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與文化 · 第四章 從借字看文化的接觸
語言的本身固然可以映射出歷史的文化色彩，但遇到和外來文化接觸時，它也可以吸收新的成分和舊有的糅合在一塊兒。所謂「借字」就是一國語言裡所羼雜的外來語成分。它可以表現兩種文化接觸後在語言上所發生的影響；反過來說，從語言的糅合也正可以窺察文化的交流。薩皮爾說：「語言，像文化一樣，很少是自己滿足的。由於交際的需要，使說一種語言的人直接或間接和那些鄰近的或文化上占優勢的語言說者發生接觸。這種交際也許是友誼的，也許是敵對的。它可以從事業或貿易平凡關係來輸入，也可以包含一些借來的或交換的精神食糧，像藝術、科學、宗教之類。要想指出一種完全孤立的語言或方言，那是很難的，在初民社會裡尤其少。但不管鄰近民族間接觸的程度或性質怎樣，普通足夠引到某種語言的交互影響。」 (1)
中國自有歷史以來，所接觸的民族很多。像印度、伊朗、波斯、馬來、暹羅、緬甸、西藏、安南、匈奴、突厥、蒙古、滿洲、高麗、日本和近代的歐美各國都和漢族有過關係。每個文化潮流多少都給漢語裡留下一些借字，同時漢語也貸出一些語詞給別的語言。對於這些交互借字仔細加以研究，很可以給文化的歷史找出些有趣解釋。中國和其他民族間的文化關係幾乎可以從交互借字的範圍廣狹估計出個大概來。咱們姑且舉幾個例：
（一）獅子 凡是逛過動物園或看過《人猿泰山》一類影片的人們，對於那種野獸應該沒什麼希罕。可是假如要問：「獅子是不是產在中國？如果不是，它是什麼時候到中國來的？」這就不是一般人所能解答的了。獅也寫作「師」，《後漢書·班彪傳》李賢註：「師，師子也。」又《班超傳》：「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88 A．D．）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又《順帝紀》：陽嘉二年（133 A．D．）「疏勒國獻師子、封牛」。李賢註：「《東觀記》曰：『疏勒王盤遣使文時詣闕。』師子似虎，正黃，有耏，尾端茸毛大如斗。封牛，其領上肉隆起若封然，因以名之，即今之峰牛。」 [1] 可是，《洛陽伽藍記》卷三「永橋」下說：「獅子者，波斯國王所獻也。」那麼，照文獻上講，獅子的來源有月氏（Indo-Scythians）、疏勒（Kashgar）、波斯（Persian）三個說法。從命名的對音來推求，華特爾（Thomas Watters）認為獅ši是由波斯語sēr來的。 (2) 勞佛（Berthold Laufer）對於這個說法不十分滿意。「因為在公元88年第一個獅子由月氏獻到中國的時候，所謂『波斯語』還不存在。大約在第一世紀末這個語詞經月氏的媒介輸入中國，它最初是從某種東伊朗語（East Iranian language）來。在那裡這個詞的語形素來是šē或šī（吐火羅語Tokharian A. śiśāk），也和中國師一樣沒有韻尾輔音。」 (3) 沙畹（Edouard Chavannes） (4) 、伯希和（Paul Pelliot） (5) 和高體越（Henri Gauthiot） (6) 等法國漢學家也都注意到這個字的對音。伯希和以為關於波斯語šēr，伊朗學家採用過一些時候的語源必得放棄了。因為高體越已經指出這個字是從粟特語（Sogdian）的，「獅子」來的。總之關於這個語詞雖然有人不承認它是所謂「波斯語」，但對於它是伊朗語屬幾乎沒有異議。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也採取莫根斯廷教授（Prof. G. Morgenstierne）的話，說：「獅在那時是伊朗語的對音。」 (7)
（二）師比 是用來稱一種金屬帶鉤的。在史傳里也寫作犀比、犀紕、私毗、胥紕、鮮卑等異文。《楚辭·招魂》：「晉制犀比，費白日些。」《大招》：「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十「丙午神鉤」下說：「首作獸面，蓋師比形。《史記》漢文帝遺匈奴『黃金胥紕一』，《漢書》作『犀毗』。張晏云：『鮮卑，郭落帶，瑞獸名，東胡好服之。』《戰國策》：『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師比。』延篤云：『師比，胡革帶鉤也。』班固《與竇憲箋》云：『復賜固犀比金頭帶。』《東觀漢記》：『鄧遵破匈奴，上賜金剛鮮卑緄帶。』然則師比、胥紕、犀毗、鮮卑、犀比，聲相近而文相異，其實一也。」阮元所說，對於「師比」一詞的來歷考證得源源本本。在中國古書里凡是一個同義複詞同時有許多異文，那一定是外來的借字而不是地道土產。那麼師比的語源究竟是從哪兒來的呢？
關於這個問題的解答也頗不一致：許多考古學家和漢學家都認為「師比」這個詞是漢族從中國西方和西北方的遊牧民族借來的。 (8) 王國維僅僅泛指作「胡名」。 (9) 伯希和、白鳥庫吉以為它是匈奴字* serbi。白鳥氏還拿它和現代滿洲語的sabi「祥瑞，吉兆」（happy omen）牽合。 (10) 卜弼德（Peter Boodberg）雖然沒說明他對於這個字的來源有什麼意見，他卻拿* serbi和蒙古語serbe來比較。 (11) 照郭伐賴無斯基（Kovalevskij）的《蒙俄法詞典》23（Dictionnaaire mongol-russe-françis , 1941），serbe的意思是「小鉤，V形凹入口」（small hook，notch），serbe-ge是「V形凹入口，小鉤，鰓，頂飾，鉤扣」（notch，small hook，gill，crest，agraffe）。 (12) 總之，姑且不管當初匈奴說的話是蒙古、通古斯（Tungus） [2] 或突厥（Turkish），照以上這些人的假設，「師比」這個字無論如何不是印歐語。可是最近門琛（Otto Maenchen-Heilfen）認為師比和「郭落」都是從印歐語來的。他根據《大招》里「小腰秀頸，若鮮卑只」，認為「鮮卑」這個詞的發現在公元前230年以前，那時中國還不知道有匈奴，楚國人當然不會向他們借來帶鉤和鮮卑或師比這個字。因此他把這兩個字構擬作：
（1）師比* serbi，「帶鉤」可以和印歐語指「鉤，鐮」等詞比附：古教堂斯拉夫語OCS. srъръ，立陶宛語Lett. sirpe，希臘語Gk. äρπη，拉丁語Lat. sarpio和sarpo，古愛爾蘭語Ο. Irish. serr。
（2）郭落* kwâklâk，「帶」也可以和印歐語比附：原始印歐語，希臘語κÚκλοσ 「圓圈，circle」，梵語Skt. cakrá，古波斯語Avert. čaxrō，吐火羅語Tokhar. A. kukäl，「輪子 wheel」。拿這些詞和「帶」比較，並沒有語義上的困難。 (13)
關於門琛的構擬我且不來批評。不過，他只根據《大招》里的「鮮卑」一詞切斷了這個字和匈奴的語源關係，我卻不大以為然。照我看，也許因為「鮮卑」這個詞的發現反倒可以解決聚訟已久的《大招》時代問題。 (14) 因此我還傾向於伯希和們對於師比* serbi的假設。
（三）璧流離 《說文》玉部字下云：「璧，石之有光者也。」（依段注校改）。段玉裁注說：「璧，即璧流離也。《地理志》曰：『入海市明珠璧流離。』《西域傳》曰：『罽賓國出璧流離。』璧流離三字為名，胡語也，猶珣玕琪之為夷語。漢武梁祠堂畫有璧流離，曰：『王者不隱過則至。』《吳國山碑》紀符瑞，亦有璧流離。梵書言吠瑠璃，吠與璧音相近。《西域傳》注，孟康曰：『璧流離青色如玉。』今本《漢書注》無璧字，讀者誤認正文璧與流離為二物矣。今人省言之曰流離，改其字為瑠璃；古人省言之曰璧。與流、瑠音同。揚雄《羽獵賦》『椎夜光之流離』，是古亦省作流離也。」關於璧流離這個語詞在漢以前的出處，段玉裁所說已經介紹得非常詳盡，可惜他只泛指為胡語而沒能仔細推究它的語源。案這個語詞的對音可以分作兩派：一種是舊譯的璧流離、吠瑠璃；另一種是新譯的毗頭黎、鞸頭利也。前者出於梵文俗語（Prakrit）的，後者出於梵文雅語（Sanskrit）的。 (15) 本義原為青色寶，後來變成有色玻璃的通稱，和希臘βιρυλλοð，拉丁beryllos，波斯、阿拉伯的billaur，英文的beryl，都同出一源。從段玉裁所引許多歷史上的證據，可知璧流離這種東西以及這個語詞在漢朝時候已經從印度經由中央亞細亞輸入中國了。
