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漫談 · │語文常談│

從圖畫到「念念有詞」 〔1〕 自從有了人類，就有了語言。世界上還沒有發現過任何一個民族或者部落是沒有語言的。至於文字，那就不同了。文字是在人類的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才出現的，一般是在具有國家的雛形的時候，直到現在，世界上還有很多語言是沒有文字的，也可以說，沒有文字的語言比有文字的語言還要多些。最早的文字也只有幾千年的歷史，而且就是在有文字的地方，直到不久以前，使用文字的也還是限於少數人。 文字起源於圖畫。最初是整幅的畫，這種畫雖然可以有表意的作用，可是往往意思含胡不清，應該怎麼理解取決於具體環境，例如畫在什麼地方，是誰畫的，畫給誰看的，等等。這種圖畫一般都比較複雜，這裡設想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比如畫一個井，裡邊畫三隻兔子。如果是一個獵人畫在一棵樹上的，就可能是表示附近的陷阱里有三隻兔子，要後邊來的夥伴處理。如果是畫在居住的洞壁上的，就可能表示獵人們的願望，這種畫有法術的作用，那裡邊的三隻兔子就不是確實數目而只是許多兔子的意思。 圖畫發展成為文字，就必須具備這樣一些特點：（1）把整幅的畫拆散成個別的圖形，一個圖形跟語言裡的一個詞相當。（2）這些圖形必得作線性排列，按照語言裡的詞序。比如先畫一個井，再畫三個直道兒或橫道兒，再畫一個兔子，代表「阱三兔」這樣一句話。如果把三個道兒畫在井的前邊，就變成三個陷阱里都有兔子的意思了。（3）有些抽象的意思，語言裡有字眼，不能直接畫出來，得用轉彎抹角的辦法來表示。比如畫一隻右手代表「有」，把它畫在井的後邊，就成為「阱有三兔」。這種文字是基本上象形的文字，但是可以念，也就是說，已經跟語言掛上鉤，成為語言的視覺形式了。 到了這個階段以後，為了便於書寫，圖形可以大大簡化（圖案化，線條化，筆劃化），絲毫不損害原來的意思。從漢字形體變化的歷史來看，甲骨文最富於象形的味道，小篆已經不太像，隸書、楷書就更不用說了。從形狀上看，第二階段的零碎圖形和第一階段的整幅畫很相似，第三階段的筆劃化圖形和第二階段的象形圖形可以差別很大。但是從本質上看，象形文字和表意畫有原則上的區別，而象形文字和後來的筆劃化的文字則純粹是字形上的變化，實質完全相等。 圖畫一旦變成文字，就和語言結上不解之緣。一個字，甚至是最象形的字，也必然要跟一定的字音相聯繫；表示抽象意思的字，筆劃化了的字，就更加離不開字音了。這樣，語言不同的人看不懂彼此的文字，哪怕是象形成分最多的文字。假如一個人的語言裡「有」和「右」不同音，他就不懂一隻手夾在一個井和三隻兔子中間是什麼意思。 文字發展到了這種「詞的文字」之後，仍然有可能進一步發展成純粹表音的文字，這將來再談。這裡所要強調的是：儘管文字起源於圖畫，圖畫是與語言不相干的獨立的表意系統，只有在圖畫向語言靠攏，被語言吸收，成為語言的一種形式（用圖形或筆劃代替聲音）之後，才成為真正的文字。 對於文字和語言的關係沒有好好思考過的人，很容易產生一些不正確的理解。很常見的是把文字和語言割裂開來，認為文字和語言是並行的兩種表達意思的工具。這種意見在我國知識分子中間相當普通，因為我們用的是漢字，不是拼音字。有人說，文字用它自己的形體來表達人的思維活動、認識活動。當人們寫文字的時候，目的在寫它的思想而不僅為的是寫語言；當人們看文字的時候，也只是看它所包含的內容，不一定把它當做語言；只有把它讀出來的時候，才由文字轉化為語言。這個話顯然是不對的。文字必須通過語言才能表達意義；一個形體必須同一定的語音有聯繫，能讀出來，才成為文字。如果一個形體能夠不通過語音的聯繫，直接表達意義，那就還是圖畫，不是文字。代表語言，也就是能讀出來，這是文字的本質，至於寫的時候和看的時候讀出或者不讀出聲音來，那是不關乎文字的本質的。事實上，教兒童認字總是要首先教給他讀音；不通過語言而能夠學會文字的方法是沒有的。粗通文字的人看書的時候總是要「念念有詞」，那怕聲音很小，小到你聽不見，你仍然可以看見他的嘴唇在那兒一動一動。完全不念，只用眼睛看（所謂「默讀」），是要受過相當訓練才能做到的。 有人拿阿拉伯數字和科學上各種符號作為文字可以超脫語言的例子。這也是只看見表面現象，沒有進一步觀察。數字和符號也都是通過語言起作用的，不過這些符號是各種語言裡通用，因此各人可以按照各自的語言去讀罷了。例如「1，2，3」可以讀成「一，二，三」，可以讀成「one, two, three」，可以讀成「один, два, три」，等等，但是不把它讀成任何語言的字音是不可能的。而況在任何語言的語彙里這種符號都只是極少數呢？ 繞口令為什麼會繞口 〔2〕 有一種民間文藝形式叫繞口令，又叫急口令，古時候叫急說酒令。例如，（1）「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兒，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兒」；（2）「板凳不讓扁擔綁在板凳上，扁擔偏要板凳讓扁擔綁在板凳上」。這種話說快了準會說錯字兒，比如把「葡萄皮兒」說成「皮條蒲兒」，把「扁擔」說成「板擔」，把「板凳」說成「扁凳」。這就叫繞口。繞口令為什麼會繞口呢？因為這裡頭有雙聲、疊韻的字。 什麼叫做雙聲、疊韻？用現在的名詞來解釋，雙聲就是兩個字的聲母相同，疊韻就是兩個字的韻母和聲調都相同。