斯勳爵同父異母的弟弟並且兩人一起長大，也在歐洲大陸遊學過，但他卻是美洲誠摯的朋友，這可能因為他是衛理公會教徒，該教會的主要活動之一便是在美洲傳教和講道。達特茅斯為人親切，對上帝十分虔誠，而且據說是塞繆爾·理查森的小說《查爾斯·格蘭迪森爵士》中善良的主人公查爾斯·格蘭迪森的生活原型，還有個外號叫「聖歌手」。他曾出任羅金漢內閣的貿易大臣，儘管在該職位上被賦予的行政職權很小。後來，貝德福德派黨同伐異，使用陰謀詭計迫使希爾斯伯勒辭職，諾斯勳爵遂任命達特茅斯擔任殖民地事務大臣。班傑明·富蘭克林曾寫道，作為內閣中唯一的親美洲人物，達特茅斯「誠摯地希望能夠與殖民地相互諒解，但他並沒有與之相匹配的實力，並且他所希望的最佳措施又只有加入了最糟糕的內容才能獲得通過」。漸漸地，由於美洲誓不妥協的態度屢屢使他的善意家長製作風受挫，他的態度也開始轉變，反對安撫，贊成鎮壓。 恰在這時，茶葉事件起了催化劑的作用。同威爾克斯事件一樣，東印度公司的財務困境，其臭名昭著的惡劣行徑以及該公司與英國皇室的複雜財務關係，許多年來一直是個難以處理的問題。之所以在此提及，只是因為這些問題在英國與美洲爭端中造成了無法挽回的結局。為了逃避茶葉稅，美洲人一直在走私荷蘭茶葉，這樣便使東印度公司的茶葉銷售量減少了幾乎2/3。由於該公司每年最起碼要向倫敦償付40萬英鎊債務，為了挽救它，諾斯勳爵想出了一項計劃，而根據該計劃，堆積在東印度公司倉庫里的多餘茶葉可以直接銷往美洲，這樣就不必先運到英國，也就避免了英國關稅。如果在美洲，茶葉稅減少到每磅3便士，那麼茶葉便可以每磅10先令的價格銷售，而不是原來的20先令。考慮到美洲人對茶葉情有獨鍾，降低後的價格有望吸引美洲人大量購買東印度公司的茶葉，這樣便會瓦解他們出於愛國情懷而對茶葉稅的抵制行為。據報道，每天飲兩次茶的美洲人達百萬之眾，而且根據費城的一篇報道，「婦女們對茶喜愛頗深，以致她們寧願不吃飯也不能不喝茶。」自從抵制英貨運動煙消雲散，除茶葉以外的其他貿易的恢復已經平息了雙方的怒氣，許多人認為以前的不愉快已經一去不返了。因此，當1773年5月《茶葉法案》在英國議會順利通過時，議員們完全沒有料到，此舉將再次激發美洲人的怒火。 英國堅決主張對美洲人民的統治，但是他們始終不了解美洲人民，而且也沒有刻意去了解，這就是英帝國與殖民地關係中的一個主要問題。直到大約15年後，巴雷上校告訴馬薩諸塞州代理人喬賽亞·昆西，大英帝國有2/3的人認為，美洲人都是黑人。身在倫敦的美洲人主要是與商人和城裡人打交道，比如弗吉尼亞州的亞瑟·李，他曾在英國受過一段時間教育，並且在雙方敵對之前在那裡度過了10年；還有來自查爾斯頓的富裕商人和農場主以及未來的大陸會議主席亨利·勞倫斯（Henry Laurens），以及諸如拉爾夫·伊澤德和查爾斯·平克尼等其他幾位來自南卡羅來納州的商人。儘管這些人與伯克、謝爾本以及其他黨派的人物關係還算友好，但他們始終未能進入英國貴族社會，反過來貴族們對他們也一無所知。 雖然美洲的小冊子和請願書、迪金森的來信、傑斐遜的《英屬美洲權利綜論》以及其他許多關於殖民地問題和殖民地人民情緒的論爭內容都已在倫敦出版，但貴族和鄉紳們卻很少去讀這些材料，下議院時常以這樣或那樣的技術性理由拒絕像喬賽亞·昆西這樣的特別代理人列席會議。他在給美洲的信中寫道，「我每碰到一個人，都會不厭其煩地向其講述美洲大陸的真實狀況以及美洲居民的真實感情。」但他又說，無法保證這種努力能夠奏效。按照希爾斯伯勒的說法，「我們與生俱來高人一等」的感覺在英國人中根深蒂固，在他們看來，美洲人就是一群行事粗野、不服管束的麻煩製造者，但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在他們中間有個叫班傑明·富蘭克林的人，他才華出眾，智慧超群，政治敏銳，久經世故，各方面與任何歐洲人相比也毫不遜色，而且為了英國與美洲殖民地的和解目標而做著不懈努力。 美洲的盟友們態度也大相徑庭。羅金漢認為英國就是家長，而殖民地則「應該是安分守己的孩子」。查塔姆也持相同的觀點。但是，如果他們兩人中任何一人曾訪問過美洲，參加過殖民地議會，也了解過殖民地人民切身感受的話，那麼在離開時可能會糾正他們的這種認識。然而一個令人驚嘆的事實是，從1763年到1775年，甚或在此之前和之後的時間裡，除了陸軍和海軍軍官之外，英國的內閣大臣中竟無人到訪過大西洋彼岸這片他們認為大英帝國賴以汲取營養的土地。 他們更加堅定不移地認為，必須牢牢掌控這片土地，因為在他們看來，美洲人正在叛亂，而美洲的獨立則意味著英國的毀滅。查塔姆堅決主張採取安撫措施，因為他擔心，如果美洲被逼到武裝反抗的地步，帝國也許會失敗，法國或西班牙可能會得到美洲殖民地，而「如果這一切發生的話，英國便完蛋了」。如果輸掉美洲這塊巨大的蛋糕，英國的發展將停滯，將不再是個世界強國。國王在內心隱約感覺到這種可能性，他表示，「在我們與鄰國作戰之前，必須把殖民地問題處理好。」 在另一種意義上，查塔姆同許多人一樣，也感覺到英國的命運與殖民地休戚相關，「如果自由在美洲得不到保障，它在英國也必將患病、衰弱直至死亡」。這就是關於自由的論點。而關於權力的論爭在於，如果不向殖民地徵稅，許多英國技術工人和製造商有可能被吸引到那裡去發展，殖民地將逐漸繁榮起來，並且最終取得對英國的相對優勢，留給古老英國的只是「一個貧窮的遭人遺棄的可憐王國」。報上登載的一些來信表達了這種擔憂，有人預言，美洲人口很快就會超過宗主國，「到時我們該如何統治他們呢？」甚至還有人說，200年後，帝國的首都有可能遷至美洲。1772年平安夜，《聖詹姆斯編年史》中這樣表述，如果美洲人口超過英國，那麼英國和美洲之間只剩下自然利益和某種聯邦形式的關係了，而如果二者聯合起來，他們或許能夠「以武力與世界對抗」。 《茶葉法案》的結果相當令人失望。美洲人並沒有興高采烈地勉強接受廉價茶葉，而是憤怒至極地爆發了；而這次爆發與其說是群眾的普遍感受，不如說是商人煽動的結果，因為東印度公司低價傾銷，美洲人感覺自己作為茶葉批發商的地位被剝奪了，這就令他們的貿易毀於一旦。船主和造船工人以及船長和船員也感受到威脅，因為他們的生活主要依賴於走私，政治煽動者心中竊喜，認為機會將至，應該坦然面對。他們提出了聳人聽聞的口號，「壟斷者」即將通過一家英國公司控制美洲，而這家公司因「骯髒黑暗、橫徵暴斂」而臭名昭著。如果他們在茶葉上得手，很快就會擴展到香料、絲綢、瓷器和其他日用品上。因此，一旦美洲人接受了印度茶葉，3便士稅收便會「進入我們神聖自由的壁壘」，英國議會通過徵稅增加國庫歲入的目的也將會實現；「在徹底征服殖民地之前」，政策的制定者不會善罷甘休。 殖民地的和事佬們希望安排載運茶葉的船隻在卸貨及繳納茶葉稅之前返航。在除波士頓以外的港口，他們提出有暴民威脅，恐嚇東印度公司的代銷人，使他們不再承接茶葉的零售業務，這屢屢奏效。在波士頓，有兩位代銷人是哈欽森總督的兒子，他們堅決反對煽動者所散布的言論，並準備提貨。1773年12月1日，第一艘載運茶葉的船隻在波士頓碼頭靠岸，緊接著又有兩艘停靠。因為如果已卸船的貨物在規定時間內未被運走，有可能會被關稅委員會以未納稅為由而予以沒收，愛國者們擔心委員會可能會把沒收的茶葉私下出售以增加歲入。為了防止這種行為，或許也是為了恐嚇所有希望購買廉價茶葉的人，他們於12月16日晚上登上這幾艘船，強行打開茶葉箱子，把所有的茶葉都倒入了大海，這就是以後載入史冊的「波士頓傾茶事件」。 這則對英國財產發動罪惡攻擊的消息最早於1774年1月20日傳到倫敦，令英國人大為震怒。這起事件破壞了悄無聲息地建立徵稅制度的計劃，使東印度公司的財務狀況危機四伏，也證實了馬薩諸塞州人是不可救藥的叛亂分子。英國從自身利益出發，此刻或許應該想到回顧在殖民地造成的一系列日益嚴重的負面後果，從而扭轉到目前為止令人擔憂的事件發展方向。這需要的是思考而不只是單純做出反應，但政府並沒有停下來認真思考的習慣。這一點，喬治三世的大臣們無一例外。 他們不但沒有認真反思，反而頒布了一系列現在通常稱為強制法案的措施，該法案在美洲被稱為「不可容忍法案」，這項法案使本已跡象十分明顯的對抗狀態升級，錯過了另外一條結果也許完全不同的道路。 作為一場針對王室財產的戰爭行為，傾茶事件被判定為另一個叛國案件。內閣明智而審慎地決定，為了避免「葛斯比」號事件因為程序而造成難堪局面，他們選擇通過議會法案將波士頓作為一個整體進行懲罰。據此，有人提出了一項議案，在東印度公司和關稅委員會遭受的損失獲得賠償之前，在「和平與守法」得到充分保障之前，在人們可以安然無恙地進行貿易活動之前，在稅務部門能夠及時適當地收取關稅之前，關閉波士頓港口的所有商業活動。 自格倫維爾第一次提出徵稅以來的10年間，殖民地憤怒的抗議此起彼伏，而內閣卻沒有從中吸取任何教訓，而今在準備這項議案時，它也一如既往地沒有預見到任何麻煩。大臣們以為美洲其他殖民地會對波士頓人破壞王室財產的行為予以譴責，為了自己的利益，他們不會幹涉英國對波士頓的懲戒，甚至可能會愉快地接收由於波士頓港關閉而轉到他們自己港口的茶葉。榆木疙瘩似的思維不會有清醒的時候。對發生在碼頭上的巨大盜竊罪斷然做出憤怒反應是自然的，也是正常的，但指望《波士頓港口法》能夠起到控制局勢的作用，起到維護帝國穩定的作用，抑或起到震懾馬薩諸塞州近鄰的作用，都是過於情緒化的表現，完全沒有考慮最近種種跡象所可能帶來的後果。 唯情主義向來是導致愚蠢行徑的根源。在就哈欽森來信事件所進行的聽證會上，班傑明·富蘭克林成了野蠻攻擊的目標，而唯情主義在此刻也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哈欽森在這些寄給財政大臣托馬斯·惠特利的信中建議採取更加斷然的措施以鎮壓馬薩諸塞州的叛亂，但信件被富蘭克林秘密獲取並公開發表了，馬薩諸塞州人民因而對哈欽森出離憤怒，並向議會請願要求解除其總督之職。韋德伯恩在按請願書要求舉行的聽證會上主持對富蘭克林的審查，審查是當著35位樞密院委員的面在一間更適合被稱作戰場的內庭進行的，這是出席此類聽證會委員人數最多的一次。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熱心的觀眾，包括一些貴族、下院議員以及其他賓客。韋德伯恩時而嘲笑奚落，時而妙語連珠、惡語謾罵，把這位在倫敦最有影響力的美洲人描繪成小偷和叛國者，看客們則隨著韋德伯恩的節奏有時面露微笑，竊竊私語，有時毫無顧忌，開懷大笑。據說，諾斯勳爵是唯一一位沒有發笑的聽眾。第二天，國王解除了富蘭克林北美殖民地郵政副局長的職務，但這並沒有使這位強烈主張和解的人灰心喪氣，當然，他也永遠無法忘記這一天。4年後，當富蘭克林與法國簽署聯盟條約，確認他的祖國成立時，他仍然穿著那件在接受韋德伯恩折磨時所穿的曼徹斯特絲絨外套。 政府中反對波士頓的情緒相當強烈，以至於在前兩次對《波士頓港口法案》進行解讀時竟然無人表示反對；甚至連巴雷和亨利·康韋也發言贊成採取強硬的行動。在第三次解讀時，有人提出了反對意見，指出其他港口已經將茶葉退回了英格蘭，同時也主張在波士頓港被取消商業活動之前再給它一次支付賠償金的機會。