（四）葡萄《史記·大宛列傳》載漢武帝通西域得葡萄、苜蓿於大宛，可見這兩種東西都是張騫帶回來的。葡萄，《史記》《漢書》作「蒲陶」，《後漢書》作「蒲萄」，《三國志》和《北史》作「蒲桃」。西洋的漢學家們，像陶邁謝（W. Tomaschek） (16) 、荊思密（T. Kingsmill） (17) 和夏德（F. Hirth） (18) 都假定這個詞出於希臘語「a bunch of grapes」，沙畹和賴古伯烈（Terrien de Lacouperie）也附和這一說。勞佛以為葡萄很古就種植在伊朗高原北部一帶，時代實在比希臘早。希臘人從西部亞細亞接受了葡萄和酒。希臘文的很像是閃語（Semetic）借字。大宛（Fergana）人絕不會採用希臘字來給種植在他本土很久的植物起名字。他以為葡萄蓋與伊朗語budāwa或* buðawa相當。這個字是由語根buda和詞尾wa或awa構成的。照勞佛的意思，buda當與新波斯語bāda（酒）和古波斯語βατιάκη（酒器）有關。βατιάκη等於中古波斯語bātak，新波斯語bādye。 (19) 最近據楊志玖考證，葡萄一詞當由《漢書·西域傳》烏弋山離的撲挑國而來。撲挑字應作「朴桃」。它的所在地，照徐松說就是《漢書·大月氏傳》的濮達，照沙畹說就是大夏（Bactria）都城Bactria的對音。 (20) 因為這個地方盛產葡萄，所以後來就用它當做這種水果的名稱。 (21) [3]
（五）苜蓿 在《漢書》里只寫作「目宿」，郭璞作「牧蓿」，羅願作「木粟」。勞佛曾經發現古西藏文用bug-sug作這個語詞的對音 (22) ，因此他就把它的原始伊朗語構擬作* buksuk，* buxsux或* buxsuk。 (23) 陶邁謝（W. Tomaschek）曾經試把這個詞和一種Caspian［裏海］方言吉拉基語（Gīlakī） [4] 的būso（「alfalfa」）相比。 (24) 假如我們能夠證明這個būso是由* buxsox一類的語源孳衍而來，那就可以滿意了。我們得要知道中國最初接觸的東伊朗民族從來沒有文字，他們所說的語言實際上已經亡掉了。可是仗著漢文的記載居然能從消滅的語言裡把大宛人叫Medicago sativa的語詞* buksuk或* buxsux保存下來，這真不能不感謝張騫的功績！
（六）檳榔 《漢書》司馬相如《上林賦》「仁頻並閭」，顏師古註：「仁頻即賓桹也，頻或作賓。」宋姚寬《西溪叢話》卷下引《仙藥錄》：「檳榔一名仁頻。」這個名詞應該是馬來語（Malay）pinang的對音。爪哇語（Java）管pinang叫做jambi，也或許就是「仁頻」的音譯。 (25)
（七）柘枝舞 段安節《樂府雜錄》所記各種教坊樂舞里有一種叫做「柘枝舞」。唐沈亞之《柘枝舞賦》序說：「今自有土之樂舞堂上者唯胡部與焉，而柘枝益肆。」 (26) 晏殊也說這是一種胡舞。 (27) 劉夢得《觀舞柘枝詩》：「胡服何蕤葳，仙仙登綺墀。」 (28) 也只泛言胡服，並沒說明是哪一國。近來據向達考證說：「余以為柘枝舞出於石國。……石國，《魏書》作者舌，《西域記》作赭時，杜還《經行記》作赭支。《唐書·西域傳》云：『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時，漢大宛北鄙也。』《文獻通考·四裔考·突厥考》中記有柘羯，當亦石國。凡所謂者舌、赭時、赭支、柘支、柘折，以及柘羯，皆波斯語Chaj一字之譯音。」 (29) 我想從字音和文獻上交互證明，向氏的擬測是毫無疑義的。
（八）站 站字的本義照《廣韻》上說「久立也」，原來只有和「坐」字相對待的意思。至於近代語詞驛站或車站的站字，那是從蒙古語借來的。這個字和土耳其語或俄語的yam同出一源。《元史》中所謂「站赤」是的對音，意譯是管站的人。 (30)
（九）八哥 八哥是鵒的別名。《負暄雜錄》說：「南唐李後主諱煜，改鵒為八哥。」《爾雅翼》也說：「鵒飛輒成群，字書謂之哵哵（原注，卜滑切）鳥。」哵哵就是阿拉伯語babghā』或bābbāghā』的對音。阿拉伯人管鸚鵡叫做babghā'，鵒和鸚鵡都是鳴禽里能效人言的，所以可以互相假借。
（十）沒藥 這味藥是從開寶六年（973 A．D．）修《開寶本草》時才補入的。馬忠說：「沒藥生波斯國，其塊大小不定，黑色似安息香。」當是阿拉伯文murr的對音，譯雲「苦的」。中文或作沒藥，或作末藥。「沒」muət和「末」muât的聲音和murr很相近的。李時珍說，「沒、末皆梵言」，那是因為不知道來源才弄錯的。
（十一）胡盧巴 宋嘉祐二年（1057 A．D．）修《嘉祐補註本草》時才收入，一名苦豆。劉禹錫說：「出廣州並黔州，春生苗，夏結子，子作細莢，至秋采。今人多用嶺南者。或雲是番蘿蔔子，未審的否。」蘇頌《圖經本草》說：「今出廣州，或雲種出海南諸番，蓋其國蘆菔子也。……唐以前方不見用，《本草》不著，蓋是近出。」這味藥也是阿拉伯文的對音，大約在公元9世紀才輸入中國的。
（十二）祖母綠 綠柱玉（emerald）一名翠玉。《珍玩考》又稱「祖母綠」。《輟耕錄》作「助木刺」，《清秘藏》作「助水綠」（水蓋木字的訛寫）。後面這三個名詞都由阿拉伯文zumunrud譯音而成。 (31)
以上所舉的例子，有的歷史比較早，有的流行很普遍，都是很值得注意的。此外像「淡巴菇」、「耶悉茗」借自波斯語的tambaco，jasmin，「阿芙蓉」借自阿拉伯語的afyun。這一類例子一時無從舉完，我只能挑出些極常見的來以示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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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海禁大開以後，中國和歐美近代國家的來往一天比一天多，語言上的交通自然也一天比一天頻繁。要想逐一列舉那是絕對不可能的。為便於概括敘述，咱們姑且把近代漢語裡的外國借字分作四項：
（甲）聲音的替代 （phonetic substitution） 就是把外國語詞的聲音轉寫下來，或混合外國語言和本地的意義造成新詞。細分起來，再可列作四目：
（1）純譯音的 例如廣州管保險叫燕梳（insure），郵票叫士擔（stamp），叫賣叫夜冷（yelling），牌號叫嚜（mark），商人叫氈或孖（merchant），時興叫花臣（fashion），發動機叫磨打（motor），十二個叫打臣（dozen），四分之一叫骨或刮（quarter），支票叫則或赤（check），一分錢叫先（cent）之類，都是由英語借來的。上海話管機器叫引擎（engine），軟椅叫沙發（sofa），暖氣管叫水汀（steam），電燈插銷叫撲落（plug），洋行買辦叫剛白度（compradore），也是從英語借來的。此外像各地通行的咖啡（coffee）、可可（cocoa）、雪茄（cigar）、朱古力（chocolate）、煙士披里純（inspiration）、德謨克拉西（democracy）等等也應屬於這一目。
（2）音兼義的 有些借字雖然是譯音，但所選用的字往往和那種物件的意義有些關係。例如吉林管耕地的機器叫馬神（машина），哈爾濱管麵包叫裂粑（хлеб），火爐叫壁里砌（печъ），這是受俄語的影響。此外廣州話管領事叫江臣（consul），管電話叫德律風（telephone）；還有人把美國一種涼爽飲料譯作可口可樂（coca-cola），把世界語譯作愛斯不難讀（Esperanto），也都是屬於這一目。
（3）音加義的 這類借字有一部分是原來的譯音，另外加上的一部分卻是本地話的意義。例如廣州話管襯衣叫恤衫（shirt），管支票叫則紙（check），還有普通話里的冰激凌（ice cream）、卡車（car）、卡片（card）、白塔油（butter）、佛蘭絨（flannel）之類，都屬於這一目。藥名金雞納霜和英語的quinine不大相符，可是咱們得知道這個字的前半是西班牙文quinquina的對音，霜字是形容那種白藥末兒的樣子。
（4）譯音誤作譯義的 例如「愛美的」一詞原是amateur的譯音，意思是指著非職業的愛好者。可是有人望文生訓把「愛美的戲劇家」誤解作追逐女角兒的登徒子，那就未免唐突這班「票友」了！