（如果不是完全相同，而只是相近，就只能叫做准雙聲，准疊韻。也有人不加分別。）剛才那兩個繞口令里的雙聲、疊韻關係，可以這樣來表示： （1） 上面用橫線連接的字是雙聲，底下用橫線連接的字是疊韻。雙聲和疊韻的字都是字音一部分相同，一部分不同。把許多這樣的字安插在一句話裡頭，說快了就容易「串」。 （2） 古人很早就發現漢語字音極容易發生雙聲、疊韻的關係，因而在語言中加以利用。例如古代有大量的「聯綿字」，或者是雙聲，或者是疊韻。雙聲的像「留連、流離、輾轉、顛倒、躊躇、踟躕、躑躅、囁嚅、鴛鴦、蟋蟀」。疊韻的像「逍遙、猖狂、綢繆、優遊、蹉跎、逡［qūn］巡、彷徨、徘徊」。現代的象聲詞也大都利用雙聲、疊韻關係，例如「丁當」是雙聲，「當郎」是疊韻，「丁令當郎」是又有雙聲又有疊韻。雙聲、疊韻的最廣泛的用處是在詩歌方面。 古四聲和普遍話四聲 「聲、韻、調」是了解漢語字音的基本概念，必須弄清楚。尤其是因為「聲」和「韻」都有不止一種意義。拼音方案里聲母的「聲」是一種意義，聲調的「聲」，平聲、上聲、去聲、入聲的「聲」又是一種意義。古時候只說「四聲」，現在為了跟聲母區別，才說「聲調」。 「韻」也有兩種意義。拼音方案里韻母的「韻」包括韻頭、韻腹、韻尾，可是不包括聲調。詩韻的「韻」就加上聲調的因素，「東」和「董」韻母相同，但不是一個韻；可是不計較韻頭，例如「麻、霞、華」是一個韻。疊韻的「韻」一般也不計較韻頭。 關於聲調，常說「四聲」，得區別古音的四聲和現代普通話的四聲。古音的四聲是平、上、去、入，普通話的四聲是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古音的平聲在普通話里分化成陰平和陽平，古音的入聲在普通話里分別變成陰平、陽平、上聲或去聲。有的方言裡，上聲、去聲、入聲也有分陰陽的，因此能有八個聲調，也有隻有五個、六個、七個的。 聲調是漢語字音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它的重要決不在聲母、韻母之下。有人以為聲調好像是外加的，是可以拿掉的，這是一種誤解。光寫一個ma、不標聲調，你不知道是「媽」，是「麻」，是「馬」，還是「罵」，乾脆就是讀不出來。有了上下文當然可以解決，可要是有上下文，去掉個把聲母也不礙事，比如看見「qí shang le tā de zǎo hóng…ǎ」，准知道是「騎上了他的棗紅馬」。說實在的，從遠處聽人說話，首先分辨不清的是聲母，其次是韻母，最後只剩下聲調還能辨別。前兩天，收音機里播送天氣預報的時候，我在另一間屋子裡，「最高氣溫攝氏」之後只聽到一個「 度」，可是我知道不是五度就是九度。有一位朋友曾經說過，有時一邊刷牙，一邊還能跟人搭話，這時候聲母韻母都不清楚，傳遞信息主要靠聲調。有人能用馬頭琴等樂器模仿唱戲，熟習那段戲詞的人就能從那聲調的高低升降上聽出字眼來。墨西哥的馬札特克人吹口哨吹出一句話的聲調，用來傳話。都是證明。 從前填詞、作曲，很講究四聲的分別，為的是使字兒和譜子協調，傳統的戲詞、大鼓書等也還顧到這一點，新編的歌曲就往往不怎麼照顧了。大概字兒文點兒，唱腔花點兒，聽眾也就不大意識到字的聲調；唱詞越近於說話，唱腔越質樸，四聲走了樣就越顯得彆扭——聽不懂不好受，聽懂了更難受。許多人不愛聽用漢語演唱的西洋歌劇，特別是裡邊類似道白的部分，就是這個緣故。 不必「談音色變」 中國的音韻之學開始在六朝。那時候好像人人都對語音感興趣似的。《洛陽伽藍記》里記著一個故事：有一個隴西人李元謙愛說「雙聲語」，有一天打冠軍將軍郭文遠家門口過，看見房子華美，說：「是誰第宅過佳？」郭家一個丫鬟叫春風的在門口，回答他說：「郭冠軍家。」李元謙說：「凡婢雙聲。」春風說：「佇奴慢罵。」連一個丫鬟也懂得用雙聲說話，文人學士更不用說了。 〔3〕 不知道為什麼語音現象後來變得越來越神秘起來。到了現在，連許多從事語文工作的人也「談音色變」，甚至把那簡單明了的漢語拼音方案也看成天書，不敢去碰它，查字典總希望有直音。可是小學生卻一點不覺得困難，很快就學會了。一般認為最難辦的是辨別四聲，小孩兒學起來卻毫不費力。我家裡有個八歲的孩子，剛進小學一年級不久，有一天問我：「一夜」的「一」該標第一聲還是第二聲？原來「一」字單說是陰平即第一聲，在去聲字之前是陽平即第二聲，「夜」是去聲字，「一夜」的「一」實際發音是陽平，但教科書按一般慣例，凡「一」字都標陰平，所以小朋友有疑問。這不證明學會辨別聲調並不是什麼艱難的事情嗎？ 異讀字 〔4〕 異讀字的情況比異體字複雜得多。異讀字可以按幾個讀音是否相近分成兩類，讀音相近的又可以按意義的異同分開來談。 讀音相近的，它們的差別或者是聲母不同，例如： 秘：mì，秘密；bì，便秘。 系：jì，繫鞋帶；xì，聯繫。 或者是韻母不同，例如： 薄：báo，紙很薄；bó，薄弱。 熟：shóu，飯熟了；shú，成熟。 或者是聲調不同，例如： 骨：gú，骨頭；gǔ，骨節、脊椎骨。 差：chā，差別；chà，差不多。 或者是聲、韻、調里有兩項或者三項不同，例如： 嚇：hè，恐嚇；xià，嚇壞了。 殼：ké，雞蛋殼兒；qiào，地殼。 虹：hóng，虹彩；jiàng，天上出虹了。 這些不同的讀音往往是一個用在口語性較強的字眼裡，一個用在書面性較強的字眼裡。這些字的讀音差別一般是有規律的：其中一部分在古時候只有一個讀音，後來說話音和讀書音分化了，形成「文白異讀」的現象。各地方言都有這種現象，北京話不是最突出的。 有些異讀字的一個讀音專門用在姓氏或者地名上。