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漫談 · │語文散論│

中國字的來龍去脈 〔1〕 字體的變遷 中國字是不是從古以來就是現在的模樣呢？不是的。在平原省的安陽地方，考古學家在地底下掘出來許多烏龜殼和牛肩胛骨，是三千多年以前的殷朝的東西，那上面刻了許多字，這是現在能夠看得見的最早的中國字，學者們稱它為「甲骨文」。在殷和周兩朝，盛行在銅器上刻字，學者們把這種字叫做「金文」，這裡頭的大部分離現在只有二千多年。秦始皇有一個宰相叫李斯，他把當時在各地流行的各種文字整理一下，定出一種比較整齊的字體，學者們稱為「小篆」，通常就叫它「篆書」。那個時候又有一個程邈，他嫌篆字寫起來太麻煩，把它簡化，主要是把筆劃的種類減少，去掉種種帶圓形的筆，變成只有標準化的橫、豎、撇、捺、點，這叫「隸書」，漢朝的人都寫的這種字。 漢字的形狀變化到隸書告一段落，跟現在的樣子已經相去不遠。現在的人，不經過特別學習，也能認出大部分的隸字。隸書通行之後，還有人嫌它寫起來不太快，造出一種「草書」。它的好處是筆劃更加簡單，並且一筆連一筆，許多字可以一筆寫成，無須把筆落下去又提起來，落下去又提起來。可是筆劃太簡單了，許多字相差只有一點兒，非常容易寫錯認錯，這是它的缺點，因此它沒能被大多數人採用。漢朝末年，有「楷書」出現，後來的通俗名稱叫「正楷」。它的字體結構跟隸書沒有多大差別，只是各種筆劃變了點樣子，這大概跟寫字的筆的做法有點關係（正如現在用鋼筆寫字跟用毛筆寫字，寫出來也有點兩樣）。也許因為這種字體的確比較隸書容易寫得好看吧，它一直是中國字的標準寫法。現在印書的字體又是這種楷書的變體。可是楷書寫起來還是太費事，於是有人出來調和草書和楷書，造出一種「行書」來，寫起來比楷書快，但是不至於像草書那麼難認。從前的讀書人，除了非用楷書不可的場合，隨便寫點文字的時候都或多或少地帶點行書的意味。 隸　書 篆　書 草　書 行　書 造　字　法 以上講的中國字體的發展。還得談談中國字的構造，就是造字法。 一切文字的起源都是圖畫。最早的中國字也還保留很多圖畫的意味，例如「馬」字在甲骨文和金文里有許多寫法，差不多都是一匹馬的簡單的素描。這就叫做「象形字」。到了小篆裡頭，這種象形字的圖畫意味就打了個折扣，到了隸書和楷書里更打了個大大的折扣。說出來之後，看看也還有三分像，不說出來就誰也不會猜到它是馬了。又如「日」字，原來是一個圓圈當中加一點，這自然很像個太陽，到了隸書和楷書里，圓的變成方的，那還像什麼太陽呢？ 甲骨文「馬」字 金文「馬」字 只有實實在在的東西才能素描它一下造一個象形字。不是實在的東西也能用圖畫的方法來表示嗎？有一些意思也能這樣辦。例如「上」「下」「左」「右」這四個字：在一條橫線上頭畫一點，表示在上；在一條橫線底下畫一點，表示在下；畫一隻手，指頭朝右，表示左手；畫一隻手，指頭朝左，表示右手。這種字叫「指事字」。到了楷書裡頭，「上」和「下」還有一點點意思，「左」和「右」就完全看不出了。 下 上 左 右 另外一類字，是由幾個字合起來表示另外一個意思的。如「從」表示一個人跟著一個人，這是「從」；畫三個人在一塊，「眾」，這是「眾」。這兩個字在楷書里都改變了。在楷書里沒變的像「婦」字，畫著一個女子拿著一把掃帚，因為古代的婦女是家庭里的勞動者。這一類字叫「會意字」。 可是人類的語言一天天的複雜起來，用圖畫的方法來表示意思，怎麼樣也配合不上語言的發展。有時候，嘴裡說出一個字，畫來畫去畫不出，就只能借一個現成的字來用用。譬如「求」字，原來是畫的帶毛的獸皮，披在身上當衣服的。後來因為「我kiu你」，「kiu老天爺下點雨吧！」這些話里的kiu字寫不出，就把它借去用了。這個「求」字，當它表示皮衣服的時候，它是個象形字；當它被人借去表示請求的意思的時候，它就是個「假借字」。