（乙）新諧聲字 （new phonetic-compound） 外國語詞借到中國後，中國的文人想把它們漢化，於是就著原來的譯音再應用傳統的「飛禽安鳥，水族著魚」的辦法，硬把它們寫作諧聲字，在不明來源的人看，簡直不能發現它們的外國色彩。這種方法由來已久。例如從玉丣聲的字，見於許慎《說文》，很少人知道它是梵文俗語的縮寫（參看上文璧流離）；從衣加聲和從衣沙聲的袈裟見於葛洪《字苑》，很少人知道它是梵文雅語的譯音。此外，像蒔蘿（cummin）出於中世波斯語的zīra，茉莉（jasmin）出於梵文的malli：在習焉不察的中國讀者恐怕極少知道這兩種植物是由外國移植過來的。自從科學輸入以後，像化學名詞的鋁（aluminum）、鈣（calcium）、氨（ammonia）、氦（helium）之類，更是多得不可勝數。至於廣州話管壓水機（pump）叫做「泵」，那似乎又是新會意字而不是諧聲字了。
（丙）借譯詞 （loan-translation） 當許多中國舊來沒有的觀念初從外國借來時，翻譯的人不能把它們和舊觀念印證，只好把原來的語詞逐字直譯下來，這就是所謂借譯。這類借字大概以抽象名詞居多。當佛法輸入中國以後，佛經里有很多這一類的借譯詞。像「我執」（ātma-grāha），「法性」（dharmakara），「有情」（sattva），「因緣」（hetupratyaya）、「大方便」（mahopāya），「法平等」（dharmasamatā）之類，都是屬於這一項。近代借字的許多哲學名詞，像葛林（Thomas H. Green）的「自我實現」（self-realization）、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的「超人」（Übermensch），也都是所謂借譯詞。
（丁）描寫詞 （descriptive form） 有些外來的東西找不出相等的本地名詞，於是就造一個新詞來描寫它，或者在多少可以比較的本地物體上加上「胡」、「洋」、「番」、「西」一類的字樣，這就是所謂描寫詞。這種借字的方法從很早就有的。在中國把西方民族統統看做「胡人」的時候，已經有胡蔥（Kashgar的onion）、胡椒（印度的pepper）、胡麻（外來的flax和sesame）、胡瓜（cucumber）、胡蘿蔔（carrot）等等。稍晚一點兒便有把泛稱的「胡」字改作地名或國名的，像安息香（the fragrant substance from Arsak or Parthia） (32) 、波斯棗（Persian date）之類。近代借字里的描寫詞，有的加國名，像荷蘭水（soda water）、荷蘭薯（potato）、荷蘭豆（peas）；有的加「西」字，像西米（sago） (33) 、西紅柿（tomato）；有的加「番」字，像番茄（tomato）、番梘（soap）；有的加「洋」字，像洋火或洋取燈兒（match）、洋菸捲兒（cigarettes）。還有不加任何地域性的詞頭，只就東西的性質來描寫的，像廣州管煤油（petroleum）叫「火水」，管洋火（match）叫「火柴」，也都是所謂描寫詞。 (34)
以上所舉的幾條例子不過想把中國語裡的外來借字稍微指出一些綱領。若要詳細研究，廣博搜討，那簡直可以寫成一部有相當分量的書。然而這卻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因為從事這種工作的人，不單得有語言學的訓練，而且對於中西交通［交流］的歷史也得有豐富的常識，否則難免陷於錯誤。例如，李玄伯在《中國古代社會新研》里說：「focus者，拉丁所以稱聖火也。中國古音火音近佛，略如法語之feu，現在廣東、陝西語所讀的仍如是。focus之重音原在foc，由focus而變為火之古音，亦如拉丁語focus之變為法語之feu，失其尾音而已。」我們先不必抬出「古無輕唇音」的高深考證來，單就火屬曉紐［x］不屬非紐［f］一點來說，就可把這個說法駁倒了！況且比較語言學本來沒那麼簡單，如果不能講通成套的規律，就是把一個單詞孤證講到圓通已極，也不過枉費工夫罷了。至於把拉丁語、中國古語硬扯關係，也和早期傳教士推溯漢語和希伯來語同源弄成一樣的笑話！
當兩種文化接觸時，照例上層文化影響低級文化較多。然而專以借字而論，中國語裡卻有入超現象。這當然不能純以文化高低作評判的標準，另外還有許多別的原因。第一，當閉關自守時代，中國一向以天朝自居，抱著內諸夏而外夷狄的態度。固有的哲學、宗教、藝術、文化，四裔諸邦很少能領略接受，因此語詞的交流至多限於一些貿易的商品或官吏的頭銜。第二，中國向來對於外國語不屑於深入研究，遇到有交換意見的必要也不過靠著幾個通譯的舌人，到底有若干語詞流入異域，從來沒有人注意過。第三，自從海禁大開以後，西洋人固然翻譯了不少經典古籍，可是除去專名和不可意譯的詞句很少採取「聲音替代」的借字法，就是有些借譯詞或描寫詞也容易被一般人所忽略。第四，漢語的方言太複雜，從一種方言借出去的字，說別種方言的人不見得能了解，因此就不覺得它是中國話。有這種種原因，難怪中國語裡的借詞多於貸詞了。
對於外國語裡的中國貸詞研究，據我所知，像：徐勒吉（Gustav Schlegel）對於馬來話 (35) ，勞佛對於西藏話 (36) ，李方桂對於泰語 (37) ，Ko Taw Seim對於緬甸語 (38) ，佘坤珊對於英語 (39) ，都供給一些材料。可是要作系統研究，還得需要若干專家去分工合作才行。我在這裡只能舉幾個簡單的例子。
有些中國字借到外國語裡以後，翻譯的人又把它重譯回頭，因為昧於所出，不能還原，於是寫成了幾個不相干的字。這樣展轉傳訛，連「唐人都唔知呢啲系唐話嘍」！例如，《元朝秘史》壹「捏坤太子」中的「太子」兩字，《聖武親征錄》（王國維校本頁35）作「大石」，《元史》壹零柒《世系表》和《輟耕錄》都作「大司」，《蒙古源流》叄又作「泰實」：其實這只是漢語「太師」二字的蒙古譯音taišï。 (40) 同樣，《元朝秘史》里的「桑昆」（sänggün或sänggum），一般人認為是「將軍」的對音，伯希和卻懷疑它是「相公」的對音。 (41) 此外，那珂通世以為蒙語「兀真」（或作「烏勤」，ujin）就是漢語「夫人」；「領昆」（linkum）就是漢語的「令公」。 (42) 照此類推，滿洲話的「福晉」（fujin）雖然意思是漢語的「公主」 (43) ，可是就聲音而論，它和「夫人」更接近了。英語裡的typhoon，在1560年F. Mendes Pinto就開始用過了。關於它的語源，西洋的漢學家們，有的說出於希臘語的typhon，有的說出於阿拉伯語的tūfān；有人認為它就是廣東話「大風」的譯音，還有人認為它借自台灣的特別詞彙「颱風」。 (44) 在這幾說中我個人偏向第三說。不過，「颱風」這個詞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福建通志》卷五十六《土風志》里就出現過，王漁洋的《香祖筆記》里也用過它。可見它從17世紀起就見於中國的載籍，不過修《康熙字典》時（1716）還沒收入罷了。
薩丕爾說：「借用外國詞往往惹起他們的語音改變。的確有些外國聲音和重讀特點不能適合本國的語音習慣。於是就把這些外國語音改變，使他們儘可能地不違反本國的語音習慣。因此咱們常常有語音上的妥協。例如近來介紹到英語來的camouflage（偽裝）這個字，照現在通常的讀音和英、法文特有的語音慣例都不對。送氣的k，第二音節的模糊元音，l和末一個a的準確音質，尤其是第一音節上的強重音，這些都是對於英文發音習慣非意識的同比結果。這些結果把英、美人所讀的camouflage弄得清清楚楚的和法國人所讀的不同。另一方面，第三音節里長而重的元音和『zh』音（像azure里的z）的語尾位置也顯然是『非英語的』（un-English），就像中世英語的聲母j和v起初必曾覺得不和英語慣例切合，可是這種異感現在早已消磨完了。」 (45) 卜隆斐爾也說：「本來介紹借字的或後來用它的人常常願意省去他自己的雙重筋肉調節，就用本地的語言動作（speech-movements）來替換外國的語言動作。例如在一句英語裡有法文rouge這個字，他就用英語的［r］替換法語的小舌顫音，用英語的［uw］替換法語非複音的（non-diphthongal）緊［u］。這種語音的替代在不同的說話者和不同的情景之下程度要不一樣；沒有學過法語發音的人們一定得作成上面所說的程度。歷史家將要把這種現象算作一種適應，這種適應可以改變外國的語詞來遷就自己語言的基本發音習慣。」 (46) 由這兩位著名語言學家的說法，咱們可以知道借字對於原來語言的改變率是相當大的。現在且舉一個大家公認的漢語貸詞但還不能確證它的原來漢字是什麼的：
