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政進行曲 · 第三章 文藝復興時期的教皇：1470—1530
大約在哥倫布發現美洲的同時，文藝復興在義大利正進入全盛時期。也就在這個時期，歐洲的價值觀開始走向世界。在這股潮流中，人們發現，規劃並把握自己命運的是自己本人而不是上帝。人們的需求、野心和欲望，人們的樂趣和財產，人們的思維、藝術、權力和榮耀，都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人們的塵世今生，也不再像中世紀那樣，為了至高無上的精神追求而疲於奔命。
在60年的時間裡，從大約1470年到1530年，世俗精神在連續6任教皇[1]身上都得到了集中體現。他們唯利是圖、道德淪喪、貪得無厭，引火自焚般地玩弄權術。他們的統治令盡忠職守的人感到無望，他們對改革的呼聲置之不理，對所有抗議、警告以及日益高漲的反抗置若罔聞，教廷的權威受到質疑，最終，基督教的統一被打破，羅馬教皇的支持者中有一半轉而信仰新教。他們的所作所為是剛愎自用的愚蠢行為，從隨後幾個世紀的相互敵對和自相殘殺的戰爭來看，這或許是西方歷史上後果最為嚴重的行為。
這6位教皇濫用職權的行為並非從文藝復興高潮時期才出現。因為，在14世紀大部分時間裡，教皇一直在阿維尼翁[2]流亡。他們逐漸養成了形成於教皇流亡150年間的教皇政府的統治習慣，並最終將種種惡習發展到極度的愚蠢行徑。他們試圖返回羅馬，這導致了1378年教派的分裂，一位教皇在羅馬，一位教皇在阿維尼翁，而他們各自的繼任者在之後半個多世紀中均聲稱自己是真正的教皇。此後，每個國家或王國對隨便哪個提出主張的教皇的服從，都取決於政治利益，因而，此次分裂所遺留下來的嚴重後果便是對世俗統治者的依賴，因為對立的教皇認為有必要通過與國王及王公貴族討價還價、退縮讓步以及建立聯盟的手段彌補因分裂而被削弱的權力。另外，由於收入也被分割，教皇職位走向商業化和政治化，稅收成了其首要關心的問題。從這時起，經教會批准的一切精神或物質產品的銷售，從赦免和救贖到主教職位和修道院，都發展成永久的商業行為，它所提供的產品很有吸引力，但對於宗教的意義而言卻令人反感。
由於文藝復興時期風頭正勁的人文主義的影響，在15世紀30年代終於返回羅馬的教皇，接受了義大利城邦海盜王子的作風和價值觀。義大利的統治者們生活奢侈考究，做事毫無原則，相互爭吵不休。由於自身的渙散和有限的領土範圍，作為當權者的他們根本改變不了衝突混亂的局面。這6位教皇的貪婪和奢侈作風，並不比他們先前的榜樣好到哪裡去；而且，由於地位優越，他們通常變本加厲。他們就像獵犬追尋氣味那樣緊隨著各種職位油水，包括一位博基亞家族[3]成員和兩位美第奇家族[4]成員在內的6位教皇中，每一位都痴迷於建立永久的家族財富。基於這種追求，他們先後捲入當時的政治旋渦，不斷地變換著各種組合、陰謀和手段，從不考慮長遠利益和指導原則，只有當時的力量平衡似乎才起到一定製約和調節作用。由於政治方面的平衡非常脆弱，搖擺不定，他們相互間達成的協定總是由於背叛而被推翻，這從而允許，當然也確實需要各種交易、賄賂和陰謀，它們取代了深思熟慮和良好規劃。
這一時期，法國、西班牙和哈布斯堡王朝三大帝國聯合了不是這個就是那個義大利城邦，對義大利進行反覆入侵，目的是奪取半島或其部分地區，這成為該時期的主導政治因素。儘管教廷也參與其中，但由於軍事資源匱乏，它無法發揮決定性作用。它越多地參與到具有持久惡性後果的臨時衝突中，就越在君主面前顯示出自己的無能，而實際上，它也確實變得無能了。與此同時，面對顯然需要的宗教改革任務，它又畏首畏尾，因為它害怕失去權威，失去謀取私利的機會。作為義大利人，文藝復興時期的教皇在使他們國家成為戰爭受害者、遭受外國壓迫並失去獨立的過程中起了為虎作倀的作用；作為教宗，他們的所作所為被路德派所嘲笑，同時也成為路德派成長的搖籃。
是否有可行的替代方案呢？由於整個腐敗階層的既得利益，從宗教方面著手回應對改革的持續不斷的呼聲實在難上加難，但並非不可行。人們不斷發出強烈的警告，公開地抱怨教皇玩忽職守的行為。就像羅曼諾夫王朝[5]或國民黨統治後期，如果沒有全國性的動亂或解體，對腐敗無能的政權的改革就難以完成。就文藝復興時期的羅馬教廷來說，讓在乎自己職位的教會領袖去自上而下發起改革，而後讓具有同樣思想的繼任者不遺餘力、不屈不撓地將改革繼續下去，可能會消除那些最令人切齒的做法，給那些懷疑教會和牧師存在價值的人以回答，滿足人們精神寬慰的需求，這樣或許就避免了最終的分裂。
在政治領域，一以貫之地實行始終如一的政治方針也不失為一種選擇。如果教皇們朝著這個方向努力，而不是將精力消耗在無盡的私慾上，他們就可能避免世俗權力的敵對行為，這對教皇城邦國家是有利的。這也並非他們力不能及。6位教皇中的3位，包括西克斯圖斯四世（1414—1484）、亞歷山大六世和尤利烏斯二世，都是能力超群、意志堅定的人。然而，除了尤利烏斯有資格成為例外之外，並沒有人去施展哪怕一丁點兒的治國之才，或者受到聖彼得的椅子這樣的榮耀鼓舞而產生一些適當的有關政治責任的想法，更別提有什麼精神的使命了。
可以說，當時的道德能力和處世哲學使他們從心理上不可能採取這種策略。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未能被選擇的選項都是面對這一問題的人力不能及的。當時的社會情況塑造了教皇的思維並指引了他們的行動，這是不可否認的，但權力的責任通常需要他們去抵制和扭轉這種無處不在的氛圍。然而事實恰恰相反，我們將會看到，教皇向社會上最為邪惡腐敗的事物屈服了，並且在越來越多顯而易見的社會挑戰面前，始終顯示出一種不可救藥的榆木疙瘩式的思維。
改革是這個時代普遍的主旋律，它通過文學、布道、小冊子、歌曲及政治集會等方式被表達出來。每個時代總有被追逐名利的教會所疏遠的人，他們呼籲體制的改革，並崇尚以更為純潔的心態膜拜上帝，自12世紀以來，這種呼聲變得越來越普遍。聖弗朗西斯在聖達勉堂祈禱時，在幻覺中聽到一個聲音：「我的廟宇快要倒塌了。替我重建吧！」這是對從教廷到村莊教區各個階層的物質主義及不合格的神職人員的不滿，是對普遍存在的腐敗和貪婪的不滿，因此人們要求從「教皇到教會成員」的改革。有人偽造特許狀進行銷售，為十字軍東征的捐贈被教廷據為己有，天主教的豁免權被沿街兜售，這樣一來，正如牛津校長在1450年所抱怨的，人們不再介意自己曾經的惡行，因為他們僅用6便士就能夠獲得赦免，或者可以把赦免當一場網球比賽的獎品一樣贏回來。
對於缺席宗教活動和占有多個有俸聖職，對於冷漠的教會和上下層神職人員日益嚴重的分離，對於高級教士的毛皮長袍和帶僕人的套房，對於粗魯無知的鄉村牧師，對於教會文書包養情婦、像普通人一樣飲酒作樂，人們已經極為不滿了。這是深刻怨恨的根本原因，因為在普通人看來，教士作為人與神之間的中間人，理應更加聖潔。如果這些中間人玩忽職守，人類到哪裡去尋求寬恕和救贖呢？基督代理人日常的所作所為與他們的神聖使命之間的巨大差異，讓人們有種被背叛的感覺。基本上，用達勒姆[6]某修道院副院長的話來說，人們「渴望上帝的話語」，而從上帝的那些卑微拙劣的牧師那裡並不能獲得「能夠拯救靈魂的真正信仰和道德戒律」。許多牧師「從未讀過《舊約》，也幾乎沒有讀過祈禱用的聖詩集」，甚至很多人醉醺醺地就來到講壇傳經布道。身居高位的教士很少訪問教區，初級神職人員沒有接受過培訓、教育或宗教領導，往往不知道自己的職責所在或儀式如何進行，不知道怎麼給予聖禮。雖然世俗傳教士對牧師提出批評是被禁止的，但這經常會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只要傳教士說出一句對牧師或神父不利的話，沉睡的人就會立即睡意全無，百無聊賴的人就會興奮異常……以至於人們廢寢忘食起來」，連最邪惡的人也認為，與那些神職人員相比，他們自己是「多么正直或高尚」。
到了14世紀，抗議日益形成並通過羅拉得派和胡斯派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表達呼聲，此外還有像「兄弟共同生活」之類的社區世俗團體，該組織是官方教會外擁有真正虔敬之心的人找到家庭溫暖的地方。在這裡，人們已經表達出後來標誌著新教徒反抗的不同政見理論：否認聖餐變體，拒絕認罪，拒絕對赦免權的非法交易，拒絕朝聖活動以及對聖徒和遺蹟的崇拜。從羅馬分離出去並非不可想像。在14世紀，著名神學博士威廉·奧卡姆已經可以設想沒有教皇的教會；在1453年，羅馬人斯特凡諾·波爾卡羅策劃了一場旨在徹底推翻羅馬教皇的陰謀活動（儘管該陰謀最初似乎是出於政治而非宗教目的）。印刷技術的應用和識字率的增長，特別是讓人們通過用方言讓人們直接閱讀《聖經》，滋養了持不同政見者的土壤。在印刷術應用的最初60年里，《聖經》就出現了400多個版本，任何識字的人都能夠在《聖經》福音書中發現，與他們同時代的身披紅袍、紫袍的主教並不在等級制度中。
教會本身也經常談及改革。在15世紀上半葉的康斯坦茨和巴塞爾會議上，一些著名的傳教士會在每個星期天向代表們發表長篇演講，主要是關於腐敗行為和放任的道德，尤其是關於聖職的買賣，關於沒能夠產生基督教復興的拯救工具——對土耳其的東征，關於導致基督教腐爛生活的所有罪惡行為。他們呼籲採取積極行動和措施。會議涉及無休止的討論，就大量的提案進行辯論，並發布一系列法令，主要處理統治階層與教廷之間就收入及有俸聖職分配等的糾紛。但是，他們並沒有深入對這些方面有基本需求的地方，比如主教對所轄教區的視察、對年輕神職人員的教育，寺院階層的重組等問題。
職位較高的神職人員也並非完全漠不關心，他們中有修道院長、主教，甚至有些紅衣主教對改革非常熱切。教皇也間或做出些回應的姿態。根據尼古拉五世和庇護二世的命令，改革方案分別於15世紀40年代和15世紀60年代起草出來，後者的起草人是一心一意倡導改革的庫薩的尼古拉，他既是德國紅衣主教又是教皇特使。在向庇護二世介紹他的方案時，尼古拉說，改革對於「從把教皇改變成基督的樣子開始轉變所有的基督徒」是非常必要的。他的改革同僚多梅尼科主教對此也同樣不遺餘力。他寫道，對不講法律的王公貴族堅持教廷的神聖是沒有用的，因為主教和地方議會的邪惡生活使得教會被一般信徒稱為「巴比倫，地球上所有通姦亂倫和可憎行為的源頭」。
在1464年選舉庇護二世繼任者的秘密會議上，多梅尼科將本應引起西克斯圖斯及其繼任者注意的問題概括如下：「必須重申教會的尊嚴，恢復教會的權威，對道德進行改革，對教廷予以監管，確保司法公正，大力傳播信仰。」在他看來，這樣就能奪回教皇的領土，「將信徒武裝起來進行聖戰」。
文藝復興時期的這6位教皇幾乎一事無成。教皇及統治層的個人財富與現有體制休戚相關；在他們看來，改革就是建立議會制度，就是削弱教皇權威，因此，即便他們不主動表現出厭惡情緒，所採取的不支持立場也挫敗了改革。縱觀15世紀自胡斯起義以來這段歷史，宗教革命風起雲湧，但教會的統治者卻沒有注意到這些。他們僅僅把抗議視為表達不同政見的方式，只需壓制一下即可，卻沒有看到，這已經嚴重威脅到他們存在的合法性。
與此同時，作為全新信仰的民族主義和在國家教會興起過程中出現的全新挑戰已經在削弱羅馬的統治。由於政治壓力和因分裂而達成的交易，原本屬於地方神職人員但卻被教廷篡奪的任命權被逐步移交給世俗機構或者根據他們的命令、朝著有利於他們利益的方向改變，這種任免權是教會權力與收入的最基本來源。在法國和英國，根據被迫與統治者達成的協議，這種權力基本喪失殆盡，並且在各種政治上的討價還價過程中，它在這一時期被進一步移交給了哈布斯堡帝國、西班牙及外國當權者。
在文藝復興時期，儘管政治退化、道德墮落、罪惡行為比比皆是，但藝術卻奇蹟般地有了繁榮發展，善與惡並駕齊驅，這種結合達到不同尋常的地步。經典古蹟所反映的是人類巧奪天工的能力而不是虛幻的三位一體的教義，這種發現本身就是豐富的體驗，引起人們對人文主義的熱烈追捧。這一點首先在義大利表現得尤為明顯，人們能夠感到古代民族輝煌的回歸。它強調世俗的善，意味著放棄基督教那種忘我的理想；而對個體的自豪感又削弱了教會所傳達的對上帝意志的服從。他們深愛異教徒所遺留下來的文化習俗，以至於義大利的統治階層對基督教並不那麼崇敬。正如馬基雅維利[7]在《論李維》中所寫，這使得「至高的幸福包含謙遜、克制以及對世俗的蔑視」，而在異教徒看來，善主要存在於「偉大的靈魂、強健的體魄，以及使人類令人敬畏的所有品質中」。
日漸衰落的中世紀經歷了漫長的苦難和蕭條，隨後的新經濟體在15世紀下半葉伴隨著人文主義而出現。對這一復甦，人們有各種解釋：印刷術的發明極大地普及了知識和思想；科技的進步擴大了人們對宇宙的認識，應用科學提供了新的技術；新的資本融資方式刺激了生產；新的航海和造船技術擴大了貿易範圍及地理視野；從衰微的中世紀公社中建立起來的新的中央集權落到了君主的手中，而過去一個世紀以來不斷增長的民族主義給它注入了推力；新世界的發現和環球航行為人們打開了無限願景。無論這些是原因還是偶然，抑或人類神秘的潮漲潮落事件中的反常現象，它們都標誌著歷史學家所稱的近代的開端。
在這60年中，哥白尼計算出地球與太陽之間的真正關係，葡萄牙船隻從非洲帶來了奴隸、香料、黃金和象牙，科爾特斯征服了墨西哥，德國的富格家族（the Fuggers）因經營羊毛、金融和房地產獲益，創造了歐洲最富有的商業帝國，而其創始人的兒子富翁雅各布，號稱汲取了時代精神，只要還有一口氣，就將繼續賺錢。他的義大利同行，羅馬的阿戈斯蒂諾·基吉，雇用了兩萬名員工，他們分布在里昂、倫敦、安特衛普、君士坦丁堡和開羅的各分支機構，並且只要有豐厚的利潤，並不介意與異教徒有生意往來。在1453年占領君士坦丁堡並挺進巴爾幹之後，土耳其在很大程度上就像是曾經的蘇聯，鐵幕一般威脅著整個歐洲，但儘管如此，基督教國家卻忙於相互之間的衝突，並沒有聯合起來對抗土耳其人。
在西班牙，北部阿拉貢的斐迪南和卡斯蒂利亞的伊莎貝拉通過聯姻而結盟，恢復了宗教裁判所並驅逐猶太人；法國的弗朗西斯一世在金布料場會見了亨利八世；阿爾布雷希特·丟勒在德國盛極一時，希羅尼穆斯·博斯和漢斯·梅姆林[8]的作品在佛蘭德斯大受追捧。伊拉斯謨因其敏銳機智而廣受歡迎，是他那個時代的托爾斯泰。托馬斯·莫爾爵士在這60年的末期出版了《烏托邦》，而馬基雅維利，觀點與前者截然相反的義大利作家，在《君主論》中用更晦暗的角度看待人類。在義大利，藝術和文學都被譽為最高的人類成就，並且在這一備享榮耀的時期，它造就了一批非凡的天才，從萊昂納多到米開朗琪羅，從提香到其他許多名人。這一期間，文學方面主要有馬基雅維利的作品，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9]的《義大利史》，彼得羅·阿雷蒂諾的喜劇和諷刺作品，阿里奧斯托（Ariosto）廣受推崇的關於基督徒和穆斯林鬥爭的奢華史詩《奧蘭多·富里索》，以及卡斯蒂利奧內的《廷臣論》。
奇怪的是，文化的繁榮並未反映與之相應的人類行為的改進，人類行為反倒顯示出令人驚訝的墮落。部分原因在於，義大利君主沒有中央集權，這使得五個主要地區威尼斯、米蘭、佛羅倫薩、那不勒斯和羅馬城邦——以及像曼圖亞[10]、費拉拉[11]這些小城邦處於無休無止的衝突之中。因為居統治地位的王公貴族最初也是依靠他們的先輩採用的不同程度的暴力獲得權位，因此他們用來維持統治地位的措施同樣毫無節制。占有、下毒、背叛、暗殺、同室操戈、監禁、酷刑，無所不用其極。
要了解教皇，我們必須看看王公貴族。米蘭的統治者加萊亞佐·馬里亞·斯福爾扎（Galeazzo Maria Sforza）因欺壓百姓、罪惡滔天，在教堂里被臣民謀殺。他的弟弟盧多維科·伊爾·莫羅（Ludovico il Moro）將其侄子，即王位繼承人關進監獄，自己攫取了米蘭的統治權。當洛倫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的對手，佛羅倫薩的帕齊（Pazzi）家族無法再忍受仇恨和挫敗時，他們策劃在教堂大彌撒期間謀殺他以及他英俊倜儻的弟弟朱利亞諾（Giuliano）。他們行動的信號便是聖體升起來時的鐘聲。在這莊嚴神聖的時刻，刺客的劍寒光一閃，朱利亞諾被殺死了，而洛倫佐用其長劍抵抗，並機警地躲過一劫。他隨後大舉報復，將帕齊家族及其黨羽全部殲滅。教堂里經常有暗殺行動，因為暗殺對象在那裡不太可能被武裝警衛團團圍住。
而最不幸的應該是統治那不勒斯的阿拉貢國王費蘭特（費迪南一世）。他不擇手段，殘忍凶暴，玩世不恭，有強烈的報復心理。在1494年去世之前，他始終不遺餘力地打擊對手，並在此過程中發動自相殘殺的戰爭，因此，他比任何其他王公貴族給義大利造成的傷害都大。他的兒子和繼承人阿方索二世殘酷無情、揮金如土，被當代法國歷史學家康明（Comines）形容為「有史以來最殘酷、最糟糕、最惡毒、最卑鄙的人」。就像他的同類人一樣，他公開宣稱對宗教的蔑視。他藉以維持權力的僱傭兵也擁有同樣的觀點。他們是為錢而戰，而不是出於忠誠。他們對「所有神聖的事物充滿蔑視，對是否因教會的禁令而死去毫不在意」。
統治者的習慣總不乏臣民的效仿。聖約翰·拉特蘭醫院外科醫生的故事，經由約翰·伯查德不露聲色、單調乏味的描述，變得更令人毛骨悚然。伯查德是教皇法庭司儀，他的日常記錄是了解文藝復興時期羅馬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來源。這名外科醫生「每天一早就穿著短袍離開醫院，拿著弩箭朝每個他碰到的人射擊並把他們的錢放到自己的口袋裡」。他與醫院的神父合作，後者將那些承認自己有錢的病人的名字告訴他，於是外科醫生就為這些病人進行「有效的治療」，然後將所得收入與告密者分配。伯查德補充說，後來該醫生與其他17名作惡者一起被絞死了。
專斷的權力往往伴隨著自我放縱和毫無約束的行為，以及對對手的不斷懷疑；它容易產生行事古怪的暴君，使其無意間養成暴力習慣；這種情況在附屬小國和龐大帝國同樣頻繁。潘多爾福·彼得魯奇（Pandolfo Petrucci）是15世紀90年代的錫耶納暴君，喜歡從高處往下滾石頭，從不考慮會砸到誰。佩魯賈（Perugia）的巴廖尼（Baglioni）和里米尼（Rimini）的馬拉泰斯塔記錄了長期爭鬥和世族仇殺的血腥歷史。其他諸如費拉拉最古老的王侯家族德斯特（d』Este of Ferrara）和因能言善辯在《廷臣論》中受到大加讚美的烏爾比諾（Urbino）的蒙泰費爾特羅都是高尚可敬行為端正的家族，甚至深受人們愛戴。烏爾比諾的費代里戈（Federigo）公爵據說是唯一一位不攜帶武器、無須護送就四處走動或敢於在開放公園行走的親王。然而可悲的是，烏爾比諾而後將成為六位教皇之一利奧十世（Leo X）赤裸裸的軍事侵略目標，該教皇想要為其侄子攫取公爵領地。
除了流氓和醜聞之外，涵養和虔誠自始至終也存在。從來沒有一個單一的特點能夠主導整個社會。文藝復興時期各個階層的許多人仍然崇拜上帝，相信聖賢的存在，想要精神的安慰，希望生活中沒有犯罪行為。顯然，這是因為仍然存在真正的宗教和道德情感，人們對神職人員尤其是羅馬教廷的腐敗深惡痛絕，強烈希望進行改革。如果所有的義大利人都效仿他們領導人的不道德生活，教皇的墮落就不會成為人們抗議的理由。
在結束因分裂而造成的混亂不安的長期鬥爭中，在恢復教會團結的鬥爭中，一般信徒和牧師訴諸教會大會的召喚，認為它比羅馬教廷擁有更加至高無上的權力。這當然遭到後者強烈的反抗。在整個15世紀上半葉，大會鬥爭主導了教會事務，而且，儘管大會最終成功建立起單一的教宗，但沒有任何支持者承認大會至高無上的權力。隨後的歷屆教皇緊緊把持著他們的特權，處心積慮地維護著他們的權威，儘管並非沒有爭議。庇護二世，他更為知名的稱謂是受人推崇的人文主義者和小說家埃涅阿斯·西爾維厄斯·皮科洛米尼（Aneas Sylvius Piccolomini），在其早期職業生涯中曾主張建立議會，但在1460年，作為教皇的他發表了可怕的《公牛記》，威脅要將教會中所有呼籲建立大議會制度的人驅逐出教會。他的繼任者繼續將建立議會制度視為與土耳其人具有同等危險性的言行。
在羅馬重新設立的教皇成了文藝復興時期的產物，在為藝術提供贊助方面遠超王公貴族，認為輝煌的繪畫和雕塑、音樂和文學作品是宮廷的華美裝飾，彰顯了他們的宏偉壯觀。如果達·芬奇作品令盧多維科·斯福爾扎（Ludovico Sforza）在米蘭的宮廷熠熠生輝，詩人托爾夸脫·塔索（Torquato Tasso）的作品為費拉拉的德斯特的宮廷增光添彩，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其他藝術家和作家會紛紛湧向羅馬了，因為那裡的教皇總是慷慨大方地提供贊助。不管在自己的職位上有什麼樣的過失，他們留給世界的是不朽的遺產：米開朗琪羅所作的西斯廷壁畫，拉斐爾創作的梵蒂岡詩節，平圖里基奧（Pinturicchio）留在位於錫耶納的大教堂圖書館的壁畫，波提切利（Botticelli）、基爾蘭達約（Ghirlandaio）、佩魯吉諾（Perugino）、西尼奧雷利（Signorelli）在西斯廷牆壁上所作的壁畫。他們將曾經蓬頭垢面、人口稀少並在阿維尼翁流亡期間一度被拋棄的羅馬進行維修並美化。他們發掘出典藏珍品，修復了教堂，鋪設了街道，建立起無與倫比的梵蒂岡圖書館，並且決定重建聖彼得大教堂，由布拉曼特和米開朗琪羅擔任建築師。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該教堂不僅是教皇最高權力的象徵，還曾經引發新教起義。