例如：「任」一般念rèn，姓念rén，地名「任縣、任邱」也念rén；「華」一般念huá，姓念huà，地名「華山、華縣、華陰」也念huà；「堡」一般念bǎo，地名「吳堡、瓦窯堡」等念bǔ，「十里堡」等念pù，也寫做「鋪」。 上面這些例子都可以說是讀音的差別並不表示意義有多大差別，只是使用的場合不同罷了。另外有些字，不同的讀音所聯繫的意義已經有些距離。例如： 好：hǎo，好壞；hào，愛好。 縫：féng，縫補；fèng，縫兒。 傳：chuán，傳播；zhuàn，傳記。 調：tiáo，調弦；diào，腔調。 這類字很多。它們的讀音差別是古來就有的，規律性頗強，主要是用不同的聲調錶示不同的詞類，聲母的不同往往是聲調不同引起的（如「傳」、「調」）。這類字從語言的角度看，都應該算是兩個字，不過關係很密切，可以叫做「親屬字」。 有些異讀字，讀音雖然相近，意義相差很遠。從語言上看，不但不是一個字，也不能算是親屬字，只是幾個字共用一個字形罷了。例如： 差：chā，差別；chāi，差遣。 炮：páo，炮製藥材；pào，槍炮。 的：dí，的確；dì，目的；de，紅的。 打：dǎ，敲打；dá，一打十二個。 末了這個例子最明顯，一打的「打」是譯音，跟敲打的「打」毫無關係。槍炮的「炮」原來寫做「礮」，紅的白的的「的」原來寫做「底」，也可以證明兩個「炮」和兩個「的」都是沒有關係的。（的確的「的」和目的的「的」意義相關，古時候讀音相同，是一個字，現在讀音不同，也許得算兩個字。） 另一類異讀字的讀音相差很大。有的是意義相同，例如「尿」有niào和suī兩讀，「拗」有ào和niù兩讀。這往往是不同方言混合的結果。有的是意義毫無關係，是借用字形的結果。例如古代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是重量單位。糧食論斗，是容量單位；因為十斗糧食的重量大致相當於一石，所以糧食也論石，一石等於十斗，又成了容量單位（至今有些方言裡糧食還是論「石」）。後來又因為一石糧食恰好是一個人所能挑擔的重量，於是一石又稱一擔，可是仍然寫做「石」，於是「石」就在shí之外又添了dàn這個音。廣西壯族一度寫做僮族，寫「僮」讀zhuàng，借用僮僕的「僮」tóng，於是「僮」字就有了兩個讀音。這種現象就是日本人所說的「訓讀」——借用漢字代表日語的字眼，不取漢字的音而用原有字眼的音來讀，例如寫「人」可是讀hito，寫「山」可是讀yama。這種異讀字，無論是方言混合的結果，或者是借用字形的結果，既然聲音相差很遠，在語言裡都得認為是不同的字。 還有一些古代的譯名，有傳統的讀法，跟漢字的現代音不同。例如「大宛」讀dà-yuān，「龜茲」讀qiū-cí，「單于」讀chán-yú，「冒頓」讀mò-dú。這是另一類異讀字。 異讀字也是歷史發展的結果，可是在文字的學習上增加不小的困難。普通話審音委員會已經刪汰了不少異讀，保留下來的是委員會認為有區別意義的作用或者使用場合不同的。可是大多數字都只有一個讀音，一字一讀是合乎文字功能的原則，因而也是深入人心的趨勢。因此只有幾個讀音都是常常應用，勢均力敵，才能長久並行，例如「長」cháng和「長」zhǎng，「樂」lè和「樂」yuè。否則比較少用的讀音很容易被常用的讀音擠掉，例如「間接」不說jiànjiē而說成jiānjiē，「處理」不說chǔlǐ而說chùlǐ，「從容」不說cōngróng而說成cóngróng，「一唱一和」的「和」不說hè而說成hé，不但常常可以從一般人嘴裡聽到，而且也常常可以從電影裡，舞台上和廣播裡聽到。是不是有一天會「習非成是」呢？誰也不敢預言。 與此有關的是文言裡的破讀問題。例如「解衣衣我，推食食我」的第二個「衣」字讀yì，第二個「食」字讀sì；「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的第二個「王」字讀wàng。有人說這種破讀是注家的造作，不一定在實際語音上有根據。也有人認為當時語音確實有分別，現代還有不少用聲調錶示詞類的字，可以作證。作為語言史上的問題，可以進一步研究，但是作為現代人學習文言的問題，也未嘗不可以另作考慮。現代的異讀是活在人們口頭的，尚且有一部分已經在逐漸被淘汰，古代的異讀只存在於古書的注釋中，自然更不容易維持。還有一說，文言裡的字已經全用現代音來讀，很多古代不同音的字都已經讀成同音，惟獨這些破讀不予通融，是不是也有點兒過於拘泥呢？ 漢語裡的同音字 同音字可以按意義是否相關分成兩類。意義不相關的，像「工、公、弓、公」，「電、店、殿、惦」，例子多得很，不必列舉，也沒有什麼可討論的。意義相關的同音字可就不同了。它們的意義聯繫不是偶然的，是跟字音有關的，例如「崖」和「涯」，「亭」和「停」，「方」和「坊」，「椅」和「倚」，「曆」和「歷」。這些字是古時候就同音的。也有古時候只是讀音相近，後來變成完全相同的，例如「穫」和「獲」，「座」和「坐」（古上聲）。此外還有從古到今都只是讀音相近而不是完全相同的，例如「長、張、帳」，「孔、空、腔」，「叉、杈、汊、岔」（後三字同音），「環、圈、圓、旋」，「見、現」，「昭、照」，「劈、闢」，「知、智」，「牽、縴」，「分、份」，「背、揹」。這三類字，光從讀音看只有前兩類是同音字，但是這三類字都是每組讀音相同或者相近，而意義相關的，從語言的角度看都是親屬字。 這裡邊有幾個字的字形需要說明一下。古時候「曆」也寫做「歷」，「座」就寫做「坐」，「智」就寫做「知」，「現」就寫做「見」，很多書里還保留這些寫法。