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政進行曲 · 第五章 美國在越南自欺欺人
1.戰爭萌芽
（1945—1946）
連續五任美國總統在越南所採取的行動並非簡單地出於無知，但後來這一點卻成了他們的託詞。他們或許不了解越南及文化，但是在美國實現政策目標的過程中，要說他們不清楚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實在令人難以信服。在美國捲入越南事務的30年當中，我們不時認識到或者預見到阻礙我們成功的所有情況和原因。美國並非毫無預料地逐步陷入干預之泥潭。決策者也並非沒有意識到各種危險、障礙和事態的消極發展趨勢。美國有足夠的情報來源，有翔實而見解深刻的評論，這些都源源不斷地從戰場傳遞迴首都，特別調查團被多次派遣出去，當輿論被專業人士的樂觀情緒所主導時，也從來不乏獨立的報道加以平衡。愚蠢行為並不源於追求目標的過程中對所存障礙的無知，而來自在諸多不利條件下對該目標固執的追求。這些不利條件包括：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該目標實在難以企及；行動之效果與美國利益毫不相稱，並最終還會損害美國社會、美國聲譽及美國在全球的可支配力量。
問題在於，決策者為什麼對各種證據及其影響置若罔聞？這是愚蠢行徑的典型症狀：拒絕從證據中得出結論，沉迷於適得其反的政策不能自拔。回顧一下美國對越南政策的制定過程，或許就能清楚地看到這種拒絕和沉迷的「根源」。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幾個月，羅斯福總統起初不同意，當然更不會協助法國恢復其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統治，但這一政策的逆轉開啟了愚蠢行徑的大門。由於法國被德國占領後感覺顏面盡失，因此強烈要求維持其在印度支那的地位。而對美國人來說，隨著勝利的臨近，蘇聯的擴張成為華盛頓的心頭大患，因此有必要加強法國在西歐的核心地位以便對抗蘇聯的擴張。直到此時，羅斯福內心仍然非常厭惡殖民主義，並始終堅定地希望消除亞洲的殖民主義（這是與英國發生衝突的基本原因）。他認為，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暴政是一種最為惡劣的殖民主義形式。印度支那「不應該重新由法國人統治」，他在1943年1月告訴國務卿科德爾·赫爾，「情況非常清楚。法國對這個擁有3000萬人口的國家已經統治了將近一個世紀，而人民的生活水平卻每況愈下。（他們）有權過上更好的生活。」
丘吉爾對安東尼·伊登說，總統「對於這個問題比對任何其他殖民問題都更為坦率。我想，將印度支那從法國人手中解放出來，應該是他參與戰爭的首要目標之一」。的確如此。在1943年的開羅會議上，史迪威將軍在日記中用顯著的大寫字母記錄了總統的印度支那計劃：「不要回到法國統治的局面！」羅斯福建議採取託管統治，「就像菲律賓那樣，用25年左右的時間使其站穩腳跟。」這一想法徹底驚醒了英國人，但並未引起曾經統治過越南的中國政府的關注。「我問蔣介石他是否想要印度支那，」羅斯福告訴史迪威將軍說，「他斷然拒絕了，說『絕對不要！』就那個意思——『絕對不要！』」
在法國人到來之前，越南已經是一個獨立的王國，由交趾支那、安南和東京組成，並在反對中國統治的長期鬥爭中致力於建立自治政府。儘管如此，羅斯福卻似乎從未想到自治的可能性。羅斯福對這個問題認識不足，是源於當時對受壓迫民族的普遍態度。無論他們的歷史背景如何，在西方人眼裡，他們尚不「具備」自治的條件，得等到萬事俱備，在西方人的指導下，他們才可能實現自治。
英國堅決反對託管，因為這將作為一個「惡劣的先例」，成為自己重返印度、緬甸和馬來亞的障礙。羅斯福也沒有堅持。他並不希望在印度問題上火上澆油，因為每次提及這個問題，丘吉爾都會煩躁不安。此後，法國於1944年在桀驁不馴的夏爾·戴高樂領導下獲得解放，並堅持其重返印度支那的「權利」；當時的而中國顯然過於孱弱，難以擔當託管重任。在這種情況下，總統有些束手無策。
由於缺乏廣泛的支持，國際託管計劃逐漸土崩瓦解。羅斯福的軍事顧問們之所以不喜歡託管計劃，是因為在他們看來，這可能會影響美國自由掌控作為海軍基地的前日本列島。國務院中一貫親法的歐洲派，徹底採納了法國外長喬治·比多（Georges Bidault）的假設，即除非「與法國通力合作」，否則，「由蘇聯所主導的歐洲將會威脅『西方文明』」。而所謂的合作，在歐洲派看來，就是滿足法國的要求。另一方面，他們在遠東（後來東南亞）的同僚極力主張，美國對越南的政策目標，應該是先採取某種過渡政府的形式，然後最終實現獨立。這個過渡政府，可以「教」越南人「重新履行自治職責」。
在為各種政策路線的選擇而進行的鬥爭中，亞洲的未來遠不及蘇聯對歐洲的影響力。1944年8月，在關於建立戰後機構組織的敦巴頓橡樹園會議上，美國在有關殖民地的提案中對未來獨立隻字未提，只是提出了軟弱無力的託管計劃，而這樣的託管計劃也得由先前的殖民帝國「自願」同意才可協商執行。
其實印度支那早就表現出對該方案的牴觸態度，這種態度在未來的30年只會日益加劇。早在戰爭期間，通過與日本及維希政府達成的協議，包括軍隊及文官的法國殖民政府就留在了印度支那執行代理統治職能。但在最後一刻，即1945年3月，日本人取而代之。這時，一些法國團體加入了越盟領導的本土抵抗組織。越盟是一個包括共產黨在內的民族主義團體組成的聯盟，自1939年以來就一直要求獨立，從事抗日活動。由英國控制的東南亞地區司令部（SEAC）與他們取得聯繫，並請求與之合作。由於對抵抗組織提供任何援助都將不可避免地有助於法國人的回歸，羅斯福對這個問題避而不談；他在1945年1月氣急敗壞地對赫爾說，他不希望在將印度支那從日本人手上解放出來的過程中搞得「一團糟」。在法國請求美國船隻運送法國軍隊到印度支那時，他斷然拒絕了。同時，他也不允許對抵抗運動提供援助。但隨後他又轉變了態度，說任何援助必須只限於抗日活動，且不能對法國有利。
但是，在抗日戰爭勝利後，誰來接管印度支那呢？過去一年與中國的交涉不太順利，而法國的要求也日益迫切，令人心煩意亂。一方面有來自盟友的壓力，另一方面又根深蒂固地認為法國不應「重返印度支那」，徘徊其間的羅斯福身心俱疲，生命也行將走到盡頭。他極力避免給出明確答覆，盡力推遲做出決定。
隨著勝利的臨近，同盟國的所有其他問題被逐漸提上日程。在這種情況下，雅爾達會議於1945年2月召開了。大會沒有討論印度支那問題，而是將它留給即將在舊金山召開的聯合國組織會議。在籌備此次會議的過程中，羅斯福對印度支那問題仍然憂心忡忡，並與來自國務院的一名顧問進行了討論。現在，他又回到了最初的建議，即「只要最終目標是實現（印度支那的）獨立」，法國可以當託管者。當被問及他是否會允許讓印度支那獲得自治領地位時，他斷然否決了，說「必須是獨立……你可以在國務院引述我的話」。一個月後，1945年4月12日，羅斯福與世長辭。
現在路線已經清晰，在羅斯福去世26天後，國務卿斯特蒂紐斯（Stettinius）在舊金山告訴法國代表說，美國並不質疑法國對印度支那的統治權。他這樣說是為美國駐法大使考慮，因為戴高樂先前曾十分生氣。戴高樂當時說，他手下有一支遠征軍，隨時準備向印度支那開拔；但由於美國拒絕運送這支部隊，他們始終未能出發。另外，「如果你們在印度支那跟我們作對」，法國將會「失望至極」，可能會因此投入蘇聯懷抱。「我們不想成為共產黨……但我希望你們不要把我們推過去。」這樣赤裸裸的敲詐，正合美國的歐洲派之意。5月，代理國務卿約瑟夫·格魯（Joseph Grew），這位精力充沛的前駐日大使和精幹老練的外事服務元老，在舊金山以異乎尋常的冷靜口吻向比多保證說，「找不到任何官方聲明能夠證明甚至暗示美國政府對法國在這一區域的主權有所質疑。」不質疑是一回事，而認可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專家就是這樣通過咬文嚼字來制定政策的。
羅斯福的擔憂無疑是正確的，因為法國對印度支那的剝削和壓榨在整個亞洲可謂無出其右。法國當局大量生產並出口最有利可圖的商品，比如大米、煤炭、橡膠、絲綢、香料和礦物等，而同時又操縱當地經濟，使之成為法國產品的出口市場。有4.5萬名法國官僚藉此過上了舒適愜意的生活，其中大多是平庸之輩。法國1910年的一項調查發現，這些人當中只有3人可以講比較流利的越南語。他們從本地的上流社會中招募「可靠」的越南人當助理，擔任翻譯和中間商，為他們提供工作，獎勵他們土地，並為其中皈依天主教的人提供高等教育的獎學金。他們取消了傳統的鄉村學校，代之以法國式的教育。但由於缺乏合格的教師，學齡兒童入學率幾乎還不到1/5。結果，據一位法國作家描述，越南人的「文盲率比在法國占領前還要高」。公眾健康和醫療服務幾乎不起作用，每3.8萬人才有一名醫生，而在美國管轄的菲律賓，則為每3000人一名醫生。來自法國的法律條文取代了傳統的司法系統，交趾支那成立了殖民地議會，占少數的越南議員被稱為「被征服種族的代表」。最重要的是，通過開發公司所有的大型種植園和無視與法國合作的越南官僚的貪污腐敗，法國將擁有土地所有權的農民階層改造成了沒有土地的佃農，這一階層的人口數量在「二戰」前夕超過總人口的50%。
法國人將他們的殖民制度稱為「文明的使命」（la mission civilisatrice），這符合他們眼中的自我形象，卻同現實相違背。在法國本土並不缺乏直言不諱的左派反對者，在殖民地也不乏善意的總督和公務員，他們不時做出努力，倡導改革，這有損於帝國的既得利益。
越南人民反對法國統治的抗議和起義從一開始就層出不窮。在古代，他們曾推翻中國上千年的統治，後來又結束了中國的短暫征服，屢次反抗本土王朝的壓迫並將他們趕下寶座，他們緬懷歷代革命英雄，歌頌游擊戰術的偉大壯舉，並為此感到自豪和驕傲，怎麼會被動地默許遠比中國人還陌生的外國人對自己的統治呢？在19世紀80年代和1916年，越南的國王們自己也曾兩次支持起義，但均以失敗告終。當與法國沆瀣一氣的上流階層正從法國人的殘羹冷炙中大快朵頤之時，其他人卻在20世紀民族主義的悸動中拋頭顱、灑熱血。各種教派和黨派、民族主義、憲政主義及准宗教秘密社團如雨後春筍般成立起來，他們舉行示威遊行，領導罷工，群情激昂，但很多人被投入監獄、遭到流放，甚至槍斃。1919年，在凡爾賽和平會議上，胡志明呼籲讓越南獨立，但代表們連聽都沒聽就把他打發走了。他隨後加入了印度支那共產黨，該黨派和中國共產黨一樣於20世紀20年代在莫斯科的指導下建立，並逐漸掌握了獨立運動的領導權，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發動農民起義。成千上萬人被逮捕和監禁，許多人被槍決，大約500人被判終身監禁。
法國人民陣線政府上台後，被赦免的倖存者逐漸恢復並重新開始獨立運動，並於1939年成立了越盟。1940年法國向納粹德國投降，似乎正是再次起義的好時機。儘管這次起義同樣遭到殘酷鎮壓，但其精神和目標在隨後的抗日運動中重新燃燒起來，由胡志明領導的共產黨最為活躍。就像在中國一樣，日本將其侵略行為美化為民族主義事業，法國殖民地當局竟讓他們沒有費一槍一彈就進入這片土地。抵抗組織對法國的行為嗤之以鼻，並從中發現了新的機會。
戰爭期間，美國戰略服務局活躍在印度支那，參與抵抗組織的活動並為他們提供幫助。他們為抵抗組織空投武器，空投的奎寧和磺胺類藥物幫胡志明治好了瘧疾和痢疾，著實救了他一命。在與戰略服務局成員交談時，胡志明說，他了解美國反抗殖民統治爭取獨立自主的歷史，所以他相信「美國將幫助越南人民擺脫法國統治，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美國對菲律賓的承諾令他異常感動，他認為「美國在全世界廣泛支持自由民選政府，反對一切形式的殖民主義」。此次談話當然並非沒有私心。他想傳達出更進一步的信息；他所說的政府已經「組織起來，隨時可以行動」，因此他希望得到武器等援助。OSS[1]成員們表示贊同他所說的話，但他們的大中國區長官堅持認為「不能給像胡志明這樣的個人提供幫助，因為他們是眾所周知的共產黨，會製造許多麻煩」。
就在日本戰敗前的1945年7月，在波茨坦會議上，關於誰來接管印度支那及接受日本投降的問題，盟軍做出了一個秘密決定，即北緯16度線以南的國家由英國管轄，16度線以北的國家由中國管轄。由於英國明顯想要恢復殖民地，這個決定也保證了法國能分到一杯羹。美國之所以勉強同意，是因為羅斯福已經去世了，而從情感上來說，美國人更關心的總是讓美國的士兵回國，而不是戰爭之後對退伍軍人及傷殘士兵的照料；而且，歐洲實力已大不如前，美國不想與盟國發生摩擦。法國提出願為太平洋前線提供6.2萬人的軍隊，由解放法國的英雄雅克·勒克萊爾（Jacques Leclerc）將軍任總指揮，在波茨坦召開的盟國參謀長聯合會議原則上接受了這一提議，他們主要基於這樣的想法：該法國軍隊在某個待定的區域將由美國或英國指揮，且到1946年春天才能將部隊運送到前線。這裡的待定區域就是印度支那，而軍隊的使命就是重新占領並統治該地區，這幾乎毫無秘密可言。
這樣，允許法國恢復殖民統治逐漸演變成了美國的政策。雖然杜魯門總統打算貫徹羅斯福的政策，但他覺得自己沒有必要背負反對殖民主義的十字架，況且也沒有發現羅斯福留下的書面指令。而且，他周圍的軍事參謀，按照海軍參謀長歐內斯特·J·金上將的話來說，「絲毫不贊成讓法國人遠離印度支那的做法」。相反，他們想要讓西方軍事大國代替日本對該地區進行統治。
美國接受了這一做法，在8月戴高樂將軍訪問華盛頓時，杜魯門總統對此予以確認。總統此刻滿腦子都是蘇聯擴張的威脅，他說，「美國政府不反對法國軍隊重返印度支那，恢復對該地區的統治」。戴高樂第二天就迅速在記者招待會上宣布了這一聲明，另外還說，「當然，（法國）也打算成立一個新政權」推行政治改革，「但對我們而言，主權仍然是首要問題」。
這一表述已經再清楚不過了。早在1944年1月，戴高樂就在布拉柴維爾會議上告訴自由法國成員，他們必須認識到，戰爭加快了殖民地的政治演變；法國將以「高貴而大方的」姿態迎接這種變化，但在主權問題上決不讓步。就「殖民政策」而言，《布拉柴維爾宣言》認為，「『文明使命』的目標……就是排除任何自治的想法，排除法蘭西帝國集團以外發展的任何可能性。不論是現在還是遙遠的將來，必須防止在殖民地實現『自治』」。
1945年8月，在日本投降後一個星期，河內舉行了越盟大會，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並在奪回西貢後宣布獨立，還在宣言中引用了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的開篇語。在一份由戰略服務局傳達給聯合國的電文里，胡志明警告說，如果聯合國不能履行其憲章的承諾，准予印度支那獨立，「我們將繼續戰鬥，直到獨立」。
一向委曲求全的越南末代皇帝保大，先後服務過法國、日本，現在又謙和而友好地讓位於民主共和國。在以他的名義發給戴高樂的一封電報中，可以看到他對未來的預見：「如果你能親眼看到這裡發生的事情，親自感受到這裡每個人內心對獨立的渴望，你就會更好地理解這裡的境況，因為沒有任何人可以繼續抑制這種渴望。即便你們到這裡重新建立法國政府機構，也不再有人會服從你們的命令——每個村莊都將成為抵抗運動的策源地，每個之前的合作者都將成為你們的敵人，你們的官員和殖民者將會自己要求離開這片土地，因為他們在此將舉步維艱、寸步難行。」
這一預言再一次被無視了。戴高樂在華盛頓收到了這封電文，但毫無疑問，他沒有將內容轉達給美國，但即使他這麼做了，也沒有跡象證明美國會聽進去。幾個星期之後，華盛頓方面通知在河內的美國政府機構，說美國正在採取措施，以「幫助法國恢復（在印度支那的）統治」。
越南自行宣布獨立不到一個月，一位英國將軍率領一批英國軍隊，以及零散的法國部隊，在錫蘭登上美國C-47運輸機，於9月12日進入西貢。兩天後，一支1500人組成的法國軍隊也乘法國軍艦抵達。同時，兩個法國師團的大部分兵力搭乘兩艘美國運兵船分別從馬賽和馬達加斯加起航，這是美國第一次重大的援助行動。由於運輸聯營由盟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控制，並且波茨坦會議已經就相關政策做出了決定，東南亞指揮部可以請求使用聯營中可運輸工具。隨後，國務院取消了這一做法，通知陸軍部說，「使用懸掛美國國旗的船隻或飛機，將任何國家的部隊運送到荷屬東印度群島或法屬印度支那或者從那裡運出來，或允許使用這種船隻或飛機向這些地區運送武器、彈藥或軍事裝備」的行為都違背了美國的政策。
在法國人抵達之前，西貢的英國指揮官使用推遲解除武裝的日本軍隊對付叛亂政權[2]越盟的一個代表團拜訪英國指揮官道格拉斯·格雷西將軍時，向他提出維持秩序的建議，「他們說，『歡迎』以及諸如此類的話，」他回憶說，「我感到非常彆扭，就立馬將他們趕出去了。」雖然這是典型的英式思維，但這句話也表明了一種態度。這種態度如果在越南蔓延開，它將慢慢影響到未來美國在越南的努力。使用諸如「亞洲人」和「東方人」這樣的詞彙，不僅反映出亞洲人不如白人的觀點，還反映了印度支那人不如日本人或中國人的觀點。因此他們對獨立的主張和訴求也遠沒有這兩個國家強烈。儘管日本人有令人不齒的暴行，但他們有槍炮、戰艦和現代工業；中國人一方面因為傳教士的影響而備受崇拜，另一方面又被當作「黃禍」而令人膽戰心驚；此外，中國廣袤的領土和眾多的人口也足以使人畏懼。而印度支那人因為不具備這樣的條件而得不到外人的尊重。格雷西將軍的話預示著，低估對手只會帶來致命的後果。
來自歐洲的法國師團在10月及11月抵達，一些人身著美國頒發的制服，攜帶美式裝備。他們一來就採取以往的武裝鎮壓手段，大肆逮捕，瘋狂屠殺。儘管他們重新控制了西貢，逼迫越盟退到鄉村，但並未完全恢復對殖民地的統治。在分配給中國的北部地區，越南人用中國人從日本投降中繳獲得來而賣給他們的武器武裝起來，在胡志明臨時政府的領導下重新控制了河內。
令民眾和政黨困惑的是，戰略服務局各部門「缺少」來自華盛頓的「指令」，這反映出美國國內政策的混亂。傳統的反殖民主義政策造成了許多矛盾心理，但主導觀念認為，一個「穩定、強大和友好的」法國對於填補歐洲的真空是必不可少的，這種假設打破了政策的平衡。1945年底，美國將價值1.6億美元的裝備賣給法國用於印度支那，並指示仍駐留在那裡的戰略服務局作為「觀察員，密切關注對叛亂的越南人所執行的懲戒性任務」。在五個月時間裡，胡志明曾八次向杜魯門總統以及國務卿請求提供支持和經濟援助，但並沒有得到答覆，因為他的政府尚未被美國承認。
美國如此怠慢胡志明並非因為對越南形勢一無所知，美國駐河內情報服務處的阿瑟·黑爾在10月份的報告中明確指出，美國政策所依賴的法國對改革的承諾以及猶抱琵琶半遮面的自治，將難以令人滿意。當地人民希望法國人滾蛋。北部的每一個城鎮和每一個村莊都張貼著海報，上面寫著「獨立或死亡！」號召「不要放過眼皮底下的任何一個法國人」。共產黨的影響處處可見；臨時政府的旗幟類似於蘇維埃國旗，官方辦公桌上放著馬克思主義的小冊子，但美國的影響力也同樣不可小覷。對菲律賓的承諾是一個永恆的主題，人們熱切感受到美國在戰爭中所表現出來的英勇無畏的精神和先進超凡的技術，實用高效的能力以及技術和社會方面的進步。然而，考慮到美國對越盟方面愛搭不理，加之「法國軍隊最近由美國船隻運送到西貢」這類事件，人們已經感受不到美國的善意。黑爾的報告也同樣對未來有預警作用——即使法國打敗了越南臨時政府，「可以肯定的是，獨立運動也不會消亡」。這種確定性從一開始就存在。
其他觀察員也有同樣的見解。《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一位記者寫道，法國可能會占領北方城市，「但是，非常值得懷疑的是，他們是否能夠完全撲滅獨立運動的火苗。他們沒有足夠的兵力來剷除北方的每一股游擊隊，他們也幾乎沒有展現出對付游擊戰的能力」。
國務院懷疑美國在亞洲的威望正「日落西山」，於是請查爾斯·約斯特對此進行評估。這位當時駐曼谷的政治官員和未來駐聯合國大使證實了國務院的看法，而且也援引了用美國船隻運輸法國軍隊，以及「這些部隊使用美式裝備」的事例。戰後，附屬國人民一直向美國表達友好的善意。但美國沒有支持民族主義運動，這一政策「似乎並沒有為東南亞地區帶來長期穩定局面」。約斯特警告說，恢復殖民政權不合時宜，「除非使用武力手段，否則這種局面不可能長久維持下去」。
然而，美國支持法國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無奈之舉。國務卿喬治·馬歇爾承認，「該地區存在過時的殖民觀點和方法，這是極其危險的」，但「另一方面……我們不希望看到殖民帝國當局被由來自克里姆林宮的意識形態以及由它支持成立並控制的政治組織所取代」。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法國人不斷利用胡志明與莫斯科接觸的「證據」向華盛頓施壓。副國務卿迪安·艾奇遜對此毫不懷疑。他通過電報告知1946年12月到達河內的東南亞事務主管阿博特·洛·莫法特說：「記住，胡志明是國際共產主義的代理人，他的話絕不可信。」
對亞洲解放事業持支持態度的莫法特報告說，胡志明在談話中曾否認將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並且說，如果能夠實現獨立，他這一生就足夠了。「也許，」他不無挖苦地補充說，「50年後，美國將成為共產主義國家，而後，越南也實現共產主義目標。」莫法特總結說，掌管越南這個組織「在這一階段首先是民族主義者」，而且先有民族主義國家，後有共產主義國家，共產主義國家的目標「在現階段必須放在第二位」。他是否受到了蠱惑，歷史無法回答。但是誰又能肯定，當胡志明尋求美國支持的時候，越南民主共和國會像事態發展的那樣，朝著共產主義方向，一如既往地走下去呢？
在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屈辱後，法國人有種恢復法蘭西帝國的強烈衝動，因為在他們看來，法國作為世界大國的未來危在旦夕。但同時，他們也意識到，必須至少要在形式上做一些調整。在1946年與越盟臨時停火期間，法國試圖通過談判達成基本協議，承諾在某個並不明確的日期實現某種並不明確的自治，而其措辭中對主權問題卻隻字不提。按照國務院遠東事務局的說法，這些都是「紙上讓步」。由於陰謀未能得逞，他們又恢復了敵對行動，在1946年底，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或稱法國的印度支那戰爭全面爆發。沒有人心存幻想。西貢的美國領事報告說，如果法國恢復過去的高壓措施和武力政策，「不要指望形勢會得到緩解，而在可預見的未來一段時期，階段性的游擊戰爭將不期而至」。被派去執行這次重新征服任務的法國指揮官自己也看到或感受到了事實真相。在第一次勘察情況後，勒克萊爾將軍對他的政治顧問說：「這個任務需要50萬人，而即便有這麼多兵力，也不可能完成。」他用一句話就刻畫了未來。20年後，當50萬美國士兵真正進入該地區時，他的判斷仍然能被證明充滿遠見卓識。
早在1945—1946年間，美國政策就已經荒唐之極了嗎？即使以當時的思維來判斷，答案也必然是肯定的，因為大多數關心外交政策的美國人很清楚，殖民地時代已經過去，重建殖民地實在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無論援助或支持法國的理由有多麼充分，但當各方面情報都顯示這是一項毫無希望的事業時，仍然繼續制定各種政策，就是愚蠢行徑。決策者們自我安慰說，他們並沒有將美國的命運寄託於這一事業。因為法國信誓旦旦地表示未來要在印度支那實行自治，或者認為法國缺乏恢復其帝國的能力，因而最終會與越南方面達成和解，他們為此頗感寬慰。杜魯門和艾奇遜都向美國公眾保證，美國的立場是「基於這樣一種假定，即法國是出於對未來事件的判斷而聲稱獲得了印度支那人民的支持」。現在為了表示美國在歐洲擁有強大的影響力而幫助法國，儘管是虧本生意，但起碼不是犯罪行為。
美國也有另一種選擇：在西方國家中建立誠信，讓他們唯美國馬首是瞻；通過與獨立運動合作以及提供支持，在亞洲傳播善意。如果對有些人，特別是遠東事務部來說，這種做法太過明顯，那麼對另一些人來說，這似乎並不令人信服。因為對於後者而言，歐洲的安全至關重要，而亞洲人的自治微不足道，因此不應該作為制定政策的基礎。在印度支那問題上採用這種選擇需要想像力——而這從來不是政府的長處——並且在共產主義仍然被認為是鐵板一塊時，還得甘願承擔支持共產分子的風險。狄托是當時唯一的異數，無法想像會出現另外一個。此外，它會分裂盟友的關係。政府最終還是選擇了支持一個不堪一擊的政策，一旦這一政策被採納實施，就必須承擔其後果。
在處理與越南關係的整個過程中，我們始終都在懷疑政策是否荒唐愚蠢，這總令人惶恐不安；而這一點，從有時被歪曲的政策指令中可見一斑。1947年，在為駐巴黎、西貢和河內的外交官準備的美國立場綜述中，法國事務局為喬治·馬歇爾起草了一份指令，內中儘是一廂情願的想法與不確定性。它把代表著全世界1/4人口（文章中這麼說）的東南亞新興國家的獨立運動，看作「影響世界穩定的重大因素」；它認為要防止這場鬥爭受到共產主義的影響、防止其傾向於反西方思想，最好的辦法就是繼續與前殖民帝國結成同盟；一方面，它認為這種同盟「必須是自願的」，另一方面，它又認為印度支那戰爭只會破壞自願合作，並「不可挽回地疏遠越南」；它說美國希望提供幫助，而同時又不願干預或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還「不可避免地關注」印度支那局勢的發展。外交人員是否從這份文件中受到啟迪，實在值得懷疑。
2.自我催眠
（1946—1954）
1946年3月，丘吉爾在密蘇里州的富爾頓發表了「鐵幕」演說，這標誌著「冷戰」正式開始。丘吉爾在該演說中指出，沒有人知道蘇聯及共產國際「為改變人們的信仰而變本加厲的做法究竟會瘋狂到何種地步，不知是否存在下限」。
形勢非常緊張。羅斯福關於戰時同盟結成戰後合作夥伴以維持國際秩序的幻想已經徹底破滅，他在華盛頓度過了最後一天，在其生命的最後時刻，他終於承認，「史達林早已打破了在雅爾達所做的每一個承諾」。直至1946年，蘇維埃的統治已遍布波蘭、民主德國、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並且波及南斯拉夫。出現在法國和義大利國內的共產主義黨派成為一種隱患。喬治·凱南在駐莫斯科大使館表示「要長期性地、嚴厲地、高度警覺地對俄國的擴張趨勢進行遏制」。1947年，國務卿馬歇爾呼籲，美國方面應該要培養一種對「世界秩序和安全的責任感」，為了達成此項使命，美國無論成敗，都應「勢不可擋」。對此，莫斯科方面通過宣言做出回應，號召世界上所有共產主義黨派團結一致共同抵抗美帝國主義。接著，美國出現了杜魯門主義，承諾支持自由民族抵禦來自「少數武裝力量」或外部勢力的鎮壓或侵略，並推行馬歇爾計劃以便為戰爭中被削弱的歐洲諸國提供經濟援助，使其早日恢復活力。這一重大努力成功阻遏了共產主義在希臘和土耳其的傳播。
1948年2月，蘇聯將捷克斯洛伐克納入麾下。美國重新制定了徵兵草案。同年4月，俄國對柏林實施封鎖。華盛頓方面果斷利用空運為柏林補給所需物資，這種空運行動持續了1年，直至封鎖解除。1949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共同抵禦對其任一成員國的進攻。
1949年10月，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打破了各方勢力的均衡，其所帶來的衝擊不亞於珍珠港事件。美國沉浸在「失去」中國的歇斯底里中；而無論在國會還是商界，院外援華集團發言人的極端言論，都是美國政治生活中壓倒一切的聲音。而這一衝擊之所以更加令人驚恐，是因為早在幾周之前的9月份，俄國就已經成功試爆了一顆原子彈。1950年初，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宣稱其持有一份包含有205個受僱於美國國務院的「真正」共產黨員的名單，他認為共產黨已經滲透到美國社會各個階層；而在接下來的4年中，美國人不僅沒有反對這一誹謗，而且還為其吶喊助威。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杜魯門總統下令美國根據聯合國授權採取軍事行動。在這個動盪不安的年代，羅森伯格夫婦因叛國罪受到審判並於1951年被宣判。因為艾森豪爾總統拒絕對死刑進行緩期執行，兩人隨後被處決，他們的兩個孩子成了孤兒。
「冷戰」的這一系列動作決定了印度支那的命運。其核心理念便是，每一次打著共產主義旗號的運動意圖都是在蘇維埃俄國的領導下征服世界。毛澤東在中國的勝利似乎令人擔憂地證實了這一點；而隨後的抗美援朝更導致美國對亞洲的政策進入恐慌期。現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清楚」的是，「東南亞地區是由克里姆林宮指揮的協同進攻的目標」。印度支那之所以被視為重心，部分原因在於那裡早就硝煙四起，歐洲軍隊正在與共產黨領導的本土武裝力量打得不可開交。印度支那被稱為「關鍵地區」，一旦它陷入共產主義的魔掌，緬甸和泰國也將不可避免。最初，人們認為是蘇維埃俄國發動了共產主義進攻。在中國軍隊加入朝鮮戰爭之後，中國被看作是主要發起方，而越南則是它的下一個目標。胡志明和越盟與共產國際合作，對美國表現出了敵意。當中國共產黨的作戰部隊奪取了一直被蔣介石占領的瓊州灣的海南島時，警戒等級隨之上升。於是，杜魯門總統於1950年5月8日宣布給予法國和印度支那相關國家總計1000萬美元的首批直接軍事援助撥款。
早在前一年，法國就根據《愛麗舍協議》組建了包括寮國、柬埔寨和越南在內的法屬印度支那聯邦，該協議承認越南「獨立」，並恢復了越南末代皇帝保大國家元首的地位。隨即，1950年2月，在美國承認保大政權之後，蘇聯和中國立即宣布承認河內的民主共和國為越南合法政府。然而越南人民並沒有因為《愛麗舍協議》而獲得實際的行政權力，法國仍像從前一樣控制著越南軍隊。保大政權腐敗無能，其行政人員疏於政府管理卻精於貪污腐敗。儘管如此，美國人還是極力相信，保大政權能夠有效替代胡志明政權，而法國是支持保大政權的，這樣美國就可以通過援助法國來支持保大而不必背殖民主義的黑鍋。然而，事與願違，保大政權的領袖也承認，政府只是一個空殼。他對顧問潘光誕博士說，「目前的政治形勢無法讓人民和軍隊相信，他們擁有值得為之一戰的東西。」如果他像美國極力倡導的那樣擴充自己的軍隊，可能會很危險，因為這樣一來，他們就集體背叛了越盟。更毋庸置疑的是，潘光誕博士是一位熱誠的民族主義者。他說，越南軍隊實際上聽從法國人的指揮，沒有自己的領袖人物，他們「沒有意識形態，沒有目標，沒有熱情，沒有戰鬥精神，沒有人民的支持」。
美國政府對這一事態並非一無所知。美國駐越南技術和經濟代表團代表羅伯特·布魯姆匯報說，保大政府「能力有限，難當大任，或者說難以贏得人心」，而當時的形勢也「顯示不出任何有實質性改善的跡象」。在這種情況下，法國不可能取得任何決定性的軍事勝利，從而得出令人沮喪的結論，即「美國要實現目標還遙遙無期」。在歷經18個月的挫折之後，布魯姆終於在1952年打道回府。
美國政府各部門一方面不斷相互保證說，印度支那「真正的民族主義的發展」對於其防禦至關重要，並不厭其煩地極力推動法國及消極被動的保大本人為此採取更為積極主動的措施；而另一方面，他們繼續無視自己掌握的情況可能帶來的後果。儘管保大政權缺乏廣泛的支持，但出於對不斷推進的共產主義的恐懼，他們還是要求法國進行援助，以對抗越盟。朝鮮戰爭剛一爆發，杜魯門就宣布派遣美方首批人員到印度支那，也就是美國軍事援助顧問團。該顧問團在戰爭之初只有35人，後來增加到約200人，意在推廣美軍作戰訣竅並監督美方設施（第一批貨物於7月份被空運到西貢）的使用情況。法國方面並不想要這些援助，而且始終很排斥。由於法國方面堅持如此，物資沒有被送到法屬印度支那聯邦，而是直接運到法國人那裡，這就清楚地說明，所謂的獨立只不過是天方夜譚。
由於美國已經踏上爭端之地，決策者們感到有必要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從而為接下來的行動找到充分的理由。於是，政府炮製了一個又一個政策聲明，強調東南亞地區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對於自由世界的未來舉足輕重」，其戰略位置及豐富的自然資源必須為自由國家所支配，決不能落到國際共產主義手中。杜魯門總統在一次廣播中告訴美國人民，克里姆林宮裡的共產黨領袖們策劃了一個「可怕的陰謀，企圖在世界範圍內消滅自由主義」。一旦他們得逞，美國將會成為「首當其衝的受害者」。他認為當前處於「千鈞一髮的緊急關頭」，並且提議召開慕尼黑會議，其主要內容便是：如果自由國家能夠協同行動，及時粉碎獨裁者的侵犯，第二次世界大戰或許就不會爆發了。
或許情況確實如此，但人們並沒有吸取經驗教訓。20世紀30年代，法西斯國家公然用飛機和炮彈武裝侵略中國滿洲里、中國華北、衣索比亞、萊茵高地、西班牙和蘇台德區，隨之駐紮軍隊；而1950年為反對印度支那而進行的這種想像式進攻，在觀察家們看來則源於一種自我誘導的心理狀態。1950年2月，在對局勢所做的一次公開評估中，國家安全委員會聲稱，對印度支那的威脅僅僅是「預料之中的」共產主義「占領整個東南亞」計劃中的一個環節。然而，1948年調查共產主義對東南亞滲透情況的美國國務院調查小組並未發現克里姆林宮在印度支那地區的活動蹤跡。該小組報告說，「如果東南亞地區存在莫斯科方面領導的陰謀活動的話，印度支那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了。」
然而，俄國對世界構成的威脅是確實存在的，共產主義制度與美國的民主和利益處於對立的狀態，蘇維埃共產主義大肆擴張，意圖囊括鄰近國家及其他弱不禁風的小國，這一切都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人們很自然地認為，它與共產主義中國結成了侵略夥伴關係。但這種結論實在有些言過其實，並將很快被證明是錯誤的。對美國的政策制定者來說，為了國家利益對共產主義進行遏制阻撓等，無疑是正確的、適當的。但是，認為共產主義制度通過印度支那威脅到美國的安全卻完全是一個愚蠢荒謬的推斷。
隨著事態的發展，中國加入朝鮮戰爭，杜魯門總統認為「共產主義侵略」將美國置於了「極度危險」之中，美國安全至此受到威脅。毫無疑問，麥克阿瑟將軍越過「三八」線進入共產黨控制的領土範圍，由此致使中國軍隊的介入，因為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這一行為嚴重威脅到中國的安全；但是對於戰爭的偏執狂而言，他們極少從對方的角度考慮問題。從中國軍隊開始打響抗美援朝戰爭的那一刻起，華盛頓方面就始終認為，中國軍隊正開始行軍，並將出現在與中國南部邊界接壤的印度支那。
艾奇遜在其「周邊」（將朝鮮置於該周邊之外）演講中指責杜魯門政府「失去」了中國，並引發其對朝鮮的進攻。焦頭爛額的杜魯門政府於是決定武裝對抗共產主義陰謀，顯示自己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對整個東南亞地區的威脅成為至高無上的教義。杜魯門在宣布對東南亞提供9.3億美元的軍事及經濟援助的特別咨文中對國會議員們說，蘇維埃統治者早已將中國當成了附屬國，而同樣的命運也將落到朝鮮、印度支那、緬甸和菲律賓等國家頭上，並威脅要「將東方的人力資源和至關重要的自然資源納入蘇維埃征服世界的計劃中」。這種做法將會「使許多自由國家失去他們賴以生存的原材料」，將東方國家數以百萬的愛好和平的人民變為「克里姆林宮的爪牙」。表面上文質彬彬的艾奇遜也在眾多場合積極響應這番言辭。他在蘇維埃和中國承認胡志明政府的行為中找到了共產主義陰謀的證據，這應該能夠「消除」對胡志明民族主義的「所有幻想」，並揭露其「作為印度支那民族獨立運動的死敵的真面目」。
作為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迪安·臘斯克（Dean Rusk）將證明自己是越南問題的所有政策制定者中最堅定、最確信、最誠摯、最固執且最有韌性的一個，他提出的新見解，為人們重新審視越南爭取獨立自主的鬥爭，即令美國如此搖擺不定的根源，找到了新的方向。他告訴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說，問題的關鍵並非法國殖民主義，而是越南人民是否會被「蘇維埃共產主義帝國以武力手段納入新的殖民主義範疇」。越盟將是「共產黨政治局的一個工具」，因此也是「世界戰爭的一部分」。
基於這些理由，美國政府確信，將印度支那排除在共產主義勢力範圍之外事關美國切身利益；因此，無論法國是否通過殖民戰爭的方式在印度支那地區取得勝利，這對於「維護自由世界的安全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越南的確是為了『獨立』而戰，那麼法國參戰的意義何在」這一問題並不在討論之列）。這一立場通過《紐約時報》社論傳達給美國公眾，宣稱「現在所有美國人民都應該明白，對於整個自由世界來說，法國駐守在極其重要的前線地區」。儘管並沒有派遣軍隊的衝動，但美國決意要「為西方國家守住東南亞的糧倉、占據戰略要衝，並維護其良好的聲譽。不然，從整個東南亞一直到突尼西亞和摩洛哥，所有這一切都將岌岌可危」。就在此時，國家安全委員會甚至設想了日本從馬來半島和印尼獲取橡膠、錫和石油，以及從緬甸和泰國進口大米的途徑被切斷的情況下垮掉的情形。
從這一自我催眠的過程，我們得出如下合乎邏輯的結論：如果使印度支那地區免受共產黨控制對美國利益的而言確實如此重要，那麼我們不應該積極投身於該地區的防禦嗎？鑒於朝鮮戰爭的教訓，我們害怕武裝干預有可能引起中國的軍事反彈，因此美國軍方不會去這麼做。「在亞洲不要發動地面戰爭」是美國軍隊中流傳已久並且深信不疑的信條。其實並不乏警告勸誡的聲音。早在1950年，中國介入朝鮮戰爭之時，一份由共同防禦援助辦公室副主任約翰·奧利起草的美國國務院備忘錄就建議我們應該適當重新審視一下我們在印度支那地區的行動方向。我們不僅有可能一敗塗地，浪費大量資源，而且當我們的職責「傾向於取代法國而非與之相輔相成」時，我們就會極力維護這種局面，這樣我們就將成為法國的「替罪羊」而不得不直接出面干預。「種種境況一如滾雪球。」奧利總結說。與眾多有先見之明的備忘錄的命運一樣，奧利的忠告（如果曾為上層所知悉的話）對上層決策者並沒有產生任何效果，而是靜靜地躺在文件夾中，唯有歷史最終驗證了其中的每一句話。
在這份備忘錄被發出之前，杜魯門政府採納了一份由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供的政策文件。該文件建議，一旦中國公然干涉印度支那，美國就派遣海軍和空軍支援法國，並攻擊中國大陸的目標。但該文件對地面力量卻隻字未提。