他們認為，通過可以看到的美妙絕倫、宏偉莊嚴的事物，教皇將擁有至高無上的尊嚴，教會也藉此施加對人民的掌控。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被稱為第一位文藝復興教皇，他在1455年臨終前明確表達了這一觀點。在敦促主教們繼續對羅馬進行整修時，他說：「為了創造堅實、穩定的信念，必須有能夠吸引眼球的東西。僅僅通過教義來維持某種信仰是脆弱的、搖擺不定的……如果羅馬教廷的權威能夠通過雄偉的建築展現在人們面前……全世界都會接受並尊重它。莊嚴肅穆的建築，高貴典雅的品位，富麗堂皇的裝飾，壯觀宏偉的氣勢，將極大地提升聖彼得教堂的地位。」自出身漁民的彼得以來，教會已經在漫長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大的進步。
1.大教堂謀殺案：
西克斯圖斯四世（1471—1484）
弗朗西斯·德拉·羅韋雷（Francesco della Rovere）曾任方濟會會長，1471年被選為紅衣主教，史稱西克斯圖斯四世。在此之前，早期文藝復興時期的（天主教）教皇，如果不是熱衷於宗教革新的話，也都始終在名義上維持著他們職位的莊嚴和神聖。西克斯圖斯開啟了厚顏無恥、毫不掩飾地大肆謀取私利，大搞強權政治的時代。他曾在博洛尼亞和帕維亞大學講授神學，傳經布道，並聲名鵲起；而在任方濟會會長期間，又因能力超群、作風嚴峻而贏得良好的聲譽。他的前任保羅二世是威尼斯貴族和商人，世俗氣十足，這大概就是作為修道士的他被選為主教的原因。事實上，他的當選更多地歸因於野心勃勃、做事毫無原則但富可敵國的紅衣主教羅德里戈·博爾賈的巧妙運作，且此人很快就為自己攫取了教皇職權。博爾賈對西克斯圖斯的支持本身就說明了後者的品質，而歷史也早就認識到這種關係，並將他們與他們中間的英諾森八世一起稱為「三個邪惡的天才」。
身著方濟會禮服的西克斯圖斯實際上強硬專橫、冷峻無情。他來自一個貧困而作風嚴苛的大家族，富有激情。他假公濟私，利用自己所掌控的所有資源為其家族成員攫取財富和領土、加官晉爵、封妻蔭子。上任伊始，他便任命其二十幾歲的兩個侄子彼得羅（Pietro）和吉羅拉莫·里亞里奧（Girolamo Riario）為紅衣主教，令公眾大為震驚。而這兩個侄子因為舉止癲狂、揮霍無度，很快就臭名昭著。在他卸任之前，西克斯圖斯將紅帽授予另外三個侄子和一個侄孫，將一個侄子任命為主教，並使四個侄子和兩個侄女分別與那不勒斯、米蘭、烏爾比諾、奧斯尼斯及法爾內塞的執政家族聯姻。不能任教職的親屬被委任為諸如羅馬行政長官、聖安傑洛城堡以及幾個教皇城邦的總督等高職，便於搜刮這些地方的財政收入。他可謂將裙帶關係提升到一個全新的水平。
紅衣主教團[12]里都是他自己任命的人員，在擔任教皇的13年時間裡，他任命了至少34個職位，而該主教團之前只確定為24個職位，在他去世時只剩下5個空缺。為了偏袒這個或那個王子或者君主，他有自己的一套選擇辦法，在選拔領主、公爵或大家族的年輕繼承人時從不考慮他們的品行或資質。他將里斯本的大主教職權授予年僅8歲的小孩，而米蘭的大主教職權則給了11歲的孩子，兩人的父親都是王子。就這樣，他將紅衣主教團徹底世俗化，以至於他的繼任者也遵循他的做法，好像成了某種規則。在英諾森八世和亞歷山大六世擔任教皇的20年時間中，有至少50個職位被授予不足教規所規定年齡的年輕人。
彼得羅·里亞里奧是西克斯圖斯最疼愛的侄子，儘管新獲萬貫家財，但由於舉止粗野狂放，不久就到了幾近入不敷出的境地；然而新富羅韋雷的加入，又使其財富劇增，這樣他就更加肆無忌憚，揮霍無度，致使鋪張浪費之習成為教廷特色。紅衣主教里亞里奧的窮奢極欲在1480年的一次狂歡宴會上達到頂峰。烤全熊的嘴裡銜著一根棍子，牡鹿的皮被按原樣修復，鷺和孔雀全身羽毛尚在，客人們放蕩狂歡的行為絲毫不遜於古羅馬時期。彼時，土耳其人實際已經侵入義大利南部，並占領了奧特朗托，儘管並未持續很久，全國上下驚恐萬狀，戰事報告更加令人震驚。君士坦丁堡陷落後，土耳其人更勢如破竹。在義大利人看來，這是經過上帝允許的，是對教會罪孽的懲罰。
羅韋雷家族將統治階層中的放蕩行為進一步發揚光大，但他們並不是始作俑者；這一現象早在1460年就已經存在，當時庇護二世在寫給紅衣主教博基亞的一封信中，譴責他在錫耶納舉辦的一個晚會，說「到處充斥愛欲的誘惑」，並且「為了讓色慾無所節制」，到場婦女的丈夫、父親及兄弟們一概不予邀請。庇護對宗教法庭的這一「恥辱」予以警告。「這就是王公貴族鄙視我們，普通信徒嘲笑我們的理由……羅馬教宗註定要受到藐視，因為他似乎容忍這些行為。」西克斯圖斯的情況並非新鮮事；區別在於，庇護想要阻止這種日益惡化的狀況，而他的繼任者們既沒有嘗試過，也毫不關心。
西克斯圖斯周圍的敵對行動越來越多，尤其是在德國，在那裡，一方面牧師對金錢貪婪無度；另一方面教廷又橫徵暴斂，從而加劇了因恨而生的反天主教現象。1479年，科布倫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部城市）議會向羅馬發出控訴或一系列抱怨。在胡斯（Hussite）信徒的家鄉波希米亞，一則諷刺聲明將西克斯圖斯比作撒旦，說他因「全盤否定基督教義」而備感自豪。由於15個世紀以來一直習慣於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被找碴，教會的臉皮實在變得太厚了，以至不屑於理會來自帝國的風捎來的信號。
為了確保有效的財政收入，西克斯圖斯設立了一個由100名律師組成的牧師團，以監督諸教皇國的財務以及涉及羅馬教皇財政利益的法律案件。他用所得收入擴大其親屬的領地，並粉飾羅馬教廷表面的輝煌。正是他修復了梵蒂岡圖書館，將其館藏擴大了三倍，並召集學者對所藏書目予以登記，制定目錄。他重新開放了羅馬學院，邀請知名人士前來講學，鼓勵戲劇表演，資助繪畫。他命令將舊的聖彼得教堂翻新，並修建了西斯廷教堂，另外還改建醫院，修復倒塌的橋樑，重鋪泥濘的街道。
儘管他對文化方面的關切令人欽佩，但在行使陰謀詭計方面，文藝復興時期的王公貴族中幾乎無人能出其右。他對威尼斯和費拉拉發動戰爭，不遺餘力地削弱在羅馬居主導地位的科隆納家族的力量。最可恥的是，他參與並可能指使了謀殺美第奇兄弟的帕齊陰謀。因為複雜的家族利益，他與帕齊家族結成聯盟。由於後來陰謀夭折時他的極端反應，人們普遍認為，他同意並甚至參與了其中。隨後，美第奇家族對帕齊家族實施瘋狂的報復，其中就包括違反牧師豁免權而將一位大主教絞死。西克斯圖斯一怒之下開除了洛倫佐·德·美第奇及所有佛羅倫薩人的教籍。這種為圖一時之快而使用宗教制裁的做法儘管在教會而言並非新鮮做法，卻令西克斯圖斯被廣泛詬病。因為，一方面，這對佛羅倫薩人及其商業造成了傷害；另一方面，它讓人不由得懷疑教皇個人的參與。心懷虔誠的法國國王路易十一憂心忡忡地寫道：「上帝啊，但願教皇陛下沒有犯下如此可怕的罪行！」儘管不久以後聖父策劃大教堂謀殺的想法看上去並不算反常行為，但在那時仍讓人難以接受。
教會內部的狀況並沒有引起西克斯圖斯的興趣，他反而基於保羅二世時的先例，斷然拒絕了日益高漲的要求設立議會的訴求。但這種要求並沒有因為他的拒絕而結束。1481年要求改革的呼聲越發迫切。大主教查默麥德克（Zamometic）作為國王的特使抵達羅馬，對西克斯圖斯及宗教法庭提出嚴厲的批評。教皇下令將其囚禁在聖安傑洛城堡。被一位友好的紅衣主教釋放後，儘管深知所處的危險，他還是堅持對教皇的譴責。他發表了一份宣言，呼籲基督教王公貴族繼續召開巴塞爾大會，以防止教會被教皇西克斯圖斯所毀壞。他還指責教皇發表異端邪說、買賣聖職、罪惡無恥、浪費教會遺產、煽動帕齊陰謀，並暗中與蘇丹結盟。西克斯圖斯毫不示弱，對巴塞爾城下了詛咒，有力隔絕了其與外界的聯繫，並再次將目中無人的大主教關進監獄。兩年後，查默麥德剋死在了監獄裡，明顯是由於受到嚴刑拷打，但卻被說成是自殺。
監獄並沒有阻止思想的火花，新的時代已經來臨了，專制的君主往往忽略這一事實，從這一點來看他們其實一點兒都不明智。在西克斯圖斯生命的最後一年，法國圖爾[13]三級議會[14]提交了一份合理的方案，但被他棄置一旁。在激情洋溢的改革者讓·戴熱力的鼓動下，議會提議對濫用財政、身兼多職以及令人痛恨的暫時代理牧師職務時所享受的薪俸代領權做法進行改革。根據該做法，可以基於「推薦」對通常是一般教徒的人員進行臨時任命，而被任命者無須履行職責。這一做法是那個年代引起群情激奮的事件之一，西克斯圖斯本可以輕易禁止這樣的操作，從而為他在改革運動中贏得巨大的聲譽，但他對這一機會視而不見，對該方案置若罔聞。幾個月後，他死了。他統治期間積累了如此多的憤恨，以至於兩周後他曾試圖予以打擊的科隆納派系士兵帶頭在羅馬發起暴動，並大肆燒殺搶掠。對於西克斯圖斯四世所領導的這個機構而言，除了臭名昭著的名聲外，他一無所成，因此也沒有人為之扼腕嘆息。
2.異教徒的庇護神：
英諾森八世（1484—1492）
除因玩忽職守及性格軟弱而同樣令教皇職位岌岌可危之外，西克斯圖斯的繼任者在各方面都與他截然相反。這位繼任者和藹可親，但處事優柔寡斷，對強勢的下屬言聽計從。他本名叫喬瓦尼·巴蒂斯塔·茲博（Giovanni Battista Cibo），出生於熱那亞的一個富裕家庭，最初並未打算在教會謀取差事。年少輕狂的他也曾虛度光陰，由於放蕩不羈而有了私生子，不過也並未否認。他之所以加入教會，並非由於思想方面的突然轉變或生活中戲劇性的事件，只是因為其不錯的職業前景。茲博在37歲時成為主教，在西克斯圖斯領導的羅馬教廷任職。由於欣賞其溫順謙恭的性格，西克斯圖斯在1473年將他提拔為紅衣主教。
原本做事平庸、前途黯淡的人現在坐到教皇的位子，著實讓人有些出乎意料，而兩位雄心勃勃的候選人則相互阻擋了對方的前程。這兩個隨後也將實現各自抱負的人就是紅衣主教博基亞和朱利亞諾·德拉·羅韋雷，前者就是未來的亞歷山大六世，而後者是西克斯圖斯最有能力的侄子，未來的尤利烏斯二世。同伯父西克斯圖斯一樣，羅韋雷霸氣十足，能言善辯，且做事更果敢有力。在威克里（Vincoli），儘管人人都知他就是聖彼得紅衣主教，但他仍難以在紅衣主教團中獲得多數票。而博基亞儘管花費2.5萬達克特[15]向其同事行賄並允諾高官厚祿，但也未能夠獲得多數投票。佛羅倫薩特使向總部匯報說，博基亞主教「虛情假意、傲慢自負，因此他當選不會帶來任何危險」。在這一僵持不下的局面中，對手察覺到威尼斯的紅衣主教馬爾科·巴爾博（Marco Barbo）當選的危險，因為此人品行端正，做事嚴謹，廣受敬重，無疑會限制博基亞或羅韋雷家族的勢力範圍，甚至可能會醞釀改革。因此，當巴爾博僅差5票即當選時，博基亞與羅韋雷轉而支持謙卑低調的茲博。在改革者看來，選舉公認有私生子的人為教皇是對他們的公然冒犯，但兩人對此無動於衷。有了他們兩人的投票，他們的候選人茲博就被適時地加冕為英諾森八世了。
作為教皇，英諾森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其對一無是處的兒子弗朗斯凱托（Franceschetto）的極度遷就和縱容，他是第一個公開承認私生子的教皇。除此之外，他對德拉·羅韋雷主教凡事言聽計從。「向聖彼得主教寫信示好，」佛羅倫薩特使在寫給洛倫佐·德·美第奇的信中說，「因為他是教皇，而且不只是教皇。」德拉·羅韋雷搬進了梵蒂岡，並在不到兩個月時間內就將自己的兄弟喬瓦尼從羅馬的地方行政長官提拔為教會秘書長。而另外一個也曾提拔英諾森的博基亞主教仍然是副主教，但實際控制著教廷。
作為紈絝子弟的弗朗斯凱托貪婪好色，放蕩無度，每每與狐朋狗友深夜在街上遊蕩，四處尋花問柳，但英諾森對其疼愛有加。1486年，他成功地促成了兒子與洛倫佐·德·美第奇一個女兒的婚事，並在梵蒂岡舉辦婚禮大肆慶祝。但由於長期資金短缺，他不得不抵押教皇的首飾和金銀珠寶支付慶典費用。兩年後，為了孫女與一位熱那亞商人的婚禮，他又舉辦了一場同樣奢侈豪華的慶典。
在教皇肆意妄為之際，更有商業頭腦的副主教博基亞為下屬官員提供了大量職位，想要一官半職的人必須付錢才行，只有這樣才能證明他們意在獲得豐厚的回報。即便是本來一直為品行出眾的人保留的梵蒂岡圖書管理員職位，現在也被掛牌出售。為了高價出售各種恩惠和赦免證書，他們還專門成立了一個辦事處，每筆交易中的150達克特歸教皇所有，其餘歸其兒子所有。當有人質疑對過失殺人、謀殺和其他重大罪行予以赦免而非判處死刑時，博基亞主教振振有詞：「上帝並不想要犯罪的人去死，而是要他們活著付出代價。」
在這種政體下，加之受先前體制的影響，教廷道德水準如燭淚融化般急轉直下，達到了見利忘義的地步。1488年，在英諾森任期過半之際，教廷中幾位高級官員因在兩年時間內偽造了50份教廷特許狀文書用於出售而被捕，其中兩人被執行死刑。這種極刑處罰本來是為顯示教皇義憤填膺的態度，實際卻突出表現了其當政時的情況。
隨著西克斯圖斯任期內大量紅衣主教的湧入——其中包括義大利最有權勢的家族成員，教會內到處窮奢極侈、聲色犬馬。除寥寥幾個誠實敬業、受人敬重的成員之外，大多數都是世故圓滑、追名逐利的貴族，他們極盡奢華之能事，為自己或所效忠的君主永無休止地擴大影響力。王公貴族的親戚中有那不勒斯國王的兒子——紅衣主教喬瓦尼·阿拉戈納（Giovanni d』Aragona），米蘭攝政王盧多維科的兄弟——紅衣主教阿斯卡尼奧·斯福爾扎（Ascanio Sforza），以及羅馬兩個永遠處於敵對狀態的統治家族成員——紅衣主教巴蒂斯塔·奧爾西尼（Battista Orsini）和喬瓦尼·科隆納（Giovanni di Colonna）。
當時的紅衣主教無須成為牧師，也就是通過授任聖職的方式獲得管理聖禮的資格，主持聖餐及各種祈禱儀式，當然其中有些或許是這樣的。牧師的最高等級是主教，從主教團中任命的主教繼續擔任主教職位，但大多數屬於並不行使牧師職責的教會官員。教會組織的領導層越來越多地從事管理、外交及財政事務，而他們是從義大利的統治家族中選撥出來的，或者，如果是外國人的話，通常更多是擔任朝臣職務，而非教會神職人員。隨著教會世俗化的演進，越來越多的一般教徒、王公貴族的兒子和兄弟或君主的指定代理人被任命為教會官員，這些人並沒有教會方面的從業經歷。其中之一，便是弗朗西斯一世的非神職秘書安托萬·杜普拉特（Antoine Duprat），由文藝復興時期六位教皇中的最後一位克萊門特七世提拔為紅衣主教，他直至自己的葬禮才第一次進入應由他所主管的大教堂。
這一時期的教皇，使用紅帽作為政治貨幣，這擴大了紅衣主教的數量，它一方面是為了提高他們自己的影響力，另一方面是為了削弱教廷的影響力。而這些紅衣主教搜集網羅大量職位，通過增加修道院、增加主教職位、提高俸祿等方式增加收入。實際上，根據教規，只有牧師才有權利從教會的財產中獲取收入和養老金。然而，教規也並非一成不變，教皇總能通過「例外」法則向一般信徒授予俸祿和養老金。
紅衣主教視自己為教會王國的國君，認為享有與世俗王國國君同等的尊嚴和榮耀是他們的特權，更不用說他們的職責了。那些住在擁有數百名僕人的宮殿里的人，著戎裝配刀劍遊歷國外，飼養著狩獵用的獵狗和獵鷹，每每於出行之時，相互攀比家臣門客的數量，競相炫耀衣著陣仗的奢華程度，這些受僱於教會國君的家臣門客倚仗主子的權勢經常胡作非為，成為羅馬始終不安定的因素之一。在狂歡節期間，他們組織化裝舞會、音樂表演及彩車巡遊；他們舉辦帶有彼得羅·里亞里奧風格的宴會，其中就有紅衣主教斯福爾扎所舉辦的一次。對這次宴會，一位編年史作者說，他根本就不敢描述，因為「人們會以為他在講童話故事而嘲笑他」。他們用擲骰子和玩紙牌的方式進行賭博，坑蒙拐騙無所不為，弗朗斯凱托曾為此向父親抱怨，說一晚上就輸給了拉斐爾·里亞里奧主教1.4萬達克特。這一說法應該屬實，因為在另外一個晚上，就是西克斯圖斯眾多侄子之一的這個裡亞里奧，從一位同為主教的同僚那裡贏了8000達克特。
為了防止勢力衰微，紅衣主教們堅持將他們的人數恢復到24人，以此作為英諾森當選的條件。當出現空缺後，他們拒絕任命新的人員，從而限制了英諾森裙帶關係的範圍。然而，有時外國君主施加壓力，要求提供職位，也會逼出一些空缺，比如英諾森的親侄子洛倫佐·茲博就在他的第一批選拔之列。根據教規，私生子不能擔任教會職位，但為了紅衣主教博基亞的兒子愷撒，西克斯圖斯早就將該規定拋之腦後，並早在愷撒7歲的時候就給他安排了神職。將兒子或侄子立為嫡嗣成為文藝復興時期六位教皇的常規做法，但由此教會的另外一個原則也就被拋棄了。
在主教們允許英諾森所做的為數不多的決定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數任命14歲的喬凡尼·德·美第奇擔任教廷職位，他是弗朗斯凱托的新妹夫，「器宇軒昂的洛倫佐」的兒子。這個情況，並非英諾森的意願，他是迫於偉大的美第奇家族的壓力，才任命一個少年擔任紅衣主教，而從該少年的孩提時代起，他的父親就一直在為他領取豐厚的聖俸。喬凡尼7歲出家，開始教士生涯；8歲時就已經擔任修道院院長。並在名義上管理著法國國王所賜予的一所大修道院；11歲時被任命為蒙特·卡西諾（Monte Cassino）的大本篤會修道院的代理院長。從那時起，他的父親就操縱所能運用的一切資源為他攫取紅衣主教職位，並將其作為通向教皇神聖職位的一個台階。年輕的美第奇將成為本故事中六位教皇中的第五位，即利奧十世，完成他既定的命運。
在遵從了洛倫佐的願望之後，地位鞏固的英諾森堅持認為，這名男孩必須等待三年才能擔任紅衣主教，以便用這三年時間來學習神學和教會法。由於洛倫佐很早就聘請傑出的教師和學者為喬凡尼進行輔導，這位候選人早就比大多數人更博學多識。1492年冬天，喬凡尼在其16歲時終於當上了紅衣主教。他的父親鄭重其事地給他寫了一封信，告誡兒子要注意羅馬的邪惡影響，「所有邪惡勢力的滲透」。洛倫佐敦促他的兒子，「切實採取行動，以便讓所有你所見的人都確信，教會及聖座的安康和榮耀對你而言至關重要，世上其他任何事物都無法與其相提並論」。在提出這番獨特的意見後，洛倫佐還不忘指出，他的兒子將有機會「為我們的城市和我們的家族效力」，但他必須提防教廷的邪惡誘惑，因為教廷「當前缺乏正人君子……如果紅衣主教們都謙恭卑微，舉止良善，那麼整個世界將更加美好，因為這樣的話，他們總能選出一位德高望重的教皇，確保基督教國家的和平與安寧」。
據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世俗統治者所述，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如果紅衣主教們都為人正直，那麼他們推選出的教皇則更加可敬，但雙方都屬於同一個機構，因此難分彼此。在這60年中，教皇都出自紅衣主教，經過神聖的紅衣主教團選舉出來，反過來又任命與他們同類的人擔任紅衣主教。他們沉迷於眼前的權力鬥爭，剛愎執拗地忽視教會的真正需求，這種荒唐愚蠢的行徑已然極為普遍，就像一把火炬，在文藝復興6位教皇手中代代相傳。
如果說英諾森無能為力，部分原因在於義大利各邦國以及外國列強長久以來的不斷紛爭。那不勒斯、佛羅倫薩和米蘭通常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聯合起來相互對抗，或者與規模更小的鄰國開戰；而自己就是熱那亞人的一位教皇曾抱怨說，熱那亞「總是迫不及待地想把全世界付之一炬」。所有人都懼怕威尼斯向陸上擴張；自古以來，羅馬就是奧爾西尼和科隆納之間的戰場；在勢力龐大的家族世代相傳的內部衝突中，往往會產生較小的城邦國。儘管上任伊始，英諾森就想在各敵對勢力之間建立和平，但他缺乏相應的決心和毅力。另外，病情反覆發作，也經常令他無暇他顧。
他最大的麻煩在於，令人討厭的那不勒斯國王每隔一段時間就進行野蠻的騷擾並進而發動戰爭，而這樣做的動機無非就是為非作歹。他先是無禮地要求獲得某些領土，作為教皇封地，拒絕支付那不勒斯按照慣例所應繳納的貢賦，與奧西尼密謀在羅馬煽動鬧事，並威脅要上訴到教會議會。當那不勒斯的男爵們起而反抗其暴政時，教皇站到了他們一邊，費蘭特於是率領軍隊向羅馬進發並將之包圍，而英諾森則瘋狂地尋找盟友和武裝力量。威尼斯態度冷淡，漠然置之，但允許教皇聘請其僱傭軍。米蘭和佛羅倫薩拒絕援助，並且由於錯綜複雜的原因，選擇支持那不勒斯，或許希望就此削弱教皇屬下的國家勢力。這一切發生在佛羅倫薩的統治者洛倫佐·德·美第奇與英諾森建立家族紐帶之前，但這並不總是具有決定作用。因為在當時的義大利，前一天的合作夥伴，在第二天可能就反目成仇。
教皇請求利用外國援助對抗費蘭特引起了法國的興趣，因為安茹省早就聲稱那不勒斯是他們的領土，儘管之前的種種努力帶來了災難性後果，但法國國王卻從未放棄這個念頭。法國即將介入的消息讓費蘭特驚慌失措，於是，就在他的包圍之勢令羅馬走投無路之際，他突然同意了簽署和平協定。他對教皇的退讓令人目瞪口呆，但後來他撕毀協定，推翻了所有條款，並再次大舉進犯，這樣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他當初的行為了。