「椅、縴、份、揹」出現更晚，「椅」原先就用「倚」字，其餘三個字原先都沒有偏旁。這樣，問題就複雜起來了。拿「智」字做例子，也可以寫做「知」，那末，就「知」這個字形說，它是個異讀字，有平聲和去聲兩個音；就去聲這個字說，它有「知」和「智」兩個異體；從音和義的聯繫說，這個去聲字和平聲字是親屬字。「椅、縴、份、揹」都是近代才出現的字形，是所謂「俗字」，不過「椅」和「縴」資格老些，「份」字資格雖不老，也站住了，只有「揹」字又作為異體，歸併到「背」字里去了，儘管兩個字不同音。 還有一種特殊的同音字：「他」和「她」和「它」，「的」de和「地」de。這裡的字形分別純粹是書面上的事情，在語言裡只能算是一個字。 現代漢語裡同音字特別多。普通話里有字的音節大約1200多個，一般字典、詞典收字大約8000—10000個，平均一個音節擔負七八個字。當然不可能「平均」，有許多音節只有一個字，有不少音節有十五六個字，《新華字典》（1962年版）里zhì這個音節有38個字，外加9個異體。 同音字多了，是否會在語言裡產生混亂呢？事實上，這種可能性極小。因為字總是組織在詞句里的，這個音在這裡聯繫什麼意義，一般沒問題。在書面語裡，字形不同當然有幫助，但是也不起決定性的作用，「一字多義」一般也沒問題。口語沒有字形的幫助，照樣能發揮交際工具的作用。不過在文字的學習上倒的確引起一些困難，寫別字多數是由於同音。 漢語裡同音字特別多，編民歌、說笑話、說俏皮話的人充分利用了這一特點。（1）六朝的《子夜歌》等民歌就已經有這種「諧音」的例子：「執手與歡別，合會在何時？明燈照空局，悠然未有棋（期）。」「我念歡的的，子行由豫情。霧露隱芙蓉，見蓮（憐）不分明。」「奈何許！石闕生口中，銜碑（悲）不得語。」（2）謎語裡諧音的例子：「窮漢不肯賣鋪蓋——劉備（留被）。」（3）歇後語裡的例子：「燈草拐杖——做不得拄（主）。」「旗杆上綁雞毛——好大的撢（膽）子。」（4）笑話里的例子：唐朝優人李可及，有一天有人問他釋迦牟尼佛是什麼人，他說是女人。問的人說：這是怎麼回事？他說：《金剛經》里有一句「敷坐而坐」，佛要不是女人，為什麼要夫坐而後兒坐呢？（唐朝婦女常自稱為「兒」。）（5）對話里的例子：京劇《賣馬》里秦瓊對店主說要賣鐧［jiǎn］，店主說「不洗衣裳要鹼做什麼？」老舍的《斷魂槍》里的沙子龍，遇到徒弟們為打架或獻技去討教一個招數的時候，有時說句笑話馬虎過去：「教什麼？拿開水澆吧！」（6）繪畫裡也常常有諧音的現象，例如畫兩條魚表示「吉慶有餘」，畫兩個喜鵲立在梅樹枝頭，表示「喜上眉梢」，畫五個蝙蝠表示「五福臨門」，畫三隻羊表示「三陽開泰」，等等。 一字多義與數字同形 多義字在任何語言裡都是很普通的現象。越是常用的字，越是意義多。意義的分項也很難有固定的標準，可以分得細些，也可以分得粗些。同一個字，在小字典里也許只分兩三個義項，在大字典里就可能分成十幾項甚至幾十項，這裡就不舉例了。需要討論的是一個字的幾個意義相差到什麼程度，在語言裡就不應當還把它看成一個字。最明顯的是譯音字。例如長度單位的「米」，跟吃的「米」毫無關係；重量單位的「克」，跟克服的「克」毫無關係。其次是虛字，虛字一般都是借用一個同音的實字。例如須要的「須」借用鬍鬚的「須」（後來寫成「鬚」，現在又簡化成「須」）；不要的「別」借用分別的「別」。這些都應該破除字形的假象，看成同音同形的兩個不同的字。 此外還有許多字，幾個意義的差別也很大。隨便舉幾個例子：快速的「快」和痛快的「快」；緩慢的「慢」和傲慢的「慢」；樹木的「木」和麻木的「木」；配偶的「偶」和偶然的「偶」；排列的「排」和排除的「排」；快速的「疾」和疾病的「疾」；竹簡的「簡」和簡單的「簡」；材料的「料」和料想的「料」；露水的「露」和顯露的「露」，等等。這些字的不同意義很可能原來就沒有關係，有的也許當初有聯繫，可是現在也聯繫不上了。這種字也應當看做兩個同音字。 另一類字，幾個意義之間的聯繫是很清楚的，可是差別還是比較大，尤其是考慮到詞類。例如：鎖門的「鎖」和一把鎖的「鎖」；消費的「費」和水電費的「費」；相信的「信」和一封信的「信」；書寫的「書」和一本書的「書」；張開的「張」和一張紙的「張」，等等。這種字似乎可以算一個字，也可以算兩個同音的親屬字。在語言裡，一字多義和兩字同音是很難區別的。這種游移兩可的情形可以從某些「俗字」的產生看出來。例如把「上鞋」寫做「鞝鞋」，把「安裝」寫做「按裝」，把「包子」寫做「飽子」。這些字我們管它叫「俗字」，其實過去漢字的越來越多，主要就是這樣來的，不過通用的時間長了，著錄在字書里，就不再說它是俗字了。 「言」及「字」「句」 〔5〕 這裡要談的是語句結構的問題。談到結構，必得先有大大小小的一些單位，沒有不同的單位就談不上什麼結構。比如生物的結構是由細胞構成組織，由組織構成器官，由器官構成整個生物。語言的單位，常常講到的有詞、短語、句子等等。這些是語法學家們用的名目，一般人腦子裡大概只有「字」和「句」。要是追溯到很古的時候，那就只有一個名稱，叫做「言」。這個「言」字至少有三個意思。（1）《論語》里孔子說：「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又說：「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這裡的「言」是話的意思，是總括的名稱，不是一種單位。（2）孔子又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左傳》里趙簡子說鄭國的子太叔「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hù］富……』」。