在1952年的總統大選中，艾森豪爾將軍領導的共和黨上台，新政府得到極端右翼反共分子和援華集團的支持。新任助理國務卿沃爾特·羅伯遜（Walter Robertson）在一次講話中將援華集團的主張進行了簡要概括。沃爾特強烈支持蔣介石，而後者在收到中央情報局對新中國鋼鐵產量的估算時，怒不可遏地回答說，這一數字一定是錯誤的，因為「像中國共產黨那樣的政權，根本不可能生產出500萬噸鋼鐵」。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威廉·諾蘭是極端主義分子的領軍人物，他指責民主黨「將亞洲置於被蘇維埃占領的危險中」，並經常譴責新中國，還發誓說，如果毛澤東領導的人民共和國被聯合國所接納，那美國政府將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極右勢力始終不厭其煩地對政府施壓。林登·約翰遜，儘管所受的壓力要小得多，但在近15年之後就極右勢力的力量進行作證時說，它就是「令人恐懼的龐大怪獸」。
共和黨還任命了一位專橫跋扈的人物負責外交事務的決策，他就是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一個因職業訓練和性格特質而一味採取攻擊行為的人。如果杜魯門和艾奇遜對冷戰論調有些過於言聽計從的話，至少部分原因在於有人指責他們是「叛黨」（麥卡錫就是這麼稱呼民主黨的），他們不得不予以回應；另一方面這也是對「失去」中國的美國民眾狂熱情緒的安撫。而新任國務卿杜勒斯則是天生的冷戰極端分子、本性恃強凌弱的吹鼓手，處心積慮地表現出嗜勇好鬥的一面，因為在他看來，外交關係就應該這麼處理。他發明了「邊緣政策」，採取反攻而非遏制的策略，並信奉「激情洋溢，掌控一切」。
1949年，隨著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失敗，時任參議員的杜勒斯說，「我們的太平洋前線」現在「完全處於東方的包圍之中……現在形勢危急萬分」。他所謂的包圍是指中國共產黨向台灣挺進，並從那裡一直到菲律賓；而且，一旦允許他們邁出中國大陸，將具備「前進並繼續前進」的能力。當麥克阿瑟的部隊在朝鮮被中國志願軍打得節節敗退的時候，杜勒斯對敵人的預測更加令人心驚膽戰。菲律賓的胡克農民起義、胡志明在印度支那領導的戰爭、馬來亞共產黨的崛起、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和抗美援朝戰爭，都是「精心策劃了35年的暴力模式的內容」，並最終導致了貫穿整個亞洲的「戰爭與混亂狀態」。
將東亞各國混為一談，而不考慮各國的國民性、歷史、差異或各自的國情，這是無知膚淺的表現，也可能明知錯誤而蓄意為之。但無論如何，這種想法演變成為多米諾理論，並成為一種教條。在西方人眼中，東方國家總體上都差不多，因此希望它們採取相似的行動，並像多米諾骨牌那樣，動作要領完全一致。
作為長老會牧師的兒子、傳教士的親戚以及虔誠的教徒，杜勒斯擁有這些家庭背景所賦予的一腔熱血和沉著鎮定的品質，當然這並不妨礙他在處理某些官方問題時表現出無賴行徑。在他看來，蔣介石和李承晚「這兩位紳士就好像是現代社會的教會創始人。他們是虔誠的基督徒，為了信仰而遭受苦難」。與其說他們的信念是苦難的源泉，倒不如說已經成為力量的源泉。
1952年，杜勒斯在《生活》雜誌上發了題為「大無畏政策」的文章，他堅信面對共產黨所統治的國家，美國必須表明「它想要並期盼這些國家的解放」——「解放」當然是指推翻共產主義政權。作為當年共和黨政綱外交政策的起草者，杜勒斯摒棄了遏制政策，認為這種政策「消極、沒用且不道德」，他用一種低沉壓抑的語調說，要鼓勵「解放那些被壓抑的國家」，這勢必會造成壓力，從而使「統治者無力繼續並最終結束其殘暴行徑」。如果此番言辭不僅僅是選舉之年政黨綱領的鼓吹手段的話，那麼它其實表現出了杜勒斯的性格特徵。在接下來的7年時間裡他將一直擔任國務卿，對他而言不僅要身居高位，而且要制定政策。在其任職期間，杜勒斯成為美國對越南事務進行干涉的最為重要的公共關係官員。
1953年3月，史達林去世，日內瓦會議於1954年召開，拉開了通過國際力量結束印度支那戰爭的序幕。新上任的俄國總理格奧爾基·馬林科夫在史達林葬禮的致辭中表示要「和平共存」，這令歐洲的緊張態勢有所緩和。隨後，外交部部長莫洛托夫提議大國召開會議。艾森豪爾總統發表演講予以回應，對俄國發出的緩和信號表示歡迎，同時也表達了美國人民的願望，即只要朝鮮半島的戰爭能夠「體面地結束」，那麼整個亞洲以至於全世界都能迎來「真正的全面和平」。杜勒斯對這一表態嗤之以鼻。《真理報》和《消息報》將艾森豪爾這番演講印刷出來，大力讚許。杜勒斯曾試圖藉機讓克里姆林宮明確承諾結束越盟的叛亂，並以此為條件簽署朝鮮停戰協議；他像往常一樣想當然地認為，莫斯科在幕後操縱了河內的一切行動。不過這一次，他的建議沒有被採納；但在他心目中，蘇聯是世界陰謀詭計的罪魁禍首這一認定從未動搖。
1953年7月，隨著《關於朝鮮軍事停戰協定》的簽訂，朝鮮戰爭結束。新的警報隨之而來，中國軍隊可能會轉戰越南，幫助越南共產黨取勝。越盟已成功開闢了通往中國的補給線，藉此從中國接收的燃料和彈藥等物資從每月10噸增加到了500噸。這時，美國是否派兵介入的問題在政府內部引起激烈爭論。因為一旦開戰，地面戰爭將不可避免，而在這方面，美軍在朝鮮戰場上已然吃了大虧，這樣一來，軍隊難免心存顧慮。參謀總部的規劃部請求「重新評估印度支那和東南亞地區的重要性以及拯救該地區可能付出的代價」，這一問題正中要害。巴林頓公爵也曾有過同樣的憂慮，他認為，如果英國在殖民地發動戰爭，「即便我們取得勝利，最後也是得不償失」。正如英國對殖民地所發動的戰爭那樣，就越南戰爭而言，從未有人回答過相對價值這樣的關鍵問題。
參與討論的幾位海軍和空軍指揮官極力主張作戰，而國防部長的對外軍事顧問、海軍中將A·C·戴維斯則認為，「應該盡一切可能避免」捲入印度支那戰爭；但如果美國政府決意參戰，就「不應該自欺欺人地認為可以淺嘗輒止，只投入『海軍和空軍』力量」。他提醒在座人員說，空中力量至關重要，但必須要有地勤的支持；而地勤基地又需要地面部隊，這些都需要有地面作戰部隊提供保護。「我們必須要明白，一旦參戰，毫無省錢省力可言。」
由此看來，「局部參戰」成為人們反對的主要理由也不無道理。五角大樓的官員們在給總統的建議中強烈譴責對印度支那的「靜態」防禦，並認為對侵略者要迎頭痛擊，「這次指的是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就是美國在亞洲的敵人；而越南人民，在五角大樓看來，不過是中共的爪牙。官員們還警告說，「一旦美國開始調撥軍隊，發揮其威望，勝利就將手到擒來。」
華盛頓方面獲悉了可能妨礙戰爭勝利的因素，也就是說，我們假定各部門主管和負責人能夠充分利用派出的特工人員所獲取的情報。中央情報局的一份報告在談到當地人的「仇外」情結時說，「即便美國打敗越盟的地面部隊，他們也會通過游擊戰的形式與我們無休止地周旋下去」，以阻止非共產黨政權對該地區的控制。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或許在接下來的很多年都將不得不保持在印度支那地區的軍事力量」。
國務院、國防部、國家安全委員會和情報機關等部門為此爭論不休，結果還是一籌莫展，毫無良策，糾結於「要是……該怎麼辦」的一團亂麻中：要是中國卷進來怎麼辦；要是法國要求美國積極參戰怎麼辦；或者恰恰相反，法國政府迫於本國民眾的強烈要求，從中退出而將印度支那拱手讓予共產黨政權怎麼辦。他們仔細考慮了每一種可能性。跨部門工作小組還提供了詳盡的研究報告，情況同樣不容樂觀。各部門普遍認為，法國只有與越南人民建立真正的政治軍事夥伴關係，才有可能贏得勝利。然而，考慮到法國不會願意移交手中的權力，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除共產黨之外，該地區尚未出現其他合法的地方領導機構；法國的處境日益艱難，單純憑藉美國海軍和空軍的力量也難以扭轉這種局勢。艾森豪爾總統由此得出結論，美國武裝干涉必須滿足三個條件：與同盟國聯合行動，獲得國會的批准，法國要「加快」法屬印度支那聯邦獨立的步伐。
與此同時，隨著法國在越南的形勢一落千丈，危機迫在眉睫，美國加大了援助力度。轟炸機、運輸機、艦艇、坦克、卡車、自動武器、輕武器和彈藥、炮彈、無線電台、醫院和工程設備以及經濟援助都於1953年源源不斷地運送到位。在此前的三年時間裡，共有350艘（或者以每周至少兩艘的數量）艦船作為軍需物資運到法國部隊手中。然而在1953年6月，美國一家情報機構根據評估報告做出判斷，認為在接下來的12個月裡，法軍的各種努力最終「很可能使結果更糟」，並且如果當前這種趨勢繼續下去，局勢只會「迅速惡化」；「公眾的冷漠態度」不會有所好轉，而越盟「將保持軍事主動權」。不論是聽從建議，從這一開始就危機重重的事業中抽身而退，還是增加援助，繼續對法國予以支持，情報機構的這份評估至少應該引起美國當局再次審慎的思考。但是美國方面並沒有這樣做，因為他們害怕一旦停止對法國的援助，法國在歐洲大陸將不再與美國合作。
正如艾奇遜所說，「法國人敲詐了我們」；對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戰爭進行援助成為法國加入歐洲防禦共同體的條件。美國對歐政策與該方案捆綁在一起，目的是與主要國家結成統一聯盟；而法國對此憂心忡忡，極不情願，因為該體系也包括不久前曾侵占過法國的德國。如果美國想要法國成為歐洲防禦共同體的一員，並希望法國的12個師成為北約的軍事力量，那麼它就必須為法國在抑制共產主義在亞洲的蔓延所做出的努力付出代價，並順帶維護其在該地區的帝國威望。只有法國加入歐洲防禦共同體，該體系才能夠有效運作。美國方面對此躊躇滿志，並答應了法國的要求。
法國擁有超強的人員配備，還有美國提供的充足的後勤物資，但表現卻如此不如人意，原因不言自明。殖民地軍隊中有兩萬多人來自印度支那，此外還有8萬法國人，4.8萬北非人和兩萬外籍兵團成員，他們沒有理由為法國英勇獻身。美國人總是談論沒有共產主義的自由，而越南廣大人民所要的自由是擺脫法國及本國的剝削者。讓全人類擁有西方的民主自由價值觀不過是美國的一廂情願妄想。艾森豪爾總統曾在就職演說中說過，「我們在歐洲所珍愛並守護的自由，與亞洲危機四伏的自由並無二致」。他錯了。人類或許有共同之處，但與生俱來的生存環境會導致不同的需求和願望。
沒有人會幻想能夠改變法屬印度支那聯邦缺乏鬥志的狀態。托馬斯·特拉普內爾少將是1954年從軍事援助顧問團退役的高級軍官，他匯報說，這是一場充滿矛盾的戰爭，「越南方面並沒有要贏得勝利的普遍願望」，而「與越南國家領導相比，越盟領袖更受民眾的愛戴」。然而，儘管他承認軍隊缺乏鬥志，但他還是建議將戰爭進行到底。艾森豪爾總統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也不得不承認越南「缺乏我們希望看到的興致和熱情」。在其1963年（恰逢其繼任者帶領美國參戰之前）出版的回憶錄中，他承認「大多數人站在敵人一方」，因此法國不可能依靠越南軍隊取勝。美國的援助「無法改變這一劣勢」。
到1953年，法國國內對這場無休止的、令眾多法國人難以接受的戰爭越來越持厭煩的態度。人們日益堅信，法國不可能在維持印度支那的軍事行動及歐洲的防禦任務的同時滿足國內百姓的生活需求。儘管美國承擔了大部分費用，但經過共產黨的大力宣傳，法國人民反戰的呼聲越來越高，並不斷施加強大的政治壓力要求政府通過談判的方式解決爭端。
此時的杜勒斯不顧一切地要使法國繼續戰鬥下去，以免印度支那落入共產黨手中，造成不堪設想的後果。1954年初，40架B-26轟炸機將200名身著便衣的美國空軍技術人員運送到印度支那。國會先後撥款4億和3.85億美元對亨利·納瓦爾將軍制訂的進攻計劃提供資金支持，幫助法國採取最後一次瘋狂的軍事行動。從1946年以來，到幾個月後發生在奠邊府的那場災難為止，美國在印度支那的戰爭中總共投入20億美元，為法國承擔了80%的軍事費用，還不包括為維護法屬印度支那聯邦政權的穩定及加強反抗越盟的力量而提供的援助。像大多數的類似援助一樣，大部分資金流入了藉機牟取暴利的官員的腰包。正如奧利備忘錄中曾經預言的那樣，不管美國是否願意，它都將不可避免地逐漸取代而不是協助法國參與到這場殖民戰爭之中。
明知問題所在，美國官員們還是在內部轉發的大量政策性文件以及給法國聲援的建議中強調，必須切實「加快」獨立進程。這是明顯的愚蠢行為。一方面讓法國更為賣力地戰鬥以實現對越南的控制，而另一方面又讓它信誓旦旦地保證越南最終會真正獨立，這怎麼可能呢？如果他們意欲讓越南保持獨立，卻為什麼又花費大量的精力像控制殖民地那樣牢牢地控制著它呢？
法國人十分清楚這一矛盾，但不論贊成還是反對這場戰爭，他們都希望獲得某種形式的有限主權，以便使印度支那仍為法蘭西聯盟的成員，該聯盟是戰後人們對法蘭西帝國的委婉稱呼。法國的自豪、法國的榮耀、法國所做出的犧牲，還有法國的貿易，這一切都需要印度支那；更為重要的是，法國擔心，一旦印度支那脫離聯盟，它將成為另一個阿爾及利亞。美國在制定政策時，既希望法國繼續戰鬥，又希望法國能放棄殖民地，這種看似荒謬的做法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美國只從對抗共產主義的角度考慮戰爭，這可能涵蓋了爭取獨立自主的鬥爭；但另一方面，它對與獨立自主相矛盾的垂死的殖民主義卻置若罔聞。
杜勒斯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海軍上將阿瑟·雷德福以及其他人都擔心中國會加以干涉，不過他們認為，只要對中國進行必要的警告，比如使用像核武器那樣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進行報復，或對中國大陸採取其他軍事行動，使其不敢貿然出擊，印度支那的局勢就會朝著對法國有利的方向傾斜。很顯然，這種想法忽略了越盟以及越南人民一個世紀以來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而直到最後，美國也沒有改變這一錯誤的判斷。
與此同時，制定政策的人很清楚，在亞洲人看來，美國人作為這場由白人發動的戰爭的同盟，已經聲名掃地，這在他們措辭焦慮的備忘錄中已經表露出來；而法軍憑藉納瓦爾計劃取勝只是一個假象；也就是說，儘管美軍軍事援助顧問團主席、「鐵血麥克」奧·丹尼爾將軍表達了他的樂觀態度，但增加軍需物資供應並不能確保納瓦爾將軍一定獲勝。美國的援助其實並沒起到什麼作用。他們清楚地知道，中國對越南的軍需物資供應已達到每月1500噸，除非這批供應被切斷，否則河內方面不會投降；而令他們焦躁不安的是，法國公眾和國民大會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因此戰爭很有可能會因為政治危機而被迫終止，令美國前功盡棄，或者獨自繼續這一結果不明的事業。他們知道，沒有美國的支持，法屬印度支那聯邦難以為繼。既然了解並意識到了這一點，美國還有什麼理由繼續將大筆金錢浪費在遠在地球另一邊且無法自食其力的國家身上呢？
美國先認定印度支那是共產主義侵略的主要目標，而後又在每一個政策建議和公開聲明中再三重申：防止印度支那落入共產黨魔掌對美國安全至關重要——結果它落入了自己的宣傳陷阱中。對「冷戰」言過其實的宣傳最終令決策者也思路混亂。美國政府認為，或者說在杜勒斯的諄諄教導下早就確信，當務之急是阻止共產主義勢力滲入東南亞。而且，在「丟掉」中國之後再「丟掉」印度支那無疑會引發政治危機。自由黨人也這麼認為。最高法院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在1953年訪問東南亞五個地區之後，得出了自己的判斷：「共產主義蓄意擴張蘇維埃帝國版圖，這個意圖在每一個前線戰場都確實表現得淋漓盡致……今天越南的淪陷將會使整個東南亞陷入危險之中。」國會議員邁克·曼斯菲爾德在對外政策方面始終具有相當影響力，而且他還是外交關係委員會的資深成員，他從擔任遠東歷史教授時就對亞洲特別感興趣。他在1953年結束前線視察回國後，向參議院報告說，「共產主義在遠東地區的擴張所到之處」，「世界和平懸而未決」；「因此，印度支那地區比朝鮮更關乎美國的安全」。正是由於認識到印度支那對「不受共產主義控制的地區以及美國自身的國家安全至關重要」，我們才為當前的衝突提供援助。
這番極盡誇張的言論背後，是聯盟在共產主義巨獸的嚴重威脅下的形勢。麥卡錫主義和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主導的政治迫害行徑、共和黨右翼勢力及援華集團中的告密者、黑名單和暴力分子，對中斷職業生涯人員的追蹤調查，這一切令所有人擔心，美國陷入極度恐慌之中。每個人都焦躁不安、戰戰兢兢，隨時隨地準備出示反共憑證，甚至連杜勒斯也不例外。據一位同事所說，杜勒斯一直生活在恐懼之中，擔心麥卡錫的下一個矛頭可能會指向自己。這一運動也逐漸波及了總統，當麥卡錫抨擊馬歇爾將軍時，艾森豪爾也只是默然以對。麥考利曾經寫道，英國公眾周期性出現的道德滑坡實在荒唐至極，而現在可以再加上一句，美國民眾在20世紀50年代所表現出的膽小懦弱更是前所未有。
艾森豪爾政府時期，軍事戰略被「新景」所取代。這一「新景」便是核武器。根據戰略專家和內閣成員組成的委員會所制定的核構想，在與共產主義的對抗中，這種新式武器將會在未來給對手造成更為嚴重的威脅；而且，與依靠大規模傳統武器裝備和「過時的戰爭方式」相比，戰爭本身也會變得更激烈、更迅速，成本也更低。艾森豪爾非常關心未來的預算赤字，其財政部長喬治·漢弗萊也同樣憂心忡忡，後者直截了當地說，「無視國家的資源和經濟發展問題，單純為了保護一個已經垮台的國家而耗費巨資建立浩大的防禦體系，這樣的軍事計劃不會起到防禦作用，只會帶來巨大的災難。」（這已經是30年前的事了。）「新景」的出現一方面是受到國內經濟的刺激，另一方面也受到「冷戰」思維的影響。
1954年1月，杜勒斯在題為「大規模報復」的演講中公布了這一戰略，目的是為了向莫斯科發出警告。美國藉此向所有「潛在的侵略者」清楚地表明，美國不會對任何侵略行為坐視不管；人們對這一演講歡呼雀躍，混亂和喧囂蓋過了武器的威懾力。世界上有一半國家認為這只是虛張聲勢，另一半則心存畏懼。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印度支那的形勢逐步陷入危機。
1953年11月，納瓦爾將軍派遣1.2萬名法國軍隊攻占了靠北的奠邊府要塞地區，直到河內西部。他的目的是將敵人引誘至正面戰場，然而他選擇的這個位置，四周都是高地且大部分已在越盟的掌控之下，這個草率的選擇最終導致了災難性後果。幾乎同一時間，在柏林舉行的外交部長會議上，莫洛托夫提議擴大討論範圍，即召開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內的五大國會議討論亞洲問題。
奠邊府戰事的失利、國內民眾要求結束戰爭的巨大呼聲令法國政府焦頭爛額，它於是緊緊抓住這個談判機會。五大國的提議令杜勒斯感到擔憂，因為在他看來，與共產黨達成任何協議都是不可接受的，與中國人坐下來談判更令人難以置信，因為那樣可能就意味著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他認為，自從馬林科夫發表共存演說以來，蘇聯所提出的種種建議都不過是「精心設計的假和平」策略，旨在使對手放鬆警惕。於是他用盡渾身解數，利用軍火庫進行恫嚇，抵制五大國會議；而另一方面，他努力使法國全身心繼續戰爭，不要顧及美國方面的壓力而危及歐洲防禦集團。法國政府為了從政治上挽回些面子，決意要將印度支那問題提上日程。杜勒斯要一味堅持，就得與其爭吵不休，但他拉不下這樣的臉面，因此不得不讓步。最終，五大國會議定於4月底在日內瓦召開。
承認共產黨在越南的存在和法國放棄戰爭這兩點在美國政策規劃中心引起了軒然大波。於是，美國開始正式制訂武裝干涉的應急計劃以取代法國，而幹勁十足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為參加日內瓦會議準備了一份政策文件，更極盡誇張之能事。「二戰」時曾任航母指揮官的海軍上將雷德福是空中力量和核武器的強烈支持者，但其在政治方面的認知卻實在難以令人恭維。在談及美國武裝干涉的理由時，他說，一旦允許印度支那落入共產黨之手，那麼接下來整個東南亞都「逃脫不了」被征服的命運；長此以往，這將會對美國在遠東地區最根本的安全利益構成「巨大威脅」，進而「甚至危及歐洲的安全和穩定」。可能出現的結果就是「日本被赤化」。一旦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控制了東南亞的水稻、錫礦、橡膠和石油以及被赤化了的日本的工業生產能力，它就能「建立起規模龐大統一的軍事組織，甚至比『二戰』前的日本更加可怕」。那時，中國將會控制整個西太平洋地區和亞洲大部分地區，其威懾力甚至會波及中東地區。
海軍上將雷福德頭腦中湧現出來的各種恐懼念頭，至今尚未成為現實，但對於研究愚蠢行徑卻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對事物的認識究竟要達到何種程度，有多少虛構或者想像的成分在裡面？在對現狀的合理評估外有多少是天馬行空般的臆想？對有關事實或數據要令人信服到何種程度，或相反，要刻意誇大到何種程度才會在決策中起作用？論點是否有人相信，或者是否有人編造了這樣的言論用來貫徹想要的行動路線？
我們無法確定是雷德福的觀點受到杜勒斯的影響還是杜勒斯的想法被雷德福所左右，但不論哪種情況，他們都小題大做了。杜勒斯現在正竭盡全力，以確保日內瓦會議在河內問題上不會有絲毫妥協，法國不要有任何鬆懈，並希望其國民能夠清楚地明白會議中潛藏的可怕危機。他召集國會議員、新聞記者、商界人士及其他權威或知名人士，就美國在印度支那的利害關係進行了簡要介紹。他向他們展示了一幅標示共產主義影響範圍的彩色圖片，紅色波浪由內向外，從印度支那向泰國、緬甸、馬來半島和印度尼西亞輻射開來。他的發言人列舉了那些將會被蘇聯和中國獲取而西方無法得到的具有戰略意義的原材料，並進一步強調說，如果美國無法守住印度支那地區，那麼整個亞洲從日本到印度都將被共產黨所占領。據一位現場的聽眾說，杜勒斯的講演給人留下了這樣的印象，既然美國不能使法國留在前線浴血奮戰，那麼我們就要動用自己的力量參與這場戰爭。領會到杜勒斯講演精神的副總統尼克森，預料到總統將要發動戰爭，他在一次被廣泛引用的可能是非正式的講演中說，「為了避免共產黨在亞洲和印度支那的進一步擴張，我們必須要冒險派軍隊進入該地區，我認為總統先生不得不採取在政治上並不受歡迎的決定，並一以貫之。」
在1954年4月7日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艾森豪爾總統使用了「多米諾骨牌效應」一詞來描述一旦印度支那第一個倒下後所帶來的一系列後果，從而加速美國進入催眠狀態的過程。在這一點上，他功不可沒。這一理論認為，東南亞周邊國家將會藉由某些亘古不變的自然法則一個又一個地屈從於共產黨的領導。該觀點早已有之，但艾森豪爾在新聞發布會上對之加以概括凝練，從而，它就像當年「門戶開放」政策那樣被迅速載入史冊。雖然這一說法在國外遭到質疑，但在國內，卻沒有人懷疑其可行性，艾森豪爾在其回憶錄中也證實了這一點。「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讓全世界相信，東南亞戰爭是共產黨企圖征服該地區全部領土的侵略行為。」美國人「以及法屬印度支那聯邦國家的人民必須要了解這場戰爭的真正含義」。簡言之，必須要擴大催眠狀態的影響範圍，並且，要由局外人將戰爭的「真正含義」傳達給那些在自己的領土上已經遭受「七年戰爭」之痛的人民。但這一提法還需要更多的解釋和依據，這就說明它一開始就存在破綻，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漏洞會越來越多。
面對即將召開的日內瓦會議，越盟集結大批軍隊展示實力。他們通過突襲和炮擊的方式將奠邊府包圍，並在1954年3月破壞了法軍的飛機跑道，切斷了他們的物資供給線；並且利用中國日益增加的物資供應（戰爭期間每月最多達4000噸），徹底摧毀了法軍的防禦工事，使他們舉步維艱。
華盛頓方面不得不對此做出回應。法國參謀總長保羅·埃利將軍抵達華盛頓，明確請求美軍空中打擊，解救奠邊府。為了應對這一緊急情況，海軍上將雷德福調派B-29轟炸機編隊從馬尼拉的克拉克空軍基地出發，發動空襲。他曾試探性地詢問幾位從國務院和國防部選出來官員，是否可能請求法國在原則上同意使用戰術原子彈，挽救奠邊府危局。五角大樓一個研究小組早就得出結論，只要投放得當，三顆原子彈將足以粉碎越盟的所有努力，但這一做法不僅沒有得到法國的同意，甚至提都沒被提出來過[3]。雷德福建議使用傳統的空軍力量予以干涉，雖然在歷史上獲得了「禿鷹行動」的神聖代號，但這次行動總體上卻並沒有得到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授權，因此，正如這位海軍上將後來所說的那樣，它僅僅是「概念上的」。就這樣，美國除承諾再提供25架轟炸機供法軍使用外，並沒有其他明確的答覆。埃利就這樣回國了。
與此同時，杜勒斯也在密切關注事態的發展，以便法國崩潰以後美國進行武裝干涉。他召集了包括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威廉·諾蘭和少數黨領袖和林登·約翰遜在內的八個國會議員舉行秘密會議，要求他們起草一份國會聯合決議，允許美國在印度支那地區動用空軍和海軍力量。雷德福在會上解釋了突發事件的性質，並提議從停駐在中國南海的航空母艦上派出200架飛機進行空襲。杜勒斯面色凝重，詳細闡述了他對未來的預測，一旦印度支那地區淪陷，亞洲將會面臨四面楚歌的境地。與會的國會議員們發現，雷德福的計劃並沒有得到參謀長聯席會議其他成員的首肯，而杜勒斯也並沒有找到採取統一行動的同盟。他們只能表示，除非美國能找到同盟國，且法國能夠承諾留在戰場並「加快」該地區的獨立步伐，否則他們不可能達成這樣一項決議。
遠在巴黎的法國內閣於周日讓大使道格拉斯·狄龍（Douglas Dillon）召開緊急會議，要求「美國立即派遣航空母艦進行武裝干涉」。他們表示，東南亞以及即將召開的日內瓦會議的命運「目前都依賴於奠邊府事件的解決」。與杜勒斯和雷德福會見過後，艾森豪爾仍堅持其出兵干涉的前提條件。他的立場基於兩點：一、他與生俱來的對政府憲法程序的尊重；二、他認為空軍和海軍作戰必將引發地面戰爭，而且他一直堅決反對地面戰爭。他在3月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除非通過憲法程序由國會發表聲明，否則美國不會介入這場戰爭。現在我們就要弄清楚這一點；這就是我們要給出的答案」。此外，他贊同相關的軍事預測，即沒有地面部隊的協助，空軍和海軍不可能完成預期目標；同時他堅信，如果不能像在朝鮮戰場那樣取得決定性勝利，美國不會動用地面部隊參與戰爭。
在此次軍事討論中，曾在朝鮮戰爭中扭轉戰局的陸軍總參謀長馬修·邦克·李奇微（Matthew B. Ridgeway）將軍堅決反對地面作戰。在那次戰爭中，他被派去接替麥克阿瑟將軍，帶領第八軍擺脫了混亂不堪的局面，並一舉挫敗了北朝鮮占領整個朝鮮半島的企圖。這如果不能算是勝利的話，最起碼使局勢恢復到了之前的狀況，並遏制了共產主義勢力的擴展。李奇微的態度非常堅決。在美國是否參戰的緊急關頭，他於6月派調查小組前往印度支那地區，反饋的結果更加堅定了他的看法。該小組由計劃和發展部部長詹姆斯·加文將軍率領，在調查報告中說，美軍地面部隊作戰將遭受「慘重的傷亡」，且在戰事開始之際需要5個師的兵力，而全面參戰則需要10個師。該地區「幾乎沒有現代化地面戰爭所必不可少的設施。用於推進現代化地面戰爭的諸如遠程通信、公路、鐵路等，幾乎全都沒有」。而要修建這樣的設施，需要花費巨資「進行大量的工程建設，提供巨大的後勤服務」，因此該調查小組認為，「不應勉力為之」。
艾森豪爾對此表示贊同，當然不只是出於軍事原因。他認為，美國單方面進行干涉將會帶來政治性災難。「美國無論如何都不應單獨表示對法國殖民主義的支持，」他對一位同事說，「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採取單方面行動將是自取滅亡。」他強調，一旦中國方面公然發動侵略，美國應採取聯合行動予以對抗。
與共產主義妥協的威脅令杜勒斯氣急敗壞，情急之下他糾集同盟國，尤其是英國，採取聯合行動，讓法國繼續戰鬥，用發動核武器戰爭的暗示恐嚇中國不要插手；防止與胡志明政府結盟，防止地區分割，防止簽署停戰協議或其他任何妥協行為，並且從各方面阻止日內瓦會議的召開，或者在其後破壞會議的成果。
就像纖維布料會吸收染料而著色那樣，華盛頓的決策者們如今已經被徹底蠱惑了，三人已然成虎，將印度支那從共產主義魔掌中解救出來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他們對此深信不疑，並隨時準備採取行動。誇誇其談的言論已經變成了一種信條；同時，由於此次危機的刺激，總統印度支那問題特別委員會就日內瓦會議提出一項政策建議，該建議有可能讓頭腦簡單、驕傲自大的希爾斯伯勒公爵起死回生。委員會由國防部、國務院和中央情報局等部門組成，其成員包括國防部副部長羅傑·凱斯、海軍上將雷德福、副國務卿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助理國務卿沃爾特·羅伯遜和艾倫·杜勒斯以及中情局陸軍上校愛德華·蘭斯代爾。4月5日，該委員會提出其首要原則——「美國在印度支那的軍事行動必須取勝，不能失敗。」考慮到美國並非窮兵黷武的國家，這一要求似乎有些異想天開。
其次，如果無法就此獲得法國的支持，那麼無論法國同意與否，美國都應該「立刻與法屬印度支那聯邦各國政府一道採取行動，積極參與戰爭，將其繼續下去」。更直白地說，這就意味著美國應該接受法屬印度支那聯邦各國政府的請求全面接管戰爭。此外，在「勝利來臨之前，印度支那戰場決不能停戰」，無論這場勝利源自「成功的軍事行動還是共產黨明確承認戰敗」。因為，隨著奠邊府的淪陷，軍事行動幾乎沒有成功的可能性；因為讓越盟承認戰敗只不過是空中樓閣式的假設；因為美國沒有資格決定是否要停火，所以這一條款沒有任何意義。最後，為了解決美國的被動立場，委員會敦促做出「特別」努力讓「東南亞地區的人民認識到，對於東南亞的每一個國家而言，共產帝國主義都是前所未有的威脅」。
這份文件最終命運如何，是否被討論、摒棄或採納，並無相關記錄。但這無關緊要，因為之所以能夠制定這一政策，就已經說明政府的想法，或者說政府的思路，為局勢的發展提供了條件，也為美國未來對越南的干涉做了鋪墊。
杜勒斯召集統一行動的努力無功而返。一向比較頑固的英國並不相信美國所認為的澳大利亞、紐西蘭及馬來亞等國都會成為多米諾骨牌上的名單，於是在日內瓦會議結果出來之前，堅決拒絕採取任何行動。法國儘管受危機所累，並請求美國空中打擊支援，但拒絕邀請美國參與他們的戰爭，它認為草草與美國建立夥伴關係有損法國聲望，在這一點上，法國的看法可謂獨樹一幟。他們希望將印度支那問題當作自己的內部事務處理，而不是反共產主義統一戰線的一部分。這樣看來，英法兩國都不願附和杜勒斯的提議，部分原因還在杜勒斯本人，因為他在早一年的1月份發表「大規模報復」的演講引起了普遍的恐慌，這就使盟國擔心美國會發動核戰爭。
5月7日，奠邊府淪陷。越盟大捷，舉世震驚，這令他們在日內瓦會議上更有底氣地堅持自己的訴求。然而，杜勒斯對此不以為然，他在一場記者招待會上信誓旦旦地說，「即便沒有越南、寮國和柬埔寨，東南亞地區也照樣安全無虞」——換句話說，多米諾骨牌不會像預料的那樣倒下去。
奠邊府淪陷的消息傳來的第二天，有關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會談在陰沉抑鬱的氛圍中拉開了帷幕。會談的級別很高，法國總理約瑟夫·拉尼爾親自出席，其他各國均派外交部部長出席——安東尼·伊登和莫洛托夫共同擔任主席，美國代表是杜勒斯和副國務卿比德爾·史密斯，中國派的代表是周恩來，越盟派的是范文同，寮國、柬埔寨和法屬印度支那聯邦也有代表參會。會議劍拔弩張，因為拉尼爾需要一紙停戰協定來挽救法國政府，而美國方面卻極力要阻止停戰協議的簽訂。歐洲諸國咄咄逼人，很難討論出雙方都接受的條款；他們放棄了成立聯合政府的努力，轉而尋求分而治之；分界線和撤離區成為激烈爭論的焦點；各方唇槍舌劍，互不相讓；代表們各執己見，群情激昂。
幾個星期後，拉尼爾政府倒台，取而代之的是皮埃爾·門德斯領導的內閣。皮埃爾認為，如果繼續印度支那戰爭，「與其說會阻止共產主義勢力在亞洲的蔓延，倒不如說會使戰火波及法國」。他宣布將在30天以後（7月21日）結束戰爭，否則就辭職。同時他直言不諱地告訴國會，如果日內瓦會議不能達成停戰協定，那麼國會有必要授權頒布徵兵制度，為駐印度支那的職業軍隊補充兵源。他說在辭職前要做的最後一件事，就是為此目的提出一項法案，並要求國會於當天對此進行表決。實際上，戰爭本就不得人心，而國會議員們更不願關心並考量頒布徵兵制度。這一招還真管用，門德斯內閣於是立刻前往日內瓦，宣布法國自願接受這一停戰日期。
會議在喋喋不休的吵鬧中繼續進行。分割越南被認為是將交戰國分離開來的唯一方式；法國要求以北緯18度為分界線，而越盟開始要求北緯13度，後來又改為16度，這樣就可將古都順化包括在其管轄區域之內。印度支那相關各國對於所有協議都表現得猶豫不決。杜勒斯由於拒絕任何向共產黨讓步的行為，離開了日內瓦，之後又返回。在回到華盛頓期間，他又重新開始鼓吹中國干涉理論。「如果再次出現如此公然的軍事侵略，」他在一次公共演講中說，「那將是對美國的蓄意威脅。」就這樣，他堅定地相信，美國的安危與印度支那地區的局勢緊密相連。
門德斯提出的最後期限日益臨近，無論是分割線還是擇機最終重新實現統一，都可能會因談判破裂而前功盡棄。各方在幕後你來我往，討價還價。史達林去世後，蘇聯希望與各國緩和關係，藉此向胡志明施壓，促其和解。中國代表周恩來則告訴胡志明，要擺脫法國並將美國拒之門外，取一半領土對其利大於弊，而且他最終將會收復失地。就這樣，胡志明極不情願地同意以北緯17度線作為分界線，並且在舉行選舉前有兩年的過渡期。7月21日，各方終於按時達成協議，並發表宣言，從而結束了戰爭。至此，法國不得不承認戰敗，將越南一半領土讓與越盟；而如果它從一開始就主動這麼做，也不至於如此蒙羞。美國後來，也犯了同樣的錯誤。
《日內瓦協議》宣布停戰，並且在國際各方支持下承認寮國和柬埔寨的獨立，同時將越南劃分為南北兩部分，並明確規定「該軍事分界線是暫時的，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將之理解為政治或領土分界線」。該協議還准許法國軍隊繼續駐留越南，直至應法屬印度支那聯邦國家的要求離開，但其前提是1956年7月舉行選舉，對外國軍事基地、武器裝備及人員進行監管和限制，並由國際監察委員會對條款的實施情況進行監督。河內政府、西貢政府以及美國政府都沒有在協議上簽字，因為該協議只不過是一紙死氣沉沉的聲明，並不能防止某些國家「威脅或使用武力」來破壞協議的內容。
《日內瓦協議》結束了一場戰爭，並避免了中國和美國更大範圍地參與其中。但是，由於各方對會談結果並不滿意，幾乎沒有哪個國家對該協議鼎力支持；相反，他們極力要改變這一結果，因而，該協議從一開始就漏洞百出。對此最為不滿的莫過於美國了。
日內瓦會議表明杜勒斯的印度支那政策全面失敗。他未能阻止共產黨在北越建立政權，未能說服英國或任何其他國家採取統一行動，未能讓法國繼續戰鬥，未能讓總統同意美國進行武裝干涉，甚至未能成功組建起歐洲防禦共同體（法國國會在8月份毫不客氣地摒棄了這一計劃）。然而這些結果對他而言似乎無關痛癢，因為他並不打算從中總結經驗教訓，重新審視所制定的政策。在這一點上，他跟當年的腓力二世非常相似，「無論其政策如何失敗，都無法撼動他堅定的信念，即自己本質上卓爾不群」。他在日內瓦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不是為了「緬懷過去」，而是，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抓住未來的機會，防止因為失去北越而導致共產主義勢力滲透至整個東南亞及西南太平洋地區」。這種遏制政策還是一如既往。不過，他還是從這次經歷中得出一個結論：「抵抗共產主義需要民眾的廣泛支持……並且應該讓人民認識到，他們正在捍衛自己的國家體制。」這一結論深刻而紮實，再也不可能有更好的表述了。然而事實將會證明，他儘管說得很好聽，但並沒有從中吸取任何經驗教訓。
3.培植代理人
（1954—1960）
在這一階段，美國已經花了8年多時間援助法國，結果卻一事無成；法國也同樣慘遭失敗，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法蘭西聯邦[4]有5萬名士兵陣亡，10萬名士兵受傷。美國由此可能已經看到從印度支那事務中抽身而退的跡象。在中國徒勞無功的例子尚歷歷在目，美國在那裡花費了更長的時間，付出了更多的努力，為中國命運指引方向，但結果卻像大漠中的沙子一樣，被共產主義革命運動的風潮吹得煙消雲散。從西方國家在中國的經歷來看，他們的意願或許不適合這裡的情況，對外政治也只能針對可能發生的事情，因此，並不能推導出值得借鑑的結論。實際上讓美國政府徹夜難寐的並不是中國的革命抑或越南民族主義本身，而是國內激進右翼勢力的恐嚇以及公眾對共產主義的畏懼。這種畏懼心理產生的社會和心理原因不是我們要討論的主題，但是從這些原因中，我們能夠找到美國制定越南政策的依據。
美國既不想從印度支那抽身而退，也不願勉強同意日內瓦解決方案。在杜勒斯看來，他最直接的任務包括兩方面：首先，成立一個類似於北約組織的非殖民東南亞公約組織，該組織應事先提供武裝力量，以便通過集體防衛的形式防止共產主義在該地區的挺進，或者維護集體的形象和利益；其次，在南越建立民族政府，確保其有效地運作，使其能夠擋住北方的進攻，並最終奪回對全國的統治。在《日內瓦宣言》發布之前，國務卿已經開始著手這兩方面的工作。
早在5月份，杜勒斯就已經開始鼓吹簽署東南亞國家相互安全協定，這是他用來消除《日內瓦公約》影響的活動的一部分。不論是有意還是無意，此舉將使美國逐漸取代殖民帝國，實現對該地區的控制。他想為干預行動尋找國際法律基礎，一如朝鮮戰爭期間要為突破聯合國所劃定的邊界而找到充分的理由一樣。其言外之意令眾多觀察家憂心忡忡，其中《聖路易斯郵報》在《日內瓦公約》規定的停火之前為此刊發了一系列社論，拷問杜勒斯，說他的目的是不是「開一個後門，使美國由此可以介入印度支那戰爭」。「組織武裝力量鎮壓挑起印度支那戰爭的內部叛亂分子」是美國人民所希望的嗎？《聖路易斯郵報》給出了否定的回答，並重申「這是一場不能介入的戰爭」。它預言說，一旦美國介入，將發動一場「有限」戰爭，而這場「有限」戰爭，「只有擴大為無限戰爭才可能會取得最終勝利」。為了進一步強調立場，該報紙又刊登了丹尼爾·菲茨派屈克的漫畫，其中「山姆大叔」正凝視著一片黑暗的沼澤，沼澤上方寫著「法國在印度支那的錯誤」。說明文字是：「再犯一次錯誤於事有補嗎？」該漫畫贏得了普利茲獎，從而有力地證明，早在1954年，該報紙就已經毫不隱諱地傳達了其對美國在越南問題的立場上所持有的態度。
同年，一位密切關注美國與亞洲關係的觀察員就看到了遠比錯誤更為嚴重的悲劇。這個人就是埃德溫·O·賴肖爾（Edwin O. Reischauer），遠東問題專家和未來駐日大使。他在自己寫的《尋求：我們在亞洲的政策》一書中認為，悲劇的原因在於西方國家允許印度支那的民族主義發展成為共產主義事業。這就是美國支持法國的後果——「極力要維持現狀，但卻無濟於事，並最終不可救藥」。結果表明，「我們不去幫助亞洲民族主義，反而與之對抗，是多麼荒謬絕倫的錯誤」。