他在對教皇的致辭中滿含輕蔑，公開侮辱，與此同時，他還派出人員在各個教皇國策動叛亂。由於同時要應對許多地方的起義和衝突，英諾森有些猶豫不定，延緩遲滯。他起草了一則聲明，要將那不勒斯王國及國王驅逐出教會，但他最後臨陣退縮，沒有發布。費拉拉特使在1487年的報告中評論說，「教皇優柔寡斷，孤立無援，難當大任」，如果不能一鼓作氣將他罷免，後果將不堪設想。但費蘭特又一次完全改變了立場，偃旗息鼓並提出友好解決方案，教皇不顧之前所受的種種屈辱，興高采烈地接受了，不良後果自然也避免了。為了這來之不易且有些脆弱的友誼，英諾森將侄女嫁給了費蘭特的孫子。
這就是義大利當時的鬥爭，儘管有些輕率無聊，甚至毫無意義，但卻頗具破壞性，而教皇最終也難辭其咎。最嚴重的後果便是，他們的地位降低了。在與那不勒斯的整個衝突過程中，教皇國顯得微不足道，而教皇個人也不再像先前那樣深受愛戴，這反映出費蘭特的傲慢狂妄。奧西尼人在羅馬散發傳單，呼籲推翻教皇的統治，稱他為「熱那亞水手」，理應將其扔進台伯河。隨著外國列強日益侵蝕教皇特權，各國教會用他們自己任命的人員擔任聖職、截留收入，就是否服從羅馬教皇的法令爭吵不休。對這些，英諾森卻疏於阻抗。
他在梵蒂岡山上修建了著名的別墅和雕塑館，將能夠俯瞰永恆之城絕妙景致的地方命名為觀景閣，並委託平圖里喬[16]和安德烈亞·曼特尼亞[17]創作壁畫，似乎是為了反映他們贊助者的歷史地位，而這些壁畫後來都煙消雲散了。就贊助其他藝術領域或迫在眉睫的改革問題而言，英諾森並沒有充足的時間、資金或興趣。他在這一領域所集中關注的也是最不需要的，那便是十字軍東征。
誠然，輿論認為十字軍東征是偉大的復興運動。傳教士應邀每月兩次來到梵蒂岡，就像神聖的演說家那樣，每次布道總離不開徵討話題。他們提醒現任教宗說，讓基督徒和平相處是他們的職責，也是該職位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教皇當局的目的就是建立帕克斯與康考迪亞。布道者們總是不厭其煩地呼籲各基督教國家之間結束紛爭，並要求基督教國王用武力去對付異教徒。只有勸服他們停止戰爭，世俗統治者們才能夠聯合起來對抗共同的敵人，即土耳其人。用庫薩的尼古拉[18]的話來說，土耳其就是「天啟怪獸」，是「大自然和人類共同的敵人」。有人認為，對土耳其發動戰爭是對義大利最好的防禦。無論是君士坦丁堡、聖地，還是其他失去的基督教領土，都可以重新奪回來。終極目標就是全人類信奉基督教並團結起來，而這也需要首先打敗蘇丹。整個事業將使教會棄惡揚善，並啟動改革，或恢復王權。
英諾森不遺餘力地發動各個國家加入東征隊伍，而在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影響剛剛顯露之時，教皇庇護二世在這方面甚至更加投入。然而，由於歐洲列強並不團結，義大利各諸侯也意見不一，庇護及其前任功虧一簣，這一問題現在仍懸而未決。庇護曾經寫道：「有什麼終極力量能夠讓英格蘭與法國、熱那亞與阿拉貢、匈牙利和波希米亞和諧共處呢？」無論是教皇還是國王都不再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那麼有誰能夠說服矛盾重重甚至相互敵對的國家為一個共同的事業攜手並進呢？假如沒有統一的指揮、嚴明的紀律，任何規模龐大的軍隊都會因為自身的混亂而分崩離析。除了這些困難之外，他們還缺少一個更根本的推動力量：只是進攻而沒有防禦。而這種進攻理念激發了他們的第一次東征。從那時起，因為與異教徒的貿易有利可圖，義大利城邦國家便定期通過談判的方式爭取蘇丹的援助，以便相互掣肘，這從而使神聖的戰爭失去了公信力。
然而，英諾森經過國王的同意，在1486年的一次聲明中宣布東征，與此同時頒布法令，對所有教堂、各個級別的有俸聖職和教會人士徵收什一稅，這可能就是其真正目的。在接下來的一年中，他成功地在羅馬召集了一次國際會議，進行了規劃目標、討論戰略、劃定行軍路線、商議各國分遣隊規模、任命指揮官等一系列行動。最後，沒有軍隊集結，更沒有從歐洲海岸線派遣武裝力量。之所以沒這麼做，是因為匈牙利爆發了內戰，法國與羅馬帝國之間又生嫌隙，但這些都是缺乏動力的藉口。沒有哪一場神聖的戰爭能夠美化教皇。相反，在著名的傑姆王子事件中，羅馬教皇突然逆轉，極其反常地與基督教的敵人達成了妥協。
傑姆王子是蘇丹的弟弟，被奧斯曼國王所擊敗，但作為競爭對手，仍對後者構成威脅。他曾遭到兄弟的報復，但成功逃脫，並帶領聖約翰騎士團穿越奈特海灣到羅得島避難。雖然最初成立的目的是為對付異教徒，但騎士團心胸開闊，認為傑姆是不可多得的財富，由此與蘇丹達成協議，使他遠離交戰行動。作為交換，騎士團每年向蘇丹繳納4.5萬達克特。在成為眾所周知的大特克後，傑姆立即成為了各方覬覦的槓桿。威尼斯和匈牙利、法國和那不勒斯，當然還有教皇，都紛紛爭取他。在法國短暫地逗留了一段時間後，他被教皇爭取過來兼任兩個紅衣主教職位，一個是羅得島大法師，另一個是法國國王的候選人，他同時也獲得了相應的津貼。
英諾森打算利用傑姆作為對蘇丹發動戰爭的手段，他隱約覺得，如果由基督徒幫助傑姆登上王位，他就會從歐洲包括君士坦丁堡把土耳其軍隊撤回。即使這一點真實可信，我們還是不清楚，用另外一個穆斯林取代這一個穆斯林何以會導致發動聖戰。
1489年，大特克到達羅馬，皇室給予他極高的榮譽；他收到了豐盛的禮品，騎著教皇白色的高頭大馬，由弗朗斯凱托陪同來到梵蒂岡。沿途擠滿激動萬分的民眾，他們好奇地駐足觀望，認為一個熟悉的預言變成了現實，即蘇丹將來到羅馬與教皇一起生活，這預示著天降祥瑞，舉世和平，而他們就是歷史的見證者。教宗和紅衣主教在人群中接見身材高大、面色陰沉、裹著白頭巾的客人，後者偶爾從半閉的眼睛中野蠻地掃視一下四周，算是鬆弛一下繃緊的神經。他與隨從人員被安置在專為皇室客人預留的梵蒂岡房間，「盡情享受各種娛樂消遣，諸如狩獵、音樂和宴會等等」。就這樣，「天啟怪獸」的兄弟大特克在基督教的核心教皇的宅邸中安頓了下來。
圍繞他進行的各種外交手段輪番上演。蘇丹害怕基督教用傑姆作為矛頭髮起攻勢，於是主動向教皇示好，派遣使節帶著基督教珍貴的紀念物「聖矛」前來拜訪，據說該聖物曾刺破十字架上的基督身體的一側。羅馬舉行了盛大的儀式接收該聖物。對蘇丹而言，他的兄弟在教皇的庇護下現身羅馬至少令他有所忌憚，只要傑姆還活著，他就不敢貿然繼續對基督教領土發動進攻。在這個意義上，英諾森有所收穫，但他失去的更多。公眾對這種關係感到困惑不解，在他們眼裡，教皇對大特克禮讓有加，這讓他在人們心中的地位大打折扣。
英諾森的疾病日益頻繁地發作，到1492年，他很明顯已經時日無多。臨終前，他將紅衣主教們召喚到床前，說自己能力不足，請求他們寬恕，並叮囑他們選擇一個更好的繼任者。他的遺願與他整個的人生歷程一樣徒勞無功。被紅衣主教們推選到教皇寶座的這個人，被證明就像撒旦那樣窮凶極惡，而人類也將步入一個更加黑暗的年代。
3.腐敗墮落的亞歷山大六世
（1492—1503）
羅德里戈·博基亞在62歲的時候，已經當了35年的紅衣主教和和副司祭，他的性格、他的習慣、他的原則或者他所缺乏的原則、他對權力的運用、他發財致富的方式、他的情人以及7個孩子，教廷的同事們都一清二楚，以至於年輕的喬瓦尼·德·美第奇在第一次參加教皇選舉會議時，就對博基亞被推選為教皇一事評論說，「快跑吧，我們現在是羊入虎口」。在更廣的範圍內，從義大利的王子到西班牙統治者，再到博基亞的故土，以及其聲譽所達的國外領土，一個盡人皆知的事實是，儘管他彬彬有禮，魅力無窮，但卻玩世不恭，是非不分，不過是他腐敗墮落的名聲還未達到後來的程度罷了。他內心總是熱衷於一時的想法：1492年，也就是他當選的那一年，為慶祝摩爾人被最終從西班牙驅除出去，他並未舉辦感恩節讚美頌，而是在聖彼得的露天廣場組織了鬥牛表演，當場有5頭公牛被宰殺。
在教廷工作期間，博基亞經歷過5任教皇，經歷了上次選舉的失利，他決定這次怎麼也不能讓機會溜走。他直接動用金錢收買兩個競爭對手，攫取了教皇寶座。這兩個人分別是紅衣主教德拉羅韋雷和阿斯卡尼奧·斯福爾扎。後者愛金錢勝過信用，四匹騾子所駝的金塊就把他收買了。在教皇選舉會議期間，博基亞將這些金塊從自己的宅邸秘密運送到斯福爾扎的家中。在以後的歲月里，隨著教皇對自己的習慣日益不加掩飾，幾乎所有醜陋不堪的故事都可能講到他並且被認為與他有關，而黃金列車可能就是其中之一。然而，它內在的可信度在於，像阿斯卡尼奧·斯福爾扎這樣富有的競爭對手，要收買的話，代價巨大，除金錢外，他還被任命為副司祭。
博基亞自己就是裙帶關係的受益者，早在26歲時他就被他年事已高的伯父教皇加里斯都三世（Calixtus III）提拔為紅衣主教。加里斯都三世直到77歲才當選為教皇，當時他已經老態龍鍾，教廷本來已打算推選他人了。然而，加里斯都早就有足夠的時間獎掖他的侄子，任命他為副司祭，因為博基亞成功恢復了教皇的某些領土。通過教廷職位的收入，在西班牙擁有的三個主教職位，在西班牙和義大利分別擁有的修道院，作為副司祭每年的8000達克特津貼，作為紅衣主教每年的6000達克特津貼，再加上一些私人業務，博基亞在這些年裡積累了足夠的財富，他因此成為羅馬教廷最富有的一員。在早年擔任紅衣主教時，博基亞就已經取得足夠的財富為自己建造了一個三層宮殿，宮殿中間有一個庭院，宮殿里到處是豪華的家具，紅色的綾羅綢緞和金邊的天鵝絨鑲邊，色彩協調的地毯，大廳里掛著壁飾掛毯，黃金盤子，各色珍珠和成袋的金幣。據他自己吹噓說，這些東西數不勝數，足夠填滿西斯廷教堂。庇護二世曾經將博基亞宮殿與不遠處的尼祿金殿相比，並認為二者不相上下。
據說在35年時間裡，除了生病或不在羅馬之外，博基亞從未錯過紅衣主教的任何一次商務會議。他對於教廷官僚機制的運作及其所蘊含的機會瞭然於胸。他聰明睿智、精力充沛，強化了與羅馬的關係，並且，作為西克斯圖斯的使節，他完成了一項複雜的使命：說服西班牙貴族及各級官僚機構對斐迪南和伊莎貝拉的婚姻以及他們王國的合併予以支持。他大概是最能幹的紅衣主教。他身材高大、體魄強健、溫文爾雅，在相貌上也顯得莊嚴甚至高貴；他喜歡穿上好的紫色塔夫綢外套，深紅色天鵝絨襯衣，而貂皮條紋的寬度亦格外講究、恰到好處。
根據同時代人的描述，他通常面帶微笑，脾氣溫和，性格開朗，喜歡「以愉快的方式做不愉快的事情」。他能言善辯，飽讀詩書，詼諧機智，總是「煞費苦心地在談話中大放異彩」；他「處理問題技巧高超」，活力四射，頗有自尊，具有西班牙人所特有的自豪；他天生有種不可思議的女人緣，「他對她們的吸引力比磁石對鐵的吸引力還強大」，這也表明他讓女人們強烈感受到了他的欲望。而另一位觀察員還多此一舉地說，他「十分明白金錢的魔力」。
作為一位年輕的紅衣主教，他先有了一個兒子和兩個女兒，有關她們母親的信息無從查證；隨後，在他四十幾歲的時候，又與公開承認的情婦瓦納薩·德·卡特內（Vanozza de Cataneis）生了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而據說瓦納薩的母親也曾是博基亞的情婦。這些就是他公開承認的家庭情況。他為長子佩德羅·路易斯（Pedro Luis）取得了西班牙甘迪亞公爵爵位，並讓他與國王斐迪南的堂妹訂立姻親。但佩德羅英年早逝，他的頭銜、土地以及未婚妻都一併傳給他同父異母的弟弟胡安（Juan）。胡安是博基亞的最愛，但他註定以同樣的方式去世，這使得博基亞家族成為人們的笑柄。愷撒和盧克雷齊婭作為著名的博基亞家族成員，幫助家族建立了偉業，他們兩個與胡安和另外一個弟弟霍夫雷（Jofré）都是瓦納薩的孩子。在博基亞擔任教皇期間所生的第八個孩子名叫喬瓦尼，即便家族裡的人似乎也不確定他的父親是誰。兩份連續的教皇詔書，第一份確認他為愷撒的兒子，隨後一份又確認他為教皇自己的兒子；而輿論卻認為，他其實是盧克雷齊婭的私生子。
無論是為了體面的面紗，還是與人偷情的歡愉，博基亞喜歡他的情婦們都有自己的丈夫，在還是他的情婦時，瓦納薩就先後被安排了兩次婚姻，而在瓦納薩之後，博基亞為他的另一情婦，美麗的茱莉婭·法爾內塞（Giulia Faroese）也安排了一次婚姻。茱莉婭擁有一頭金黃的頭髮，長度達到腳踝，在19歲時嫁給了博基亞官邸中的一位奧西尼人，並幾乎同時，成了這位紅衣主教的情婦。儘管荒淫無度的私生活在文藝復興高潮時期並不是什麼醜聞，但一位59歲的老人與比她年輕40歲的女孩發生關係，實在令義大利人反感，或許在他們看來，這太不藝術了。這件事成為下流笑話的主題，也為玷污博基亞的聲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博基亞當選為教皇后，憤怒失望的德拉·羅韋雷及其黨羽揭露了他們不光彩的交易，使得博基亞攫取教皇職位的手段盡人皆知。博基亞自己也公開吹噓。這實在大錯特錯，因為買賣聖職是嚴重的罪行，將給新教皇的敵人反對他的把柄，而他們確實也很快利用了這一把柄。在此期間，此時已經成為亞歷山大六世的博基亞，在恢宏壯麗的儀式中騎著高頭大馬穿過羅馬，去接手拉特蘭教堂。參加儀式的有13支騎兵中隊和21位紅衣主教，每位主教後面有12名隨從；還有各國大使及高官顯貴，他們衣著華麗，帷帳光鮮，在聲勢浩大的場面中相互攀比。街道兩旁裝飾著鮮艷的花環和凱旋拱門，鍍金的裸體青年構成的雕像惟妙惟肖，絢麗的彩旗迎風招展，一頭造型巧致的紅牛在金黃色的田地中肆意奔跑，亞歷山大六世的時代開始了。
在這一點上人們能夠感受到法國的影響超過了義大利。這一影響從外國列強入侵時代開始，將使教皇力量加速衰微，而義大利則面臨被外部勢力控制的風險。他們將對半島進行長達70年的蹂躪，破壞它的繁榮，搶占大片領土，削弱主權影響，使義大利實現統一的條件推遲了400年到來，而這一切都是緣於參與的任何一方都沒有獲得永久的利益。各王儲之間永無休止的爭鬥將整個義大利王國搞得分崩離析，它令人垂涎，同時又脆弱不堪。在被滲透前夕，該地區並不像圭恰迪尼筆下所描繪的國家那樣寧靜祥和、商業繁榮且雍容高貴，但即便如此，它也因為城市所擁有的豐富資源而令人覬覦。這種入侵併非由於經濟需求，但統治者仍然希望通過戰爭從被征服領土上徵稅來獲得賠償和收入，為戰爭本身的開支找來源。還有一種可能是，中世紀最初的十字軍東征使豪臣貴族們侵略成性，而義大利的運動只不過代表了民族主義擴張的情緒。法國從百年戰爭中恢復了元氣，西班牙終於將摩爾人驅逐出去，兩者在這個過程中都加強了民族凝聚力。義大利沐浴在溫暖的陽光中卻自相紛爭，自然像一塊誘人的蛋糕，吸引了各種侵略力量。
在義大利，亞歷山大從其選舉醜聞中或許應該意識到，花些時間思考一下如何對宗教進行治理將有益無害。但是，他卻立即著手修建政治藩籬。他將女兒盧克雷齊婭嫁給了一位斯福爾扎，並讓兒子霍夫雷迎娶了不斷製造麻煩的那不勒斯國王的孫女。在擔任教皇的第一年，他不顧紅衣主教的反對，擴大了羅馬教廷的人數，這令後者憤怒至極並對他恨之入骨，因為他們是眾所周知的德拉·羅韋雷的支持者，所以並沒有從中享受到任何好處。亞歷山大最終占據上風，任命了11位新紅衣主教，包括他情婦的哥哥亞歷山德羅·法爾內塞（Alessandro Farnese）；一位年僅15歲的埃斯特斯家族子孫；還有他自己的兒子愷撒。愷撒顯然不適合教會職業生涯，所以很快就辭職，去從事更符合他個性的與戰爭、謀殺等相關的職業去了。其他被任命的成員都經過明智而審慎的精挑細選，以取悅各國列強，法國、英國、西班牙、匈牙利、威尼斯、米蘭和羅馬各有一名，其中有幾個倒也虔誠而博學。通過這些新成員，亞歷山大加強了對教廷的控制。德拉·羅韋雷得知任命後，發出「一聲驚呼」，氣得大病一場。亞歷山大最終將總共任命43位紅衣主教，其中包括17名西班牙人和5名他自己家庭的成員，每個人為該職位所支付的金錢的準確數額被布爾夏德（Burchard）精心記錄在日記里。
教皇在前50年中脫離於宗教事務，其聲譽因而日漸下降，他還厭惡改革，所有這些讓本來就有侵略計劃的法國具備了更加充分的理由。在過去一個世紀以來，由於國家教會的拚命榨取，教皇權威普遍弱化，收入逐漸減少，法國教會乘機贏得了相當大的自主權。與此同時，在其自己的王國中，教會的腐敗不斷帶來麻煩。傳教士在怒火中燒的布道中對世風日下的現象大加撻伐，嚴肅的批評家們對此進行了討論，教會舉行宗教會議起草改革舉措，但似乎都沒有什麼實際效果。一位法國人寫道，這些年來，改革是最為常見的話題。1493年，當人們熱議這場目的在於讓法國皇室實現取得那不勒斯的要求的運動時，查理八世召集了人員在圖爾開會，就批准他行軍穿越義大利的方案進行準備，因為這個方案就像是以改革為目的的十字軍東征。儘管沒有明確表達出來，但據人們的理解，鑒於亞歷山大六世犯有買賣聖職罪，此舉的目的就是號召委員會廢黜他。這並不是國王一時心血來潮。作為已然搖搖欲墜的瓦盧瓦陣營中茫然無措的可憐蟲，他還是整天夢想著騎士的榮耀以及對土耳其人的征伐，而經過紅衣主教德拉·羅韋雷苦口婆心的勸說，他也開始關注起宗教改革事務來了。羅韋雷對亞歷山大恨之入骨，難以釋懷，早就造訪過法國，表達了要將之徹底摧毀的明確目的。對於這樣一個「在世人眼裡臭名昭著、惡貫滿盈」的教皇，必須被撤除，他向國王堅稱，只有這樣，才有可能選出一位新的教皇。
這一行動由紅衣主教發起並有法國的支持，人們對此褒貶不一；而在基督教的歷史上還從未有什麼事件給教會帶來如此無可挽回的傷害。不論亞歷山大的罪行開創了什麼樣的先例，德拉·羅韋雷及其陣營竟想著重複這樣的罪行，這本身就是除了愚蠢再也沒法做其他解釋的行為，而這樣的愚蠢已經感染了文藝復興時期的每個教會統治者。
亞歷山大有很好的理由害怕德拉·羅韋雷對法國國王的影響力，尤其是後者很快就要指揮這位頭腦昏庸的國王對教會進行改革。圭恰迪尼對教皇沒有絲毫欽慕與好感，而據他講，改革對於亞歷山大而言是「超越任何其他事情的可怕念頭」。考慮到隨著時間的推移，亞歷山大會毒害、監禁或以其他方式禁錮對他不利的對手，包括紅衣主教們，但他卻沒有將德拉·羅韋雷關起來，實在是一個奇蹟。不過作為他的敵人及繼任者的羅韋雷也早就才華出眾、聰明過人，而且，小心謹慎地住在羅馬城外一個堡壘里。
從法國發回的報告讓義大利城邦國經歷騷動，進入瘋狂的合併重組狀態，為抵禦外國人做準備，或者，如果必要的話，與他並肩作戰。對於教皇和世俗統治者來說，一個大問題是，與那不勒斯站在一起或與法國結盟，哪個選擇能帶來更大的優勢。費蘭特的那不勒斯王國是法國覬覦的目標，現在他正與教皇和親王進行討價還價；但是，一生習慣陰謀詭計的他並未放棄秘密行動，暗中籌謀以削弱其盟友的力量。由於積勞成疾，他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兒子阿方索繼承了他的事業。阿方索的左鄰右舍互不信任，正如喬治·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情境中寫道，他們「虛榮浮華，目光短淺，行為荒謬，密謀瘋狂」。
米蘭的舉動促使法國大舉入侵，而它也符合上述所有評價。米蘭的舉動始於費蘭特的孫女伊莎貝拉向他的抱怨。伊莎貝拉是阿方索的女兒，是米蘭的合法繼承人吉安·加萊亞佐·斯福爾扎的妻子。她向費蘭特抱怨說，她和她的丈夫被剝奪了應有的地位，事事聽命於攝政王盧多維科·莫羅和他強勢霸道的妻子比阿特麗斯·埃斯特（Beatrice d』Este）。費蘭特聞此大為光火，並予以恐嚇，這讓無意辭去攝政地位的盧多維科意識到，只有廢黜費蘭特並沒收他的宅邸，自己的地位才會安然無虞。於是盧多維科與早就心懷不滿與他有同樣目標的那不勒斯男爵們結盟，並且，為了確保這一目標，他還邀請查理八世進入義大利，明確表示要攫取那不勒斯的王位。這是在冒極大的風險，因為法國君主通過奧爾良陣線是更想獲得米蘭而非那不勒斯。但是，本質上就是冒險家的盧多維科信心十足地認為，他能夠防止出現這種威脅。事實證明，這是一個錯誤的決斷。
出於這樣的動機和算計，儘管在最後一刻差點兒就不會發生，義大利還是被侵略者強行打開了大門。國王查爾斯的顧問們對這一行動心存疑慮，反覆強調即將遭遇的困難，國王認為盧多維科和義大利人一般都不太可信，為此有些憂心忡忡，於是命令已經在行軍途中的軍隊停止前進。然而，德拉·羅韋雷及時出現了，經過一番熱切的勸導，國王重新燃起了熱情。1494年9月，由6萬名法國人組成的軍隊越過阿爾卑斯山，用圭恰迪尼那毫不誇張的話來說，他們帶來了「永無止境的災難的種子」。
一開始，在一番驚慌失措、猶疑不定之後，亞歷山大與佛羅倫薩和那不勒斯結成了防守聯盟，但這一聯盟在成立伊始即土崩瓦解。由於兩年前去世的「高貴的洛倫佐」的大兒子皮耶羅·德·美第奇臨陣退縮，佛羅倫薩發生變節。面對敵人的到來，皮耶羅突然變得膽小怕事，暗中與法國達成協議並打開了城門。就這樣，查理兵不血刃占領了佛羅倫薩，隨後大軍長驅直入羅馬。絕望之中的教皇在經過一番痛苦的掙扎之後，不得不俯首稱臣。侵略者進入羅馬的軍隊花了六個小時才全部進城。騎兵們手持弓弩，長長的隊伍宛如火車；瑞士僱傭兵帶著戟和長矛，騎士們身披鎧甲，皇家衛士肩上扛著鐵權杖，隊伍的最後是36門大炮，在拉著經過鵝卵石道路時發出可怕的隆隆聲。大軍如潮水般湧入，整個城市都在顫動。曼圖亞特使描述說：「強取家奪十分可怕，謀殺現象數不勝數，大街小巷哭爹喊娘。在人類的記憶中，教會從未陷入過如此惡劣的困境。」