這裡的「言」是一句話的意思。這個意義現在還保存在一些熟語裡，如「一言為定」就是「一句話算數」，「三言兩語」就是「三句兩句」，「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就是「一句話說出去就收不回來」。（3）《論語》里子貢問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孔子說：「其『恕』乎。」《戰國策》里說齊國的田嬰有一回要做一件事情，不要別人勸他。有一個人說：「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田嬰就讓他說。他說：「海大魚」，說完了轉身就走。（故事的下文從略。）這裡的「言」是一個字的意思。後世的「五言詩、七言詩」裡邊的「言」也是字的意思。（2）和（3）都是語言單位的名稱，後來分別稱為「句」和「字」，例如《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xié］說：「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這兩個名稱一直用到現在。只是有過一點兒小小變化，那就是在量詞和名詞分家之後，「字」還是個名詞，「句」卻成了量詞，人們只說「一個字」、「一句話」，不說「一個句」。直到最近，把「句」叫做「句子」，這才可以說「一個句子」。 漢語語法的特點 現在來談談語句結構，也就是語法問題。一提到語法，有些讀者馬上會想到名詞、動詞、形容詞，主語、謂語、賓語，等等等等，五花八門的名堂，有的甚至立刻頭疼起來。因此我今天下決心不把這些名堂搬出來；要是無意之中漏出一兩個來，還請原諒，反正可以「望文生義」，大致不離。至於另外有些讀者對這些術語特別感興趣，那末，講語法的書有的是。 語法這東西，有人說是漢語沒有。當我還是一個中學生的時候，不知道從哪兒聽來這種高論，就在作文里發揮一通，居然博得老師許多濃圈密點，現在想起來十分可笑。一種語言怎麼能夠沒有語法呢？要是沒有語法，就剩下幾千個字，可以隨便湊合，那就像幾千個人住在一個地方，生活、工作都沒有「一定之規」，豈不是天下大亂，還成為一個什麼社會呢？如果說漢語沒有語法，意思是漢語沒有變格、變位那些花樣兒，那倒還講得通。可是語法當然不能限於變格、變位。任何語言裡的任何一句話，它的意義決不等於一個一個字的意義的總和，而是還多點兒什麼。按數學上的道理，二加二隻能等於四，不能等於五。語言裡可不是這樣。最有力的證明就是，拿相同的多少個字放在一塊兒，能產生兩種（有時候還不止兩種）不同的意義，這種意義上的差別肯定不是字義本身帶來的，而是語法差別產生的。可以舉出一系列這樣的例子： （1）次序不同，意義不同 。（a）「創作小說」是一種作品，「小說創作」是一種活動。「資本主義國家」是一種國家，「國家資本主義」是一種經濟制度。（b）「一會兒再談」是現在不談。「再談一會兒」是現在談得還不夠。「三天總得下一場雨」，雨也許是多了點兒，「一場雨總得下三天」，那可真是不得了啦。（c）「她是不止一個孩子的母親」是說她有好幾個孩子，「她不止是一個孩子的母親」是說她還是成百個孩子的老師什麼的。「你今天晚上能來嗎？」主要是問能不能來，「你能今天晚上來嗎？」主要是問來的時間。（d）「五十」倒過來是「十五」，「電費」倒過來是「費電」，「包不脫底」倒過來是「底脫不包」。1960年發行過一種郵票，底下有四個字，從左往右念是「豬肥倉滿」，從右往左念是「滿倉肥豬」，好在上面的畫兒很清楚，是一頭肥豬，一大口袋糧食，證明第一種念法對。日本侵略軍占領上海時期，有些商店大拍賣時，張掛橫幅招貼，「本日大賣出」，要是從右往左念，就成了「出賣大日本」。這就自然叫人想到從前的迴文詩。歷代詩人做過迴文詩的不少，這裡不舉例了。集回文之大成的《璇璣圖》被《鏡花緣》的作者采入書中第41回，好奇的讀者不妨翻出來一看。 （2）分段不同，意義不同 。（a）有一個老掉了牙的老笑話。下雨了，客人想賴著不走，在一張紙上寫下五個字：「下雨天留客。」主人接下去也寫五個字：「天留人不留。」客人又在旁邊加上四個圈，把十個字斷成四句：「下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b）有人把唐人的一首七絕改成一首詞：「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這樣的詞牌是沒有的，可是的確是詞的句法。這兩個例子都只是就文字而論是兩可，一念出來就只有一可，非此即彼。底下的例子，除非有意加以分別，否則說出來是一個樣兒。（c）「他和你的老師」，可能是兩個人（他｜和｜你的老師），可能是一個人（他和你的｜老師）。（d）「找他的人沒找著」，也許是他找人（找｜他的人），也許是人找他（找他的｜人）。（e）《人民日報》（1963.12.8）上有個標題是「報告文學的豐收」，分段是在「的」字後頭；可是光看這七個字，也未嘗不可以在「告」字後頭分段。以上三個例子都是「的」字管到哪裡（從哪個字管起）的問題。「的」字管得遠點兒還是近點兒，意思不一樣。（f）《北京晚報》（1961.12.13）上有吳小如先生一篇短文，說白香山的詩句「紅泥小火爐」一般人理解為「小｜火爐」是不對的，應該是「小火｜爐」。講得很有道理。（g）有一則笑話說從前有一個人在一處作客，吃到南京板鴨，連聲說「我懂了，我懂了」。