假借的辦法，說穿了就是寫白字。譬如我們現在不會寫「聲」字，就馬馬虎虎寫上個「生」字，這是寫白字，哪裡知道這就是學者們尊而敬之的「六書」之一呢。（「六書」是六種造字法，我們已經講了四種，底下還要講一種。還有一種叫「轉注」，自來學者們的解釋就不一致，我們不去講它。） 有了假借的辦法以後，同形不同義的字越來越多，又就生出種種的不便來。於是又有人想出一個辦法，在這些字的旁邊加上一個表示意義的偏旁，這就是所謂「形聲字」。譬如同是「兆」的音，一種果木寫成「桃」，手的動作寫成「挑」，腳的動作寫成「跳」，行走的意思寫成「逃」，不加偏旁的就是預兆的「兆」。像剛才說過的「求」字，就專門用來表示請求，原來講皮衣服的那個字反而在底下加上一個「衣」字成為「裘」。這簡直是「喧賓奪主，遊方和尚趕走了當家的」。照道理似乎應該把「求」字保留給皮衣服，請求的「求」不妨寫成「 」。不過當初既然已經這樣定下來，後來的人便也只能服從。因為文字也是一種眾人作主的事情，不能你一個辦法我一個辦法的。 形聲字代表中國字的發展的最高階段。有了這個辦法，中國文字就大大的豐富起來，現在用的字十個有八個是形聲字。有了這個辦法，造字的人再也不會去應用象形和指事的方法，也很少用會意的方法。一般所謂俗字，如「響」作「響」，「嘗」作「嘗」，「包子」作「飽子」，「用人」作「傭人」，「旗袍」作「祺袍」，沒有一個不是用的形聲的方法。連化學家制定化學元素的中文名稱，如輕氣作「氫」，養氣作「氧」，炭作「碳」，也都是應用形聲的原理。 語言和文字曾經是人們崇拜的對象 〔2〕 語言是人類的創造，只有人類有真正的語言。許多動物也能夠發出聲音來，表示自己的感情或者在群體中傳遞信息。但是這都只是一些固定的程式，不能隨機變化。只有人類才會把無意義的語音按照各種方式組合起來，成為有意義的語素，再把為數眾多的語素按照各種方式組合成話語，用無窮變化的形式來表示變化無窮的意義。 人類創造了語言之後又創造了文字。文字是語言的視覺形式。文字突破了口語所受空間和時間的限制，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 語言和文字是人類自己創造的，可是在語言文字的神奇作用面前，人們又把它當做神物崇拜起來。他們用語言來祝福，用語言來詛咒。他們選用吉利的字眼做自己的名字，做城市的名字，做器物和店鋪的名字。他們甚至相信一個人的名字跟人身禍福相連，因而名字要避諱。皇帝的名字、長官的名字、祖宗和長輩的名字不能叫，一般人也都在「名」之外取一個「號」，彼此不稱名而稱號。在後世，認為這是禮貌；在遠古，這是人身保護。現代各地口語裡也常常有些詞語起源於避諱；不久以前，很多行業有各自的避諱字眼。從前有些人家，因為小孩兒不懂得避諱，在堂屋裡貼一張紙條「童言無忌」，意思是小孩兒說的話不算數。 文字的發明，古人更加認為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淮南子》里說：「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最能表示文字的神力的是符篆，這是跟口語裡的咒語相當的東西。一般的文字也都沾上迷信的色彩，有字的紙不能亂扔，要放在有「敬惜字紙」標籤的容器里，積聚起來燒掉。文字裡邊當然也有避諱，嘴裡不能說的名字，紙上也不能寫；必得要寫就得借用同音字，或者缺一筆。 從語文學到語言學 〔3〕 語文學的興起 有了語言，人們用來抒情達意；有了文字，人們用來記言記事。於是有了書冊，世代相傳，成為經典。為了方便後世的人讀通這些經典，有人出來加以解釋，這樣就產生了語文學，這是語言學的早期形式。把語言文字從崇拜的對象改變為研究的對象（或研究兼崇拜的對象），這是一大進步。 