經過杜勒斯一番不遺餘力的組織，1954年9月在馬尼拉召開了旨在建立「東南亞公約組織」的會議。由於只有三個亞洲國家參加，其中只有泰國和菲律賓兩個國家來自東南亞（還有一個是巴基斯坦），且只有一個國家與印度支那接壤，而來自印度支那本身的則一個也沒有，因而此次會議從一開始就缺乏可信度。其他成員分別為英國、法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和美國。杜勒斯像以往一樣殺氣騰騰地告訴與會代表，他們的目的是提前同意做出這樣的回應，即「團結一心，排除萬難，立場堅定，摧枯拉朽」，任何膽敢侵犯公約所界定區域的人，都將有來無回。由於與會的亞洲成員沒有足夠的軍事實力，其他國家有的由於地緣關係沒有在該地區部署力量，有的已經從該地區撤出軍事力量，而美國自己尚未就東南亞的防衛問題做出派駐軍隊的承諾，因此國務卿的要求不過是一種模擬演練。在公約的第四款，即執行核心中，每個成員國均承諾「依照憲法程序應對共同的危險」。所以，這並不是可以隨時出鞘的亞瑟王的「王者之劍」。
在一個單獨的協議中，杜勒斯成功地將印度支那聯邦納入第四條款的保護之下，並且令他自己滿意的是，還將其義務界定為「簽署國家清晰明確地同意」對任何受到侵犯的成員國提供援助。而實質上，正如國防部代表海軍中將戴維斯所說，該公約使東南亞地區「在對付共產主義侵略方面，並沒有比以前有更好的準備」。
與此同時，美國早就為南越安排了一位新總理，從一開始到通過暴力方式退場，始終是美國的代理人。他不是從越南國內選出的，而是從在外流亡的越南人中選出來，經由美國和法國的操縱而被提拔起來。在此過程中，法國並非心甘情願地配合了美國。為了激勵南越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美國決定將法國趕出去。但是，在打造起一支可靠的越南軍隊取代法國武裝力量之前，還是有必要保留法國的軍隊。根據《日內瓦協議》，法國人有義務監督停戰協定和最終的選舉，並且他們很自然地認為，在過渡期間，可以保持並發展當地的商業、管理及文化紐帶，並最終使印度支那自願加入法蘭西聯邦。
美國的想法正好相反，他們找到了符合他們要求的人——吳庭艷（Ngo Dinh Diem）。吳庭艷來自信仰天主教的官宦家庭，是個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他的父親曾在安南王朝任宮廷大臣。吳庭艷本人曾在法國殖民地擔任省長，又在寶大政權中擔任過內政部部長。但是，為了抗議法國統治，表示對法國取消所承諾的改革的不滿，他於1933年辭官歸隱。隨後他去了日本，後來又返回越南。1945年，日本邀請他成立一個以保大領導的政府，但被他拒絕了。作為一個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他也不遺餘力地反對共產黨，因此也同樣拒絕與胡志明為伍，哪怕後者為他提供高官厚祿。因為他的這種不合作態度，越盟將其逮捕並扣留了半年。作為非共產主義派別的民族主義領袖人物，他以有損主權為由拒絕接受《愛麗舍協議》，並於1949年再次流亡日本。1950年，他來到美國，通過一個擔任天主教主教的哥哥的關係，結識了紐約紅衣主教斯佩爾曼。
紅衣主教將吳庭艷介紹給達官貴人，使他得以在華盛頓遇見法官道格拉斯，後者不久前剛發現了東南亞的「五大戰線」。在吳庭艷看來，越南不僅要實現獨立，而且要進行社會改革，這種對國家未來的願景給道格拉斯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他認為已經找到了能夠真正替代法國傀儡保大和共產黨人士胡志明的人選。他將這一發現傳達給中央情報局，並把他的候選人介紹給同為天主教徒的參議員曼斯菲爾德和約翰·甘迺迪。就這樣，吳庭艷閃亮登場了。
這就是美國最終選定的候選人，一個貨真價實的越南民族主義者。因為他的法國文化恐懼症，人們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殖民主義傾向；而紅衣主教斯佩爾曼的批准，又為其反共行為披上了合法外衣，參議員麥卡錫也沒法找他的麻煩。1953年，他去了歐洲，目的在於向在法國的越南同胞宣揚其候選人資格，並於1954年利用日內瓦談判期間急需找到一位前途無量的領導人之際在巴黎積極遊說。法國肯定不會選擇吳庭艷，但在其迫切需要停火的情況下，對他的厭惡也就不那麼強烈了。在美國的支持下，經流亡法國的越南同胞各方斡旋，加上孟戴斯·弗朗斯所承諾的最後期限的臨近，吳庭艷被勉強接受了。當時還舒適愜意地隱居在里維埃拉住所的國家元首保大，經過一番說服動員，在《日內瓦協議》簽署之前，同意任命吳庭艷為總理。
在接下來的9年中，各方集中精力、財力、物力，圍繞這個人構建一個可行的自給自足的南越民主國家，但最終，所有努力都付諸東流了。吳庭艷裝備落後，喜歡高談闊論，對建立民族獨立政府毫無經驗可言；與大多數人一樣，他對法國懷有敵意，但他所屬的階層受益於殖民統治，他從而又繼承了殖民遺產；在一個佛教居主導地位的社會中，他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他不得不用私人軍隊和強盜式的手段與各分裂教派和黑社會性質的派別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他剛愎自用，不會妥協，沒有民主觀念，除了頒布法令或使用武力外，不知如何對付反對派或持不同政見人士。令人遺憾的是，因為一次由高級軍官出於善意而發生的背叛行為，他被迫成了一位獨裁者，但他卻沒有獲得獨裁者應有的鐵腕力量。
現在，除了軍事援助顧問團之外，美國在西貢設立了功能完備的大使館，派駐了大使，增加了顧問人數，擴充了辦事機構，並將訓練一支英勇善戰當然也希望忠誠可靠、鬥志昂揚的越南軍隊作為其首要任務，這些都使政策的目的性變得更強。顧問團認為，美國將藉此展示出與法國截然不同的影響力，因此想在沒有法國參與的情況下獨自完成這一使命。我們沒有考慮到的是，越南人對任何白人的入侵都極為反感。美國人自認為他們與法國人「不同」，他們衷心希望越南獨立，因此應該受到歡迎；而事實上，正是美國讓法國重新回到越南戰場，並對其提供資助，這一點被美國處心積慮地掩藏了起來。通過幫助獨立的南越建國立業，他們好像就能夠證明自己的良好意願。
鑒於軍事訓練需要滿足的必要條件，華盛頓的軍事決策者們對於是否更進一步介入有些猶豫不決。但只要有任務，出色的士兵總是會一絲不苟地完成。援助團司令官奧丹尼爾將軍制定了訓練計劃和程序，列出了訓練方案所需要的裝備和設施，並請求在《日內瓦協議》規定的停止增加人員條款生效之前派遣更多人員對顧問團加以擴充。
在收到大量有關越南軍隊士氣不振、軍心不穩的報告後，參謀長聯席會議對形勢完全持懷疑態度；他們不想對失敗負責，或者更糟的是，如果發生衝突，不想讓美國軍隊去營救一群蝦兵蟹將。在1954年8月的一份立場鮮明的備忘錄中，他們得出結論，認為，「成立強大穩定的適當文官政府來掌控局勢」是「絕對必要的」，而且，如果這個國家不能有效地履行招募兵員及維護穩定等所有職能，那麼就「不要指望單純通過一個美國軍官訓練團取得成功」。他們認為，如果法國軍隊撤出，那麼越南將是「完全的軍事真空狀態」；而如果美國接手，則勢必「對計劃中的任何閃失負責任」，這是美國不希望承擔的。因此他們最後得出結論，美國「不應該參與其中」。
他們用政府顧問特有的審慎態度（即永遠不要過於肯定）又趕緊補充說，如果「政治上的考慮壓倒一切」，他們將「同意軍官訓練團的任務」。在正式的程序中，所給的意見往往是靈活易於變通的，否則決策者就沒有了選擇。緊接著是喋喋不休的爭論，主要是關於接受訓練的部隊的層次，維持法國軍隊所需的開支（1955年1億美元，1956年1.93億美元），以及法國分階段撤出的時間表；而參謀長聯席會議對美國能否成功的疑慮也日益加重。1954年11月，在越南內部政局混亂之際，他們發現「沒有把握對吳庭艷政府提供忠誠有力的支持」，或者難以確保「南越內部的政治和軍事穩定」。除非越南人民自己表現出對抗共產主義的強大意志，否則「任何外部壓力和援助都難以阻止共產黨在南越的勝利」。事後看來，難免要問這樣的問題——美國政府派出人員通過調查反饋意見，但在決策時為什麼對這些建議置若罔聞呢？
內部對手的競爭，無能和腐敗，持不同政見者，這些都令吳庭艷焦頭爛額；另外，根據《日內瓦協定》中允許南北方可以在300天時間內交換人口的規定，有近100萬難民從北方湧入南方，這也是吳庭艷必須要應付的問題。由於在天主教的宣傳中流傳著這樣的話，「基督已經南遷」，「聖母馬利亞已經南遷」，這種大規模人口遷徙中有85%是天主教徒。然而，這也說明相當部分人口不想生活在共產黨統治的地區；儘管吳庭艷在政府職務安排上偏袒天主教徒並由此引發敵對情緒，但大批天主教徒的南遷卻也有助於鞏固他的統治。美國人挑起了重擔：海軍運送了30萬難民；而難民安置所需資金則主要由天主教慈善機構等組織籌集解決。
據一份報告說，「來自華盛頓的高官們」在考察西貢後私下得出結論，認為「美國將可能因為虧本而放棄越南」。美國決策者們受到反對派的強烈抨擊，他們不得不艱難地應對一個又一個問題，比如，如何加強吳庭艷的實力從而穩定其統治，如何保留法國軍隊同時消除他們的利益，在訓練越南軍隊方面做出何種決定，總體上對越南進行多大程度的投入。而與此同時，他們也發現，美國政策已經陷入了泥潭。從來沒有對吳庭艷有過好感的法國人，在報道他時引用法國總理福爾的話說，「不僅愚蠢無能，而且魯莽狂熱。」而另一方面，參議員曼斯菲爾德在完成第二次實情調查後匯報說，吳庭艷是一個真正的民族主義者，他的存在對美國政策至關重要。然而，曼斯菲爾德向參議院的報告遠不如上一年令人鼓舞。他說，由於所有人都「一致低估」了越南獨立同盟會的政治和軍事實力，情況已經「嚴重惡化」。由於對吳庭艷政策的不滿，現在出現了一種說法，即「在不久的將來實現我們在印度支那的目標希望渺茫」。曼斯菲爾德認為，如果吳庭艷倒台，他的繼任者們的民主觀念更差。一旦出現這種情況，美國「應考慮立即停止對越南及在那裡的法國聯盟部隊的援助」。最後，他用冰冷的常識總結說，「除非按照合理的預期我們能夠實現目標，否則我們沒有必要繼續耗費美國公民的資源，這也是不可原諒的。」
艾森豪爾猶豫了。他在10月份給吳庭艷寫了一封信，表達了他對越南前途的深深憂慮。他說，越南「暫時被一個人為的軍事集團分裂開來」（不是他的繼任者所喜歡使用的「國際邊界」），但他表示準備與吳庭艷一道努力，制訂「一項美國直接向你所領導的政府提供援助的計劃」，但前提是，一旦援助到位，吳庭艷必須確保其政府能夠維持「業績標準」。由於對承諾幾無信心，總統派J·勞頓·柯林斯將軍——一位「二戰」期間令人信賴的同事，率領特別代表團，前去解決與法國的關係，以及期望吳庭艷所能達到的「標準」問題。
柯林斯的報告是消極的。他希望吳庭艷「充分展示自己能夠實現國家統一的那種領導權威，從而有機會與強硬果敢、一呼百應的胡志明分庭抗禮」，但實際卻發現吳庭艷對此「完全沒有思想準備」。在柯林斯看來，美國決策者能夠選擇的，要麼就是支持吳庭艷更長一點時間而不做出承諾，要麼，如果他不能取得任何進展，則重新扶植保大；而如果這不能接受的話，「我建議重新評估我們對東南亞的援助計劃，尤其要考慮先前的建議」，即「逐漸撤出我們對越南的援助」。這是「最不理想的情況；但開誠布公地說，以迄今為止我在這裡的所見所聞來看，這可能是唯一的解決方案」。
5個月後，當柯林斯被要求留下來與埃利將軍共同制定一個援助方案時，他重申了自己的意見。他報告說，除非越南、美國和法國之間能夠全心全意配合協調，制定完善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改革方案並真正落實到位，否則，越南難以脫離共產主義的控制。如果這一點做不到的話，「據我判斷，我們應該從越南撤出」。
面對所有這些懷疑和否定，美國為什麼沒有利用這個機會撤出呢？它之所以沒有這麼做，是因為總是出現這樣的觀點——如果美國撤回援助，南越政權將會瓦解，印度支那的反共產主義戰線將會崩潰。而恰在此時，中國近海的金門馬祖島嶼問題導致的台海危機使杜勒斯極為偏執地認為，美國已經處於與紅色中國爆發戰爭的「邊緣」（他的用詞）。因為這場危機，美國無法再心平氣和地以現實主義態度看待越南問題或考慮柯林斯將軍的替代方案了。
柯林斯本人，儘管相信吳庭艷能力有限，但還是幹勁十足，努力為吳庭艷的政權爭取美國的支持；並且，面對來自各方的壓力，他主持制定了土地改革方案，任命臨時大會起草憲法。華盛頓方面看到了這些進展，同時也希望挫敗法國想要扶植吳庭艷對手的提議，便正式確認美國對吳庭艷的政府提供支持。與此同時，在1955年2月，美國政府決定負責訓練一支「完全自治」的越南軍隊，美國由此更深地陷入了越南事務之中。
隨著美國在越南承擔更多責任，它已悄然開始了各種形式的干預計劃和秘密活動。一個自稱西貢軍事特派團的戰鬥隊在奧丹尼爾將軍的指導及蘭斯代爾上校的指揮下，早就已經開始了在北越的行動。蘭斯代爾上校時任空軍指揮官，後來到了中央情報局，並曾在菲律賓領導過抗擊胡克游擊隊的活動。軍事特派團的構想和組織工作在《日內瓦協議》之前已經完成，在《日內瓦協議》的條款規定此類特派團的活動為非法之後，該特派團又繼續活動了一年時間。特派團最初的任務就是「對敵人發動準軍事進攻」，雖然從技術上來講，美國作為一個非交戰國是沒有「敵人」的。日內瓦會談之後，特派團的目的變為「從方法和手段上為準軍事行動做準備」。為此，在蘭斯代爾率領下，該特派團開展了大量破壞卡車和鐵路的活動，為南越兩支秘密的「準軍事」隊伍招募人員、組織訓練及協助滲透工作，還為他們存放走私物資、武器和彈藥。由於《日內瓦協議》中規定，1954年7月23日以後，禁止運送戰爭物資和人員到越南；而美國也已承諾不「破壞」這些規定，因此特派團在該日期之後的所作所為違反了美國的承諾。儘管這些行為本身並非罪大惡極，且對於正在發生戰爭的國家來說也極為正常，但「千里之堤，潰於蟻穴」，一系列錯誤由此開啟並愈演愈烈，直至完全吞噬了美國的聲譽，損害了美國的自尊。
對於一個優柔寡斷的當事人而言，找個適當的人取代他也並非不可能，而實際上，法國人也嘗試這麼做了。法國人如今公然表示要與河內和解，這不僅是出於法國在南北越的投資及商業利益考量，而且也是藉機檢驗一下孟戴斯·弗朗斯的和平共處政治哲學。駐法國大使道格拉斯·狄龍匯報說，法國「越來越希望探討並考慮與北越最終建立友好關係」，而且為此還將一位重要人物讓·聖特尼派到河內。此人先前曾任殖民地官員，戰爭期間是自由法國組織軍官，並在印度支那戰爭期間任法國駐北越專員，與胡志明一直保持密切關係。從表面上看，他在河內的使命是保護法國的商業利益，但狄龍大使了解到，聖特尼早就讓法國政府相信南越政權註定要失敗，並且「要想獲得一線生機，就要利用越盟，爭取讓越盟與共產黨脫離關係，其目的在於建立一個狄托主義[5]的越南，從而與法國合作，甚至奉行法蘭西聯邦的政策」。
雖然狄托主義解決方案現在看來好像有些虛無縹緲，但美國的想法也並非行之有效。美國想把吳庭艷政權建成一個不同於胡志明體制的強大的民主政體，與法國的方案一樣，都可以輕而易舉地進行嘗試。法國的方案之所以沒有開花結果，是因為孟戴斯·弗朗斯於1955年下台；而法國商人受共產黨諸多制約無法獲得利潤，從而逐漸從北越撤出；與此同時，由於美國的介入，法國在當地的影響也日漸衰微。
不過，失敗並不一定意味著目標遙不可及。胡志明此時的首要目標就是贏得並保持越南的獨立，使越南擺脫法國的束縛，與狄托將軍脫離蘇聯的控制而贏得南斯拉夫的獨立如出一轍。既然美國能夠幫助狄托，那為什麼非要挫敗胡志明的理想呢？答案就是自我催眠：由於模糊地感到像中國共產黨那樣的「黃禍」如潮水般鋪天蓋地洶湧而來，他們認為亞洲的共產主義似乎極其險惡。而作為亞洲共產主義在越南的代理，北越理所當然成了「敵人」。
這位當事人的表現並不盡如人意。吳庭艷的對手在1955年4月發動了一起未遂的政變，內閣危機重重，他的參謀長總是心懷二心，這些都重新令美國焦慮萬分。據一位《紐約時報》記者報道，吳庭艷政府「已被證明軟弱無能、極不稱職、不得人心」，「拯救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內戰的陰雲有可能使國家四分五裂」。即使杜勒斯也曾在柯林斯將軍前去就職之際說過，「我們改變局勢的可能性不到1/10。」鑒於更多吳庭艷的棘手問題，他現在總結說，「我們尚未解決的唯一的嚴重問題，就是土生土長的領導人。」這一評價著實令人震驚，但他並沒有想到其所蘊含的意思。
華盛頓方面有些左右為難，徒勞地想要找個人取代吳庭艷，更為是否要為這個搖擺不定的政權提供更多的援助而焦慮萬分。柯林斯將軍被召回華盛頓進行協商。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他講話猶豫不決，幾度停頓，令艾森豪爾總統對他投去幾乎是痛苦的一瞥，他說，「我們在越南遭遇了很多困難。有人從內閣離職，還有……情況有些難以預料，令人幾乎莫名其妙……至於我們未來政策到底如何，我也不好說。」
這是又一個脫身的機會。吳庭艷政府沒有達到「業績標準」，而這是艾森豪爾先前設定的美國提供援助的前提條件。法國戰敗，英國拒絕參與聯合行動，北約國家之間的夥伴關係若有若無，在這種情況下，在國內享有崇高威望的艾森豪爾總統所領導的政府為什麼沒有綜合考慮這些因素，從一項註定要失敗的事業中抽身而退呢？毫無疑問，在官僚體系中，確實沒有人綜合考慮這些因素；此外，害怕被冠以「對共產主義軟弱無能」的思想占了上風。
在經美國訓練的部隊幫助下，吳庭艷成功地挫敗了政變，這給了他一個喘息的機會。他藉機將其三個兄弟安插到政府中來，取代了先前的競爭對手，由此加強了對政府的控制，也讓他給人一種強硬果敢的印象。美國人暫時如釋重負，公開重申對他的支持，主要還是害怕他倒台將產生的後果。新任大使唐納德·希思在闡述這一選擇的理由時說，為了保住一個自由的越南而投入「3億多美元，外加美國的聲譽」，就是一場賭博；但停止援助的結果更糟，因為那樣會有助於共產黨占領整個越南。這種選擇，往往都是兩害相權取其輕。
而政府之所以做出選擇，往往是由於害怕國內強烈反對的聲音。據說資深議員曼斯菲爾德「相信吳庭艷」。而對於紅衣主教斯佩爾曼來說，假如有他的門徒被拋棄，可以想像，他的反應肯定令人不快。他曾在日內瓦會議之後聲明說，「唉！對剛剛遭受背叛的數百萬印度支那人而言，他們現在一定會從他們野心勃勃的共產黨主人那裡了解到被奴役的殘酷事實」，這實際上是「紅色蘇聯野蠻殘忍的專制制度下可憐的受害者遭受創痛和惡名」的重演。共產主義一直遵循「精心設置的時間表，目的是實現他們解放全人類的計劃」。紅色統治者知道他們想要什麼，「目標清晰，令人恐怖」，而且他們為達目標「堅韌不拔，不擇手段」。紅衣主教一直這樣宣傳共產主義，以至於在美國退伍軍人協會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所有人都覺得毛骨悚然。1955年年中，當艾森豪爾正準備競選第二個任期之際，他也絲毫無意放棄這種慷慨激昂的演說。
根據在日內瓦達成的協議，南越要於1956年舉行全國大選。現在吳庭艷拒絕選舉無疑是致命的決定，而美國選擇他作為代理人則表明對他這一做法的支持。與南越1200萬人口相比，北越有1500萬人，而且眾所周知的是，越盟在北越有更為廣泛的基礎，因此它也一直希望通過選舉來實現對整個國家的控制。1955年7月，北越邀請南越政府就選舉的準備進行磋商，吳庭艷斷然拒絕了，因為他認為，河內政權統治下的北越不會有自由選舉，這樣經過操控的選票肯定會大大超過南越的選票，而且無論如何，他都不會遵守《日內瓦協議》的相關條款。儘管他的反對也不無道理，但很快就失去了意義。因為3個月後，南越舉行全民公決，罷黜了實際並無實權的國家元首保大的職位並授予吳庭艷總統一職。吳庭艷使用「駭人聽聞」（一位外國觀察員的話）的手段，獲得了98.8%的選票支持，達到了他所想要的結果。顯然，不論在南越還是北越，都難以指望選民自由表達意願，在一個缺少民主經驗的國家，也不可能會有其他的結果。作為避免越南內戰的解決方案，本該由沒有武裝手段的國際控制委員會予以監督的選舉，不過是日內瓦會議上採取的權宜之計，就像是看手勢猜字謎遊戲一樣，只是為了在越南實現臨時分界和停火。
如果舉行選舉的話，正如一位官員所說，「絕大多數越南人會投共產黨的票」，這一點無可置疑。在一次反對共產黨政權獲得平等地位的講話中，參議員約翰·甘迺迪承認，胡志明所領導的黨派在「整個印度支那」「大受歡迎，無處不在」，這似乎是美國不允許它參與聯合政府的原因。艾森豪爾從顧問那裡得知胡志明肯定會贏得選舉之後，「堅決反對」（據李奇微將軍所說）發生這樣的事。而吳庭艷在這個問題上不需要美國的建議，他之所以拒絕選舉是基於美國的援助。到1956年，有跡象表明，北越採取了更嚴厲的措施，包括大規模打擊地主。在選舉中使用恐怖手段也不難設想。1956年6月，國務院正式宣布：「我們完全支持吳庭艷總統留任，只要存在『恐嚇或脅迫』行為……自由選擇就無從談起。」
其後果便是，通過選舉實現統一的想法破滅了。北越於是轉而採取其他方式，即鼓動叛亂，緊隨其後的是所謂的解放戰爭。在這件事上，可以說美國並沒有太過分的愚蠢行為。但是，由於支持吳庭艷的決定，在戰爭批評者看來，美國似乎是在公然壓制人民的意願，從而迫使北越除了叛亂之外別無選擇。其實壓制倒也談不上，因為在何種情況下，人民都無法自由地表達他們的意志。沒有舉行選舉是再次發動戰爭的藉口而不是原因。北越副總理范文同曾在日內瓦警告說，「我們將實現統一」，「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無論是內部還是外部，能夠使我們偏離自己的道路」。
在接下來的5年中，美國支付了南越預算的60%至75%的資金，包括其軍隊的全部花費，維持其貿易逆差，使南越獲得了異乎尋常的繁榮和發展。法國軍隊迫於美國咄咄逼人的壓力，逐漸分階段撤出，直至1956年2月法國最高統帥部解散。越南的美國朋友，在天主教救濟服務組織和國際救援委員會（成立最初是為拯救納粹主義的受害者，從信箋抬頭往下有一列最受人尊敬的慷慨捐助人的名單）的組織下，在西貢的一家公關機構的協助下，以每月3000美元的報酬，大力宣傳南越「奇蹟」。南越好像在這5年時間裡，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進展，這一投機冒險行為也將開花結果。
在奇蹟背後，事實卻難以令人滿意。土地改革由於計劃不完善不僅沒有幫助農民，反而疏遠了與他們的關係；根據「譴責共產黨」計劃，鄰里之間要相互揭發，忙碌腐敗的官員於是無休無止地干擾農民的生活，對吳庭艷的牴觸情緒由此產生。批評家和持不同政見者要麼被逮捕，送到「再教育營」，要麼保持沉默。由美國出資進口的大量商品被當作政治工具，都被慷慨地供應給了中產階級，以贏得他們的支持。由美國政治學家所做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南越「正在成為一個永久的乞討者」，完全依賴外部的支持，並得出結論說，「美國的援助如同沙上建塔」。
農民的不滿為叛亂分子提供了行動的理由。出生於南方，劃界分治之後一直留在後方的越盟成員組成了游擊隊，那些在南北分區之時跑到北方去的游擊隊員也加入了進來。他們在經過訓練和思想教育之後，又越過邊界滲透回來。到1959年，叛亂分子控制了越南南方的廣大地區。「如果你橫貫南越地圖刷上一筆的話，」一位情報人員告訴參議員曼斯菲爾德說，「刷子上的每一根毛都會碰到一個越盟成員。」
同期的北越也有過不滿和叛離現象，部分原因在於南方切斷了大米供應造成糧食短缺，還有部分原因則是共產黨的壓迫。在1956年一次向黨內同志公開認罪中，武元甲將軍承認說：「我們處死了太多誠實正直的人……採取恐怖手段……使用紀律處分……酷刑。」內部的壓力使河內政府過於糾結於領土上的問題，以至於無暇發動對南方的戰爭，但統一仍然是其固有的目標。1955年到1960年間，在挫敗各種反抗行為及實現對北部的控制之際，河內擴充了軍隊，加強了訓練，儲存了中國援助的武器，並逐漸與南方叛亂分子建立了聯繫。
到1960年，被西貢政府稱為「越共」——也就是越南共產黨——的約5000名到1萬名游擊隊員，估計要在南越採取行動。南越軍隊根據美國的建議，主要沿南北分割線駐紮，以防止類似朝鮮戰爭那樣的攻擊行動，而此時，叛亂分子則到處破壞，製造混亂。據西貢政府的消息，他們在過去的一年裡，暗殺了1400名官員和平民，綁架了700人。吳庭艷最為嚴酷的措施，主要包括將恐怖分子、顛覆分子和「謠言傳播者」判處死刑；將農民聚居的村落搬遷到四周有防禦工事的村莊，但事實證明，所有這些都無濟於事。人們既不忠於吳庭艷，也不擁護共產主義，更對統一沒有興趣。他們想要安全，想要土地，想要收穫莊稼。「情況可以簡要概括為，」1960年1月美國大使館記錄道，「事實上，當地政府總是用懷疑的眼光對待民眾，或者對他們採取強制和脅迫手段，而民眾只好用冷漠和怨恨予以回應。」
在這一年，包括10位前內閣成員在內的「進步與自由委員會」發布了《十八人聲明》，要求吳庭艷辭職，政府要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吳庭艷將這些人全部逮捕。半年後發生的一場軍事政變試圖推翻他的統治，因為人們認為，吳庭艷已經「表明自己無法拯救國家於危難之中，無法抵禦共產主義的進攻，無法維護民族團結」。在從西貢城外召集的部隊的幫助下，吳庭艷只用了24個小時就將政變鎮壓了下去。華盛頓方面對他表示祝賀，並希望隨著力量的加強，他現在應該能夠著手「迅速實施根本的改革了」。美國人將自己的想法一五一十地告知吳庭艷，後面總要加以暗示，根據吳庭艷的「表現如何」決定是否繼續提供援助。然而，當改革沒有如期進行時，美國並未停止援助，因為害怕一旦撤回援助，吳庭艷就完蛋了。
1957年，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進入距地面560英里高的軌道，並以每小時1.8萬英里的速度繞地球飛行，美國的信心再一次遭受打擊。在實現這一令人震驚的壯舉的前一年，蘇聯軍隊已經占領了匈牙利；而杜勒斯只知誇誇其談，令美國處於消極被動狀態。在蘇聯發射人造衛星一年後，菲德爾·卡斯特羅領導的共產黨取得古巴革命的勝利，雖然距離美國只有90英里遠，但美國也只能同樣眼睜睜地看著古巴共產黨登上領導寶座。然而，遠在萬里之遙的越南共產黨卻被視為是對美國安全的直接威脅。
華盛頓與西貢方面進行了磋商，制訂了反游擊或反叛亂計劃，以便協調美國機構與越南軍隊之間的工作。為此，軍事援助顧問團人數翻了一番，達到685名。新任大使艾爾布里奇·德布羅有些擔憂。他認為，假如沒有政治方面的改善，就不應該提供計劃所要求的更多的軍事援助，或者就不應該生效。但吳庭艷極盡死皮賴臉之能事：他的麻煩越大，他所要求並收到的援助就越多。在這樣一種依賴關係中，被保護者總能以倒台或瓦解相威脅，實現對保護者的控制。
1960年9月，共產黨在河內召開代表大會，號召推翻吳庭艷政權和「美帝國主義統治」。隨後在12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成立了。雖然名義上是在南方成立的組織，但它與號召推翻吳庭艷政權和「美帝國主義殖民偽政權」的聲音遙相呼應，並打著慣用的「民主」「平等」「和平」與「中立」口號宣布了一項馬克思主義社會改革的《十點方案》。就在新任美國總統約翰·F·甘迺迪就職之際，越南內戰爆發了。
4.「厄運難逃」
（1960—1963）
新一屆政府上台了。他們設立了智囊團，多了些務實，少了些意識形態。然而這屆政府卻是20世紀裡以最為微弱的優勢取勝的選舉，只比對手超出0.5%的選票。總統及其同僚們都是比較激進的人，受危機的刺激，急於採取積極措施。就記錄顯示而言，他們並未舉行特別會議，就所承襲的越南政策進行重新審視，也沒有就美國在越南所介入的程度或者所涉及的國家利益的深度進行反思。從卷帙浩繁的備忘錄中可以看到，儘管他們就各種選擇方案進行了無休止的討論，但從未從長遠角度考慮制定長遠戰略。相反，他們所制定的政策似乎總是朝令夕改，得過且過。當時在白宮任職的一位官員後來被問及美國1961年在東南亞的利益是如何界定時，他回答說：「很簡單，這是我們的既定方針，我們認為沒有問題，不容置疑。」這種既定方針就是，不論哪裡出現共產主義，我們都要阻止其前進的步伐。而越南正是當時對抗的前沿陣地。如果不能在此阻止共產主義，下一次它就會變本加厲，更加強大。
早在擔任國會議員期間，年輕的甘迺迪就曾於1951年親自訪問過印度支那，並得出了對大多數美國觀察員而言顯而易見的結論，即要遏制共產主義向南部的推進，最為根本的是「在當地人心目中構築起他們對共產主義的強烈反感」。「偏離並無視固有的民族主義目標註定要失敗。」令人沮喪的事實是，在對越南所採取的長期的愚蠢行動中，自始至終，美國人都在不斷對結果做出預言，但在實際行動中卻將自己的深謀遠慮和真知灼見拋到九霄雲外。
1956年，甘迺迪已經逐漸趨向於「冷戰」的正統思維，越來越少談及「強烈的本土情緒」，更多地用各種隱喻談論多米諾骨牌：越南是「自由世界在東南亞的基石，是自由拱門的基石，是自由之壩的閘門」，在「因為共產主義紅潮流入越南」而將要倒下的一般鄰邦名單中，他加上了印度和日本兩個國家。華麗的修辭使他落入兩個陷阱：越南是「亞洲的民主試驗場」，是「檢驗美國在亞洲的責任和決心的工具」。
在甘迺迪入主白宮兩周前，蘇聯總理尼基塔·赫魯曉夫發表聲明說，民族「解放戰爭」將是推動共產主義事業前進的手段，從而向美國發起了在當時具有決定性的挑戰。他說，這些「正義的戰爭」，無論發生在古巴、越南還是阿爾及利亞，都將得到蘇聯的全力支持。甘迺迪在就職演說中對此進行了回應，說要在自由受到威脅的「最危急時刻」堅決捍衛之。此言一出，震驚世界。
不幸的是，第一次檢驗就遭受了莫名其妙奇恥大辱般的慘敗。1961年4月，由艾森豪爾發起的這一行動試圖在豬灣將古巴從共產主義手中解放出來。這也是古巴流亡分子與中央情報局採取的聯合行動，但此次行動過於輕率，既缺乏足夠的手段，在計劃執行過程中又過於自信。儘管該計劃並非由甘迺迪制訂，但他在上任前聽取了相關匯報，並批准執行。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執行該計劃比叫停這個愚蠢的行動更加容易，而這也是他的職責所在。此次入侵低估了對手的實力，也預示了越南戰爭的結局。事實證明，卡斯特羅政權組織嚴密、精於防範、時刻警惕，隨時準備作戰。登陸行動很快就被發現並遭到激烈阻擊；原先預料的具有反共色彩的起義有的被有力鎮壓下去，有的根本就沒有發起。事實上，比起美國所支持的流亡者，卡斯特羅更受古巴民眾的擁護，這一情形也將在越南復現。甘迺迪的意志令人欽佩，他做出了艱難的決定，派遣空軍和海軍陸戰隊參與救援，許多反政府武裝力量因而被消滅。新政府在執政的前三個月出師不利，促使其所有政府成員痛下決心，要在與共產主義的較量中證明自己的力量。
甘迺迪既非自由議者，也非保守派，但他思維敏捷，雄心勃勃，在高談闊論之時口若懸河，激情洋溢，往往令人心悅誠服，但他在實際行動中卻總是頗有紙上談兵之味道。在政府主要部門和白宮工作人員安排上，他傾向於挑選頭腦靈活、能力出眾，並儘可能腳踏實地的人以便跟上他的節奏。他們大多數40多歲，與他年齡相仿，都不是羅斯福新政時期那樣的社會哲學家、革新派及理想主義者。在甘迺迪陣營中，他們通常把理想主義者與「懶蟲」或者「菩薩心腸」等詞彙聯繫起來。新政是另一個時代；世界大戰和「冷戰」迷霧重重，極右翼勢力甚囂塵上。而政府中的新成員，無論他們是羅德斯學者，還是哈佛大學和布魯金斯學會的學究，抑或是從華爾街、政界及法律界招募的成員，都要求注重實際，經驗豐富，作風強硬。儘管性格和能力千差萬別，但強硬的作風必不可少，這是甘迺迪團隊的工作基調，就像王宮上下圍繞著君主，或是工作團隊服從團隊領袖那樣，每個成員根據所任命的職位各司其職。
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是哈佛商學院高才生，「二戰」期間空軍「系統分析」奇才，後來更平步青雲，成為福特汽車公司總裁，是國防部長的出色人選。他思維縝密，從容自信，頭髮光滑平整，戴一副無框眼鏡，是「統計控制」管理專家，這一點他在空軍和福特汽車公司已經表現得淋漓盡致。任何可以量化的東西，他都可以信手拈來。儘管有人說他就像《舊約》里的先知那樣真摯誠懇，但為了成功他可以冷酷無情；他是統計天才，人類所知的變量無不在他掌握。在他看來，大千世界也沒有不可預知的事物。物質就是工具和手段，他對此深信不疑，信心滿懷。他曾經在五角大樓的新聞發布會上說，「我們有能力將任何一個組織或社團趕出20世紀。」正是這種確定無疑地把握事物的稟賦，讓先後兩任總統都將其視之為不可多得的人才，並讓他去檢驗戰爭的好壞。
阿德萊·史蒂文森儘管沒有被選為國務卿，卻也毫不遜色。由於做事深思熟慮，他被視為「哈姆雷特」式的人物，但他也像哈姆雷特一樣，猶豫不決，優柔軟弱——這是不可原諒的缺點。儘管黨內埃莉諾·羅斯福一派極力支持由他執掌國務院，但這一職務最終還是給了迪安·臘斯克。臘斯克嚴肅穩重，審慎精明，少言寡語，並不契合甘迺迪的風格，但他有在國務院任職的經驗，同時擔任洛克菲勒基金會主席，而且，他絕不會像史蒂文森那樣，可能給總統製造難題。他在戰爭期間曾負責中國——緬甸——印度戰區的戰爭規劃，因此得到機會積累了一些美國在中國的作戰經驗。但是，這些經驗讓他產生了對中國共產主義明顯而又強烈的反感。在朝鮮戰爭期間，臘斯克作為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曾堅定並錯誤地預測中國將不會參戰，因此，他對後來美國遭受的損失深感自責。
掌管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麥喬治·邦迪[6]來自波士頓在白宮擁有一席之地。此人沉著自信，做事無懈可擊，睿智果敢。他在格羅頓的同學說，他在12歲時就準備當學校的校長。而實際上，他在34歲時成為哈佛大學校長。儘管邦迪在政治上屬於共和黨，且其家族曾兩次投票支持艾森豪爾而非史蒂文森，但這並沒有阻礙他的提名；對甘迺迪而言，這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因為他也想與這樣受人尊敬的右派建立聯繫。如薄紙般的勉強委任，在參議院6個席位的微弱優勢，這些都讓甘迺迪覺得，本屆政府的問題將主要來自右派，因此他感到必須得採取主動。他任命約翰·麥科恩為中央情報局局長則是另一個更為極端的做法。約翰來自加利福尼亞州，是一位非常保守的共和黨百萬富翁，崇尚大規模報復行動，在尼安德特參議員斯特羅姆·瑟蒙德看來，「美國之所以偉大，正是因為有麥科恩這樣的人物」。
總統的許多幕僚就像他本人一樣，曾經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有的曾擔任海軍軍官和飛行員，有的做過轟炸機的轟炸手和導航員；而負責遠東事務的新助理國務卿羅傑·希爾斯曼，曾在緬甸負責戰略情報局部隊，活躍在日本戰線後方。他們在戰爭中打過勝仗，戰後又有良好的職業發展，因此對成功習以為常，更希望在華盛頓有一番建樹。這些新來的佼佼者中，沒有一個是經過選舉擔任職位。權力和地位讓這些人及他們的隨從歡欣鼓舞；他們熱衷於處理政府的緊急事務，即便筋疲力盡也樂此不疲；他們喜歡稱自己為「危機管理人員」；他們盡職盡責，充分運用自己的技巧和智慧，被譽為「卓越超群、絕頂聰明」的一個群體；而他們也會像之前和之後的人一樣，悲哀地發現，他們並沒有掌控局勢，而是深陷其中難以自拔。用他們其中的一員——J·K·加爾布雷思的話來說：政府，只不過是人們基於「兩害相權取其輕」而做出的一種選擇。
五角大樓早先已起草了一份行動計劃，意在支持南越對抗民族解放陣線的鬥爭。甘迺迪上任不到10天就批准了該計劃，從而使美國的行動開始升級。根據該計劃，美國將增加人員和開支以訓練並裝備3.2萬名越南國民警衛隊對抗游擊活動；同時給越南軍隊擴增兩萬人。總統之所以批准這項計劃，是因為蘭斯代爾將軍在報告中說，越南民族解放陣線的活動日益頻繁。儘管蘭斯代爾認為吳庭艷的統治是必要的，但他已經處於節節敗退狀態，對突如其來的戰鬥毫無防備，而且，他由於害怕交出權力，不願進行政治改革。他的越南顧問和美國顧問都不明白，要對付敵人的游擊戰和宣傳攻勢，不能僅靠簡單的軍事行動，戰略戰術也極其重要。甘迺迪在看了這份報告後說：「這是我們最糟的情況了，是嗎？」
蘭斯代爾主張徹底改變顧問的角色，把「真正了解並喜歡亞洲和亞洲人」的那些經驗豐富、樂於奉獻的美國人派到越南，讓他們與越南人共同工作、生活，並「盡力影響並引導他們朝著美國的政策目標努力」。他就工作程序及人員派遣制訂了一個計劃。甘迺迪對該計劃非常感興趣，於是打算讓蘭斯代爾本人來負責推進這項計劃的實施或負責一個跨部門的華盛頓對越特遣部隊，但這一想法遭到了國務院和國防部官僚們的抵制。蘭斯代爾的計劃沒有付諸實施，但即便真的實施了，哪怕是滿懷真誠與同情，也不過是被迫完成一種使命，引導越南走向「美國的政策目標」，而不是越南人自己設定的目標。甘迺迪也意識到了這個缺陷及其可能導致的後果，因此他說：「如果這場戰爭演變成為白人的戰爭，我們就會像10年前的法國人一樣，以失敗告終。」這是一個經典案例，即人們在計劃中看到了事實真相，但是在實際行動中卻沒有參照執行。
包括外籍軍團在內，裝備精良的法國軍隊敗給了身材矮小、皮包骨頭、衣衫襤褸的亞洲游擊隊，而美國人居然未能從中吸取任何教訓，這是當時人們巨大的困惑之一。奠邊府戰役怎麼就被如此忽略了呢？當曾經報道過法國在越南戰爭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記者戴維·舍恩布倫試圖讓總統認識到戰爭的現實，告訴他每年犧牲的法國軍官的數量相當於法國聖西爾軍校一屆的畢業生時，總統回答說，「舍恩布倫先生，你說的是法國人。他們在為殖民地而戰，為一個不光彩的事業而戰。而我們是為自由而戰，是為了將越南人從共產黨和中國人手中解放出來而戰，是為他們的獨立而戰。」美國人自認為他們「不一樣」，但他們忘了，他們也是白人。
在捨棄了蘭斯代爾方案後，美國定期增派人員到軍事援助顧問團，使人員數量增加到3000多人，從而加快執行訓練計劃；與此同時，美國還從位於布拉格堡的特種作戰訓練中心抽調了400人，派遣到越南參與鎮壓叛亂。這一行動違反了《日內瓦公約》，但美國認為，北越也越境向南越滲透武器及人員，因此這樣做也無可厚非。
甘迺迪入主白宮後，軍事理論和軍事戰略經歷了重大的轉變。艾森豪爾執政時期，軍方奉行「大規模報復」思想，並以此為基礎制訂了一系列計劃，因為他們聲稱這樣可以快速解決問題，而且還能夠減少投入。甘迺迪對此深感震驚，於是和麥克納馬拉轉而在主張防禦的學者的新學說中尋求理論基礎，這就是他們的有限戰爭理念。該理念的目的不是征服，而是壓制；只有經過合理的計算和評估以後才會使用武力改變敵人的意願和能力，從而讓他們認識到「結束衝突遠比繼續衝突有利得多」。這樣就等於向敵方傳遞一種信息，而敵方在面對自己哀鴻遍野、斷壁殘垣的局面也會做出理性的回應，從而結束自己的敵對行動，就此實現了對戰爭的理性「管理」。這一理論的奠基者威廉·考夫曼寫道，「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受理性約束的時代。」這種情形正好契合積極倡導理性管理的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然而，事物的另一面卻被遺漏了。戰爭是具有兩面性的，如果另外一方對我們所傳遞的壓制信息不是以理性的方式來回應會怎麼樣呢？麥克納馬拉並不太了解人性因素，人類行為有時並不是理性的，它們荒誕怪異，難以捉摸，因此沒有成為分析考量的要素。