在7世紀突厥的碑文中有Tabghač一個字，這是當時中央亞細亞人用來稱中國的。這個名稱在一定地域之中一直延存到元朝初年，因為1221年丘處機西行的時候，曾在伊犁聽見「桃花石」（Tabghač）這個名詞。 (47) 在東羅馬和回教徒的撰述里也見有這個名稱，但有的寫作Tamghaj，Tomghaj，Toughaj，也有的寫作Taugaš，Tubgač。它的來源當初並沒判明，為什麼叫「桃花石」也不得其解。夏德（F．Hirth）和勞佛（B．Laufer）以為這些字乃是「唐家」的對音 (48) ，桑原騭藏又進一步解釋作「唐家子」 (49) 。伯希和以為「桃花石」的名稱在7世紀初年Théophylacte Simocatta的撰述里早已寫作Taughast，他所記的顯然是6世紀末年的事跡和名稱，同唐朝實在沒關係。 (50) 他「曾考究桃花石原來的根據，或者就是拓跋。其對音雖不精確，而有可能。就歷史方面來說，元魏占領中國北部，而在中亞以土姓著名，遂使中亞的人概名中國為拓跋。猶之後來占據元魏舊壤的遼朝，種名契丹，中亞的人又拿這個名字來稱呼中國的情形一樣。這也是意中必有的事。」 (51) 這三種假設，嚴格照對音推究起來，都不能算是精確。「唐家子」的說法雖然可以用同化（assimilation）的規律把Tamghaj或Tomghaj讀作* Tangghaj或者* Tongghaj，又可用西北方音丟掉鼻尾的現象勉強拿Tau-或Tou-對譯「唐」字，可是Tubgač和Tapkač兩個寫法又不好解釋了。總之，當初借字的人把中國古音歪曲太多，以至經過許多專家的揣測還不能確指它的來源，這的確不能不算是遺憾！
然而解釋外國語裡中國貸詞的麻煩卻還不止於此。照我的看法，另外還有時間和空間的兩種困難：
凡是稍微知道一點漢語變遷史的人都應該明白，中國從周秦到現代，語音是隨著時代變遷的。假若拿著現代漢語的標準去衡量不同時代的貸詞，那就難免摸不著頭緒。例如「石」字中古漢語讀źĭäk，現代漢語讀，在西藏借字里把「滑石」讀作ha-sig，而把「玉石」讀作yü-si，「鐘乳石」讀作grun-ru-si。 (52) 「石」字的-k尾（西藏寫作-g）在前一個例里仍舊保存，在後兩個例里卻完全丟掉。這正可以顯示三個字並不是在同一時代從內地借去的。如果單以現代音為標準就不能確認sig和si所對的原來是同一個字，並且把這可寶貴的音變佐證也忽略掉了。藏文借字的時代有明文可考的，咱們可舉「筆」字作例。漢文的「筆」字藏文借字作pir。據《唐會要》說：吐蕃王弄贊贊普（）請唐高宗（650—683A．D.）派遣造紙筆工人。 (53) 可見毛筆至晚在7世紀已經輸入西藏了，古漢語的-t尾許多中亞語都用-r來對，所以pir恰是古漢語piět很精確的對音。准此類推，像「蘿蔔」作lá-bug或la-p『ug，「鋏子」作a-jab-tse，保存了中古音的-k尾或-p尾。它們借入藏語的時代一定比「粟米」su-mi或「鴨子」yā-tse早得多。因為「粟」（sǐwok）的-k尾和「鴨」（* âp）的-p尾，在後兩個借字里都不見。 (54)
漢語貸詞在方言裡的分歧也正像在古今音中的差異一樣。中國首先和馬來人的貿易以廈門或其他閩南人居多。所以不單閩南語裡滲入許多馬來語詞，就是馬來語裡的漢語貸詞也都限於這一隅的方言，旁地方的人很難辨識它是從中國借去的。例如馬來語裡的angkin借自「紅裙」，bami借自「肉麵」，bak或bek借自「墨」，tjit借自「拭」，niya借自「領」，tehkowan，tehko借自「茶罐」、「茶鼓」……凡是能說廈門語的一看見上面這些漢字就會讀出很相近的，，，，，，，等等聲音；反之，他們聽見那些馬來聲音也會聯想到這些漢字。 (55) 假設換一個旁的方言區里從來沒聽見過廈門或其他閩南方言的中國人，他無論如何也找不出相當的漢字來。這在從外國借來的字也有類似的現象。例如，梵文的Bodhidharma，在中國的禪宗經論里一向譯作菩提達摩或簡稱達摩，可是廈門人卻把它寫作陳茂。 (56) 這不單把這位禪宗初祖漢化了，而且照廈門音讀起來，陳茂的確和達摩沒有什麼大分別。同樣，回教的教主Mohammed普通都譯作穆罕默德，可是趙汝在《諸蕃志》里卻把他寫作麻霞勿。 (57) 這兩個人名用普通話讀起來相差很多，從後一個譯名絕對找不出它和Mohammed的淵源來。不過，假如咱們請一位廣東人念「麻霞勿」三字，豈不是很好的對音，比「穆罕默德」更貼切嗎？
近百年來，中國和英美的接觸最多，語言上的交互影響當然也最大。關於漢語裡的英文借字，我在上文已經約略提到，這裡我想再舉幾個從漢語借到英文裡的例。中國對外貿易以絲、瓷、茶為大宗，所以咱們先從這三種東西說起。
現在英語的silk（絲）中世英語作silk或selk，它是從盎格魯—撒克遜語seolc，seoloc演變來的；和古北歐語silki，瑞典丹麥語silke，立陶宛語szilkai，俄語shelk'，拉丁語sericum，sericus，希臘語sēres，sērikos都有關係。英語裡的seres，seric，sericeous，serge，sericulture等都是它的孳乳字。 (58) 漢語「絲」字的現代音和中古音雖然和印歐語裡的各種語詞不太切合，可是它的上古音就有幾個音素可以和它們比較。所以印歐語裡這些關於「絲」的語詞無疑是從中國借去的。從歷史來講，絲業最初是中國發明的，也是我們物質文明最早傳布到全世界的。我們養蠶和繅絲的方法在3世紀的時候傳到日本。先是，日本派了幾個高麗人到中國來學習，這些人回到日本去的時候帶回了四個中國女子專教皇宮裡的人各種紡織的技術。後來日人在Settsu省為這四個女子建了一座廟以紀念她們的功德。相傳在5世紀的時候，有一個中國公主把蠶種和桑籽縫在她的帽子裡，然後經和闐越蔥嶺而傳到了印度。等到地中海的人學會養蠶的時候已經是6世紀了。當時羅馬皇帝茹斯逖年（Justinian）派了兩個波斯僧侶到中國來學習各種繅絲和紡織的秘密。在公元550年左右，這兩個僧侶把蠶種藏在一根竹竿里才帶到了君士坦丁，於是，「西歐1200多年的絲業都發源在這竹管里的寶藏」。 (59) 歐洲人所以叫中國作Sěres或Sěrres，正可見他們心目中的中國就是產絲的國家。西洋人對於蠶能吐絲的事實好久不能了解，於是發生了很有趣的觀念。有的人以為絲是一種植物，生長在樹上。在15世紀的時候有一個英國人說：「有一種人叫Serres，他們那裡有一種樹上長著像羊毛一般的葉子。」因此英國人常稱絲作「中國羊毛」（Serres' wool）。這種觀念的歷史很古，羅馬詩人Virgil［維吉爾］就說過：
How the Serres spin，Their fleecy forests in a slender twine．
（中國人把他們羊毛的樹林紡成細紗。）
一直到16世紀，Lyly的書里還記載著很奇怪的傳說，以為絲的襯衫能使皮膚出血！ (60)
後來中國和西歐的海上交通發達起來，我們輸出的絲織品的種類也漸漸多了。於是流行在英國的貸詞，有Cantoncrape（廣東縐紗）或China-crape（中國縐紗），有pongee（本機綢），Chefoo silk（芝罘綢）或Shantung silk（山東綢）。此外像pekin指北京緞，nankeen指南京黃棉布，那又從絲織品推廣到棉織品了。 (61)
可以代表中國文化的輸出品，除了絲以外就得算瓷器，我們中國的國名China也因此竟被移用。不過，Sěrres是用出產品代表國名，China卻是借國名代表出產品罷了。China和拉丁語Sinae，希臘語Thinai，印度語Cina都同出一源。關於它的語源，雖然有人以為它或者是公元前4世紀時馬來群島航海家指示廣東沿岸的名稱 (62) ，可是我個人還贊成它是「秦的對音」 (63) [5] 。當瓷器輸入歐洲的時候，英國人管它叫chinaware，意思就是ware from China（中國貨）。隨後chinaware的意思變成ware made of china（瓷器），末了把ware也省去了，於是就變成了china。現在「中國」和「瓷器」在英文裡的分別只是字首大小寫的區別。可是在說話里，Chinaman（中國人），chinaman（賣瓷器的人），甚至於和chinaman（瓷人）三個字的第一音段讀音是一樣的，只是第二音段的元音，因為輕重讀的不同，分成［ə］和［æ］兩音罷了。