征服者和羅馬教皇之間開始了緊鑼密鼓的談判。儘管亞歷山大被迫放棄那不勒斯，並交出傑姆王子（他不久後在法國的監押中死去），但他堅決反對兩項要求：他拒絕將聖安吉洛城堡交由法國控制；拒絕將那不勒斯王冠正式加冕給查理。儘管他不得不同意，法國有權經由教皇領土建立前往那不勒斯的通道，但在阻力重重的情況下，拒絕這兩項要求需要極大的勇氣。在談判的各個階段，唯一沒有爭議的話題便是改革。儘管德拉·羅韋雷主教及其黨派苦口婆心地勸誘慫恿，但煩躁不安、笨嘴拙舌的法國國王卻無力組建委員會、贊助改革或廢除教皇。亞歷山大的職位得以保留；法國人兵不血刃地進駐那不勒斯；唯一的暴力行動是他們自己沿途攻城略地，大肆劫掠。阿方索國王退位並躲進了一個修道院，避開了動亂；他的兒子費蘭特二世扔掉手中的利劍，倉皇逃走了。
法國人進入義大利南部，最終激起了各國的聯合反抗，發起者是西班牙。西班牙想要自己控制那不勒斯，因此堅決不讓法國得逞，於是國王斐迪南就勸說早就對法國擴張憂心忡忡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與他結盟，同時提出把自己的女兒胡安娜嫁給馬克西米利安的兒子腓力（這一婚姻的歷史意義非常重大）。隨著西班牙與羅馬帝國結盟，羅馬教皇和米蘭現在可以心安理得地對付法國了。後來威尼斯也加入進來，組成了威尼斯聯盟，並於1495年起被稱為「神聖同盟」。「神聖同盟」的成立使得早就在那不勒斯成為過街老鼠的法國人擔心自己被孤立無援地圍困在義大利。於是他們踏上了回家的路程，途中在倫巴第（Lombardy）的福爾諾沃（Fornovo）與盟軍發生戰鬥，那也是此次行動中的唯一一次戰鬥，由於只是騷擾性戰鬥，並沒產生決定性作用。隨後，他們回到了法國。阿方索和他的兒子立即捲土重來，恢復了對那不勒斯的統治。
儘管沒有人從這次愚蠢但意義重大的冒險行動中得到好處，法國尤其如此，但列強並沒有因為徒勞無功而就此罷手，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同樣的舞台為爭奪義大利而拼得你死我活。從這個時候起，戰爭、聯盟、戰鬥、錯綜複雜的外交斡旋，風雲變幻的分裂與結盟輪番上演，直到最後達到驚人的高潮。1527年，羅馬被西班牙皇家軍隊洗劫一空。在這場持續了33年的義大利戰爭中，每一次進展或轉折，每一次調兵遣將，都被忠實詳盡地記錄在歷史書中，以致有些內容在今天已經難以引起人們的興趣。戰爭對歷史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有些極其重要，有些微乎其微，但都令人難忘：佛羅倫薩人對皮耶羅的投降行為異常憤慨，於是奮起反抗，推翻了美第奇家族的統治，宣布成立共和國；西班牙與哈布斯堡王朝的婚姻帶來了未來的查理五世，即下個世紀至高無上的皇帝；米蘭的盧多維科·莫羅為他的愚蠢行徑付出了代價，死於法國監獄；在最著名的帕維亞戰役中，法國國王弗朗西斯一世被俘，卻因為一句話而永遠被人們記住，他說：「除了榮譽，我已經一無所有。」
另外，義大利戰爭對教皇職位產生了顯著的影響，不僅把教皇更多地與政治聯繫起來，而且進一步降低了其影響力。教皇國家與任何世俗國家相比，迎來送往，生意往來，豢養軍隊，征戰討伐，與愷撒所做的事情並無不同，結果在人們看來，教皇國家比世俗國家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可能就是羅馬遭劫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教皇大部分時間沉迷於建立愷撒式的王國，沒有多少時間和精力關註上帝的事務，而是始終忙於建立這樣或那樣的聯盟，這樣一來，他們比以往的教皇都更嚴重地忽略了教會及宗教社區的內部問題，因此，當有跡象表明他們自己王國內部即將發生危機之時，他們幾乎茫然無知。
在佛羅倫薩，從1490年開始，聖馬可（San Marco）之前的多米尼加修道士吉羅拉莫·薩沃納羅拉[19]就大肆宣傳宗教，講述宗教的危難，他被亞歷山大成功地壓制了7年；可他還是將教義傳播到城市各個角落並在整個義大利引起了共鳴。薩沃納羅拉還算不上是路德的先驅，後者思想狂熱，疾惡如仇，在任何風雨飄搖的年代都能夠引起共鳴，鼓動民眾揭竿而起。薩沃納羅拉只是代表了他自己那個時代，目睹教會腐敗墮落、低下卑微而極度反感，最後怒髮衝冠。他認為只有通過改革才能夠淨化神職人員，從而重新打開通向天堂之路。他預言，改革將為所有基督教徒帶來幸福和安康，這一論點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他既不宣講教義改革，也沒有號召教眾從羅馬分離，而是對民眾和神職人員的罪孽大力撻伐。在他看來，這一切都源於邪惡昭彰的教皇及教廷的等級制度。他的訓斥責罵，他對世界末日的預言，根據皮克·德拉·米蘭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的說法，「使人驚慌失措、涕淚俱下，城裡城外，大街小巷，人們茫然無措，感覺生不如死」。他曾預言，偉大的洛倫佐和英諾森八世都將在1492年去世，這一點不久就得到了應驗，兩人都駕鶴西去了，這更讓人們相信他法力無邊，值得敬畏。他燃起了篝火，人群中不時傳出哭泣聲、歇斯底里的叫喊聲，人們紛紛將他們的奢侈品和貴重物品，包括名貴的繪畫、精美的服裝、稀世的珠寶等扔進火堆。他發動成群的兒童逐家逐戶搜集「世俗享樂物品」扔到火里燒掉，說是燒盡「虛榮和浮誇」。他呼籲他的追隨者改變自己的生活，放棄世俗的節日和遊戲，放棄高利貸，不再相互仇殺，並恢復宗教儀式。
當薩沃納羅拉斥責教會的時候，他的憤怒完全爆發了出來。「教皇和主教發言反對人們擁有雄心抱負，褫奪民眾的自豪感，但前者自己私下裡卻忙於實現自己的野心。他們宣揚貞潔，背地裡卻包養情人……他們只想到塵世和世俗的東西，根本不在乎靈魂的淨化和救贖」。由於他們的所作所為，教會已經「臭名遠揚……就像是一個坐在所羅門寶座上的妓女，向往來的路人招徠挑逗。誰有錢都可以進來為所欲為，恣意尋歡；而一旦有人心懷善意，則遭到嚴詞拒絕，並被趕出門外。因此，荒淫無度的教會啊，你在全世界面前公然濫用職權，你的污濁氣息直衝天堂」。
儘管這句冗贅的話也有一定的道理，但由於羅馬早就習慣了吹毛求疵的狂熱分子，因而仍然對此無動於衷。然而，當薩沃納羅拉向查理八世歡呼致敬，認為後者是上帝派來執行改革使命的人時，他就成為危險的政治人物了。「正如我很早就預言過的，」他說，上帝派查理八世來為義大利療傷，並對教會進行改革。支持法國對他而言是致命的舉動，因為他威脅到了佛羅倫薩的新統治者，並引起了教皇的不快。前者要求對他進行壓制，而亞歷山大為了避免公眾的強烈抗議，並未貿然行動。當薩沃納羅拉毫不留情地譴責教皇本人及教會的等級制度，尤其是要求召開教會大會，以買賣聖職罪將教皇免職時，他才無法繼續袖手旁觀了。
起初，亞歷山大隻想通過禁止薩沃納羅拉講道的方式讓他閉嘴，但先知言必談上帝，讓他噤聲並不容易。薩沃納羅拉對教皇的命令不屑一顧，認為亞歷山大罪行昭彰，已經失去了作為聖父的權威，並且「不再是一個基督徒。他是一個異教徒，沒有宗教信仰，已經不能稱其為教皇」。亞歷山大下令將他逐出教會，但薩沃納羅拉立即公然反抗，舉辦聖餐儀式，並主持彌撒。亞歷山大於是下令讓佛羅倫薩當局禁止薩沃納羅拉布道，否則將把整個城市逐出教會。現在公眾已經對薩沃納羅拉表現出不滿情緒，就好像敵人已經將他拉到火里去，而他堅持不下去了。佛羅倫薩當局將他監禁起來，嚴刑拷打，逼其承認欺詐行為；隨後教廷檢察官再次對他進行折磨，逼他承認發布異端邪說，然後將其遣送回去由民事機構執行死刑。1498年，在暴徒的號叫和噓聲中，他被絞死並焚燒。雷聲沉寂下來了，但是薩沃納羅拉所表達的對教會等級制度的不滿和敵視卻並未煙消雲散。
巡迴布道者、隱士和修士繼續宣揚他的思想。有的狂熱盲從，有的發瘋著迷，但都厭惡教會，並且響應了廣泛的公眾情緒。任何人，只要聲稱以宣揚改革為使命，肯定有人洗耳恭聽，這已經不是一個新現象。作為娛樂普通大眾的少有的形式之一，非神職傳道人員及布道修士早就遊歷了各個城鎮，吸引了大量群眾耐心地聽講。由於教堂空間有限，人們只得聚集在公共廣場連續聽幾個小時冗長的說教。據說在1448年，多達1.5萬人到佩魯賈傾聽了著名的方濟會修士羅伯托·達萊切（Roberto da Lecce）的布道，演講持續了4個小時。傳教士們鞭撻時代的醜惡現象，勸告人們拋棄罪惡，過上更好的生活，對激起的公眾的反應而言，他們是至關重要的存在。通常在布道結束之際，很多人會「改變看法」，並向演講者贈予禮物以示感謝。「天使教皇」在世紀之交發出了最受人歡迎的預言，他倡導改革，認為只有通過改革才能讓世界變得更美好，薩沃納羅拉早就對此做出過承諾。由來自佛羅倫薩的大約20名工人階級弟子選出了他們自己的「教皇」，該「教皇」告訴他的追隨者，在改革完成之前，去懺悔和告解是沒有用的，因為那些教士神父都名不副實。他的這番話表明，某些偉大的變革即將來臨。
這個年代的人們已經習慣了窮奢極侈，而博基亞家族的風流韻事卻仍令人們咋舌。亞歷山大認為與那不勒斯王室聯姻將對他非常有利，於是就廢止了他的女兒盧克雷齊婭與喬瓦尼·斯福爾扎的婚姻，要把她嫁給那不勒斯王位繼承人阿方索。斯福爾扎勃然大怒，斷然否認自己婚姻不圓滿，四處叫囂，公開抵制離婚，但在教皇的精心謀劃下，他在政治及財政方面均受到強大壓力，終於被迫屈從，甚至還將妻子的嫁妝也一併返還。在梵蒂岡的一片狂歡中，盧克雷齊婭嫁給了英俊瀟灑的新丈夫。而根據各方面的記述，她發自內心地愛這個人；但這卻是對斯福爾扎的羞辱，也冒犯了神聖的婚姻，因此亞歷山大更加聲名狼藉。喬瓦尼·斯福爾扎甚至認為，亞歷山大之所這麼做，是因為他對自己的女兒有非分之想。雖然這一說法難以解釋盧克雷齊婭迅速再婚的事實，但從此圍繞亞歷山大的醜聞越來越多，而他兒子愷撒的胡作非為，更讓人相信醜聞的傳言是真的。
在盧克雷齊婭再婚這一年，有人在某天早上發現教皇的長子甘迪亞公爵胡安的屍體漂浮在台伯河上，身中9刀。他父親贈予他大片地產，他有許多敵人，因此究竟刺客為何人並無定論。然而事件過去的時間越長，流言蜚語越多，人們越發地將懷疑的目光投向愷撒，因為大家都認為他想要取代哥哥獲得父親的慷慨贈予，或者，也可能是他與哥哥和妹妹之間的三角亂倫關係引發了仇恨。有關羅馬的各種傳聞持續發酵，但幾乎都離不開博基亞家族的腐敗墮落（不過有歷史學家後來認為愷撒並非殺害其哥哥的兇手）。
兒子的死令亞歷山大悲痛欲絕、目瞪口呆，但或許是受到了驚嚇，他整日懊悔莫及，竟少見地自我反省起來。「對於任何教皇而言，」他在一次紅衣主教會議上說，「最大的危險在於，周圍的人總是對他阿諛奉承、恭維諂媚，從來不會有人告訴他，他到底是個怎樣的人，最後他也不希望聽到真話了。」歷史上每個獨斷專行的君主都不會聽到真話。在他的道德危機中，教皇宣布，他所遭受的打擊是上帝對他所犯罪行做出的判決，因此，他決定洗心革面，改革教會。「我們將從自我開始進行改革，然後進行到各級教會，直到完成全部工作。」他立即任命了一個委員會，由幾位最受人尊敬的紅衣主教組成，負責制訂一個計劃。但是，除了一項減少重複任職的條款外，幾乎並未觸及問題的核心。它要求從紅衣主教開始，將已經明顯攀升的收入減少到每人6000達克特；家庭人數減少到不超過80人（其中至少12人要有教會職務），陪同人員不得超過30人；最大程度限制餐桌上食物的品類，每餐只能吃一份燉肉和一份烤肉，原先有樂師和演員參與的娛樂活動改為閱讀《聖經》。紅衣主教不再參加比賽或嘉年華會，不再出席世俗戲劇演出，也不能雇用各種「年輕人」作為貼身侍從。自這項體現改革精神的清規戒律頒布10天之內，要解散所有姬妾，這項條款可能會影響教皇對該計劃的興趣。另外一個條款要求成立一個理事會，負責為改革制定相關法律，這就足以讓教皇回歸正常。然而這項改革計劃從未予以頒布，而改革問題也被棄置一旁。
1499年，在新國王路易十二的帶領下，法國回到義大利戰場，並通過奧爾良支系要求獲得米蘭。身為魯昂大主教的另一位牧師是國王的首席顧問，也是國王這一行動的幕後推手。他自己野心勃勃，想要成為教皇，並相信通過法國對米蘭的控制，他能夠極大推動教皇事業的發展。受上次戰爭的影響，亞歷山大在此次新的侵略戰爭中有些憤世嫉俗。路易的妻子是整日鬱鬱寡歡、一瘸一拐的珍妮，她是查理八世的姐姐。為了迎娶查理八世的遺孀，也就是他夢寐以求的布列塔尼的安妮，以便最終將她的公爵領地收入自己囊中，路易曾經申請自己的婚姻無效。
路易的這一請求馬上遭到已故國王的方濟會告解者奧利弗·梅拉德（Oliver Maillard）的譴責，對被拋棄的王后深表同情的法國人民也對他們的國王心懷怨恨。但即便這樣，亞歷山大還是對民意漠然置之。他看到了發財致富、穩坐金山的方法以及為愷撒加官晉爵的良機。此時的愷撒已經放棄了傳教士生涯，想要迎娶那不勒斯的阿方索的女兒。愷撒為此辭去了紅衣主教職位，這一前所未有的做法激怒了其他許多紅衣主教，以至於威尼斯書記員長嘆一聲，這樣總結了文藝復興時期的羅馬教皇：「這樣一來，如今在神聖的教會，一切都顛倒了。」為了回報愷撒的三萬達克特，並對他的計劃提供支持，教皇理所當然准許了路易的請求，同意他與布列塔尼的安妮結婚；同時，任命魯昂大主教擔任昂布瓦斯的紅衣主教。
從第二起可恥的廢止事件及其後果來看，各種愚蠢荒唐行徑相互交織，無以復加。愷撒披著公爵的光環，帶著豁免權前往法國，與國王商議在教皇支持下在米蘭發起一場運動。亞歷山大現在對兒子無比疼愛，與法國建立夥伴關係的目的也是為了自己親愛的兒子，但這一舉動卻引起眾多對手的憤怒，比如斯福爾扎、克隆納斯、那不勒斯，當然還有西班牙的統治者。代理西班牙事務的葡萄牙使節拜訪了教皇，譴責後者的裙帶關係、買賣聖職的行為及對法國的政策，認為他這麼做會危及義大利和所有基督教國家的和平。他們威脅說，假如教皇不改變目前的方針政策，他們將召開主教大會。但教皇不為所動。雷厲風行的西班牙使節言出必行，儘管他們的政治目的就是阻撓法國，表面上看來還是為了教會的福祉。會議討論得非常熱烈；大會再次以改革作為威脅。一位怒火中燒的特使當面對亞歷山大說，他的當選是無效的，他的教皇頭銜無人認可。亞歷山大針鋒相對，威脅要將他扔進台伯河，並用侮辱性言語責罵西班牙國王和王后，說他們干涉教會事務。
由於公主極其討厭這位追求者，愷撒的婚事告吹，法國聯盟面臨崩潰的危險，這令亞歷山大有些被拋棄的感覺。他感到危機四伏，以至於每次演講都要有武裝警衛陪同。在羅馬，有傳言，說大國要撤軍，聯盟可能要分道揚鑣。然而，法國國王為愷撒安排了另外一場婚姻，迎娶納瓦拉國王的妹妹，這令亞歷山大喜出望外，於是作為回報，同意路易對米蘭的領土要求，並與法國一道，加入了威尼斯的聯盟，而後者時刻準備對抗米蘭。法國軍隊再次越過阿爾卑斯山，並在瑞士僱傭兵的支援下對米蘭發動突然襲擊，對其造成重創。這一行動令整個歐洲側目，但亞歷山大對此置若罔聞。在戰爭與動盪的年代，趕到羅馬慶祝公元1500年千禧之年的朝聖者們發現，那裡並非一派祥和安寧，到處有襲擊和騷亂，搶劫和謀殺時有發生。
愷撒現在已經完全走上了軍事生涯，那些教皇國所轄區域已經越發地脫離教皇的統治，幾乎要實現自治了，而他就是要重新掌控這些地區。與他同時代的一些人認為，他的目標是一個臨時轄區，甚至是為自己在義大利中部建立一個王國。他的軍事行動耗費了教皇收入的一大部分，一次是在兩個月間花費了13.2萬達克特，約占教皇正常收入的一半左右；另一次是在8個月時間裡花費了18.2萬達克特。他是羅馬的最高統治者、冷酷無情的暴君、精明強幹的管理者，間諜和線人隨時向他匯報，提供各種信息；他武功高強，身手不凡，能一下子砍死一頭公牛。他也酷愛藝術，為詩人和畫家提供贊助，可如果一旦聽說有人散播關於他的笑話，他會毫不猶豫地割掉這人的舌頭，砍掉他的手掌。據說一個威尼斯人散發了一本誹謗教皇的小冊子，結果他的兒子被殺死並扔進了台伯河。無能為力的威尼斯大使敘述道：「每天晚上都會發現有四五個人被殺害，有主教、高級教士，還有其他人，以至於所有羅馬人都戰戰兢兢，唯恐被公爵殺害。」他陰險歹毒，睚眥必報，使用最為直接的手段處置對手，並在他們中間挑起各種紛爭。無論是出於自我保護還是為了掩蓋他臉上的斑點，他每次外出都戴著面具，從不以真面目示人。
1501年，盧克雷齊婭的第二任丈夫阿方索遭到5名兇徒的襲擊，儘管身負重傷，但他還是僥倖逃脫了。雖然盧克雷齊婭對他精心照料，但他確信，愷撒就是幕後主使，愷撒還會試圖用毒藥毒死他。出於這種擔心，阿方索拒絕所有醫生的醫治。儘管如此，他還是逐漸恢復了體力，這時，他從窗子裡看到他恨之入骨的姐夫正在下面的花園裡行走，於是張弓搭箭射向愷撒，但似乎是命中注定，他射偏了。不到幾分鐘，愷撒的貼身衛士就上來砍了他的頭。亞歷山大現在或許深感養虎為患，自己也時常心驚膽戰，因此也只是袖手旁觀。
對於他的女婿，教皇並沒有太多的虧欠感。相反，從布爾夏德的日記來判斷，過去的禁忌，即便有的話，現在也已經被拋到九霄雲外。阿方索死後兩個月，愷撒在梵蒂岡舉行了由教皇主持的盛大宴會，這就是色情史上著名的「栗子芭蕾舞」。根據布爾夏德清晰的記錄，50名高級妓女在晚宴後與客人翩翩起舞，起初還穿著衣服，後來乾脆就赤身裸體了。隨後有人將栗子撒在地板上的燭台間隙，「那些妓女們手足並用在燭台間爬行，將栗子撿起來；而與此同時，教皇、愷撒和他妹妹盧克雷齊婭則在一旁忘情觀賞」。緊接著，客人與妓女交合，「那些與妓女交合次數最多的人」獲得了精美的絲質長袍和斗篷作為獎勵。一個月後，布爾夏德記錄了另外一個場景，人們將母馬和公馬趕進梵蒂岡的一個庭院裡，並誘使它們進行性交，而在陽台上的教皇和盧克雷齊婭看得「津津有味，並開懷大笑」。後來，一群手無寸鐵的犯人像馬匹一樣被驅趕到同一個院子，而教皇與盧克雷齊婭則看著愷撒將這些人砍倒在地。
教皇揮霍無度，掏空了國庫。1501年的最後一天，盧克雷齊婭穿著鑲滿珍珠、裝點了貂皮的深紅色絲絨，身披金黃色綾羅錦緞，在盛大華麗的儀式中嫁給了費拉拉的埃斯蒂斯繼承人，這是她的第三次婚姻。隨後一周他們舉行了歡樂華麗的慶祝活動，各種慶典和宴會、戲劇表演、比賽和鬥牛活動鱗次櫛比，慶祝博基亞家族與義大利最有名望的家族喜結連理。亞歷山大自己拿出10萬達克特分發給新郎的兄弟們作為盧克雷齊婭的嫁妝。為了應對窮奢極侈的消費，為了給愷撒持續不斷的活動提供資金，教皇於1503年3月到5月間在教廷新設立了80個職位，每個以780達克特的價格掛牌出售，此外還一次性任命了9位新紅衣主教，其中有5位是西班牙人，單此項進賬就達12萬—13萬達克特。在同一時期，教皇還從死去的威尼斯主教喬瓦尼·米歇爾（Giovanni Michele）那裡攫取了巨額財富。富甲一方的喬瓦尼在腸痙攣兩天後一命嗚呼，人們普遍認為是愷撒為謀財害命而將他毒死了。
這是亞歷山大生命的最後一年。周邊各國都對他懷有敵意。奧爾西尼與許多游擊隊繼續與愷撒進行殊死戰鬥。西班牙軍隊已經踏上南部領土，為了爭奪對那不勒斯的控制正在同法國打得不可開交，並在不久之後即將取勝，由此確立西班牙在接下來三個半世紀對這一王國的統治。虔誠的牧師們擔心會有信仰危機，更加堅持要召開主教大會，這是亞歷山大自己任命的紅衣主教聖喬治（Sangiorgio）的觀點，他認為如果教皇繼續拒絕召開這樣一個會議，將對教會造成傷害，並引起所有基督徒的憤慨；而假如所有補救措施都無濟於事，那麼紅衣主教們有責任自行召開這樣的會議。
1503年8月，73歲的亞歷山大六世壽終正寢。當然，人們立刻想到他可能是被毒死的，其實並非如此；他可能由於年齡關係感染了羅馬的暑熱症。就像得知怪物死亡的消息，公眾情緒一下炸開了鍋，一些可怕的傳言流傳出來，說他屍體發黑，渾身腫脹，滿嘴白沫，舌頭吐出，十分恐怖，以至於沒有人敢去碰它，只好用繩子將其手腳捆綁起來拖到墳墓。據說，這位已故教皇出賣自己的靈魂與魔鬼訂立契約，以獲得三重冕的榮耀。而隨後每天都會有人將一些在羅馬人中喜聞樂見的黃色報刊掛在帕斯奎諾（Pasquino）的脖子上。這是一尊古代雕塑，於1501年被挖掘出來，成為羅馬人匿名表達嘲諷的展示中心。
沒有了羅馬的支持，愷撒無論軍事實力如何強大，也無法支撐下去；而且，博基亞家族的一個老對手，已經接替他親愛的父親擔任了羅馬教皇。他四周現在危機重重。由於西班牙承諾保證他的安全，他在那不勒斯舉手投降了；然而，西班牙馬上就違反約定，將他囚禁在監獄。兩年後他逃了出來，輾轉來到納瓦拉，隨後不到一年，就在當地一場戰鬥中被殺。
亞歷山大的罪行罄竹難書，他同時代的人對他的判斷往往比較偏激，但他的司儀布爾夏德既沒有反對他，也沒有為他辯護。從他沒有傾向的記述中可以看到，在教皇亞歷山大當政期間，教會的暴力、謀殺持續不斷，台伯河中時常有屍體浮現，各派系之間戰火紛擾，到處有焚燒和搶劫，逮捕、拷打和處決司空見慣，各種醜聞、輕率浮誇行為數不勝數，接待大使、王子和君主的儀式更是接連不斷——他們身穿華麗的服飾，佩戴耀眼的珠寶，注重隊列的禮儀，縱情享樂，組織激烈的賽馬，常有紅衣主教拔得頭籌——所有這一切都有流水賬記錄總體的花費和支出。
某些修正主義者對博基亞教皇偏愛有加，努力通過複雜的論證，恢復教皇的名譽，說明對他的指控不過是誇大其詞、誹謗、流言蜚語，或出於難以言說的怨恨，直至所有言辭都煙消雲散。但這種做法卻無法解釋清楚一件事：那就是在亞歷山大去世之際，為什麼造成了如此廣泛的仇恨、厭惡和恐懼。