人家問他懂了什麼，他說，「我一直不知道鹹鴨蛋是哪來的，現在知道了，是咸鴨下的。」這就是說，他把「咸｜鴨蛋」當成「咸鴨｜蛋」了。（h）《光明日報》（1962.7.2）上有個標題是「北京商學院藥品器械繫和附屬工廠結合教學實習檢修安裝醫療器械」，可以有三種理解（兩道豎線是第二次分段）：（1）結合教學｜實習‖檢修安裝醫療器械；（2）結合教學實習｜檢修‖安裝醫療器械；（3）結合教學實習｜檢修安裝‖醫療器械。如果在「教學」或者「實習」後邊加個逗號，（1）和（2）（3）可以有區別；如果在「檢修」和「安裝」中間加個「和」字。（3）也可以跟（2）分清。 （3）關係不同，意義不同 。（a）「煮餃子（吃）」和「（吃）煮餃子」，「煮餃子」三個字次序一樣，分段也一樣（都是「煮｜餃子」），然而意思不同。這是因為兩句話里的「煮」和「餃子」的關係不同。（b）「他這個人誰都認得」，也許是他認得的人多，也許是認得他的人多。這當然不是一回事。（c）《人民日報》（1956.10.8）上有一篇很有意思的短篇，標題是「爸爸要開刀」。看了正文才知道「爸爸」是醫生，不是病人。（d）「小馬沒有騎過人」曾經在語法研究者中間引起過討論。在我們這個世界裡只有人騎馬，沒有馬騎人，可是在童話世界裡人騎馬和馬騎人的兩種可能是都存在的。（e）北京一條街上有個「女子理髮室」，男同志光看這五個字的招牌就不敢進去，幸而兩邊還各有四個字，是「男女理髮」和「式樣新穎」，這就可以放心進去了。 這樣看來，一句話裡邊，除了一個一個字的意義之外，還有語法意義，這是千真萬確的了。 當然還有變格、變位等等玩意兒，即所謂「形態」，以及與此有關的主語和謂語一致、定語和被定語一致、動詞或介詞規定賓語的形式等等「句法」規律（實際上，這些規律才是變格、變位的「存在的理由」）。在某些語言裡，形態即使不是語法的一切，至少也是語法的根本。有了它，次序大可通融，分段也受到限制，哪個字跟哪個字有關係，是什麼關係，也差不多扣死了。比如「我找你」這三個字，如果在它們頭上都扎個小辮兒，比如在「我」字頭上加個a ，表示這個「我」只許找人，不許人找，在「你」字頭上加個b ，表示這個「你」只許人找，不許找人，而且為保險起見，再在「找」字頭上加個1 ，表示只是我「找」，不是別人「找」，那末這三個字不管怎樣排列： 我a 找1 你b 　你b 找1 我a 　找1 我a 你b 我a 你b 找1 　你b 我a 找1 　找1 你b 我a 全都是一個意思。如果「你找我」這句話也如法炮製，那末「我b 找2 你a 」的意思就跟「我a 找1 你b 」大不相同，反而跟「你a 找2 我b 」完全一樣。 這樣的語法當然也有它的巧妙之處，可是我們的老祖宗沒有走這條路，卻走上了另外一條路，一直傳到我們現在，基本上是一個方向。而且說老實話，我們說漢語的人還真不羨慕那種牽絲攀藤的語法，我們覺得到處紮上些小辮兒怪麻煩的，我們覺得光頭最舒服。可是啊，習慣於那種語法的人又會覺得漢語的語法忒不可捉摸，忒不容易掌握。那末，究竟哪種語法好些呢？這就很難說了。一方面，任何語言都必得有足夠的語法才能應付實際需要，無非是有的採取這種方式多點兒，那種方式少點兒，有的恰好相反罷了。因此，從原則上說，語法難分高下，正如右手使筷子的人不必看著「左撇子」不順眼。可是另一方面，在細節上還是可以比較比較。比如，同樣是有動詞變位的語法，英、法、德、俄語裡邊都有好些不規則的動詞，這就不如世界語，所有動詞都按一個格式變化。又比如，某些語言裡名詞變格是適應句法上的需要，可是附加在名詞上面的形容詞也跟著變格，不免是重複，是不經濟。（像拉丁語那樣可以把名詞和形容詞分在兩處，那末，形容詞的變格又就有必要了。）拿漢語的語法來說，經濟，這不成問題，是一個優點。簡易，那就不敢貿然肯定。從小就學會說漢語的人自然覺得簡易，可是常常能遇見外國朋友說漢語，有時候覺得他的語句彆扭，不該那麼說，該這麼說，可是說不出為什麼不該那麼說，該這麼說。可見我們在許多問題上還只是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許多語法規則還沒有歸納出來，並且可能還不太容易歸納出來。這就似乎又不如那種以形態為主的語法，把所有的麻煩都擺在面子上，儘管門禁森嚴，可是進門之後行動倒比較自由了。 字義約定俗成 〔6〕 「意內言外」這個題目是借用《說文解字》里的一句話：「詞，意內而言外也。」這句話究竟該怎麼講，其說不一，不必詳細討論。我們只是借用這四個字做題目，談談語言和意義的關係。 前面說過，一個句子的意思不等於這個句子裡一個個字的意思的總和。可是句子的意義離不開字的意義，這是用不著說的，現在就從字義談起。一個字為什麼是這個意思，不是那個意思？換一種想法，為什麼這個意思用這個字而不用那個字，例如為什麼管某種動物叫「馬」，不管它叫「牛」？回答只能是「不知道」，或者「大家都管它叫馬麼，你還能管它叫牛？」象聲性質的字，例如「澎湃、淅瀝、朦朧、欷歔」，它的意義跟它的聲音有聯繫，不容懷疑。有些字，例如「大」和「小」，「高」和「低」，是不是當初也有點兒用聲音象徵意義的味道（a對i，也就是「洪」對「細」），那就很難說了。就算是吧，這種字也不多。有些字不止一個意義，可以輾轉解釋。例如「書」有三個意義：（1）書寫，（2）書籍，（3）書信，後兩個意義顯然是從第一個意義引申出來的，可是當初為什麼管寫字叫「書」呢，回答仍然只能是「不知道」，或者「大家都這麼說麼」。這就是所謂「約定俗成」。