最重要的陳述出自一位具有實際經驗的人物——前西佛羅里達總督喬治·約翰斯通，他警告說「提出這樣的草案定會促使殖民地普遍建立聯邦關係以對抗英國的權力」，但幾乎沒人在意此番預言。作為反對派發言人之一的伯克承認，反對派發言人「沒有給人留下什麼印象」，以至於下院都無須分組投票。在上議院，謝爾本、卡姆登和里士滿公爵均對草案表示不贊成，但這並沒有產生更大的影響。《波士頓港口法案》如融化的黃油一般在議會輕易獲得通過。 緊接著議員們討論了另外三個《強制法案》，首先是《馬薩諸塞政府法》，該法案實際上廢除了海灣殖民地大憲章。包括選舉權，政府官員、議員、法官和陪審員的任命權，還有召集市鎮會議的基本權利在內的所有權利都由國王委派的總督接管，用伯克的話說，「通通只能聽從英國國內政府的安排」。自然，這種做法也向其他殖民地暗示，今天對馬薩諸塞州的懲罰也同樣會發生在他們身上。其次是《司法行政令》，該法允許那些在馬薩諸塞州被控有罪而又聲稱無法保證受到公平審判的皇家官員可以被移送到其他殖民地甚至英格蘭接受審判。鑒於波士頓已經矯枉過正地給予「大屠殺」中的指揮官普萊斯頓上尉一個公正的審判，由約翰·亞當斯為其辯護並已經宣判他無罪，《司法行政令》簡直就是對馬薩諸塞州的羞辱。再接下來，為防止任何拒絕提供兵營的行為，議員們在年度《駐軍營地條例》基礎上增加了新的條款，允許把士兵安排在居民的家中、客棧中以及其他建築中。與此同時，蓋奇將軍已經受命去波士頓接替哈欽森出任總督。 同時頒布的還有《魁北克法案》，儘管該法案並不屬於強制法案之一，但卻是最令人出離憤怒的措施，因為該法案將加拿大邊界擴展到了弗吉尼亞和其他殖民地也有領土主張的俄亥俄河。《魁北克法案》還規定了加拿大國民政府的組成條件，規定英國議會有徵稅權，可以按照法國方式進行沒有陪審團的審判，也允許天主教的存在。由於95%的加拿大人都是天主教徒，因此這是一項難得明智的寬容舉措，但它同時卻讓殖民者和他們的英格蘭朋友大為光火。針對「天主教會」的怒吼響徹雲霄。賓夕法尼亞人預言將出現宗教裁判所，費城人則預言會出現「聖巴多羅買節大屠殺」，人們又想起了巴比倫妓女，卡姆登勳爵已經在描畫「教皇的軍隊」和「教皇的部落」，說他們似乎隨時準備毀滅清教徒殖民地的自由。至於廢除陪審團制度，《聖詹姆斯編年史》則宣稱，「如此可恥的條款不應當出自任何英國人之手。」這項法案給予加拿大人諸多優惠，但在此時通過實在有些令人費解，不合時宜，或許目的是希望讓加拿大人效忠大英帝國，使他們能夠協助遏制美洲出現的暴亂。但是，如果英國真想安撫殖民地並且最終與殖民地和解，那麼頒布《強制法案》，尤其是《魁北克法案》的做法卻與這一目的完全背道而馳。 正如反對派所堅信的，難以說清楚政府的愚蠢舉動有多少是出於無知，又有多少蓄意尋釁的成分。無知肯定是重要因素，正如約翰斯通總督曾在下議院十分無助地評論說，他注意到「在這個議會大廳里負責這項工作的人，大多數對美洲的體制一無所知」。 1774年3月至6月的一系列舉措令反對派真正擔憂起來，他們警告政府，也許會出現可怕的後果。人們已經隱約感到有可能涉及使用武力，而一想到準備對具有英國血統和傳統的人民動武，讓很多人不寒而慄。約翰·鄧寧（John Dunning）是一位開明的律師，曾在格拉夫頓內閣擔任副檢察長一職，後來戰爭快結束時在著名的「鄧寧決議案」中對諸多問題進行了總結，通過強制法案看到了一種「針對我們自己臣民的戰爭、嚴厲的報復和仇恨」傾向。之所以別無選擇是因為其他方案成功的機會渺茫。曾在魁北克與烏爾夫一起攀越亞伯拉罕高地的威廉·豪少將在1774的競選活動中告訴他的選民，即使英國的所有軍隊加起來，也不足以征服美洲。同樣在議會任職的約翰·伯戈因將軍也表示，他更願意「看到美洲被說服而不是被武力所征服」。 大臣們也收到了警告。當達特茅斯向亨利·勞倫斯詢問《強制法案》可能會產生怎樣的影響時，後者的看法與約翰斯通總督在議會的發言相近，他預言說，「從喬治亞州到新罕布希爾州，人們將組成一個生氣勃勃的聯盟和方陣進行抵抗」。迄今為止，在人們的印象中只有出現奇蹟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但是，當聽眾只願相信事情的另一面時，對政治事件的警告註定是徒勞的。在明確表述卡桑德拉的咒語時，古希臘人向我們表明，他們早就對人類的靈魂洞察入微。 在1774年4月19日的辯論中，反對派提出一項廢除茶葉稅的動議，伯克在針對該動議的演講中闡述了他個人對美洲問題的看法。他對英國政府出台一連串法案而後又廢除法案的行為進行了絕妙的總結，他認為英國人在美洲問題上猶豫不決、模稜兩可、空洞威脅、錯誤假設，殖民地政策的歷史一路狂奔，一方面退回到《航海法案》時期，另一方面又「以精力旺盛卻狂躁不安，愚蠢至極卻輕快敏捷的狀態快速奔向毀滅」。他說：「國家的公務員們從未以相互聯繫的觀點從整體上看待你們複雜的利益……他們從來沒有一套區分是非的體制，只不過偶爾憑空捏造一些可恥的謊言來逃避他們神氣活現誇大的困難……通過這樣的管理方法，軟弱無力的議會做出了很多難以挽回的決定……就這樣，他們已經撼動了經營活動遍及全球的商業帝國的基石。」在抨擊某些人一直主張的維護帝國權威（現在有時稱為信譽）的象徵意義時，他意味深長地說：「他們告訴你們說，你們的尊嚴與此密切相關……但這樣的尊嚴對你們來說實際是一種沉重的枷鎖，因為近來它已經與你們的利益、你們的公平正義以及你們所有的政策理念都發生了衝突。」 這個「沉重的枷鎖」千百年來一直困擾著決策者。班傑明·富蘭克林是一位智者，他從政治經驗中總結出原則，並能夠進行清晰的表述，這種人寥若晨星。他在《印花稅法案》危機期間寫道，有人認為，「在制定了錯誤的政策之後一定要堅持己見，而不是在發現錯誤之後儘快採取糾正措施」，只有這樣才能夠更好地維護尊嚴和榮譽，這種看法其實是不對的。 在美洲，《波士頓港口法案》的頒布讓殖民地團結起來。5月，羅得島州發出倡議，首次提出成立殖民地代表大會，而康乃狄克州各城鎮則舉行了抗議集會，宣誓將給予波士頓資金和物資援助，並在必要時「以我們心靈之血濺灑美洲祭壇」。年邁的印第安戰士，同時也是「七年戰爭」中的突擊隊員伊斯雷爾·帕特南上校是康乃狄克州通訊委員會主席，他親自趕著130隻羊從龐弗里特的家中步行100英里到達波士頓。巴爾的摩贈送了1000蒲式耳（容量單位）玉米，波士頓最終收到了來自所有13個殖民地州的禮物。愛國領袖們要求所有美洲殖民地都拒絕用茶，對茶葉的走私也停止了，「造成傷害的垃圾」在鄉村草地上被付之一炬，取而代之的是同白水一樣索然無味的被稱作自由之茶的草藥沖劑。 召集殖民地代表大會的倡議迅速得到了紐約和費城的支持，到夏季還未結束時，便得到了12個殖民地州的響應。正如傑斐遜給弗吉尼亞代表大會的代表所寫的說明草案中所說，許多美洲人已經相信，「在經歷了幾屆政府的更替後」，英國政府「一成不變」地對美洲實行了一系列壓制措施，從而「明白無誤地證明，英國在精心謀劃並系統實施一個計劃，要讓我們所有人淪為奴隸。」 這篇文章在美洲深入人心。喬治·華盛頓對此十分贊同，因為裡面提到「一以貫之的系統計劃，要將奴隸枷鎖套在我們身上」。湯姆·佩因則堅持認為，「英國內閣在每件事上都與美洲看法相左，這已經是他們固定的思維了」，其目的就是想廢止美洲憲章，控制美洲人口和財產的增長。這一指控非常恰當，因為這樣就證明美洲最終造反實在是迫不得已；誠然，如果英國確實一直在執行一項逼迫殖民地造反的計劃，以便能夠徹底征服他們的話，那麼它所制定並實施的各項政策就合情合理了。但這也有悖情理，這樣的解釋跟撤銷法案、出爾反爾、任意而為以及個人獨斷不相吻合。那些批評英國政策的人抱怨說，英國不但沒有「精心謀劃，系統實施」的政策，實際情況卻恰恰相反。伯克大聲疾呼，「什麼政策應該強制執行，什麼政策應該廢除；應該對什麼強硬，對什麼退讓；有哪些事情該做，哪些事情不該做；什麼事情要全力以赴，什麼事情可以張弛有度……在這個會期結束前，我們應該制定某種制度……我們還是採取一些能夠一以貫之的行動吧。」 相反，由於認為英國的政策是連貫的，美洲開始公開與英國決裂。正如兩個世紀後日本偷襲珍珠港一樣，《強制法案》把對手凝聚在了一起，使殖民地團結一致，成為一個整體，而這兩起事件最後的結局也是相同的。第一屆大陸會議於1774年9月在費城召開，有56名代表出席，代表了除喬治亞州以外的所有北美殖民地。會議宣告，自1763年以來英國議會通過的所有與殖民地相關的法案都侵犯了美洲人民的權利；代表們宣誓，恢復「抵制英貨」運動，直到所有相關法案被廢除為止。如果一年之內美洲的冤屈得不到伸張，他們將採取禁止貿易行動，也就是不但禁止從英國進口商品，也禁止向英國出口貨物。會議通過了有關自治政府權利的10項決議，包括由殖民地立法機構決定自行徵稅；同時，迫於激進派的壓力，簽署了由馬薩諸塞州薩福克縣提出的決議，該決議宣稱《強制法案》違反憲法，因此無效。同時授權當地民眾，在法案廢除之前不必遵行；並號召他們，一旦受到攻擊應武裝起來組成民兵自衛。與此同時，在承認效忠國王的前提下，他們認為自己是不受英國議會管轄的「自治領土」。為了不疏遠代表中的保守派，會議並沒有號召獨立。約翰·亞當斯聲稱，「獨立是擁有恐怖外表的妖怪，體質纖弱之人若膽敢直視其面容，恐怕會嚇得昏厥痙攣。」 然而，有些人準備選擇另外一種方案，即「慷慨大方地成立聯盟」，這也是傑斐遜在弗吉尼亞代表大會說明中所用的措辭。他的條件是，殖民地的對外貿易一定不能受到任何限制，「除殖民地自身外，世界上的任何力量」都不能對他們的財產徵稅或進行管制。賓夕法尼亞州的約瑟夫·加洛韋是大陸會議上的保守派領袖，他正式提出了一個類似的被稱作「英國與殖民地之間建立聯盟」的提議，但幾乎沒有代表對該計劃表示支持。在代表們看來，英國腐敗墮落，懶散頹廢，視自由為敵人，因此他們無意與英國為伍。富蘭克林在寫給加洛韋的信中說，「我一想到在英國這個古老腐朽的國度，腐敗現象充斥社會的各個階層」，「政府官員人數眾多卻人浮於事，數額龐大的薪資、退休金、額外津貼、賄賂、無端無故的爭吵、愚蠢的探險、假賬目或者無賬目、合同以及工作揮霍掉國家所有稅收……」就擔心，如果與英國建立更密切的聯盟關係，殖民地將得不償失。 隨著雙方關係的進一步惡化，英格蘭的進步思想家中有人提出了建立聯盟的主意。1776年，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為了繁榮昌盛的宏偉大業，為了大英帝國綿延長久」，應該建立這樣一種聯盟。同一年，非國教派知識分子領袖理察·普賴斯博士在他的作品《對公民自由性質及對美戰爭的意見》中提出，在平等基礎上建立盎格魯——美洲聯盟。他藉助啟蒙這一外表，將論點建立在「理智、公平及人類權利賦予」的公民自由基礎上。 儘管聲稱建立聯盟在當時切實可行的說法有點兒言過其實，但在一方強調使用武力，另一方拚命反抗的情況下，聯盟也不失為一種選擇。在大多數英國人看來，他們絲毫都不能容忍與美洲人擁有平等權利的想法，聯盟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實現，因為英格蘭的實權人物中沒人願意放棄對貿易進行管控的權力。但是，並非每個人都這麼認為；如果雙方都有建立聯盟的願望和意向，或許逐漸建立某種形式的聯邦也未嘗不可。