由於赫魯曉夫對解放戰爭的質疑，有限戰爭理論的副產品出現了——反叛亂理論。這一理論在甘迺迪執政時期風靡一時，而總統本人也是這一理論的倡導者。他那些一貫謹言慎行的幕僚對這一理論大加讚揚。這表明他們已經清醒地意識到對抗形勢已經今非昔比。他們將在叛亂者的領土上與他們針鋒相對，應對發展中國家因叛亂而滋生的社會和政治問題，就像輝格黨人迪斯雷利曾經說過的，趁共產黨人沐浴之際，拿走他們的衣服。
受蘭斯代爾報告的激發，甘迺迪閱讀了毛澤東和格瓦拉有關游擊戰的論述，並指定在軍隊中傳閱。他下令制訂了一項反叛亂特別計劃，意在讓「美國政府上下都意識到，顛覆性叛亂（『解放戰爭』）是政治軍事衝突的主要形式，它與常規戰爭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這一理念需要在對美國武裝力量及國外民間機構進行組織、訓練和裝備中反映出來，以確保制定並順利實施預防、擊敗叛亂或間接侵略行動的方案，尤其是越南、寮國和泰國。在發現布拉格堡的招募人數還不到1000人後，總統下令將這一任務進行擴展，恢復了綠色貝雷帽特種部隊，以其作為新方案的標誌。總統特別軍事代表馬克斯韋爾·泰勒將軍對這一理念進行了不遺餘力的宣傳，其他人也如信徒般對其進行大力傳播，甚至連身為總檢察長的羅伯特·甘迺迪也毫不例外。
來自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沃爾特·羅斯托，位居國家安全委員會二把手。此君能言善辯，就該理論和方法發表了大量論文。1961年6月，在布拉格堡的畢業演習上，他談到游擊戰爭，將第三世界的「革命過程」稱為「現代化」，並將其納入美利堅體系之中。他說，美國致力於這樣一種信念，即「應該允許每個國家根據自己的文化和願望塑造其想要的現代社會」，美國尊重「每個社會的獨特性」，尋求讓各國都「挺直腰板……保護自己的獨立自主」，並承諾「保護目前正在前進中的革命進程的獨立性」。這就是美國的真正原則，連托馬斯·傑斐遜本人也沒有如此完美地表述過，羅斯托在這裡講了出來，但他始終認為，這些原則在實踐中是相互矛盾的。
儘管該理論強調採取政治措施，但在實踐中，人們往往會採用軍事手段對叛亂活動進行鎮壓。軍方並不歡迎來自精英階層的命令，也不喜歡他們的例行事務受到干涉，他們的任務就是訓練軍人進行操練射擊，改革只會妨礙他們的日常活動，因此他們打心眼兒里並不太贊成這一理論，這樣在實際操作中，對叛亂進行壓制的行動並不能達到該理論所設想的良好效果。所有的話題都圍繞「贏得人民對他們政府的擁戴」，但是，如果一個政府指望由外人幫其贏得人民對它的愛戴，這樣的政府不要也罷。
事實上，美國和吳庭艷為這些無動於衷、異化疏遠的人們做了些什麼呢？防洪、農村開發、青年團體、貧民窟整飭、沿海運輸的改善、教育援助等等，都是美國援助計劃的內容，所有這些都值得去做，但這些並沒有解決實質性問題。要成功地應對叛亂，就得將土地和財產、官吏和黑手黨手中的權力重新分配給農民，解散布滿西貢監獄的安全部隊。總而言之，就是要改造舊政權，開創新事業，就像蘭斯代爾所說的那樣，「其對人民的吸引力遠遠勝過共產主義事業」。但是，吳庭艷和他的家人，尤其是他的弟弟吳庭儒和弟媳吳夫人，以及他們統治階層的成員，都沒有這樣的意向，他們的美國後台也無意為之。
美國仍然要求實行改革，並以此作為提供援助的交換條件，就好像那種可以「贏得人民擁護」的意義深遠的改革幾個月內就可以完成似的。西方國家政府用了2500年時間，才開始從窮苦人民角度出發考慮問題，而東方國家這種改變的步伐還要緩慢得多。吳庭艷之所以從未對美國要求其改革的呼聲予以回應，是因為改革與他自己的利益相左。他抵制改革的原因與文藝復興時期的教皇如出一轍，因為這樣只會削弱他的絕對權力。美國堅持要求他獲得民眾的支持，在他看來不過是聒噪之音，與亞洲的情況毫無關係。亞洲國家認為，服從政府是公民的義務；而在西方民主社會，政府是公民的代表。這二者沒有交集，也不可能有。然而，由於南越是共產主義事業的障礙，美國對顯而易見的現實情況視而不見，堅持要使吳庭艷政府不辜負美國的期望。對這種「堅持謬誤」的用處，埃德蒙·伯克曾經說過：「我實在看不出來。」
隨著「失去」寮國這一危機的爆發，1961年5月，參謀長聯席會議建議，如果要阻止共產主義席捲東南亞，就應部署足夠的美國部隊以阻止北越和中國的行動，並協助訓練南越部隊，使他們更積極地投入反叛亂行動。在五角大樓，人們開始討論「一旦美國承諾派遣軍隊到越南，應派出多少兵力，採取何種建制」。這只是個應急計劃，因為這年夏天人們關注的焦點是寮國而非越南。
寮國就是只騷動的老鼠，這個狹長的內陸山地國家，橫亘于越南和泰國之間，人口據信不超過200萬，這裡活躍著另一個共產主義幽靈，那就是巴特寮[7]。巴特寮是越盟在寮國的翻版，也信奉民族共產主義。因為寮國北部與中國接壤，南部與柬埔寨相接，它作為一條長廊，在外人看來，著實是個戰略要衝，因為在未來某一天，胡志明和毛澤東的共產黨人可能會經由該走廊，洶湧而來，將他們的紅色浪潮向前推進。寮國人民過著悠閒自在的生活，幾個政權之間的鬥爭和更迭並沒有對他們造成嚴重的干擾。在這些勢力集團中，實力最強的當屬梭發那·富馬親王（Prince Souvanna Phouma)，他是寮國的合法統治者，曾在「冷戰」期間保持中立；其次是他的同父異母兄弟，巴特寮集團的領導者，也是位親王；第三位靠政府供養的是美國的代理人，任職已經頗有一段時間，是由中央情報局操控上台的，但後來遭到了罷黜。
因為這對同父異母的兄弟正在協商成立聯合政府，寮國從而有可能成為中立國家，巴特寮也可能控制山中的通道，因此在艾森豪爾和杜勒斯執掌白宮時期，寮國突然成了東方的小魯里坦尼亞[8]王國——「自由世界舉足輕重的要素」「抗擊共產主義的要塞」「維護自由的堡壘」。美國的金錢和物資被源源不斷地送來，令寮國的統治者眼花繚亂。在甘迺迪總統就職典禮之前，艾森豪爾在其述職報告中認為寮國是第一張多米諾骨牌，他說：「如果我們讓寮國淪陷，我們就不得不放棄整個東南亞地區。」他建議盡一切努力說服東南亞條約組織成員加入共同行動，但如果他們不同意的話，就得考慮「我們單獨進行干預」。由於寮國地形複雜，美國駐太平洋的海上和空中力量無法到達，因而顯然難以展開有效的戰鬥。艾森豪爾曾反對介入比寮國更容易抵達的越南，此番言論與之前形成巨大反差，說明寮國有些特別之處令人慾罷不能。
局部的狂熱有時也會令國際關係陡然升溫，到1961年，當地局勢已經演變成為由一系列陰謀所引發的危機。寮國聯合政府威脅要宣戰，英國和法國懇請援用《日內瓦協定》，並隨之在日內瓦重新召開了有14個國家參加的會議。在華盛頓，總統召集人員在白宮開會，從白天一直持續到深夜。對僅僅幾天前的豬灣慘敗仍心有餘悸的甘迺迪，決心要向世人表明，美國反對共產主義的行動絕非妄言，如果聯合政府能夠成功，就得儘量防止右翼的公開抗議。他授權第七艦隊進入南中國海，派遣直升機和作戰部隊進入泰國，並命令在沖繩的美國軍隊保持警戒。
參謀長聯席會議新任主席萊曼·K·菜姆尼策將軍向總統建議，如果中國和北越膽敢幹涉的話，可以用核武器予以遏制，這讓甘迺迪頗為震驚，因為他覺得應該更加冷靜地看待這個問題。他決定接受寮國的中立立場，並允許梭發那·富馬親王重掌權力，同時還派資深外交官埃夫里爾·哈里曼前去日內瓦就此簽署相關協議。該方案之所以可行，是因為，一方面，蘇聯和美國都能夠接受；另一方面，寮國也希望獨善其身，不想參與戰爭。儘管讓寮國保持中立阻斷了外部勢力干預的可能，但這一做法也帶來了負面效應：讓巴特寮保持原狀令該地區東南亞條約組織國家產生了疑慮，他們開始懷疑美國是否會堅定履行在亞洲抗擊共產主義的承諾。由於大張旗鼓的宣傳，這些疑慮深深觸動了即將到訪的副總統林登·約翰遜。
1961年5月，約翰遜被派往中國台灣、南越和東南亞條約組織周邊國家，重申美國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支持。副總統對外交事務不怎麼感興趣，相關經驗也少之又少，但是作為參議員和多數黨領袖，他又不得不去關注這些問題，因此他調整了自己的態度，以適應傳統的「冷戰」思維。約翰遜最關心的不是外交事務，而是他自己的升遷，且他的思想和行為也被「冷戰」思維所左右。他的公開聲明都是針對最底層的普通民眾，比如在西貢時，他宣稱吳庭艷是「亞洲的溫斯頓·丘吉爾」。他給總統的報告倒不是如此荒唐，他建議勇敢堅定地進行干預。他已經準備好讓美國擔負起對亞洲的責任。「亞洲人在維護東南亞自由方面所作所為的關鍵，」他寫道，「就是對美國的信心。美國在東南亞的領導作用不可替代。實現對單個國家的領導……主要基於對美國的實力和意志的了解和信任。」儘管這番言語幾乎完全忽略了亞洲領導者賴以生存的根基，但卻充分表達了對美國無所不能的力量的讚頌，因為美國就是據此在「二戰」後崛起的。我們曾經遠渡重洋，粉碎了德國和日本的戰爭機器，恢復了歐洲的秩序，實現了對日本的統治，因此，我們是橫跨兩個半球的保羅·班揚[9]。
「我建議，」約翰遜繼續強調說，「我們應該立即行動，大力幫助這些國家捍衛自己的主權……我還要再次強調，在這次任務之後，其他的措施、行動和努力要立刻跟進，這一點非常重要。」當然，這裡他指的應該是軍事行動。他採取了平時並不經常主張的現實主義的態度，建議說，在做出決定的時候「必須充分意識到美國在人力、物力方面所做的持續的大量投入，以及美國的威望」，而且，「在某些時候，我們可能還要做出進一步的決定，即一旦我們的其他努力前功盡棄，我們是要向該地區派遣大批美國軍隊，還是為減少損失而大舉撤退」。
他警告說，「毫無疑問，事態最近的發展已經在寮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讓人們對美國在整個東南亞的意圖產生了懷疑和憂慮。」東方人講話習慣於拐彎抹角，得透過一大堆模稜兩可的話揣測其意圖，有時往往還不得要領，約翰遜顯然不諳此道，對聽到的話不假思索，信以為真，所以敦促說，他的使命「必須要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這是「極其重要的」。他還建議「通過富於想像力地運用美國科學和技術能力」，來戰勝「真正的敵人」——飢餓、無知、貧窮和疾病，並總結說，「在東南亞抗擊共產主義的戰鬥必須要有實力和決心才能取得成功，否則，美國必將不可避免地放棄太平洋，從而把防線撤回到舊金山。」這裡，他不僅將6000英里的海洋，還將沖繩、關島、中途島和夏威夷一併棄之九霄雲外。
這裡混合了各種美國特色的想法。這種要麼擊敗共產主義，要麼放棄太平洋的簡單化思路，可能沒有對總統產生影響，因為他根本就不贊成副總統的做法，而後者也不支持他。但有人對美國的堅定態度表示懷疑，這令約翰遜頗有些不快，但由此也引發了美國的信用危機。隨著這一問題的發酵，到最後我們的所有行動似乎都是圍繞這一問題了。
信用問題始於那年夏天的柏林危機，當時甘迺迪剛與赫魯曉夫在維也納舉行了一場會談，雙方劍拔弩張，火藥味十足，隨後甘迺迪對詹姆斯·賴斯頓說，「現在有個問題，得讓人相信美國的實力，越南似乎是個不錯的選擇。」但越南從來就不是理想的選擇，因為美國政府本身從來就沒有完全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與柏林的對比再清楚不過了。那年7月，甘迺迪這樣說道：「我們不能也將不會允許共產黨人逐漸或以武力把我們趕出柏林。」根據他的幕僚的說法，他自己已經下定決心，為此不惜冒戰爭甚至核戰爭的風險。儘管所有人都信誓旦旦，但在美國政策中，越南從未有過與之相當的地位；而與此同時，美國歷屆政府中也沒有一個願意放棄越南。正是這種政策的矛盾和彷徨，令美國各種努力左右搖擺，舉棋不定，而始作俑者正是甘迺迪本人。
用助理國防部長保羅·尼采的話來說，從柏林危機中我們看到的另外一個事實就是，「最重要的一點在於，保衛柏林對於西方的價值遠遠超過奪取柏林對於蘇聯的價值。」他的評論或許讓我們認識到，對於為保家衛國長期奮戰的北越而言，贏得對國家的掌控對於他們的要義，遠遠高於挫敗他們的種種努力對於美國的價值。他們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戰鬥，並決心最終成為這片土地的主宰。不論是好是壞，河內當局對目標堅定不移，也正是因為它不屈不撓，它終將可能占據上風。不論尼采還是任何其他人，都沒有覺察到這種對比。
1961年8月，記者西奧多·懷特在給白宮的信中寫道，南越的「情況每況愈下，一周比一周糟」，這讓他想到了重慶。「游擊隊現在幾乎控制了所有的南部三角洲，即使在白天，如果沒有軍隊護送，就沒有美國人願意開車把我送出西貢。」這與軍事援助顧問團現任團長的萊昂內爾·麥加爾將軍的「悲觀評估」如出一轍，而據將軍估計，吳庭艷只控制著南越40%的土地，其85%的軍隊不得不整日疲於應付叛亂分子。
懷特在信中進一步說，「政治格局將會發生嚴重動盪」，而令他自己都迷惑不解的是，與此同時，20英里之外，「20至25歲左右的年輕人卻還在西貢夜總會裡笙歌艷舞，盡情娛樂」。「共產黨那邊倒似乎有人甘願為他們的事業而犧牲。」這種差異也開始令其他觀察員感到不安。最後，懷特問道，如果我們決定進行干預，「我們有適當的人員嗎？我們有適當的器械嗎？我們對至關重要的問題進行了適當的澄清和說明嗎？」
甘迺迪舉棋不定，但還是派出第一個使團對越南情況進行評估，這也是眾多高級官方使團中最為出名的一個。後來，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在兩年當中去了不下5次，而稍低級別的使團則像蜜蜂進出蜂房一樣來往穿梭於西貢。美國大使館、軍事援助顧問團、情報和援助機構都早已在越南駐紮並定期向國內匯報情況，但華盛頓方面仍然要求提供源源不斷的新的評估，這足以證明白宮在越南問題上猶豫不決。
1961年10月，應吳庭艷的請求，由馬克斯韋爾·泰勒將軍和沃爾特·羅斯托所率領的使團奔赴越南。吳庭艷請求籤署雙邊防禦條約，並且可能的話，引入美國作戰部隊，而他此前一直是反對這麼做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的進攻一浪高過一浪，很有可能穿越寮國邊界，這讓他寢食難安。儘管甘迺迪徘徊不定，但為了美國在越南的聲譽，他於此時贊成美國加強工作力度，並希望得到肯定而不僅僅是情報，他在使團的選擇上不就是這樣嗎？選擇泰勒的目的顯然是為了在軍事方面做出評估。泰勒英俊倜儻，彬彬有禮，加上一雙敏銳的藍眼睛，被公認為「軍人政治家」。他能講幾種語言，時常引述波里比阿和修昔底德的著作，並且還寫了一本書，題為「飄忽不定的喇叭聲」。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指揮第101空降師，擔任過西點軍校的負責人，在朝鮮戰爭中曾接替李奇微，在杜勒斯主政白宮的後期擔任過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由於不贊成大規模報復思想，他在1959年退休，擔任紐約林肯表演藝術中心主任。這樣一位博學涵養之士自然受到甘迺迪的關注。然而作為一位智慧超群的將軍，而非王公權貴，他的想法和建議卻往往有些因循守舊。
與他同行的沃爾特·羅斯托（因沃爾特·惠特曼而取此名）堅定地相信美國有能力引導並開發貧窮落後的國家。在「鷹派」這個詞出現之前他就已經是一個遏制共產主義的鷹派，並早就提議向越南派遣2.5萬名美國士兵。在歐洲戰爭期間，他的任務是選定目標，從那時起，他就非常信奉空中力量。但是，戰後對戰略轟炸的效果所做的調查發現，空中力量的有效性尚無法確定。羅斯托是個實證主義者，一位潘格羅斯博士式的人物，正如一位同僚所描述的那樣，即便得知曼哈頓受到了核攻擊，他也會向總統匯報說，市區重建的第一階段已經完成，而且沒有花財政部一分錢。由於學生時代曾參加過左翼活動，他進出白宮的安全許可總是被無端延誤，甘迺迪為此抱怨說：「為什麼他們總是找沃爾特的碴，說他是個軟蛋？天呀，他可是我手下最偉大的『冷戰』鬥士。」為了推進他的越南計劃，他會找出種種理由，這已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10月18日至25日，由國務院、國防部、參謀長聯席會議和中央情報局官員組成的代表團對南越進行了一周的訪問，然後飛往菲律賓，並在那裡撰寫報告。這份文件，連同泰勒發給總統的「絕密」電報，以及代表團其他成員的附件和補充，徹底否決了之前各種渠道所做出的一致結論。報告可謂面面俱到，結合了正反面的觀點，既有悲觀，也有樂觀。總體來說，在列出了許多限定條件後，報告認為，要將「拯救南越」計劃付諸實施，只有派遣美國軍隊深入腹地，從而雙方才會相信我們是嚴肅認真的。報告建議立即部署8000名美軍士兵，「以阻止南越政權的頹勢」，同時，「組織大規模聯合軍事行動以應對越共的侵略」。這份報告相當準確地預見到了後果：美國已經捲入其中，並將越陷越深；如果我們的最終目標是消除南越的叛亂活動，「那我們承擔的義務可能將永無止境（除非我們進攻在河內的叛亂源頭）」。這裡，無論是兩種情況中的哪一種，報告已經指出了未來的軍事問題。
該報告還包含了其他一些同樣過於簡單的結論，需要認真加以甄別。儘管泰勒並沒有查看過敵人的地形地勢或他們的工業基地，但他卻在報告中說，越南北部「極易受到常規轟炸」。還很少有人像他這樣僅憑想像就在軍事方面做出判斷。
報告將河內政府界定為越過「國際邊界」的侵略者，並選用了自己發明的言辭來描述越南問題。《日內瓦宣言》早就明確指出，南北越分界線只是「臨時性的」，不應被理解為「政治或領土的邊界」。艾森豪爾也曾明確承認這一點，別無他解。然而，像「至關重要的」國家利益一樣，「國際邊界」也是決策者的發明之一，他們用這些詞來證明干預的合理性，甚或就是讓他們自己相信他們並非無中生有。羅斯托在布拉格堡的講話中早就使用過這一措辭。而在泰勒之後的3個月，臘斯克又在一次公共演講中繼續使用該話語，並且這次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地使用了跨越「國際邊界」的「外來侵略」這樣的表述。通過再三使用，分界線搖身一變，成為國際邊界，並最終演變成為規範用語了。
報告認為南越的軍事表現「令人失望」，並例行公事般地承認「只有越南人可以打敗越共」。本著這樣一種態度，泰勒認為，美國人「作為朋友和夥伴，可以教他們如何完成目標」。美國人就是憑著這種異想天開和痴心妄想，大刀闊斧地投入了越南事務。
被選中的顧問們就這樣擬定了軍事干預應該要遵循的模式。沒有人像當年李奇微那樣立場鮮明地表示反對。使團中來自國務院的成員在附件中對情況的描述是，隨著越共取得越來越多的勝利，形勢在不斷「惡化」。他們還指出，共產黨是從社會的最底層，即村莊開始發動工作，這才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所在；除非「美國畢其功於一役，消除越共的威脅」，否則即便外國軍隊能夠提供幫助，他們也無法贏得這場戰鬥。然而，該份報告的執筆人，跨部門越南特遣部隊主席斯特林·科特雷爾，完全支持泰勒和羅斯托提出的急行軍方案。下級官員通常寧可附和上司的意見，也不願承認這種輕而易舉就能夠推斷出來的結論。
儘管國防部長臘斯克信誓旦旦地表示要阻止共產主義，但他也認為，為了他所稱的「一場失敗的戰爭」而令美國深入泥淖實在不可取，而且會因此影響美國的聲譽。越南方面的危機讓他如坐針氈，因為在另外一個場合，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做證時，他面對鏡頭侃侃而談，表述了自己的想法。在他看來，美國總是與孱弱的舊政權結成盟友，因此，美國需要下定決心，「當你內心深知那箇舊政權已經風雨飄搖、日暮西山時」，在什麼情況下，「你能夠或者還應該繼續為它付出」。對於美國的外交政策，還從未有人問過這麼意義重大的問題，而最終也沒有人回答這個問題，這也在意料之中。
包括麥克納馬拉在內，各部門對泰勒的報告褒貶不一。多年的訓練和思維習慣讓麥克納馬拉堅定地認為，只要有必要的物資和裝備，再輔以對相關因素正確無誤的統計分析，就沒有完成不了的任務。他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在回應中指出了最根本的一點，軍事干預需要釐清明確的目標，在越南問題上，這一目標就是要防止南越落入共產主義手中。考慮到蘇聯和中國可能做出的反應，他們估計需要派遣至多6個師或20.5萬人的部隊。同時還要警告河內，如果他們繼續在南越支持越共的叛亂活動，美國「將對北越發動報復性打擊，以示懲罰」。
甘迺迪對採取軍事行動非常謹慎，並可能曾口頭要求對建議進行修改。麥克納馬拉心領神會，重新考慮了一下，隨後與臘斯克聯合提交了第二份備忘錄。在該備忘錄中，他們建議暫時推遲作戰部隊的部署，但應做好準備，以便伺機而行。兩位部長的想法不盡相同，但是在備忘錄中，他們都認為，不論選擇兩種方案中的哪一種，如果南越方面不全力以赴，「面對冷漠無情、虎視眈眈的人民大眾，單憑美國軍隊的力量難以完成自己的使命」。另一方面，南越如果淪陷，將會「損害美國在其他地方的威望和聲譽」，並「引發國內的爭議」。這種避重就輕、模稜兩可式的宏觀大論，正好符合甘迺迪猶豫不決的態度。一方面，他對「白人戰爭」的效果心存疑慮；另一方面，泰勒曾告誡過他，增援部隊將會不可避免地面臨壓力，因此，他並不希望萬里之遙希望渺茫的一團亂麻成為他所領導的美國政府的羈絆。然而要想隔岸觀火、袖手旁觀，往往只會雪上加霜，因為這樣的話，國外會對美國的庇護能力喪失信心，而國內也會指責政府在對抗共產主義問題上軟弱無能。
甘迺迪天性謹慎，做事往往瞻前顧後。起初，他聽取建議，同意推遲部署作戰部隊，從而避免明確地表達反對意見，因為那樣很可能會引起右派的暴怒。他通知吳庭艷，美國將派遣更多顧問和工程部隊，希望他們能夠「激發」越南人民的鬥志，從而更加勇往直前地戰鬥，因為「任何額外的援助都無法替代越南人自己的努力」。派遣作戰部隊的方案就這樣被暫時擱置起來。對於經常提及的政治和行政改革，總統要求「具體展示」一下所取得的進展，並提醒說，「白人軍隊更適合做顧問的工作，而不是找出混跡于越南人中間的越共分子」，這一點毋庸置疑，但卻十分虛偽，因為這正是前去平定叛亂的特種部隊所肩負的使命。甘迺迪向吳庭艷保證說，「我們願意幫助越南共和國保護本國人民，維持其獨立自主的狀況。」他用這種模糊但又模糊得不夠徹底的語言將自己禁錮起來。實際上，他堅持既定目標，卻未採取任何行動。
按照美國大使的說法，吳庭艷氣急敗壞，「似乎想要知道，美國是否準備撤回對越南的援助，就像我們在寮國所做的那樣」。美國必須要維護自己的聲望，阻止局勢的惡化。在沒有任何明確的決定或任務計劃的情況下，部隊就出發了。美軍顧問團需要作戰支援部隊，空中偵察需要戰鬥機護航和直升機編隊，應對叛亂需要600名綠色貝雷帽士兵訓練越南人如何與越共作戰。裝備也要同時跟進——突擊登陸艇和海軍巡邏艇、裝甲運兵車、短距離起飛飛機和運輸機、卡車、雷達裝置、匡塞特小屋和機場等。所有這些都用來為南越（越南南方軍）的作戰提供支持，但需要配備美方人員進行操作，他們無可奈何地捲入了這場你死我活的戰爭。當美國特種部隊指揮南越軍隊抗擊游擊隊並遭遇炮火時，他們也英勇還擊。而武裝直升機在受到敵人攻擊時也毫不示弱地予以反擊。
一個訓練指揮部已經難以支援日益頻繁的軍事活動。1962年2月，由三星上將保羅·D·哈金斯任總指揮的越南軍事援助司令部取代了軍事援助顧問團。在朝鮮戰爭中，保羅曾擔任馬克斯韋爾·泰勒的參謀總長。如果要確認美國參與越南戰爭的開始時間，那麼就應該是後來眾所周知的軍事援助司令部的組建之日。
1962年年中，美軍在越南的人數有8000人；到年底，超過1.1萬人；10個月以後，達到了1.7萬人。從營到師和參謀總部的各個級別，美國士兵與南越政府軍部隊並肩作戰。他們策劃軍事行動，與越南軍隊一起深入戰場，每次6—8周的時間。他們用飛機運送部隊和補給，在叢林中修建跑道，駕駛直升機執行救援任務，指揮醫療隊伍疏散傷病人員，訓練越南飛行員，協調炮火和空中支援，在西貢北部指揮打擊敵人的飛機。他們也遭受重創：1961年死傷14人，1962年死傷109人，1963年死傷489人。
這是一場總統發起的戰爭，並沒有經過國會的授權。由於總統斷然否認或顧左右而言他，所以儘管有人注意到了蛛絲馬跡，但公眾對這場戰爭還是知之甚少。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指控甘迺迪政府在美國干預越南的問題上沒有「對美國人民開誠布公」。而當有人問道，現在是否還不到「撕下顧問的虛偽面具」的時機時，甘迺迪顯然被激怒了，並在1962年2月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回答說，「按照我們通常理解的詞義來說，我們尚未派遣作戰部隊。我們只是擴充了顧問團，加強了後勤保障……」就其「儘可能坦率」的態度而言，這一表述與屢試不爽的託詞「我們在該地區的安全需要」一脈相承。這當然沒有令公眾滿意。「美國現在在南越已經不宣而戰，」詹姆斯·賴斯頓在同一天寫道，「除了美國人民以外，蘇聯人、中國共產黨人和其他所有相關人員早就對這一點十分清楚了。」
美國的援助在加強越南戰鬥力、鼓舞越南士氣方面曾經一度卓有成效，令他們在一系列戰鬥中勢如破竹。由吳庭艷的弟弟吳廷瑈發起的「戰略村」計劃，在當年廣為稱頌，並受到美國方面的高度重視，儘管這一計劃沒有為吳庭艷政府贏得廣大農村村民的擁護，但在許多地區成功地將越共擊退了。「戰略村落」計劃的目的在於切斷游擊隊與人民群眾的聯繫，使他們缺衣少食，無法招募新兵，為此，它要將大約300戶人家強行搬遷到四周壁壘森嚴的「農莊」。這些村民大多衣衫襤褸，兩手空空，而他們的房屋也被焚燒殆盡，夷為平地，防止被越共人員用來遮風擋雨。儘管故土難離，鄉音情重，但該計劃不僅對此沒有理會，還強行徵用勞動力修建「農莊」。雖然經過精心策劃並被寄予厚望，但該「戰略村落」計劃在為他們帶來安全感的同時也疏遠了與人民群眾的情感。
隨著美國派出更多使團，加強對南越政府軍的指導，越共中叛逃人數越來越多，很多根據地因此被丟棄，南越軍隊由此恢復了信心。1962年西貢政權大獲全勝，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也就是這一年，它將走上窮途末路。美國人的樂觀情緒不斷膨脹，軍隊和使館發言人所發布的聲明也信心滿懷，人們認為戰爭已經「轉危為安」。越共與南越政府軍的傷亡比率估計是5∶3。哈金斯將軍始終看好戰爭前景。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在7月的一次考察中的講話頗有代表性，他說，「每一項定量測量都表明，我們正在贏得這場戰爭。」回國途中，他參加了設在檀香山的太平洋司令部的一次軍事會議，會上他提出計劃，到1965年逐漸撤出美國在越南的軍事行動。
而在戰場上，上校軍官、非指揮人員及新聞記者對戰爭形勢疑慮重重，J·K·加爾布雷思也是其中之一。此人在1961年11月，也就是泰勒報告出爐之際，被派往印度出任大使。途中，甘迺迪讓他在西貢做短暫停留，對當地局勢再做一次評估。加爾布雷思感覺甘迺迪想要一個負面的報告，於是便毫不留情，直陳時弊。當地的情況確實「一團亂麻」。吳庭艷的部隊是「毫無鬥志的散兵游勇，許多人佯稱有病消極怠戰」。地方部隊指揮官既是軍事首領，又是當地政府首腦和政治領袖；有關叛亂活動的情報根本就「子虛烏有」。吳庭艷處心積慮，防止可能推翻他的政變發生，但對越共給國家造成的危害卻置若罔聞，使得政治上的情形像「一潭死水」。他領導的政府軟弱無能，無人擁戴，嚴重影響了美國援助的效果。當吳庭艷的車隊通過西貢時，其舉動讓人聯想到日本天皇，「沿街所有晾曬的衣服都要收起來，所有窗戶都必須關上，居民必須待在家裡，所有的街道都被清場，車隊四周有一大群摩托車手保護他快速通過」。吳庭艷「既不會有效推行行政改革，也不會推行政治改革」，因此美國用承諾援助來換取改革的努力只能是痴人說夢。「改革對他而言實在是勉為其難，如果對他寄予厚望只能說明政治上的幼稚可笑。在吳庭艷看來，他絕不能放權，因為那樣一來，他就會被掃地出門。」
加爾布雷思認為，對任何施壓派遣美國軍隊的行為都要堅決抵制，因為「這種致命的弱點不是我們的士兵應該處理的問題」。他並不贊成吳庭艷不可替代這種說法，但除此之外，對於「我們目前所處的困境」，他也沒有良好的解決方案。他認為儘管沒有人能保證安全平穩的過渡，但當務之急是更換吳庭艷，推倒重來，「我們現在已經是厄運難逃」。
同樣是在1962年3月，他寫信敦促美國政府，對於與河內可能達成的任何政治解決方案，美國都應該持開放態度。一旦出現這樣的機會，就要「立刻抓住」。他認為尼赫魯將會助一臂之力，或者由哈里曼與俄羅斯接觸，來搞清楚，如果美國撤軍並就越南最終的統一談判達成協議，河內是否願意取消越共組織。同年4月回國以後，他向甘迺迪建議，通過國際協商，按照寮國模式在越南建立不結盟政府。他預言說，如果繼續支持軟弱無用的政府，「我們將會取代法國成為該地區的殖民力量，並會像法國人一樣付出血的代價」。與此同時，應杜絕所有讓美軍參戰的行動，並且最好停止諸如噴灑落葉劑和「戰略村落」等不受歡迎的做法。
加爾布雷思的書面建議被參謀長聯席會議扣壓了，因為在他們看來，「美國在東南亞旗幟鮮明地反對共產主義，這一立場已是眾所周知」，如此建議就等於讓美國放棄承諾，自打耳光。他們引用了明顯的證據，即總統在聽信讒言後向吳庭艷保證要維護越南共和國的獨立。他們認為不僅不應改變美國的政策，而且還要「大刀闊斧，積極推進，直至圓滿成功」。這在當時是普遍的共識，甘迺迪也並未提出異議。加爾布雷思的建議就這樣銷聲匿跡了。
圓滿的結局早就漸行漸遠。不滿情緒就像沼澤中的薄霧瀰漫在吳庭艷周圍。西貢政府以全日制兵役制度替代了半年服役半年回家耕作的傳統，從而進一步疏遠了農民。1962年2月，兩名持不同政見的空軍軍官對總統府進行了轟炸和掃射，企圖刺殺吳庭艷，以失敗告終。美國記者深入探究其中的漏洞，發現官方簡報中充斥的樂觀情緒與現實有很大差距，且謊話連篇。他們逐漸失去了信心，撰寫的報告也越來越具有諷刺意味。其中一位記者很久以後寫道，「許多被新聞記者認為是謊言的東西，恰恰被特派團信以為真並匯報給華盛頓」。因為吳庭艷的指揮官告訴他們的就是這樣的內容。由於美國的情報機構遍布越南，他們會對吳庭艷的指揮官所說的話完全信以為真難以令人信服；但問題在於，美國已經選擇了吳庭艷，就像當初選擇了蔣介石一樣，官員們也都同樣不願承認他難當此任。
結果就演變成了一場新聞戰爭：記者們越是出離憤怒，越容易寫出更多「不合政府口味的文章」。白宮於是派出國務院負責公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羅伯特·曼寧到西貢，對局勢進行現場調研。回國後，曼寧準備了一份坦誠的沒有偏見的備忘錄，其中匯報說，新聞戰爭的根源之一在於，政府的政策一直是「儘量減少美國對越南的干預程度，甚至對現實中的真實情況輕描淡寫」，他因此敦促改變這一政策。雖然公眾很少關注美國在越南的軍事行動，但還是有少數人意識到美國在萬里之遙的行動出了點兒問題。各地開始出現反對的聲音，但規模很小，很分散，沒有形成氣候。對公眾而言，他們總體上隱約知道，美國正在亞洲的某個地方與共產黨作戰，他們基本對此持贊成態度。越南是個遙遠的看不見摸不著的地方，只不過是報紙上的一個名字而已。
有一位學識淵博、地位顯赫的獨立批評人士，就是參議員邁克·曼斯菲爾德，現任多數黨領袖，並且是對亞洲形勢最為關注的參議員。他認為，由於過去傳教士的所作所為，美國一味熱衷於改善亞洲的狀況，而為維護理想發起的反共產主義聖戰又為國家注入了新的活力，這種行為最終將導致兩敗俱傷。1961年12月，他應總統的請求到越南考察參觀，這也是自1955年以來他首次到訪。結束行程回國以後，他向參議院報告說，「美國用7年時間花費20億美元對越南進行援助……如今，南越局勢似乎還不如當初穩定。」他給了樂觀主義者一記耳光，也對「戰略村」的做法予以了否定，他認為，「迄今為止，南越中央政府的做法令人憂心忡忡。」
在與甘迺迪私下談話時，他更加直言不諱。他說，美國軍隊的介入將會引發一場與我們無關的內戰。如果接過這個燙手的山芋，「不僅有損於美國在亞洲的威信，而且對南越的獨立自主也於事無補」。就在曼斯菲爾德滔滔不絕之際，甘迺迪變得越加不安，臉頰漲紅，他突然暴跳如雷地吼道：「你覺得我會對你的話信以為真嗎？」像所有的統治者一樣，他希望人們能肯定他的政策。但曼斯菲爾德完全與他唱反調，令他異常惱怒。不過他事後向助手坦承，「我對自己也非常惱火，因為我發現我完全贊同他的意見。」
什麼都沒有改變。總統派出了其他調查人員，有國務院情報部門負責人羅傑·希爾斯曼，以及邦迪手下的邁克爾·福里斯特爾，與泰勒·羅斯托的觀點相比，他們的觀點更接近曼斯菲爾德。他們在報告中說，戰爭將會比預期持續更長時間，花費更多金錢，付出更多生命，「這場戰爭的負面影響將會是巨大的」。但是，作為政府官員，他們不像曼斯菲爾德那樣有獨立的選民基礎，因此沒有對現行政策提出異議。
希爾斯曼深入而又詳細的報告中有許多具體的負面報道，但政府並沒有根據調查團帶回的信息採取相應的調整，因為那將痛苦不堪。對於一個統治者來說，一旦形成了某個政策體系，維護該體系相對更容易一些。而對於其下屬而言，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最好不要興風作浪，不要硬是去找令上司難以接受的證據。心理學家將這種過濾掉不和諧信息的過程稱之為「認知失調」，這是一個「不要用事實來混淆視聽」的學術幌子。認知失調就是試圖「將在組織內造成衝突或引起心理痛苦的問題予以壓制、掩飾、淡化或混淆」。這使得人們「不去選擇」替代方案，「因為即便是對替代方案稍加考慮也會造成衝突」。在政府內部，之所以存在下級與上級關係，目的就是制定人人都滿意的政策。這有助於統治者實現如意算盤，往往被定義為「在評估可能性時發生的無意識的變化」。
甘迺迪也不是榆木疙瘩；他對這些負面因素心知肚明，也感到有些心煩意亂，但他沒有做出調整，他那些首席顧問中也沒有一個人建議他這樣做。政府部門中沒有人主張從越南撤軍，部分原因在於害怕那樣會助長共產主義的氣焰，有損美國的威信；另一部分原因則是害怕引起國內反對派的報復。此外，還有一個原因，也是在美國愚蠢政策歷史上最經久不衰的原因，那就是個人利益，這裡就是指總統第二任期。甘迺迪聰明過人，早就看出失敗的跡象，能夠感受到美國在越南接二連三的災難。他為深陷其中而懊惱，為不能自拔而煩擾，焦躁不安地期望第二任期不會因此受到影響。他也希望能夠贏得勝利，哪怕是找到一種合理的相當於勝利的方案，以便減少損失，抽身而退。
1963年3月，在白宮的一次國會早餐會上，曼斯菲爾德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觀點，至此形成了美國對越南問題的思路。或許因為總統知道這位頗具影響力的議員想聽什麼話，於是將他拉到一邊，對他說，他打算同意完全撤軍。「但到1965年我連任之前，還不能這麼做。」如果連任之前撤軍的話，會招致保守派的激烈討伐。甘迺迪又對他的助手肯尼思·奧唐奈重複說，「如果我現在就設法完全撤出，很可能會出現另一次喬·麥卡錫恐怖事件」；他斬釘截鐵地補充說，只能在連任以後，「所以我們最好確保我能連任」！他向其他朋友表示了他的隱憂，但堅持認為，他不能夠將越南拱手讓給共產黨，然後讓美國選民投他的票。
如果不是一時逞強的話，他的態度還是很現實的。離再次競選尚有一年半多的時間，在此期間將美國資源繼續耗費在他已不再抱有太大希望的事業上，即便備受煎熬也要確保連任，這實在是出於一己之利而非從國家利益考慮。只有極其罕見的統治者才不會這麼做。
在這期間，美國政府靈活巧妙地處理了古巴導彈危機，挫敗了赫魯曉夫的陰謀，極大提振了美國政府的信心，維護了美國的聲譽。從蘇聯在古巴危機中退縮可以看到與柏林事件中同樣的道理，在古巴部署導彈只是一個膽大包天的賭博行為，並非關係到蘇聯的切身利益；而阻止蘇聯在離美國咫尺之遙的地方部署導彈對美國而言「性命攸關」。基於切身利益定律，可以預見的是，美國最終將在越南問題上做出讓步，而北越將會取得勝利。
美國給了古巴共產主義一記重拳，大大提升了自身的威望，此時從越南抽身而退完全可以壓倒國內反對派的叫囂。但這時官方樂觀主義甚囂塵上，沒有任何撤出的舉動。甘迺迪確實也大約在這個時候，指示邁克爾·福里斯特爾準備一個大選後從越南撤軍的計劃，因為要獲得國會及亞洲和歐洲盟國的認可還得需要一年的時間。該計劃最終沒有下文。但當有人私下問他，如何能夠做到從越南全身而退卻又不損害美國的威望時，他回答說：「這很簡單，在那裡成立個政府，以它的名義讓我們離開就是。」而他在公開場合的說法卻是，美國撤出「不僅意味著南越，而且整個東南亞都將土崩瓦解。因此，我們打算留下來」。他一會兒這麼想，一會兒那麼想，總是徘徊不定。
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一個始終要考慮的因素就是中國的反應。當時，中蘇關係的破裂已經非常明顯，而隨著國際局勢的緩和，蘇聯對美國威脅的減弱，處在幾種複雜關係背後的中國，似乎比以往更加陰森可怕。朝鮮戰爭的慘痛教訓還歷歷在目，炮擊金門、馬祖，與印度的邊境戰爭，所有這些拼湊在一起，勾勒出一副窮兵黷武、好戰搗亂的中國形象。在一次電視採訪中，當記者問甘迺迪是否有理由懷疑多米諾骨牌理論時，他說，「不，我相信，我相信……中國在邊境虎視眈眈，如果南越戰敗，不僅會讓中國獲得有利地形利用游擊戰進攻馬來西亞，而且也會讓人覺得，中國和共產主義浪潮將在未來席捲整個東南亞。」
事實上，如果美國人當時能夠接納一個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的北越，那麼它是否由共產黨領導也就不再那麼重要了。因為，一個充滿活力、獨立自主並具有強烈反華意識的越南，將會構成對抗令人恐懼的中國擴張的堅實屏障；而假如越南四分五裂、戰事紛擾，就無疑讓中國有機可乘，能夠越過邊境大肆干涉。那些最優秀最聰明的人沒有想到這一點。無論如何，當時的中國因為「大躍進」而陷入經濟泥淖中不能自拔，還沒有實力到國外去冒險。在任何敵對關係中，「知彼」都是最重要的信條。但是，在處理紅色威脅時，美國卻斷絕與中國的關係，極盡盲人摸象之能事，這成了美國特有的習慣。
為了完成麥克納馬拉在檀香山下達的命令，軍事研究院正忙於從浩如煙海的備忘錄和紙質文件中收集信息，以制訂詳盡的計劃。根據該計劃，美國要在1963年底撤出1000人，還要資助並組建南越政府軍，使他們經過訓練和擴充，能夠達到接管戰爭的水平。當軍事援助越南指揮部、太平洋指揮總部和國防部忙於統計數字、編寫縮略語及文件交換之際，南越形勢惡化，引發了危機，最終導致了吳庭艷政權垮台，生命終結，令美國在道義上也備受譴責。
吳庭艷的統治從未被各部落、各宗教派別及各階層民眾完全接納，在1963年夏天爆發的佛教徒起義中，他所領導的政權終於徹底瓦解了。法國殖民當局和吳庭艷政權均對天主教徒給予了優惠待遇，倍受歧視的佛教徒長期以來心存憤恨，最終爆發起義，當地民眾積極響應。5月，西貢政府禁止慶祝佛祖誕辰，引發了騷亂，政府軍向示威者開槍，造成數人死亡。隨後，一名和尚在西貢廣場自焚，極端行為引起新一輪的暴亂，政府發布戒嚴令。抗議行動開始向四處蔓延，各類反政府人士紛紛加入：反天主教人士，反西方分子，中下階層持不同政見者。據說在吳庭艷的弟弟吳廷瑈領導下，鎮壓力度加強了，暴力行為因此升級。政府突擊搜查了主要佛教寺院，並逮捕了數百名僧侶。政府外長和駐美大使辭職以示抗議；吳庭艷政府開始崩塌。
美國情報部門似乎沒有訓練過如何解讀民眾感情，因此並沒有預見到此次暴亂。暴亂發生兩周前，國務卿臘斯克被軍事援助越南指揮部濃厚的樂觀情緒所蒙蔽，在談話中還說南越正在「平穩地向基於民眾支持的憲政制度過渡」，而有關士氣上升的證據表明南越人民正「昂首闊步邁向成功」。
吳庭艷在軍隊中也不乏宿敵。一位將軍正暗中醞釀政變。政府因疲於應對顛覆陰謀而減少了軍事行動。吳廷瑈和陰險毒辣的瑈夫人開始出現在情報中，情報說他們暗中通敵，懷疑是想通過法國中介達到讓越南「中立」的目標，以攫取個人財富。美國所有的投入似乎都危如累卵。這就是那位備受美國青睞的幫越南建國立業的首選人物？這就是那位要阻止與南越勢不兩立且野心勃勃的北越進攻的美國可靠候選人？