歷史書在談到教皇的時候，總是將他與政治鬥爭和陰謀詭計聯繫起來。對亞歷山大而言，除了偶爾遵守大齋節儀式，或通過對書籍進行審查以保持天主教教義的純潔之外，很少有史書談及他對宗教問題的言論。最後要提及的是維泰博的埃吉迪奧（Egidio），他是奧古斯丁的將軍，改革運動的重要人物。他在一次布道中說，教皇亞歷山大六世治下的羅馬，「沒有法律，沒有神明，只有黃金、武力和維納斯」。
4.驍勇善戰的尤利烏斯二世
（1503—1513）
紅衣主教德拉·羅韋雷兩次錯過了擔任教皇的機會，現在他又錯過了第三次。他最強的對手是法國紅衣主教昂布瓦斯（d』Amboise），一位傲慢自大的競爭者。愷撒·博基亞掌控著11位西班牙紅衣主教組成的陣營，牢不可破，成為第三股力量，強烈堅持推舉西班牙人擔任教皇，以便能夠與之結盟。法國、西班牙、博基亞、奧爾西尼和義大利各派別的武裝力量紛紛施壓，試圖通過恐嚇的方式從中漁利。在這種情況下，紅衣主教們躲避到聖安吉洛城堡的高牆要塞中召開秘密會議，聘請了僱傭軍對他們提供保護後，才又重新回到梵蒂岡。
圍繞選舉事宜出現了各種情況。一些得票領先的候選人相互攻擊，結果紛紛落馬，然後意想不到地衝出一位黑馬教皇。由於西班牙發生騷亂，暴徒聲稱對博基亞家族恨之入骨，導致西班牙的選票無效，也不可能再選舉另外一位西班牙人。德拉·羅韋雷對昂布瓦斯提出嚴重警告，說如果後者當選，教皇職位就得搬到法國，就此斷了他的念頭。義大利紅衣主教們雖然在教廷占有絕對優勢，但選票卻分散在幾位候選人身上。德拉·羅韋雷獲得了多數票，但與所要求的2/3票數還差兩票。在這種情況下，他轉而支持錫耶納的紅衣主教，也就是虔敬有加、可親可敬的弗朗切斯科·皮科洛米尼（Francesco Piccolomini），此君年事已高，身體不佳，在位不會長久。在各方僵持的情況下，皮科洛米尼當選，名號為庇護三世，以紀念他的叔叔庇護二世，即埃涅阿斯·西爾維斯·皮科洛米尼（Aeneas Sylvius Piccolomini）。
新教皇皮科洛米尼在首次公告中說，他首要關心的是從教廷開始自上而下的改革。與他叔叔一樣，他也學識淵博，修行和睦，不過他更喜安靜，好學深思，已經擔任了四十多年紅衣主教職位。他曾為教皇庇護二世鞍前馬後，但自那時起，他與羅馬的世俗理念似乎有些格格不入，在過去幾任教皇時期始終待在錫耶納，不問政事。儘管很少有人知道他，但他卻以慈愛仁厚、樂善好施而聲譽頗佳。公眾渴望擁有一位「品行良好」的教皇，能與亞歷山大六世截然不同，新教皇讓他們如願以償。宣布他當選之時，人們激動萬分，額手相慶。改革派高級教士也歡欣鼓舞，因為教會管理機構終於被託付給了一位他們心儀的教皇，他「集美德於一身，真正代表上帝的聖靈」。
阿雷佐主教寫道，每個人內心「都對教會改革寄予了厚望，期盼回歸和平」。新教皇篤信宗教，舉止謙恭，似乎將「在教會歷史上開啟一個新的時代」。然而，新的時代並沒有到來。對於64歲的庇護三世來說，他已經難以把握時代的變化，痛風這個疾病更讓他的身體每況愈下。另外，頻繁的演講，一個又一個紅衣主教會議，長時間的祭祀及加冕活動，令他精疲力竭，在就職26天後便駕鶴西去了。
從人們對庇護三世的熱情和希望不難看出，他們渴望變革；另一方面，這也是一種警示，如果羅馬教皇只關注短期目標，最終將損害教會的根本利益。如果這一點得到神聖教廷1/3成員的認可，某一個人野心勃勃的計劃就難以得逞。在新的選舉中，朱利亞諾·德拉·羅韋雷通過「立誓為證，加官晉爵」以及必要的賄賂等手段，令所有人瞠目地掃除了所有派系紛爭，甚至將昔日對手網羅到他的陣營之中，終於攫取了教皇寶座。教皇選舉會議開了還不到一天，他就如願當選，創下有史以來的最快紀錄。他只將自己的名字改變了一個音節作為教皇名字，即朱利奧或尤利烏斯二世，表達了他強烈的自我意識。
尤利烏斯之所以躋身偉大教皇之列，是因為他在位期間取得了非凡成就，尤其重要的是他與米開朗琪羅建立了很有助益的夥伴關係，而藝術，是僅次於戰爭的能夠給人帶來不朽聲譽的最有效方式。然而，與他的三位前輩一樣，他也沒有注意到自己所管理的教會成員的不滿情緒。他熱情高漲地想做兩件事，一是恢復教皇國政治和領土的完整，二是通過輝煌的藝術成就粉飾他的所作所為，使自己名垂青史。通過不懈的努力，他在這兩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如同歷史上那些看得到的成就，後人看到了他的成果；而他統治期間的重要問題，即沒能夠關注宗教危機這一方面，也如同歷史上不為人知的事件一樣，被人們忽略了。他所制定的政策完全著眼於現時。儘管他精力旺盛，卻沒有把握機會，正如圭恰迪尼寫道，「他是基督在世上的代理人，但錯過了促進靈魂救贖的機會。」
尤利烏斯性情激進、魯莽暴躁、任性草率、難以駕馭，他總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請教別人，卻幾乎很難聽進一句話。威尼斯大使報告說，無論從身體還是精神上，他「天生就是一個巨人。不論他前一天晚上想起什麼事，第二天一早就會立即付諸實施，並且他堅持事必躬親」。面對抗拒或相反意見，「他看起來嚴酷冷峻，每每搖動旁邊桌子上的小鈴鐺終止談話或打斷講話者」。他也患上了痛風病，還有腎病等其他疾病，但無論身體多麼虛弱，都不會影響他的精神。他雙唇緊閉，印堂發亮，雙眼炯炯有神，「令人不寒而慄」，一副英勇無畏、堅不可摧的神情。在義大利人眼裡，他令人望而生畏。
在瓦解了愷撒·博基亞的權力之後，他巧妙地安排德拉·羅韋雷的親戚與奧西尼和克羅那斯（Colonnas）家族聯姻，從而進一步削弱了羅馬派系之間的敵對情緒。他對教皇行政機構進行改組，加強了管理，採取嚴厲的措施打擊亞歷山大時期盛極一時的土匪、有償刺殺和決鬥行為，改善了城市秩序。他雇用瑞士衛隊對梵蒂岡進行保護，並視察了教皇所轄領土。
為了鞏固教皇的統治，他首先發起一場運動，奪回曾被威尼斯從羅馬教廷占領的羅馬涅（Romagna）各城市，並在這次行動中與路易十二結盟，贏得了法國的援助。他遊走在各國之間進行外交斡旋：讓佛羅倫薩保持中立，讓國王做出保證，讓盟友行動起來，讓對手心慌意亂。儘管相互之間存在利益衝突，但在共同利益的主導下，所有義大利戰爭的參與方均各有打算，希望擴大在威尼斯的權益。1508年，神聖羅馬帝國、教皇、法國和西班牙締結了「康布雷同盟」，一致同意對威尼斯採取聯合行動。在接下來的5年里，康布雷同盟的戰爭與預期的節奏保持一致。戰爭主要針對威尼斯，但後來各方調轉矛頭對準了法國。教皇、帝國、西班牙和瑞士僱傭兵的一支主力軍參與了一個又一個陣營。教皇駕輕就熟地操控著財政、政治及武裝力量，在衝突加劇時採取逐出教會等手段，最終成功地從威尼斯手中奪回了本來就屬於教會的資產。
與此同時，尤利烏斯棄所有勸誡於不顧，將戰火燒到博洛尼亞和佩魯賈，想要恢復對這兩個城市的控制，因為它們原本就是教皇管轄區域內最重要的兩個城市，而它們的暴君除了壓迫自己的臣民以外，對羅馬的權威幾乎置之不理。教皇宣布，他打算親自統帥軍隊，並不顧眾多紅衣主教的反對，於1506年躍馬馳騁，帶領軍隊行軍北上，令整個歐洲大吃一驚。
多年的征戰討伐，有成功也有失利，激烈的爭論亦從未間斷。就在義大利政壇風平浪靜的時候，教皇封邑之一的費拉拉改變了立場，意圖謀反，而派去鎮壓叛軍的隊伍又出師不利。怒火中燒的尤利烏斯再次身體力行，親自坐鎮指揮，衝鋒陷陣。此時的他剛剛大病初癒，與死神擦肩而過，甚至都已經秘密安排好了教皇選舉會議。在那個白雪皚皚的寒冷冬天，他率領軍隊將費拉拉圍困。他住在一個農民的小屋裡，堅持翻身上馬，揚鞭馳騁，排兵布陣，發號施令，時而怒目訓斥，時而慷慨鼓勵，並親自帶領將士穿過要塞缺口。「這樣一位大祭司，基督在世上的代理人……親自參與並指揮基督徒之間的戰爭……不為自己保留任何財物，徒留戰袍與英名，實在是難得一見的奇觀。」
因為圭恰迪尼對文藝復興時期的所有教皇都嘲諷有加，所以他的上述評價顯得極有價值，但是，對包括他自己在內的許多人來說，羅馬教皇鼓吹戰爭並發動了戰爭的說法實在有些難以服眾。品行良好的基督徒無不震驚憤慨。
因為一系列漫長的紛爭，法國現在已經成為尤利烏斯的敵人，並且與費拉拉結為盟友，這令尤利烏斯大為光火，於是他馬不停蹄，將戰爭繼續向前推進。咄咄逼人的紅衣主教昂布瓦斯在尤利烏斯成為教皇之前就對這一職位心生覬覦，早就說服路易十二，向尤利烏斯要求三個法國紅衣主教的職位作為提供援助的條件。儘管尤利烏斯極不情願，然而為了爭取法國的支持，他不得不答應下來。與老對手的關係令他痛苦不堪，現在又出現了新的分歧。據說，教皇與聯盟的關係好壞取決於他對昂布瓦斯的仇恨和對威尼斯的敵意哪個更深。當尤利烏斯支持熱那亞擺脫法國控制的時候，路易十二在昂布瓦斯的鼓動下要求在委任聖職時對高盧分配更多權益。隨著衝突範圍的擴大，尤利烏斯意識到，只要法國在義大利指手畫腳，他將永遠無法建立穩固的教皇國。由於有過成為他們入侵的「致命工具」的經歷，路易現在處心積慮要將他們驅逐而後快。他改變了政策，要求一整套新的聯盟和協議，這令他的同胞甚至他的敵人大為錯愕。時任佛羅倫薩駐法國特使的馬基雅維利報告說，路易十二「決意維護自己的榮譽，哪怕失去在義大利所擁有的一切也在所不惜」。在道義和軍事程序之間搖擺不定的國王有時威脅要「在教皇周圍成立一個管理委員會對其進行監管」，有時在昂布瓦斯的敦促下，威脅要「帶領軍隊去羅馬，親自廢黜教皇」。這樣一來，昂布瓦斯就不只是繼承教皇職位，而是要取而代之，這令他欣喜若狂。此時的他，也感染了愚蠢病毒，或被這種病毒的主要成分——野心或貪婪沖昏了頭腦。
1510年7月，尤利烏斯與國王路易斷絕了關係，向法國大使關閉了梵蒂岡的大門。威尼斯特使興高采烈地報道說，「在羅馬的法國人，像行屍走肉一般，灰溜溜地逃走了」。而尤利烏斯，看到自己解放了義大利而將彪炳史冊，反而精神煥發。此後，「把野蠻人趕出去！」成了他的戰鬥口號。
他義無反顧地投入新的事業，調轉方向與威尼斯結盟共同對付法國。急於將法國趕出義大利的西班牙也加入進來，他們從而形成了新的組合，稱為「神聖同盟」。而隨著瑞士的加入，該同盟更是如虎添翼。尤利烏斯招募了一位崇尚軍事的錫安主教馬托伊斯·施納（Matthaus Schinner）作為指揮官，以每年提供補貼的方式與他簽訂了五年合約。他的神情豪氣與教皇頗有一拼，他對傲慢霸道的法國鄰居的憎恨，相比尤利烏斯有過之而無不及，無論從內心還是能力方面都竭盡全力要將法國一舉擊潰。他面容瘦削，鼻子很長，精力充沛，是一位英勇善戰的士兵，善於煽情的演說家，尤其是，他的戰前動員可以讓部隊「宛如暴風驅動海浪」。未來的法國國王弗朗西斯一世抱怨說，與可怕的瑞士長矛相比，施納的口才令法國更為頭痛。他一加入神聖同盟，尤利烏斯就任命他為紅衣主教。在後來的戰爭中，施納率軍與弗朗西斯一世對壘。他向部隊宣布，他希望讓法國血流成河，隨後，他頭戴主教紅帽，身披戰袍，一馬當先，沖向戰場。
與施納同時被提升為紅衣主教的還有另外一位擅長軍事的神職人員，即約克的班布里奇大主教，他的任命讓人進一步認識到尤利烏斯沉迷戰爭的事實。伊拉斯謨問道：「頭盔和主教法冠有什麼共同之處？」儘管他非常謹慎，等到尤利烏斯去世後才這麼說，但顯然，他指的就是尤利烏斯。「十字架和長劍之間，《聖經》與盾牌之間有什麼聯繫？身為一名信徒，主教怎麼敢用戰爭來訓練你的人民。」如果總是善於含糊其詞的伊拉斯謨能說得這麼直白，其他許多人聽了就會更加難受。暗諷身披鎧甲的聖彼得繼承人的諷刺詩句在羅馬流傳，而在國王的授意下，法國也出現了相應的漫畫和滑稽表演，他用尤利烏斯的戰士形象作為宣傳工具，對後者進行攻擊撻伐。據說，他「擺出一副武士的架勢來，而看起來卻像是穿著馬刺靴子跳舞的僧侶」。嚴肅認真的牧師和紅衣主教對尤利烏斯的行為並不讚賞，請求他不要親自帶領軍隊。他們說這樣會引起各國的不滿，為那些鼓動他下台的人增加口實，但尤利烏斯對此無動於衷。
為了達到目標，他對各種艱難險阻不屑一顧，反而更加鬥志昂揚，但他忽略了教會的主要目的。愚蠢行徑的其中一種表現，便是對不切實際的目標仍孜孜以求。此時，佛羅倫薩駐羅馬大使喬瓦尼·阿奇亞奧里（Giovanni Acciaiuoli）感覺到事態已經失控。這位曾在佛羅倫薩接受政治學理論教育的大使基於理性的思考發現，在尤利烏斯搖擺不定的政策中，在其惡魔般的行為中，有諸多令人不安的證據表明，事件的發展「已經完全違背理性」。
尤利烏斯是許多藝術品的贊助者，也是許多建築的建造者，他的政策和他對待藝術品的態度一樣充滿熱情，但他獨斷專行。他決定拆除舊的聖彼得基督教堂，代之以更為宏偉的巨大建築物，以此適應更偉大的羅馬教廷和羅馬城區，因為他想要將羅馬建為全世界的首都。更重要的是，該建築物要用作他自己的墳墓，在他有生之年建造，由米開朗琪羅設計。用瓦薩里的話來說，要「美輪美奐、富麗堂皇、裝飾精美、遍布雕塑，超越古代任何帝王的陵墓」。該建築高36英尺，有40座超過真人大小的雕塑，上面還有帶兩個天使的石棺。在藝術家看來，這將是他的傳世傑作；而在尤利烏斯看來，他將由此被人奉為神明。據瓦薩里的說法，由於墳墓的設計早於新教堂的設計，這令教皇興奮異常，他認為新的聖彼得教堂正好可以用來作為墳墓的外罩。正如他的崇拜者所言，如果教皇的動機是為了彰顯教會更輝煌的榮耀，那麼他其實是把它等同於至高無上的教皇，也就是他自己的榮耀。
人們普遍譴責他的這一決定，並不是因為他們不想要一個宏偉壯觀的新教堂，正如一位評論家所說，「而是因為他們對這一古老建築要被拆除表示痛惜。這裡埋葬著為數眾多的聖人，發生過諸多驚天動地的事件，莊嚴肅穆，輝煌壯麗，受到世界各國的敬仰。」
尤利烏斯一如既往，對反對意見視而不見，立即委託布拉曼特（Bramante）擔綱設計，同時雇用2500名工人將原有教堂拆除。他急不可待，不斷施壓，歷經數百年積累起來的古墓、繪畫、圖案、雕像等珍品未經清查保存就被丟棄殆盡，無以復現，布拉曼特也因此收穫了「破壞者」（il ruinante）的稱號。如果人們也這樣稱呼尤利烏斯，他根本就不會在意。1506年，他爬下梯子來到一個陡峭通道的底部，這是專為新建築的底座而建造的，這裡將放置「世界大教堂」的基石，上面理所當然地刻有他的名字。教堂的建設成本遠遠超出了羅馬教皇的收入，為了籌集資金，教皇就想出了一個辦法，即向公眾出售贖罪券，這導致了災難性的後果。在下一任教皇統治期間，這一做法蔓延到了德國，讓一位憤怒的神職人員覺醒，他所編撰的文件導致了教會歷史上最為嚴重的分裂。
從米開朗琪羅在羅馬創作的第一座雕塑《聖母憐子》起，教皇就意識到他是一位無與倫比的藝術家。這是一部大理石塑成的安魂曲，從矗立的那一天至今，看到的人無不動容。該作品受一位法國紅衣主教委託，於1499年完成，主教希望自己在離開羅馬時向聖彼得呈送一部偉大的作品，這一作品也使米開朗琪羅在24歲一舉成名。隨後不到5年時間，他又為自己家鄉佛羅倫薩的大教堂創作了偉大的大衛雕像。顯然，至高無上的教皇必須由曠世奇才般的藝術家進行讚美，但糟糕的是，兩人的性格不合，發生了衝突。米開朗琪羅花了八個月時間將精美的大理石從卡拉拉運來進行切割，準備作為陵墓石材，但尤利烏斯突然放棄了這一項目，拒絕支付報酬和同藝術家溝通。米開朗琪羅一怒之下回到佛羅倫薩，發誓再也不為教皇工作。沒有人知道德拉·羅韋雷野蠻好戰的頭腦中究竟在想什麼，鑒於他傲慢狂妄的性格，他也不會向米開朗琪羅做出任何解釋。
然而，尤利烏斯征服博洛尼亞之後，需要建一座紀念碑昭示勝利，這一工作除米開朗琪羅外無人能勝任。經過一而再、再而三堅決的拒絕，後又經過中間人反覆勸說，米開朗琪羅終於同意接手這一項目，尤利烏斯親自下達命令，要按照真人三倍大的尺寸為他打造一座巨型雕像。當雕像還處於黏土狀態時，米開朗琪羅請尤利烏斯前來觀看並問他是否要在左手上放一本書，這位好戰的教皇說：「我是個粗人，就在那裡放一把劍吧。」戰爭期間，城市易主，這座青銅鑄成的巨大雕塑被推翻在地，熔化後造成了一門大炮，並頗有諷刺意味地被教皇的敵人命名為茱莉亞（La Giulia）。
尤利烏斯在擔任羅馬教皇期間，本著文藝復興精神，繼續著他叔叔西克斯圖斯四世未竟的事業，傾注大量精力和資金進行城市改造。到處都能看到勞動者砌牆蓋瓦。紅衣主教們建造宮殿，擴建並修復教堂。新建和改建的教堂，如波波洛聖母瑪利亞教堂、聖母瑪利亞大教堂次第湧現。布拉曼特建起貝爾韋代雷雕塑公園，其長廊連接到梵蒂岡。有名的畫家、雕塑家、雕刻師和金匠等被召集起來進行裝飾工作。尤利烏斯拒絕住在他已故敵人亞歷山大住過的房子裡，而是占用教堂作為教皇公寓，拉斐爾在裡面畫滿壁畫，令教堂煥然一新。米開朗琪羅拗不過纏繞不休的教皇，被迫在西斯廷教堂穹頂作畫，他沉迷在自己的藝術世界裡，獨自在腳手架上工作了4年，期間只允許教皇本人前來檢查他的工作進展。年邁的教皇爬上梯子來到工作平台上，總會提出批評意見並與畫家爭吵不休。教皇剛好在有生之年看到了揭幕儀式，「全世界都跑來」一睹米開朗琪羅令人驚嘆的全新傑作並大呼其為奇蹟。
由於主要興趣在於藝術和戰爭，並為之投入大量資源，因此教皇忽略了內部改革。雖然教廷外表繁榮光鮮，但其內部卻腐敗墮落。一件警示人們古代愚蠢行徑的東西此時奇怪地出現了：人們重新發現了古代拉奧孔的大理石雕像，正如其最初對特洛伊發出過警告，現在它似乎也在警告教會。一位名叫菲利斯·德弗雷迪（Felice de Fredi）的房主家有個葡萄園，四面是古城牆，靠近提圖斯[20]浴室的原址，而浴室是建在古羅馬暴君尼祿的金殿廢墟上。菲利斯在清理葡萄園時挖掘到了這塊大理石，儘管已經斷裂為四大片三小片，但每一個羅馬人都能一眼就看出這是一個古典雕像。有人立刻把消息傳到教皇的建築師朱利亞諾·德·聖加洛（Giuliano de Sangallo）那裡，他立即騎馬前來，後面跟著他的兒子，還有剛好到他家拜訪的米開朗琪羅。聖加洛一下馬，看了一眼尚有一半埋在土裡的碎片，驚呼道：「這就是普林尼筆下的拉奧孔啊！」現場人員焦急萬分，又激動不已，他們看著工人將雕像上的泥土仔細颳去，然後就報告給了教皇，教皇隨即支付了4140達克特買下了雕像。
沾滿泥土的古老的拉奧孔雕像受到帝王般的禮遇。在歡呼的人群中，沿著鋪滿鮮花的道路，雕像被運送到梵蒂岡，並被重新拼接起來，與阿波羅·貝爾韋代雷（Apollo Belvedere）一同放置在貝爾韋代雷雕像公園，它們被稱為「世界上最早的兩個雕像」。德弗雷迪和他的兒子就這樣立了大功，教會為此每年給他們600達克特（從城門收費中支付）作為獎勵，直至終老，並且在他死後的墓碑上也記錄了他的這一重要貢獻。
受這一古老奇蹟的啟發，人們提出了諸多新的藝術概念。拉奧孔深受折磨的造型深深地影響了米開朗琪羅的創作。一些頂尖的雕塑家前來觀察研究；金匠們對它進行了複製；一位詩意大發的紅衣主教為它寫了一首頌歌（「……瞧，從巨大的廢墟深處！/時間再次將拉奧孔帶回了家……」）；弗朗西斯一世試圖從下屆教皇那裡把它奪過去，作為戰利品；在18世紀，它成為溫克爾曼、萊辛以及歌德的主要研究對象；拿破崙在贏得短暫的勝利後將它放在了盧浮宮，但是在他倒台之後，雕像又回到了羅馬。人們從藝術、風格、美德、鬥爭、古董、哲學等方面研究拉奧孔雕像，卻從未有人說起，它還是防止自我毀滅的一種警告。
尤利烏斯不同於亞歷山大，但他的獨裁統治和好戰性格引發了幾乎同樣程度的對立情緒。持不同政見的紅衣主教早就已經投奔路易十二的陣營，而路易十二決心在被尤利烏斯逐出義大利之前將他罷黜。人們一致同意罷黜尤利烏斯，就好像上個世紀教會分裂的慘痛經歷從未發生過一樣。教會正在世俗化；教皇的光環已然褪去，如果從政治角度而不是大眾的角度來看的話，最起碼已經與王子或君主沒什麼不同，他們也要按世俗條款處理事務。1511年，路易十二聯合德國皇帝以及九名持不同政見的紅衣主教（其中三名後來否認曾表示贊同意見）召集了全體大會。大會要求高級教士、修士、大學、世俗統治者和教皇本人親自出席或委派代表團出席會議，會議的目的是「就教會領袖及成員事務對教會進行改革」。各地的人們普遍認為，這其實是委婉地對尤利烏斯宣戰。
他曾經試圖將亞歷山大逼入絕境，現在他也處於相同的境遇，法國軍隊在節節推進，教會代表大會即將召開。人們已經在公開討論罷黜教皇及分裂教會。主張分裂的紅衣主教認為，尤利烏斯未能履行最初的承諾召開大會，因此由法國贊助的大會在比薩召開了。法國軍隊重新進入羅馬涅，博洛尼亞再次落入敵人之手。整個羅馬都在顫抖，厄運似乎就要降臨。已經68歲的尤利烏斯在前線衝鋒陷陣，疲憊不堪，疾病纏身，而他的領地和權威受到威脅。作為最後一搏，他採取了一項自己以及前任曾長期抵制的措施：在羅馬召集了由他絕對主導的教會代表大會。這是教皇這段時間在宗教事務方面做出的唯一重大努力的出發點，這並非出於堅定的信仰，而是絕望之中做出的選擇。雖然會議對議題嚴加限定，但它並未找到解決方案，而是成了探討各種問題的論壇。
正如會議名稱所示，第五次拉特蘭大會於1512年5月在聖約翰拉特蘭召開，這是羅馬首屈一指的教堂。有許多人認為，在教會歷史上，這一時刻還是來得晚了些，因為此時人們不僅感到迫切，而且已經近乎絕望。三個月前，既是學者又是神學家的倫敦聖保羅大教堂主持牧師約翰·科利特（John Colet）在向一群神職人員講述改革的必要性時，曾大聲疾呼：「就教會的狀態而言，現在是最需要你們做出努力的時刻！」他說，教會想方設法增加收入，教士們為「各個有俸聖職爭得你死我活」，貪婪和腐敗不斷滋生，牧師已經名譽掃地，信眾大為憤慨，教會早就顏面盡失，其影響力已經不復存在，比遭到異端邪說的入侵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一旦神職人員物慾橫流，「精神生活的源泉就枯竭殆盡」。這的確是問題所在。