但當時談這些為時尚早，因為固有的觀念和偏見是反對建立聯盟的，而彼時離兩岸直接通訊尚有100多年的時間。 大陸會議將各殖民地團結了起來，英國對此大為不快，並將其視為叛國行為。到目前為止，訴諸武力的想法已經深入人心。蓋奇將軍一封又一封來信說明了日益嚴重的局勢。他報告說，「騷亂的火焰」正在迅速蔓延，而且已經不再只局限於「一小撮」煽動者了，馬薩諸塞州及其近鄰各州的大多數小業主和農場主都參與了進來，他們正在收集武器和彈藥，甚至大炮，整個新英格蘭地區一定會不可避免地進行公開叛亂。11月，國王公開承認，無論殖民地打算仍然臣屬於英國還是準備獨立，「英國已決定實施打擊」，對於「行動方針目前似乎已計劃妥當」這一點，國王表示「並不難過」。 內閣決定派遣三艘軍艦前往美洲支援，但因為所有人都正忙於當年秋天的競選活動，行動被推遲到了新一屆議會召開的時候。同時，長期擔任戰爭大臣的巴林頓子爵不是在核心內閣就是在大內閣中提出了不同意見。儘管他以前也贊成對美洲實行強硬路線，但他是那種在任何群體中總是根據現實情況及其發展進行深入分析和思考的少數人之一。到1774年，他已經逐漸認識到，把殖民地逼到武裝反抗的地步將會產生災難性後果。不過，他沒有轉向親美洲立場，他對大英帝國仍然忠心耿耿；他在1774年11月和12月寫給達特茅斯的兩封信中解釋說，他只是得出了專業性的結論：在美洲進行陸上戰爭將徒勞無功、代價高昂，並且也無法獲勝。徒勞無功是因為英國顯然永遠無法徵收內部稅；代價高昂且無法獲勝是因為，必須得派遣大量軍隊，修建許多要塞才能控制被征服的地區，「但這樣做所投入的成本將是個無底洞，最終會令我們功虧一簣」；而且，「內戰還會血流成河，讓人民驚恐萬分」。英國發動戰爭的唯一目的只是為了證明無法行使的權威；「我重申，我們的爭鬥只是為了一個面子問題」，而「我們為此付出的代價將遠遠超過勝利所能帶來的回報」。 巴林頓建議，不但不應該向馬薩諸塞州增派軍隊，反而應從波士頓撤軍，讓這座城市處於目前的「混亂狀態」，直到它更傾向於合作為止。沒有了小規模勝利和「迫害性暴力活動」的鼓舞，殖民地的反叛士氣將逐漸減弱，最終他們將願意回到談判桌前。 巴林頓在這裡清楚地闡述了許多明顯的愚蠢荒唐行徑，即付出與預期收益之間的不平衡，以及為獲得榮譽而必須承受的「沉重負擔」，但因為他不在其位，難謀其政，只是說說而已，因此他的觀點並未激起一絲漣漪。後來，內閣要求他執行一項他並不信服的政策，他只好請求辭職，但國王和諾斯對他極力挽留，因為他們並不希望讓外人看到他們隊伍中有人對政策持懷疑態度。 在城市，輿論普遍對殖民地強烈支持，以致倫敦的自由民選出了兩位美洲人擔任郡的司法長官，分別是長島的史蒂芬·塞爾和弗吉尼亞的威廉·李。競選倫敦選票的候選人被要求籤署一份文件，保證支持一項議案，而根據該議案，美洲有權選舉它自己的議會，有權自行徵稅。同樣也存在相反的意見，一位知名的倫敦人塞繆爾·約翰遜博士也表達了他的觀點，認為美洲人是「天生的罪犯，理應感謝我們允許他們擁有除絞刑以外的任何東西」。表現約翰遜極端思想的小冊子《稅收並非暴政》使英國鄉紳、大學、聖公會教士以及所有反美團體感到欣喜若狂。然而，他私下裡向博斯韋爾承認說，「英國對美洲殖民地的管理軟弱無力，膽小怕事」；而隨著時光流逝，「我們政府的表現明顯愚鈍低能」。 1775年1月，當時傑出的政治家查塔姆勳爵強忍病痛召集議會開會，提出了一項可行的方案，這是英國捍衛自己利益的最後一次機會。1月20日，查塔姆提議立即從波士頓撤出英國軍隊，以此向殖民地表明，英國「為了維持與北美的和睦關係」，願意「率先做出讓步」。他表示，軍隊不僅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只會火上澆油。他們可能會從一個城鎮挺進到另一個城鎮，迫使民眾暫時順從，「但如何才能確保軍隊離開後，這個國家仍然俯首帖耳呢」？「對你們隨意的徵稅制度」進行的反抗「早就應該能夠預見得到」。需要多少力量才能將反抗鎮壓下去呢？「我的先生們，難道是靠在美洲的幾個團和國內的1.7萬或1.8萬人嗎！這個想法實在荒唐可笑。」北美殖民地縱橫1800多英里，人口眾多，驍勇善戰，最重要的是，他們嚮往自由，想要征服這片土地和人民實在是痴心妄想。「試圖在如此強大的國家建立專制主義制度只會徒勞無功，也一定會造成致命的後果。我們最終將被迫撤退：如果是那樣，就讓我們主動撤退吧，而不要等到迫不得已而為之。」 老皮特口才高超，但卻有些傲慢自大，他忽視了政治手腕，未能說服足夠的支持者投票贊成他的動議；而且除謝爾本之外，他甚至都沒有事先告訴任何人他打算發表演講或是提出動議。而他告訴謝爾本的也不過是，他打算喚醒「這個沉睡而糊塗的內閣」。他認識到冷酷無情的現實，他的遠見卓識擊中要害，但是議會不需要現實；議會只想要鞭笞美洲。沃波爾寫道，對於查塔姆出人意料的動議，「反對派盯著他，然後聳了聳肩；而那些大臣們只是盯著他笑了笑而已」。這項動議只獲得了18張贊成票，有68票反對。 儘管查塔姆魔法般的統治地位已不復存在，但他仍然堅信「我知道我能夠拯救這個國家，而且我一人之力足矣」。在與班傑明·富蘭克林以及其他一些美洲人私下磋商後，查塔姆於2月1日提出一項解決美洲危機的議案，內容包括廢除《強制法案》；在未經美洲人民同意的情況下不得對他們徵稅；承認大陸會議並由其負責對殖民地的評估，決定是否自行徵稅以增加王室收入，用來支付王室的開銷；此外，殖民地擁有獨立司法權，設置陪審團，被告無須被遣送到英國接受審判。國王將保留對外部貿易進行管控的權利，和在必要時部署軍隊的權利。針對這樣一份議案，在貝德福德公爵去世後一直擔任該派領袖的高爾勳爵「憤而起身」對該議案予以譴責，認為它背叛了議會的權利。他說「所有相關的利益，每一個高貴的動機，一個健全政府的每一個原則」，都要「全部徹底、不折不扣」地維護「立法機關至高無上的權威」。 儘管查塔姆的解決方案遭到大多數議員的拒絕，但仍有32名貴族投票支持他，不過他終究無法拯救一個不願被救贖的帝國。由於在辯論中遭到嘲笑，查塔姆頗受打擊，他在一份控訴摘要中用語粗野、毫不留情地發泄對政府的沮喪不滿情緒，他說：「你們一系列的政治措施是那麼軟弱無力、魯莽冒失、專制臆斷、無用無知、疏忽大意、卑躬屈膝、毫無能力、腐敗透頂。」 第二天，政府提出了一項議案，宣布新英格蘭為反叛地區並請求增派兵力迫使其就範。雖然該議案很快便獲得通過，但這次下院的反對票增加到了106票；此外還附加了一項遏制法案，新英格蘭殖民地不能到紐芬蘭從事漁業，並且除了與英國港口進行貿易外，不得與任何其他港口從事貿易活動，以此施加經濟壓力。內閣任命了三名將官到美洲服役：他們是少將威廉·豪，約翰·伯戈因和亨利·柯林頓。但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後來他們三人有的被召回，有的向殖民地投了降。 與此同時，英國還派了三個團的兵力去增援蓋奇將軍。國王還讓「七年戰爭」中任英軍總司令的傑弗里·阿默斯特爵士再次指揮美洲的英軍部隊，因為，根據國王有些矛盾的理論，殖民地人民熟知阿默斯特，對他信賴有加，因此，他也許「用不著把刀架在殖民地人民脖子上，就能使這些受到蠱惑的人下跪臣服」。儘管國王許諾授予阿默斯特貴族頭銜，但他一方面可能對結果心存疑慮，另一方面也可能對政府的政策心生厭惡，他拒絕服役對抗「曾幫助過他，令他深懷感激之情的」美洲人民。他還不是最後一個說「不」的人。突然之間，諾斯似乎也有所動搖了。在仍謀求和平解決方案的達特茅斯的推動下，他提出了自己的和解建議；根據該建議，英國免除任何單個殖民地的稅收，但各殖民地要自行籌集由國王和議會批准的管理和防務支出費用。得知這一計劃後，「所有人臉上都流露出猶豫、錯愕、疑惑的神色」，但後來，人們才明白，這項計劃的目的是為了分化殖民地，讓它們互相為敵。但因為該計劃中並沒有提出廢除強制法案，因此無論如何都不會被殖民地所接受。 在此情況下，伯克也奮力一搏，發表了一通排山倒海般的演講，將最後獲得和平的機會又稍微擴大了一點。他的主要觀點在於，「以團結精神維繫帝國的和諧一致勢在必行」。但要做到這一點，就得擁有權威但並不頤指氣使。無論英國人喜歡與否，美洲人民的自由精神是存在的；他們的祖先正是靠著這種精神漂洋過海移民到了美洲，而這種精神在來自英國的殖民者中可能比來自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的殖民者都要更加強烈。「這種精神無法去除，用武力鎮壓也無濟於事，因此，唯一的方法就是順其自然，或者如果你們願意的話，姑且將它當作一場無法避免的災禍來坦然接受。」據此，伯克開出了他的藥方：「政治上的寬宏大量往往都是真正的智慧，偉大的帝國會因為鼠目寸光的政客而病入膏肓。」廢除強制法案，讓美洲人民自行徵稅，我們應該「欣然同意而不是強其所難」。給他們自由，給他們機會，讓他們富裕起來，這樣他們就會給我們提供更多的資源，使我們有實力去對抗法國和西班牙。 寬宏大量需要虛懷若谷的情懷。喬治三世和他的大臣們，以及議會中的多數人，拒絕理性分析，置終極利益於不顧，繼續在鎮壓的道路上前行。顯然，即使他們能獲勝，也必將由於激起了美洲人民的敵意而損失慘重，而像阿默斯特和豪這樣經驗豐富的老兵對戰爭勝利持懷疑態度。這是顯而易見的感覺。沃波爾在當時寫給他的朋友霍勒斯·曼（Horace Mann）的信中表示，「就這種戰爭而言，勝利會使我們傾家蕩產、」那麼，為什麼國王和內閣對這樣的結果視而不見呢？因為他們只想著維護權威，沒有深謀遠慮的思考，毫不考慮失敗的風險，想當然地以為從軍事上打敗「烏合之眾」易如反掌。面對大英帝國的武裝力量，美洲人肯定會俯首稱臣，對這一點他們深信不疑。這就是支配他們思想的關鍵要素。一位名叫格蘭特的陸軍上校表示，他在美洲服役多年，對美洲人了如指掌，他向下議院保證說，「他們不會跟英軍打的，他們永遠都不敢正面對抗英國正規軍，而且也不具備優秀士兵所必備的任何條件」。上議院也聽到了類似的說法。一位反對派成員警告說，殖民地將會徵召到無數的士兵，聽聞此言的桑威克勳爵自鳴得意地回應說，「那又能怎麼樣呢？他們不過是一群毫無經驗又缺乏訓練的膽小鬼而已。」這樣的人越多越好，因為「如果他們不逃跑，那就只能在飢餓難耐後束手就擒」。桑威克和他的同僚們很樂意展開這種無休止的爭吵，並始終認為，英國將最終使用武力征服美洲。對那些自認為英國實力更強的人來說，訴諸武力似乎總是最容易的解決方案。 此外，就像高爾勳爵所說的那樣，他們一直認為，美洲人的叛亂就是「一些暴民聚眾滋事，外加幾個派系領袖煽風點火」，而且大陸會議的代表「遠未表達那些品行端正的選民的真實想法」，之所以選定他們參加會議，是因為「那些頗有影響的重要人物不敢參與此事」。關於那些頗有影響的重要人物，雖然高爾的說法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他們絕對沒有如他所想像的那樣能起到決定性作用或是具有普遍影響。 正是這些假設使得英國疏於準備。儘管在上一年頒布《強制法案》之際就應該能夠預見到雙方的敵對狀態，但在這過程中，英國並未在軍事方面採取任何準備措施。