華盛頓內部對美國該採取何種措施的討論異常激烈，而由於政府根本不知道該走哪條路線，形勢變得更為撲朔迷離。有能替代吳庭艷人選嗎？如果有的話，他能平定叛亂嗎？各種觀點都集中在吳庭艷去留的利弊以及如何去除吳廷瑈的問題上，卻沒有人反思美國在這場困境中的所作所為。之所以要根除吳廷瑈之流，倒不是因為他們壓迫佛教徒，而是因為他們想要採取中立立場。美國希望通過審慎地中斷援助的方式迫使吳庭艷就範，但吳庭艷深知美國反對共產主義的決心，因此這樣的威脅對他而言猶如隔靴搔癢。國務院上下局促不安，焦慮萬分，因為吳庭艷有可能從中看到某種信號，認為美國即將對他和吳廷瑈採取行動，從而「做出難以置信的極端舉動，比如請求北越予以協助將美國人驅逐出境」。這種種奇思怪想表明，華盛頓方面對於自己在越南的角色定位也有些心虛氣短。
決策者們逐漸得出結論，他們並沒有認為南越是阻擋共產主義擴張的障礙，對南越的援助得不償失；而是認為，必須在美國協助下將吳庭艷趕下台。換言之，華盛頓應對推翻吳庭艷的軍事政變提供支持。這實際是一種收歸權利的行為（或者說，如果不是權利的話，是應對當務之急的務實行為），目的在於保護對一個客戶公司的投資，防止因為管理不善而蒙受損失。
中情局王牌特工盧·科奈恩上校首先與密謀政變的將軍們建立了秘密聯繫。新任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完全相信美國應該結束與「這個四處燒殺掠奪、無惡不作的專制政權」的夥伴關係，責無旁貸地擔負起行動的指揮任務。對於他的建議，華盛頓方面指示說，如果吳庭艷不能除掉吳廷瑈及其同夥，「那就再明顯不過了——我們不能繼續支持吳庭艷了」，並授權他告訴「那些具體負責的越南軍事指揮官，在中央政府機關癱瘓的過渡時期，我們將直接向他們提供支持」。白宮用政府發布指令所慣有的「是與否」的風格告訴洛奇，「不要主動採取暗地裡鼓勵政變的積極措施」，但是，另一方面，應「暗中抓緊行動」，從而「與可能擔當領導角色的人進行接觸」，當然，這些行動一定要「安全可靠，而且能夠徹底撇清關係」。
作為上屆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洛奇被任命為駐越大使不僅是因為他的政治才能和流利的法語，而且是讓共和黨也捲入越南困局的一種手段。洛奇並不是一個易受擺布的人，他將甘迺迪政府的言行仔細記錄在案，以防他們將來死不認賬。「我們出發了，」他在電報中說，「開弓沒有回頭箭，我們的目標就是推翻吳庭艷政府。」他告訴國務院，科奈恩上校已經與政變領導人「閔大個子」將軍取得了必要的聯繫，將軍列出了三個可能的行動計劃，其中第一個就是「暗殺」吳廷瑈，讓吳庭艷繼續執政，「這個計劃最容易完成」。
在華盛頓舉行的會議上，一個比吳庭艷和吳廷瑈的命運更大的問題不時地浮現出來。羅伯特·甘迺迪提出，當前主要問題是「有沒有任何政府能夠阻止共產黨的兼併行為。如果沒人能夠阻止這一趨勢，那麼現在正是美國從越南完全撤出的大好時機，不應該再繼續等待」。如果換一個政府就能夠阻止共產黨擴張行為的話，我們應該繼續執行更換計劃，但他認為，「目前還沒有人回答」這個最基本的問題。
有些人曾試圖回答。曾與南越政府軍並肩作戰的一些校級軍官通過慘痛的經歷認識到，受過美軍訓練並配備美式裝備的南越軍隊還是缺乏鬥志。在哈金斯將軍極力壓制對戰爭的負面報道的情況下，這些軍官還是竭盡全力，設法繞開他，利用在國防部做述職報告之際講述了南越政府軍的糟糕表現。尤其是1963年1月發生在艾巴克的一場戰鬥，南越方面有2000人，配備有火炮和裝甲運兵車。本來以為他們裝備精良、火力強大，再加上頑強的鬥志，肯定能大獲全勝。然而令人大跌眼鏡的是，他們在遭到200名越共游擊隊的突襲後，一個個蜷縮在降落地面的直升機後面，拒絕站起來射擊，更不聽從反攻命令。而負責指揮國民警衛隊的一位省長則拒絕讓他的部隊加入戰鬥。在這場屠殺中，有3名美國顧問被打死。儘管指揮部命令所有人閉嘴，但艾巴克戰鬥還是暴露出南越政府軍的無能，美國援助計劃的失敗，以及樂觀情緒的不實。上校約翰·范恩是艾巴克戰鬥中的美方高級軍官，1963年夏天，他返回五角大樓並試圖將實情告知總參謀部。但由於馬克斯韋爾·泰勒是哈金斯將軍的靠山，始終維護後者立場，所以范恩的意見不了了之。一名國防部發言人宣布，「我們已經完全越過轉折點，正在邁向勝利。」美軍太平洋指揮總部則預言，越共「必定」會被擊敗。
美國對外援助人員也對越南的狀況表示沮喪。魯弗斯·菲利普斯——一位鄉村援助項目主管——描述道，「戰略村落」計劃已經成為「爛攤子」。他還指出，這場戰爭並不主要是軍事鬥爭，而且是爭取民眾擁戴的政治衝突，而吳庭艷政權正一步步走向失敗。約翰·麥克林是美國新聞處主任，1962年，他請假以《時代周刊》記者的身份來到越南，試圖為越南人民的反共事業提供幫助。但21個月後，他申請辭職，他的任務也在「心灰意冷」中結束。在一次有臘斯克、麥克納馬拉、泰勒、邦迪和副總統約翰遜等人出席的會議上，國務院越南跨部門工作小組組長保羅·卡滕伯格的建議讓與會人員頗感震驚，他說，鑒於吳庭艷肯定不會與他的兄弟分道揚鑣，民眾對他的支持也越來越少，他從而會「逐漸走下坡路」，因此，美國最好現在就決定撤出。在場人員中沒人同意他的觀點，而臘斯克也堅決制止了這個問題，並表示，基於「不贏得勝利，我們不會撤軍」這一信念，應繼續執行美國的既定政策。隨後，卡滕伯格被從工作組調離到另一個職位。離職之際，他預言說，美國將在這場戰爭中投入50萬軍隊，而且戰爭將會持續5—10年。
此時，有人隱晦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夏爾·戴高樂提出了一個中立的解決方案。他在法國內閣會議上所做的一份內部聲明罕見地授權全文出版，這顯然是為了讓海外人士獲悉。戴高樂表示，希望越南人民「全民族共同努力」，實現國家統一和「不受外來影響的獨立自主」。他有些飄忽不定的話語表達了法國對越南的關注，並表示，為了這一目的，法國願意傾力合作。外交官們在研讀了他的報告後認為，他的行動方針就是按照寮國模式的「中立」解決方案，使越南獨立於共產主義中國和美國。「權威人士」表示，北越已顯示出他們願意接受這一方案，而法國官員已將其觸角從河內轉移到其他國家首都。
這本來有可能是美國「抓住時機」通過談判達成解決方案的良好開端，正如加爾布雷思曾經建議過的那樣。如果華盛頓足夠明智想要尋找一個脫身機會的話，戴高樂無疑就提供了這樣一個退出路徑。但是，據報道，美國政府對戴高樂傲慢自大的態度總是「極度厭煩」，這一次也毫不例外。然而，南越政府在吳庭艷領導下分崩離析，軍事無力，沒有任何實質進展，垮台就在眼前；戴高樂願意就所提議的方案進行居中協調，而河內也已對他頻送秋波，美國政府本來可以利用這個大好機會來表明，它已經盡其所能提供了援助，現在已經無能為力；接下來應該由越南人民自己解決。這樣做就意味著南越遲早要由共產黨占領。由於未來無法預見，由於1963年美國人對自己的實力仍信心滿懷，他們仍然不能接受這樣一個結果。
政變計劃還在按預定方案進行。這種行為違反了外交關係的基本準則，但對於甘迺迪及其同僚這些現實主義者來說，這並未影響他們的決心。美國人一再重申「越南戰爭是越南人自己的戰爭」，這全然是胡說八道，因為他們似乎根本就沒有考慮過這一點。「他們的」戰爭成了百用不厭其煩的緊箍咒；杜勒斯說過，艾森豪爾說過，臘斯克說過，馬克斯韋爾·泰勒說過，所有的大使說過，甘迺迪自己也多次說過：「說到底，這是他們的戰爭。只有他們才能去贏得或輸掉這場戰爭。」如果這是他們的戰爭，那麼這也是他們的政府和他們的政治。對於民主的捍衛者來說，與政變策劃者密謀行事，不論有多麼令人信服的理由，也不能使美國的行為方式彪炳史冊。這是朝自欺欺人的愚蠢行為又邁進了一步。
甘迺迪為自己在越南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深感不安，另外他也似乎覺察到即將陷入的困境，於是派出了另外一個實情調查團，也就是如今傳統的政府政策智囊團。調查團由維克托·克魯拉克將軍及國務院的約瑟夫·門登霍爾率領，前者是馬克斯韋爾·泰勒的特別顧問，現任總參謀長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後者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越南通，與當地很多平民都頗為熟識。調查團對越南進行了為期四天快速而密集的訪問。在返回華盛頓後，兩人分別給白宮提交了調查報告，一份基於軍方情報的報告認為前途光明，令人神清氣爽；另一份則尖酸刻薄，令人悲觀沮喪。兩份報告差異如此之大，令甘迺迪困惑不解，禁不住問道：「你們兩位訪問的是同一個國家嗎？」緊接著，他又派出由泰勒將軍本人和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率領的最高級別的代表團，任務是搞清楚南越的政治混亂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軍事行動。在他們於10月2日提交的報告中，儘管對軍事前景積極樂觀，但政治方面的諸多不利消息，令他們的希望蒙上陰影。隨後，經總統批准，麥克納馬拉在一份公眾聲明中宣布，美國在當年年底能夠從越南撤回1000人，並且「美國的主要軍事任務在1965年年底可以完成」。就這樣，報告中充斥的所有矛盾被一抹了之，實情調查所發現的令人惶惑的問題也絲毫沒有用來對政策進行清醒的分析和修正。
11月1日，南越的將軍們成功實施了政變。讓美國人感到震驚和不快的是，吳庭艷和吳廷瑈均在政變中意外遭到暗殺。不到一個月後，甘迺迪總統也遇刺身亡。
5.總統的戰爭
（1964—1968）
據與林登·約翰遜熟識的一個人說，從約翰遜擔任總統那一刻起，他就下定決心，絕不「失去」越南。其實早在1961年任副總統時，他就提出過這樣的建議，因此這樣的態度也在意料之中；另外，受「冷戰」思維的影響，這甚至更多地關係到他對自我形象的要求，這一點很快就昭然若揭了。在甘迺迪去世後不到48小時，回國就吳庭艷死後南越局勢進展進行匯報的洛奇大使就會見了約翰遜，向他講述了令人苦不堪言的形勢。他說，從吳庭艷繼任者身上，看不到從政治方面進行改進的希望，而且很可能會發生更多的衝突；軍事方面，部隊岌岌可危，隨時面臨被消滅的危險。美國要是不更積極地參與到戰爭中去，南越可能就要被共產主義占領了。洛奇坦率地告訴總統說，這是個艱難的決定，但必須要面對。約翰遜的回答直言快語：「我不想成為第一個打敗仗的美國總統。」這句話後來在報道中變成了「我不想失去越南。作為美國總統，我不想看著東南亞步中國後塵」。
由於突然接替總統職位，約翰遜還有些惴惴不安，總覺得應該表現得「強大有力」，指揮若定，尤其是不能籠罩在甘迺迪——無論是活著還是死後——的光環中。他沒有想到必須要表現出足夠的智慧，做事要三思而後行。但他擁有與生俱來的歷史感，以及至少對事物進行某種程度反思的能力，不像甘迺迪那樣充滿矛盾心理。他堅強剛毅，但又盛氣凌人，自以為是，他性格中的三個要素影響了他對越南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永不滿足，從未有安全感的自我；毫無節制，濫用職權；一旦確定行動路線，則勇往直前，無所顧忌。
吳庭艷被暗殺後，南越各方都在考慮某種中立解決方案，而假如沒有美國的話，西貢方面有可能已經與叛亂分子達成協議了。越共秘密電台播出一則消息，建議就停火進行談判。隨後對外廣播情報服務處在華盛頓又播發了一條消息，建議說，如果西貢新總統，即推翻吳庭艷的政變領導人楊文明將軍與美國脫離關係，那麼可以達成和解。這些建議看起來並不那麼令人難以接受，而且或許也只是探測一下西貢的政治亂象。西貢方面也想知道華盛頓下一步的舉動。這位身高6英尺的總統，號稱「大個子」明將軍，曾是一位篤信佛教的農民，儘管樂善好施，深孚眾望，但面對一群競爭對手卻無能為力；而且據傳他還正考慮與越共進行接觸。上台三個月後，他也被政變推翻了。在接下來的數月，繼任者們似乎都受了同樣的魔咒，一個接一個上台，又一個接一個被政變推翻罷黜。對這樣的現象，美國大使館及其特工人員千方百計設法避免。
此間，緬甸籍的聯合國秘書長吳丹[10]正嘗試接受一個中立的聯合政府。雖然雙方勢不兩立，聯合之事幾近幻想，但也算是一種臨時解決方案。該方案並未打動華盛頓。參議員曼斯菲爾德於1月份提出了一個極端的建議，即由西貢政權與越共對南越分而治之，從而為美國撤出開闢道路。儘管約翰遜一直要求其顧問們提供「解決方案」，但這些與共產主義妥協的方式並不在他的考慮之中。
做出決定的過程著實不易。12月，麥克納馬拉帶領實情調查團回國後報告說，除非在「接下來兩到三個月」內能夠扭轉當前局勢，否則「最理想的情況便是中立，更可能的結果是國家被共產黨掌控」。他告訴總統說，要使南越完全不受共產黨的影響，這種可能性太小了，「據我判斷，我們必須繼續盡一切努力來贏得這場鬥爭」。
前途未卜，卻勇往直前，這是一種新的自我催眠方式。讓北越贏得勝利，就會縱容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削弱對美國的信心，促使國內右派發動政治迫害。《紐約時報》在一篇社論中的預言令人毛骨悚然，它說：如果南越淪陷，東南亞一連串國家，包括寮國、柬埔寨、緬甸、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都將無一倖免；「盟軍在西太平洋的整個地位將岌岌可危」；印度將「四面受敵」，而紅色中國將「極度膨脹」；全世界都將懷疑美國是否有能力保護其他國家免受共產主義侵犯；革命運動會受到深遠的影響；中立主義將肆虐傳播，讓人感覺到共產主義可能將大行其道。截至1983年，只有越南被共產黨統治長達8年之久，而除寮國和柬埔寨，這些行為無一得逞。
從美國自日內瓦會議後開始拯救南越到1964年，10年時間倏然逝去。星光斗轉，世易時移。在柏林和古巴導彈危機中，蘇聯敗下陣來；而其對歐洲共產主義黨派的影響也日薄西山；北約成立，並確立了穩固的地位。為什麼仍然將萬里之遙無關緊要的越南看得如此重要？共產主義曾經在歐洲昂首闊步，但似乎並未像在亞洲那樣引起我們如此歇斯底里的反應。如果說共產黨在哪裡的挺進都讓人如臨大敵，為什麼單單在打擊古巴和對抗越南方面如此氣勢洶洶？或許，偏偏是因為這是在亞洲？來自康乃狄克州的參議員托馬斯·多德認為美國在越南對付的不過是「區區數千名裝備原始的游擊隊員」，正是基於這種心理，美國想當然地認為可以在這裡無所畏懼、肆意妄為。因此在亞洲遭受挫敗是無法讓人接受的事情，它必須行使霸權，展示「威信」。儘管過去有忠告，說在亞洲發動地面戰爭不可能贏得勝利；在中國及朝鮮戰爭中失敗的慘痛仍刻骨銘心；而就在這同一片土地上，法國戰敗的經歷還歷歷在目，但所有這一切，都無法改變美國維護權威的霸權思維。
獨立戰爭時期，英國人認為一旦失去美洲殖民地，他們將一蹶不振；而現在，有人據此預言說，如果美國失去越南，後果亦將不堪設想，這種誇大其詞的說法令政策制定者更加憂心忡忡。約翰遜在第一次談到將美軍撤回到舊金山時就表示過這種擔心；而臘斯克在1965年給總統的建議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意見，他認為，如果撤出的話，「美國將厄運難逃，而且幾乎肯定會引起大規模戰爭」；1967年，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他畫了一幅畫，畫中是「用核武器武裝起來的10億中國人」，他以此重申了自己的觀點。《紐約時報》軍事記者漢森·鮑德溫在1966也表達了同樣的立場，他在文章中寫道，美國從越南撤軍將導致「政治、心理和軍事災難」，意味著美國「決定放棄作為一個大國的職責」，並「心甘情願地從亞洲和西太平洋撤出」。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任職的參議員約瑟夫·克拉克也對這種似乎被施了魔法的幻覺深感恐懼，「嚇死我了」，他說，「我們正在走向第三次世界核武器大戰。」
北越的正規軍現在正越過分界線，意欲從南越的解體中漁翁得利。為了防止美國「代理」的崩潰，約翰遜總統和他的幕僚們以及參謀長聯席會議一致認為，時機已到，他們必須開始著手準備戰爭了。儘管據了解，這將不可避免地需要動用地面部隊，但這仍將是一場空中的較量。鑒於西貢局勢日益不穩定，地方各部門和軍事機構開始制訂作戰計劃；然而，由於約翰遜要在1964年參加總統大選，美國無法先行採取行動。而且因為他的對手是好戰的參議員巴里·戈德華特，他得給人一種與之相反的維護和平的形象。他開始唱「他們的」戰爭之讚歌：「我們將……儘量讓他們以自己的力量贏得自由」，「亞洲男人應自食其力，有所擔當，我們不會派遣美國戰士跨越千山萬水，背井離鄉，去為他人作嫁衣裳」，「我們不想讓我們的美國青年去為亞洲男人拋頭顱灑熱血」。6個月之後，儘管情況並未出現顯著的變化，但在人們對這些歌詞還記憶猶新之際，美國卻派兵參戰了，這令約翰遜自己的信譽受到影響。由於長期以來在政治上謊話連篇已經成了習慣，他已經忘記了，他這個職位非同小可；而且當謊言曝光並像白宮那樣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時，遭受損失的是總統形象和公眾信心。
以戈德華特為代表的鷹派譴責「沒有勝利保證」的政策，而約翰遜則維護其和平締造者的形象，這樣一來，在兩者的競選活動中，公眾的反應就逐漸一邊倒。「二戰」及朝鮮戰爭以後，受原子彈陰影的影響，美國人儘管反對共產主義，但也不希望發生戰爭。女性選民在投票時尤其對約翰遜偏愛有加，這證明反戰情緒高漲。政府本來應對此小心謹慎，但卻沒有如此，因為它始終相信，只有右翼勢力才會給政府製造麻煩。
在向選民發出一種信號的時候，約翰遜得給河內發出另外一個意圖更為強烈的信號——希望面對挑釁能有所克制，至少也要等到選舉之後。包括「馬多克斯」號驅逐艦在內，駐紮在北部灣的海軍部隊很快就針對海岸發起了「破壞性」行動，這已經遠遠超出了情報搜集的範圍；這被認為是向河內發出一個信息，即「停止實施侵略政策」。而其所傳達的真正信息，現在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是必要的，就是美國的轟炸行動。
6月，約翰遜、臘斯克、麥克納馬拉和泰勒將軍飛往檀香山，與洛奇大使和太平洋艦隊總司令開會，考慮美國空中行動方案，以及下一步可能要採取的地面作戰。之所以要進行轟炸，有2/3是出於政治考量：應洛奇的強烈要求，提振南越日益消沉的士氣；打擊北越的戰鬥意志，迫使他們不再支持越共的叛亂行動，並最終通過談判解決問題。從軍事角度，目的在於阻止北越的滲透和供應。他們對各種建議和警告進行翻來覆去的討論和辯論，因為作為規劃者而言，即便假裝認為是「外來侵略」，他們也並不希望亞洲很快發生內戰。在南越迅速落敗的情況下，這樣做是為了扭轉軍事平衡，使美國不至於在談判中處於劣勢。在達到這樣的目的之前，任何意欲談判的舉動都會「被認為承認遊戲結束了」。
核武器是個令人不安的問題，沒有人對此表示支持也是必然的。使用核武器的唯一情況，正如人們所看到的，便是應對共產黨統治的中國一旦怒而參戰所可能帶來的巨大危險，他們甚至從理論上對此進行了周密的設想。一談到這個話題總是興奮異常的國務卿臘斯克認為，鑒於中國的巨大人口，「我們不能局限於使用常規武器浴血奮戰」。這意味著，如果局勢升級而令中國發動大規模進攻，「我們也將使用核武器」。不過他意識到亞洲領導人都反對這麼做，因為他們從中看到了種族歧視的影子，「有些事我們只針對亞洲人，而不對西方人」。會上也簡要討論了戰術性使用核武器的情況。新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厄爾·惠勒將軍對此並不怎麼感興趣；國務卿麥克納馬拉則認為「想像不出考慮使用核武器的情況」，這件事就此被束之高閣了。
轟炸的作戰計劃已經起草好了，但行動命令卻遲遲沒有發出，因為大選尚未開始，必須維護約翰遜的和平形象。在成立一個可靠的政府掌控西貢風雨飄搖的政治格局之前，更嚴重的地面作戰問題不得不被暫時擱置起來。此外，正如泰勒將軍所指出的，必須要讓美國民眾了解美國在東南亞的利益所在。國務卿麥克納馬拉以他一貫的精準態度認為，這「將需要至少30天時間」，就好像這是在向公眾推銷一種新型汽車那樣。
約翰遜擔心中國會幹預，從而擴大美國交戰態勢。然而，如果必須讓戰爭升級的話，他希望得到國會的授權。在檀香山，他與幕僚們對決議草案進行了研讀和討論，並在返回華盛頓的途中準備提交國會審議。
1964年8月7日通過的《東京灣決議》[11]經過了徹底詳盡的審查，這樣，即使態度草率隨便些，也可以高枕無憂了。該決議的重要性在於，總統藉此獲得了夢寐以求的國會授權，國會卻因為無計可施而突然間變得可憐兮兮，並在一定程度上有些憤恨不平。儘管東京灣既非薩姆特堡，也不是珍珠港，但其戰略意義也同樣重大；在國家利益尚難確定的情況下，它就是美國政府發動戰爭的空白支票。
發生衝突的起因是，美國聲稱，在其認定的3英里範圍以外，北越魚雷艇在夜間襲擊了「馬多可斯」號驅逐艦及其他海軍部隊。而河內則認為離海岸12英里內都屬於其主權範圍。隨後在第二天又發生了第二次衝突，而此次衝突的原因至今都沒有完全搞清楚。後來，在1967年的重新調查中，該衝突被認為是子虛烏有。
白宮到西貢的通信障礙重重。約翰遜立即要求國會通過一項決議，授權「採取一切必要措施擊退武裝進攻」，而參議員J·威廉·富布賴特作為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主席，答應在參議院進行斡旋。儘管他意識到這樣做並非是全力維護憲法所賦予國會的權威，但他對約翰遜信誓旦旦無意擴大戰爭的保證深信不疑；而且他還認為，該決議不僅有助於總統回應戈德華特對於實行空中打擊的籲請，還可通過對共產黨的強硬態度壯大民主黨的氣勢。
建議中也提及了人們經常談到的經世治國的個人抱負問題，因為富布賴特在總統大選後有望取代臘斯克擔任國務卿，而能否如願以償，則取決於對約翰遜聲譽的維護。無論此番言論是真是假，在富布萊特看來，該決議的目的之一就是展示實力，爭取右派支持。就這一點而言，他無疑是正確的。
來自威斯康星州的參議員蓋洛德·納爾遜試圖通過反對「任何延長當前衝突」的修正案以限制通過該決議，但富布賴特說，總統根本沒有這樣的打算，修正案是多此一舉，並宣布該做法無效，從而粉碎了這一企圖。來自北卡羅來納州的參議員薩姆·歐文，在談到美國整個介入事件時，挑著他那標誌性的眉毛問道：「有沒有一種合理的藉口使我們能夠全身而退，既不丟臉也不令人尷尬？」這其實是對那些內心焦躁不安的參議員的一種暗示。最直言不諱的反對者莫過於參議員韋恩·莫爾斯，他直接譴責該決議為「提前發布的戰爭宣言」，並且在接到來自五角大樓某位官員的告密電話後，緊接著就有關美國海軍在北部灣的可疑行動質問麥克納馬拉。麥克納馬拉堅決否認「知道」或者與任何敵對行動「有牽連」。莫爾斯常常是正確的，但各種罪孽實在數不勝數，他又總禁不住怒目斥責，久而久之，其威懾力也大打折扣。
參議院有1/3的人也在尋求連任，因此，在全國投票之前的兩個月，他們並不希望讓總統難堪，也不能顯示自己對美國人的生命漠不關心。經過一天的聽證，外交關係委員會以14票對1票通過決議，隨後經兩院批准，授權總統「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美國認為越南問題「對美國國際利益及世界和平，對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至關重要」，該決議正是基於這樣有些牽強的理由，理所當然地認為要授予總統發動戰爭的權力。無論從內容還是從意義上，該決議都沒有說服力可言。參議院曾精心維護憲法所賦予它的宣布戰爭的權力，現在卻以默許的方式將這一特權拱手讓給了總統。與此同時，面對雷達和聲納技術人員在第二次衝突中收集到的令人困惑的證據，約翰遜私下說，「哦，那些蠢笨如牛的水兵只不過是在朝飛魚開火呢。」美國就這樣在越南開戰了。
此時也並非別無選擇。吳丹提議重新召開日內瓦會議；而戴高樂也再次召集和平談判。戴高樂提議由美國、法國、俄國和中國召開會議商討解決方案，隨後讓整個印度支那半島的所有外國軍隊撤離，而且大國要保證寮國、柬埔寨和越南南北方的中立。該提議是一種可行的並且在當時也是能夠實現的方案，但由於不能確保南越不受共產黨統治和影響，因此美國並未加以理會。
早在幾周前，美國就派出副國務卿喬治·鮑爾作為特使向戴高樂解釋說，當前南越危在旦夕，任何關於談判的言辭都可能使其士氣低落，甚至分崩離析；就美國而言，「除非在戰場上完全占據上風，敵人才可能做出必要的讓步，否則對方不會想通過談判解決問題。」戴高樂對此做了斷然否定。他告訴鮑爾說，就是同樣不切實際的幻想，讓法國深陷困境；越南是一個「令人絕望的戰場」「腐敗透頂的國家」，美國傾盡國力也不可能贏得戰爭。武力解決不了問題，只有談判才是唯一出路。
儘管看到美國重蹈法國的覆轍可能有些幸災樂禍，但戴高樂也有更深層次的考慮。他和其他歐洲人在隨後的諸多努力中之所以不遺餘力地使美國從越南脫身，是因為他們害怕美國不再關注歐洲，並將資源轉移到亞洲這樣貧困落後的國家。
與此同時，吳丹還通過蘇聯方面的渠道了解到，河內有興趣與美國談判，於是他將這一情況告知了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阿德萊·史蒂文森。吳丹建議越南和寮國都停火，由美國負責起草相關條款，並宣布以此為準。在傳達這一信息的過程中，華盛頓各方對史蒂文森極盡拖延之能事；而在總統大選後更是對他屢屢回絕，原因在於，美國通過其他渠道得知，河內對和談並不真的感興趣。而且，臘斯克說，美國不會派代表前往仰光參加由吳丹安排的會談，因為一旦暗示要採取這一舉動，就會引起西貢的恐慌，或者，美國其實畏懼且並未言明的意思是，會有人因此重新試探中立主義立場。
吳丹毫不掩飾他對美國立場的不滿，他在2月份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尖銳地指出，在東南亞繼續流血是沒有必要的，只有通過談判才能「使美國體面地從那個地方抽身」。這個時候美國已經開始了代號為「滾雷」的轟炸行動，並且，隨著美軍空襲所造成的破壞和殺戮進一步加劇，體面撤出的機會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其實約翰遜早就錯過了一個更好的抽身而退的機會，那就是當選總統的時候。他以美國歷史上最大優勢的多數選票擊敗了戈德華特，他在參議院獲得68個席位，高華德獲得32個席位，他在眾議院獲得294個席位，而高華德130個席位，他從而毫無懸念地贏得了國會多數席位。這樣的選舉結果一方面源於共和黨內部以洛克菲勒為首的溫和派與以戈德華特為首的極端分子之間的分裂，另一方面源於人們對戈德華特好戰行為的普遍擔心。這樣一來，繼續執政的約翰遜就可以為所欲為了。他希望通過福利計劃和公民權利的立法，建立一個擺脫貧困和壓迫的偉大社會。他想成為比羅斯福更偉大、與林肯平起平坐的人民的大救星並因此彪炳史冊。但是在這一刻，他沒有抓住機會讓美國從國外的這一團亂麻中抽身而出，儘管這並非他一個人的決定，但這一愚蠢行為卻難以彌補。他的內閣主要顧問與他一致認為，主張戰爭會受到左派的譴責，而從越南撤軍則會受到右派更為猛烈的抨擊。對自己的能力胸有成竹的約翰遜認為，他能夠在國內和國外一舉兩得。
來自西貢的報告說，戰爭態勢逐漸惡化，暴動和腐敗層出不窮，反美情緒日益高漲，佛教徒的中立主義運動此起彼伏。一位在西貢的美國官員說：「我感覺自己就像是站在泰坦尼克號的甲板上。」這些信號並沒有讓華盛頓的美國政府認為他們的努力無濟於事，應該快刀斬亂麻減少損失，反而使他們更加堅定地認為要加倍投入，努力恢復平衡並取得優勢。無論政府官員、平民還是軍事人員，都認為有必要以空中力量進行干預，迫使北越放棄占領南越的企圖。沒有人懷疑美國是否能夠以絕對優勢實現其戰略目標。
跟甘迺迪一樣，約翰遜也認為，失去南越就意味著失去白宮。正如他後來所說，這將意味著一場毀滅性的辯論，即「動搖我的總統寶座，折磨我的政府部門，破壞我們偉大的民主」。因為我們失去中國，美國出了個喬·麥卡錫；但是「與失去越南所可能造成的損失相比，那不過是小巫見大巫」。羅伯特·甘迺迪會站出來告訴所有人說，「我是一個懦夫，軟弱無能，沒有骨氣」。更為糟糕的是，一旦莫斯科和北京察覺到美國的軟弱，他們將「把他們控制的魔爪伸向我們離開後留下的權力真空……於是將開始第三次世界大戰」。他對此確信不疑，就像「幾乎任何人都可以確定什麼事情」。世上只有無知的人才會對自己所做的假設如此信心滿懷。
根據選舉委任狀，一種可行的替代方案或許是贊同吳丹對河內的提議，甚至利用他的影響力在西貢成立一個政府（甘迺迪曾經有過這樣的建議），這樣就會促使美國撤出，從而讓越南自己去尋求解決方案；如此一來，美國就得以擺脫沉重的負擔，但鑒於這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共產黨占領南越，所以美國拒絕考慮這一路線。
稍加分析就會發現，美國已經失去了對越南事務進行干預的理由。總統曾要求中央情報局對這一至關重要的問題進行評估，即如果寮國和南越被共產黨掌控，是否所有的東南亞國家都會步兩國後塵？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說，除了柬埔寨，「該地區沒有其他國家會因為寮國和越南的淪陷而可能迅速屈從於共產主義統治」。共產主義在東南亞的蔓延「不會高歌猛進，勢不可擋」，而美國在太平洋的島嶼基地「仍將使我們能夠在該地區運用足夠的軍事力量阻止河內和北京的行動」。畢竟，我們不必撤回到舊金山去。
在11月的選舉之後，由來自國務院、國防部、參謀長聯席會議及中央情報局各機構代表組成的越南工作小組給出了另外一個大膽的建議，即「實事求是地考慮我們的總體目標和風險」。他們在經過長時間慎重分析之後，前所未有地發出了嚴重的警告：「如果美國不能承諾全力以赴從軍事上擊敗北越甚至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那麼就無法確保南越不會受到共產黨的侵略或占領。這樣的軍事行動可能導致重大衝突，「甚至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涉及到使用核武器」。
與此同時，篤信歐洲為美國第一要務並且是解決經濟問題方面專家的副國務卿喬治·鮑爾對整個越南事件非常不滿，並不遺餘力地阻止發動越戰的可能。他在一份長長的備忘錄中認為，不勸說北越放棄其目標，而是使用轟炸手段迫使其就範，有可能促使河內派遣更多地面部隊，而這正是他們最大的資源；這樣一來，美國將不得不同樣派出更多部隊予以應對。鮑爾說，我們的盟國早就認為，美國「在越南捲入了一場沒有結果的戰爭，如果再擴大到地面戰爭的話，將會影響我們與歐洲的關係。我們最害怕的是，因為自身的判斷力而令各國普遍失去對美國的信心」。他建議對西貢發出警告，如果其在戰場上一敗再敗，美國將可能抽身而退。這就可能促使他們與叛軍達成協議。鮑爾私下認為，這是可以實現的最好的結果。
在討論中，鮑爾發現三名行政負責人，麥喬治·邦迪、麥克納馬拉和臘斯克極力反對他的意見，且他們只關心一個問題——「如何使戰爭升級，直至迫使北越放棄」。當他將備忘錄提交給總統時，結果也是一樣。約翰遜隨手翻閱了一下，讓鮑爾逐條解釋了一番，隨後就返還給了他，未置可否。
為什麼來自中央情報局及工作組的顧問們和副國務卿的意見如此不受重視？根據收集的情況提供建議是中央情報局和工作組的職責所在，而工作組更是具體針對越南事務的機構。可以這麼說，政府機構撰寫報告並非只是希望做做表面文章。如果約翰遜看過了報告的話，那麼就是他對其所傳達的信息置若罔聞。在他們看來，鮑爾不過是個「足不出戶的魔鬼代言人」，因而對他容忍有加；另外一方面，他們也利用他來顯示白宮對持不同政見者的開明態度。而最高層的頭腦中始終不能脫離1954年的思維，認為胡志明是共產主義世界的代理人，綏靖政策的教訓說明不能有任何屈服和退讓，美國決心挫敗北越控制整個越南企圖的做法是正確的，必須一以貫之。在面對約翰遜所稱的那個「骯髒落後、蠢笨如驢的四流國家」時，怎麼可能會不成功？儘管工作組一再警告，但總統、他的內閣部長以及參謀長聯席會議都一致確信，美國有能力迫使北越放棄行動，並可小心翼翼地避免與中國發生衝突。
河內也可能受到了蠱惑。在美國大選的前兩天，似乎是為了挑起戰爭，越共專門針對一處美國設施發動進攻，利用迫擊炮轟炸邊和機場。這是美國的一個訓練基地，由老舊的B-57組成的飛行中隊最近剛被從菲律賓轉移到此進行訓練任務，目標很明顯。此次進攻摧毀了6架飛機，5名士兵陣亡，另有76人受傷。在確認該進攻是由河內發起之後，時任駐西貢大使的泰勒將軍致電華盛頓，請求授權立即採取報復行動。在華盛頓的所有首席顧問也一致同意。但由於約翰遜正在等待選舉結果，他把這件事壓了下來。並且，因為擔心中國的介入，無論有關越南的報告如何講述西貢加速衰敗的情況，他都還得繼續將行動拖延三個多月。
為慎重起見，猶豫不定的約翰遜派出了麥喬治·邦迪和麥克納馬拉的助理秘書約翰·麥克諾頓，讓他們去考察一下是否真有拯救南越的必要性。正值他們在南越期間，越共再次發動進攻，目標是美國在波來古的兵營，造成了8人死亡，108人受傷。在視察滿目瘡痍的戰場時，據說邦迪對越共的蓄意挑釁氣急敗壞，並立即打電話向總統匯報，請求進行大規模報復。不論他有沒有這樣做，情感並非決定因素。在與泰勒和威廉·C·威斯特摩蘭[12]將軍一起回國途中，邦迪起草了一份措辭冷酷強硬的備忘錄：如果「美國不採取新的行動，南越似乎不可避免會遭受慘敗……越南已經處於極其危險的境況……美國的國際聲譽危在旦夕……目前與越南妥協簡直是痴人說夢，不會有任何結果」。因此，按照預定計劃「逐漸加大力度繼續推進報復政策」是最為有效的方針。除非越共立刻結束暴力行動，否則不應接受任何形式的談判。
這就是構成美國政策的基本要素：風險很高，第一要務是保護美國的威望免受損害，戰略訴求是將轟炸行動逐漸升級，除非北越難以承受懲罰措施而偃旗息鼓，否則決不通過談判來妥協。在解釋漸進式轟炸時，馬克斯韋爾·泰勒後來寫道，「我們想要胡志明和他的顧問們有時間去好好思考一下被炸成斷壁殘垣的家園的未來」。約翰·麥克諾頓之前是法律教授，他察覺到了問題的根源，並以常人少有的遠見卓識羅列出戰爭的目標，其中之一便是，「只要能夠擺脫危機，可以無所不用其極」。
在波來古受到攻擊之後的數小時內，美國就立即展開了報復行動。多數黨領袖及眾議院議長都被召集到白宮，見證做出決定的過程。又經過三周焦灼的討論，3月2日，代號為「滾雷」的歷時三個月的轟炸行動就此拉開了帷幕。
由於不知道蘇聯或中國對美國轟炸行動容忍的底線，約翰遜有些擔心，因此要求白宮直接對「滾雷」行動進行監督。每周，太平洋指揮總部都會把接下來七天的作戰計劃，包括運送軍火、倉庫、油庫、維修店及其他目標進行描述並詳細定位，連同需要出動飛機的架次等一併發送給參謀長聯席會議，該部門再發給麥克納馬拉並由其呈遞到白宮。最初由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及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人組成的最高領導小組在每周二午餐時碰頭，對每周的作戰計劃進行仔細審查。他們日理萬機，在距越南9000英里之外所做出的決定通過同樣的路線傳達到戰場。隨後，每架次作戰的結果由飛行員匯報給基地指揮官，經過校對整理後將數據傳遞到華盛頓。麥克納馬拉總是消息最為靈通，因為據說從五角大樓驅車到白宮的路程里，他比別人多八分鐘時間研究他的目標清單。
二樓餐廳的壁紙描繪的是在薩拉托加和約克郡取得革命大捷的場景，而這裡就是周二午餐會的所在地。約翰遜一直渴望能夠名垂史冊，因此邀請了哥倫比亞大學歷史教授亨利·格拉夫參加了幾次周二午餐會並採訪與會成員。隨後的記述並沒有為他樹立他所希冀的豐碑。根據他自己的說法，或許是為了加強效果，總統徹夜未眠，擔心美國的行動可能促使北越與其盟友簽署「秘密協定」。有時他甚至在凌晨3點鐘穿著睡袍到樓下的作戰指揮室，因為那裡牆上懸掛的地圖上標著空襲的戰果。
一個遠比中國更大的威脅來自美國國內。儘管民眾情緒到目前為止一直關注並從總體上對戰爭持支持態度，但轟炸行動令校園裡的各種異議集中爆發。3月在密西根大學舉行的第一個「師生討論會」意想不到地吸引了3000多人參加，而這一做法迅速蔓延到東西海岸的各個大學。在華盛頓召開的會議通過電話連接到122所大學。這次運動與其說是突然關注亞洲問題，不如說是60年代早期爆發的民權運動、言論自由和其他學生激進行為的延伸。這些群體現在發現了一個新的動因並迸發出巨大的組織能量。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有26位教職員工共同起草了一封信，聲稱「美國政府在越南犯下滔天罪行」，並表達了他們的羞愧和憤怒，「以我們的名義發動戰爭」。儘管受到敵對派系的猛烈攻擊，並且大部分都是盲目的舉動，但這次抗議為在野黨增加了巨大能量。
其實決策者早就預見到，在採取軍事行動的同時，需要「向公眾提供令人信服的信息」，但他們在這方面的努力卻收效甚微。由政府派到大學去進行辯論的演講團只不過為人們提供了更多抗議的機會，而演講團的官員們也被學生們問得張口結舌。國務院發布的題為「來自北部的侵犯」的白皮書，本來是為了表明北越的武裝人員的滲透是「侵略戰爭」，但結果卻事與願違。在所有的公開理由中，總統、國務卿和其他發言人總是喋喋不休地用「侵略」「武裝侵略」「武裝進犯」等字眼，總是拿因為沒有阻止侵略行為而導致「二戰」的爆發做比較，總是暗示越南也是一個外來侵略的例子。他們總是不遺餘力地闡述這樣的觀點，使得有時也說得非常明白，正如麥克納馬拉在1966將它稱為「最明目張胆的外來侵略行徑」。越南可能確實因為意識形態的不同而造成難以解決的分治問題，這就如同美國內戰期間的南北對抗，但在美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將北方阻止南方退出聯邦的戰爭視為「來自外部的侵略」。
到4月份，「滾雷」行動顯然並未動搖敵人的戰鬥意志。對寮國補給線的轟炸並沒有阻止滲透行動；越共的突襲也沒有退縮的跡象。派遣美國步兵的決定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而參謀長聯席會議也建議這麼做。由於完全意識到這一舉動將危機四伏，無論軍方還是文職人員都對此進行了詳盡的討論，有人信心滿懷，有人猶疑矛盾。4月和5月所做的決定有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其戰略主旨在於繼續轟炸並輔以地面進攻，目的在於通過「對北越和越共予以沉重打擊，使他們失去勝利的希望，最終因無力抵抗而祈求談判」，以此瓦解敵人的意志。美國認為可以通過消耗戰讓敵人疲於應付，也就是消滅越共有生力量，而不只是擊敗他們。為此，首先要將美軍戰鬥部隊人數增加到8.2萬人。
約翰遜既要戰斧又要橄欖枝，他於4月7日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發表了重要講話，提出在越南廣大農村實行復興計劃，並在湄公河流域建設防洪工程，為此美國將提供10億美元資金，如果北越接受和平的話也可以獲得援助。美國將「永遠以尋求和平解決方案作為第一要務」，約翰遜宣布並準備進行「無條件的討論」。這聽起來開誠布公、慷慨大方，但是根據美國的思維，這裡的「無條件」指的是北越被打得筋疲力盡、苟延殘喘而不得不準備退讓。而對方也同樣針鋒相對，一如既往地堅持既定的前提條件。雙方一成不變的立場將在接下來的三年時間令所有各種提議化為烏有。