為了讀通古書而產生語文學，這是中國與印度、希臘、羅馬相同的，但是表現的形式不同。西方用的是拼音文字中國用的是漢字。漢字自成一種體系，跟語言的配合關係比較複雜。這就使得中國的語文學和西方的語文學呈現不同的面貌。 中國語文學的重點是漢字的形、音、義之間的錯綜複雜的關係。語文學的著作大致有四種形式：（1）隨經典本文加注字音字義，往往跟「串講」相連。也有匯集成書的，如陸德明的《經典釋文》，慧琳的《一切經音義》。（2）按部首排列的「字書」，創始的是許慎的《說文解字》，演變到清初的《康熙字典》。（3）按韻排列的「韻書」，如《廣韻》、《集韻》。（4）按字義分類羅列的，如西漢寫定的《爾雅》、三國時代的《廣雅》。 西方語文學除考訂語詞的意義外，特別重視語詞的形態變化，因為語句的理解以它為關鍵，所以他們很早就產生語法學。上古時代的漢語是否有過某種形態變化，現在還沒有定論，至少是不表現在漢字的字形上。積字成句，理解不難，因而語法在中國語文學中沒有形成一個科目。 走向語言學 從語文學發展為語言學，有幾個方面的變化。（1）研究的重點從古代轉向現代，從文字轉向語言。把現代語的研究提高到應有的地位，並且認識到口語是書面語的根本，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都是晚近的事情。（2）研究的範圍從少數語言擴展到多種語言。過去，不但是中國學者的研究局限於漢文，印度學者的研究局限於梵文，西方學者的研究對象也只是從希臘文、拉丁文轉移到本國語文。現在是各種語言，有文字的和沒有文字的，都有人在研究，並且不限於本國或者本民族的學者。許多語言的比較研究使人們對語言的了解更深入了。（3）零散的知識得到了系統化。拿中國的情形來說，許慎在寫定《說文解字》的時候，一方面為9353個漢字作注，一方面提出他認為是造字原則的六書說。這以後，很多學者為六書說作補充和發揮，近來由於古文字學的發展，又有學者提出了新的造字理論。字音方面，宋代人在韻書的基礎上編制出來韻圖，由此產生了等韻學；從南宋開始，又有人根據古代韻文里押韻的情形提出古韻問題。到了清代，不但是古韻的研究更加細密，並且在用反切和諧聲字做材料研究古聲母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從《爾雅》開始的訓詁學，到了清代的學者手裡，運用字音和字義相關的道理，也提出了一些理論。在西方，十七世紀的法國學者寫出了「理性語法」，把語法和邏輯聯繫起來。十九世紀的學者發展了歷史比較研究法，構擬了印歐語系諸語言的譜系。從二十世紀初年起，語言內部規律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進展，新理論層出不窮。（4）語言的研究完全擺脫為文學、哲學、歷史的研究服務的羈絆。中國的語言研究也不再是作為經學的附庸的「小學」了。 語文問題種種 〔4〕 「語文問題」可以有兩個意思：或者指語文本身的問題，或者指使用語文的問題。本文要談的是後者。這個意義的語文問題大致可以分三類：文風問題，語句問題，訛誤問題。 講到文風問題，人們首先想到的是「文革」時期的「假、大、空」。現在當然好多了，可是也還不能說是已經絕跡。假：報紙上的地方通訊常常摻假，不論是表揚還是控訴，都可能有不盡不實之處，不認真核實就要上當。 大和空是連帶的。兩千字可以說清楚的事情，寫成五千字，自然就顯得大而空了。如果實打實寫它兩千字，那就既不大，也不空。當然，這只是一般的說法。言之有物，長而不空的文章還是很多的，甚至可以說是主流。另一方面，不長而空的文章也不是沒有。例如有一篇談「通俗文學正在起新潮」的文章，三千字，不算長，可是通篇沒提一個作家、一篇作品，這就不免空了。《人民日報》有一個專欄叫做《長話短說》，很好。