狂妄自大的桑威克一直以來就宣揚要採用武力，但作為海軍大臣，他並沒有為海軍的戰備做一絲一毫的工作，而這對於戰時的運輸和封鎖都是至關重要的方面；事實上，到1774年12月為止，他反而將海軍部隊減少了4000人，這相當于海軍總兵力的1/5。幾個月後，伯戈因將軍說道：「我們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這一步與愷撒帶兵渡過盧比孔河（義大利北部河流）具有同樣的意義；而現在，我們發現自己陷入了一場極其嚴重的戰爭，除了槍炮聲之外，我們沒有接到任何作戰的命令。」 1775年4月，蓋奇將軍獲悉在20英里外的康科德鎮，叛亂分子藏有大量武器，於是他決定，派遣一支部隊前去摧毀儲藏武器彈藥的倉庫。儘管他試圖掩蓋行蹤進行偷襲，但隨著報警信號燈的閃爍，送信者快馬傳遞信息，隨後民兵們馬上聚集在列克星敦，與英軍交火，但很快被驅散。在英軍向康科德鎮挺進之際，早已高度戒備的鄉民揭竿而起，人們帶上步槍從各個村莊和農場沖了出來，與正在返回的英軍發生槍戰。他們槍法精準，對英軍窮追猛打，直到從波士頓派出的兩個團到來，才把這些紅衣軍搭救回去。該事件的消息傳到倫敦時，史蒂芬·塞爾沮喪地承認道，「可怕的悲劇開始了。」 戰爭已經真正打響，毫無挽回的餘地，而英國方面對此似乎仍有些將信將疑。衛理公會領袖約翰·韋斯利得知消息後大聲疾呼，最後呼籲人們理智行事。他在6月14日寫給達特茅斯勳爵的信中表示：「正確還是錯誤暫且不提，我要問的是，對美洲動武是否符合軍事常識？現在的問題不是兩萬人的軍隊，也不是3倍力量的軍隊，而是在3000英里之遙，遠離家鄉，遠離後勤補給，能指望我們征服一個為自由而戰的國家嗎？」從衛理公會在美洲的傳教士發回來的報告中，韋斯利了解到，殖民地民眾不是一見到英軍或是一聽到槍響就拔腿逃跑的農夫，而是驍勇善戰，吃苦耐勞的拓荒者，不是那麼容易被擊敗的。韋斯利最後說：「不，尊敬的閣下，他們出了奇地團結……看在上帝的份上，想一想羅波安的下場吧！想一想腓力二世的下場吧！想一想查理一世的下場吧！」 5.「……有種疾病，叫精神錯亂」 （1775—1783） 危機並不一定能消除愚蠢的制度，原有的習慣和態度根深蒂固難以改變。政府在組織戰爭的過程中，總是遲緩怠惰、疏忽大意，有時矛盾重重、各執己見，甚至對敵情做出致命的誤判。國內粗枝大葉的管理作風也蔓延到戰場上的指揮調度。首先，豪將軍和伯戈因將軍一直對戰爭持懷疑態度；豪擔任總指揮時，因懶散頑劣而受人詬病。其他那些軍人也都對使用地面部隊征服美洲疑慮重重。時任副官的愛德華·哈維將軍早就做出了判斷，認為與美洲的這場戰爭是「失去理智的瘋狂舉動」。 政府大臣們低估了任務難度和軍備需求。兵力和裝備遠遠不足，戰船不適合航行，熟悉海上戰鬥的人寥寥無幾。與倫敦司令部之間的通訊需要兩三個月，一切為戰爭指明方向的指令都被大大延遲，倫敦方面對此卻無能為力。諾斯勳爵承認，「國民對這場戰爭的熱情遠不如所預料的那麼高漲。」這從徵兵結果中就可見一斑，三個月內應徵入伍者尚不足百人，導致英國必須從德國雇用大量士兵（據統計，僱傭兵的比例達到英軍投入美洲戰場總兵力的1/3）。當本國民眾不屑加入軍隊時，英國人習慣於在戰爭中使用僱傭兵。僱傭兵瘋狂鎮壓殖民地居民，強迫他們接受英國的暴政，強硬推行他們的方針。美國獨立戰爭有過失誤，有過失敗，有過陰謀，也有過怨恨，但是，因為英國方面處理不當，美國最終取得了勝利。 在列克星敦和康考德戰役後四個月，邦克山戰役消息傳到倫敦後一個月，英國才宣稱美洲已經「公開發動叛亂」，而在這期間，英國正忙於制定相互矛盾的政策，為政事和一些人慣例性的缺席而爭吵不休——他們在這個季節狩獵松雞和鮭魚去了。國王在此期間一直敦促內閣發布美洲叛亂聲明，並要其下定決心，「不遺餘力地採用一切可能手段迫使受矇騙的殖民者俯首稱臣」。時任殖民地事務大臣的達特茅斯勳爵仍嘗試通過非暴力手段解決爭端；內閣外的溫和派以及經驗豐富的大臣的副手們希望避免與美洲決裂；貝德福德派則強烈主張採取行動；巴林頓勳爵堅持認為，單用海軍對美洲實行封鎖並切斷貿易就可以迫使殖民地就範；豪將軍的兄弟——分別被任命為駐美洲陸軍和海軍總指揮官的威廉爵士和海軍上將理察傾向於通過談判而非戰爭來達成和解，並希望能一同被任命為和平委員會成員來完成這一使命；諾斯勳爵對各種意見都不為所動，極力拖延塞責，防止出現難以逆轉的局面。 迫於貝德福德內閣和國王的壓力，諾斯不得不讓步了。8月23日，國王陛下發布了《鎮壓叛亂和暴動宣言》，聲明美洲人發動了針對國王的戰爭，犯下了「大逆不道」的罪行，儘管身在叛亂地的蓋奇將軍及各州總督發來的一系列報告已經說明，叛亂者包括各個階層形形色色的人，但該《宣言》依舊認為叛亂是那些「危險異常、圖謀不軌的人」的陰謀。罔顧事實，一味堅持根深蒂固的觀念，這就是自欺欺人的本源，這就是愚蠢行徑的特點。因為迴避現實，他們低估了所需做出的努力。 與此同時，大陸會議中的費城溫和派成功獲得了《橄欖枝請願書》，聲稱效忠於國王，呼籲國王停止敵對行動，並廢除自1763年以來頒布的鎮壓措施，希望尋求可能的和解方案。《請願書》於8月被送達倫敦，但喬治三世拒絕接收；而之後沒幾天，他就發布了《鎮壓叛亂和暴動宣言》，堅定地回絕了本應值得考慮的美洲方面的提議。議會裡，反對派提出將《橄欖枝請願書》作為雙方談判的基礎，但是，像往常那樣，該動議被多數派駁回了。 繼《宣言》之後，國王解除了達特茅斯殖民地事務大臣的職務，改任其為掌璽大臣，其原有職位由喬治·傑曼勳爵頂替，後者極力主張通過武力「迫使叛軍俯首稱臣」。他出生於諾爾的薩克維爾家族[16]，是多塞特第一伯爵及第七公爵的小兒子。他曾經在軍事法庭受到審判並遭到流放，但他克服重重阻力，用盡心機贏得國王的寵幸，並極盡甜言蜜語之能事最終在內閣攫取了對付美洲的這一關鍵職位。 在1759年的明登戰役中，喬治勳爵作為陸軍中將擔任英軍騎兵指揮官，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卻拒絕服從其上司布倫瑞克的費迪南德親王下達的帶領騎兵衝鋒的命令。儘管聯軍大勝法國，但喬治勳爵卻由此被稱為「懦夫」，不僅被解除了職務，還由於「不適合為國王陛下履行任何軍事任務」而在軍事法庭受到審判，宣判結果被記錄在英國每個軍團的訓練手冊中。「我總是跟你說，」他那可憐的半瘋癲的弟弟約翰勳爵寫道，「我的兄長喬治比我好不到哪裡去。」 在20多年艱苦曲折的軍事生涯中，儘管這一怯懦的標籤始終伴隨左右，但喬治勳爵從不為其在明登戰役中的行為做任何解釋。他冷酷無情，傲慢自大，繼承了先輩的秉性，他的一位祖先曾經是「英格蘭最偉大的貴族」，他的祖父只是因為國王查爾斯二世的說情而避免了謀殺指控，在喬治4歲的時候，他的父親被授予公爵，周日到他們家拜訪的人絡繹不絕，就好像是國王在接見朝覲的人群。喬治勳爵並不是一個討人喜歡的人，由於對同僚的批評，他早就樹立了一批政敵；但若干年後，在薩克維爾的支持下，憑著自己堅強的意志和強烈的進取心，他歷盡艱辛，克服恥辱，終於取得了與其地位和家族勢力相匹配的職位。他的經歷沒有使他更加明智，反而更加冷酷，而現在，他將成為積極發動戰爭的大臣。 就像內閣其他成員及國王的朋友們一樣，喬治勳爵反對做出任何調解努力，極力抵制和平委員會針對殖民地所擬定的計劃。諾斯勳爵先前曾承諾使用和平手段，在提及這一點的時候，傑曼堅持要起草指令。按照他的條件，在談判之前，殖民地必須承認，「至高無上的立法機構有權對殖民地無論任何事務制定具有約束力的法律」。正是因為他們10年來始終拒絕這一原則，才導致他們叛亂犯上，因此，正如諾斯勳爵所指出的，這一模式顯然註定要使和平委員會失敗。達特茅斯直截了當地說，如果政府堅持這一指令，他將辭去掌璽大臣一職；諾斯勳爵也暗示說，如果他同父異母的兄弟的這麼做了，他也不想繼續任職了。 對條款的反覆討論內容如下：「無論任何事務」的措辭是否應包含在內，殖民地接受中央政策是否必須是談判的前提或談判的一部分，委員是否應該有自由裁量權；豪上將是否應同時擔任海軍總指揮及和平委員會成員。爭論的過程夾雜著各種爾虞我詐，比如應該由誰填補因反對戰爭而辭職的人員所留出的王宮及內閣成員的職位空缺，與此同時，議會在1776年1月重新召開會議伊始，就對有爭議的選舉及因為雇用德國軍隊而令德意志親王收取高額費用問題爭論不休。最終定下來的和平方案與一年前諾斯提出的和解計劃相比並沒有進一步的成效，同樣遭到大陸會議的唾棄。無論國王還是內閣，都絲毫沒有考慮讓美洲實行國王統治下的自治的可能性；設立和平委員會的主要目的還是為了平息公眾反應，而且他們仍然幻想將殖民地分而治之。在傑曼頤指氣使的指揮下，富蘭克林的朋友——科學家約瑟夫·普利斯特里博士寫道，根本沒法指望有「像理智和節制之類的品質」。「一切充滿了深仇大恨，絕望無助。」 等到1776年5月確定了條款，落實了任命之時，事件的發展已經超出了之前的預期。托馬斯·潘恩在其小冊子《常識》中，大膽呼籲獨立，激發了殖民者的鬥志，讓數千人認識到反抗的必要性，從而帶著毛瑟槍聚集到招募中心。喬治·華盛頓已被任命為統帥；提康德羅加要塞已經向伊桑·艾倫的83人團投降；美洲人不可思議地將加農炮從提康德羅加拖曳到多切斯特高地，迫使威廉·豪將軍撤離了波士頓；在南方和加拿大，全副武裝的英軍士兵人數在增加。6月，大陸會議通過了弗吉尼亞代表理察·亨利·李所提出的決議，即聯合殖民地「是自由獨立的國家，而且根據權利也應該如此」。7月2日，正式的《獨立宣言》投票表決時沒有任何異議，在7月4日第二輪投票時稍微做了些修訂。 9月，豪在長島戰役勝利後，他的海軍上將弟弟作為和平專員盡其所能安排了與大陸會議代表富蘭克林和約翰·亞當斯的一次會議，但除非殖民地重新效忠國王並撤銷《獨立宣言》，否則他就沒有談判的餘地，因此此次會議無果而終。就這樣，雙方又錯過了預防並扭轉破裂局面的嘗試。 儘管與支持戰爭的人數無法相比，但從一開始，反對戰爭的聲音就不絕於耳。在有了阿默斯特的先例後，陸軍和海軍中的其他人也拒絕對美作戰。海軍上將奧古斯都·凱佩爾經歷過整個「七年戰爭」，宣布自己將不參與此次戰爭。埃芬厄姆伯爵從陸軍委員會辭職，因為他不願捲入這項「沒有明確目標的事業」。查塔姆最大的兒子約翰在加拿大某軍團服役，復員回家了；而另外一位留在駐美洲陸軍的軍官則表示，因為「這是一場不受歡迎的戰爭，有能力的男人不會積極參與其中，否則將使自己名譽掃地」。康韋將軍更在議會宣布，儘管士兵在對外戰爭中應該絕對服從命令，但如果是國內衝突，他必須要明確這是正義的事業，而在當前的衝突中，他自己「永遠都不能拔出利劍」。這就從理論上說明，人們有理由自己選擇是否參與這場戰爭。 之所以要鼓動這樣的情緒，是因為人們相信，美洲人正在為英國的自由而戰。反對派發言人約翰·卡文迪什（John Cavendish）勳爵說，英美雙方相互依存，它們要麼「同歸於盡」，要麼與山河共存。倫敦在議會的4名代表及所有郡的行政長官和市參議員都堅定地站在殖民地一邊。上下議院都提出動議，反對在未經議會批准的情況下雇用外國僱傭兵。1776年12月，里士滿公爵提出向美洲方面讓步，以此達成和解，因為在他看來，美洲人的抵制行為「無論從政治還是從道義角度來看都是名正言順的」。