價值10億美元的援助計劃似乎並未奏效。在對約翰遜的提議表示拒絕之後，河內在次日提出了四個先決條件：1.撤出美國軍隊；2.南北雙方都不能與外國結盟或接納外國軍隊；3.南越採納國民解放陣線或越共的計劃；4.在沒有外來干涉的情況下由越南人民自己實現國家的統一。由於第三點恰恰是南越和美國極力反對的，因此顯然不會被接受。指望從衝突的調停中獲利的國際各方發現此路不通。由狄托元帥召集的17個不結盟國家會議呼籲通過談判解決爭端，卻也無果而終；來自加拿大的國際管理委員會委員J·布萊爾·西伯恩試圖與河內聯繫，但沒得到任何回應；大英國協國家的四位總理提出到與戰爭有關的各國首都敦促談判，遭到了莫斯科、北京與河內的拒絕。幾個月後，英國特使本著相同使命獲准來到了河內，結果並未有絲毫改觀。
1965年5月，美國自行提出暫停轟炸行動，希冀藉此引發河內的談判意願。與此同時，臘斯克向北越駐莫斯科大使館傳遞了一張便條，指出減少「武裝行動」對彼此都有利無害。但便條被退了回來，且沒有任何答覆。幾天後，美國又恢復了轟炸。
6月9日，白宮公開宣布重大決定，授權美國地面部隊對南越進行「戰鬥支援」，其措辭意在表明，這只是行動的升級，而並非根本變化。6月28日執行了第一個「搜索並摧毀」任務。7月，總統宣布了增加配額的草案，並增加5萬人的部隊，將在越南的武裝力量增加到12.5萬人。隨著人員的進一步增加，到1965年底達到了20萬人。這樣做的目的，正如泰勒將軍後來向國會所解釋的，是讓「越共游擊隊繼續擴大損失，直至無力補充」，通過這樣的消耗戰，來讓北越明白，它不可能贏得在南方的軍事勝利。「理論上，到1966年底，他們的兵員幾乎就要消耗殆盡。」從這一點來看，不用通過談判，就可能讓他們放棄占領南越的企圖而最終退出。正是在為達到這一目標的過程中，陣亡人數統計成為這一戰爭中令人不快的地方。五角大樓對越共人數損失進行了複雜的統計分析，卻沒料到，擁有40多萬正規軍的北越，實際可以動員任何數量的人員對越共進行替換和補充。
現在雙方交戰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美國士兵不斷殺戮，自己也成為戰場的冤魂；美國飛行員越過防空火力向下俯衝射擊，但在飛機墜毀時，則被抓獲成為戰俘。開弓沒有回頭箭，戰爭已然開始，沒有哪方承認失敗，將一發不可收拾。美國人走進了自己設置的陷阱，困難重重，成功的希望渺茫。捲入無益的戰爭中的人員往往會發現，只有妥協才可能終止戰鬥。戰爭造成破壞和死亡，除非迫不得已，否則決不使用。在過去，發動戰爭一定要有莊嚴的聲明，即「出師有名」。在中世紀，需要聲明是「正義的戰爭」，在近代則要發布《戰爭宣言》（但日本是一個例外，往往用偷襲手段）。然而不論戰爭的理由多麼荒謬，多麼似是而非，這種墨守成規的做法都用來說明事由並無意之中擴大政府的影響力。
約翰遜決定不發布聲明，一部分原因在於，從國防角度來說，美國發動這場戰爭的原因和目標都不甚明了；還有部分原因在於，他害怕一旦發布聲明，可能引發蘇聯或中國的強烈反對；而最主要的是，他擔心這樣會分散人們對於國內計劃的注意力，減少對這些計劃的投入，他還希望以此青史留名呢。如果南越日益惡化的境況被公開，右翼派別將會大力支持侵略行動並主張對北越進行毫無限制的大規模轟炸，這是約翰遜不願看到的，因此對美國在越南的陷入程度一定要秘而不宣，這也是更深層次的原因。約翰遜認為他可以發動戰爭而不讓國民知曉。他沒有要求國會發布聲明，是因為他被告知或他擔心國會有可能拒絕發布；他也沒有要求對《東京灣決議》重新投票，因為他害怕由於多數派減少而令自己陷入尷尬境地。
直面考驗，要求國會承擔起憲法所賦予的發動戰爭的責任，這才是本來應有的明智做法。總統也本應要求增加稅收以平衡戰爭成本和通脹壓力。但為了不引起人們的抗議，他沒有這麼做。因此，他在越南發動的戰爭始終是不合法的。他沒有發布聲明，為持不同政見者留下了抨擊的口實；他犯了一個對其總統職位來說致命的錯誤，那就是沒有獲得廣泛的公眾支持。
繞開聲明的做法是甘迺迪政府時期形成的有限戰爭概念的產物。當時[13]麥克納馬拉在一項著名的聲明中曾經說過，「越南的最偉大貢獻……是鍛煉了美國打一場有限戰爭的能力，在不引起公眾憤怒的情況下投入戰爭的能力。」他認為這一點「在我們的歷史上幾乎是必需的，因為我們在未來50年都可能面臨這樣的戰爭」。
有限戰爭基本由總統決定，而「不引起公眾憤怒」指的是與公眾脫離，不讓他們注意到，也就是說，放棄政府對人民的代表性這一原則。有限戰爭並非比全面戰爭更好、更仁慈或更正義，這只是支持它的人的說辭。因為最終的結局都是殺戮。此外，當一方是局部戰爭而另一方是全面戰爭時，很可能是不成功的，習慣於非理性思維的統治者已經察覺到了這一點。1959年，敘利亞和約旦敦促埃及對以色列發動一場有限戰爭，埃及總統納賽爾回答說，如果他的盟友能讓本-古里安[14]保證，不會發動全面戰爭，那麼他願意這麼做。「是否為局部戰爭要取決於另一方。」
大選剛一結束，約翰遜就訴諸戰爭，保羅·康拉德在一幅漫畫中對此進行了適當的評論。在該漫畫中，約翰遜正往鏡子裡看，結果鏡子裡卻是戈德華特與他面面相覷。從這時起，雖然持不同政見者還主要局限於學生、極端分子與和平主義者，但他們的聲音也日益響亮，持續不斷。人們成立了旨在結束越南戰爭的全國協調委員會，組織抗議集會，並召集了4萬人越過白宮周圍的警戒線。一個叫戴維·米勒的年輕人當著聯邦特工的面公然燒毀自己的徵兵證，結果遭到逮捕並被判兩年監禁。但其他人對此紛紛效仿並四處蔓延。可怕的是，1965年11月2日，在五角大樓的台階上，一名來自巴爾的摩的教友派信徒模仿佛教僧侶將自己活活點燃。一周後，在聯合國大廈前，又發生了第二起這樣的自殺事件。這樣的行為似乎太過瘋狂，不可與反戰的示威抗議同日而語，除了產生負面影響之外，這些都難以真正影響美國民眾的思維。
如果說持不同政見者熱情有加的話，廣大民眾還遠未達到這個程度。勞工總會與產業勞工組織理事會表達了頑固的保守意見，表現了美國工會組織與國外同類組織的不同之處。在1966年的中期選舉中，該理事會不加掩飾地警告國會議員說，「那些否認我們的軍事力量所起到的鼎力支持作用的人，實際上是在幫助我們國家的共產主義敵人。」工黨也受到這種情緒的大力感染。在1966年的選舉中，密西根州迪爾伯恩市持非正統思想的市長在福特郊區將請示書貼到市政選票上，呼籲在美國撤軍之後雙方停火，「以便越南人民能夠解決自己的問題」，結果絕大多數人投了他的反對票。
但是一些有影響力的人也開始聲援持異議人士。甚至沃爾特·李普曼也放棄了自己精心培育的與總統的情意，轉而要求獲知事件真相。他否定那種「外來侵略」的論點，他認為，從來就沒有兩個越南，只有「一個國家的兩個地區」。他對全球化政策大加嘲弄，認為這只不過是讓美國承擔世界警察角色而進行的「無休止的解放戰爭」。《紐約時報》現在反對美國更深地捲入越南事務，該報紙與李普曼的轉變令反對派更加受人尊重；而與此同時，在政府內部，人們開始公開懷疑戰爭是否能夠通過軍事手段得到解決。作為總統親信的新聞秘書比爾·莫耶斯總是將一些職位較低的軍官、特工及觀察員的低沉幻滅情緒向總統匯報，試圖從外圍戰勝政府最高層的那些強硬派。莫耶斯最初是應約翰遜的要求建立起這一網絡，目的是為了提供相反的意見；但由於總統不喜歡「不和諧」的聲音或面對多種選擇，因此後來這些觀點令他極不舒服。仿佛是教皇亞歷山大六世靈光一閃，在他片刻的自責中，他也承認這個問題，即統治者永遠聽不到真相，並且「最後不想聽到真相」。約翰遜希望他的政策獲得批准，而不是受到質疑，並且隨著問題日益棘手，他儘量避免聽取莫耶斯的匯報。
顧問們擔心戰鬥將會不可避免地升級，於是提出了一些替代方案。馬克斯韋爾·泰勒負責美國駐西貢大使館的工作。儘管他負責第一次作戰計劃，但並不主張擴大交戰範圍。1965年初，他提出一項計劃，即「停止參與越南事務」。根據該計劃，美國應回到日內瓦，用逐步減少在越南的軍隊、對越共實行「特赦和公民權」以及由美國贊助在整個印度支那實行經濟發展的計劃等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該計劃由泰勒的副手、職業外交官U·亞歷克西斯·約翰遜起草，約翰·霍普金斯在演講中曾有所暗示。喬治·鮑爾隨後在備忘錄中又反覆提及，敦促與西貢脫離利害關係，以免將來出現重大災難而失去選擇的餘地。在給某國一位總統的通信中，加爾布雷思寫道，「他很可能永遠都不會看到這些內容」。
深受總統敬重的兩個人分別是來自喬治亞州的參議員理察·拉塞爾和杜魯門的前白宮顧問克拉克·克利福德，他們試圖使其改變對越政策。拉塞爾直到1969年一直擔任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撥款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主席，而且是約翰遜擔任參議員期間的多年同事，如果不是因為約翰遜早於他成為總統的話，很多人期望他能夠成為第一位來自南方的總統。儘管是公開的鷹派人物，但在1964他曾私下告誡約翰遜不要插手亞洲事務；而現在他又罕見地且富有創造性地提出在越南城市中進行民意調查，了解一下那裡的人們是否需要美國的幫助，如果結果是否定的，美國應該從越南撤出。確定越南人對於美國越俎代庖行為的看法非常有原創性，此前並沒有人想到這一點，但是，儘管這一做法由深受總統器重的權威人士提出，它仍然沒有得到採納。
從越南村民的眼中，我們應該能夠看到這一問題的端倪。據曾經在歐洲報道過戰爭的記者回憶，當美國大兵經過義大利解放區時，當地人民面帶微笑上前與他們擁抱，並高興地拿出美酒讓他們品嘗。然而在越南，當美軍士兵在大街上或村莊裡碰到村民時，後者總是低頭側目，毫無歡迎之意。「他們就想讓我們回家。」這就是一種虛榮的「建構國家」。有哪個國家是從外面建設自己家園的呢？
克利福德是來自華盛頓的資深律師，與約翰遜私交甚篤，曾私下寫信警告總統說，基於中央情報局的評估，若繼續集結地面部隊，則會成為「公開的義務……實際沒有最終勝利的希望」。他建議說，與其這樣，總統不如尋求各種可能解決問題的途徑。「這不會是我們想要的東西，但我們可以學會忍受它。」一位外國觀察家，瑞典著名經濟學家貢納爾·米達爾[15]證實了克利福德與其他顧問的看法，他在1965年7月的《紐約時報》中寫道，「美國以外的所有國家都普遍深信，這一政策終將失敗。」
除了鮑爾提要讓出美國徹底撤出外，美國顧問們從未公開表述他們的疑慮，反而建議在不使事態升級的情況下繼續執行這一政策，並同時尋求通過談判解決這一問題。然而，談判是死路一條。除了先決條件之外，如果沒有能夠使河內最終合併南越的聯盟或其他形式的妥協，它不會接受任何協議；對美國而言，任何這樣的妥協都將意味著承認失敗，而這是美國政府所不能接受的，況且現在它還搭上了自己的軍事力量。為了自己以後能體面撤出，為了保證南越不受共產主義統治，美國將自己與越南綁在一起。但現在目標已經有了微妙的變化，從阻止共產主義變為挽救自己的面子。麥克諾頓作為美國政府官員，向來鄙視自欺欺人的行為，當他把美國一連串的戰爭目標列出來時，他挖苦性地將第一個目標列為，「70%的努力在於確保我們的聲譽，避免恥辱的失敗」。
在這一階段，政府開始研究「獲勝」的可能性。就軍事任務來說，如果軍人們相信自己，並自然而然地要求增派軍人，那麼他們就得相信能夠圓滿完成該任務，達到既定目標。他們的聲明積極向上，人員需求也很大。面對不斷升級的態勢，麥克納馬拉問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惠勒將軍，「如果我們盡一切努力，」美國如何確保「在南越取得勝利」。惠勒說，如果「勝利」指的是鎮壓所有叛亂活動並消滅南越的共產黨分子的話，將需要投入75萬人並花費7年時間。如果「勝利」指的是向越共表明他們不可能取勝，則不需要投入那麼多人。無論人員多寡，投入這些部隊的理由並沒有在討論之列；政府只是一味向前，因為它不知道還能另外做什麼。當意識到所有的可能性都沒有良好的結果，決策者們轉而尋求「撬動槓桿」而非去理智思考。
約翰遜希望戰爭與談判能同時進行。困難在於，單單想要迫使北越從南越撤出局部戰爭，就無法通過局部戰爭的方式實現。北越向來無意向沒有共產黨的南越讓步，既然本來通過戰爭的勝利就能夠迫使北越這麼做，而在不發動全面戰爭的情況下美國無法實現這樣的勝利，可是美國又不想發動全面戰爭，那麼這樣一來，美國又何談戰爭目標呢？如果有人認識到這一點但又沒有付諸行動，那是因為沒有人願意承認美國的失敗。政治活動家可以相信轟炸有可能成功；持懷疑態度的人可能隱約中希望出現某種解決方案。
令總統不快的是，阿德萊·史蒂文森在倫敦突然去世，這為回絕吳丹調解的情況帶來一線曙光。艾瑞克·塞瓦賴德在報告史蒂文森去世前對他所說的話時，首次透露說，河內實際上已經同意吳丹提議召開的會議，而約翰遜在最近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告訴媒體說，另一方「絲毫」沒有表明對會談感興趣。《聖路易斯郵報》隨即回憶說，在美國積極投入戰爭的前一年，約翰遜或他的白宮發言人不下七次發表聲明說，美國並未尋求擴大戰爭。總統的個人信譽因此受到質疑。
除了史蒂文森的故事以外，另外一個失敗的和平提議也為眾人所知。應美國的請求，義大利外交部部長，時任駐聯合國代表的阿明托爾·范范尼，安排兩位義大利語教授到河內，其中一位早前與胡志明相識。正如范范尼在給約翰遜的信中所說，據兩位教授的報告，胡志明「非常希望找到和平的解決方案」，他的條件除了之前發布的四點外，還包括在整個越南領土範圍內停火。然而，他還同意開始談判，且並未要求美軍撤出。因為一旦停火，北越部隊就可以留在南越，這是美國不能接受的。但是臘斯克所傳達的美國拒絕的理由是，美國發現河內方面「並非真心實意想要無條件談判」。但有人想讓媒體知道這件事的時候，它就被適時地泄露了出去。
由於自己對和平不感興趣的事實被公開，約翰遜有些驚慌失措。於是下令在聖誕節之際停止轟炸，並派出了蔚為壯觀的飛行馬戲團以推進和平。官員們就像信鴿一樣被派往世界各國首都，表面上是尋求談判路徑——哈里曼被派到華沙、新德里、德黑蘭、開羅、曼谷、澳大利亞、寮國和西貢；史蒂文森之後美國駐聯合國代表阿瑟·戈德堡被派往羅馬、巴黎和倫敦；麥喬治·邦迪去了渥太華；副總統休伯特·漢弗萊去了東京；兩位助理國務卿分別去了墨西哥城和非洲國家。然而這種表演並未產生任何效果，反而引發了公眾更大的不滿，人們要求約翰遜延長停止轟炸的時間。隨後這一時間被延長了37天，但正如美國政府所宣稱的，這一行動目的是為了試探河內是否願意談判。但這一招並未奏效，因為河內志不在此，它幾乎不指望談判能有什麼進度。
轟炸又重新開始了，而戰爭也變得更加嚴酷，不過尋求解決方案的努力並未停止。1966年中在華沙與波蘭中間人的會談似乎就要取得進展，但就在這個微妙時刻，美國首次針對河內及其周邊目標的空襲行動，使得北越停止了接觸。該事件表明，雙方基本上都不希望談判取得成功。麥克諾頓毫不留情地闡述了美國的困境：以勝利為目標，可能最終結果是妥協；以妥協為目標，可能最終結果是失敗，因為「目標從勝利降低到妥協……會讓北越認為有機可乘」。
隨著凝固汽油桶爆炸燒死的人越來越多，大量農田被炸得滿目瘡痍，囚犯被折磨得鬼哭狼嚎，戰死人員屍橫遍野，戰爭越來越令人深惡痛絕。另外，花費也越來越多，現在每月消耗達20億美元。由於戰事逐步升級，到1966年4月，部隊人員增加到24.5萬人，需要國會撥付120億美元補充戰爭費用。在戰場上，美國作戰部隊的到來阻止了越共前進的步伐。據說叛亂分子因為失去了避難所，被迫四處流離，很難重新組織起來，最終因士氣低落，紛紛逃竄。據美國方面的統計，叛亂分子連同北越軍隊的傷亡人數不斷上升，對俘虜的審訊顯示他們已經喪失鬥志，美國似乎很快就要實現其目標。
這場戰爭的代價便是表明法國人「腐爛戰爭」的觀點是正確的。在追求消耗戰的過程中，美軍在威斯特摩蘭部署了作戰部隊，用以引誘對方發動攻擊，這樣美軍炮兵和空軍可以將敵人封鎖起來大開殺戒，並可以計數敵軍屍體。「搜索並摧毀」任務使用坦克、大炮轟擊和空中飛機轟炸的方式，摧毀了良田和村莊，難民居住在沿海骯髒潰爛的難民營中，心中對美國的仇恨日益增加。轟炸戰略也是通過破壞堤壩、灌溉溝渠和農業設施等手段製造饑荒，達到消耗對方的目的。密集轟炸用3—5天時間就可以摧毀300英畝水稻，5—6周時間就可以摧毀同等面積的叢林。凝固汽油彈就像政府恐怖主義，令人失去理智，只需輕輕按下發射按鈕，就可看到「大片棚屋在橘黃色火焰中騰空而起」。在長久的軍事對抗中，有關戰爭的報告被不斷發到國內。從未見識過戰爭的美國人現在看到了他們的同胞在其他國家製造的一幕幕慘象，有身負重傷的人，無家可歸的人，還有被燒焦的兒童屍體。甚至當《女性家庭雜誌》也刊發了配有凝固汽油彈受害者圖片的文章時，諾頓所希望的「沒有任何污點」的結局已然成為空中樓閣了。
雙方你來我往的進攻令情況不斷惡化。越共蓄意使用火箭彈、炮擊村莊、詭雷、綁架和屠殺等恐怖主義手段，旨在增加人們的不安情緒，並證明西貢當局無法為人們提供保護。儘管美國的武裝干預令叛亂分子無法取勝，但並沒有挫敗他們。局勢依舊毫無進展。南北平衡發生了動搖後，俄國和中國為北越輸送了更多補給，使其恢復力量。從戰俘身上推導出對方士氣低落不過是對東方斯多葛主義和宿命論的一種誤解。在美國軍隊中，一年短期服役的規定本來是為避免士兵產生不滿情緒，但這也使他們無法適應與平時標準訓練大相徑庭的叢林戰，令傷亡人數大增，處於最初幾個月服役期的士兵傷亡率總是最高的。美軍的適應能力無法應對實際戰爭。美軍戰術設計都是基於大部隊機動作戰，使用空中力量對工業目標進行打擊。在實際操作中，一旦這些要素不復存在，其軍事機器就無法進行有效調整。美軍的心態源於其力量優勢，但坦克在驅散黃蜂方面卻無計可施。
軍事之外的需求也不容忽視。「綏靖」計劃是美國方面一手推行的，意在加強南越的社會和政治結構，實現民主統治。它的目標是在西貢建立起人們的信心，並打造穩定的社會基礎。但是從漢、基到阮文紹將軍的歷屆政府，都痛恨他們依賴的這位贊助人，因此無意與美軍合作。白人部隊雖然擁有豐富的物質資源，但也不想作為代理人為美國「贏得人心」。這個計劃，對戰場上的美國人來說是沉重的打擊，因為儘管華盛頓方面投入大量精力和資源，可還是在一些方面讓人對西貢和美國產生了反感情緒。人們越來越公開地反對將軍們的政權，要求實行平民統治，制定憲法章程。佛教徒的反政府運動再次興起並又一次在西貢與軍隊發生衝突。在古都順化，示威者洗劫並焚燒了美國領事館和文化中心。
美國的情緒也在發生變化，在聖誕節短暫的停火之後，轟炸又重新開始，這令反戰情緒明顯上升。馬克斯韋爾·泰勒發現，之前作為大使返回華盛頓向國會議員介紹情況時，他們「相當耐心，沒有任何批評意見」；而現在，他們的意見正在發生分歧。在停火期間，大多是民主黨派的77名眾議院成員敦促總統延長停火時間並將衝突提交聯合國討論。當轟炸重新開始時，15名民主黨參議員給總統寫了一封公開信，反對繼續轟炸。當參議員莫爾斯建議廢除作為對越撥款議案修正案的《東京灣決議》時，三名參議員（富布賴特，明尼蘇達的尤金·麥卡錫和俄亥俄州史蒂芬·楊）也加入了堅定不移的莫爾斯陣營支持他的舉動。但這一提議以5票對92票沒有獲得通過。
雖然規模尚小，但這是黨內反對總統的信號。這是和平團體行動的開端，他們將在越南問題上把民主黨分裂開來，但無論在眾議院還是在參議院，他們都沒有一位令人信服、堅決果斷的領袖人物能夠隨時對多數派進行反擊。
這種政治上的不滿情緒遠比票選失利來得更甚。國會對撥款繼續順服地投贊成票，因為選擇其他道路意味著美國承認失敗的情況，因此大部分議員無法對政府決策說不。此外，他們在很大程度上都深深留戀由艾森豪爾建立的軍工複合的超級大國。國防合同就是貨幣，五角大樓在國會山豢養的300多位說客就負責操縱這些貨幣。軍隊提供了貴賓旅遊、晚餐、電影、發言人、飛機、周末體育活動及其他特權，尤其為參眾兩院的高級委員會主席提供更高規格的待遇。國會有1/4的成員都召開過預備委員會。對軍事採購的批評使得國會議員一不小心就會被指控破壞國家安全。在1965年召開的第89次國會議員代表大會上，向來潑辣大膽的副總統休伯特·漢弗萊向新議員建議說，「如果你想要站出來發表攻擊越南政策的言論，你還是省省吧」。他說，在第二或第三個任期之後，他們可以獨立發表言論，「但是如果你想在1967年再回到這裡，最好還是不要那麼做」。
富布賴特投票贊成莫爾斯的修正案，這意味著他與約翰遜公開決裂。美國積極投入戰爭的行為與約翰遜之前的保證完全相反，他感到被出賣了，他有一天承認參與《東京灣決議》的簽署是他最為後悔的事情。1966年1—2月間，在連續六天電視直播聽證會中，他當著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面，在官方層面組織了第一次鄭重的美國干預越南事務的公開討論。會議沒有歌功頌德，而是將基本問題一一列出，例如美國承諾的義務、國家利益、付出與利益不相稱，開始承認美國自相矛盾等。國務卿臘斯克和泰勒將軍代表政府發言；喬治·凱南大使、詹姆斯·加文將軍、富布賴特本人以及幾位同事代表反對人士講話。
國務卿臘斯克一如既往地堅持認為，根據《東南亞條約組織協定》以及艾森豪爾給奠邊府所寫的信，美國已經「明確並直接承諾」確保南越免受「外部攻擊」，這樣一來，美國就有干預的「義務」。他以虔誠的信徒所特有的口吻宣稱，「我們真心實意承諾維護世界各地的和平。」參議員莫爾斯戳破了這一自以為是的謊言，因為艾森豪爾最近否認「曾經單方面對南越做出承諾」。他這麼一說，臘斯克又改變了立場，說美國是由《東南亞條約組織協定》「授權」對越南事務進行干預，而且這一承諾源於一個又一個總統所做的政策聲明以及國會本身投票通過的撥款決議。泰勒將軍在受到質疑時承認，就我們使用地面作戰部隊而言，「當然只是在1965的春天」才做出相應承諾。
關於國家利益，泰勒聲稱，美國在戰爭中具有「至關重要的利益」，但至於是什麼利益，他卻並未加以解釋。他說，共產黨領導人一心想要占領南越，因此希望削弱美國在亞洲的地位，並藉此證明民族解放戰爭行之有效，而美國有義務向他們表明，他們的這種期望「註定要竹籃打水」。參議員富布賴特反詰說，難道美國革命不是一場「民族解放戰爭」？
加文將軍質疑，鑒於美國在國外的所有其他事務，越南是否值得美國投入。他認為我們現在是「鬼迷心竅」，而預計投入50萬兵力的做法，會削弱我們在其他地方的力量，表明我們的政府已經毫無章法可言。南越其實並不是那麼重要。
公眾反對戰爭就意味著意志「軟弱」並一蹶不振（20世紀80年代的修正主義者如今又再次提及這個問題）的指控，泰勒將軍援引法國民眾否定戰爭的例子證明「軟弱」的說法，以此作為簡短的回應。參議員莫爾斯回答說，「現在離美國人民否定我們在東南亞戰爭的時日也不遠了」，法國也打過仗，當他們否定戰爭的時候，是否是一種「軟弱」的表現呢？
凱南大使清晰冷靜地提出自相矛盾的問題。在他看來，在戰場上，即便能夠贏得戰爭，其結果也非常空洞無聊，因為美國發動規模宏大的戰爭會對「窮苦潦倒、無依無靠的人造成嚴重的傷害，尤其是對一個不同的種族和膚色的民族更是如此……這種慘烈的場面會令全世界數以百萬計的人民產生強烈的反感，從而破壞美國在他們心目中的形象，而這與我們在全世界樹立正面形象的做法背道而馳」。只有「堅決果斷地放棄目前毫無根據的立場」而不是固執己見一味繼續自己的行為才能夠贏得更多的尊重。他引用約翰·昆西·亞當斯的格言：無論自由之花在世界何處開放，「總會少不了美國的牽掛……但它無須跨出國門去將自己毀滅。」將她毀滅意味著無休止的戰爭，而在戰爭中「（美國）政策最基本的特點就是不知不覺地從放任自由到使用武力」。在這次聽證會上，事實真相已經說得再清楚不過了。
儘管富布賴特聽證會觸及了美國在越南戰爭的真相，但至多是集思廣益對美國政策進行審視，並沒有產生根本的作用，因為只有投票反對撥款才是最為有效的行動方式。總統批准戰爭所導致的長期嚴重後果，直到聽證會後才在富布賴特出版的序言中得以系統闡述。在總統戰爭中之所以存在默許行為，他寫道，是因為人們認為政府擁有機密情報，使它在確定政策時具有很深的洞察力。這種觀點值得推敲，而且重要的決策「並非基於手頭事實，而是根據人的判斷」，由此來看，決策者並不比聰明的公民高明多少。國會和公民可以判斷出「大規模部署軍隊，犧牲本國人員和財富是否能夠服務於國家的整體利益」。
儘管富布賴特能夠把主要問題提出來，但他畢竟是個老師而不是領導者，因此並未準備好在關鍵時刻發揮他的投票權。聽證會結束一個月後，當國會開會審議為越南戰事提供48億美元的緊急資金時，只有兩個始終持反對意見的莫爾斯和格里寧投了反對票，而富布賴特服從了大多數人的意願，使得法案得以通過。
就在這個時候，紐約州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表達了「政府對事態最為清楚」這一觀點。他在恢復轟炸後說，「我們都應該支持總統。他最了解我們的對手，也掌握著所有相關的情報。」這一假設令人無比欣慰，也讓人不會因為立場問題而憂心忡忡。但這種說法通常是站不住腳的，尤其在外交事務上更是如此。貢納爾·米達爾在經過20年的研究後得出結論說，與國內因素相比，「外交政策方面的決定，通常更多地受到非理性動機的影響」。
「二戰」後由科學家、經濟學家和其他方面專家所做的一個「戰略轟炸調查」得出結論，戰略轟炸在歐洲戰區（與配合地面行動的戰術轟炸有所不同）並沒有達到理想的或預期的效果。它沒有極大地削弱德國的戰鬥能力，或使他們儘早投降。調查發現，轟炸後德國以驚人的速度恢復且士氣並未受到影響；事實上，轟炸反而可以提高士氣。1966年3月，原定持續三個月的「滾雷」行動已經延長到一年多，但並未明顯地「摧毀敵方意志」。這時，來自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的一些知名科學家，包括先前曾參與過調查的人員，對越南的轟炸效果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受國防分析研究所的委託，由47名來自不同學科的專家組成的代號為JASON的機構，對國防部、國務院、中央情報局及白宮的簡報進行了歷時10天的詳盡研讀和討論，隨後又進行了兩個月的技術研究。該小組得出結論，轟炸對北越士氣的影響以及在河內繼續戰鬥的代價評估「沒有取得實質性的」效果。轟炸並沒有對交通、經濟和士氣造成嚴重影響。調查發現，不能貿然得出結論說「轟炸的間接懲罰將在這些方面產生決定性的效果」。
該機構認為空襲沒有起到理想效果的主要原因，是「轟炸目標沒有多大價值」。該研究得出結論，「對某個社會進行直接正面攻擊」往往會令其萬眾一心、同仇敵愾、積極防禦、迅速修復。這種效應並非不可預測，德國有過這樣的例子；而眾所周知的是英國，1940—1941年間德國對倫敦的恐怖轟炸不僅沒有令英國人退縮，反而使其士氣大振，愈加堅定了抗戰的決心和毅力。
作為轟炸的替代方案，JASON建議在越南和寮國長達160英里的地段建設「反滲透」屏障。該研究提出了各種詳細的技術方案，包括雷區、牆壁、溝渠和據點，用帶有電子監控和倒鉤的鐵絲網連接起來，某一側布置長長的落葉帶，該方案估計費用為8億美元。這一招是否管用無人知曉。太平洋艦隊的空軍指揮官們不可能同意這樣的方案，對此嗤之以鼻，該方案從未實施。
就像其他「不和諧」的建議一樣，JASON一頭撞到南牆之上。空軍考慮到自己未來的處境，不肯承認他們的空中力量可能無濟於事。這樣一來，戰略並未有任何改變。太平洋艦隊基於對人類行為進行計算的「壓力理論」得出的疼痛指數，繼續加大轟炸的懲罰力度。他們認為：河內的行為導致了疼痛，而現在，它應該對此有所回應，停止這樣的行為。國防部一位官員後來說：「我們預料他們會像正常人一樣做出合理的反應。」到1966年底，每年投下的炸彈達到了50萬噸，比在「二戰」期間投給日本的還要多。河內方面並沒有做出合理的回應，而是像英國遭受德國轟炸時那樣出離憤怒、桀驁不馴。這也是人之常情，因為如果美國受到如此的轟炸，無疑也會有此反應。轟炸並沒有將敵人趕上談判桌，反而令他們更加堅定不移：他們現在堅持將停止轟炸作為談判的籌碼。
有人通過加拿大的切斯特·朗寧（Chester Ronning）和其他調停機構繼續提出建議，因為到如今各方都希望結束戰爭，而每一方都有自己的如意算盤，仍然難以協調統一。華盛頓從到訪河內的人員那裡得知，如果轟炸停止，河內就願意談判，美國方面由此得出結論，轟炸給對方造成的打擊還是非常有效的，因此應該加強力度達到預期效果。結果當然是河內的立場變得更加頑固了。
JASON在南牆上終於撞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豁口。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開始的一些疑慮得到了證實。他自己在國防部的系統分析顯示，軍事效益與投入的經濟成本根本不成正比。雖然他沒有公開表示，但在私下裡似乎開始承認失敗。在他寫給總統的信中，認為「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案」前景並不好，因此宣布支持使用反滲透屏障作為轟炸以及進一步增加地面部隊的替代方案。但是他沒有能夠實踐自己的觀點。
在政府的其他部門，這種徒勞情緒已經四處蔓延，有一些人離開崗位。沒有人辭職；大多數人被總統略施小計予以免職。無論自己有什麼樣的疑慮，總統也不希望其他人存在這樣的想法，它有時被毫無顧慮地講出來，有時則不言而喻。希爾斯曼於1964年被解除在國務院的職位，福里斯特爾於1965年離開白宮，麥喬治·邦迪在1966年年初離開國家安全委員會，隨後喬治·鮑爾和比爾·莫耶斯分別在同一年的9月和12月自願離職。所有人都靜悄悄地離開，無一例外，就像沒有發出任何聲響的拉奧孔，沒有人在此時發出警告，更沒有人喊出他們的反對意見。
團隊成員悄悄離開對政府而言非常重要。即便在離開後再說出實情也無異於離群索居；因為這樣一來就表示他們不夠忠誠，就無法再回到這個圈子。正是基於同樣的原因，他們不願辭職。政府官員總是相信，只有在這個圈子中才能夠施加更多的制約作用，而且還要默認順從，以免失去權力。美國總統在行政機構中擁有至高無上的任命權力，因此使得他常常驕傲自大，專橫跋扈。顧問們難以對總統說「不」，或者就某一政策進行爭論，因為他們深知，他們的地位，他們下次能否被邀請到白宮參加會議，都取決於對總統的態度。如果他們是內閣成員，那麼根據美國的制度，他們不能在議會中擁有席位，反而可以在政府中保留自己的觀點，而無須擔心自己在議會的席位。
臘斯克仍頑固地堅持己見。如果他有疑慮，作為一名優秀的公務人員，他能夠說服自己，相信美國政策是正確的，並且重申，儘管有這樣那樣的考量，但使南越不受共產主義統治這一根本目標是不能改變的。有人對他這一堅定立場深表敬意，就在部門的電話亭里塗寫了「臘斯克是錄好的政府報告」字樣。沃爾特·羅斯托取代了邦迪，他曾預測越共的暴亂自1965年起將逐漸消停，他對此非常樂觀。可是身居高位的約翰遜就沒有這麼樂觀了。有一次被問及戰爭還將持續多久時，他回答道：「誰知道會打多久，要花多少錢呢？重要的是，我們是對是錯。」一方面戰爭還在繼續，造成巨大傷亡和破壞，另一方面約翰遜卻還在提出這樣的質疑，這種做法，無論對公眾，對他自己的總統職位，還是對歷史而言，都是不明智的。
由於戰事一次又一次升級，戰爭通過徵兵也直接影響到了一般公眾。1966年年中，五角大樓宣布派駐越南的部隊到年底將達到37.5萬人，而在隨後半年中將再增加5萬人。到1967年年中，這一數字達到46.3萬人，而威斯特摩蘭要求再增加7萬人，使總數達到「最低基本力量」52.5萬人。對此約翰遜宣布，將「滿足」指揮官的需要和要求。對適齡的年輕人，尤其是那些認為這場戰爭卑鄙齷齪、可恥下流的人而言，徵兵行動並未引起他們的重視。每個人都極盡所能利用徵兵延長期繼續自己的學業，只有那些學業不佳的人才不得已穿上軍裝。不公平的徵兵制度是越戰後方的第一起罪行，本來旨在緩解社會上的不滿情緒，可造成輿論分裂之餘又使得美國社會也產生了裂痕。
公眾舉行各種抗議集會，校園裡的反戰遊行也愈演愈烈，甚至逐漸上升到暴力行為。人們揮舞著河內的旗幟，喊著支持胡志明的口號。一批集會人群在五角大樓的台階上與身著軍裝的士兵發生衝突，許多抗議者被捕入獄，婦女遭到毆打。因為在公眾心目中，抗議行為與20世紀60年代的毒品、長發和反叛文化是聯繫在一起的，所以並沒有激發出強烈的反戰情緒，反而延緩了它的出現。根據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就全體公眾而言，他們認為反戰示威「讓共產黨越戰越猛」；逃避兵役和焚燒國旗行為讓愛國者出離憤怒。然而，在認識到戰爭的殘酷和荒唐之後，一種不安的感覺正在四處蔓延。對一個小小的亞洲農村國家進行轟炸，姑且不論其是否在共產黨統治之下，都不能被視為理所當然。哈里森·索爾茲伯里（Harrison Salisbury）根據親眼所見向《紐約時報》提交了一份報告，描述了美軍對河內平民區的打擊。空軍對此先是否認，隨後予以承認，掀起了軒然大波。在民意調查中，公眾對約翰遜處理戰爭的方式持反對意見，並且他再也沒有獲得多數支持。另有報告說囚犯被美軍從直升機上直接扔下來，還有其他麻木無情的殘忍行為，這些都讓美國人意識到，他們的國家也可能犯有暴行。國外的咒罵聲，我們最為親密的盟友——英國、加拿大和法國的不信任，讓美國人感覺到了這一切。
戰爭應該是使人民萬眾一心，但如果戰爭引起人們的不滿情緒，就像1900年的菲律賓或英國的布爾戰爭那樣，其所造成的國家分裂就比正常的分裂更為深遠。隨著新左派與其他激進分子的攻擊性越來越強，他們與受人尊敬的中產階級的分裂日益加深，並加劇了工會與強硬派之間的仇恨和相互之間的暴力行為。1967年賴肖爾在《超越越南》這本書中曾經問過這樣的問題：對於「精神困惑」，我們還能忍受多久？對一些人來說，他們開始厭惡自己的國家。全國教會理事會聲稱，美國「被視為一個以白人為主的國家，並使用我們的超強力量殺死更多的亞洲人」。小馬丁·路德·金說，每當對自己的民族所做出的暴力行為加以責備之時，總禁不住對「當今世界暴力傳播的罪魁禍首」口誅筆伐，而這一罪魁禍首就是我們自己的政府。
認識到這一點非常可怕。猛然間發現我們自己就是世界之巔的「壞蛋」，而始作俑者就是「我們自己的政府」，這一傾向帶有嚴重的後果。人們對政府的不信任甚至厭惡反感最為嚴重，並開始不願參加投票。在紐約的一次反戰集會上，有一條標語寫著：「你1964年投票並讓約翰遜上台了，還操什麼心呢？」人們在斯坦福大學對副總統漢弗萊進行了毫不留情的質問。早在18世紀，孟德斯鳩就在他的《論法的精神》中寫道，「每一個政府的墮落，都始於它賴以建立的原則遭到破壞」。
政府對戰爭的報道令其在國內的聲譽大打折扣，而人們的責難大多關於軍事。兵不厭詐這一思想本來是為誤導敵人，現在儼然成了習慣。每一個機構及主要指揮官無不為「國家安全」利益而操縱新聞，或為美化自己，或為贏得不同軍種之間的某輪競賽，或掩蓋所犯錯誤，或美化某位指揮官。在憤怒的媒體急於要揭露真相的情況下，公眾已經不像以往那樣對花言巧語所掩蓋的卑鄙伎倆一無所知。
對戰爭的異議蔓延到了當局。1966年，沃爾特·里普曼花了一個晚上說服《華盛頓郵報》發行人，同時也一直是頑固的鷹派人物的凱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正派人物可能不再支持這場戰爭了」。幾十億美元的戰爭成本令人震驚，不僅預支了未來的支出，而且造成了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逆差，這令商界人士憂心忡忡。一些商人組成了反對派團體，雖然與整個商界相比規模很小，但是，當作為重量級人物的前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馬里納·埃克爾斯（Marriner Eccles）公開表示支持由加爾布雷思和小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所組建的「現在談判」的團體，這些小規模反對派組織大受鼓舞。前政府官員偶爾的表態打破了沉寂。詹姆斯·湯姆森（James Thomson）是政府內部持不同政見的人，並在1966年離開國務院遠東事務部。他在給《紐約時報》的一封信中說，「建設性的替代方案」一直是有的，並且，作為對伯克的回應，他還說，美國作為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有能力丟臉，有能力承認錯誤，有能力做出寬宏大量的舉動」。
李奇微將軍不喜歡戰爭，這是眾所周知的。另外一個與他具有同樣氣質與威望的戴維·M·舒普（David M. Shoup）將軍是海軍陸戰隊指揮官，他一退休就與李奇微一道加入了反戰行列。在他看來，政府所持的越南對美國利益「至關重要」的論點是胡說八道；整個東南亞都不「值得美國犧牲一條人命……我們為什麼不能讓那裡的人民自己決定真正想要的生活方式呢」？被認為是總統宿敵的參議員羅伯特·甘迺迪呼籲停止無效的轟炸，他在另外一次令白宮大為震怒的演講中提出，任何談判都應該有民族解放陣線的參與。當來自威斯康星州的參議員蓋洛德·納爾遜加入勢單力孤的莫爾斯和格里寧，與後兩者一起投票反對為越戰新增120億美元撥款的法案時，情況發生了里程碑式的變化。在眾議院，來自加利福尼亞的喬治·布朗（George Brown），提出在該法案的基礎上增加一項決議，也就是「國會應該達成這樣的共識」，即其所授權的資金一分都不能用於「針對北越的軍事行動」。雖然這只是一個決議，總統沒有義務去執行，但它還是以18票對372票的懸殊結果慘遭淘汰。
從杜魯門時代起美國就發布聲明，說東南亞的利益對美國「至關重要」，因此阻止共產主義蔓延的行動勢在必行，但20年過去了，廣大民眾對該戰爭的目的仍然不甚了解。1967年5月，蓋洛普民意調查問受訪者，他們是否知道美國在越南打仗的原因，有48%的人回答「是」，也有48%的人回答「否」。如果美國發布了《戰爭宣言》，情況或許就會有所不同。
此次戰爭的目的並非保家衛國，也不為漁翁得利。如果是其中之一的話反而容易理解了，因為通過領土征服或消滅敵人軍隊及資源的方式結束戰爭遠比以優越的力量確立一種原則並稱之為勝利更加容易。美國的目的是要表明，為了保護一個人為建立起來的、缺乏強烈動機且隨時可能會消亡的國家，它要阻止共產主義並且自己具備這種能力。我們所全力維護的社會在本質上存在固有的缺陷，儘管我們在不遺餘力地「建設國家」，但「它並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
在這一前景黯淡、無利可圖且又具有潛在危險的衝突中，美國如何停止浪費資源呢？由於自信滿懷地認為，越南一定會受到重創，有可能會屈從於美國的意願，政府在1966—1967年間多次嘗試與河內談判，使其答應美國的條件。這些條件看似是非常開明的「無條件」，但卻忽略了一個事實，也就是河內一直所堅持的一條：停止轟炸。美國曾多次承諾，在北越從南越撤軍並停止使用暴力之後，美國將「儘快且在半年內」停止轟炸，不再增派軍隊。所有這些承諾能否落實，取決於河內的舉動。而在河內看來，轟炸行動不先停止的話，它也不會有實質行動。
其他各種力量也加入進來。教皇保羅呼籲雙方停戰、進行談判。吳丹應華盛頓的請求進行斡旋，他敦促美國和越南南北雙方在英國領土上進行談判。對無論何方所做出的提議或表態，河內通過胡志明和其他官員的公開聲明以及來訪記者的訪談表示，始終堅持將美國「無條件」停止轟炸、停止所有其他戰爭行為、撤出美國軍隊以及接受「四點要求」作為談判的前提條件。儘管河內對其他條件會不時做出修改，但停止轟炸這一基本條件從未改變。
總理范文同在一次講話中將「四點要求」作為「解決問題的基礎」而非先決條件，此時，美國認為他們從中發現了一個信號，如果美國停止轟炸，河內將「審核並研究談判建議」。就這樣，美國和北越各自駐莫斯科的代表最終會面了。但是，因為與此同時美國未停止轟炸以示誠意，所以會談並未取得任何成果。