二千多年以前的荀子就已經懂得這個道理，他說：「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當然，「約之以命」不能死看，決不是召集大家來開一個會，決定管一種動物叫「馬」，管另一種動物叫「牛」，而是在群眾的語言實踐中自然形成的一致。 根據約定俗成的道理，字義形成之後就帶有強制性，可是字音和字義的最初結合卻是任意的，武斷的。單字意義的形成是任意的，字組意義的形成就不是完全任意的了。比如「白紙」、「新書」、「看報」、「寫字」，它們的意義是可以由「白」、「紙」等等單字的意義推導出來的。可是這裡也不是完全沒有約定俗成的成分。隨便說幾個例子：（1）「保」和「護」的意思差不多，可是只說「保墒、保健」和「護林、護航」，不能倒換過來說「護墒、護健、保林、保航」。（2）「預報」和「預告」的意思是一樣的，可是廣播節目裡只有「天氣預報」，不說「天氣預告」，出版社的通告裡只有「新書預告」，不說「新書預報」。（3）「遠距離」和「長距離」的意思是一樣的，可是操縱是「遠距離操縱」，賽跑是「長距離賽跑」。（4）「赤」和「白」是兩種顏色，但是「赤手空拳」，的「赤手」和「白手起家」的「白手」是同樣的意思，都等於「空手」。可是儘管意思一樣，不能倒換著說。（5）「火車」一度叫做「火輪車」，「輪船」一度叫做「火輪船」，後來都由三個字縮成兩個字，可是一個去「輪」留「火」，一個去「火」留「輪」。（6）兩相對待的字眼合起來說，「大小、長短、遠近、厚薄」都是積極的字眼在前，消極的字眼在後，可是「輕重」是例外。「高低」屬於「大小」一類，但是「低昂」又屬於「輕重」一類。（7）意思相近的字聯用，常常有固定的次序，例如「精、細、致、密」四個字組成「精細、精緻、精密、細緻、細密、緻密」六個詞，每個詞的內部次序是固定的，不能改動（更奇怪的是都按照「精、細、致、密」的順序，沒一個例外）。地名聯用也常常是固定的，例如「冀魯、魯豫、蘇皖、江浙、閩廣、湘鄂、滇黔、川黔、川陝、陝甘」。（8）意思相近的字聯用，常常因為排列的次序不同，意思也有分別，例如「生產」（工農業生產，生孩子）和「產生」（一般事物），「和平」（沒有戰爭或鬥爭）和「平和」（不劇烈），「查考」（弄清楚事實）和「考查」（按一定要求來檢查），「展開」和「開展」（使展開），「擔負」（動詞）和「負擔」（名詞），「羅網」（自投羅網）和「網羅」（網羅人才）。這些例子都說明字的組合也常常帶有約定俗成的性質，就是所謂「熟語性」。 字義和詞義輾轉相生 語言是發展的，字義和詞義輾轉相生，我們日常用到的字或詞十之八九都是多義的。說笑話的人常常利用一字多義來逗笑。舉幾個相聲裡邊的例子。（1）《歪講三字經》里有兩句是「沉不沉，大火輪」，就是利用「沉」字的不同意義（沉重，沉沒）。（2）《字謎》裡邊一位演員出了一個字謎是「一豎，一邊兒一點」，讓另一位演員猜。你說是「小」，他就說是「卜」，你說是「卜」，他就說是「小」。這是利用「一邊兒」的不同意義（每一邊，只一邊）。（3）《全家福》裡邊甲演員問：「你和你哥哥誰大？」乙演員：「廢話！當然我哥哥比我大呀。」甲演員：「我哥哥就比我小，才齊我這兒。」這是利用「大、小」的不同意義（論年紀，論個兒）。 就說「大、小」這兩個字吧，意思也夠複雜的。比如說，有「小哥哥」，年紀比我大，所以是哥哥，可是在幾個哥哥里他最小，所以又是小哥哥。又有「大兄弟」，那不是自己的兄弟，只是因為年紀比我小，只好叫他兄弟，可是他排行第一，或者不知道他行幾，只是要表示客氣，叫他大兄弟（「大叔、大嬸」也是一樣）。再比如說，「大李比小李大，可是兩個人都不大，都不到二十」，大李就成了又大又不大，前者是相對地說，後者是絕對地說。再還有，「一個大組分三個小組」，這個「大、小」是就層次說：「第三組是個大組，第四組是個小組」，這個「大、小」又是就人數多寡說了。 再說幾個例子。（1）「有色人種」的「有色」，跟它對待的是白色；「有色金屬」的「有色」，跟它對待的是黑色（「黑色金屬」＝鐵）。（2）「你給我就要，問題是你給不給？」「你給我就要，問題是你不給。」按第一句說，只有「給不給」才成為問題，可是到了第二句，光是「不給」也成為問題了。（3）「他不會說話」。如果「他」是個小小孩兒，這句話的意思是他不會用一般語言表達自己的意思。如果「他」是個大人（不是啞巴），這句話的意思就是他不善於說話，以至於得罪了人什麼的。（4）《三千里江山》里說：「姚志蘭的好日子本來擇的明天。大家的好日子看看過不成時，誰有心思只圖個人眼前的歡樂？」這兩個「好日子」，一個是一般的意義，一個專指結婚的日子。（5）《六十年的變遷》里季交恕問方維夏：「你知道這個消息嗎？」方維夏：「什麼消息？」季交恕：「蔣介石開刀啦！」方維夏：「什麼病開刀？」季交恕：「你還睡覺！殺人！……」我們前回曾經用「爸爸要開刀」做主動被動兩可的例子，這裡的「開刀」除主動被動的分別外，還有動手術和殺人的分別。 有些字眼，正反兩種說法的意思是一樣的。（1）「好熱鬧」和「好不熱鬧」都是很熱鬧的意思，「好容易」和「好不容易」都是很不容易的意思。（2）「差點兒忘了」和「差點兒沒忘了」是一個意思，都是幾乎忘了，可還是想起了。（3）「小心撒了」和「小心別撒了」也是一個意思，都是叫你別撒了。（4）「除非你告訴他，他不會知道」和「除非你告訴他，他才會知道」是一個意思。第一句的「除非你告訴他」可以改成「如果你不告訴他」，第二句不能這樣改。（5）「難免要引起糾紛」，「不免要引起糾紛」，「難免不引起糾紛」，全都說的是有引起糾紛的可能。（6）「我懷疑他會不會已經知道」是說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但是希望他不知道）。