于光遠同志在《福建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我為什麼寫小文章》，很有道理，引它一段（根據《北京晚報》1984年12月22日的摘錄）： 這兩年寫這類小文章也有點體會，覺得有時候值得講一講的看法，只不過這麼一點點，如果寫成大文章，無非是要勉強搭架子，占用報刊過多的篇幅，也占用讀者的更多的時間，也占用自己更多的時間，還推遲自己的看法和廣大讀者見面的時間。何必呢！當然有些問題需要寫成大文章，那就寫成大文章吧。文章的大小，應該因文制宜。另外一個文風問題是「轉文」。這是復古傾向的一種表現。 舉兩個例子： 即是說 ，它逃走的時候，其屁股 已經不那麼完整了。（《人民文學》1984年12期69頁） 富於感情，易衝動，一瞬之間，為之所感動 ！ 又恰恰正好與其共有同好 。（《小說選刊》1984年12期27頁） 這種轉文給讀者的印象是身穿中山裝，頭戴烏紗帽——並且往往是戴歪了。 第二類問題是語句問題。一般所說的「病句」，語文刊物上談得很多，這裡就不談了。舉幾個別的例子。用詞不當的例子： 中國，火藥的祖籍 ，火箭的故鄉，征服星空的策源地 。（人民日報1985年8月16日） 一個生造詞的例子： 未滿十五歲的男子跳高新秀柯文程，近在台灣一次田徑分齡賽中創造一米九七佳績 。（出處同上） 一個粗心大意的例子： 他基本上能準確地預報 出當地三至五天的天氣預報 。（《光明日報》1984年12月8日，二版；或者把第一個「預報」改做「作」，或者把第二個「預報」刪去。） 最後談談訛誤問題。這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排校之誤，包括錯、倒、脫、衍四種情形。錯又有無情、有情之分。無情錯指那些上下文連不上的錯字，例如： 此刻古城尚未遭到敵機轟炸，一切仍如住 常。（《小說選刊》1984年12期26頁） 別人說我專功 山水，不務其他。（《人民文學》1984年12期42頁） 「住」是「往」之誤，「功」是「攻」之誤，都是一望而知，為害不大。有些錯字能夠連上上下文，我管它叫有情誤，這種錯字容易叫讀者上當。舉兩個典型的例子： 《歷代文選》誤為《歷史文選》，《精讀指導舉隅》誤為《精神指導舉隅》，《略讀指導舉隅》誤為《略談指導舉隅》。（文史資料出版社《文化史料叢刊》第四輯148頁） 《建康實錄》誤為《健康實錄》。（《人民日報》1984年12月16日，八版，圖書征訂聯合廣告） 第二個例子特別危險，它會讓離休老幹部大感興趣而拿到書會大大失望。 顛倒的例子一般都是一看就知道的： 搬動書架是煩麻 一點。（《人民文學》1984年12期21頁） 三八年底我從晉南一一五師在所 地實習回延安。（同上，67頁） 廣伯寧 街25號被評為五好大院。（《北京晚報》1984年12月18日，標題） 末了這個例子對熟悉北京街道的人不成問題，對其他人就麻煩了，因為地圖上只有「廣寧伯街」，沒有「廣伯寧街」。 脫落的例子也是有不成問題的，有成問題的： 延安魯迅藝術學文學系主任。（《小說選刊》1984年12期31頁） 這個例子不成問題，第一個「學」字後頭落了個「院」字。底下這個例子就成問題了： 漢語語音史　王力著　中國社科 這是登在1984年12月28日《人民日報》五版上的圖書征訂聯合廣告裡的一行。別的書都列出書名、著者、定價、出版社四項，惟獨這一本缺定價。是還沒有定價嗎？不是，第122期社科新書目里有這本書，定價是3.20元。在征訂廣告上莫名其妙的失蹤了。 衍余的例子不多，我只搜集到兩個。一個是《光明日報》1984年11月27日第二版上的一個標題（兩行）： 人民武裝警察北京總隊某部三大隊造 ／安全押這科研產品三十二萬里 第一行的「造」字是多餘的。另一個是《人民日報》1984年12月30日第四版上的一個標題： 上海市政府加強法制建設／清理過時規章和規範性等文件 這個「等」字是多餘的，正文裡就只寫作「規範性文件」。 