中國的瓷器最初是16世紀的葡萄牙人帶到歐洲去的。他們不像英國人那樣含糊地叫「中國貨」，而特別取了一個名字叫它porcellana（後來變成英文的porcelain），意思就是「蚌殼」，他們把那光潤乳白的質地比作螺甸那樣可愛。
英國的陶業到18世紀才有，以前都是依靠著中國輸入大量的瓷器。隨著陶業的發展，許多技術上的名詞也進了英文。起先他們由中國輸入不可缺的原料如「高嶺土」（kaoling）和「白土子」（petuntze）。kaoling是江西景德鎮西北高嶺的譯音。高嶺土亦叫做china-clay，porcelain-clay或china-metal。白土子也是原料之一，但是沒有高嶺土價值貴。這兩種原料配合的成分「好的瓷各半；普通的用三分高嶺土對六分白土子；最粗的也得用一分高嶺土對三分白土子」 (64) 。製成瓷器以後，第二步當然要加彩色，於是china-glaze，china-paints，china-blue，china-stone種種瓷釉的名稱也跟著來了。最初他們著重模仿中國瓷器上的花紋，所以「麒麟」（chilin or kilin）、「鳳凰」（fenghwang）和「柳樹」（willow pattern）也被他們學去了。柳樹花紋是英人Thomas Turner在1780年輸入英國的。後來這個圖案很受歡迎，於是日本商人看到有機可乘，就大量的仿造，用廉價賣給英美的平民。 (65)
第三種代表中國文化的出產品就要推茶了。這種飲料在世界文明上的貢獻恐怕不亞於絲和瓷。中國飲茶的風氣從唐時才開始盛行起來 (66) ，但張華《博物志》已經有「飲真茶令人少眠」的話，可見茶有提神止渴的功用晉朝時候的人早就知道了。外國流行一個關於茶的傳說，也可證明它的功用。相傳印度的和尚菩提達摩（Bodhidharma）發願要睜著眼打坐九年。三年終了的時候他發覺兩隻眼睛閉上了，於是割去了眼皮繼續打坐。到了第六年終了正疲倦要睡的時候，偶然伸手從身旁的一棵樹上摘下一個葉子來含在嘴裡，頓覺精神百倍，使他達到九年不睡的初願。 (67)
歐洲最早的茶商是葡萄牙人。 (68) 他們在16世紀的末葉到中國來買茶，那時他們採用普通話的讀音chaa。後來遠東的茶葉都操在荷蘭人的手裡。這些荷蘭人都集中在南洋一帶，所以廈門人先把茶葉由中國運到爪哇的萬丹（Bantan） [6] ，然後再用荷蘭船載往歐洲各國。廈門口語管茶叫做，荷蘭人也跟著讀téh。因此歐洲人凡是喝荷蘭茶的像法、德、丹麥等國的人都採用廈門音（例如法語thé，德語Tee或Thee，較早的歐洲音tā），而喝大陸茶的俄、波、意諸國都保持官音（例如，意語cia，俄語、，葡萄牙語o chá ）。英國最早也採用官音（例如Thomas Blount在1674年的作品裡就拼作cha），後來因為大量的購買荷蘭茶的關係才把cha廢掉而改用tea。Tea在英文裡最初的出現，是1615年東印度公司一個職員威克涵（Wickham）的信里；1600年9月28日裴匹斯（Samuel Pepys）的日記里又拼作teen。 (69) 起初英人把茶看作一種極珍貴的飲料，後來漸漸變成一般平民不可少的日用品。同時英人也不專靠荷蘭茶商的供給，他們自己到中國來採購各地名產。一時茶類名目的繁多引起了下面四句詩：
What tongue can tell the various kinds of tea？
Of Black and Greens，of Hyson and Bohea；
With Singlo，Congou，Pekoe and Souchong，
Cowslip the fragrant，Gunpowder the strong．
Bohea就是福建的「武夷」，Pekoe是「白毫」，Congou是所謂「工夫茶」，Hyson是「熙春」，Cowslip是「牛舌」，Gunpowder近於我們所謂「高末兒」。在這首詩以外的還有Twankay「屯溪」，Keemun「祁門」，Oolong「烏龍」，Young Hyson或Yü-chien「雨前」，也隨著茶葉輸入到英文裡去。茶葉以外還有磚茶（brick-tea）、瓦茶（tile-tea）和粒茶（tisty-tosty）等，那只是質地和形狀上的區別罷了。
一部分英國人以為飲茶可以使人懦弱，所以管好喝茶的人叫tea-spiller或tea-sot。從茶字英文也產生了一個成語：「to take tea with」，意思是和人計較，特別是含敵對的意思。這也許由上海所謂「吃講茶」來的。因為吃茶的習慣，英國人在日常生活里增加了不少新東西：像tea cloth（茶巾），teapot（茶壺），teacup（茶杯），teakettle（開水壺），tea urn（茶罐），teaspoon（茶匙），tea table（茶桌），teatray（茶盤），teaset（茶具），tea rose（茶香月季），tea biscuit（茶餅），tea gown（茶禮服），tea party或tea fight（茶話會），tea service（備茶，清茶恭候）等等，都是從茶的文化輸入英國後才產生的。我國近來所用「茶話會」的名詞和辦法也恰好像管牛肉汁叫「牛肉茶」（beef tea）一樣，它們都是中國字到外國旅行一趟，沾染上些洋味兒又回到本國來了。 (70)
除了茶葉之外，我們還有好多種植物移輸入英美去。屬於花草類的有china-aster（藍菊），china-rose（月季），china-berry（楝樹），china-pink（石竹）等；屬於水果類的有china-orange也叫mandarin orange（金錢橘），loquat（櫨橘或枇杷），litchie（荔枝），cumquat（金橘），whampee（黃皮）；屬於蔬菜的有pakchoi，petsai或Chinese cabbage（白菜），china-squash（南瓜），china-pea（豌豆），china-bean（豇豆）等；屬於藥材類的有ginseng（人參），galingale（莎草或高涼姜） (71) ，chinaroot（菝葜根）等。此外還有中國的苧麻（china-grass或china-straw），據說是自然界中最堅固的纖維；由桐樹上所榨取的桐油（tung-oil或wood-oil），它在抗日戰爭時幾乎變成我國唯一換取外匯的輸出品。
咱們再看看有關商業和海上生活一類的字。西洋人來和咱們通商，第一當然要明了中國的度量衡和幣制。有些名詞像「細絲」（sycee），「兩」（liang），「里、厘」（li），他們就用「聲音替代」法直接借過去。「細絲」本來是指銀子的紋理，後來就變成了「元寶」的別名。不過，中英貿易本來是由南洋漸漸北移到沿海的中國本土，因此有些名詞英國商人就懶得譯音，而採取他們熟識的馬來字來代替：teal（銀兩），catty（斤），picul（擔）等，便都是這一類。關於海上生活的字，像typhoon是「大風」的對音，咱們在上文已經討論過了。除此之外，sampan（舢板），tanka（疍家）一類的字也可以給「浮家泛宅」的疍民生活映出一張小照。上海自從道光二十二年（1842）開作商埠後成了國際貿易的重心，所以shanghai這個字在英文裡的意義也特別多。它除去代表一種雞（據說能生雙黃蛋）、一種油（恐怕就是桐油）和一種槍以外，還代表一種綁票的行為。當一隻船上缺少水手時，常到岸上找一個人，把他用藥酒灌醉，叫他在船上做苦工。這種主動行為叫「to shanghai」，被害方面叫「to be shanghaied」。上海還有一種中西交通［交流］的特產就是洋涇浜英語。這種語文英美人叫pidgin或pigeon English。據說pidgin是中國人誤讀英語business的訛音。因為中國人不會讀business，遂致錯成pidgin，有些人說受葡萄牙語occupaçao（前二節丟了）的影響，此字亦拼作pigeon。洋涇浜英文 [7] 的確是中英雜糅的結晶，是由一個不懂得英語的中國人和一個不懂中國語的英國人要想交換意見，自然而然產生的。它應用中文語法和有限的英文訛讀字，臨時湊成一種語言工具。應用的時候，雙方各佐以手勢和種種臉上的表情，隨機應變。類似pidgin方式產生的字，咱們可以舉cumshaw作例。這個字雖然有人以為粵語「感謝」的音譯，可是很可能是commission的誤讀。因為cumshaw的意思並不限於「禮物」、「小賬」，而實在含有「佣錢」的意思在裡頭。 (72)