就在第五次拉特蘭大會召開之前，羅馬涅的一場慘敗增強了教會危機感。在周日復活節這一天，還沒等瑞士軍隊上陣衝鋒，法國人就靠5000名德國僱傭兵在拉文納戰役中取得勝利，用慘烈的代價擊敗了教皇及西班牙軍隊。這是一個凶兆。在教會代表大會召開前夕，一位博洛尼亞法學家在給教皇的一篇論述中警告說：「要是我們不三思而後行進行改革，公正的上帝本人將採取可怕的報復行為，而且這一天很快就會到來！」
維泰博的埃吉迪奧是一位奧古斯丁將軍，他在教皇出席的拉特蘭代表大會上致開幕辭，他是另外一位從拉文納慘敗中領會到神意的人。他毫不猶豫地以排山倒海之勢對在寶座上怒目而視的老人發起質疑。埃吉迪奧說，失敗表明，人們因為虛榮心作怪而試圖通過世俗的武器贏得勝利，現在教會失敗了，我們應該重新使用它[21]真正的武器——「虔誠、宗教、廉潔、祈禱」，以信仰為盔甲，以上帝之光照耀世界。就目前狀況而言，教會「就像是冬季的枯枝爛葉……一直躺在地上……有哪個時候人民比現在更加忽視和蔑視神聖的宗教、聖禮以及戒律呢？教會什麼時候有過更為災難性的分裂呢？戰爭什麼時候有過更為危險的時刻，有過敵人更為強大的時刻，有過部隊更為兇殘的時刻？……你看到殺戮了嗎？你看到破壞了嗎？你看到屍橫遍野的戰場了嗎？就在今年，你看到大地上四處血流成河了嗎？你有沒有意識到，大量基督徒的犧牲是多麼慘重的代價，假如他們活著，這種強大的優勢難道不足以捍衛我們的信念嗎？……」也就是說，對「基督的公敵」——穆罕默德發動戰爭。
埃吉迪奧繼續對大會的召開表示讚賞，說這是期待已久的改革先聲。他長期呼籲改革，寫了一本有關教皇歷史的書，旗幟鮮明地提醒教皇不要忘記他們的職責所在；與其他牧師非常不同的是，他十分注重外在形象，據說他通過吸入濕的稻草的煙霧使自己面色蒼白，從而保持苦行僧的樣子。後來利奧十世將他提拔為紅衣主教。相隔470年之後再次聆聽拉特蘭呼聲，我們很難分辨他這一番話究竟是經驗老到、口若懸河的著名教士所做的主題演講，還是慷慨激昂、飽含真情地呼籲儘快改變政策路線以免為時過晚。
儘管第五次拉特蘭大會莊嚴肅穆、儀式繁多，許多嚴肅認真、憂國憂民的演講者輪番登台講經論道，但這次大會既沒有實現和平，也沒有推動改革。一直拖到下一任教皇繼位，教會才承認存在各種濫用職權現象，並在1514年的教皇詔書中約定對此現象進行修正。這其中還像從前那樣，涵蓋了買賣聖職的「邪惡事件」，同時享有多份聖俸，任命不稱職或不合適的人員擔任修道院院長、主教及教區牧師，玩忽職守，神職人員生活不檢點，甚至還有代領薪俸，最後這種做法此後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被允許。作為一類特殊群體，紅衣主教被勒令不得奢靡，禁止加入王公貴族的派別並為之牟利，禁止使用教會收入損公肥私，禁止兼任多個聖職，不得怠工。他們還被告誡要生活嚴謹，恪盡職守，每年至少訪問一次各自名義上管轄的教堂和鄉鎮，並捐贈善款進行維護，為他們所負責的辦公室提供適當的神職人員，遵守為各個家庭和睦相處所制定的規則。從這裡可以看出教會的各個層次都出了什麼問題。
隨後的法令更關注對批評的掩飾而不是改革，此舉表明對傳教士的訓斥和責罵已經開始不再無關痛癢。自此，教會禁止傳教士就未來的反基督傾向或世界末日做出預言。他們要信守福音，不得對主教及其他高級教士的缺點或他們上級的錯誤言行做出誹謗性質的譴責，而且不能點名道姓。另一項措施是對印刷書籍進行審查，旨在杜絕對身居「廟堂之上」的神職人員的攻擊行為。
如果代表大會的法令曾留下過記錄的話，也是少之又少。如果這些法令確有認真地付諸實施，或許也會給人留下印象，但事實上它們全都是一紙空文。當時主持會議的教皇利奧十世，正踐行教會禁止的所有行為，這表明其實並沒有人有這方面的意願。對路線的改變只能取決於最高層的意願或者無法抗拒的外部壓力。意願對文藝復興時期的教皇而言不存在；而壓力正悄悄來臨。
在拉文納戰役中，至關重要的法國指揮官加斯東·德富瓦（Gaston de Foix）戰死，他率領的部隊失去了鬥志，沒能夠乘勝追擊。昂布瓦斯已經死了，路易猶豫不決，比薩大會因被認為製造了分裂而受到譴責，被教皇宣布無效，逐漸失去各方支持。當兩萬名瑞士僱傭軍到達義大利時，形勢急轉直下。在米蘭外圍的諾瓦拉戰役中，法國人被一舉擊潰，並在瑞士人的逼迫下交出了公國；隨後在熱那亞的驅逐下，法國人被迫撤退到阿爾卑斯山基地，暫時「像日出前的霧霾一般消失得無影無蹤」。拉文納和博洛尼亞返回教皇身邊宣誓效忠；羅馬涅大區全部重新納入教皇國範圍；比薩大會組織收拾行囊，翻越阿爾卑斯山逃到了里昂，逐漸銷聲匿跡，最終解散。由於擔心再次出現分裂局面，外加地位優越和高貴尊嚴給人高高在上的感覺，拉特蘭代表大會從未有過堅實的基礎。
不屈不撓的老教皇已經完成了他的目標。法國人逃走了，羅馬人額手相慶；人們在聖天使城堡中燃放爆竹、鳴放禮炮，以示敬意；因為他解救了義大利，解救了羅馬教廷，人群尖叫著「朱利奧！朱利奧！」向他致意；在盛大的感恩節遊行中，人們將他裝扮成世俗皇帝的形象，手中拿著代表至高無上權威的權杖，由裝扮為征服迦太基的西庇阿和從高盧人手中拯救了羅馬的卡米勒斯等形象相伴左右。
政治依然占據統治地位。當威尼斯與法國結盟，調轉矛頭對準熱那亞時，神聖同盟已經不再完整。在教皇生命的最後一年裡，他尋求與英國國王發展關係，而在他去世後不久，法國人折返回來，戰爭又重新開始了。然而，尤利烏斯曾成功地使教皇領土免遭被瓜分的命運，並暫時鞏固了教皇國的組織機構，單憑這一點，他就已經青史留名了。在參考書中，他被譽為「教皇國真正的創始人」，甚至是「教會的救世主」。但他的國家也因此動亂不斷，血流成河，所有暫時性的成就終究沒能阻止教會的核心機構在10年內分崩瓦解。人們在評價尤利烏斯時，根本沒有考慮到這些。
尤利烏斯於1513年去世，哀榮備至，許多人扼腕痛惜，因為在他們眼裡，是他幫助他們趕走了令人痛恨的侵略者。在他去世後不久，伊拉斯謨在一次被稱為「唯我獨尊的尤利烏斯」的諷刺性對話中提出了相反的觀點。儘管該對話是匿名發表，但見多識廣之士普遍認為作者肯定是伊拉斯謨。在通往聖彼得大教堂的天堂之門，尤利烏斯評價自己說：「……我為教會和基督教事業鞠躬盡瘁，勝過之前的任何教皇……我將博洛尼亞收歸羅馬教廷，我擊敗了威尼斯。我戲弄了費拉拉公爵。我召開了一個有名無實的代表大會，粉碎了妄圖分裂教會的陰謀。我將法國人趕出義大利，如果命運沒有將我帶到這裡，我也會把西班牙人趕出去。我親自確定了歐洲所有的君主。我曾經撕毀條約，保存大量作戰部隊，我在羅馬建了數不盡的宮殿教堂……所有這一切盡皆我一人之力。我無愧天地，無愧父母，因為我根本就不知道我的生父是誰；我沒有什麼可以失去，因為我本身就一無所有；我不羨慕青春年華，因為在我開始事業之際就已進入遲暮之年；我不希求萬人敬仰，因為周圍的人都對我心懷憎恨。……這實乃肺腑之言，我在羅馬的朋友皆認為我堪比聖賢。」
早在半個世紀之前，在巴塞爾大會上，一位主講人就曾說過：「沒有權力的美德只能成為被嘲弄的對象，如果沒有教會世代遺留的財產，羅馬教皇只能淪為王公貴族的奴隸。」也就是說，為了行使權力，教皇在實施改革之前必須首先強化自己在當下的權威。尤利烏斯二世的支持者認為，他正是基於這樣的信念，才有意識地制定並執行一系列政策。這是實行強權政治頗有說服力的論據，但歷史也往往證明，從該論據必然會推出這樣的結論：尋求權力的人在奪取權力的過程中往往道德淪落，殘酷無情，無所不用其極；而當他大權在握後才意識到，他為此失去了美德，失去了為之奮鬥的道德目標。
5.新教分裂出去：
利奧十世（1513—1521）
前紅衣主教喬瓦尼·德·美第奇，即現任教皇利奧十世，在給他的弟弟朱利亞諾的信中寫道，「上帝給我們設置了教皇職位，就讓我們盡情享受吧。」他是否真的說過這句話我們已經無從知曉，但他卻身體力行，完美地詮釋了這一態度。在利奧看來，生活就是享受。如果說尤利烏斯是一個戰士的話，新教皇則是一位享樂主義者，兩人唯一的相似之處在於，他們都對世俗的東西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偉大的洛倫佐在他最聰明的兒子身上傾注了大量心血，為他提供良好的教育和發展機會，使他有良好的教養，並且懂得如何享受生活，在積極促進藝術和文化事業進步的同時極力滿足自身興趣愛好，他對此不計成本，就好像他擁有某種可以自己隨時注滿金錢的神奇聚寶盆。利奧是這一時代中最為窮奢極侈的人之一，毫無疑問也是最放蕩不羈、肆意妄為的教皇，然而由於他出手闊綽，他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支持者對他崇拜有加，把他統治的時期稱為「黃金時代」。之所以會有如此溢美之詞，是因為笙歌艷舞、紙醉金迷的娛樂慶祝持續不斷，對聖彼得大教堂的重建和修繕徹夜不停，通過工程項目，閃閃發光的金幣源源不斷地流入他們的腰包。但是天上不會掉下銀子，這些錢只能由教皇在各地的代理更加變本加厲地壓榨，更加不擇手段地征費，無所不用其極，其後果，加上其他各種怨言，註定了讓利奧時代成為在羅馬教皇領導下團結統一的基督教走向分裂前的最後一個時期。
作為美第奇家族的一員，登上教皇寶座的利奧給家族增添了榮耀，也給自己帶來了金錢和權力，他還可時常光顧佛羅倫薩教堂，這也似乎預示著與尤利烏斯的血腥且嚴酷的時代截然相反的充滿和平與希望的快樂年代。為了強化這一印象，利奧對加冕典禮後前往拉特蘭的遊行進行了精心設計，將它打造成了文藝復興時代盛大空前的藝術節。在這最後的團結統一時刻，它代表了羅馬教廷對於教皇的意義所在——作為一尊龐大基座展示世界奇珍異寶，同時也以顯赫的勝利儀式慶祝美第奇家族成員登上教皇寶座。
1000名藝術家在街道上搭起了拱門、祭壇和花環，豎起了雕塑，擺放起美第奇家族用來釀酒的「當鋪球」複製品。遊行隊伍中的每一個團隊，包括主教、世俗貴族、大使、紅衣主教及其隨從、外國政要等，都穿上了前所未有的華麗服飾，不論教士還是世俗人員都同樣耀眼奪目。各種展示教會牧師與王公大臣紋章的橫幅被高高掛起。112名侍從身穿紅色絲綢和貂皮服裝，分列兩旁，簇擁著騎在白色高頭大馬上的利奧緩緩前行。他滿頭大汗，但喜不自勝。他的主教冠、三重冕以及十字寶球需要4名轎夫托舉起來。騎兵和步兵的加入讓遊行隊伍更為龐大。教皇侍從們向圍觀人群拋灑金幣，以彰顯美第奇家族的慷慨大度。最後，教皇在拉特蘭舉行了宴會，並在返程遊行中點燃火炬，燃放煙火。整個慶祝活動花費10萬達克特，相當於尤利烏斯留下的國庫儲備金的1/7。
自此，鋪張奢靡之風有增無減。教皇的聖彼得大教堂項目，由拉斐爾接替布拉曼特擔綱設計，估計耗資超過100萬達克特。教皇安排弟弟朱利亞諾與法國王室聯姻，婚禮的慶祝儀式花了15萬達克特，比教皇每年家庭開支的一半還多，是尤利烏斯統治時期同樣活動花費的三倍。梵蒂岡上層大廳牆上的黃金和絲綢掛毯，在布魯塞爾定做，上面有拉斐爾繪製的漫畫，花費了他弟弟婚禮支出的一半之多。為了維持開支，在他任教皇期間，教廷主事官設置了2000多個用來出售的職位，其中包括400個聖彼得大教堂的教皇騎士團名額。為了獲得這些頭銜及相應特權，每人需要支付1000達克特，此外還要每年在此基礎上繳納該價格10%的年息。出售所有這些職位的總收入估計達到300萬達克特，是羅馬教皇年收入的6倍，但事實證明這樣還是會入不敷出。
為了光宗耀祖，給家鄉爭光，利奧決定設立一座紀念碑，用來表彰自己的豐功偉績，同時也表示對自己的佛羅倫薩同鄉「神聖工匠」的認可。為此，在他的提議下，米開朗琪羅在埋葬美第奇家族三代成員的聖洛倫索教堂設計修建了美第奇禮拜堂，它成了利奧時代精美絕倫、前無古人的藝術精品。利奧早就聽說最漂亮的大理石產自彼得拉桑塔山脈，可是這裡位於其120英里外的托斯卡納，米開朗琪羅說開採及生產的成本非常昂貴，但利奧二話不說，立即下令動工。為了運輸大理石，他專門在杳無人跡的鄉村修建了道路用以運出一塊塊大理石，他成功地運出了足夠用來打造五個無與倫比的柱子。在這一階段，他發現米開朗琪羅「無法相處」，而資金也已經用完了。他更喜歡親切友好、謙恭禮讓的拉斐爾以及他簡潔大方的藝術作品。禮拜堂的工作停了下來，並直到教皇利奧的堂兄朱利奧，即未來的克萊門特七世擔任教皇期間，這一工程才得以復工並完成。
利奧為羅馬大學招募了100多名學者和教授，講授法律、文學、哲學、醫學、星相學、植物學、希臘文和希伯來文等課程，但由於在職務任命上腐敗問題不斷，且資金日益減少，這一事業像他的其他許多項目一樣，轟轟烈烈地開始，然後迅速消失了。他熱衷於收藏各種書籍和手稿，並常能大段背誦其中的內容。他還創辦了一家出版社，印刷希臘經典，以此愉悅身心。他就像狂歡節拋撒糖果那樣分發金錢和特權，給予拉斐爾無盡的恩惠和榮譽，並雇用大批藝術家作為助理來實施他的設計，其中包括教皇宮殿內的飾品、各種場景和人物、裝飾地板及刻有花紋的裝飾物等。他本來還打算任命拉斐爾為紅衣主教，但這位藝術家還未來得及穿上紅色長袍，就在37歲時據稱因為縱慾過度而早教皇一步去世了。
當權者為了達到某種效果而明顯浪費大量人力物力的做法在當時已經習以為常。一位名叫阿戈斯蒂諾·基吉（Agostino Chigi）的富豪舉辦了一場宴會，場面令人咂舌，盛有鸚鵡舌頭和來自拜占庭的魚的金盤子在使用過之後隨即就被扔到窗外的台伯河裡，而水面下方則張著網，用來回收這些盤子。在佛羅倫薩，錢幣上也灑有香水。最奢華的莫過於建造用於1520年弗朗西斯一世和亨利八世會面的金縷玉衣展廳。為布置該展廳，法國背負了400萬里弗的債務，用了將近10年才還清。作為生來就揮金如土的美第奇家族成員，利奧如果是俗人或一般信徒的話，即便到了不花錢就手癢的地步，也不會因為反映出他那個時代的現實而廣受詬病。在展示極端物質主義的同時，他並未察覺到自己的角色與言行之間的矛盾，或者從未認真考慮過，作為教會首領，身居廟堂之上，他的所作所為可能會對公眾產生負面影響。利奧性情隨和，聰明過人，卻又好逸惡勞，怠惰成性；他看似待人友好，善於交際，在行政事務上粗心大意，然而在宗教儀式方面卻一絲不苟，每天堅持齋戒，主持彌撒。有一次，在聽到土耳其的捷報後，他赤腳走在遊行隊伍的前列，手擎紀念物，穿過城市的大街小巷，祈求擺脫伊斯蘭教的威脅。只有在危急關頭，他才想到上帝。而平時，他領導的教廷總是一派輕鬆祥和。紅衣主教及教廷成員都要傾聽神聖演說家講經布道，其間他們往往閒談暢聊，而在利奧時代，這一活動先是縮短為半小時，隨後又減少到一刻鐘。
教皇喜歡即興詩賦比賽，喜歡紙牌賭博，喜歡有音樂伴奏的宴會，如果再輔以各種形式的戲劇表演，他更會喜笑顏開。他愛歡笑，愛娛樂，正如當代傳記作者保羅·焦維奧（Paolo Giovio）寫道，「他可能天生就喜歡這種形式的消遣，或者在他看來，這樣可以避免煩惱和憂慮，從而延年益壽。」他的健康狀況令人擔憂，儘管他當選時才37歲，但肛門潰瘍讓他飽受折磨，尤其在遊行時更是麻煩。早在當選之前他就讓醫生傳出話去，說他不會長壽，這對他那些紅衣主教同僚來說不啻為非常有說服力的因素，從而在選舉時也幫了他大忙。米開朗琪羅在美第奇禮拜堂中參考了利奧弟弟的身形來體現文藝復興時代理想的貴族男士形象，而利奧在身體上卻與他這位兄弟相差甚遠。（這位藝術家說，「1000年以後，誰還在乎這些是否是真正的特點呢？」）利奧身材矮小，大腹便便，皮膚鬆弛，頭大腿短。但白嫩柔軟的手掌讓他自己引以為豪，他花了很大心思進行保養，而且還戴上閃閃發光的戒指作為裝飾。
他喜歡狩獵，喜歡有數百名隨從前呼後擁的感覺。他在維泰博用老鷹捕獵，在科內托捕殺牡鹿，在博爾塞納湖怡然垂釣。在冬季，羅馬教廷成員可以欣賞到音樂表演、詩歌朗誦、芭蕾舞劇，而戲劇則有阿里奧斯托、馬基雅維利以及利奧先前的導師貝爾納多·達比別納（Bernardo da Bibbiena）等人創作的淫穢喜劇。其中貝爾納多跟隨教皇到了羅馬並被提升為紅衣主教。當朱利亞諾·德·美第奇攜嬌妻來到羅馬的時候，紅衣主教達比別納在給他的信中寫道，「我們稱頌上帝，感謝神明，因為我們這裡應有盡有，唯獨缺少有女士的宮殿。」作為一位托斯卡納人，他聰明睿智，彬彬有禮，不僅是足智多謀、經驗豐富的外交家，而且鬥志昂揚，樸實無華，是教皇的親密夥伴和忠實顧問。
利奧偏愛古典戲劇和舞台表演，盛大活動在羅馬數不勝數，令人眼花繚亂，異教信仰與基督信仰奇怪地混合在一起：從古代神話表演，到狂歡節化裝舞會；從羅馬歷史劇，到圓形大劇場的耶穌受難演出；從經典演說，到壯觀氣派的教會盛宴。而最令人難忘的，要數葡萄牙國王為慶祝戰勝摩爾人而向教皇贈送禮物的儀式，這就是著名的白象慶典遊行。為了博得利奧歡心，一位摩爾人牽著大象，另外一位摩爾人騎在大象脖子上，而大象則馱著一個用寶石裝飾的轎子，轎子下面是一個箱子，外面是銀質古塔和城垛圖案，裡面裝有大量法衣、黃金酒杯以及裝訂精美的書籍。在到達聖安傑洛大橋時，大象根據命令向教皇行三鞠躬禮，然後向圍觀的人群噴水，儀式在眾人歡快的尖叫聲中達到高潮。
異教信仰偶爾也會入侵梵蒂岡。在一次神聖的演說中，演講者祈求得到希臘神靈的庇佑，聽眾中有人哄堂大笑，而有人則怒火中燒，但教皇卻聽得心滿意足，對這般口誤毫無責怪之意，這非常「符合他的本性」。在他看來，訓誡與布道高於一切世俗學問，這一點彰顯了古典風格和內容。
利奧在政治上怠惰鬆懈，不僅毫無建樹，而且還破壞了尤利烏斯建立的一些成果。他的原則是，儘量避免麻煩，順其自然。他效仿美第奇的治國之道，「在與一方達成協議之後，利奧曾經說過，沒有理由不與另外一方也達成協議。」儘管法國宣稱米蘭為其所有他也承認了，但他暗中卻與威尼斯聯手粉碎了法國重新占領米蘭的企圖。與西班牙聯盟時他也如法炮製，秘密勾結威尼斯將西班牙驅除出義大利。他慣於掩飾，這一點在羅馬教廷一步步陷入更深的危機時表現得更為明顯。他總是面帶微笑，但對各種問詢卻避而不談，一再推託，對政策方面也是三緘其口——實際上根本就沒有什麼政策。
1515年，3000名法國貴族騎兵在弗朗西斯一世的帶領下返回義大利。他們攜帶精良的火炮，外加一個德國僱傭軍兵團，雄赳赳氣昂昂，要重新奪回米蘭。經過慎重的考慮，教皇加入了神聖同盟進行對抗，但各個成員國懶散乏力，只有瑞士軍隊還鬥志昂揚。不幸的是，在米蘭外圍的馬里尼亞諾的一場惡戰中，法國人大獲全勝。慘烈的戰鬥持續了兩天，儘管教皇的軍隊駐紮在不到50英里外的皮亞琴察（Piacenza），卻並未參戰。
法國人又一次控制了北部公爵領地的大片土地，並趁機與瑞士簽署了「永久和平」協議，以此確認對該領地的所有權。他們現在兵強馬壯，教皇難以抗衡，於是，他明智地改變了立場，與弗朗西斯在博洛尼亞會面，並與之達成了和解，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割讓領土。他放棄了長期以來與米蘭爭奪的帕爾馬和皮亞琴察，解決了與高盧之間長期以來懸而未決的有關教會職位任命及收入支配的權利問題。其中一個旨在提高人員素質的條款要求主教必須27歲以上，接受過神學或法律培訓，但如果被提名者與國王或貴族存在血緣關係，這些資質條件就可以不予考慮。本著這樣的精神所進行的改革，就像拉特蘭代表大會那樣，實際並未有根本的改進。
總體上，儘管法國教會對《博洛尼亞協約》[22]中的某些條款大為不滿，但協約的簽署標誌著羅馬教皇進一步放棄了教會權力，就像法國重新占領米蘭標誌著義大利這一時期最終失去獨立。雖然對於像馬基雅維利和圭恰迪尼這樣尖刻的批評家來說這一結果顯而易見，但它卻並未令利奧心生困擾，他有沒有注意到這一結果都很難說。「把野蠻人趕出去！」不是他的戰鬥口號。他更喜歡祥和的氛圍。本著有求必應的態度，他答應了弗朗西斯將拉奧孔雕像送給他，但他其實是要用一個複製品矇混過關，這就是後來從雕塑家巴喬·班迪內利（Baccio Bandinelli）那裡定做的那個（現位於烏菲茲）。他為一個兄弟和侄子洛倫佐各娶了一位法國公主，與法國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但1519年查理五世當上國王之後，他與西班牙和哈布斯堡王朝團結在了一起，權力由此轉移，教皇與法國的友好關係也就此終止。利奧審時度勢，再次改變立場，與新國王建立了盟友關係。戰爭還在繼續，主要是各國極力想把競爭對手踢出義大利的土地，而義大利各城邦國本來就處於根深蒂固的分裂狀態，如今夾在衝突之中無論怎麼洗牌都無濟於事。
歷任羅馬教皇均對家族事業情有獨鍾，他們似乎把家族財富看得比教廷還重，在這方面利奧也毫不例外。由於自己沒有孩子，他便下大力氣培養與他關係最親近的親戚，首先就是他的堂（表）弟朱利奧·德·美第奇，也就是被帕茲在大教堂殺害的朱利亞諾所生的私生子。利奧弄來份宣誓書，聲稱朱利奧的父母秘密合法結婚，從而掃清了他的出身障礙；隨後利奧將他提拔為紅衣主教，成為利奧的首席牧師，並最終登上教皇寶座成為克萊門特七世。利奧共提拔了五位家族成員做紅衣主教，有兩位是他的堂（表）兄弟，還有三位分別是他三個姐姐的兒子。不僅如此，在他弟弟去世之後，利奧決定讓他們共同的侄子洛倫佐，也就是他已故的哥哥皮耶羅的兒子掌管家族財富，並傾盡全力為其獲得烏爾比諾公爵領地，這因而引起了麻煩。