以上是排校方面的錯誤。第二類是作者筆誤的例子： 這項工作搞起來可是要命的差事 了。（人民文學1984年12期42頁） 聽著這句話，霎那間 ，我的眼前出現了故鄉胭脂川碧綠綿亘的叢林。（人民文學1984年12期66頁） 第一個例子簡單，「事」為「使」之誤，今已常見。第二個例子比較複雜。有兩個詞都表示極短的時間，一個是「剎（chà）那」，一個是「霎（shà）時間」，「霎那間」是二者的混合物，是作者搞擰了。 作者筆誤往往由於音近，尤其在意思也講得通的時候。有許多成語有兩種寫法就是以筆誤開始而終於取得「第二式」的資格的，例如「莫名（明）其妙」、「故（固）步自封」，「事（時）過境遷」。上面舉的「差使」誤為「差事」的例子，有的詞典里也認可了。有一個詞「報道」在四十年代常常被誤寫成「報導」，解放後又只有「報道」沒有「報導」了。有兩個詞，現在的寫法是錯誤的，但是已經習非成是，恐怕改不過來了。一個是「利害」寫成「厲害」，一個是「片段」寫成「片斷」。 語文訛誤的情況是很多的，只有作者、編輯、校對共同努力，才能把錯誤減少到最低限度。事前把關很重要，很多報社、出版社都採取了措施。我覺得事後檢查也很有用，懲前毖後麼。可以採取內部通告的形式。其實也可以鼓勵讀者舉發。當然不必像中華書局印《四部備要》的時候那麼懸賞，回一封印好的感謝信也就很好了。 笑話里的語言學 〔5〕 一般所說「笑話」，範圍相當廣，大體上包括諷刺和幽默兩類。笑話為什麼引人發笑，這是心理學的問題，我毫無研究，說不出一點所以然。柏格森有一本書，名字就叫做《笑》，我沒看過。很多笑話跟語言文字有關，我就談談這個。我取材於三本書：周啟明校訂：明清笑話四種，1983第二版；王利器輯錄：歷代笑話集，1956初版；任二北編著：優語集，1981年初版。 〔6〕 先舉一個有名的例子。唐朝懿宗的時候，有一個「優人」（相當於外國的fool），名字叫李可及，最會說笑話。有一回慶祝皇帝生日，和尚道士講經完了，李可及穿著儒士衣冠，登上講台，自稱「三教論衡」，旁邊坐著一人，問：「你既然博通三教，我問你，釋迦如來是什麼人？」李可及說：「女人。」旁邊那個人吃一驚，說：「怎麼是女人？」李可及說：「金剛經里說，『敷座而坐』，要不是女人，為什麼要夫坐而後兒坐呢？」又問：「太上老君是什麼人？」回答說：「也是女人。」問的人更加不懂了。李可及說：「道德經里說『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復何患？』要不是女的，為什麼怕有身孕呢？」又問：「孔夫子是什麼人？」回答說：「也是女人。」問：「何以見得？」回答說：「論語說：『沽之哉！沽之哉！吾待賈者也。』要不是女的，為什麼要等著嫁人呢？」這一個笑話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利用「敷」和「夫」同音，「而」和「兒」同音（唐朝婦女自稱為「兒」）。第二部分利用「有身」的兩種解釋，即歧義。第三部分利用「賈」字的兩種讀音，就是故意念白字，本來該念gǔ，卻把它念成jiǎ（這是今音，但唐朝這兩個音也是不同的）。 一　諧　聲 很多笑話是利用同音字，也就是所謂諧聲。諧聲往往利用現成的文句。例如： 唐朝有個道士程子宵登華山，路上摔了跤。有一個做郎中官的宇文翰給他寫信開玩笑，說：「不知上得不得，且怪懸之又懸。」這裡就是套用《老子》：「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和「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老子》是道家的經典，給道士的信里套用《老子》，妙得很。 