此外，由我國近代史實或官制借到英文裡去的，有Taiping（太平天國），Boxer（義和拳），Kuomintang（國民黨），yamen（衙門），tupan（督辦），tuchun（督軍） (73) ，tsungli（總理），tipao（地保）等等；由我國輸出的玩藝兒得名的，有tangram（七巧圖），fire-craker（爆竹），gold-fish（金魚），Chinese-tumbler（搬不倒兒），Chinese-lantern（紙燈籠）等等；甚至於連代表「本位文化」的賭博：「番攤」（fan-tan）和「麻將」（mahjong），在英美的交際場上也都不是陌生的語詞了！Chopsuey起初不過是一碟普通的「抄雜拌兒」，推究語源只是「雜碎」的對音。可是現在它已成了中國菜的總名，連紐約極大的餐館，像羊城、頂好、上海飯店也都用chopsuey house作招牌。外國人吃中國飯的大障礙顯然是那雙筷子，起初他們譯作nimble sticks，不過現在還是叫chopsticks最普通。由我們的民間用語流入英文裡的，可以拿feng-shui（風水）作代表。Joss這個字本來是pidgin英語從葡萄牙文Deos（神）借來的，在中國特指神的偶像。於是他們管中國的佛堂叫Joss-house，廟裡邊的香叫Joss-stick。 (74)
中國素號「禮儀之邦」，咱們傳統的繁文縟節不免給西洋人很深刻的印象。有時他們覺得咱們過分的拘泥禮節了。法國人很幽默地把一切繁文縟節叫做Chinoiserie。這個字的精彩很快地被英國人所賞識，於是就借了去變成chinesery。 (75) 咱們還有時為顧全對方的面子起見不肯當時表示異議，英國人管這種虛偽叫做Chinese compliment。說到「顧全面子」恐怕是我們對於英文最得意的貢獻了。在英文常用的成語裡有「to save one's face」一句話，據《牛津字典》記載這句話的來源說：
Originally used by the English community in China，with reference to the continual devices among the Chinese to avoid incurring or inflicting disgrace．The exact phrase appears not to occur in Chinese，but 「to lose face」（丟臉），and 「for the sake of his face」（為他的面子）are common．
可是在《韋氏字典》卻承認「to lose face」在美國的普遍性了。 (76)
在舊禮節中，外國人頂不習慣的是跪拜禮。所以《牛津字典》里對於kowtow（叩頭）這個字有一句富有幽默的描寫：
The Chinese were determined they should be kept in the constant practice of the koo-too，or ceremony of genuflection and prostration． (77)
其實中國人哪裡都是常常屈膝叩頭的呢！武清郭琴石（家聲）師有一首詠叩頭蟲詩說：「如豆形骸不自休，黑衣未脫便包羞。有生直合為強項，此豸緣何但叩頭？只要眼前容請放，焉知皮里蓄陽秋！倘教拒斧能相識，一怒真應嫉若讎！」 (78) 它很可以代表一部分「有生直合為強項」的中國人的抱負！在近代中國外交史上還有一段關於叩頭的故事：當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英國的亞墨哈斯（Lord Amherst）奉使來華，因為不肯在覲見時遵行跪拜禮，清廷就勒令他回國，並有「嗣後毋庸遣使遠來，徒煩跋涉」的話！這場關於「叩頭」的糾紛，有清仁宗為英使亞墨哈斯來華致英王的敕諭為證：
……爾使臣始達天津，朕飭派官吏在彼賜宴。詎爾使臣於謝宴時即不遵節禮。朕以遠國小臣未嫻儀度，可從矜恕。特命大臣於爾使臣將次抵京之時，告以乾隆五十八年使臣行禮悉跪叩如儀，此次豈容改異？爾使臣面告我大臣以臨期遵行跪叩，不至愆儀。我大臣據以入奏。朕乃降旨於七月初七日令爾使臣瞻覲；初八日於正大光明殿賜宴頒賞，再於同樂園賜食；初九日陛辭，並於是日賜游萬壽山；十一日在太和門頒賞，再赴禮部筵宴；十二日遣行：其行禮日期儀節，我大臣具體已告知爾使臣矣。初七日瞻覲之期，爾使臣已至宮門，朕將御殿，爾正使忽稱急病，不能動履。朕以正使猝病，事或有之，因只令副使入見。乃副使二人亦同稱患病，其為無禮，莫此之甚！朕不加深責，即日遣令回國！…… (79)
相傳這裡面還有中國官吏從中撥弄的內幕。不管怎樣，這總算中國外交史上一段有關「叩頭」的趣事。英文裡還有chin-chin一字，本來是我們的口頭語「請請」的譯音。《牛津字典》上說「請請」是「A phrase of salutation」，照它所引證的例句來看：
We soon fixed them in their seats，both parties…．repeating chin chin ，chin chin ，the Chinese term of saluation．［1795 Symes，Embassy to Ava 295（Y．）］
這句話里的「請請」分明是讓座的意思，並不是問好，不過展轉引申，漸漸地變成致敬的意思：
On the thirty-sixth day from Charing-cross a traveler can be making his chin -chin to a Chinese mandarin．（1885 Paul Mall G．15 Apr．4/1）
後來索性變成動詞「to salute，greet」：
She「Chin -chins 」the captain，and then nods her pretty head．（1959 All Y．Round No．1，18．） (80)
這未免以訛傳訛，離開本義很遠了。
以上關於中國話借進來或借出去的語詞已經拉雜地舉了好些例子，可是這僅僅是漢語借字研究的起例發凡。我很希望後起的同志能夠受我這一點兒示例的啟發更有進一步的探討。最後我且引帕默的話作本章的結束：
從語言借字的分析，可以看出文化的接觸和民族的關係來。這恰好像考古學家從陶器、裝飾器和兵器的分布可以推出結論來一樣。 (81)
咱們應該知道借字在語言研究中的重要，但咱們切不可陷於牽強附會的錯誤。正確的結論是由充實的學問、緻密的方法、矜慎的態度追尋出來的。
注釋
[1] 《漢書·西域傳》烏弋山離國條「有桃拔、師子、犀牛」，孟康曰：「師子似虎，正黃有耏，尾端大如斗。」師古曰：「師子即《爾雅》所謂狻猊也。……耏亦頰旁毛也，音而。」這裡所記是當時西域情況，與《後漢書·班超傳》所記事，時代相近。
[2] 東胡（Tungus），今通譯通古斯。後文即作通古斯。
[3] 葡萄，1956年11月15日，波蘭漢學家赫邁萊夫斯基（Janusz Chmielewski）在北京大學中文系舉辦的學術報告會上作了題為《以「葡萄」一詞為例論古代漢語的借詞問題》的講演，譯文發表於《北京大學學報》1957年第1期，他廣泛列舉了材料，但沒有提及羅常培先生的書（估計是沒有看到），結論與羅先生相同。前文述及大夏國都城Bactria。該地，《景教碑》對文作Balh，《北史》之「薄羅」，《大唐西域記》之「縛喝」，耶律楚材《西遊錄》之「斑城」，《元史》之「班勒紇」、「巴里黑」，《明史》之「把力黑」等，當皆指其地。《西遊錄》稱，這一帶「多蒲桃（葡萄）梨果」，葡萄所釀之酒，「味如中山九釀」。舊中山國產美酒，今河北定州發現其釀造場所。
[4] 吉拉基語，屬印歐語系伊朗語族，居民分布在裏海東南岸及附近山區，使用人口約兩百萬。
[5] 《大唐西域記》卷五記有羯若鞠閻國戒日王和玄奘的談話。王曰：「嘗聞摩訶至那國有秦王天子……大唐國者，豈此是耶？」對曰：「然。至那者，前王之國號，大唐者，我君之國稱。昔未襲位，謂之秦王，秦王今已承統，稱曰天子。……」「至那」即China（秦）的對音。
[6] 萬丹（Bantan），拉丁字母寫法現作Bantam，為爪哇蘇丹舊地，16—18世紀為與歐洲最重要的貿易港口。今為廢墟。