人們還公開募集款項，救助那些「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或附近被國王的軍隊殘忍殺害」的美洲人的遺孀、孤兒及父母。 由於意識到英國在對美戰爭中存在自相矛盾的利益，1776年的一則政治漫畫將英國描繪為一隻沉睡的獅子，而大臣們則忙於屠宰一隻下金蛋的鵝。像沃波爾這樣的觀察家也看到了諸如此類的矛盾。無論美洲是被征服抑或丟失，英國都不能指望從中「撈到好處」，因為，如果用軍隊去管理這個國家的話，不僅不會吸引人前來定居，經商貿易，而且這塊地方「還將被遺棄，像秘魯或墨西哥那樣成為我們的負擔，他們的礦產將悉數被西班牙所占有……唉，那就相當於讓我們墜入萬丈深淵，這是多麼愚蠢，多麼瘋狂的舉動，簡直就是犯罪！」博斯韋爾甚至私下裡也認為，政府採取的措施「缺乏考慮，囂張暴戾」，而「發動這場喪心病狂的戰爭」的內閣也實在是瘋狂至極。 支持戰爭的主流輿論沒有絲毫收斂，反而更加氣焰囂張。不過也不是所有人都附和約翰遜博士激情澎湃的咆哮，「我愛全人類，但美洲人除外」，或者像國王的朋友卡馬森侯爵那樣發出極端荒謬的言論，他在辯論中要求說：「除非（殖民者）將勞動果實交還給他們在英國的主人，否則他們到美洲去意欲何為呢？」人們或多或少都有這樣的情緒（在英國人的態度中，一個值得注意的因素是，他們似乎完全忘記了，殖民者是如何以及為何要到美洲定居）。 布里斯托是伯克所在的選區，他在《致布里斯托地方行政長官的信》中以不可挑剔的邏輯提到布里斯托對於商業方面的憂慮，但收效甚微，因為在繁忙的港口謀生的商人及神職人員給國王寄去一封效忠函，敦促國王對殖民地實行嚴厲的高壓政策。地方鄉紳和上流社會表示贊同。所有反對的動議都無一例外地被議會駁回，大多數議員繼續忠實地支持政府的決定，不只是那些拿了政府俸祿而對政府宣誓效忠的人，連地方黨派也一味認定，必須要維護議會的權威，要讓殖民地俯首稱臣。 反對派只有區區100來人，不僅權力有限，而且內部也缺乏凝聚力，因此勢單力孤，沒有影響力。查塔姆再次陷入神智衰弱，他從1775年春季到1777年春季都沒有參與爭論；但是，他就像哈姆雷特一樣，在危急時刻還是保持清醒的頭腦，能夠清楚地認清現實。美國《獨立宣言》發布後，他對專門照顧他的阿丁頓醫生預言說，要是英國不改變政策，法國將會支持美洲人的事業。它只是在等待英格蘭更深地捲入這場「與自己作對的毀滅性戰爭」中，而後再採取公開行動。 然而，思維活躍時，查塔姆總是自行其是，還譏諷嘲弄反對派。由於他傲慢自大，拒絕作為反對派的領導人發揮作用，反對派面臨分崩離析的局面，而他們的主要人物也行為怪異，反覆無常。里士滿已經成為上議院最為活躍、最直言不諱的成員，但他痛恨查塔姆，從氣質上講，他既不是領袖也不是追隨者。查爾斯·詹姆斯·福克斯作為反對派中冉冉升起的政壇新星，就像曾經的湯森那樣，由於果敢機智、惡言謾罵而在下議院熠熠生輝，但他也只是孤軍奮戰，螳臂當車。其他人則態度曖昧，雖然相信美洲人民在為正義的事業而戰，但他們不由得擔心，美洲民主的勝利意味著對議會至高權威的威脅，也會刺激改革運動，實在是危險之至。 政府的態度令他們沮喪，而在投票中每每處於劣勢更讓他們有些氣餒。里士滿在給羅金漢的答覆中坦承了這一點，後者一直試圖維持反對陣線，並鼓動他就一項議案進行表決，即在叛亂期間禁止與13個殖民地進行貿易活動。「我承認，我現在對美洲事件有些心灰意冷。」他寫道。繼續反對這項法案毫無用處，而且，「必須要反對整個體制」。他沒有前往倫敦，而是到了法國去處理與他的貴族頭銜相關的法律事務。這可能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他在給伯克的信中寫道，因為「英國淪為一個奴隸制國家」的日子可能不遠了；如果他「也被剝奪了公民權利……而美國又不接納我們，或許還可以逃到法國，因此在這裡擁有貴族身份還是非常重要的」。豈不知，法國大革命即將在未來10年爆發，大概這是最為顛倒歷史的預言了。「就英國政治而言，」里士滿總結說，「我坦白地跟你說，實在是死水一潭，我已經厭倦了，心灰意冷了。」 作為領袖的羅金漢變得異常沮喪，於是他在1776年提議，讓反對戰爭的人士退出議會，也就是故意不參加會議，從而旗幟鮮明地抗議內閣的政策。但在這個問題上反對派並沒有團結一致，只有他自己的追隨者表示贊同。就這樣，羅金漢所率領的輝格黨雄赳赳氣昂昂地打道回府了，不過這一招並不奏效，一年以後他們又陸續回來了。他們都是一些「和藹可親的人」，查爾斯·福克斯在給伯克的信中寫道，但他們「並不適合以疾風暴雨的方式對根深蒂固的體制發起攻擊」。伯克非常了解這些大臣，回覆說，正是因為他們擁有「巨額的財富，穩固的地位，舒適的豪宅」，所以才會和藹。 叛軍的投降遙遙無期。他們的劣勢在於裝備不足，物資短缺，隊伍鬆散，缺乏訓練；最大的劣勢是，他們在短期內應召入伍，毫無經驗可言。然而，他們有為之戰鬥的事業，有英勇的總指揮，滿腔的豪情壯志，在諸如特倫頓和普林斯頓等地取得的精彩勝利更大大提振了士氣。英國在海外的敵人向美洲殖民者提供武器，英國人肆意破壞或大肆劫掠財產，招募印第安人實施恐怖襲擊，反而激發了他們的鬥志。英國人高估了來自保皇派的內部支持，而且由於他們自己並未將殖民者放在眼裡，因此沒能動員並組織起一支保皇派軍隊，這使得他們不得不依賴歐洲人進行跨大西洋的長途運輸。因為擔心法國和西班牙乘機從海上發動進攻或侵略，他們又得在本土維持足夠的軍隊進行防禦，並從牙縫中擠出少得可憐的船隻在周邊水域布防。整個行動消耗巨大，震驚了很多人。因為支持諾斯而在1774年當選為議員的愛德華·吉本寫道，「政府方面見解深刻的朋友一點兒都不樂觀。」 1777年2月，伯戈因將軍回國與傑曼一起制訂一項擊潰計劃。根據該計劃，從加拿大南下的英軍與從紐約北上的英軍在哈德孫河集結，切斷新英格蘭與其他殖民地的聯繫，從而在下個聖誕節之前結束戰爭。伯戈因返回美洲帶領北方部隊向奧爾巴尼行進，但因為只有一支部隊，「鉗形攻勢」就有著致命缺陷。南方部隊的總指揮是威廉·豪爵士沒有效仿伯格因的做法，而是自行設計路線，帶領大部分士兵朝著與費城相反的方向行進。由於沒有主力部隊的支援，亨利·柯林頓爵士所率領的其餘紐約部隊，無法沿哈德孫河而上。伯戈因在6月份就已經出發，隨著夏天的到來，他發回的報告令人不安：他所率部隊的供應嚴重匱乏，形勢危急；想要奪取本寧頓倉庫的突襲行動受到重創。一支美洲部隊力量日益壯大。豪在賓夕法尼亞忙得一團亂麻，柯林頓儘管幾度意志消沉，但是在絕望中的最後一刻，還是向北前進了一步。幾路軍隊沒有實現會合。在費城外率軍與豪激戰的華盛頓發現，前者掉頭向北的動向並不會給自己帶來危險，於是在得知本寧頓大捷後寫信給帕特南將軍，希望現在「新英格蘭地區的所有武裝力量都傾巢而出……徹底粉碎伯戈因的軍隊」。 與這些事件相比，查塔姆勳爵更關心來自法國的威脅，1777年11月20日，他提出「立即停止敵對行動」。這一戰役是戰爭的分水嶺，亦將證明他對戰爭的判斷是正確的。而在尚未獲悉英軍此次失敗的消息之前，他在談及與美洲的衝突時就說，「我知道征服英屬美洲殖民地是不可能的。我敢說，你們根本就無法征服美洲……」美洲人民要保護他們不可剝奪的權利，這不是叛亂。這場戰爭，「就原則而言是不公正的，就手段而言是不可行的，就後果而言是毀滅性的」。雇用「唯利是圖的人進行搶劫和掠奪」會引起人們強烈的不滿，造成難以癒合的傷口。「作為英國人，如果我是美國人的話，當外國軍隊踏上我國的領土，我絕不會放下手中的武器，永遠，永遠，永遠都不會！」如果堅持要他們投降，英國將無法通過與殖民地的貿易獲利，在與法國的鬥爭中也無法獲得他們的支持，不僅將一無所獲，而且將重新陷入與法國和西班牙的戰爭。唯一的補救方法是，停止敵對行動，通過談判達成和解。查塔姆並沒有請求將承認美國獨立作為達成和解的條件，因為直至他去世，他都始終相信，殖民地與王權的關係是不可改變的，而且，按照他的一位繼任者的解釋，他會很高興地宣布，在他擔任英國首相期間，他沒有默許取消大英帝國這一稱號。但是，上議院對他與美洲結束敵對狀態的提議並不感興趣，以4 :1的投票比例駁回了這一動議。 在下議院，查爾斯·福克斯通過軍事分析得出了相同的結果，並得到了驚人的驗證。他說，征服美洲「從道理上講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因為「他們在行動中犯了一個根本的錯誤，使得我們的將軍永遠不能取勝，」那就是，他們相互距離太遠，無法相互照應。12天後，信使送來可怕的報告，10月17日，伯戈因將軍帶領疲憊不堪、飢餓難耐、寡不敵眾的殘餘部隊在奧爾巴尼附近的薩拉托加向美國軍隊投降。柯林頓將軍行進到距離阿爾巴尼50英里的金斯頓就舉步不前，並早在前一天就返回紐約搬救兵去了。 薩拉托加大捷極大振作了美國人的士氣，穿透福吉谷冬天的大雪和嚴寒，給歷盡苦難的人們帶來勝利的希望。英國在薩拉托加戰役中顏面盡失，伯格因所率領的總共近8000人的部隊傷亡慘重。根據投降條款，他們要放下武器，被遣送回英國，同時保證不再參與對美戰爭。尤其是，通過這一戰役，英國最大的恐懼變為現實，即法國與美國結成聯盟，並肩戰鬥。在英軍投降的消息發出後還不到兩周，法國擔心英國現在可能會向其前殖民地提出可接受的和平條款，趕緊通知美國特使，他們決定承認新生的美國，並在三個星期後表示願意與美國結成聯盟。雙方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就通過談判達成協議，確立了一個嶄新國家的誕生，成為最重大的歷史事件之一。除了承認美國獨立之外，協議還包括平常的一些保持友好關係和進行商務往來的條款，而且還規定，一旦英法之間發生戰爭，協議雙方都不能單獨與英國簽署和平協定。 查塔姆曾預言法國會參戰，現在預言得到了證實；但即便在此之前，他就於1777年12月11日在上議院再次表示，英國自己陷入了一場「毀滅性的」戰爭。「通過巧妙的欺上瞞下，通過自己的輕信盲從，對前景抱有虛假的希望，對自己充滿掩耳盜鈴般的自豪感，聲稱對最不切實際最不可能的事情擁有無盡的優勢」，這個國家就這樣被出賣了，被拖入了戰爭深淵。這是查塔姆得出的振聾發聵的結論，可以適用於此前和此後許多年代的戰爭和愚蠢行為。 英軍竟然向殖民地投降了，這一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實讓英國政府和公眾驚呆了，讓此前幾乎沒有關注過戰爭的許多人萌生了興趣。「你真想像不到這一消息對城裡人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一位朋友在給喬治·塞爾溫的信中寫道，「那些之前從未有過這種感受的人，現在感受到了。那些對美洲事務幾乎無動於衷的人現在從睡夢中驚醒，發現我們已經處於非常可怕的境地。」股市下跌，整個城市「一片沮喪」，人們對「蒙受恥辱的國家」議論紛紛，紛紛談及更換政府。吉本寫道，雖然多數派把持著議會，但「如果不是怕丟人的話，議會中至少有20位成員準備投票贊成和平」，哪怕「以最最卑微的條件」也在所不惜。 反對派發起了惡毒攻擊，苛責政府及諸位大臣對戰爭處理不當，沒有採取有效的措施防止戰爭。