教皇通過武力奪取了曾被他逐出教會的現任公爵的領地，將頭銜及領地給洛倫佐，並要求紅衣主教團批准這一行為。尤利烏斯的侄子，現任公爵德拉·羅韋雷與他叔叔一樣精力旺盛，在這種情況下奮起反擊。他派特使來到羅馬向洛倫佐發起挑戰，儘管有安全通行證書，但特使還是被逮捕並受到嚴刑拷打。為了與烏爾比諾作戰，教皇以公爵發動叛亂為由對所有教皇國徵收賦稅。這一無恥的舉動令輿論譁然，但是，就像尤利烏斯或任何其他獨裁者一樣，利奧對在公眾之中產生的影響視而不見。他冷酷無情，不遺餘力地進行了兩年之久的戰爭。在戰爭即將結束時，洛倫佐和他的法國妻子都已去世，只留下一個叫凱瑟琳·德·美第奇的女嬰。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位女嬰長大後嫁給了弗朗西斯一世的兒子，並成為法國的王后和統治者。然而，財富如這般輪流轉，對利奧來說到來得太遲了；美第奇家族終究沒能免於衰敗。為了對抗烏爾比諾的戰爭，利奧總共耗費了80萬達克特，並因此債台高築，在財務方面千瘡百孔、岌岌可危。但是，肇事者並未緊縮開支節儉度日，反而通過更加隱晦曲折的手段，上演了這一時代最大的醜聞。
彼得魯奇（Petrucci）陰謀作為一起鮮為人知的惡性事件，迄今為止一直令人困惑不解。利奧宣稱，他通過一名背叛他的僕人發現幾個紅衣主教密謀要暗殺他。當時錫耶納年輕的紅衣主教阿方索·彼得魯奇（Alfonso Petrucci）因為個人冤情無處申訴，於是糾集了其他幾個紅衣主教，收買了為教皇看病的醫生，計劃在用刀子切開教皇臀部上的癤子時趁機注射毒藥。事情敗露後，許多人被拘捕，告密者受到嚴刑拷打，作為嫌疑人的紅衣主教被嚴加盤問。彼得魯奇和其他幾名受到指控的人被誘騙到羅馬，隨後被捕入獄。但利奧認為，投毒者非常危險，因此沒有對該罪行予以寬恕。通過審訊，嫌疑人披露了可怕的秘密；有人在誘導下坦白交代；人們口口相傳的關於訴訟程序的報告令羅馬人迷惑不解，膽戰心驚。被迫認罪的紅衣主教彼得魯奇被一位摩爾人用紅色絲綢繩索套在脖子上勒死了，因為根據規定，基督教徒不能對紅衣主教執行死刑。面對這血淋淋的酷刑，其他受到指控的主教在繳納巨額罰金後被赦免，其中最富有的主教拉法埃萊·里亞里奧（Raffaele Riario）上交了15萬達克特，他是西克斯圖斯四世的一個侄子，是其裙帶關係中的又一個環節。
這樣的情節太過於牽強，以至於人們有理由推斷，或許教皇利用告密者吐露的機密，為收取罰金而誇大了整個事件。有人最近查閱梵蒂岡檔案發現，這一情節事實上可能是真的，但問題在於，它當時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鑒於利奧對烏爾比諾發動過戰爭，公眾早就對他極度憤慨，此時，彼得魯奇陰謀讓他更加名譽掃地，同時它也是對紅衣主教的一種警告和對抗。是消除他們的敵對態度還是避免破產命運，或兩者兼顧呢？利奧的氣魄實在驚人，他一天內設立了31個新紅衣主教職位，從被錄用的人員那裡收取了30萬達克特。大規模設立崗位的做法據說是由紅衣主教朱利奧·德·美第奇構想出來的，當時的目的是為自己成為羅馬教皇鋪平道路。如今，道德敗壞如此嚴重，紅衣主教團中卻連一點兒反抗行為都沒有。
一貫和藹可親的利奧，由於沉迷於自己的交易中，變得不那麼慈眉善目了，或者他可能從來就沒有像人們普遍認為的那樣寬厚仁慈。彼得魯奇事件並非唯一令人不快的事件。為了將佩魯賈納入教皇國版圖，教皇必須要廢除王朝的統治者詹保羅·巴廖尼（Gianpaolo Baglioni）。作為「罪惡昭彰的怪物」，巴廖尼不值得同情，但教皇還是再一次使用了背信棄義的手段。他邀請巴廖尼來羅馬，並提供安全通行許可證，但在後者剛到達時就將其逮捕、關押，並在嚴刑拷打之後將其斬首。
那個時代的人為什麼會信任安全通行證書呢？這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問題。更大的問題在於，神聖的教皇及其四位前任，把他們自己視為基督教的何種使徒呢？作為忠實信徒的聖父，他們有義務向他們的選區負責，但他們似乎很少想到支持擁護他們的選民。那些信徒認為教皇是至高無上的牧師，高大而聖潔，因此對他們崇拜有加，希望表達敬仰之情。這些人是怎麼想的呢？用圭恰迪尼的話來說，這就是「永久的教皇陛下」心理，這些教皇似乎只會關注有形的東西。他們沒有假裝聖潔，抑或做出任何宗教職業的姿態，而那些被他們所管轄的人也從來沒有強烈地要求他們這麼做。
利奧根本就無動於衷，對人們的憤慨不予理睬，也沒有收斂一下揮霍無度的習慣。他從未試過節儉度日，也從未想過減少家庭開支或放棄賭博。在1519年瀕臨破產時，他還組織了一場鬥牛表演，這是亞歷山大留給羅馬教廷的遺產。儘管早就債台高築，且無力償還，但利奧還是為所有鬥牛士及他們的隨從捐贈了華麗的服飾。
彼得魯奇醜聞發生在1517年，歷史註定要在這一年翻開新的一頁。自該世紀初以來，對教會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並逐漸蔓延，神職人員通過各種會議和說教，尤其是諷刺性小冊子、書信、詩詞、歌曲來表達不滿，而傳教士則通過末世預言等來表達這種情緒。教會管理機構以外的每個人都心知肚明，不同政見者的大爆發迫在眉睫。1513年，一位義大利修道士認為這一情形已經近在咫尺，並預言羅馬將遭到滅頂之災，所有神父和修士都將被屠殺，任何不肖的神職人員都將無一倖免，據說三年不會有彌撒活動。由於教皇大肆揮霍、債務纏身，相當數量的中產階級義憤填膺；教皇橫徵暴斂、貪慾無度的做法更令每個國家的各個階層和團體怨聲載道。
在此期間，拉特蘭大會重新召開了，許多代表在訓誡布道中明確表達了他們的不滿情緒。喬瓦尼·科蒂斯（Giovanni Cortese）是教廷的法律顧問，早在利奧當選為教皇時就曾勸誡過他，說改革任務沒有兌現的話，後果不堪設想，如今他再一次表達了這種憂慮。許多年以後，已經當上紅衣主教的科蒂斯起草特倫特（Trent）大會的日程，試圖在該會議上提出些補救措施。1517年3月，在拉特蘭大會閉幕式上，詹弗朗切斯科·皮克·德拉·米蘭多拉發表了著名的演講。作為一個小公國的統治者，他對所有必要的改革進行了總結概括，簡潔地陳述了在世俗與宗教之間進行選擇的問題：「如果我們要讓敵人和背叛我們的人重新擁護我們的信仰，那麼首先要改變世風日下的狀態，恢復古代德治傳統，而不是用我們的戰艦橫掃黑海。」他最後說，「如果我們忽略應有的任務，人們對教會的看法將會大打折扣。」作為虔誠的基督教世俗信徒，皮克的發言表明，對教會的不滿情緒已經蔓延開來。
人文主義者和知識分子難以認可教皇的世俗價值觀，就像法國的雅克·勒菲弗（Jacques Lefèvre）那樣，他們轉而到《聖經》中去尋求信仰的意義所在，或者像伊拉斯謨那樣，訴諸諷刺手段，儘管是宗教方面的不幸促使他們這樣做，但這一行為卻有助於讓人們認識到教會的腐朽和墮落。「至於這些身居基督教會高位的至高教皇，」他在對話體文章中寫道，「如果他們足夠明智的話，應該想到這將給他們帶來多少不利影響！……他們將失去所有財富和榮譽，所有這些財產、大刀闊斧的進步、教會職位、特許權、下屬進獻的禮品以及贖罪券等等……」這將需要祈禱、守夜、研究、布道以及「1000個同樣棘手的任務」。抄寫員、公證員、倡導者、秘書、騾夫、馬夫、銀行家、皮條客等等將要失業——「而我恐怕還要在這個清單中添加些儘管更粗魯但也更新的職業」。
教皇的戰爭也遭到了伊拉斯謨的嘲諷，並與以往一樣，直指教會所謂的敵人。「仿佛教會還有比驕橫不虔的教皇毒害更深的敵人一樣，他們的沉默讓基督被遺忘，他們唯利是圖的準則給基督套上鐐銬……而且各種荒淫無恥的生活更是重新將他釘在十字架上！」在一封私人信件中，他簡明扼要地總結說，「現如今羅馬教皇的君主政治，其實就是基督教世界的一場瘟疫。」
在同一階段，即1510至1520年，馬基雅維利發現「羅馬教會是我們信仰的中樞，但人們離它越近，就越是對宗教持懷疑態度」，他據此認為這就是教會頹廢的明證。不論是誰，只要仔細審視一下基督教賴以建立的原則，以及教會目前的狀況，就不難發現教會實際已經偏離了最初的原則，從而「做出這樣的判斷，它即將遭遇滅頂之災，很快就將受到懲罰」。馬基雅維利之所以如此憤怒，是因為他難以忍受教皇對義大利造成的危害。「羅馬教廷邪惡昭彰，完全銷毀義大利人對宗教的虔敬態度」，導致了「無盡的傷害，一片混亂」，「讓我們的國家總是分崩離析」。這就是「我們之所以毀滅的根源」。教會自身實力不足，從未強大到擁有至高無上的霸權，因此害怕失去權力之時，總是尋求外部援助，「這種野蠻的統治手法令每個人都嗤之以鼻」。
圭恰迪尼用一句話對這一控訴進行了概括，他說，「人們已經徹底失去了對羅馬教皇的敬畏之心。」
因為濫用職權，將贖罪券商業化，反抗最終爆發了，而反抗爆發之地，眾所周知，即是德國東北部的維滕貝格。由於與法國一樣，德國沒有強有力的全國統一力量能夠對抗教皇稅收政策，德意志公國的反羅馬情緒最為強烈，抗議的聲音最為高昂。此外，由於自古以來與帝國的關係，加之教會在此擁有大量的地產，羅馬的苛捐雜稅較其他地方更為繁重。民眾不但認為教皇的代理人對他們橫徵暴斂，而且因為羅馬教會及教皇又惡行不斷，拒絕改革，他們還認為與教會有關的一切事物都褻瀆了他們的信仰。後來擔任主教及紅衣主教的吉羅拉莫·亞歷山德羅（Girolamo Alessandro）警告說，有可能會爆發反對教皇的叛亂。他在1516年給教皇的信中寫道，德國有成千上萬人正等待時機，公開表達他們的訴求。此時的利奧醉心於金錢和大理石紀念碑，對此根本就置若罔聞。隨後不到一年，由於他的代理人約翰·台徹爾（Johann Tetzel）在德國出售教皇贖罪券，人們期待已久的時刻終於到來了。
贖罪券並非新生之物，也不是利奧時代的發明。最初，對於有罪之人，牧師會要求他們行善積德以達到苦修目的，有時會授予他們贖罪券免除他們所應進行的部分或全部修行，但後來，這種贖罪券逐漸被用來作為豁免罪行本身的手段。這種做法遭到了純化論者和異議人士的嚴厲譴責。更令人無法接受的是將精神上的恩惠作為商品出售。曾經通過虔敬的捐贈維修教堂、修建醫院、贖回被土耳其人俘虜的人以及做其他樂善好施的行為才能夠獲得的恩惠，已經演變成為一種交易。由此所收到的款項有1/3到一半流入羅馬，其餘則流入地方教會，擁有這種贖罪券的教皇代理和專門進行此項交易的人員分別按不同的比例從中提成。1513年，約翰·科利特宣布，教會已經成為一個賺錢的機器，它考慮的不是有罪之人的悔改之心，施仁布德的修善之舉，而是赤裸裸的收費。通過雇用江湖騙子，誤導輕信盲從之輩，這一交易成為宗教組織持續不斷的罪惡活動。
儘管教皇們從未有過明確表述，但批評者早就指出，贖罪券交易的存在本身就說明，教皇們允許用這種方式為將來尚未犯下的罪行埋單，這就等於說教會幾乎是在鼓勵作奸犯科了。為了擴大市場，西克斯圖斯四世在1476年規定，煉獄中的鬼魂也可使用贖罪券，這就使得普通老百姓相信，他們必須付錢才能讓已逝的親人脫離苦海。祈禱之人越多，他們所購買的贖罪券越多，他們已逝親人身處煉獄的時間就越短。富人對這一條款趨之若鶩，窮人則自然心生不滿，希望摒棄所有官方聖禮，並迫不及待地等待這一時刻的到來。
尤利烏斯早就下令分發贖罪券，用所得款項支付新聖彼得教堂建設的部分費用。利奧在擔任教皇的第一年出於同樣目的再次頒發贖罪券，並又在1515年下令專門在德國銷售，以補償他為烏爾比諾戰爭花費的金額。此次贖罪券據說能「完全免除一切罪惡」，有效期竟達8年之久。錯綜複雜的財務安排旨在讓一位年輕的貴族，也就是布蘭登堡選舉人的弟弟阿爾布雷希特向教皇支付兼任三個有俸聖職的費用。在24歲時，他就已經擔任了美因茨和馬格德堡大主教以及哈爾伯施塔特主教，總共支付了約2.4萬或3萬達克特。這一交易不僅屬於買賣聖職罪，還有兼任多個有俸聖職、候選人不合格等違規做法，但教皇在拉特蘭大會致力於取締這種做法之際公然完成了該筆交易。由於無法籌集到相應款項，阿爾布雷希特只得從富格爾家族借錢，而現在他要通過銷售贖罪券的所得來還債。
台徹爾是多米尼加修道士，一個有可能讓巴納姆[23]都甘拜下風的活動主持人。他每抵達一個小鎮，都會受到神職人員和平民的熱烈歡迎，他們手持旗子和點燃的蠟燭，在教堂鐘聲奏出的歡快曲調中傾巢而出，列隊迎接他的到來。他總是隨身帶著一個綁有黃銅樂器的箱子和一袋列印好的收據，作為他助理的男修道士手裡托著刻有贖罪券的天鵝絨墊子在前面開道。在主要教堂的中殿，有人專門為他樹起了一個巨大的十字架，上面懸掛著教皇的旗幟，而他就會在這個十字架前設立攤位。購買贖罪券的人將錢投進箱子上面的一個碗裡，台徹爾則從袋子裡抽出一張贖罪券給他們。與此同時，富格爾家族的一位代理人則會站在他旁邊，仔細計算收到的每一筆款項。
台徹爾會大聲說：「我這裡有通行證……能夠引領人類靈魂去天堂享受神仙般的樂趣。」對於十惡不赦的罪行而言，修行7年即可到期。「為了獲得這些寬恕言辭，誰還會在乎兩毛五分錢呢？」氛圍一旦調動起來，他會說，如果一位基督徒與他的母親發生了關係，然後把錢放在教皇的碗裡，「聖父會動用天地間的力量寬恕他的罪行，而上帝也一定會這麼做。」他代表死者說：「一旦把錢放在碗裡，被救贖的靈魂馬上就會從煉獄飛出直入天堂。」
這些硬幣發出的迴響令路德教派忍無可忍。台徹爾就物質與精神的關係所做的比喻儘管粗俗，卻精準地傳達了過去50年歷代教皇所傳達的信息。這不是新教分裂出去的原因，而是新教分裂出去的信號，無論在教義、個人、政治、宗教還是經濟等方面，這些原因由來已久、錯綜複雜，並且經過了漫長的發展和演變。
針對台徹爾的宣傳售賣活動，路德在1517年將《九十五條論綱》釘在維滕貝格教堂的大門上，抨擊濫用贖罪券的做法，認為這是褻瀆神明，不過他並未暗示要脫離羅馬天主教派。同一年，第五次拉特蘭大會舉行最後一次會議，這也是改革的最後時機。路德的挑戰激起了台徹爾的反擊，他公開肯定了贖罪券的作用；隨後路德在用本地白話所寫的小冊子《論贖罪券與上帝恩賜》中做出了回應。他的同胞奧古斯丁（Augustinians）加入論戰，更多的對手也加入進來。還不到兩個月，身在羅馬的一位德國大主教呼籲就異端邪說提起訴訟。1518年，路德被傳喚到羅馬，他請求在德國本土舉行聽證會。鑒於即將召開的德國議會大會將就稅收問題進行投票表決，為了不使雙方情緒惡化，教廷駐德國使節以及世俗權威同意了這一請求。另外，隨後不久，國王馬克西米利安去世了，大會需要選舉一位繼任者，主辦方也不希望招致麻煩。
就像他的前任一樣，忙於義大利一系列事件的教皇沒有意識到各種問題，也無法理解為何會發生抗議行動。自威克利夫（Wycliffe）否認教士有赦罪權，並認為應該簡化教會禮儀以來，這種抗議已經發展演變了一個半世紀之久。除了像往常一樣將此類言行當作異端邪說進行壓制以外，利奧幾乎沒有注意到德國的喧鬧和紛爭。1518年11月，他發布公告，規定將所有不認可或不宣傳教皇赦罪權的人逐出教會。結果，這一法令就像克努特[24]對海浪發出的警告一樣徒勞無功。然而，令利奧憂慮傷感的並不是路德的挑戰，他很快就對拉斐爾的去世黯然神傷起來。
一旦抗議行為公開化，反抗羅馬的行動就開始風起雲湧。在1518年的奧格斯堡（Augsburg）會議上，教皇要求就討伐土耳其人徵收特別稅進行投票，大會代表們回應說，基督教真正的敵人是「身居羅馬的惡魔」。1519年在萊比錫舉行的聽證會上，路德否定了教皇和大會的權威，隨後在1520年發表了他態度鮮明的新教立場聲明，即《致德意志民族基督教貴族公開書》。這封公開信認為，每個人在接受洗禮時都會有一位牧師直接為其贖罪，教皇及教會的各級機構罪惡滔天，理應受到譴責，各國的教會也應獨立自主，不要再受羅馬教皇的制約。其他反教會人士和改革者也參與進來，路德的教義通過插圖說明和小冊子等形式如滔滔洪流般蔓延開來，吸引了從不萊梅到紐倫堡的城市和鄉鎮的熱心讀者。在瑞士蘇黎世，一位叫烏爾里希·茨溫利（Ulrich Zwingli）的抗議者，早就已經在傳播與路德同樣的教義，現在擴大了抗議運動的範圍，然而這場運動很快陷入了教義糾紛，並在此後永遠地走向了分裂。
教皇的使節向他報告說，持不同政見者越來越多。根據1520年發布的新訓令《主起來吧》（Exsurge Domine）中的描述，教皇感覺自己就像是在與「闖入地主家葡萄園的一頭野豬」打交道。經過仔細審查，這則訓令對路德進行了譴責，認為他所發布的論綱中的第41條屬於異端邪說或危險言論，並責令他放棄信仰。路德拒絕了，隨後被驅除出教會，且民事部門請求對他進行懲罰。年輕審慎的新皇帝查理五世不想引發眾怒，將這塊燙手的山芋交給了在沃爾姆斯舉行的議會大會。在1521年的大會上，路德再次拒絕公開認錯。作為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查理五世被迫對他表示譴責，與其說是為了維護正統觀念，不如說為了回報與教皇簽署的政治協定，因為根據該協定，教皇會與德國一起將法國人逐出米蘭。根據《沃爾姆斯公告》，德意志帝國非常順從地對路德及其追隨者頒發了禁令，但在路德的朋友們的努力下，他又轉危為安，從而使這一命令很快落空。
1521年，帝國軍隊在米蘭戰勝了法國，他們與教皇的聯盟重新奪回了教會在北部的要塞帕爾馬和皮亞琴察。與以往一樣，利奧在12月的某個晚上通宵舉辦宴會慶祝勝利，結果偶感風寒，發燒去世。據他的財務總監紅衣主教阿爾梅利尼（Armellini）估計，在利奧擔任教皇的7年時間裡，他共花費了500萬達克特，並留下80多萬達克特債務。從他死後到下葬這段時間，人們將他的財產洗劫一空，以至於最後從新近去世的一位主教的葬禮上找到一支燃燒了一半的蠟燭，才得以照亮他的棺材。尤利烏斯時代的花費尚且有正當的政治目的，而利奧窮奢極欲的揮霍，連個正當的理由都沒有，只不過為了被他寵壞的兒子花錢，而身為收藏家及鑑賞家無盡的占有欲也令他欲罷不能。與基吉的黃金盤不同的是，利奧時代的宴會上沒有在河中掛起打撈盤子的網。他這一時代誕生了不少永恆的藝術作品，但是，不論它們多麼熠熠生輝，都不該是教會的正當事務。
當代歷史學家弗朗切斯科·韋托里（Francesco Vettori）寫道，「由於路德教派的持續推進」，利奧時代的羅馬教皇及教會處於「有史以來聲譽最差的時期」。有篇諷刺文章甚至說，如果教皇再多活幾年，有可能把羅馬都給賣了，然後就是基督，然後就是他自己。當紅衣主教們前去召開教皇選舉會議，以推選出利奧的繼任者時，大街上的人們對他們發出一片噓聲。
6.羅馬遭劫：
克萊門特七世（1523—1534）
在這遲來的一刻，教會仿佛受到命運的嘲弄，將一位改革者推選為教皇，而這位改革者並非有意為之，只不過在諸位競爭者勢均力敵陷入僵局的情況下僥倖當上了教皇。當時，無論是紅衣主教亞歷山德羅·法爾內塞還是朱利奧·德·美第奇都沒能獲得多數選票，而好戰的紅衣主教施納則以兩票之差落選。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建議提名某個沒有出席會議的人選，用圭恰迪尼的話來說，「只是打發一下上午的時光」。就這樣，荷蘭出生的烏得勒支紅衣主教阿德里安（Adrian）就被推舉出來，他是魯汶大學前任校長，查理五世的前任導師，目前任西班牙總督。除了生活簡樸、具有革新意識之外，人們對他知之甚少。就在眾人談論其優點美德之時，紅衣主教們開始——投票給他，結果突然間發現，他們已經讓他當選了。他其實是一個默默無聞的人物；更糟糕的是，他還是個外國人！誰也無法合理地解釋這個令人匪夷所思的結果，只能將其歸因於聖靈的干預。
羅馬教廷、紅衣主教、市民和所有對教皇提供過贊助並滿懷從中獲利之期望的人都感到驚愕萬分，羅馬人亦對一位非義大利人的到來義憤填膺，認為他不過是個「野蠻人」，而新當選的教皇本人則不急不躁，氣定神閒。然而，聽說過阿德里安良好聲譽的改革派卻歡欣鼓舞，對他寄予厚望。他們制訂了改革委員會施政計劃，出台了一系列強制措施，用來貫徹長期以來被忽視的教會規則，並以此來清洗腐敗的神職人員。一位勸告者的警醒之言對他們這種做法進行了總結，他說，「在永恆詛咒的痛苦中，教皇一定要委派牧羊人，而非餓狼。」
部分由於瘟疫的爆發，阿德里安在當選近八個月之後，也就是1521年8月底，才抵達羅馬，他隨即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意圖。在由他主持的第一次紅衣主教團體會議上，他說，教皇和神職人員罪孽深重，用聖徒伯納德的話來說就是，「那些罪大惡極之徒，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早就惡貫滿盈」。他說，臭名昭著的羅馬已經成為全世界的笑柄。他懇求各位紅衣主教摒棄腐敗奢侈的生活，與他一道致力於改革事業，為世人樹立良好的榜樣，並將之作為自己的神聖職責。聽眾對他的這一番話無動於衷，沒有人準備清心寡欲地擔任教職，沒有人願意放棄身兼多職所帶來的年金和收入。因此，當教皇宣布對所有人實行緊縮措施時，無疑遭到各方憤懣而強烈的反抗。
阿德里安堅持己見。無論教廷官員還是前任教皇的紅人，乃至紅衣主教都被傳喚，有的遭到訓斥，有的受到審判懲罰。「教皇在八天時間內的所作所為，」威尼斯大使描述說，「令所有人都戰戰兢兢。」