[7] 「有些人……洋涇浜英文」，1950年版作「因為中國人不會讀business，遂致錯成pingin，再以訛傳訛就變成『鴿子』（pigeon）了！『鴿子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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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 Sapir, Language , p. 205.
(2) Thomas Watters, Essays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以下簡稱Chinese Language ), Shanghai, 1889, p. 350.
(3) Berthold Laufer, The Si-hia Language,《通報》Toung Pao (以下簡稱T. P. ) s. Ⅱ, ⅩⅦ (1916),p. 81；還有他的The Language of the Yüe-chi or Indo-Scythians, Chicago, 1917, p. 4; Chinese Pottery of the Han Dynasty ，pp．236-245．
(4) Edouard Chavannes, Les Pays Occident d'après le Heou Han Chou, T. P. s. Ⅱ, Ⅷ (1907),p. 177,note 5, 「符拔, 獅子」；Trois Généraux Chinois de la Dynastie des Han Orientaux, T. P. s. Ⅱ, ⅤⅡ（1906）, p．232．
(5) Paul Pelliot, T. P．s. Ⅱ, ⅩⅪ (1922), p. 434,note 3, (Review to G. A. S. Williams' A Manual of Chinese Metaphors , p. 128).
(6) cf Horn, Mémoir de Societé de Linguistique , ⅩⅨ (1915), p. 132.
(7) Bernhard Karlgern, 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以下簡稱B. M. F. E. A ) No. 5 (1934), p. 30, Stockholm.
(8) 在江上波夫（Egami Namio）和水野廣德（Mizuno Kotoku）的Inner Mongolia and the Region of the Great Wall pp. 103-110（Tokyo and Kyoto, 1935）列有目錄。
(9) 《觀堂集林》貳貳「胡服考」，頁2。
(10) P. Pelliot, L Édition Collective des oeuvres de Wang Kuowei, T. P. XXVI (1929), p. 141; Shiratori Kurokichi,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t. of the Tokyo Bunko (東洋文庫) No. 4,5(Tokyo, 1929), p. 5.
(11) Peter Boodberg, Two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Frontier,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以下簡稱H. J. A. S.) I, 1936, p. 306, n. 79.
(12) Kovalevskij, Dictionaire Mongol-Russe-Francsais , Ⅱ. p. 1373.
(13) Otto Maenchen-Heilfen, Are Chinese Hsi-pi and Kuolo IE Loanwords?Language ，ⅩⅪ, 4 (1945), pp. 256-260.
(14) 游國恩《先秦文學》云：「作《大招》者非景差亦非屈原，蓋秦漢間人模擬《招魂》之作，不必實有其所招之人也。……觀其篇首無敘，篇末無亂，止效《招魂》中間一段；文辭既遠弗逮，而摹擬之跡甚顯，其為晚出，殆無疑焉。」游氏並舉「鮮甘雞」一段言楚者三，及「青色直眉，美目媔只」中「青」字為秦以後語為證。（頁157-159）［商務印書館，1933］
(15) Thomas Watters, Chinese Language , p. 433；何健民譯，藤田豐八著《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頁115［商務印書館，1936］；馮承鈞《諸蕃志校注》，頁132、133［商務印書館，1940］；季羨林《論梵文的音譯》，1949年，頁29、30。
(16) 'Sogdiana', Sitzungsher. Wiener Akad. , 1877, p. 133.
(17) The Intercourse of China with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in the 2nd Century B. C.,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以下簡稱J. R. A. S. ), China Branch ⅩⅣ (1879),pp. 5, 190．
(18) Fremde Einflüsse in der Chin. Kunst , p. 25; and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以下簡稱J. A. 0. S. ) ⅩⅩⅩⅦ (1917), p. 146.
(19) Berthold Laufer, Sino-Iranica, pp.. 225-226; cf. Horn, Neupersische Etymologie , No. 155.
(20) Edouard Chavannes, T. P. s. Ⅱ, Ⅵ, (1905), p. 514．
(21) 楊志玖《葡萄語源試探》，全文載青島《中興周刊》第6期，頁11-14，1947。
(22) B. Laufer, Loanwords in Tibetan, T. P. s. Ⅱ, ⅩⅦ (1916), p. 500, No. 206．
(23) B. Laufer, Sino-Iranica , p. 212．
(24) 'Pamir-Dialekte', Sitzungsber. Wiener Akad , 1880, p. 792.
(25) T. Watters, Chinese Language , p. 343；並參閱藤田豐八《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中「宋代市舶司及市舶條例」，頁241；馮承鈞《諸蕃志校注》，頁117-118。
(26) 《沈下賢文集》，《四部叢刊》，本頁8。
(27) 北京圖書館藏抄本《晏元獻類要》卷二十九，「雜曲名」條「五天柘枝橫吹」，原註：「《古今樂府錄》曰：胡樂也。」
(28) 《劉夢得文集》卷五。
(29) 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頁94-95［1933，1957］。
(30) 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續編》——伯希和《高麗史中之蒙古語》，頁78，系讀白鳥庫吉《高麗史に見えわゐ蒙古語之解釋》（東洋學報第18卷pp．72-80，東京，1929）的提要 。
(31) 這四條例子裡的阿拉伯文對音都承馬堅教授指示，特此聲謝！
(32) Thomas Watters, Chinese Language , pp. 328-331.