伯克指責傑曼對事實「故意視而不見」，從而失去了美洲；福克斯要求罷免傑曼；韋德伯恩為傑曼辯護，提出要與伯克決鬥；巴雷認為戰爭計劃「與英國大臣的地位極不相稱」，而且即便對一位「印第安酋長」來說也是荒謬之至。傑曼自己也有些心慌意亂，但在國王和諾斯的支持下還是頂住了狂轟濫炸。他們認識到，如果將責任歸咎於身處英國本土的傑曼的話，他們自己作為傑曼的上司恐怕也難辭其咎。 內閣精心謀劃了投票的構成，因此避免了重組的命運。儘管戰爭令黨派心神不安，但他們更不願發生變更；雖說戰爭消耗了大量錢財而沒有增加政府收入，但他們依然穩居職位。只有國王在公平正義的光環籠罩下，對公眾普遍的焦慮情緒無動於衷。「我知道我盡職盡責，因此永遠都不希望隱退，」他早在戰爭伊始就對諾斯這麼說，而且他知道這些就夠了。沒有什麼東西能讓光環黯淡。國王深信他是公正廉潔的，因此他的所作所為必然就是無往而不勝的。後來，隨著命運之花凋零，他認為美國贏得獨立則意味著在他統治下，帝國分崩離析了。於是他就向上帝祈禱，「指引我怎麼做吧，帝國曾經輝煌壯麗，受萬人景仰，我不希望因為大廈在我的手中傾倒，而被子孫後代所唾棄」。沒有哪個統治者在自己當政期間願意看到國家打敗仗，喬治沒有去面對戰敗的現實，而是心存勝利的希望，哪怕在希望破滅之後很久，仍然固執地試圖延長戰爭。 薩拉托加戰役失利後，豪辭職，伯戈因回國，柯林頓疑神疑鬼，理想幻滅，各種責問和官方問詢鋪天蓋地而來。儘管將軍們將失敗歸咎於政府部門的無能，但政府對他們還是寬宏大量，不僅因為人們普遍認為，傑曼確實存在過失，而且因為這些將軍們都擁有議員身份，內閣也不想把他們逼到自己的對立面。在伯格因來到哈德孫河的情況下，傑曼沒能夠配合豪在費城的行動，這是此次失敗的關鍵，而就像他在明登時舉止怪異一樣，除了態度懶散之外，似乎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釋。 隨後，為了平息人們對傑曼的普遍厭惡，政府就杜撰了一些緣由。最初制訂計劃之際，傑曼在趕回其鄉下莊園途中曾到辦公室停留以簽署緊急文件。他的副手威廉·諾克斯早前就向他指出，還沒給豪將軍寫信告訴他作戰計劃以及期望後者採取的行動。「伯爵閣下於是就開始寫，他的助理道雷就在一旁看著」，然後匆忙提出代爵爺簽署那些文件。因為喬治爵士「特別反感在任何場合將他撇在一旁」，就粗暴地拒絕了，因為如果答應的話，就意味著「我可憐的老馬只得一直站在街上，而我則無所事事」。他指示道雷給豪寫信，同時附上伯格因的命令，「這樣就把他想要了解的信息全部告訴他」。本來打算將這封信與那些簽署的文件經由同一艘船郵寄出去，但信寫完之後他們就錯過了開船時間，直到很久以後豪才收到這封信。 人們很容易認為英國是因為駕乘舒適的車馬才失去了美洲，但距離、時間、不確定的計劃以及不連貫的指揮才是更主要的原因。喬治勳爵對待文件滿不在乎的方式只不過是粗枝大葉作風的一種表現。人們還容易認為的是，這種粗枝大葉行為可以追溯到喬治時期大臣們過於奢華的生活，但隨後，另外一個眾所周知的通信失靈的例子則是：當情報顯示日軍可能偷襲珍珠港時，為什麼沒有人對美軍指揮官們發出警告呢？通訊失靈好像是人類的普遍現象。 對英國而言，當前最要緊的，便是擺脫這場無利可圖的戰爭，這樣才有可能應對法國的挑戰；而擺脫戰爭的唯一方式，就是與殖民地和解。鑒於有傳言說法國將要與美國達成協議，在薩拉托加戰役後對勝利失去希望的諾斯試圖成立另外一個和平委員會，與傑曼、桑威克、瑟羅和其他頑固分子抗衡，因為後者始終拒絕與叛軍進行任何談判。諾斯絞盡腦汁考慮提出什麼樣的條件，既不能讓英國窘迫從而在議會被駁回，同時還得有足夠的吸引力讓美國人接受。然而，就在此時，他接到密報，說法國已經與美國簽署了聯盟協議。 10天後，諾斯向議會提交了一整套成立和平委員會的建議，包含了眾多讓步舉措，如果在戰前就做出如此讓步的話，英國完全能夠避免這場戰爭。這些建議與議會一年前駁回的查塔姆的和解方案幾乎如出一轍。英國放棄為增加國庫收入而徵稅的權利，同意視美國國會為憲法機構，暫停《強制法案》《茶葉法案》以及自1763年以來通過的其他令人不快的政策，討論美洲代表在下議院的席位問題，並任命和平委員，委員全權負責「對任何問題採取行動、進行討論並得出結論」。與查塔姆先前的做法一樣，根據這些條款，英國並未承認美國獨立，也沒有放棄對貿易的控制；他們的目的是為了恢復殖民地的附屬地位，而不是就此放棄。 諾斯用了兩個小時的時間，進行了詳盡的解釋，期間整個下議院「一片憂鬱，寂靜無聲」。他似乎已經放棄了政府在過去10年始終維護的原則。「任何國家都沒有因為這樣一連串的愚蠢的行徑蒙羞過。」約翰遜博士尖刻地評論說。朋友們大惑不解，對手驚異錯愕，沃波爾如夢方醒。他認為這是政府「不光彩」的日子，同時也承認「反對派從頭至尾就是正確的」。在他看來，這樣的讓步美國人應該能夠接受，「但是，我的朋友，」他在給曼的信中寫道，「這一調解手段還有一個缺陷，那就是，提出得太晚了。」法美已經簽署了條約，現在不僅和平無望，還將會有更大的戰爭。下議院準備「竭盡全力，毫不延遲」地批准該計劃，「但無論如何都無法彌補失去的時間」。他是正確的，歷史性的錯誤往往都不可挽回。 如果真想有所改變並有意識地貫徹實施，那麼放棄一項已經變味的政策不僅不會蒙羞，反而值得稱讚。諾斯始終和藹可親，但卻有些舉棋不定，不夠堅定。在暴風驟雨般的辯論中，面對內閣中頑固分子的怒火，他動搖了，對條款進行了修改，撤回了和平委員們的自由裁量權，並承諾不再討論獨立問題；以「臣民」身份對待美國人，否則他們「什麼都不是」。他定下12個月的時間（從6月份開始，當時是3月）完成這項使命，其實就表明他並不急於成功。確實，戰場情況千變萬化，美洲的形勢也飄忽不定，這就使得國王和頑固分子深信，他們仍然可能占據上風。 正如約翰·威爾克斯（在議會中坐在最後）所說，許多人懷疑成立和平委員會只是為了「讓這裡的人保持安靜……而不是要奪回殖民地」。為了不讓政府的支持者們漸行漸遠，需要安排一場表演。如果反對派的政治行動一直像他們講話那樣活力四射，貝德福德派似乎有可能一蹶不振，並可能被迫退出了。他們在辯論中激情洋溢，但在美國獨立的實際問題上卻分崩離析，各持己見。查塔姆因為曾經在「七年戰爭」中帶領英帝國取得勝利，所以與其追隨者謝爾本等完全反對帝國的分裂，且這一立場從未改變。羅金漢和里士滿逐漸認識到，他們已經永遠失去了美洲殖民地，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即刻公開」承認美國的獨立，以便將它從法國手中搶過來，從而集中力量應付英國最主要的對手。 1778年4月7日，里士滿在一次充滿激情和緊迫感的演講中提議，要求國王解散現任內閣，從殖民地撤軍，承認其獨立，通過談判「如果不能讓他們表示忠誠的話，就應當恢復真摯的友誼」。 查塔姆早就應該贊同，因為他的目標始終是集中精力對付法國，而且顯而易見的是，除非通過軍事力量打敗殖民地，否則根本不可能讓他們廢止《獨立宣言》和《十三州聯邦憲法》，查塔姆本人也曾宣稱這是不切實際的。然而，個人的怒氣使他失去了理智；他無法容忍帝國的分裂。里士滿告知他自己，將要提出承認美國獨立的動議。查塔姆傾盡全力，發揮餘威，極力抵制，不僅違背自己所在陣營的意志，而且違背了歷史潮流，著實可悲可嘆。 他一如既往地穿著禮服，腿上纏著法蘭絨，在19歲的兒子和一位女婿的攙扶下，一瘸一拐地走到自己的座位。他的這個兒子就是小威廉·皮特，不久就會令歐洲刮目相看。查塔姆帶著巨大的長假髮，面容消瘦，深陷的眼睛仍然犀利有神。當里士滿公爵講完之後，他站了起來；但一開始人們聽不到他在說什麼，當聽清楚他講的話時，他們都糊塗了。他談到英國人「可恥地交出了」國家的「權利和最正大光明的財富」，並「在波旁王朝面前俯首稱臣」。然後，他就語無倫次了，一會兒不斷重複，一會兒又喃喃自語，周圍的同僚懷著憐憫和尊重，都面面相覷，大廳里靜得出奇，似乎可以用手觸摸。里士滿彬彬有禮地對其做了答覆。堅強不屈的查塔姆又站了起來，張開嘴卻沒有說出話來，他一隻手搭到胸口上，暈倒在地板上。隨後人們將他送到附近的住所，在恢復了足夠的體力後他又被送到位於海斯的家中。在接下來的三周，他越來越虛弱，逐漸走向生命的盡頭。最後，他讓兒子給他讀《伊利亞特》中關於赫克托死亡的那段描寫。 儘管這位偉大的政治家也曾有過失，但他的隕歿讓全國人不知所措，對前途憂心忡忡。議會投票一致同意為他舉行國葬，並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他死了，」《朱尼厄斯的信》的佚名作者寫道，「國家因此失去了理性和個性，沒有了榮耀，沒有人能像他那樣對國家了如指掌了。」阿丁頓醫生認為，因為上天憐憫他，才讓他離開這個世界，「上天不能讓他拯救這個國家，因此就不讓他眼睜睜地看著它徹底毀滅」。 一想到失去美洲，人們往往就想到國家的毀滅，這實在是明顯而嚴重的錯誤，因為英國挺過了困境，在下個世紀繼續在世界上保持著支配地位，並達到帝國的鼎盛時期。謝爾本宣稱，如果承認美國獨立，「我們將不再是一個強大的或受人尊敬的民族」。在這一天，「大不列顛帝國將日薄西山」。里士滿預言，法美同盟「必定令我們徹底毀滅」。沃波爾在不同的信件中都表達了憂鬱的情緒，預言說，「不論這場戰爭以什麼樣的方式結束，對這個國家來說都是致命的」，或者在戰爭結束之前就預見到失敗的可怕後果——「我們將淪為一個可憐的小島，從一個強大的日不落帝國墮落為像丹麥或撒丁島那樣微不足道的小國！」沒有了貿易，沒有了航運，英國隨後將失去東印度，「而後就像我們當初對待愛爾蘭那樣，法國將對我們更加頤指氣使」。 這種消沉的態度來自當時的兩種看法：與殖民地的貿易往來對英國的繁榮至關重要；在波旁王朝統治下的法國與西班牙君主國對英國威脅巨大。儘管11年後就爆發了法國大革命，但目前人們還難以想像；是英國人自己覺得處於衰落階段。伯克給羅金漢寫信抱怨公眾麻木不仁的態度，他說，如果不深刻改變民族的性格和領導階層，我們可能會「從原有的宏偉壯麗、繁榮富庶狀態一落千丈，成為一個愚笨無能、卑劣猥瑣的國家……我敢肯定，如果不立即採取措施，哪怕引起劇痛來防止這種局面的出現，這個國家必然會落得如此下場」。其實，如果一個國家真的衰落了，任何有意識的努力都無濟於事。因此，雖然伯克在這裡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也不過是像他過去那樣，純粹是胡說八道。 查塔姆在5月去世，羅金漢因而有機會取得領導地位，團結各派系、爭取那些擁護政府立場的人，他們對戰爭及花費越來越持懷疑態度。有人早就向國王建議進行某些必要的變革，這對羅金漢來說機會難得，可以藉此要求內閣出台政策結束與殖民地敵對狀態並承認其獨立，因為這終究是不可避免的。福克斯試圖說服猶豫不決的侯爵遵循這一路線，建議他向國王提出替換部分內閣大臣，這樣就不至於讓國王心煩意亂，從而繼續獲得他的支持。如果「為了私人榮譽」拒絕就任，福克斯說，「不符合作為公眾人物所應具有的職責。」伯克也極力說明，始終如一地履行職責至關重要，但就羅金漢和里士滿而言，雖然他們都對問題洞若觀火，知道應採取何種補救措施，但當前景不妙或政治方面的基本需求令他們反感時，他們傾向於採取逃避態度。