宋徽宗宣和年間，童貫帶兵去「收復」燕京，打了敗仗逃回來。有一天宮中演劇，出來三個女僕，梳的鬏兒都不一樣。頭一個梳的鬏兒在前面，說是蔡太師家裡的。第二個梳的鬏兒在旁邊，說是鄭太宰家裡的。第三個滿頭都是鬏兒，說是童大王家裡的。問她們為什麼這麼梳，蔡家的說：「我們太師常常朝見皇上，我這個鬏兒叫做朝天髻。」鄭家的說：「我們太宰已經告老，我這個鬏兒叫做懶梳髻。」童家的說：「我們大王正在用兵打仗，我這個是三十六髻。」這是用「髻」諧「計」。「三十六計，走是上計」是南朝齊就傳下來的成語。 明末清兵入關南下，當時的大名士並且在明朝做過大官的錢牧齋，穿戴清朝衣帽去迎降。路上遇到一位老者，拿拐棍兒敲他的腦袋，說：「我是多愁多病身，打你個傾國傾城帽。」這兩句是套用《西廂記》第一本第四折里的「小子多愁多病身，怎當他傾國傾城貌」。「帽」跟「貌」同音，把「貌」字換成「帽」字，連「傾國傾城」的涵義也變了，由比喻變成實指了。 笑話利用諧聲，有時候透露出方言的字音。例如： 有一個私塾老師教學生念《大學》，先念朱熹的《大學章句序》，念了破句，把「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念成「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讓閻王知道了，叫小鬼去把他勾來，說：「你這麼愛『之』字，我罰你來生做個豬。」那個人臨走說：「您讓我做豬，我不敢違抗，我有個請求：讓我生在南方。」閻王問他為什麼，他說：「《中庸》書里說：『南方豬強於北方豬』。」（按：《中庸》原文是：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歟？北方之強歟？抑而強歟？」）這個笑話的關鍵在於拿「之」字諧「豬」字，這是部分吳語方言的語音，在別的地區就不會引人發笑了。 蘇州有一個王和尚，因為哥哥做了官，他就還俗娶妻，待人驕傲。有一天參加宴會，別的客人跟演戲的串通了整他。戲裡邊有一個起課先生穿得破破爛爛的上場，別人問：「你起課很靈，怎麼還這麼窮呢？」按劇本里的台詞，起課人的回答是：「黃河尚有澄清日，豈可人無得運時？」這位演員故意說道：「被古人說絕了，說的是：王和尚有成親日，起課人無得運時。」客人們大笑，王和尚趕快逃走。這也是利用蘇州話里「黃」和「王」同音，「親」和「清」同音。（改詞跟原詞既然同音，其區別大概在於語調上的分段，原詞是2，2，3，改詞是3，1，3。）又，原詞的上句有出處：《吳越備史》說，詩人羅隱投奔吳越，病重，吳越國王錢陁去看他，在臥室牆上題兩句詩：「黃河信有澄清日，後世應難繼此才。」 有時候，利用通假字的不同音義。例如「說」字本義是說話，又與「悅」字相通，古書里常常把「悅」寫成「說」。明朝萬曆年間張居正做宰相，不讓科道官提反對意見——科道指給事中和御史，都是所謂言官。有人就編個笑話來諷刺他。說是科道官出了一個缺，吏部文選司郎中向張居正請示，張居正說：「科道官最難得適當的人，連孔子門下的幾個大弟子也未必都合式。」郎中說：「顏回德行好，可以用吧？」張居正說：「論語裡說，顏回聽了孔子的話，沒一句不說出去，不能用。」郎中說：「子夏文學好，可以用吧？」張居正說：「孔子說過，子夏這個人，聽我講道他也說，出去看見繁華世界他也說，不能用。」郎中說：「冉求能辦事，怎麼樣？」張居正說：「孔夫子說，冉求啊，我講的他沒有不說的，不能用。」郎中說：「子路這個人倒還可以，就怕他太魯莽。」張居正說：「孔子去見南子夫人，子路不說，這個人可以放心用。」 〔7〕 有一個私塾老師教學生念《大學》，念到「於戲前王不忘」，把「於戲」二字照常用的字音讀了。學生的家長跟他說，應該讀做「嗚呼」。到了冬天，教學生念《論語》，注釋里有一句是「儺雖古禮而近於戲」，老師把「於戲」讀做「嗚呼」。