另外，兩名與河內領導人有些私交的美國人，帶著由國務院起草的口信飛赴河內，信中建議雙方在「某種相互克制」的基礎上進行秘密會談，措辭謙恭溫和。但飛機沒有著陸，並一度被驅離河內區域。他們沒有得到越南方面的回應，無功而返。美國於是首次對海防、鐵路貨場及首都的其他目標進行了打擊。吳丹建議停止一切手段公開投石問路。他敦促美國停止轟炸來「冒險一試」，認為這樣只需「數周時間」對方就會答應和平談判。但美國並未做出這樣的嘗試。
就國內而言，約翰遜總統說，「在所有的停火、停戰或和平談判中」，美國隨時準備「盡我們最大努力與北越會談」，但「盡我們最大努力」並不包括出動B-52戰略轟炸機。約翰遜在直接寫給胡志明的信中重申了互惠條件：「只要向我做出保證，立即停止從對南越的海陸滲透」，美國將停止轟炸，不再增派軍隊。而胡志明在答覆中也重申了之前的互惠條件。
華盛頓方面對北越的答覆進行了分析，認識到，「河內方面深信，由於戰爭開銷巨大，我們的決心會逐漸動搖」。這一分析是正確的。河內毫不妥協的信念確實是因為，在它看來，無論是從成本還是日益蔓延的不滿情緒來看，美國都會首先泄氣。當國務卿臘斯克義憤填膺地增加了28項和平提議時，他只對了一半；除非能夠答應河內提出的條件，否則他們並不想要和平。因為美國的提議不僅沒有滿足河內所要求的任何條件，而且也從未說明通過政治途徑最終將問題解決到哪一步，以及問題的性質，因此河內並不感興趣。
當蘇聯總理阿列克謝·柯西金到英國與哈羅德·威爾遜首相會晤時，事情似乎有了轉機。作為雙方首腦之間的調停人，他們幾乎都安排好了雙方都同意的會談。然而在最後時刻，當柯西金已經在離開倫敦的路上時，約翰遜無緣無故地改變了官方公告最後的措辭。由於已經沒有時間再與雙方協商，此次努力終又化為泡影。「和平幾乎勢在必得了」。威爾遜遺憾地說。這一點有些值得懷疑。在人們根深蒂固的印象中，約翰遜總是極盡所能地安撫國內外的批評聲音，但是他和對他言聽計從的顧問們仍然想要通過絕對優勢與河內進行談判。
國內逐漸被烏雲所籠罩。戰事逐步升級，就像人的胃口越來越大，永無止境。對於一個人們只是有點兒模糊認識的戰爭而言，總歸要對其有所質疑，否則如何令人信服呢？威斯特摩蘭要求一次增加7萬—8萬名士兵，由此推遲了召集預備役的事務，但是，正如麥克諾頓曾告誡過總統的，它被推遲到了一個更為不合時宜的時間，那就是正值大選的1968年。麥克諾頓提請注意公眾日益不滿的情緒，因為美國的傷亡人數在不斷上升（1967年陣亡9000人，受傷6萬人），公眾擔心戰爭可能會擴大，「越南南北雙方的人民遭受的痛苦會日漸深重」。「人們普遍並強烈地感到『政府當局』失去了理智……這件事我們做得有些過火了……大多數美國人並不知道我們如何到了這一步……所有人都想要戰爭結束，並希望他們的總統結束戰爭。不論是贏得勝利也罷，其他方式也罷，都沒關係。」
如果「其他方式」的意思是「讓他下台」的話，那替代方案並非不可想像。對約翰遜來說，事情慢慢變得清晰起來，即令人糾結的越南問題決不會朝著對他有利的方式結束。在當前任期剩下的18個月內，他不可能通過軍事勝利的方式結束戰爭。在選舉迫在眉睫的情況下，他不能抽身而出，「失去」越南。他將不得不面對預備役招募、人員傷亡、公眾的抗議。他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據莫耶斯判斷，「他知道這一點。他感覺到戰爭將會摧毀他的政治生命，破壞他的總統任期。他既可憐又可悲。」
右翼派別的反對及軍方日益不滿的情緒也給約翰遜施加了壓力，而軍方的發言人也在盡力克制地勸阻他們。1967年8月，由參議員約翰·斯滕尼斯主持的軍事委員會的小組委員會聽證會成為公眾發泄憤懣的論壇。還沒等接受證詞，斯滕尼斯就陳述了自己的觀點，說中止或限制轟炸的行為都是「致命的錯誤」。
太平洋總部的空軍司令尤利西斯上將在為空中力量據理力爭時進一步闡述了這一論點。他公布了B-52戰略轟炸機的輝煌戰績，包括摧毀兵營、彈藥庫、電廠、鐵路貨場、鋼鐵廠及水泥廠、飛機場、海軍基地以及橋樑，並總體上對「經濟活動」和交通「造成了廣泛的破壞」，而且還破壞了收成，令糧食短缺更為嚴重。如果沒有轟炸，他說，北越在南越的部隊可能已經增加了一倍，因此，為了達到戰略平衡，他要求美國增派80萬士兵並撥款750億美元。他譴責所有暫停轟炸的建議，因為這樣一來，就使得敵人可以有機會修復供應線，為其在南越的軍隊增加補給，並建立起強大的防空網絡。他毫不掩飾地嘲諷說，對平民目標的選擇過於緩慢，而且偏離太多。在提及眾所周知的周二午餐會制度時，他肯定地說，如果由文官執政的政府聽取軍隊的意見，解除對在至關重要的河內及海防區域內「有利可圖」的目標的限制，消除對轟炸目標進行審批時的長久拖延，轟炸行動會有效得多。停止轟炸是一場「災難」，將會無限期地延長戰爭。
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的證詞使這一切都受到質疑。在一份發人深省的報告中，他引用的證據表明，轟炸計劃沒有從根本上減少人員和物資的流動，他對軍方所提議的解除限制、擴大轟炸範圍的做法不敢苟同。「我們沒有理由相信，這樣做將擊垮北越人民的意志或動搖他們領導人的決心……或者令我們相信可以通過轟炸將他們趕到談判桌上去。」因此，國防部長承認，美國的整個戰略都是徒勞的。這一證詞由於揭示了文官與軍人的公開分歧，引起了轟動。
參議員斯滕尼斯在就聽證會所寫的報告中對文官干預行為進行了大肆攻擊。他說，文官的意見否決了軍方的提議，「限制了空中力量的真正潛力」。現在所需要的，就是做出艱難的決定，「冒該冒的風險，運用所需要的力量完成這項任務」。
約翰遜決定不冒任何這樣的風險，因為仍然令他心有餘悸的是，美軍在北越某個港口意外擊中蘇聯商船，他已經向克里姆林宮表示了歉意。他也不能將停止轟炸作為實現和平的手段，因為他的軍事顧問早就向他擔保過，轟炸是令北越屈服的唯一方法。在斯滕尼斯主持聽證會後，他認為有必要召開新聞發布會，否認其政府內部存在分歧，並聲明自己支持轟炸方案，而且自己並未放棄選擇轟炸目標的權力。為了表示對軍方的敬重，約翰遜隨後邀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惠勒將軍定期參加周二午餐會；而由於麥克納馬拉的意見被駁回，轟炸的目標範圍逐漸北移，海防成為重點打擊的目標。
由於麥克納馬拉的證詞，約翰遜政府已經支離破碎。作為到現在為止最強有力的支撐，從甘迺迪時代繼承下來的團隊中最冷靜務實的成員，負責戰爭的最主要人員，麥克納馬拉對戰爭喪失了信心，並從此失去了對總統的影響力。在一次內閣會議上，他說，轟炸不能防止北越的滲透，而且還「破壞南方農村，造成永遠的仇恨」。在他講這番話時，他的同事們不安地盯著他，一言不發。反戰的民眾等待著，希望他能站出來否定戰爭，但未能如願。信守政府遊戲規則的麥克納馬拉像1917年德國的霍爾維格那樣，繼續在五角大樓主持著一個他認為徒勞無功、荒謬錯誤的戰略。如果去做其他事，大家就會說，這表示他不相信政府決策，會讓敵人得逞。問題在於，你的職責是什麼：忠誠還是真理？麥克納馬拉選擇了中間立場，但並未持續多久。在斯坦尼斯主持聽證會三個月後，約翰遜在沒有徵求麥克納馬拉本人意見的情況下，提名他出任世界銀行行長。這位國防部長心領神會地悄悄離開了。
此時從國內角度來講，政府追求的是防禦性戰爭。為了穩住自己的政治地位，恢復公眾對他的信任，約翰遜把威斯特摩蘭將軍、洛奇的繼任者埃爾斯沃思·邦克大使及其他重要人物召回國內，讓他們對未來做出樂觀的預測，並聲明對「戰勝共產主義侵略」這一使命的堅定信念。公眾對從前線傳回的消息一無所知，這些消息並不令人歡欣鼓舞。中央情報局推斷認為，河內對任何空軍或海軍行動都無動於衷，「實在令人難以忍受，必須停止戰爭」。該機構還以美元為單位對轟炸成本進行計算，結果發現，對北越造成1美元的破壞，美國需要投入9.6美元的成本。國防部的系統分析還發現，每當我們阻斷了敵人的補給線，他們總能「以更快的速度」構建新的補給線。而且，美軍人數越多，結果可能越適得其反，尤其對南越經濟而言更是弊大於利。國防分析研究所在對JASON研究進行修訂後，並未發現新的證據來支持其修改先前的結論；而且，該機構坦率地表達了與空軍相反的看法，認為「我們無法制訂一個能夠減少滲透人員流動的針對北越的轟炸計劃」。
當客觀證據證明堅定的信念並不正確時，在研究「認知失調」的理論家看來，人們並不是拋棄這樣的信念，而是堅決固守並試圖為反證找到合理的說明。結果就是「認知僵化」；用通俗的話來講，愚蠢的結扣變得更加結實緊固。轟炸行動就是這樣。越是對河內採取懲罰措施，美國政府就越是難以通過談判結束戰爭。1967年底，國防部宣布，在北越和南越上空投放的炸彈總噸位超過150萬噸，比「二戰」期間美國陸軍航空隊在歐洲戰場所投放的炸彈總噸位還多7.5萬噸。這些炸彈有一半多一點投放在北越，超過投放在太平洋戰區的總量。
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限度。7月份，約翰遜已經將地面部隊增加人數的上限定為52.5萬，剛好超過21年前勒克萊爾將軍聲稱所需要的人數，「但即便那時也難以達到如此目標」。與此同時，美國提出了一個新的建議，對此前所堅持的互惠條件稍微有所鬆動。雷蒙·奧布拉克（Raymond Aubrac）和赫伯特·馬可維奇（Herbert Marcovich）都是法國人，前者過去曾經是胡志明的朋友，兩人都非常希望幫助雙方結束戰爭。他們在帕格沃什會議上通過與基辛格的溝通，提出擔任特使到河內去做說服工作的建議。在與國務院協商之後，他們給河內帶去消息，說只要河內保證與美國談判，並且作為互惠條件減少對南越的滲透，美國將停止轟炸。河內的回答似乎表明，雙方可能會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討論。然而，在夏普將軍發動大規模空襲阻斷河內與海防之間的聯繫，並切斷他們的供應線之後，河內憤然取消了進一步的對話。在星期二的午餐會上對那一天的轟炸目標進行選擇時，他們一定是在打盹；不然這種粗心大意的行為一定是另有圖謀。
一個月後，不同政見的呼聲日益強烈，而且有證據表明，總統在民主黨內部的政治地位正逐漸受到挑戰。於是，他決定奮力一搏。9月29日在聖安東尼奧的演講中，他公開重複了布拉克和馬可維奇河內使命的原則，他說，「我們和我們的南越盟友今晚萬事俱備，只等談判……如果北越能夠與我們進行富有成效的討論……美國願意完全停止轟炸越南北方。」美國「理所當然地認為」，在談判進行期間，北越不會利用轟炸暫停的間隙搞小動作。河內認為這是「假和平」，是「赤裸裸的欺詐」，因此斷然拒絕了美國的提議。與他們有所溝通的威爾弗雷德·貝卻敵（Wilfred Burchett），一位親共產主義的澳大利亞駐河內記者，報道說，河內對來自華盛頓的試探無論是官方的還是私人的都「大為懷疑」。「約翰遜總統老是說，他真的想要結束戰爭，讓越南人民自己去解決他們的內部問題。我還沒有聽說過有哪個領導人相信，這是約翰遜的肺腑之言。」
這次是河內愚蠢地錯失良機。如果北越接受了約翰遜的提議，他們就可以敦促他執行，檢驗結果如何。如果能從當前的混亂中重新獲得和平，他們的國家將免受痛苦之災。但是轟炸行動使他們過分懷疑敵人的動機，在察覺到敵人的一點兒讓步之後，他們反而決心與之打持久戰，直至能夠通過實力進行談判。
不到幾天工夫，在美國發生的事件使反戰運動從發表不同意見演變為政治挑戰。一位同是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站出來表示反對約翰遜。反戰的組織者們深知，沒有政治上的挑戰，這場運動幾乎不會有進展，而他們也一直在積極尋找這樣的機會。羅伯特·甘迺迪儘管在圈內呼聲很高，但不會自己表態。10月7日，來自明尼蘇達州的參議員尤金·麥卡錫，在眾多該地區成長起來的無黨派人士中，宣布自己參選，從而填補了這一空缺。反戰團體的熱情籠罩在他的四周。不論是激進分子還是溫和派，不論他們的政治信念如何，想要結束戰爭的人都聚集在他的周圍。大批學生從學校里蜂擁而出，為他的競選活動鞍前馬後。在第一場初選之前，約翰遜和他的支持者一直對麥卡錫的追隨者大加鄙視，認為他們就是一群業餘愛好者，因此並未認真接受挑戰。事實上，這標誌著結束的開端。一個月後，作為美國中產階級喉舌的《星期六晚間郵報》在一篇社論中將美國對越南事務的干預和盤托出，該社論說，「美國在越南的戰爭是約翰遜一手造成的錯誤，而他濫用職權，將這一錯誤演變成為國家的戰略性錯誤。」
1968年1月底，正值越南春節，敵人突然發起攻勢，這令美國反對戰爭以及反對總統的輿論瞬間積聚了力量。與越共之前進攻鄉間村莊的戰爭不同的是，這是一次針對南越100多個城鎮的大規模協同突擊作戰，大部分叛亂分子如同神兵天降。現在，經過疾風暴雨般的進攻，他們成功地滲透到了美國駐西貢的大使館，美國電視觀眾看到了巷戰，看到了美國管轄區濃濃的炮火和慘烈的死亡景象，令人觸目驚心。古都順化曾一度被越共占領數周，在被奪回之前成千上萬名居民遭到屠殺。戰鬥持續了一個月，許多城鎮被包圍，情勢危急，而人們似乎並不清楚哪一方占據上風。但是，已經被炸得體無完膚苟延殘喘的敵人竟然能夠組織起如此強大的攻擊，無疑摧毀了美國所有勝券在握的判斷和評估，令威斯特摩蘭名譽掃地，也令美國公眾和政府大為震驚。
此次進攻的目的可能是為了引發起義，或者攻占重要據點，或者展示強大的實力作為談判的籌碼。儘管進攻並沒有摧毀南越，且令越共和北越人員傷亡慘重（估計大約3萬—4.5萬人），但它成功地起到了震撼作用。一種災難感瀰漫美國，而更令人們憂心忡忡的是那句四處流傳的關於戰爭的話語：「為了拯救城鎮，就必須毀掉它。」在美國陸軍少校看來，這句話意思就是，要徹底消滅越共，就必須摧毀城鎮。但他這句話似乎意味著美國通過摧毀保護對象，以免其受到共產主義的統治。當戰鬥結束，《華爾街日報》發出了清醒的聲音，宣稱，「我們認為，如果美國人民還沒有思想準備的話，他們應該準備接受這樣的事實，即整個越南可能將厄運難逃。」
威斯特摩蘭立刻要求緊急空運1.05萬名士兵；隨後，經惠勒將軍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同意，他請求再增派20.6萬名士兵，遠遠超過了約翰遜曾在7月份設定的上限。在越南這一區域的軍事力量正好低於50萬人。如此大規模的升級，必定會在國內引起強烈抗議。總統必須在這一刻做出抉擇，是擴大戰爭還是採取非軍事解決方案。大選在即，接受威斯特摩蘭的請求有些冒險，然而由於內心始終相信必須使用優勢力量壓倒敵人，因此約翰遜決不願意以可能被視為「失敗」的條件進行談判或撤出。
他任命了以國防部長克拉克·克利福德為首的工作組，負責對動員另外20萬名士兵的花費及效果進行審查。當被問及增加軍隊人數對勝利和僵局有什麼意義，參謀長聯席會議無言以對。雖然工作組恪盡職守，絕不逾矩，但仍不斷出現一些「根本問題」，比如：在國內召集預備役，延長徵兵時間，為履行職責延長甚或重複旅行，額外花費數十億的資金，增加稅收，控制工資和價格；在軍事方面，無法迴避的事實是，9萬名北越人已經於1967年滲透到了南方，目前的速度是上一年的三四倍，所以敵人數量的增加每次都能超過我們，轟炸行動顯然無法阻止他們，他們部隊的減員率還沒有被證明「不可接受」。在春節攻勢的慘烈進攻中，以及在一些地方的自殺式進攻中，敵人對生命大義凜然，毫不吝惜，有時傷亡率達到50%。什麼樣的減員率才會令他們覺得「不可接受」呢？
在參謀長聯席會議和總統幕僚的核心人物中，臘斯克、羅斯托、惠勒和泰勒將軍都是工作組成員，但不論他們還是其他人似乎都沒有從這些事實中推導出什麼結論。他們固守著過去三年以來的看法，不惜一戰，對威斯特摩蘭有求必應。用喬治·凱南的話來說，他們「就像是在夢遊」，對「他們自己的行為所造成的後果」無法做出「實事求是的評估」。克利福德及其他人持懷疑態度，主張對戰事有所克制並通過談判尋求解決方案。撤退並不可取，因為經過三年毀滅性戰爭和破壞，北越有可能要大肆報復，美國現在不可能拍屁股走人，徒留南越人民被他們的敵人肆意屠戮。由於有些事情尚未達成一致意見，工作組在3月4日建議增派1.35萬人以解燃眉之急；而報告的其餘部分，據一位成員說，「意在引起總統的注意，讓他專注於更為廣泛的問題。」
在失去了麥克納馬拉的支持後，約翰遜選擇克利福德來支撐他的政策；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克利福德剛一上任就流露出與麥克納馬拉一樣的消極情緒。其實早在前一年夏天，在他前往東南亞條約組織國以督促他們派遣更多軍隊時，各國對他的冷漠態度就已經讓他心灰意冷。所謂的盟軍，其實就是公認的「多米諾骨牌」，他們並未嚴肅認真地對待越南問題。擁有3000萬人口的泰國儘管面臨近在咫尺的威脅，但只有2500人的小分隊在越南。克利福德發現這些國家尊重並支持美國所做出的努力，但並不打算派出更多軍隊，也沒有表示密切的重視。東南亞國家內部對其自身形勢的看法引發了我們思考一個嚴肅的問題，美國保衛的是什麼？
進入五角大樓後，克利福德發現沒有奪取軍事勝利的作戰計劃，只有一系列阻止勝利的制約條件：不入侵北越，不進入寮國和柬埔寨，不對海防港進行轟炸。他還發現，在他的文官助理和副部長中存在普遍的失望情緒，從湯森·胡普斯（Townsend Hoopes）關於《軍事勝利不可行》的備忘錄，到保羅·尼采提出辭職而不向參議院捍衛政府的戰爭政策。他讀到了系統分析部門起草的報告，其中指出，「儘管美國派出多達50萬人的軍隊，每年投下150萬噸的炸彈，每年多達4萬次的進攻，三年中殲滅敵人20萬，我方陣亡2萬，如此等等，但現在我們所控制的農村和城市區域基本上還是1965年8月前的水平。」
此外，克利福德還發現，每次戰事升級都對公眾輿論產生可怕的影響，而且預計1968年預算將增加25億美元，1969年為100億美元。他看到，在越南的巨大投入使美國無暇顧及歐洲和中東事務；而且，美國在戰爭中投入越多，南越對美國的依賴性就越大，越不願意自食其力。他確信「我們正在遵循的軍事路線不僅遙遙無期，而且毫無希望」。戰爭已經走到了盡頭。克利福德不是一個在失敗的事業中隨波逐流，埋沒自己過人天資，毀掉自己一世英名的人，他決意要讓總統放棄自己頑固的立場。面對核心成員中「夢遊的人」，他是以一對八，但現實站在他這一邊。
政治力量也在協助他。反戰情緒已經上升到反對民主黨人，因為約翰遜就是民主黨成員。戰爭已經成為沉重的負擔，以至於來自馬里蘭州的參議員米勒德·泰丁斯（Millard Tydings）告訴約翰遜的演講撰稿人說，「如果今天就舉行選舉，任何德高望重的共和黨人都可以狠狠地揍我。」泰丁斯的顧問告訴他，只有攻擊總統才能拯救自己。儘管他不會這麼做，但他必須得「大聲疾呼反對戰爭，因為戰爭正將美國連同民主黨一起拖下水去」。他還說出了其他幾個參議員的名字，據他們所言，他們州的情況也是一樣。加利福尼亞國家民主委員會已經證實了這一點，並將有300個成員簽名的電報發給總統。電報中說，根據他們的判斷，「能夠避免民主黨派1968年在加州遭受重大損失的唯一行動，就是立即竭盡全力通過非軍事手段解決越南戰爭問題」。此間的民意調查顯示，在即將到來的選舉中，現任總統落後於其潛在的六位共和黨對手中的所有人。
一個更強大的信號來自沃爾特·克朗凱特（Walter Cronkite）於2月27日所播出的節目，他剛從因春節攻勢而「被燒得遍地狼煙，被炸得斷壁殘垣，被拖得疲憊不堪」的土地上歸來。他在節目中描述了約47萬新難民的情況，他們住在「令人難以置信、到處污穢不堪」的小木棚中，而此前已經有80萬人被正式列為難民。在政治方面，他說，「過去的表現無法讓我們相信，越南政府能夠應付這些問題。」他說春節攻勢要求實現「該來的都來吧」，談判必須要公正，「而不是口授和平條款。因為現在看來比以往更加確定的是，越南的血腥經歷將要以雙方的僵持狀態而結束」。唯一「合理的出路」便是通過談判確定我們如何退出，而「不是」，——他再次警告說——「當勝利者」。
國家的「大叔」已經做出判斷，而「衝擊波」，總統新聞秘書喬治·克里斯蒂安（George Christian）說，已經「通過政府渠道」傳遞到最高層。總統說：「如果我失去了沃爾特，等於我失去了半個美國。」
一周之後，參議員富布賴特宣布，參議院對《東京灣決議》重新調查的結果表明，該協議是用「虛假陳述」獲得通過，因此是「無效的」。據說總統正在考慮威斯特摩蘭增派20萬名士兵的請求，並且已經同意參謀長聯席會議招募5萬名預備役作為戰略後備隊。有人將此消息泄露給了新聞界，引起了意料之中的強烈反對。如果新聞評論準確反映事實的話，對戰爭大為不滿的公眾比政府更樂意放手東南亞事務，並且，在《時代》雜誌看來，公眾更樂意承認「在越南取得勝利，甚或達成有利的解決方案，可能都不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所能夠做到的」。這一見解標誌著，在越南戰爭時代，人們的思想趨於成熟。
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先前一度處於消極被動狀態，現在仍不太積極熱衷越南問題，但還是召開了聽證會。在聽證會上，富布賴特在其開場白中宣稱，美國正在目睹其年輕人的「精神反叛」，因為「在他們看來」，美國「已經背叛了傳統的價值觀」。在其他參議員的支持下，富布賴特對總統的權力提出了質疑，因為他「沒有徵得國會的同意就擴大戰爭」。委員會成員私下裡對克利福德和惠勒將軍說：「我們其實不可能支持對越南增派如此多的部隊，但是如果我們不對總統的決策予以支持，誰來做這個工作呢？」當被要求在聽證會上作證時，臘斯克沒有改變自杜勒斯以來的目標，但是他承認，政府正在「從頭到尾」對越南政策重新審視，並正在考慮替代方案。
次日，在新罕布希爾州的初選中，參議員麥卡錫贏得了驚人的42%的選票，而更糟的情況接踵而至。羅伯特·甘迺迪在其他人試水之後意識到好事將至，於是宣布自己的提名總統候選人身份。魔鬼（在約翰遜的眼裡）上場了，而且借著甘迺迪的名望，他是個比參議員麥卡錫更現實的政治威脅。現在他們兩人作為和平候選人，正在全國拉票。而約翰遜現在就好像戈德華特，只不過沒有鮮明的信念。擺在他面前的是一項選舉運動，民主黨將被分裂，而他這位現任總統，將永遠處於防守狀態，試圖為沒有任何成功光芒的政策找尋正當的理由。現在沒有了JASON，沒有了麥克納馬拉的背叛，沒有了毫無結果的消耗戰略，沒有了春節攻勢，沒有其他任何事情能夠讓他重新思考，一切事物只是令「認知僵化」更為嚴重，他最需要考慮的就是自己的政治前景了。
這並沒有動搖他對戰爭的決心，因為現在已經過於僵化難以改變了，但它會讓人聯想到國內慘敗後狼狽不堪的前景。與此同時，羅伯特·甘迺迪宣布，迪安·艾奇遜——約翰遜在春節攻勢後曾私下問他對戰事的看法——得出了他的結論。在摒棄了「千篇一律」的簡報，並諮詢了自己在國務院、中央情報局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情報來源後，他告訴約翰遜說，軍方正在追求難以企及的目標，正如工作組在1964年就曾說過的，如果我們不能無限地投錢在軍隊上，我們就無法贏得勝利；而約翰遜的演講與現實嚴重脫節，公眾不再相信他，國家也不再支持戰爭。
這是一個約翰遜既不能反駁也不能忽略的評價，而且事實上這個評價來自一個他還非常尊重的人；不過，他現在還難以接受有人告訴他，他錯了。就在同一周，他向全國農民聯盟發表了一個鼓吹戰爭的講話，其間他敲打著講台，用手指著觀眾，要求「全國努力」贏得戰爭與和平。他說他不會因為共產黨在軍事上的勝利而改變他在越南的政策，並譴責那些「縮起尾巴違反承諾」的批評家。他最初曾發誓絕不成為第一個打敗仗的總統，這是他最後氣急敗壞的吶喊，沒有人對此表示讚賞。他的老朋友兼顧問詹姆斯·羅（James Rowe）向他報告說，在他演講後很多人「氣勢洶洶」打來電話，對他指責他們的愛國主義表示憤慨，而且對他「贏得戰爭」的叫囂無動於衷。「事實在於，」羅毫不客氣地總結說，「現在幾乎沒有人對贏得戰爭感興趣。每個人都想結束戰爭，唯一的問題是如何結束。」三天之後，約翰遜突然宣布召回威斯特摩蘭，並召集副司令克賴頓·艾布拉姆斯回國與參謀長聯席會議進行磋商。在磋商期間，他決定反對增派20萬人的部隊，但在政策方面沒有任何明確的改變。參謀長聯席會議徵得了約翰遜的同意，招募6萬人作為戰略預備役部隊。
為了讓總統對美國在越南的前途完全死心，克利福德提出召集前資深政治家開會研討做出決斷。後來人們稱他們為「智者」，這些人包括：三位傑出的軍事人物——李奇微將軍，奧瑪爾·布拉德利和馬克斯韋爾·泰勒，前國務卿艾奇遜，前財政部長道格拉斯·狄龍，前大使洛奇，前德國問題高級專員約翰·麥克洛伊，朝鮮停戰談判代表亞瑟·迪安，資深外交官羅伯特·墨菲，喬治·鮑爾，賽勒斯·萬斯，亞瑟·戈德堡及其在最高法院的繼任者大法官阿貝·福塔斯，後者也是約翰遜的好友。這些人都是法律、財政和政府權力核心的精英，並非持不同政見者、反戰分子或長頭髮的激進分子；他們積極維護這個體系的既得利益，與外部世界有廣泛的聯繫；與之相比，現任總統深居白宮，過著幾乎與世隔絕的生活。
他們在討論中尤其關注對美國經濟日益深重的損害，以及美國公眾越來越多的不滿情緒。雖然有些人支持繼續轟炸，但大多數人並沒有那麼做；多數人認為堅持軍事勝利的想法使美國深陷戰爭泥潭，繼續下去只會變得更糟，這不符合國家利益。李奇微認為，如果有理由說明越南領導人是可塑之才，美國可以提供支持，給他們兩年時間完成過渡，而且要告知西貢方面這一時間節點；然後，「我們開始分階段撤出我們的軍隊」。儘管會上並未達成堅實的共識，但傳達給總統的主要思想是，政策的改變是不可避免的；不言而喻的建議就是談判和撤出。
總統定於3月31日做全國電視講話，對越南春節期間的戰事進行解釋。克利福德會見了「夢遊的人」中的幾位成員，包括臘斯克、羅斯托和威廉·邦迪；此外還有總統演講撰稿人亨利·麥克弗森，後者跟他一樣有清醒的認識。在會談中，克利福德堅持認為，這次講話必須徹底脫離過去的政策。就目前獲得的證據來看，這將是一場「災難」。他告訴他們說，顧問們仍然不明白的是，那些權傾一時的人已經「不怎麼表示支持，或許是對越南春節期間戰事的反應，或許感到我們處於難以自拔的沼澤。而繼續向沼澤深處前進，在他們看來是瘋狂的舉動」。他繼續堅定而冷酷地說，國家生活中的主要群體，「商業界、新聞界、教會、專業團體、大學校長、學生和大部分學術界都已經在反對戰爭」。
為了平息公眾的不滿情緒，演講調轉方向，鄭重提出通過談判實現和平並單方面停止轟炸。但政策背後的意圖卻仍未改變。軍方早就讓約翰遜放心，因為雨季來臨，越南方面的軍事行動有所減少，因此暫停轟炸不會對美國有任何影響。而且，白宮幕僚和參謀長聯席會議認為，和談提議不會妨礙美國利用武力達到目標，因為河內肯定會拒絕和談。在給美國駐東南亞條約組織國家大使的一封重要電報中，他們用簡單平實的話語表達了這種思維。政府在電報中指示大使們說，在通知他們所在國家的政府時，應該「明確指出，河內方面很有可能對該方案予以譴責，而之後不久，我們就可以自由行動了」。顯然，約翰遜及其幕僚們並未打算改變戰爭行為；問題就在於如何面對即將到來的選舉和國內公共輿論。本著相同的精神，政府也將這一做法告知了太平洋總部和西貢的指揮官們。惠勒將軍告訴他們說，在與「總統所做決定密切相關」的因素中，不可忽略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在春節攻勢以後，公眾和國會對戰爭的支持「急轉直下」，而如果這種趨勢持續下去的話，「公眾對我們在東南亞目標的支持將微乎其微，我們的努力就會前功盡棄」。但他總結說，希望總統暫停轟炸的決定「能夠扭轉公眾日益不滿的情緒」。
約翰遜如期發表了恢宏大度的公共演講。「我們準備通過談判立即邁開通向和平的步伐。所以今晚，為了儘早開始和談，我採取的第一個措施，就是減少衝突……而且即刻單方面這樣做。」飛機和艦艇已接到命令，停止進攻北回歸線20度以北的北越地區，只進攻非軍事區的重要戰場，因為「敵人繼續在那裡集結，直接威脅盟軍的前沿陣地」。不受轟炸的區域涵蓋了北部人口的90%以及主要的人口聚集地和糧食產區。「如果河內以同樣的克制態度配合我方」，轟炸可能就完全停止。約翰遜呼籲日內瓦會議的聯合主席英國和蘇聯，幫助推動單方面減少衝突的做法，直至實現「亞洲的真正和平」，並說服胡志明主席「做出積極正面的響應」。假如河內拒絕這一提議，或者美國隨後又發起攻擊，結果如何？約翰遜對此隻字未提，而是期盼「基於1954年《日內瓦協議》」的和平，使南越「不受任何外來控制或不容許我們或任何其他人的干涉」。對於增派20萬人的請求，約翰遜也三緘其口；仍不排除未來戰爭升級的可能性。
在做出令人為之動容的關於分裂和統一的結束語之後，約翰遜出乎意料地宣布了一件震動整個國家及世界大部分地區的事情：他將不「允許總統捲入在這個大選之年日漸形成的黨派分歧」，因此，「我不會尋求連任，我也不接受我所在的民主黨提名我擔任下屆總統職位」。
這就是說約翰遜決定要辭職了。並不是因為認識到戰爭是死路一條或要放棄戰爭，而是意識到戰爭影響了他現實的政治前途。約翰遜在骨子裡就是一個政治動物。現在顯而易見的是，他不受歡迎，而且還拖累了民主黨。作為現任總統，約翰遜並沒有打算去拚命爭取重新獲得提名的機會，並且他很可能要失去這樣的機會；他不能忍受這樣的屈辱。在學生四處抗議的威斯康星州，初選活動定於4月2日，提前了兩天。現場特派員電話中直言不諱地預測說，總統將落後於尤金·麥卡錫和羅伯特·甘迺迪。他曾經義正詞嚴地講過，「今晚我們所有人都存在分歧」，治癒傷口、修復歷史、信守美國的承諾以及其他值得稱道的恢復性工作，這些都曾是他的職責所在；而現在，他選擇了一個良好的時機，堂而皇之地退出了比賽。
三天之後，即1968年4月3日，河內做出了令對手大跌眼鏡的舉動，宣布願意與美方代表接觸，以確定「無條件停止」轟炸和所有其他戰爭行為，「從而開始可能的會談。」
自美國軍艦將法國軍隊運回印度支那到如今已經過去了22年，儘管愚蠢政策還沒結束，但總算使戰爭停止了。在接下來的五年時間，美國極力試圖從越南體面地撤出，這將會令愚蠢行為更加嚴重。在缺乏目標，堅持不懈卻徒勞無功，並最終自我戕害的情況下，由約翰遜政府所發起並一味追求的戰爭是一種愚蠢至極的行為，因為可以說它絕對沒有帶來任何好處；除了喚起「公眾的憤怒」之外，沒有任何良好的結果。太多的美國人已經逐漸意識到戰爭是錯誤的，不僅不成功，而且完全不符合美國利益。民粹主義者喜歡說「人民的智慧」；美國人民並沒有聰明到這個地步，而是受夠了，厭倦了，這在某些情況下也是一種智慧。總統認為政府可以無須徵得民主國家人民的同意而發動戰爭；而一味的倒行逆施，終究會失去公眾的擁護和支持，歷史又一次通過越南戰爭證明了這一點。
6.撤退
（1969—1973）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使用的芥子氣現在已經不再用了，因為這種氣體用起來飄忽不定，有時會往回吹到施放者身上。美國在越南戰爭的最後階段也同樣引火燒身，各方冷眼旁觀，越來越不相信政府，而政府也逐漸對人民產生了敵對情緒，後果相當嚴重。雖然林登·約翰遜總統所受的教訓顯而易見，但是他的繼任者並未擺脫荒唐政策的糾纏。由於仍然沒有更好的辦法讓敵人接受美國所提出的條件，新政府跟舊政府一樣，除了訴諸軍事手段進行壓制以外，別無他法。其結果便是，早就被大部分美國人所排斥的戰爭，現在又延長了，在新總統的整個任期內，對國內造成了無盡的損害。
在約翰遜任期的最後一年，儘管暫停過轟炸，河內也曾同意談判，但戰爭並沒有絲毫結束的跡象。所謂的各種會議都是討論在哪裡舉行談判，簽署什麼樣的協議或草案，南越和民族解放陣線是否參加，談判時座位的擺放甚至桌子的形狀。北越始終將「無條件停止」轟炸作為談判的前提條件，不會從程序跨越到實質內容。美國在停止對北緯20度線以北進行轟炸的同時，以3倍的力度對該線以南的滲透路線予以空中打擊，並將「搜索並摧毀」任務發揮到極致，以改善西貢在將來和談中的地位。在這些戰鬥中，每周有200名美國人犧牲，而1968年美國在行動中的死亡人數達到1.4萬人。
這一年，國內暴力頻發，仇恨加劇，先是羅伯特·甘迺迪和小馬丁·路德·金雙雙遇刺身亡，隨後暴亂發生，緊接著出現激進學生的無政府狀態和故意破壞公共財產的行為，爾後是在芝加哥民主黨代表大會期間發生了暴力對抗和警察的野蠻鎮壓。國內情報機構擴大了對可能的顛覆分子的監控和調查，拆看私人郵件，雇用奸細，一旦懷疑某位公民對國家構成危險則編制卷宗，建立檔案。
為了在越南談判中取得進展，美國代表哈里曼大使和賽勒斯·萬斯（Cyrus Vance）敦促總統宣布全面停止轟炸，可約翰遜斷然拒絕了，因為河內並未以減少軍事活動作為互惠條件，而且還堅持要求美國先停止轟炸，否則拒絕減少軍事行動。由於大選臨近，在民主黨近乎絕望的哀求下，約翰遜於11月1日宣布全面停止轟炸。但隨後，由於南越總統阮文紹期待美國共和黨上台後對他提供更大支持，於是臨陣退縮，拒絕參與會談，打亂了美國的計劃。1969年1月，當實質性談判最終舉行，美方負責談判的已經是理察·尼克森總統及其外交政策顧問亨利·基辛格所率領的團隊了。
艾森豪爾在競選總統時曾許諾「到朝鮮去」結束一場不得人心的戰爭，現在尼克森在總統大選中所說的話又使人想起了艾森豪爾的許諾，他向選民保證說，「我們將結束這場戰爭，贏得和平。」他沒有說如何結束，主要基於這樣的理由：一方面他不想表達任何意見，那有可能影響約翰遜在巴黎的談判；另一方面，他也不能「採取將來讓我毫無迴旋餘地的立場」。他似乎採取了一種現實主義的觀點。「如果我當選總統六個月後，戰爭還在繼續，」他私下告訴一位記者說，「這就是我的戰爭了。」他說他決心「不要落得約翰遜那樣的下場，蜷縮在白宮裡，都不敢到街上露面。我將儘快結束這場戰爭」。如果真有這番豪言壯語，則表明一種基本常識，有種高處不勝寒的意味。但當尼克森成功地入主白宮後，他所做的結束戰爭的承諾在他的頭腦中演變成為延長戰爭了。人們發現新總統跟其前任一樣，不願接受一場失敗的戰爭，並且也同樣深信，只有增派軍隊才能迫使敵人答應條件。
尼克森從前任手上接過來一個燙手的山芋。他任命基辛格領導國家安全委員會，如果他們在考慮問題的時候能時刻吸取前任的教訓，就好比在牆上釘一個牌子，上寫「不要重複已經失敗的老路」，那麼他倆就可以避免很多錯誤了。這樣的話，他們可能就會重新審視一下奠邊府戰役；清楚地評估一下敵人的利害關係，它為之戰鬥的意願和能力；仔細研究一下約翰遜時期始終沒能夠實現談判的原因。在此基礎上所做的反思可能使他們得出這樣的結論：為了鞏固南越獨立政權而繼續戰爭，其結果是徒勞的，也無益於美國的安全；由於不想無限制使用武力，因此試圖通過敵人寸步不讓的談判來達到目的，是浪費時間。即便通過軍事施壓實現了談判並取得了預期結果，也沒人能保證它維持多久，賴肖爾早在1967年就曾指出過這一點，他說，10年或20年後，「南越的政治局面不會因為我們的介入而有所改變」。
符合邏輯的方針是，減少損失，不要再去努力避免南越受共產主義影響，不與敵人談判而自行離開，但要附帶一個條件，那就是告訴對方美國承諾撤出的時間節點，與對方交換戰俘。這一方案實際是應白宮的要求由蘭德公司專家所提交的幾種建議中最為緩和的一種意見；但在這些建議被提交給總統之前，基辛格及其軍事顧問就把該方案淘汰了；其實，即便尼克森看到了這一方案，他也不會感興趣。戰爭一開始被誇大為威脅到美國國家安全，到現在演變成為對美國威望和聲譽的考驗，而且，正如總統肯定會看到的，也是對他個人的考驗。尼克森也是一樣，不希望在自己當政時期接受戰敗的事實。
他確實有一個計劃，而這個計劃確實徹底顛覆了約翰遜的路線。其目的是通過結束徵兵活動，命美國地面作戰部隊回國，從而化解國內的抗議。這並不意味著放棄戰爭目標，而是加強美國對越南的空中打擊，並且如果必要的話，進一步擴大對北越的供應線和位於柬埔寨的基地的打擊。為了彌補美國的撤軍計劃，他主持制定了一個大力增加援助的方案，把南越軍隊武裝起來，進行訓練並灌輸思想，使他們藉助美國持續的空中支援贏得戰爭的勝利。這就是眾所周知的「越南化」。這一努力在一直被認為是「他們的」戰爭中或許來的有些遲緩。根據這一理論，北越利用大量的供給將會以某種方式完成過去25年始終沒有完成的使命，即至少在一個「可接受的間隔期」內創建一支士氣高漲並有能力維持獨立自主的非共產主義國家的戰鬥力量。
除了安撫美國人，單方面撤軍的目的也是為了向河內表明「我們在認真地尋求外交解決方案」，從而鼓勵敵人就可接受的條款進行談判。然而，如果北越一意孤行，美國將提高懲罰力度，直至確信在可能勝利的條件下，迫使他們最終放棄或任由戰爭自生自滅。為了幫助說服河內，美國通過蘇聯向河內暗示說，將要對他們的供給線及在柬埔寨和寮國的避難所進行封鎖轟炸，並加強進攻。為了表明這一姿態，美國於1969年3月對柬埔寨進行了第一次秘密轟炸，此時距離尼克森上台僅有兩個月；他們隨後在4月份進行了第二次轟炸，到5月份，轟炸已經成為家常便飯。
「越南化」在實施過程中逐漸擴大了範圍並將南越政府軍武裝了起來。美國對南越提供武器、進行訓練、思想灌輸已達15年之久，卻沒有產生明顯的效果；從這一點來看，現在指望這些行為讓南越政府軍接管戰爭實在有些痴人說夢，完全夠得上榆木腦袋式的思維了。回想起1970年的情況時，一位曾附屬於南越某部隊的美國海軍陸戰隊中士說，「我們總是有一半人擅離職守，南越政府軍的連排級軍官大部分始終見不到人影。」軍官們「整天偷雞摸狗，販運毒品」，士兵也因此毫無鬥志。
更嚴重的愚蠢行徑在於中途扭轉戰爭行為，也就是說，一方面撤出美國軍隊，另一方面還要通過轟炸和空襲不斷對敵人加大懲罰力度（或者稱為「負面強化」）。除了基於國內方面的考量，只有同時放棄最初想要達到的目標時，撤出地面部隊的舉動才會有意義。
通過撤出作戰部隊來贏得一場戰爭，甚或希望以此達成對自己有利的解決方案，實在是一種不同尋常的方式。這種計劃一旦開始就難以停下來，並且就會像戰事升級那樣勢頭越來越強；而隨著部隊人數的減少，最終不可逆轉。美國軍方也認識到這一做法的弊端，認為這樣一來就毫無獲勝的可能；而且，因為他們對「越南化」信心不足，甚至不可能實踐出一個完美的解決方案。但現在也只能這麼做，因為戰爭必然會引起公眾的憤怒，那種悄無聲息偷偷摸摸發動戰爭的想法已經成為泡影。儘管尼克森和基辛格精明強幹，但他們顯然還存在另外一種幻想。他們似乎認為，美國完成撤出地面作戰部隊的任務不會削弱南越早已弱不禁風的士氣，不會再次證實北越的毅力和決心。當然，這兩點它都做到了。
正如豪將軍撤離費城那樣，減少軍事行動的努力並沒有讓敵人意識到美國方面嚴厲果斷的意圖，而是恰恰相反。美洲殖民者從豪將軍的撤離中看到將英國人趕走的趨勢，並且知道無須對卡萊爾和平委員會做出妥協。河內收到了同樣的信息。當尼克森於1969年6月宣布撤軍方案，且第一批2.5萬人的美國部隊於8月份乘船回國時，北越知道這次戰爭將以對自己有利的局面結束。他們能做的，只有不惜一切代價堅持下去。就像是夙願終了，胡志明在經過半個世紀的鬥爭後於9月份去世了。
在國內，尼克森計劃並沒有意識到，人們並不僅僅是對戰爭的傷亡人數痛楚憂慮，因為，許多人認為這是一場錯誤的戰爭，違反了美國的行為準則；隨著部隊撤回國內，抗議活動一度有所減少，但戰爭本身必然會導致沉重的感受，而且隨著交戰行為的繼續，這種感受將會變得愈加強烈。
由於深信美國人就像當年法國人那樣，將禍起蕭牆，河內方面毫不妥協。在憤怒和沮喪中，美國轉向「負面強化」戰略，起草了冠以各種稱謂的計劃，如「野蠻打擊」或「致命一擊」或「11月方案」。根據計劃，將對北越進行封鎖，對港口、河流和沿海水域進行轟炸，對堤防進行爆破，對河內進行地毯式轟炸。「我就不相信，我們永遠打不垮一個像北越這樣小小的四流國家。」基辛格在制訂計劃的過程中這樣說。從任何事物都存在忍耐的極限來講，他是正確的；就看需要多大程度的力量對它進行檢驗。文職分析家們認為，這個提議將不會顯著削弱北越在南越的戰鬥能力，因而對此表示反對；而這樣的方案有可能激起基辛格所稱的「休眠猛獸，即公眾的抗議」，這令他們惴惴不安。鑒於這兩方面原因，「11月方案」被取消了。