「我懷疑他會不知道」等於說我不相信他會不知道（儘管據他自己說或是照你估計他是不知道的）。「我懷疑他已經知道了」可就又等於說我估計他已經知道了。這些例子都涉及否定和疑問。一碰上這些概念，許多語言裡都會鬧糾紛，會出現似乎矛盾的說法。例如雙重否定應該等於肯定，可是有些語言裡連用兩個否定的字眼，意思還是否定的。俄語「Он ничего не сказап，」一個個字翻出來是「他沒有什麼不說了」，可是意思是「他什麼也沒說」。法語也是一樣，「Ⅱnárien dit，」照單字分別講是「他沒沒有什麼說」，意思可是「他什麼也沒說」。法語在含有懷疑、否認、擔心、避免等等意思的動詞後面的副句里常常加上一個「不」字，用漢語說都得去掉。例如「Je crains qu'il ne vienne」是「我怕他會來」，「Je ne doute pas qu'il ne vienne」是「我毫不懷疑他會來」，這兩句里的ne在說漢語的人看來都是多餘的。還有，法語可以說「avant qu'il ne parte」或者「avant qu'il parte」，這倒是跟漢語一樣，「在他沒離開以前」和「在他離開以前」是一個意思。 上一章我們說過些例子，同樣幾個字的一句話，因為語法關係不同，意思就不一樣。其實同一種語法關係，包含的意思也是種種不一的。比如同樣是修飾或限制關係，「布鞋」是用布做的鞋，「鞋面布」是用來做鞋面的布；「蜜蜂」是釀蜜的蜂，「蜂蜜」是蜂釀的蜜。同樣是「馬」字當頭，「馬車」是馬拉的車，「馬路」是車馬通行的路，「馬隊」是騎兵的隊伍，「馬刀」是騎兵用的刀，「馬褂」原先是騎馬時穿的短外套，「馬褥子」是騎馬用的墊子，「馬鞭子」是趕馬用的鞭子，「馬料」是餵馬的草料，「馬夫」是管馬的人，「馬醫」是給馬治病的人，「馬戲」原來是在馬上表演的雜技（現在連老虎、獅子等等的表演都包括進去了），「馬面」指人的臉長得特別長（「牛頭馬面」是真的馬臉），「馬桶」的得名說法不一，原先大概是象形。 同樣是中間加一個「的」字，「我的筆」我可以送給人，「我的年紀」年年不同，「我的名字」既不能送給人，也不能隨時改變。甚至同樣幾個字可以有兩種意思：「我的書」可以是我買的，也可以是我寫的；「你的信」可以是你寄給人的，也可以是人寄給你的；「他的照片」可以是把他照在裡邊的，也可以是他收藏的；「我的牌是新買的」，這副牌永遠是我的，除非我把它送給人，「這回我的牌可好了」，這副牌幾分鐘之後就不存在了；「跑碼頭的專家」可以是對坐在家裡的專家而言，也可以指一個先進的採購員。有人說「學習雷鋒的好榜樣」有語病，因為學習的是雷鋒本人。這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雷鋒的好榜樣」完全可以理解為「雷鋒這個好榜樣」。 動詞和賓語的關係更加是多種多樣，有的得用許多話才說得清楚。同一個「跑」字，「跑街、跑碼頭、跑江湖、跑天津」是說在哪些地方跑來跑去，「跑買賣」是為什麼目的而跑，「跑警報」是為什麼原因而跑，「跑單幫、跑龍套」是以什麼身分而跑，「跑馬」是讓馬為自己服務，「跑腿」是自己為別人服務，「跑電、跑水」是攔不住某種東西跑掉，「跑肚」是攔不住肚子裡的東西跑掉。一般常說賓語代表動作的對象，那麼上面例子裡的名詞都不能算做賓語，可是不算賓語又算什麼呢？動詞和賓語的關係確實是說不完的，這裡不能一一列舉，只說幾個難於歸類的例子：「報幕」、「謝幕」、「等門」、「叫門」、「跳傘」、「衝鋒」、「鬧賊」、「賴學」、「偷嘴」——這裡的動作和事物之間是什麼關係，您說？漢語裡能在動詞後面加個什麼名詞是異常靈活的，有了上下文常常可以出現意想不到的組合：例如「何況如今窮也不是窮你一家」（高玉寶），「這些人認為所有的配角都是『零碎』，一齣戲就應當唱他一個人」（蕭長華）。 跟修飾關係一樣，同一動詞加同一賓語還是可以有兩種意義。教師說「我去上課」是去講課，學生說「我去上課」是去聽課；大夫說「我去看病」是給人看病，病人說「我去看病」是讓人給他看病。 這些例子可以說明語言實踐中的經濟原則：能用三個字表示的意思不用五個字，一句話能了事的時候不說兩句。比如「謝幕」，要把其中的意思說清楚還真不簡單：「閉幕之後，觀眾鼓掌，幕又拉開，演員致謝」——這不太囉嗦了點兒嗎？當然，經濟原則在不同的語言裡的體現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比如漢語裡說「你見著他了沒有？見著了。」英語說「Did you see him? Yes, I did.」漢語的回答必須重複問話里的動詞，英語可以用did這個單音助動詞來代替；英語did前邊必得說出主語，漢語「見著了」前邊不必說「我」；英語要在前面來個yes，漢語不要。總的說來，漢語是比較經濟的。尤其在表示動作和事物的關係上，幾乎全賴「意會」，不靠「言傳」。漢語裡真正的介詞沒有幾個，解釋就在這裡。 注釋 〔1〕 　編自曹伯韓、張世祿、呂叔湘合著之《語言和文字》。 〔2〕 　編自《聲、韻、調》（以下兩篇同）。 〔3〕 　「是誰」雙聲，「第宅」准雙聲，「過佳」雙聲。「郭冠軍家」雙聲，「凡婢」雙聲，「雙聲」雙聲，「佇奴」雙聲，「慢罵」雙聲。古音如此，有些字今音與古音不同，不是雙聲了。 〔4〕 　編自《形、音、義》（以下兩文同）。 〔5〕 　編自《字、詞、句》（下文同）。 〔6〕 　編自《意內言外》（下文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