學生家長說，這是「於戲」。這老師很生氣，在他的朋友跟前訴苦，說：「這東家真難伺候，就只「於戲」兩個字，從年頭跟我鬧彆扭，一直鬧到年底。」 二　拆　字 編笑話的人也常常在字形上做文章，主要是拆字。舉三個例子。 宋朝國子監博士郭忠恕嘲笑國子監司業聶崇義，說：「近貴全為聵，收龍只作聾，雖然三個耳，其奈不成聰。」聶崇義回答他說：「莫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 明朝大學士焦芳的臉黑而長，很像驢臉。當他還沒高升的時候，有一天跟他的同事李東陽說：「您擅長相面，請您給我看看。」李東陽看了半天，說：「您的臉，左邊一半像馬尚書，右邊一半像盧侍郎，將來也要做到他們那麼大的官。」「馬」左「盧」右，乃是「驢」字。 清朝有一個平恕，做官做到侍郎。曾經做過江蘇學政，大搞貪污，名聲很壞。有人編了一齣戲，名字叫《干如》，開場白是：「忘八，喪心，下官干如是也。」看戲的都笑了。「干」是「平」字去掉「八」，「如」是「恕」字去掉「心」。這位學台後來被總督參了一本，奉旨革職充軍而死。 這三個笑話一個比一個尖銳，頭一個還只是一般的開玩笑，第二個就有點叫人受不了了，末了一個是指著鼻子罵——大概那位學台大人不在場，要不然演員沒這麼大膽。 拆字以外，念白字也常常用來編笑話。舉一個時代相當早——是宋朝——已經成為典故的例子。 相傳有一位讀書人路上經過一個私塾，聽見裡邊的老師教學生念「都都平丈我」，進去糾正。事情傳開之後，就有人編了個順口溜：「都都平丈我，學生滿堂坐；鬱郁乎文哉，學生都不來。」當時有一位文人曹元寵曹組，在一幅《村學堂圖》上曾經題詩一首：「此老方捫虱，群雛爭附火，想當訓誨間，都都平丈我。」 三　歧　義 在語義方面著眼的，首先是利用某些語詞的多義性。例如： 有一個做小買賣的，兒子做了官，他成了老封翁。有一天他去見縣官，縣官請他上坐，他堅決不肯。縣官說：「我跟令郎是同年，理當坐在您下首。」這位老封翁說：「你也是屬狗的嗎？」這裡就是利用「同年」的兩種意義。 有一個和尚做了幾十個餅，買了一瓶蜜，在屋裡吃私食。沒有吃完要出去，把餅和蜜藏在床底下，交代徒弟：「給我看好餅。床底下瓶子裡頭是毒藥，吃了就死。」和尚出去之後，徒弟把蜜塗餅，大吃一氣，吃得只剩兩個。和尚回來，看見蜜已經吃光，餅只剩兩個，大罵徒弟：「你怎麼吃我的餅和蜜？」徒弟說：「您出去之後，我聞見餅香，饞得熬不住，就拿來吃，又怕師父不肯饒我，就吃了瓶里的毒藥尋死，沒想到到現在還沒死。」師父大罵：「你怎麼就吃掉了這麼多？」徒弟把剩下的兩個餅塞在嘴裡，說：「這麼吃就吃掉了。」師父伸手要打徒弟，徒弟跑了。這裡是利用「怎麼」的兩種意義：師父問：「怎麼」是「為什麼」（why）的意思，徒弟故意把「怎麼」理解為「怎麼樣」（how）的意思。 有一個人尊奉儒釋道三教，塑了三位聖人的像。一個道士來了，把老子的像安在中間。一個和尚來了，又把釋迦的像挪到中間。一個書生來了，又把孔子的像挪在中間。這三位聖人相互說：「咱們本來好好兒的，被人家搬來搬去，把咱們都搬壞了。」這裡是利用「搬」字的兩種意義，搬動和搬弄。 最早的笑話書相傳是三國魏邯鄲淳的《笑林》，裡邊有一條說：漢朝司徒崔烈用鮑堅做他的屬下官。鮑堅第一回去見他，怕禮節搞錯，向先到的人請教。那個人說：「隨典儀口倡」，意思是贊禮官怎麼說你就怎麼辦。鮑堅誤會了，以為要他跟著贊禮官說。進見的時候，贊禮的說「拜」，他也說「拜」；贊禮的說「就位」，他也說「就位」。坐下的時候他忘了脫鞋，臨走的時候找鞋找不著，贊禮的說「鞋在腳上」，他也說「鞋在腳上」。（按：英語Follow me也可以有兩種意思，電視節目裡的Follow me！是「跟我說」，回答問路的說Follow me！是「跟我走」。） 歧義的產生也可以是因為語句的結構可以有兩種分析。