在瘋狂實施「越南化」的過程中，南越政府軍的數量增加了一倍，配備了大量武器、軍艦、飛機、直升機，有100多萬支M-16步槍，4萬多件榴彈發射器，2000枚重型迫擊炮和榴彈炮。雖然有多達1萬名南越政府軍軍官、飛行員、機械師及情報分析人員被送到國外接受先進技術的培訓，但無奈大勢已去。在這個過程中，南越暫時穩住了陣腳，主要是因為在春節攻勢以後，越共元氣大傷，尚未恢復過來；但是隨著15萬美軍在1970年陸續撤出，並且接下來更多的美軍還要撤離，現在看起來就像是「越南化」和撤退行動爭相上場。
抗議活動遠未停止，並沒有銷聲匿跡。1969年10月，在一場有組織的「暫停越戰日」活動中，全國各地舉行遊行示威，要求「現在就要和平」，10萬人聚集在波士頓公園，聆聽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的演講，他呼籲美國在一年內撤出所有地面部隊；三年內，也就是到1972年底，撤回所有空軍及地勤部隊。舊金山的一名示威者手中拿的牌子上寫著：「停止越戰，讓士兵們回家。」在為「暫停日」事先準備好的回覆中，總統通過全國演講呼籲那些他認為支持他的「沉默的大多數」，向他們承諾說，儘管還沒有明確的時間表，但美國將按照預定計劃完全撤出軍隊，並且「以我們能夠贏得和平的方式結束戰爭」。
如果存在這樣沉默的大多數的話，主要還是出於人們的漠不關心；而抗議活動熱火朝天，喧囂異常，並不幸成為尼克森攻擊的對象，他稱抗議人士為「流浪漢」。在11月的另一個「暫停越戰日」中，主辦方在華盛頓動員了25萬名示威者參加。尼克森當律師時的合作夥伴，現任總檢察長約翰·米切爾（John Mitchell）從陽台上望去，感覺「就像是俄國革命」。就這樣一語成讖，政府對反戰運動進行了界定，不是把它作為大部分民眾要求國家摒棄的某一政策、表達不同意見的合法活動，而是將它視為惡意行為和顛覆威脅。正是本著這種觀點，政府出台了「黑名單」。
因為不同意見是通過媒體發出並傳達到政府當局的知名人士那裡，所以尼克森認為這是「自由主義者」反對他政治存在的陰謀；在他看來，這些「自由主義者」「自阿爾傑·希斯（Alger Hiss）案件以來就一直試圖毀滅他」。有些躁動不安並常常無名火起的基辛格在回憶錄里證明，他將抗議活動視為對外交事務的干擾，從民主角度來講是雞肋，必須要忍受，但不應影響到嚴肅的政治家的決策。抗議活動並沒有向他傳達任何信息，甚至連哈佛大學教員組成的代表團所發表的意見也沒有實質內容。抗議活動並未向總統傳達任何他認為值得傾聽的內容。兩個人都沒有從人們的異議中聽到任何有理有據的論點。就像疾呼改革的喧囂充斥文藝復興時期羅馬教皇的耳朵，從統治者自身利益來看，沒有哪種意見讓他們覺得需要迫切做出積極的響應。
不論是基辛格與河內密使黎德壽（Le Duc Tho）之間的秘密會議，還是在巴黎的四方會談，這些談判都不可能取得任何進展，因為雙方都始終堅持對方不能接受的條件。北越要求罷黜袁文紹（Thieu-Ky）政府，以包括民族解放陣線在內的名義上的「聯合政府」取而代之。這就等於讓美國放棄其代理人，遭到美國的斷然拒絕；而美國反過來要求北越從南越撤出其全部軍隊。但北越從未將南越視為另外一個國家，認為自己有權利在南越的任何地方駐紮，要求撤出無疑就侵犯了他們的權利，因此也堅決不同意。雖然他們的這種理念與亞伯拉罕·林肯堅決維護聯邦統一不可分裂的信念如出一轍，但美國人並未予以理會，而是認為，必須通過武力手段迫使河內放棄要求。
「以我們能夠贏得和平的方式結束戰爭」，也就是，維持一個不受共產黨統治的南越，這是美國談判的思路和基石。這與信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現在被稱為「不失體面的和平」，尼克森和基辛格曾無數次予以強調。「不失體面的和平」已經成為美國在越南問題上的「可怕負擔」。「給出一個你據理力爭的理由，」埃德蒙·伯克曾經說道，「從常識來進行判斷，你將用什麼方式來實現有益的目標，而後我會心滿意足地給你所想要的尊嚴。」美國的做法恰恰相反，正如前法國駐河內總代表讓·聖特尼（Jean Sainteny）根據自己長期在越南的經驗告訴基辛格說，美國現在所拚命爭取的是「毫無希望的事業」。如果基辛格多讀一些伯克而非塔列朗[16]的書，那麼他的政策路線或許就會大不相同。
其他方案，比如：用美國並不情願使用的一定程度的武力對北越進行猛烈打擊，直至將它擊敗；或者，美國放棄先前的條件，通過「越南化」將南越打造到足夠強大時，讓它實現自我防禦，正如基辛格自己所正視的，「在不與河內簽訂協議的情況下從越南撤出」。由於河內方面在開出的條件沒有得到滿足的情況下拒絕投降，美國戰俘成為解決問題的主要障礙。河內認為，只要美國答應在某個最後日期前撤退所有空中及地面作戰部隊，他們就同意釋放戰俘。為了迅速結束戰爭，為了美利堅民族的健康發展，這一方案是可行的，況且還有那麼多人在大聲疾呼。但這一方案最終被駁回了，因為政府方面認為這樣有損美國的聲望。但是，減少損失，回到美國的正常發展軌道上來，對美國聲望而言反而有益無害，這一點在政府決策過程中並未予以考量。在猛烈打擊和放棄條件之間，尼克森和基辛格選擇了一條到那時為止並非有效的中間路線，即試圖通過加強進攻強度，讓「河內認識到，與其繼續戰爭，不如和平解決」。這一方案已經存在多年了。
美國現在加大了轟炸強度，目標並不是北越的領土，而是它在柬埔寨的補給線、基地和避難所。因為柬埔寨中立等複雜的原因，轟炸次數在軍事記錄上被統一篡改了。但由於敵人已經長期違反中立協議，找個藉口易如反掌，因此，對此次轟炸秘而不宣或許更多地是為了向美國公眾掩飾戰爭延長這一事實。鑒於新聞界及許多政府官員的反戰情緒，最高決策層認為可以嚴守轟炸的秘密這一想法實在有些掩耳盜鈴。《紐約時報》派駐五角大樓的一位記者找到了證據，對轟炸行動進行了報道。儘管該報道並未引起公眾的注意，但是卻讓柬埔寨成為尼克森報復的目標。尼克森認為這是秘密轟炸行動的「泄露」，有些惱羞成怒，於是他召來了聯邦調查局特工，後者在基辛格的指導下在莫頓·霍爾珀林（Morton Halperin）的辦公室安裝了第一套竊聽設備。而這個莫頓是總統班底人員，可以閱讀到機密報告。就這樣，在美利堅共和國歷史上第一次導致總統辭職的一系列事件拉開了帷幕。
尼克森在越南的秘密軍事行動仍不為人所知，但是，1970年4月，當美國地面部隊與南越政府軍一起侵入柬埔寨時，人們的怒火如岩漿般迸發出來。在國內民眾呼籲減少而不是擴大戰爭行為之際，美國將戰火燃燒到了另外一個名義上中立的國家，這就像羅波安叫被奴役勞工的監工去平息以色列人的怒火一樣，是在當時情況下做出的可能最具挑釁性的舉動。這一行動本來完全是為了懲罰作惡者，結果政府似乎難以抗拒地做出了愚蠢荒唐的決定，就像是受到命運的捉弄而只為博得上帝的開心。
此次入侵在軍事上似乎有充分的理由：由於預計北越可能會發起進攻占領柬埔寨，從而將軍隊駐紮到那裡，在美國撤出之後對南越構成嚴重威脅，美國不得不採取先發制人的措施；為「越南化」贏得時間；切斷連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的主要供應線；支持金邊新政權，因為它罷黜了有左派傾向的西哈努克親王，並且對美國更加友好。然而，如果是出於尼克森和美國的利益而結束戰爭的話，政府的智囊人物同樣可以找到反對軍事行動的有所依據的理由。
尼克森以為他先前宣布的將在1970年撤出15萬軍隊的時間表會讓抗議者偃旗息鼓，不然，如果「那些狗娘養的自由主義者」再製造麻煩，他就像一隻替狼受過的羊。在一次類似戰鬥檄文的演講中，他宣布了這一軍事行動，作為對北越「進犯」的回應，並再次老生常談，說在他當政期間，絕不會讓美國蒙受戰敗的羞恥。這次侵略行動的代號為「南越中央辦公處」，據說其目的就是要摧毀所謂的敵軍司令部，也就是「神經中樞」。由於戰術運用得當，侵略行動成功繳獲了北越大量武器，摧毀了碉堡和避難所，殲敵200人，給敵人造成了重創，足以迫使敵人將所聲稱的進攻推遲一年。即便神秘的「神經中樞」從來沒有被發現，儘管所用的縮寫形式看上去那麼莊嚴宏偉，但這又有何妨呢？但總體來看，結果並不盡如人意：金邊政府實力削弱，需要保護；土地和村莊受到破壞；1/3的人成為無家可歸的難民；親共產黨的紅色高棉力量大大增強。北越又折返回來，侵占了大片地區，將叛亂分子武裝起來進行訓練，為印度支那另一個國家遭受悲慘的命運埋下了禍根。
美國的侵略行徑在國內引發了軒然大波，引起政治上極端分子的對抗，引起了慷慨激昂的辯論，點燃了持不同政見者對政府的憎恨。儘管民意調查往往顯示很多人支持尼克森採取積極主動的措施，但反戰的呼聲更高，新聞媒體也公開表示了敵對情緒。《紐約時報》將尼克森發動侵略的原因稱為「又一次軍事上的幻覺」，並斷言說，「時間和痛苦的經驗已經讓美國人警醒，不再輕信政府的謊言。」幾個月前披露的美萊村大屠殺，讓美國公眾大為震驚。在那次屠殺中，美國士兵以瘋狂殘忍的手段殺死了200多名手無寸鐵的村民，包括老年人、婦女和無助中哭泣的孩子。讓人更加難以置信的是，在美軍侵略柬埔寨行動之後，發生了美國人射殺美國人的事件。5月4日，在俄亥俄州的肯特州立大學，州長叫來國民警衛隊，鎮壓在他看來有潛在危險因素的校園抗議行為。警衛隊向示威群眾開槍，打死四名學生。一位女生跪在死去的同伴身邊，滿臉痛苦和迷茫。這一照片成為人們心中永遠的痛，自美國將國旗插到硫磺島上以來，還沒有哪幅照片比它更加令人震撼。戰爭確實又吹回到了美國大地。
在肯特州立大學事件之後，抗議活動進一步升級。學生罷課、遊行，校園裡遍布篝火。近1萬名憤怒的人群聚集在白宮四周的公園裡，60輛滿載警察的公交車圍成一圈，將示威人群包圍起來，就像對抗印第安人的排成一圈的貨車。在國會山，越戰老兵舉行集會，每個人都向空中拋擲勳章。在國務院，250名工作人員簽字聲明反對延長戰爭。所有這一切都被指責為倒行逆施，是激勵敵人堅持下去，這一點兒都不假；而說他們不愛國，也確實如此，因為最令人悲哀的後果是，年輕人不再有這種珍貴的感受，他們對愛國主義嗤之以鼻。
在無腦的言辭和無法無天的破壞行為中，確實有極端出格的抗議活動，這激怒了那些正直人士，並不是因為他們是強硬派，而是因為，在他們看來，這種行為侵犯了法律的尊嚴，破壞了社會秩序。當頭戴安全帽的建築工人在華爾街攻擊示威的學生時，他們用隨手找到的器具充當武器對學生進行毆打，這種身體上的衝突集中體現了兩種言論之間的對抗。10月份，尼克森到聖何塞，為1970年的中期選舉活動發表演講，此時抗議活動達到了高潮。暴徒們對他尖叫咒罵，污言穢語；當他離開大廳時，人們向他投擲雞蛋和石頭，並使他受了擦傷。這是美國歷史上首次總統受到暴徒襲擊。在隨後譴責暴徒行為的一則聲明中，他說，「我們可以看到他們臉上的仇恨……聽到他們言語中的憤恨」，這些「暴徒」代表著「美國最壞的一面。」
其實在聖何塞事件之前，對總統柬埔寨行動的如潮批評就已經令他惱羞成怒，加重了他本來就比較強烈的迫害心態。一位叫查爾斯·科爾森（Charles Colson）的白宮職員說，「一種被包圍的感覺」瀰漫在白宮上下。「現在是『我們』對抗『他們』。」據另外一個人所見，白宮警衛「確實相信，非常可能發生左翼革命」。對「敵人」進行秘密監視，用臥底的方法進行恐嚇和間諜活動，破門而入，毫無理由地竊聽，這些方法都很普遍。被派去監視激進恐怖組織活動的一位員工起草了一份計劃，準備動用警察力量和未經授權進入私人區域作為執法手段。這一方案經總統簽署成為一項政策，但只執行了五天就在聯邦調查局的勸說下放棄了，可能是聯邦調查局怕該政策威脅到自己的特權。對轟炸行動泄密根源的調查範圍擴大了，最後甚至在17位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以及幾位記者的辦公室及家中安裝竊聽設備。對於飄忽不定的南越中央辦公處，沒有發現任何漏洞；報告最後被證明不過是新聞界正常的職業行為。
異議權是一種絕對的美國政治制度。國家元首想要對此進行壓制並派人付諸實施，而且還堂而皇之地啟用非法程序，這為「水門」事件埋下了伏筆。由於在談判中繼續受挫，由於戰爭延長至新的一年，此類程序越來越多，並在1971年6月五角大樓文件的出版方面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麥克納馬拉當初批准了一系列機密文件，意在披露美國介入越南事務的根源；但這批政府文件被現在極力推崇反戰信念的理論家、前五角大樓官員丹尼爾·埃爾斯伯格竊取，並提供給媒體和參眾兩院的某些成員。儘管這些檔案記錄的都是1968年以前的事件，但尼克森——基辛格團隊對於泄密事件卻極度敏感，尤其是因為他們正在秘密著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關係，與莫斯科舉行高峰會議，他們不希望人們將華府視為軟弱無能的孬種，從而無法與二者建立親密無間的信賴關係。他們首先在白宮旁邊的一間地下辦公室成立了一個「管道工」小組來查找泄密渠道，並且根據「直接來自橢圓形辦公室」（根據後來的證詞）的命令，要在埃爾斯伯格身上做些文章。其結果便是，有人闖入埃爾斯伯格心理醫生的辦公室盜竊，目的在於將他誣陷成為蘇聯特工。這件事是否有用值得懷疑，因為一旦成功的話，有可能會阻止尼克森與蘇聯舉行高峰會談。他們的僱主還算幸運，因為管道工們空手而返；但無論他們在埃爾斯伯格身上可能發現什麼證據，都無法質疑14卷影印政府文件的真實性。顯然，最高層做出了愚蠢荒唐的事情。在這裡，在對違法行為沒有絲毫忌憚的情況下，文藝復興時期教皇的道德準則又死灰復燃了。
到目前為止，國會一直還是一副氣定神閒的狀態，對令舉國上下心急火燎的越南事件不過是冷眼旁觀；但現在，來自國會的令人不安的信號越來越多。一位國會成員說，國會「是一群追隨者，而不是領導者」。可以這麼認為，國會總是遵循輿論趨向，因此，其麻木懶散的作風表明，在美國進攻柬埔寨之前，沉默的大多數確實就是多數。當尼克森在執政的前六個月沒有實現他在競選中所承諾的停火協議，反戰的參議員諸如曼斯菲爾德、甘迺迪、蓋洛德·納爾遜、查爾斯·古德爾（Charles Goodell）等等，開始公開呼籲政府採取行動結束戰爭。在沒有國會授權的情況下入侵柬埔寨的行為促使參議院重申自己與行政權力平起平坐的特權，此前自由放任政府行事令自己元氣大傷。在五角大樓文件所披露的內容里，其中一項就是，在任何有關確定國防及外交政策的討論或文件中，明顯沒有考慮徵求國會的意見。在入侵柬埔寨已經成為既定事實以後，尼克森向從參眾兩院挑選出來的人員保證說，在沒有徵求（他沒有說獲得）國會批准的情況下，美國軍隊不會深入到30英里—35英里以外的距離，並且所有部隊將在3—7周內撤回。
參議員們並不放心。他們提出撥款法案修正案、切斷資金修正案、以某種方式限制軍事介入或設定時間限制修正案等，這些都經委員會批准，在議會大廳進行了激烈的辯論，並以絕對多數票通過。每一次，在眾議院超級鷹派人物所把持的委員會的專橫操縱下，這些修正案總是在會議中被減頭去尾或棄之一旁，或者被議會戰術圍追堵截，最後未經辯論即胎死腹中。《東京灣決議》最後被廢除了，但那也只是總統領導的政府在智勝對手後自己做出的選擇，因為政府認為，總統作為總司令有權發動戰爭，這是憲法所賦予的權力。這一理由有些牽強，因為在沒有宣布戰爭狀態的情況下，他是事實上的總司令嗎？但是最高法院在面對幾次考驗時，小心翼翼地繞過了這個問題。
然而，下議院的反戰選票不斷增多。153位代表投票反對擱置《庫珀教會修正案》，這一修正案旨在於7月份以後切斷戰爭資金，這是迄今為止數量最多的選票，這一票數產生了極大的殺傷力，反對的聲音如雷鳴般轟響。在接下來的一年裡，贊成《曼斯菲爾德修正案》的人數上升至177位。該《修正案》最初將撤退的最後期限設定為9個月（經眾議院修改為「儘快」），暫停派出軍隊。儘管規模不大，但這一上升趨勢表明反戰的力量日益強大，甚至或許在令人難以想像的時刻，立法委員會可能會對總統的行為「叫停」。
1971年，儘管沒有美國地面部隊的協助，但是南越政府軍在美國空軍的支持下，像侵略柬埔寨那樣入侵了寮國。對南越政府軍實行「越南化」的代價，是50%的傷亡率，而且政府軍越來越感到，現在戰鬥和死亡的目的，就是讓美國人離開。而華盛頓方面宣布，所有軍事行動都要以「拯救美國人生命」為目的，這種趨勢更令他們加深了這一看法。反美國主義在越南傳播，隨之而來的便是與民族解放陣線秘密合作，並公開要求政治和解。抗議活動重新興起，但這次是反對阮文紹取代吳庭艷。尚未撤回的美國軍隊士氣低落，部隊逃避作戰或拒絕作戰，士兵們使用毒品，還有一些聞所未聞的事情——蓄意殺傷上級軍官或同伴，有時還有用手榴彈謀殺軍官和軍士的現象。
在國內，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人開始支持到年底撤回所有部隊的做法，哪怕出現南越被共產黨控制的結果也在所不惜。多數人首次同意這種觀點，即「美國在越南的戰爭從道義上講是錯誤的」，對越南戰爭的參與首先就是一個「錯誤」。公眾總是反覆無常，民意調查也是曇花一現，而答案或許反映了問題的根源。不道德的行為之所以被發現，正如諾斯勳爵在談到他的戰爭時說，「邪惡的勝利最終會遭人唾棄，到那時，人們就會呼喚和平」。
到1972年，戰爭持續的時間已經超過美國歷史上任何一次對外衝突，而尼克森給自己定下的六個月時間已經拖延到了三年之久，又有1.5萬名美國人傷亡，而戰爭到底何時結束仍是個未知數。
巴黎會談的一切努力和基辛格的秘密任務均以失敗告終，主要原因在於，美國試圖通過談判從根本就無法取勝的戰爭中脫身而出，與此同時還要維持體面。對於戰爭的延長北越也負有同樣不可推卸的責任，但雙方的動機不可同日而語。這是他們的土地，他們的未來在此一舉，他們的生命危在旦夕。1972年3月，當美國戰鬥部隊大多已經撤走後，北越展開了猛烈的攻勢，最終促使戰爭結束。
12萬北越軍隊駕蘇聯坦克，攜帶野戰炮，穿過非軍事區，撕破了南越政府軍的防線，勢如破竹地突進西貢周邊的人口密集地區。美國在地面無計可施，便重新啟動了早在1969年制訂的「野蠻打擊」的第一波計劃，派遣B-52戰略轟炸機到北越上空，對河內及海防的燃料庫和運輸線進行狂轟濫炸。尼克森宣布此次行動為「結束戰爭的決定性軍事行動」。一個月後，基辛格提出了一個就地停火計劃，該計劃首次無視了北越的要求，決定從南越撤軍，並宣布美國願意在北越遣返俘虜後的四個月內撤出全部軍隊。政治和解的大門並未關閉。四個月的最後期限本可能讓河內理智地接受條件，但由於一直抗拒在被轟炸的情況下談判，他們又一次拒絕了。
隨著總統大選迫在眉睫，尼克森對敵人頑固不化的立場暴跳如雷，當著幕僚的面發誓說，「這次要讓這些狗娘養的徹底嘗一嘗轟炸的滋味。」有人害怕此舉會激起國內民眾的反抗，而蘇聯也可能為此取消原定於兩周後的莫斯科高峰會談，這樣一來，經過千辛萬苦的談判才好不容易達成的《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協議》的簽署就成了問題。但尼克森對此全然不顧，宣布了「野蠻打擊」計劃的另一半，即動用海軍對海防港進行封鎖，布置水雷，並用B-52轟炸機進行全天候打擊。因為一直擔心對蘇聯及其他國家的船隻造成損害，美軍過去始終避免使用封鎖和水雷等手段，也怕引起國內輿論的強烈譴責。興奮異常的白宮工作人員，認為這一決定「要麼樹立、要麼打破總統的威望」，於是從選舉經費中花費了8000多美元，發出一封又一封通過批准的假電報，並在報紙上編造廣告，這樣一來，白宮就能發布支持總統競選的輿論。他們本來可以不必如此費力；儘管新聞界和異議人士對政府的封鎖行為予以譴責，但公眾輿論不僅沒有義憤填膺，反而似乎對美國面對北越頑固不化的立場所做出的強硬舉動表示欣賞。
另外一個極端事件隨後不久東窗事發。與曾經搜查過埃爾斯伯格的兩位主要特工（霍華德·亨特和戈登·利迪）有關聯的支持總統競選連任委員會的五位特工，在水門辦公大樓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總部盜竊文件並安裝竊聽電話時當場被捕。直到第二年，在對這五名特工進行審判並由參議員歐文率領的特別調查委員會所舉行的聽證上，人們才獲悉總統也參與了這一事件。他們將要揭示連篇累牘背後的秘聞，包括掩飾罪行、綁架勒索、唆使串供、賄賂、間諜、破壞、使用聯邦權力對「敵人」進行騷擾、雇用大約50人使用「骯髒伎倆」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競選活動進行破壞顛覆，或者用白宮工作人員的話來講，就是「暗中非法破壞對方」。最後可公訴的罪行清單包括入室盜竊、賄賂、偽造、偽證、偷盜、陰謀和妨礙司法公正，其中大多數屬於過度反應，而且，就像使大廈付之一炬的磁帶，根本就是無事生非、自我戕害。
性格再次決定命運。因為被越南問題所困擾，尼克森的性格，以及他所挑選的幕僚們的性格，令他所領導的政府陷入無盡的麻煩之中，並進一步損害了政府的形象。在世界歷史上，某位統治者的恥辱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但如果政府蒙羞，則會對人們的精神造成致命傷害，因為一個不受尊重的政府無法有效運行。
儘管「水門」事件醜聞迄今所顯示出來的只是冰山一角，但越南的戰事現在有了結果。經過一段時期的封鎖，加之對燃料和彈藥庫的破壞，北越的物資供應銳減。事實證明，與河內的需求相比，俄國人更關心的是改善與美國的關係。他們在莫斯科歡迎尼克森的到來，並建議他們的朋友妥協讓步。中國也希望減少衝突。在最近由尼克森與基辛格所確立的嶄新的中美關係中，中國方面想要藉助美國力量對抗蘇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利用民族解放陣線領導人造訪北京之際奉勸後者放棄始終堅持的推翻阮文紹的立場，到現在為止，這一直是他們談判的必要條件。「按我說的去做，」他說，「我曾經在必要的時候與蔣介石達成協議。」民族解放陣線相信，他們也終將會有這一天，於是就點頭應允了。
北越在B-52戰略轟炸機的打擊下，也準備屈服於政治條件。從美國民意調查的結果來看，民主黨候選人勝選的希望渺茫，這使河內意識到，尼克森會在接下來的四年里繼續執掌白宮。因此，他們認為，在大選前，有可能從他那裡爭取到更好的條件。這樣，雙方又重新啟動了談判。經過一番討價還價，美國做出了艱難的妥協和退讓，簽署了錯綜複雜的協議，在表面上確保阮文紹無恙的情況下得以抽身而出，這讓基辛格在10月31日（後來證明為時尚早）宣布，「和平已經近在咫尺」。
阮文紹堅決拒絕接受條約草案。根據該草案，14.5萬北越軍隊將留在南越；草案還承認民族解放陣線以剛成立的臨時革命政府的名義參與未來政治解決方案。考慮到如果不這樣做就等於默認了自己下台，阮文紹的立場也可以理解。在這個關鍵時刻，尼克森以絕對多數的優勢成功連任，這是有史以來優勢最明顯的總統選舉，這對他而言也是一個非同凡響的勝利。但不久以後，他將被迫向美國人民保證，「我不是一個騙子」。這一壓倒性勝利有很多原因：他的對手——參議員麥戈文（McGovern）軟弱無能、搖擺不定；麥戈文在聲明中極不恰當地說，他將「跪著」爬到河內，並建議給每個家庭發放1000美元的福利，這令選民們頗為反感；尼克森「骯髒伎倆」的成功實施，在初選中摧毀了一位強大對手；公眾在期盼和平的過程中最後那種如釋重負的感覺；或許還有時代的背景，因為當時以長頭髮、嬉皮士、毒品和激進分子為代表的叛逆文化暗中對主流價值觀構成了威脅，而美國中產階級對此強烈反對，這在總統選舉上表現了出來。
繼續執掌大權的尼克森精力充沛，對越南雙方都施加了最大壓力，尋求南北和解。他在給阮文紹的信中保證說，阮文紹對北越軍隊繼續留在南越表示擔心，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絕對保證，如果河內不遵守本協議的條款，我將迅速採取嚴厲的報復行動」。他之所以這麼說，無疑是因為，《巴黎協議》並沒有承諾從附近水域的航空母艦或從位於泰國和台灣的美軍基地撤離空中力量。實際上，參謀長聯席會議已經根據指示制訂了可能利用駐守泰國的空中力量進行報復行動的計劃，而且價值10億美元的武器也奉命送到了西貢。阮文紹還被告知，如果他繼續負隅頑抗，美國可能會繞過他與北越和談。阮文紹對此無動於衷。在與北越重新開始的秘密談判中，基辛格不再考慮已經達成的約定；他現在要求北越象徵性地從南越撤軍，降低民族解放陣線的地位，以及其他一些變動；同時還威脅說美國將重新動用軍事手段。
由於堅定地認為美國總是背信棄義，河內拒絕做出必要的調整。現在已經不再擔心公眾抗議行為的尼克森決心對河內窮追猛打，這就是臭名昭著的聖誕節轟炸，也是美國在此次戰爭中最猛烈的軍事行動。在12月的12天裡，美國空軍向北越投放的炸彈數量比過去三年的總和還要多，將河內和海防地區夷為一片廢墟，破壞了河內的機場、工廠和發電廠。還有一些不良後果：由於北越採用地對空導彈進行密集防禦，美國損失了不少飛機，並有95名—100名飛行員成為戰俘；此外還損失了15架重型轟炸機（河內的統計數據是34架）。聖誕節的轟炸有兩個目的：其一，極大削弱北越的力量，使西貢政府延續足夠長的時間，讓美國撤離；其二，藉此證明美國的決心，克服阮文紹的抵抗情緒，或者為撇開他繼續行動提供藉口。「我們已經陪他走過了最後一程，」根據後來的解釋說，「因此我們不依靠他也能夠解決問題。」
在戰爭行將結束之際展開的猛烈進攻令美國在國內外名譽掃地，同時又讓人們進一步認清了其殘暴好戰的本質。在民主黨初選中根據修訂的規則選舉出來的國會新成員承諾即將過問此事。隨後，參眾兩院民主黨領導層秘密會議於1月2日和4日分別投票，決定「立即」停火，並切斷用於印度支那任何國家軍事行動的所有資金，只有在釋放戰俘和安全撤離美國軍隊時才可以動用資金。由於國會長期以來總是低眉順眼，少有反抗；由於「水門」事件在大法官約翰·J·西里卡（John J. Sirica）的法庭上所披露出來的內幕越來越多，尼克森政府提出，如果河內願意恢復和談，美國將取消轟炸。河內同意了；於是雙方又恢復了一度陷入僵局的談判；雙方起草了條約，並給阮文紹發出明確的最後通牒，如果他不遵守這一條約，美國將終止對他的經濟和軍事支持，並撇開他與河內簽訂條約。
在最後的條約中，雙方放棄了曾經將戰爭拖延至四年之久的兩個條件：一個是推翻阮文紹政權；另外一個就是北越軍隊撤出南越。雙方在條約中承認了現在演變成左翼激進黨的前越共的政治地位，不過考慮到阮文紹的感受，並沒有明確表述；河內曾要求予以消除的非軍事區或分割線，現在得以保留，但還是按照先前《日內瓦協議》的條款，作為「臨時的而非政治或領土邊界」。雙方含蓄地承認越南的統一，並在某一條款中規定，通過各當事方和平討論的方式「推進越南的統一」，從而排除了跨越「國際邊界」進行「外部侵略」的可能性。就這樣，美國多年來開戰的理由被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阮文紹起初以死相逼拒絕和解；但在尼克鬆通牒的最後一刻，他還是屈服了。1973年1月27日，各方簽署了協議。根據協議的規定，越南的狀況與19年前在日內瓦會議上達成並不牢靠的解決方案時並沒有什麼不同之處。但事實上，在這期間，越南南北雙方有50多萬人因戰爭死亡，成千上萬人受傷，百姓家徒四壁；很多兒童被燒傷，落下殘疾；很多農民失去土地；大量土地遭到砍伐蹂躪，彈痕累累；而民族因為相互的仇恨而變得四分五裂。但是，人們普遍公認的是，南北雙方達成最終協議的程序是行不通的，遲早還將訴諸武力。美國為了實現南越不受共產黨統治的目的，將印度支那炸得體無完膚，而且還背叛了自己；但除了令尼克森和基辛格信心滿懷之外，沒有任何人從中獲得啟發，而他們兩人深信，如果有必要，美國仍能夠力挽狂瀾。根據該協議，沒有被摧毀的是一個臨時的幕牆，而美國得以在這個幕牆後面趕緊抓住一個破衣爛衫般的「體面的和平」逃之夭夭。
之後的事，盡人皆知，河內在兩年內占領了西貢。當尼克森因「水門」事件毀了前程，國會終於用足夠的票數通過決議，切斷了資金，防止美國再次干預越南事務；此時，北越發起了最後的攻勢，而早已灰心喪氣的南越沒能承受住如此猛烈的襲擊。儘管有些軍隊誓死頑抗，但作為一支國家軍隊的南越政府軍，用一名美國士兵的話來說，「就像沒有根基的房子，倒塌是很自然的事情。」共產黨實現了對整個越南的統治，而類似的結果也同樣出現在柬埔寨。假如美國從來沒有干涉過越南事務，那麼很多年以前它的政治秩序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只不過現在的他們更加復仇心切，更加殘酷無情。也許最大的荒唐來自於河內，為了一個事業堅定不移地戰鬥了30年之久，然而贏得勝利之後，卻建立了殘暴的專政統治。
國會拒絕讓美國重新干預越南事務，這顯示出國會的功能，而不是基辛格所哀嘆的「我們的民主政治進程的崩潰」。這並不是美國人意志薄弱無法將某個任務進行到底直至完成，而是亡羊補牢，認識到這一做法明顯違背並傷害自身利益，從而根據自己在政治上的責任予以終止。然而，這一行動來得太晚了，以致美國還是受到了懲罰。當人們相信曾經為某個事業奉獻的時候，人身傷亡尚在可承受之列；但是，像這種情況，4.5萬人死亡，30萬人受傷，卻沒有任何意義，令人無比痛苦。在近10年中每年花費約200億美元，總計1500多億美元，遠遠超過正常的軍事預算，導致經濟發展無法正常運行，直到現在都還沒有糾正過來。
比物理效應更為重要的是，人們不再那麼相信政府，政府威望大為降低。越南戰爭之後，國會在立法中總是對總統的行政權力施加限制，因為在它看來，如果沒有這些限制，政府在運行過程中則毫無章法可言。公眾也學會了懷疑，很多人認為白宮工作人員戈登·斯特羅恩（Gordon Strachan）的兩個字表達了他們的態度——當歐文的委員會問戈登，對於那些想到政府部門任職的其他年輕人，他會給他們什麼樣的建議時，戈登回答說：「遠離」。對許多人來說，他們本來相信國家的公平公正，而現在也轉向犬儒主義的玩世不恭態度。自從越南戰爭之後，在談及美國的時候，誰還敢簡單地相信美國就是「地球上最好的最後的希望」？美國在越南戰爭中所失去的，用一個詞來概括的話，便是「美德」。
產生這一結果的愚蠢行為始於連續的過度反應：杜撰了危在旦夕的「國家安全」，杜撰了「切身利益」，杜撰了迅速推及它自己生命的「承諾」，對杜撰的始作俑者施加了魔咒。在這一過程中，杜勒斯起到最主要的推波助瀾的作用，他著手破壞日內瓦會議上所做出的妥協約定，確定了美國要維護南越的利益而不遺餘力地打擊北越的政策，使得隨後的各個總統都紛紛效仿。他在外交政策方面就像薩沃納羅拉那樣虔敬熱情，令他的幕僚和繼任者深深折服，因此人云亦云地不斷強調「國家安全」和「切身利益」，他沒有那麼多針對「冷戰」的「口惠而實不至」的信念，或者極少用恐嚇手段從國會獲得撥款。1975年，福特總統對國會說，不願意投票援助南越將會損害作為一個盟友的「信譽」，這「對於我們的國家安全至關重要」。兩個月後，基辛格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重複了這一主旨，他說，如果任由南越肆意妄為，那麼「在一段時間內，它將會對美國的安全構成根本威脅」。
過度反應總是無處不在，誠如用咒語召喚或驅趕鬼神，多米諾骨牌倒下，關於「毀滅」的幻想，放棄太平洋而撤回舊金山，像來無影去無蹤的越南共產黨南方局這樣的小怪物，以及最後白宮因妄想症引發了「水門」事件。更為嚴重的是，過度反應導致政府相關部門以極度愚蠢或荒唐的行為濫用美國權力和資源，與所涉及的國家利益極不相稱。令人驚訝的是，人們沒有對這個問題進行理智的思考，因為，正如李奇微將軍在1971所寫的，「這本來無須擁有遠見卓識就應該能夠認識到……根本就沒有所謂的至關重要的美國利益……而且承諾採取重大行動就是一個巨大的錯誤」。
第二種愚蠢行徑便是，幻想自己無所不能，這與教皇認為自己刀槍不入不分伯仲；第三種愚蠢行徑是榆木腦袋式的思維和「認知失調」；第四種愚蠢行徑是用「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替代思考。
就無所不能的幻想而言，美國決策者想當然地認為，對一個給定的目標，特別是在亞洲，美國可以擁有至高無上的支配力量。這一假設來源於白手起家建立起來的國家所具有的「無所不能」的性格，以及源於「二戰」時期能夠勝任任何工作並具備超強能力的意識。如果這是「權力的傲慢」，那麼用參議員富布賴特的話來說，它還不是那種曾擊敗雅典和法國，以及在20世紀擊敗德國和日本的致命的狂妄自大和過度擴張，因為它只是由於人們沒有明白，其他民族之間也存在各種問題和衝突，單純使用美國的軍隊或者美國的技術甚或美國的良好意願，都無法化解這些問題和衝突。「建國」是最膽大妄為的幻想。北美大陸上的定居者從普利茅斯的岩石，到福吉谷，到開墾完畢的邊境，建立起一個國家；但是他們沒能從成功的經驗中學習到的是，與北美大陸一樣，在其他地方，也是只有那裡的定居者才能夠通過努力實現自己的夢想。
榆木腦袋式的思維，那種「不要把我與事實混淆起來」的習慣是一種普遍的愚蠢行為，這種愚蠢行為在美國政府上層就越南問題的處理方面表現得再明顯不過了。其最大的錯誤在於低估了北越對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剛毅和信念。美國在縝密的計算中卻沒有考慮敵人的動機，因此華盛頓方面才能夠罔顧事實，無視民族主義熱情和為獨立而鬥爭的激情，而早在1945年，河內就曾宣布「沒有任何人類的力量能夠抑制」這種熱情和激情。華盛頓方面可以無視勒克萊爾將軍的預言，即征服北越需要50萬人，而「即便那樣仍然無法完成任務」。它可以無視北越所表現出來的銳氣和能力，他們在奠邊府戰勝了擁有現代武器的法國軍隊；它還可以無視所有後來接二連三的事實和證據。
那些對越南問題負責的人解釋說，美國之所以在決策中沒有考慮敵人的意願和能力，是由於不了解越南的歷史、傳統和民族特性：用一位高級官員的話來說，當時根本就「沒有這方面的專家」。但是越南長期反對外來統治的鬥爭從任何一本有關印度支那的歷史書中都可以了解到。法國政府的一些官員曾經在越南生活過多年，美國完全可以向他們悉心求教來彌補專業知識上的欠缺。在前方開始向決策層提供報告之際，即便是對於該地區浮光掠影的認知也可以成為可信的情報。所以問題並不在於對該地區是否了解，而是拒絕相信事實情況，並且更重要的是，始終沒有將這個「四流」亞洲國家放在眼裡，這都是決定性因素，與英國當時對美洲殖民地的態度如出一轍。又有誰能避免歷史的嘲弄呢？
一方面低估南越，而另一方面又高估南越，因為南越是美國援助的受益方，因為根據華盛頓方面的措辭，任何非共產黨集團都是「自由」國家，因此使人錯誤地認為，自由國家的人民，為了他們的「自由」，隨時準備利用自由所賦予的意志和力量去戰鬥。這就是我們的政策所定下的基調；必須摒棄不和諧的證據，不然這些證據早就會明白無誤地表明，該政策猶如沙上建塔。當不和諧的聲音擾亂了對於敵人或代理人的態度時，在榆木疙瘩式的思維的支配下，這樣的態度逐漸變得僵化而難以變更。
最後一種愚蠢行徑是，從來不去反思我們的所作所為到底是為了什麼，我們的計劃和措施對於我們致力追求的目標是否有效，美國及其盟友之間可能的利益和損失以及損害之間的平衡點在哪裡。另外一個共性是缺乏對總統職權的理性思考，由此引發一個問題，在現代國家，政治和官僚生活中是否有某些東西妨礙了智囊團的運作，臣服於「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做法，而忽略了理性的預期。這種現象似乎永遠無法杜絕。
持續時間最長的戰爭已經結束了。我們或許可以隱約聽到200年前查塔姆對一個民族自欺欺人行為的概括，他說：「通過強制接受的方式，通過自己的輕信盲從，通過虛假的希望，虛假的自豪感，承諾最為浪漫的結果，未必會產生質的改變。」來自密西根的國會議員唐納德·里格爾（Donald Riegle）則從當代的角度對此進行了總結。他所在選區的一對夫婦的一個兒子在越南戰場上犧牲了，但是在跟這對夫婦談話時，他突然痛苦地意識到，他根本想不出什麼言語，來說明這個孩子死得其所。「這場戰爭究竟是對他們有好處，對國家有好處，還是對任何個人有好處？我實在無法回答。」
[1] OSS，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為對付衝突而設立的美國情報組織。
[2] 戰區指揮官路易斯·蒙巴頓勳爵，1945年10月2日向盟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報告說，避免英國/印度軍隊捲入的唯一辦法是「繼續讓日本人來維護法律和秩序，這意味著3個月內我還不能開始解除他們的武裝」。——原注
[3] 我們已經說過，雷德福意在挑起針對中國的軍事行動，從而促使中國在還未強大到威脅美國的安全之前與美國一決雌雄。他建議在印度支那使用核武器，他的助理將這一建議口頭提交給時任國防部顧問的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後者對此堅決反對。「如果我們與法國接洽，」他向杜勒斯寫道，「這肯定會泄露出去……從而在整個自由世界的議會中引起軒然大波，」特別是北約盟國，尤其是英國。美國將不得不做出保證，將來在未經協商的情況下不得使用核武器。此外，蘇聯的宣傳機構將「把我們希望在印度支那使用這種武器的想法」描述為客觀證據，「說我們用當地老百姓試驗武器」。——原注
[4] 法蘭西聯邦（French Union，1946—1958）：法國同其在非洲的殖民地組成的政治聯盟。1958年9月，根據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憲法，改為「法蘭西共同體」。
[5] 狄托主義：南斯拉夫總統狄托執政時的政策和方針，其核心是對內實行社會主義自治，對外執行不結盟的外交政策。
[6] 即麥克喬治·邦迪（McGeroge Bundy,1919—1996）：甘迺迪和約翰遜任總統期間的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7] 巴特寮（Pathet Lao）：1950年建立的寮國左翼民族主義集團。
[8] 魯里坦尼亞（Ruritania）：虛構的浪漫的王國。
[9] 保羅·班揚（Paul Bunyan）：美國民間傳說中的伐木巨人。
[10] 吳丹（U Thant，1909—1974）：生於緬甸班德瑙，1962—1972年聯合國第三任秘書長。
[11] 《東京灣決議》：美國國會通過的授權總統對北越使用武力的決議案，這裡的東京灣即北部灣。
[12] 威廉·C·威斯特摩蘭（William C. Westmoreland,1914-2005）：取代哈金斯的指揮官。
[13] 該聲明先前在兩個學術作品（見注釋）中曾引用過，麥克納馬拉先生沒有想起來。歷盡千辛萬難，終於在有證明文件的原始資料中找到了它。現在把它放在這裡是因為，無論當時還是現在，這一表述都是真實可信的，並產生了嚴肅而深遠的影響。——原注
[14] 本-古里安（Ben-Gurion，1886—1973）：以色列第一任總理，領導創建以色列國。
[15] 貢納爾·米達爾（Gunnar Myrdal,1898—1987）：瑞典經濟學家，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16] 塔列朗（Talleyrand，1754—1838）：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著名外交家，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30年代，曾在連續6屆法國政府中，擔任了外交部部長、外交大臣，甚至總理大臣的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