(33) sago中國也寫作砂穀或西谷。在安南作saku，印度作sagu，馬來作sagu。Grawford（Des Diet. Indian Isl.）以為這個字根本不是馬來語，應該是從摩鹿加群島（Molucca Islands）的土語演變而來的。參看Thomas Watters前引書pp. 342-343。
(34) 關於近代語借字所分的四類參看羅常培「Chinese Loanwords from Indic 」稿本，pp．3，4。
(35) Gustav Schlegel, Chinese Loanwords in the Malay Language, T. P. I (1890), pp. 391-405.
(36) Berthold Laufer, Loanwords in Tibetan, T. P. s. II, ⅩⅦ (1916), pp. 403-552．
(37) 李方桂《龍州土語》，南京，1940，pp．20-36，Some Old Chinese Loanwords in the Tai Language, H. J. A. S. Ⅷ, p. 344 (March, 1945), pp. 332-342.
(38) Ko Taw Seim, Chinese Words in the Burmese Language, India Antiquiry , ⅩⅩⅩⅤ (1906), pp. 211-212.
(39) 佘坤珊《英文裡的中國字》，《文訊》第1期，頁5-17，貴陽文通書局。
(40) 伯希和《蒙古侵略時代的土耳其斯坦評註》，見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三編，頁40。
(41) 同上書，頁42。
(42) 李思純《元史學》［中華書館，1927］第三章頁126-127引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實錄》，頁33和該書敘論頁59 。
(43) Thomas Watters, Chinese Language , pp. 356-366.
(44) Henry Yule and A. C. Bumell, Hobson—Jobson , New edition, edited by William Crooke, pp. 947-950; G. Schlegel, Etymology of the Word Taifun, T. P. Ⅶ (1396), pp. 581-585.
(45) Edward Sapir, Language , pp. 210-211.
(46) Leonard Bloomfield, Language , pp. 455-456.
(47)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上：「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馬城……土人呼果為阿里馬，蓋多果實，以是名其城。……土人惟以瓶取水，戴而歸，及見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諸事畢竟巧。』桃花石謂漢人也。」《叢書集成》，本頁12。
(48) F. Hirth, Nachwörte zur Inschrift des Tonjukuk , p. 35.
(49) 桑原騭藏說見其所著《宋末提舉市舶西域人蒲壽庚之事跡》，頁135-143（陳裕菁譯《蒲壽庚考》頁103-109；馮攸譯《中國阿拉伯海上交通史》頁132-143），又《史林》第7卷第4號頁45-50。參閱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頁25，注1。
(50) 參考沙畹（Edouard Chavannes）撰《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Occidentaux , pp. 230-246）。因年代不合而不能考訂Tabghač為唐朝，此說Yule在1866年早已說過了（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 Ⅰ, L Ⅲ）。
(51) P. Pelliot, L'orgine du Nom de "Chine", T. P. s. Ⅱ. ⅩⅢ (1912), pp. 727-742；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伯希和《支那名稱之起源》，頁45-46。俄語稱中國為Китай［k『i-t『ai］，即契丹之譯音。
(52) B. Laufer, Loanwords in Tibetan, T. P. s．Ⅱ, ⅩⅦ (1916), pp. 509, 521.
(53) 《唐會要》卷九十七，頁三下。聞人詮本卷一四六上，3a 。
(54) 關於藏文借字各例，參看Laufer前引文，T. P. s. Ⅱ, ⅩⅦ (1916), pp. 503, 508, 518, 522。
(55) 參看Gustav Schlegel, Chinese Loanwords in the Malay Language, T. P. Ⅰ (1890), pp. 394, 400, 402, 403；羅常培《廈門音系》，北京，1930。
(56) Thomas Watters, Chiness Language , pp. 393-394.
(57) Friedrich Hirth and W. W．Rochhill, Chau Ju-kua ,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12th and 13th Centuries, entitled Chu-fan-Chih , St. Petersberg, 1912, pp. 116-120.
(58) 參看《牛津字典》Ⅸ, si, p. 46; Walter W. Skeat, A Concise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 p. 485; Webster's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e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 2nd. Ed., pp. 2285b-2337b.
(59) Encyclopadiadia Britanica , vol. 20 (14th ed.), pp. 664-666.
(60) 佘坤珊《英文裡的中國字》，《文訊》第1期，頁7。
(61) 同上書，頁6-7。
(62) 勞佛（B．Laufer）The Name China（《支那名稱考》），T．P．s ．Ⅱ，ⅩⅢ（1912），pp．719-726。
(63) 伯希和（P．Pelliot）Deux Intinéraires de Chine en Inde，B．E．F．E．O ．Ⅳ（1901），pp．143-149，又T．P．s ．Ⅱ，ⅩⅢ（1912）．727-742（見前）。
(64) Encylopadia Britanica ，vol．5，p．549，china-clay：《牛津字典》Ⅱ，35 Ⅰ，又Ⅴ，p．652。
(65) 佘坤珊《英文裡的中國字》，《文訊》第1期，頁7-9。
(66) 封演《封氏聞見記》：「李季卿宣慰江南，時茶飲初盛行。陸羽來見。既坐，手自烹茶，口通茶名，區分指點，李公心鄙之。茶罷，命奴子取錢三十文酬茶博士。」按陸羽於上元初（760 A．D．）隱苕溪，則茶飲盛行於8世紀中葉。
(67) Encyclo padia Britanica ，vol．21（14th ed．），p．857．
(68) 關於茶的最早記錄，在852年有阿拉伯sēkh字見於Relation des Voyages faits par les Arabes et les persons daps l'Indie et à la Chine dans le Ⅸ e Siècle de l'ere Chritienne ，Reinaud譯本Ⅰ，p．40又作Chai Catai，見1545年Ramusio Dichiaratione ，in Ⅱ，p．15；參閱Hobson-Jobson，new edition，pp．905-908．
(69) W．W．Skeat，A Concise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p．545，Encyclo padia Britanica ，vol．22（14th ed．），p．857．
(70) 佘坤珊《英文裡的中國字》，《文訊》第1期，頁9-12。
(71) 高涼姜現廣東稱良姜。漢高康縣，三國時名高良郡，今廣東高州。此字在中世紀時西行路線，一般以為是漢語（廣東）-波斯語-阿拉伯語-法文-英文。 在英國有極長久的歷史。《牛津字典》上說：galingale大概是來自中文的「koliang kiang」，意思是「mild ginger from ko 」，a prefecture in the province of Canton．這種姜除了當藥用之外，主要是作烹飪里的香料。凡是中古歐洲的廚子都要會用這不可缺少的調味姜。英詩人喬叟（Chaucer 1340-1440）在他的Canterbury Tales 里曾經描寫他的廚子有專門手藝做姜煨小雞，說：
A cook they hadde with hem for the nones，
To boille the chiknes with the marybones，
And poudre-marchant tart，and galingale．
可是遠在喬叟以前350年，英文已經發現有Galingale 這個字。它也寫作galangal。參看Rev．G．A．Stuart，Chinese Materia Medica ，pp．31-33。按馬堅教授云：阿拉伯人譯高涼姜為khu1injān，傳入德國變成galingal，傳入英國後再變為galingale。
(72) 佘坤珊《英文裡的中國字》，《文訊》第1期，頁12-14。
(73) 由這個字演生的還有tuchunate和tuchunism兩個字。
(74) 佘坤珊頁14-16。
(75) 《簡明牛津法文字典》，p．163，a；《牛津字典》Ⅱ，p．354；《韋氏字典》pp．468-469；向達說：「Chinoiserie一詞始於18世紀，其時它的字義指著一種中國風尚。Reichwan的China and Europe 一書有專章討論它。」
(76) 《牛津字典》Ⅸ，p．137；《韋氏字典》p，1460，C。
(77) 《牛津字典》V，p．753。
(78) 《忍冬書屋詩集》，叄，七。
(79) 《清仁宗實錄》，叄貳零，五，王先謙《東華錄》嘉慶肆貳，一；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Modern Chinese History selected Readings ，Shanghai，1923，pp．11-13．
(80) 《牛津字典》Ⅱ p，352，Hobson -Jobson ，pp，200-201。
(81) L．R．Palmer，Modern Linguistics ，p．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