他頒布法令，禁止買賣聖職，減少開支，遏制銷售特許狀和贖罪券的行為，只任命合格的神職人員擔任有俸聖職，且一人只能擔任一個職位，因為在他看來，有俸聖職應該從教士中選拔任命，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在他每次做出努力之時，都會有人告訴他說，這樣做將會使教會倒閉或者削弱教會的影響力。他只有兩位侍從，並因為不會講義大利語而難以與外界溝通，並且由於對藝術和文物缺乏興趣而受到人們的鄙視。他與義大利人格格不入，更無法讓他們接受自己。他給德國議會寫了一封信，要求對路德教派進行壓制，這也是沃爾姆斯會議所頒布的法令，但根本就沒人理會。與此同時，他坦承，在羅馬教會裡，「神聖的事物遭到褻瀆和濫用，戒律法令屢屢受到踐踏，一切都朝著更壞的方向發展」。這種言論更疏遠了他與教廷的關係。面對公眾的抗議和示威、諷刺性雕像、牆上侮辱性的塗鴉、官員的排斥態度，阿德里安發現這個充滿問題的體系實在根深蒂固，令他難以撼動。他悲傷地承認說：「在這樣一個年代，我的各方面工作都被安排好了，我個人的努力又有什麼作用呢？」1523年9月，擔任教皇僅一年零兩周並積極行使職責的這位局外人，在徹底失望中去世了，沒有人對他的離去表示哀悼。
羅馬又恢復了正常。謹慎小心力求周全的紅衣主教團選出了另外一位美第奇家族成員，紅衣主教朱利奧。他剛愎自用地選擇了一個殺氣騰騰的名字——克萊門特七世，作為自己的教皇稱號。而這個名字，正是分裂活動中第一位偽教皇的名字。新克萊門特統治的時期可謂災難重重。新教的影響力繼續擴大。德國各州從黑森到不倫瑞克，從薩克森到布蘭登堡，逐一簽署了路德告白書，宣布脫離羅馬，不聽從國王的命令。經濟利益與教義對他們具有同等的吸引力，他們通過沒收教會的財產，取消教皇稅收來獲得經濟利益。而對於教條的爭執，則反映了茨溫利和路德之間的爭吵，從運動開始就迷霧重重。與此同時，丹麥教會幾乎脫離了羅馬，而瑞典則一步步對教義進行了革新。1527年，亨利八世不顧可能引起的嚴重後果，要求教皇撤銷他與阿拉貢的凱瑟琳的婚姻，這令克萊門特有些左右為難，因為凱瑟琳畢竟是查理五世的姑姑。否則，他可能像他的前輩那樣，早就果斷做出了決定，因為在這種情況下，經驗往往比原則更為重要。但是，查理五世既是帝國君主，又是西班牙君主，似乎比亨利八世更加可怕，於是教皇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絕同意這一離婚訴求，其理由，正如他所聲稱的那樣，是為了尊重教會法規。他做出了錯誤的選擇，並因此丟掉了英格蘭。
據教皇事務部披露，克萊門特並不像人們所期望的那樣能夠勝任教皇職位。學富五車、雷厲風行的下屬圭恰迪尼寫道，他在處理事務時有些膽小怯懦，優柔寡斷。作為美第奇家族的一員，他「從不施以小恩小惠，也不貪戀他人的財產，令羅馬人牢騷滿腹」，對他頗為失望，這樣一來，他就缺少了廣泛的支持。由於深感任重道遠，他總是「鬱鬱寡歡，愁雲滿面」，這倒也不足為奇，因為在他實施政策的過程中，每一個選擇都被證實是不明智的，而每一次冒險結果總是適得其反。韋托里寫到，他「從一個偉大而卓著的紅衣主教，變成了一個卑微渺小、遭人鄙視的教皇」。
現在，法國和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在義大利劍拔弩張，對抗激烈。克萊門特試圖按照義大利以往的做法，坐山觀虎鬥，但結果不僅失去了雙方的信任，而且無法與其中任何一方建立可靠的聯盟。1524年，為奪回米蘭，弗朗西斯再度發動戰爭並旗開得勝，儘管克萊門特最近與帝國簽署了協約，但鑒於法國一開始贏得了勝利，他被迫與其簽訂秘密協議，以便讓法國承諾尊重教皇國及美第奇家族對佛羅倫薩的統治，而後者是克萊門特首要關心的問題。在發現教皇的欺詐行為後，查理髮誓要親自去義大利，「向那些傷害我的人，尤其是那個愚蠢的教皇報仇雪恨」。第二年，在決定性的帕維亞[25]戰役中，擁護神聖羅馬帝國的西班牙人打敗了法國並俘虜了法國國王。得知這一消息後，克萊門特與帝國皇帝達成新的協議，同時還暗中希望法國在不久以後能夠東山再起，從而重新建立平衡，好讓他再次在兩者之間騰挪斡旋。他似乎在保持忠誠的過程中沒有看到有利條件，而在背信棄義時又沒有看到不利因素，只是在動盪的命運中做出瞬間的決定。
一年後，查理將弗朗西斯從監獄中釋放出來，後者答應除割讓勃艮第外，還要放棄所占有的米蘭、熱那亞、那不勒斯以及其他在義大利的一切領地。驕傲的法國國王根本就不可能信守這一承諾，尤其是讓他回到法國的土地上以後，就更加不可能了，他也確實沒有信守承諾。在重新奪回王位之後，他向克萊門特伸出了橄欖枝。儘管過去有過引狼入室的經歷，但此時的克萊門特看到了期待已久的將教皇從西班牙陰沉的大手中解放出來的機會。不過，他把弗朗西斯當作與威尼斯和佛羅倫薩所建立的神聖同盟中的合作夥伴，這樣一來，他就能夠拿起武器與皇帝對抗，而同時又不用擔心因失信而受到譴責。不用說，義大利各城邦國都參與了所有這些協定，當雙方交戰時，它們都毫無疑問地遭到猛烈打擊和無情踐踏。
到1527年，義大利幾乎沒有哪個地方能免於遭受悲慘的命運，到處遭遇搶劫，饑荒肆虐，土地荒蕪，民不聊生，百姓流離失所。旅行途徑倫巴第大區的兩位英國公使報告說，「以盛產穀物和葡萄著稱的優美鄉村現在如此荒涼破敗，以至於所到之處地里根本就看不到人，沒有任何生機和活力，只有在較大的村莊才能看到五六個人悽慘悲涼地生活著」，而在帕維亞，有的孩子在大街上嚶嚶啼哭，有的則早已餓死，慘不忍睹。
由於克萊門特的誤判，羅馬現在即將陷入戰爭的旋渦。由德國僱傭兵和西班牙聯合組成的帝國軍團，在法國叛徒波旁公爵（Constable de Bowrbon）的指揮下，越過阿爾卑斯山，前去打擊神聖同盟並要占領羅馬，俘虜教皇，搶先法國一步占得先機。事實證明，早已力不能支的法國並未信守承諾，在那一年沒有派遣軍隊到義大利援助教皇。與此同時，也可能在查理五世的暗示下，親帝國的科隆納黨在紅衣主教蓬佩奧·科隆納（Pompeo Colonna）的帶領下在羅馬發動了起義。科隆納野心勃勃，對美第奇家族仇恨無比，計劃致克萊門特於死地，然後通過武力手段迫使紅衣主教團選舉自己為教皇。他率領的入侵者大肆破壞，屠戮同胞，洗劫梵蒂岡，所到之處血流成河。但他們沒有抓到教皇，因為後者已經通過亞歷山大六世時期為緊急情況所建的秘密通道逃到了聖安傑洛城堡躲了起來。科隆納的一些手下穿上教皇的長袍，在聖彼得廣場上大搖大擺地走來走去，以示對教皇的嘲諷。然後雙方達成了協議，入侵者撤出了羅馬；隨後，教皇明顯是為了要開脫自己的責任，違反協議並召集了足夠的人馬將科隆納的財產全部銷毀。
科隆納的突襲行動讓克萊門特意識到，沒有必要組織防禦。他還是堅持通過談判解決問題。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他機關算盡，與代表查理五世的西班牙大使以及諸多國家簽署了條約，但這些條約由於語義模糊，根本無法遵循，最後都無果而終。假如他與盟友協同一致，採取剛毅果敢的行動，早就在倫巴第大區將敵人打得落花流水，因為這些敵人不過是一群散兵游勇，不僅彼此敵對、無法無天，而且沒有報酬，經常飢腸轆轆。他們的指揮官曾許諾，只要能打到羅馬和佛羅倫薩，他們就可以盡情擄掠，瓜分豐厚的戰利品，他們這才得以凝聚在一起。但問題在於，神聖同盟能夠支配的力量也強不到哪裡去，同樣是一盤散沙，明顯缺乏領導。在西班牙正統觀念中長大的查理五世不願進攻羅馬教廷，以對方為其軍隊支付6萬達克特為條件，同意休戰八個月。這個推遲掠奪計劃激怒了眾人，部隊發生叛變，向羅馬開進。他們一路向南，沿途受到費拉拉和烏爾比諾公爵的熱情款待，因為兩人在美第奇家族擔任教皇時都曾遭受不公正對待，此番作為報復，他們不僅向這支軍隊提供食物，而且讓其暢通無阻。
帝國軍隊的指揮官們，深知手下的士兵一旦到達不朽之城，將如脫韁猛獸一般殘酷而野蠻，因而為此有些惴惴不安。但令他們詫異的是，一路上竟然沒有看到防禦跡象，沒有收到任何談判的提議，他們發出的最後通牒也沒得到任何答覆。此時的羅馬士氣低落；數千名武裝人員中，能夠組成一支隊伍實施防禦甚或是炸毀橋樑的不足500人。克萊門特似乎指望依靠羅馬的神聖地位作為其防禦的盾牌，不然就是因他優柔寡斷而早已不知所措。「我們正處在毀滅的邊緣，」一位教廷國務秘書在給駐英國大使的信中寫道，「潘多拉盒子已經打開，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悲慘狀況無以復加。在我看來，我們已經被宣判了死刑，只是在等待執行而已，因為這一天不會拖延很久。」
1527年5月6日，西班牙和德國侵略者摧毀了城牆，潮水般湧入羅馬。接下來，在聖彼得大教堂所在地，在作為基督教中心達1200年之久的這座城市，人類野蠻的狂歡開始了。從野蠻的程度可以看出，羅馬的統治者在多大程度上破壞了這座城市的形象。屠殺、掠奪、縱火、強姦，各種暴行肆虐，無人能擋；指揮官們已經無能為力，而他們的總指揮波旁公爵早在第一天就被從羅馬城牆上射出炮彈打死了。
在曼圖亞檔案館發現的一份報告「用戰慄的手」記錄道，兇殘的襲擊者嗜血成性，「連石頭都為之哀傷流淚」。士兵們挨家挨戶擄掠，對反抗者一律殺害。婦女不論年齡大小全都遭到侵犯。尖叫聲、呻吟聲充斥在各個角落；台伯河上漂浮著大量屍體。教皇、紅衣主教、教廷職員以及世俗官員趕緊躲入聖安傑洛城堡，在閘門落下之後，落在外面的一位紅衣主教被人用籃子吊了上去。富人成為勒索贖金的對象，施暴者設計了野蠻的酷刑來逼迫他們出錢，如果拿不出錢來，就將他們殺死。教士、修道士和其他神職人員遭受了更加嚴酷的懲罰，修女被拖到妓院或在大街上賣給士兵。宮殿遭洗劫一空後被付之一炬；教堂和修道院的寶物也盡遭劫掠，各種文物上的珠寶首飾被剝下後全都損毀。為了找到更多財寶，入侵者連墳墓也沒有放過，而梵蒂岡則被當作了馬廄。檔案館和圖書館都被燒毀，書籍和檔案散落一地，有的成了馬匹的墊子。甚至一位科隆納成員在目睹這一場景後都禁不住涕泣。一個威尼斯人描述，「羅馬城裡觸目驚心的場景與地獄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僱傭兵中的路德教派對這一場景感到高興，他們笨手笨腳地模仿羅馬教皇的儀式，一人領頭扮演教皇騎著一頭驢子，其他人身著高級教士的盛大禮服，紅衣主教的長袍和帽子，浩浩蕩蕩在大街上遊行。第一輪屠殺持續了八天。隨後的幾周，羅馬到處硝煙四起，未被掩埋的屍體發出陣陣惡臭，被成群的野狗胡亂啃食。入侵者占領羅馬達九個月之久，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估計有2000多具屍體被扔進台伯河，9800多人被埋葬，掠奪的物品和贖金價值估計三四百萬金幣。他們將羅馬變成了「臭不可聞的屠宰場」，直到瘟疫爆發、食物耗盡並導致饑荒，這群酒足飯飽的入侵者才撤退離開。
這也是對精神上至高無上權威的劫掠。公元455年曾侵入羅馬的汪達爾人[26]是一群外國人和所謂的野蠻人，但這次入侵者都是基督徒，他們似乎對腐朽墮落的教會老爺們情有獨鍾，想要敗壞他們的名聲，因此才實施了此番暴行。特洛伊也曾經認為自己擁有神聖的金鐘罩；羅馬原希望神聖的地位能使其免遭塗炭，但當那一刻到來時卻發現，神聖的光環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
所有人都相信，此番劫掠實則是上蒼對教皇及教會機構所犯世俗罪惡的懲戒，也幾乎沒有人質疑禍起蕭牆的看法。侵略者對此深表贊同。帝國軍隊代表對洗劫羅馬的行為深感震驚，擔心查理五世會由於「對天主教及羅馬教廷所實施的暴行」大為不滿，於是就給他寫信說，「事實上每個人都相信，這一切都是上帝對羅馬教廷的暴政和混亂所做的判決」。紅衣主教卡耶坦（Cajetan）是多米尼加將軍，拉特蘭大會上的革新派發言人，並作為教皇特使在德國與路德打交道，他說，「我們本應維護這個世界上的公平正義，但現在我們已經腐爛不堪，除了外在的儀式外，我們已經一無是處了。」
克萊門特所受的屈辱還不止於此。他不得不接受勝利者強加的條款，並在贖金湊齊之前一直被囚禁在聖安傑洛城堡中；而與此同時，得知教皇已無力回天的消息後，佛羅倫薩立即將美第奇統治的代理人驅逐出境，並重新建立了共和國。另外，有輿論反對囚禁教皇，認為這有辱教規，因此查理五世叫人打開了聖安傑洛城堡大門。偽裝成商人的克萊門特被護送到奧維多（Orvieto）的一個簡陋住所避難，仍然希望法國能夠前來為他平反。第二年，弗朗西斯真的來了，帶領大軍直撲那不勒斯。但這一次他再次被打敗，並再次被要求宣布放棄對義大利的全部訴求。如此一來，教皇被迫與現在已經是義大利毫無爭議的統治者的查理五世達成協議。饑寒交迫、貧困潦倒的克萊門特一路睡著稻草鋪來到博洛尼亞，以期達成儘可能於其有利的協議，但如今他已經幾乎沒有迴旋的餘地了。他被迫加封查理為西班牙國王和那不勒斯國王，並加冕他為皇帝。作為回報，查理將向他提供軍事援助，以恢復美第奇家族對佛羅倫薩的統治。有一件事他還是沒有妥協：作為教皇，他仍然保留權力，拒絕按照查理的要求對教會大會進行改革。這其實是基於他的個人原因——他是朱利亞諾的私生子，利奧十世曾為他擔任主教掃除了教規上的障礙，但那也只是權宜之計；現在，他擔心一旦自己的身份曝光，就有可能會失去擔任教皇的資格。
此後，克萊門特的主要活動就是用戰爭奪回美第奇家族對佛羅倫薩的統治。帝國軍隊曾經洗劫羅馬，並圍困生他養他的城市，他在堅持十個月之後被迫屈服了；而現在，這支軍隊中的喪心病狂之徒又加入了此次行動。他就像當初利奧那樣，為了家族的權力，對這一事業傾注了大量心血。美第奇家族的繼承權問題讓他心煩意亂，因為現在有兩個家族私生子，其中一個是黑白混血的穆拉托人，身份都還難以確定。這樣一來，他根本無法集中精力應付新教的擴張，更不能認真地考慮教會的應對措施。在他生命的最後歲月，德國各州正式與教皇脫離了關係，形成了新教聯盟。
據圭恰迪尼記載，教廷對克萊門特極端輕視，各國君主不信任他，佛羅倫薩和羅馬人對他討厭至極。就這樣，在各方的羞辱中，克萊門特死了。佛羅倫薩人點起篝火，歡呼雀躍；而羅馬人認為他應該為劫掠負責，因此罪有應得。他們將他的屍體從墳墓里拖出來，砍去頭顱，肢解了軀體，並用一把劍插入他的心臟。
羅馬遭受的劫掠令人膽戰心驚，但顯然這似乎也是一種懲罰。新教的分裂並沒有對教會產生立竿見影的影響。人們得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夠看清過去所走過的路。羅馬教皇更不會輕易承認自己的弊政。在克萊門特的繼任者保羅三世（前紅衣主教亞歷山德羅·法爾內塞）擔任教皇的中途，也就是路德公開表示決裂後不到30年時間，教皇於1544年召集了特倫特大會，從此就恢復「失去的寶貴財富」開始了長期艱苦的工作。
從文藝復興時期六位教皇的經歷中，我們可以總結出愚蠢行徑的根源是什麼。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他們對權力的態度以及由此所導致的行為，都是由於他們所處的時代和環境對他們產生了不同尋常的影響。當然每個時代的每個人也都是這樣，但就該時期的教皇們而言，這一影響尤為明顯，因為這一時期的義大利統治階級實際上受到諸多外來因素的影響。教皇在對外關係中、在政治鬥爭中、在教義傳播中、在禮儀舉止中、在人際交往中的種種行為都由當地傳統風俗文化要素所決定，而現在，他們希望將這些五花八門的東西淘汰掉，以便遵循一套亘古不變的原則。
教皇們愚不可及的地方在於，他們對適得其反的政策孜孜以求，以至於摒棄了政治或宗教方面穩定的抑或統一的政策，不然，他們早就改善了自己的處境或者遏止了日益高漲的不滿情緒。他們對在自己周圍逐漸形成的情緒和態度置若罔聞，對各種趨勢和動向視而不見，這是他們最為突出的愚蠢表現。他們不肯傾聽不滿言行，對由此引發的反對觀點漠不關心，對質疑的聲音無動於衷；他們的不端行為令人憤懣沮喪，他們的弊政陋習讓人怒火中燒，但他們毫不在意，依然愚蠢而固執地維持現有的腐敗制度。他們無法改變這一制度，因為他們就是這個制度的一部分，是這個制度的產物，而且還要依賴這一制度而生存。
他們毫無節制的奢靡之風，一心追求個人利益的做法，是第二個同等重要的主導因素。有一次，當有人責備克萊門特七世把教皇的世俗權力放在第一位，而將「包含基督教和平的真正的教會福祉」放在次要位置時，他回答說，如果他不這麼做的話，他可能早就被洗劫得一毛錢都不剩了，根本就「無法找回我自己的任何東西」。這可能是六位教皇共同的藉口。他們中沒有一個人睿智地認識到，作為教會領袖，除了「自己的」追求以外，還有更偉大的任務。當私人利益被置於公共利益之上，當個人的野心、貪婪和對行使權力的蠱惑決定政策導向時，公共利益必定蕩然無存，這一點，在從西克斯圖斯到克萊門特持續不斷的瘋狂行動中表現得再清楚不過了。教皇之間的承繼關係也造成了更為深遠的危害。六位教皇中的每一個人都一成不變地傳遞著對教皇職位的看法。對他們中的每一個人而言，尤其尤利烏斯更是如此，位於聖彼得大教堂的羅馬教廷，作為教會的中樞神經，就是超級提款機。在這60年期間，從未有人對此表達過深刻的質疑，也沒有人得到啟迪和教化。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行為被發揮到了極致。每一個時代都存在自私自利心理，但一旦有人用這種心態主導對國家或教會的管理，愚蠢行徑也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
第三個愚蠢表現是，他們幻想自己將統治千秋萬代，認為他們的權力和地位永遠不可侵犯。在位教皇總是認定教皇職位永世長存，如果有人膽敢挑戰他們的權威，他們能夠通過宗教裁判所、逐出教會甚至火刑等方式將其壓制下去，在過去千年他們一直就是這麼做的。他們認為唯一真正的危險來自於大會形式的至高無上的權威，但只需稍加防備或適當操縱即可高枕無憂了。六位教皇從來沒有勞神去了解抗議活動發生的原因，從不承認自己脆弱不堪或已經眾叛親離。上帝任命他們來管理教會，但他們卻鼠目寸光，處心積慮為自己攫取利益，剛愎自用，無所不用其極。他們沒有任何精神上的使命感，他們沒有為廣大教徒提供任何有意義的宗教引導，他們沒有為基督教世界履行任何道德方面的義務。
所有的愚蠢行徑都有下述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都有三個最突出的態度：對選民日益不滿的情緒視而不見；把強化自己的權力當作他們的第一要務；總是幻想自己的地位如銅牆鐵壁般牢不可破。就文藝復興時期的教皇而言，周圍的環境滋生了他們的這些意識，而他們的欲望也因此愈加膨脹，不論何年何月，所有這一切在統治者身上總是循環往復，周而復始。
[1] 6任教皇中有5個義大利人，一個西班牙人；不包括只在位26天的一位教皇和在位不到兩年的外國人。——原注
[2] 阿維尼翁（Avignon）：法國東南部羅納河畔的城市。1309—1378年間為教皇所在地，1378—1417年間為幾位偽教宗所在地。
[3] 博基亞家族：義大利家族，在14世紀到16世紀間十分有影響力，包括教皇亞歷山大六世的兒子愷撒和女兒盧克雷齊婭，是宗教、軍事和政治領袖。
[4] 美第奇家族：歷史上一顯赫的義大利貴族家庭。
[5] 羅曼諾夫王朝指的是1613年至1917年統治俄羅斯的王朝，是俄羅斯歷史上第二個也是最後一個王朝，也是俄國歷史上最強盛的王朝。在該王朝時期，俄國由東歐一個閉塞的小國擴展為世界範圍的強國之一。
[6] 達勒姆：英格蘭東北部城市。
[7] 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義大利政治家。
[8] 漢斯·梅姆林（Hans Memling，約1433—1494）：歐洲中世紀佛蘭德斯畫家。
[9] 圭恰迪尼（Guicciardini，1483—1540）：義大利政治家和歷史學家。
[10] 曼圖亞：義大利北部城市。
[11] 費拉拉：義大利北部城市，位於威尼斯西南。
[12] 紅衣主教團：羅馬教皇的樞密院，選舉教皇的繼任者。
[13] 圖爾：法國中西部一城市。
[14] 三級議會：1789年前法國的議會，由神職人員、貴族和第三等級代表組成。
[15] 達克特（ducat）：舊時流通於歐洲各國的金幣。
[16] 平圖里喬（Pinturicchio）：義大利文藝復興早期的畫家。
[17] 安德烈亞·曼特尼亞：（Andrea Mantegna，1431—1506）：義大利畫家和雕塑家，以壁畫聞名。
[18] 庫薩的尼古拉（1401—1464）：德意志紅衣主教、哲學家及科學家。
[19] 吉羅拉莫·薩沃納羅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15世紀後期義大利宗教改革家，因極端不滿時世的荒淫而欲圖以一己之力匡正世風，最後被教皇用火刑處死。
[20] 提圖斯（Titus）：古羅馬皇帝。
[21] 原文用「她」指代教會，為符合中文習慣改成它。——編者注
[22] 《博洛尼亞協約》：羅馬教皇與各國政府之間的宗教事務協約。
[23] 巴納姆（Barnum,1810—1891）：美國雜耍藝人，將馬戲表演推而廣之的美國雜耍藝人。
[24] 克努特（Canute，995—1035）：曾統治英格蘭、丹麥、挪威及部分瑞典領土的維京國王。
[25] 帕維亞（Pavia）：義大利西北部村鎮，瀕提契諾河。
[26] 汪達爾人（Vandals）：古代日耳曼民族的一支，公元5世紀侵入高盧及西班牙，於455年攻占羅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