羅金漢的追隨者們尚未準備就緒，他自己的原則以及接受任命的條件使他無法就任這一職位。沃波爾寫道，反對派「慵懶怠惰」。他們錯失了良機，國王的大臣們，「雖然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但在福克斯看來，「他們將繼續穩坐釣魚台。」 一個以弗雷德里克·霍華德（Frederick Howard）為首的和平委員會臨危受命，霍華德是第五任卡萊爾伯爵，年輕、富有、時髦，擁有恢宏壯麗的霍華德城堡，另外還是高爾勳爵的女婿。即將協助他的是經驗更加豐富做事更腳踏實地的兩個人：前總督約翰斯通和威廉·伊登，前者支持反對派，後者是一位資深政治家，曾任副大臣，戰爭期間負責秘密情報工作，擔任過貿易委員會大臣，是卡萊爾求學時的同窗，也是韋德伯恩、傑曼及諾斯的朋友。該委員會成員的選拔過程以及將他們派往美洲的決定向人們證實，事件的發展還是沒有擺脫荒唐愚蠢的思想和行徑。 在到達費城後，和平委員會成員要求與大陸會議代表開會協商，卻被告知，只限於討論英國撤軍和承認美國獨立問題。於是約翰斯通總督就試圖賄賂大陸會議的兩位主要成員，約瑟夫·里德和羅伯特·莫里斯，以便說服大陸會議接受英國的談判條件。這一行為一經曝光，就進一步加深了美國人對英國政府的厭惡情緒，約翰斯通因為該醜聞被迫從委員會辭職。與此同時，在未告知委員會成員的情況下，傑曼向豪的繼任者亨利·柯林頓爵士發出密令，要他派遣8000人的部隊到西印度群島支援那裡的英軍對抗法國軍隊，從而將他在費城的武裝力量從1.4萬人減少到6000人，這使得該城市防守空虛，並最終讓他不得不從該城市撤出。 這種尷尬處境迫使卡萊爾紐約轉移，傑曼沒有提前將意圖告知他，令他勃然大怒。如果美國人拒絕和解，就只有通過武力迫使他們接受和解條件，這也是唯一的手段，但現在隨著部隊撤出，他已然成了一隻沒有牙齒的老虎。他私下裡寫道，連他的小女兒卡羅琳都可以告訴內閣，說在這種情況下，和平委員會就是一出鬧劇。「我們提出的和平條件，」他後來寫道，「就像是一個被征服的國家，由於精疲力竭而懇求別人同情憐憫。」一方面撤出軍隊，另一方面還試圖使敵人讓步，這種極度愚蠢的行為也不是最後一次。200年以後，天生具備這種愚蠢基因的美國在面對敵人時重複了這樣的行為，導致了同樣的後果，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巨大諷刺之一。 卡萊爾和他的同事們竭盡全力粉飾自己的使命，指出現在沒有了繼續戰爭的理由，因為英國已經取消了茶葉稅及其他懲罰性法案，宣布了「大英帝國議會免徵任何稅收」，可以公開討論在議會的代表權問題，並且已經承認大陸會議本身為合法機構。但是，由於並未承認美國的獨立，大陸會議還是拒絕協商甚至探討。黔驢技窮的委員們最後竟繞過大陸會議領袖，向殖民地民眾呼籲單獨處理這個問題，因為他們相信，大多數美國人確實希望繼續效忠大英帝國。他們於1778年10月3日發布公開聲明，首先重申，對之前的種種不滿情緒不予追究，承諾赦免在該日期之前所犯的所有叛國罪行，隨後就試圖重新恢復懲罰行動作為威脅——因為當一個國家「自己及它所擁有的資源受到我們的敵人威脅的時候……英國會不惜使用一切手段徹底摧毀或瓦解妄圖使它滅亡的力量」。 卡萊爾在其聲明的第一個草案中提出，鑒於美國「背信棄義、惡意預謀」與法國簽訂協議，並頑固偏執地堅持叛亂行為，英國已經別無選擇，只能「在這痛苦危急關頭」採取「摧枯拉朽的手段」，並將動用其強大的軍隊和艦隊最大限度地摧毀敵人，令他們聞風喪膽，抱頭鼠竄。這一聲明中也表達了英國在威脅背後的真正意圖。卡萊爾認為，這一提議「將會奏效」，有人建議他措辭要委婉一點，因為聲明會廣為人知，副本要發送給大陸會議的所有成員——喬治·華盛頓和所有將軍，所有州長和各州議會，傳播福音的大臣們，英軍及勞改營的指揮官們。 之前，英軍和黑森僱傭兵每到一處就蓄意掠奪，大肆破壞房屋和財產，燒毀村莊和農場，使田地荒蕪，林地一片狼藉，所有殖民地無一倖免；而現在，英軍勢力漸微，所以這種威脅並未令殖民地恐慌。相反，大陸會議建議國家有關部門，在當地報紙上刊登英國的這篇聲明，從而「讓各州心地善良的人民更充分認識到英國和平委員會的陰險目的」。6個月後，徹底失敗的和平委員會，不論是有意還是因為錯誤，在11月跌跌撞撞地打道回府了。 或許他們執行這個任務本來就沒打算要成功。然而，伊登還是寫信給他哥哥說，如果「單憑我良好的願望和深切的關注」就能完成這一使命，「這一崇高的國家……將很快再次屬於大不列顛」。他「從內心」感到遺憾的是，「我們的統治者，只是在歐洲大陸完成他們的教育之旅，而沒有沿大西洋西岸的海岸和河流走走看看，接受教育」。他在私下裡給韋德伯恩的信中坦然道，「你根本就想像不到我在這個恢宏壯麗的國家所看到的一切，因為我們一連串不端行為和錯誤，我們失去了這個國家，這怎能不讓我近乎發瘋呢？」這番話實在令人驚訝。 這封信意義重大。這是政府核心圈子成員所講的話，不僅承認英國已經失去了殖民地，而且還坦承是政府的錯誤導致了這一結果。伊登的觀點揭示出愚蠢行徑悲劇性的一面：作惡者有時會意識到他們的所作所為，但他們卻無法打破格局。這場徒勞的戰爭將再繼續4年之久，犧牲更多人的生命，造成更大的破壞，加深雙方的仇恨。在這數年間，喬治三世根本意識不到，他將要為戰敗負責。儘管議會和公眾對戰爭日益失望，但國王卻堅持要繼續下去，部分原因在於，在他看來，帝國的瓦解將意味著恥辱和毀滅；而更多的原因在於，他不能忍受自己在統治時期被永遠烙上失敗的烙印。 而且，在這過程中，美國人也時常有不少麻煩這一事實也能令他精神振奮。沒有了統籌資金，議會無法繼續為軍隊支付報酬或提供物資，這也就意味著，冬天缺衣少食現象比在福吉谷更為嚴重，食物配給只有平時的1/8，士兵開小差，甚至不止一次發生叛亂。華盛頓被政治上的陰謀詭計搞得心煩意亂，本尼迪克特·阿諾德（Benedict Arnold）背信棄義；查爾斯·李將軍違抗命令；反對美洲獨立的人士與印第安各部落不斷騷擾，引發零散而野蠻的戰爭；美國本打算與法國艦隊聯合以奪取紐波特，但卻沒能成功，令他失望之極；英國在卡羅來納州勝利並占領查爾斯頓，又使他灰心喪氣。另一方面，他有法國海軍和地面部隊強大力量的支持，打破了戰爭的平衡；而施托伊本男爵（Baron von Steuben）及其他歐洲專業人員加入他領導的部隊，將衣衫襤褸的美國人訓練成了紀律嚴明英勇善戰的勁旅。1779年，大陸會議任命約翰·亞當斯為代表，在美國獨立與英國撤軍的基礎上就和平問題進行談判，但對國王和那些頑固強硬的大臣們來說，這仍然是不可想像的。 英國首相對自己的職位深惡痛絕，只盼望辭官歸隱不再與戰爭有任何關係；他所厭惡而且不信任的戰爭大臣傑曼仍在接受調查，因此，英國人並沒有準備好打勝仗。他們無法制定總體的戰略，只想著為國王拯救一些在南方的殖民地，並繼續執行騷擾策略，破壞雙方貿易往來，直到殖民地舉手投降。除國王之外，無論是指揮官還是各位大臣都知道，這不過是一種錯覺；征服這個國家對他們而言實在力不能及。與此同時，法國人已經出現在英吉利海峽。儘管桑威克勳爵曾經誇口說，他準備好了35艘艦船整裝待發，可以隨時投入戰爭，但是，當法國參戰後，凱佩爾上將將會發現，「適合作戰的艦船」不超過6艘，而船塢內則空空如也。1778年6月的外桑島戰役雙方不相上下，但英國卻大膽聲稱自己取得了勝利。 比戰爭更糟糕的是英國的政治進程。由於美國起義的助推，政治改革運動蔓延到全國，民眾要求議會每年召開會議，讓所有男性擁有選舉權，取消腐敗選區，廢除議員的閒職或掛名職務，取消與議員所簽署的協議。1779年的選舉令黨派間相互仇恨。政府多數派萎縮。在1780年2月約克郡的請願中，抗議活動達到高潮，人們要求在實行改革前暫停撥款和發放養老金。隨後，在其他28個縣及許多城市，人們也開展了像約克郡那樣的請願活動，活動波及了威斯敏斯特。人們成立了永久性的改革協會，而且普遍認為國王是專制主義的推手。鄧寧對王權提出了大膽的決議，認為它「權力增加了，還在繼續加強，現在應該予以削弱」，該決議確實以微弱優勢得到了多數的支持，在投贊成票的人中有許多是來自村鎮的成員。6月，鑒於有人要求廢除針對天主教徒的某些刑法，以及喬治·戈登瘋狂煽動的行為，暴徒們聚集起來發動了可怕的騷亂。他們叫囂「不要羅馬天主教！」，要求廢除《魁北克法案》，並攻擊大臣，撕毀他們的假髮，襲擊並洗劫他們的房子，燒毀他們的天主教教堂，衝擊英格蘭銀行，全市一片恐怖，直到三天後軍隊才控制了局面。 政府不得人心，戰事日益升級，其他各種麻煩接踵而至。西班牙對英國宣戰，荷蘭向叛亂分子伸出援手，俄羅斯試圖阻止英國對殖民地的封鎖，而在美洲的戰爭本身也徒勞無益地一拖再拖。 1781年5月，南方軍團指揮官康沃利斯勳爵為了守住弗吉尼亞而放棄了南卡羅來納，在位於切薩皮克灣海岸上的約克鎮建立了防守基地，以此鞏固其前線陣地。從這裡，他可以與駐紮在紐約的柯林頓的部隊保持海上聯繫。現在，加上在該地區的其他英軍，他總共擁有7500名士兵。此時的華盛頓正駐守在哈德孫，而羅尚博伯爵帶領法國士兵從羅得島趕來與他會合，準備對紐約發動襲擊。這時，格拉斯上將從西印度群島發來電報，告訴他們說，他正率領3000人的法國軍隊向切薩皮克灣航行，並有可能在8月底到達。華盛頓和羅尚博於是就調轉方向，向著弗吉尼亞進發，並於9月初到達那裡，從陸上對康沃利斯形成了包圍之勢。 在此期間，英國艦隊在切薩皮克灣附近與格拉斯相遇，雙方激烈交火，互有損傷，隨後英軍返回紐約維修艦船，留下法軍控制約克鎮外圍水域。康沃利斯在陸地和海上的通道都被封鎖。絕望之中，他試圖用小船渡過約克河實現突圍，但計劃因暴風雨而受阻。他唯一的希望是英國艦隊能夠從紐約返回，搬來救兵。但艦隊沒有來。由大約9000名美國人和近8000名法國人組成的聯軍向約克鎮的紅衣軍團步步逼近，而等待救援的康沃利斯則逐漸收縮防線，雙方一退一進。三個星期後，英軍已然絕望，無計可施。1781年10月17日，薩拉托加戰役時隔四年之後，康沃利斯提出投降談判；兩天後，雙方舉行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儀式，在樂隊演奏「世界改天換日」的曲子中，英軍放下了武器。五天後，柯林頓率領其部隊從紐約乘艦船趕到，但為時已晚。 11月25日，諾斯勳爵接到消息後痛哭流涕，「哦，上帝，一切都結束了！」這是一聲如釋重負的哭號。一切都結束了，並不意味著各地的戰事立刻都平息了。因鬥爭失敗而心力交悴的國王，此時開始要求結束戰爭。鄉村士紳由於害怕稅收越來越重，不再支持政府的戰爭行為，因此反對派提出一攬子終止敵對狀態的議案後，支持票數逐漸增加。在12月，一項反對戰爭的議案獲得了178票支持。1782年2月，具有獨立思想的康韋將軍提出對這個問題進行最終表決。早在《印花稅法案》時期，他就第一個預見到，政府一意孤行所採取的對美政策，最終將導致「致命的後果」，而現在，他馬上就要聽到他們的喪鐘了。他認為，「在北美大陸所進行的這場戰爭，其目的是要使美國人民俯首稱臣，這是不切實際的，現在或許應該到了停止的時候了。」為了支持結束戰爭的議案，他在下議院發表了迄今為止最雄辯有力、最立竿見影的演講，令議員們群情激奮，最終以194∶193的投票結果，與多數派只有一票之差。反對派終於團結了起來，對抗只有微弱多數支持的政府。議員們一個接一個地投出了譴責票，並在就康韋的議案所進行的投票中達到高潮，但政府稍後又贏得了足夠的票數，得以繼續留任。 應國王要求，諾斯勳爵繼續留任。當他請求議會再批准一大筆戰爭貸款時，下議院最終表示了反對，政府多數派發生了分歧，焦慮的國王起草了一則退位聲明，不過並未發布。他在聲明中說，下議院情緒的變化使他無法繼續有效推行戰爭政策，也無法與敵人言歸於好，而與美洲和好不會破壞「英國的商業活動以及人民的基本權利」。同時他還表示自己忠於憲法，但忽略了一個事實，即除非他退位，否則，按照憲法的要求，他必須遵從議會的意見。 3月，內閣的立場終於有所鬆動。3月4日，議會一致通過決議，授權國王與美洲和解。3月8日，議會投票對內閣進行譴責，內閣僅以10票之差逃過重組命運。3月15日，有人針對內閣大臣耗費1億英鎊卻丟掉13個殖民地一事提出不信任案，雙方只有9票之差。隨後還有兩個不信任案。早些時候，諾斯勳爵終於毅然決然地告訴國王，他必須辭去首相一職。3月20日，為了防止議會再次通過投票來顯示對內閣的信任程度，他帶領內閣一起辭職了。3月27日，羅金漢領導的新內閣上台，謝爾本與福克斯任國務大臣，卡姆登、里士滿、格拉夫頓、鄧寧及凱博爾將軍擔任其他職位，康韋將軍為總司令，伯克和巴雷分別擔任陸軍和海軍的財務部長。 即便現在內閣主要成員都具有親美傾向（早先他們在反對派中就是這樣），英國也非常不情願去承認其前殖民地的國家地位。他們沒有任命大臣、貴族或者議會成員或者副大臣進行和平談判。唯一被派到巴黎去與富蘭克林展開初步會談的特使叫理察·奧斯瓦爾德（Richard Oswald），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英軍的承包商。他是亞當·斯密的朋友，並經後者推薦給謝爾本，他自始至終都是單獨與美方談判，而英國政府沒有派任何正式代表團為他提供支持。 1782年7月，羅金漢突然去世，謝爾本接任首相，但此時的他已經不再立場鮮明地承認獨立了。他現在考慮的是，運用政治家的風範和睿智成立聯邦，其實英國早就該這麼做，但現在為時已晚。美國人堅持，英國要承認他們的獨立地位，這是不可改變的必要條件，沒有商量餘地。在拖延了一段時間後，英國在9月份正式開始了與富蘭克林、勞倫斯、亞當斯和約翰·傑伊的談判，並於11月締結《巴黎協定》，該協定將於1783年1月生效。國王最後並沒有表現出寬厚仁慈的胸懷。他並沒有感到悲傷，在就「取消美國大英帝國的成員國身份」給謝爾本的信中，他認為，「流氓無賴似乎是美國人最顯著的特點，因此，將他們分離出去與英帝國不相往來或許最終不是一件壞事。」 綜上所述，英國的愚蠢行徑並不像羅馬教皇那樣有悖常理。大臣們並非對日益增加的不滿情緒充耳不聞，他們的對手在每次辯論中都表達出這種情緒，在面對暴徒製造的騷亂行動中，他們也每每受到這種情緒的強烈干擾。他們憑藉在議會中的多數優勢，很少做出積極主動的反應，但他們也擔心失去這種優勢，因此不遺餘力地花費巨資維持自己的優勢地位；他們不像教皇那樣，總有一種錯覺，認為自己刀槍不入。儘管他們也像大多數人一樣，擁有雄心抱負，但他們並沒有貪婪和私慾這些最容易犯的錯誤。由於他們大多數出生高貴，對財富和特權習以為常，因此並沒有利慾薰心，將攫取財富作為首要目標。 從維護權威的目的來看，英國堅持稅收權本身是合理的；但一味堅持「你認為無法行使」的權利，並且在認識到這種企圖將會對殖民地自願效忠行為產生致命後果時仍不罷休，這就是愚蠢行為。此外，存在問題的是行事的方法而非動機。政府在貫徹政策方面越來越無能，起不到應有的作用，並最終挑起事端。最後，歸結到態度問題。 態度，在此就是一種堅不可摧的強烈的優越感。因為這種感覺抑制了好奇心，導致了對世界和他人的無知。從格倫維爾到羅金漢和查塔姆，再到格拉夫頓和諾斯，在10年時間裡英國與殖民地的衝突逐漸加劇，但各屆內閣都沒有派代表哪怕是某位大臣，穿越大西洋與北美殖民者會面，探討並找出破壞甚至威脅雙方關係的根源，以及如何更好地處理雙方的關係。他們對美國人不感興趣，因為他們認為美國人是烏合之眾，或者把美國人當小孩對待，根本不可能平等地對待他們，甚至把他們作為競爭對手。在英國所有的通信中，他們在稱呼對方總司令時從來不用華盛頓將軍這個稱謂，而只是稱之為先生。威廉·伊登在對過去的沉思中表示，「我們的統治者」在教育旅行中只去了歐洲而沒有到美洲，實在令人遺憾，因為在他看來，如果統治者飽覽了北美大陸的壯麗山河，他們就會更加急切地想要把它留在英帝國內部，而不是分離出去；但沒有跡象表明，他們會因此改善與人打交道的態度或方法。 美國人是這片大陸上的居民，也是殖民者，一旦失去這片對他們而言至關重要的土地，他們將遭遇滅頂之災；而英國人仰仗與生俱來的優越感，不去了解這片大陸，低估了這片大陸的價值，從而產生了致命的後果。在和平談判中領教到英國人優越感的約翰·亞當斯寫道，「英國的驕傲和虛榮是一種疾病，是精神錯亂，長久以來，無論是英國人還是其他國家的人都對英國極盡吹捧和奉承，令它無法客觀地看待任何事情。」 儘管有時會無意識地做出愚蠢的舉動，但政府不稱職是因為沒有一套健全的制度，在缺乏強有力的領袖的情況下，這種制度尤其脆弱。皮特在狀態最好的時候指揮若定，帶領英國在「七年戰爭」中取得勝利。他的兒子隨後牢牢地執掌內閣，有力地對抗拿破崙。在他們兩人任職的間隔，政府命運多舛，跌跌撞撞，錯誤百出。喬治三世統治時期的公爵和達官貴人沒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職責。格拉夫頓認為自己不適合擔任首相一職，做事猶豫不決，每周只參加一次內閣會議；湯森行事魯莽，不計後果；希爾斯伯勒傲慢自大，愚鈍遲緩；桑威克、諾辛頓、韋茅斯等人飲酒無度，嗜賭成性；傑曼傲慢無禮，能力有限；里士滿和羅金漢一貫冷麵無私，一心為國；可憐的諾斯勳爵極端厭惡自己的工作，所有這一切如一團亂麻，即便最聰明睿智之人士恐亦束手無策。人們總是有這種印象，在1763到1783年間，無論是在民事還是軍事方面，儘管可能會有少數例外，英國人的智力和能力水平總體還是較低的。或許是運氣不佳，或許是由於決策位置幾乎全部由超特權階層所把持，這一點我們並不清楚。弱勢群體和中產階級往往也沒有更好的表現。毋庸置疑的是，當有人能力不足卻又自鳴得意時，結果很可能就是最壞的組合了。 最後便是尊嚴和榮譽造成的「可怕的阻礙」；宣稱這些很有價值並錯誤地認為是為了自身利益；當原則代表的是「一種你知道無法實施的權利」時，為了這一原則而犧牲其他可能性，也會造成「可怕的阻礙」。如果切斯特菲爾德勳爵早在1765年就講出這番話，伯克和其他人反覆請求將其作為權宜之計，而不是象徵性地展示權威，那麼如果政府拒絕嘗試這麼做，就一定是愚蠢行徑無疑。他們堅持第一種追求，然後爭取一個目的，那麼不論輸贏，其結果都將是不利的。自身利益在於以善意保留殖民地，如果這一點被認為是英國繁榮昌盛的關鍵，但仍然不能與立法權威相容，那麼權威應該依然存在，許多人這麼建議過，但卻沒有付諸實施。羅金漢曾經說過，可以用「隱性契約」的方式實現和解，而其他問題「尚未確定下來」。 雖說戰爭和屈辱很長時間損害了英美關係，但英國也從中吸取了經驗教訓。50年後，在經歷了與加拿大麻煩不斷的關係之後，英國人在《達拉謨報告》中開始使用「大英國協」這一描述組織結構的詞彙，因為英國人認識到，其他任何道路都會導致再次出現美洲叛亂然後獨立的後果。仍然困擾我們的問題是，如果喬治三世時期的大臣們完全是另外一批人，英美之間或許早就可以建立這種聯邦或聯盟形式的關係，這樣一來，橫跨大西洋的兩個大國就可能擁有無可比擬的優勢，從而遏制任何膽敢挑戰的國家，能避免1914到1918年的世界大戰以及隨後無休止的戰爭也未為可知。 曾經有人說過，如果將《哈姆雷特》和《奧賽羅》的主人公調換一下，就不會有悲劇發生：哈姆雷特可以一眼看穿埃古，而奧賽羅將毫不猶豫地殺死國王克勞狄斯。如果1775年前後的這些英國政治參與者是另外一些人，或許他們能展示出政治家的睿智和風範，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出台一個又一個愚蠢荒唐的政策，那麼歷史的火車也就改變了軌道，一直馳騁到現在。假設總是魅力無窮，讓人浮想聯翩；但歷史的走向，終究還是由執政者的現實所決定。 [1]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愛爾蘭政治家、作家、演說家、政治理論家和哲學家，曾任輝格黨議員。他反對英王喬治三世和英國政府、支持美國殖民地以及後來的美國革命，被視為英美保守主義的奠基者。 [2] 威廉·皮特（William Pitt，1708—1778）：英國輝格黨政治家，1766—1768年曾任英國首相。 [3] 「地獄之火」俱樂部（Dashwood’s Hellfire）：18世紀不列顛及愛爾蘭的上流社會社交圈。 [4] 喬治·格倫維爾（George Grenville，1712—1770）：英國輝格黨政治家，1763—1765年任英國首相。 [5] 幾尼：英國舊時金幣單位。 [6] 有證據表明商人們反對的聲音被無視了，因為在那個階段，殖民地代理中的傑出人物班傑明·富蘭克林難以忘懷的是，他美洲郵政副署長的職務，以及他兒子的新澤西州總督職位，都是國王龍顏大悅之餘任命的。——原注 [7] 《食糖法》：1764年英國議院通過的由殖民地進口優質糖的條例。 [8] 此處指的是抵制英貨。 [9] 有關這是否就是國王精神錯亂的早期表現，人們已經寫了很多文章進行探討。他的精神病確切發病時間是在1788年，已經是20多年以後了，在這之前並沒有其他症狀。因此可以認為，在與美洲殖民地衝突期間，他始終是神智清醒的。——原注 [10] 列克星敦：美國馬薩諸塞州東部城鎮，1775年4月19日美國獨立戰爭的第一次戰役在這裡打響。 [11] 這是一個沒有史料支持的詞，當時沒有人使用過，但由於現代的讀者能從中體會到準確的含義，同時又沒有其他相應的詞彙，所以我決定試著這樣寫。——原注 [12] 該數字與查塔姆1766年演講中所提到的300萬有差距，可能反映出對事實信息的了解還不夠精確，或者議會報告中的數字不夠精確，兩者都與當時的歷史條件有關。當時實際人口據估計大約250萬人。——原注 [13] 口袋選區（pocket borough）：指由個人或家族控制的議會選區。 [14] 奧利弗·哥爾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1728—1774）：生於愛爾蘭的英國劇作家，小說家。 [15] 聖史蒂芬代表議會大廈。——原注 [16] 他之所以採用傑曼這一姓氏，是因為1770年從一位該姓氏的家族朋友那裡繼承了一筆遺產。——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