有一個青盲（俗稱睜眼瞎）跟人打官司，他說他是瞎子。問官說：「你一雙青白眼，怎麼說是瞎子？」回答說：「老爺看小人是青白的，小人看老爺是糊塗的。」這兩句話的本意是：你看我看得清，我看你看不清。但是也可以理解為：你看，我是清白的；我看，你是糊塗的。這就變成大膽的諷刺了。 有些詞語，寫出來，加上標點，就沒有歧義了。「下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這是個老笑話，不用再說。還有一個也是常被人引用的。北齊優人石動筒問國學博士：「孔夫子的門下有七十二賢人，有幾個是大人，有幾個還沒成年？」博士說：「書上沒有。」石動筒說：「怎麼沒有？已冠者三十人，未冠者四十二人。」博士問：「何以見得？」石動筒說：「《論語》里明明說，「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加起來是七十二。」這要是寫成「五、六人」和「六、七人」，就不可能加以曲解了。 唐朝武則天時代有一個老粗權龍襄做瀛州刺史。過新年，有人從長安給他寫信：「改年多感，敬想同之。」他拿信給衙門裡別的官員看，說：「有詔書改年號為多感元年。」眾人大笑，權龍襄還不明白。要是當時有在專名旁邊加記號的習慣，「多感」二字沒有專名號，就不會誤解了。 四　歇後及其他 笑話里也常常運用歇後語。先舉一個《千字文》的例子。有一個縣尉名叫封抱一，有一天來了一位客人，身材短小，眼睛有毛病，鼻子堵塞。封抱一用《千字文》歇後來嘲笑他：「面作天地玄，鼻有雁門紫，既無左達承，何勞罔談彼。」四句暗含著「黃、塞、明、短」四個字。 另一個例子，有一個窮書生給朋友祝壽，買不起酒，奉上一瓶水，說：「君子之交淡如。」主人應聲說：「醉翁之意不在。」分別隱藏「水」字和「酒」字。 有一個用上句隱含下句的例子，也可以算是廣義的歇後。梁元帝蕭繹一隻眼瞎，當他還是湘東王的時候，有一天登高望遠，有個隨從的官員說：「今天可說是『帝子降於北渚』。」梁元帝說：「你的意思是『目眇眇兮愁予』吧？」「眇」是偏盲。這兩句是《楚辭·九歌·湘夫人》里的。 歇後是把要說的詞語隱藏在別的詞語背後，近似謎語。從修辭的角度看，跟歇後相對的是同義反覆，笑話書里也有引用的。例如：有一個詩人作一首《宿山房即事》七絕：「一個孤僧獨自歸，關門閉戶掩柴扉。半夜三更子時分，杜鵑謝豹子規啼。」又作《詠老儒》，也是一首七絕：「秀才學伯是生員，好睡貪鼾只愛眠；淺陋荒疏無學術，龍鍾衰朽駐高年。」 從信息的角度來看，不但是這種同義反覆裡邊有羨餘信息，一般言語裡也有羨餘信息。例如：有一個秀才買柴，說：「荷薪者過來。」賣柴的因為「過來」二字好懂，就把柴挑到秀才跟前。秀才問：「某價幾何？」賣柴的聽懂「價」字，說了價錢。秀才說：「外實而內虛，煙多而焰少，請損之。」賣柴的不懂他說些什麼，挑起柴來走了。 笑話里不但可以涉及修辭學，還可以涉及邏輯學。有一個秀才很久不上縣學老師那兒去了，縣學老師罰他作文一篇，題目是《牛何之？》。這秀才很快把文章做完，它的結語是：「按『何之』二字兩見於《孟子》：一曰，『先生將何之？』一曰，『牛何之？』然則先生也，牛也，二而一，一而二者也。」這個結語的邏輯犯了中項不周延的毛病。 最後說幾個避諱的例子。從前有避諱尊長的名字的習俗，有時候就鬧出笑話。避諱跟歇後一樣，都是把要說的字眼隱藏起來，近似謎語。舉兩個例子。五代時馮道連著做了幾個朝代的宰相，是個大貴人。有一個門客講《老子》第一章，頭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這位不敢說「道」字，就說：「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南宋時候有個錢良臣，官做到參知政事（副相），他的小兒子很聰明，念書遇到「良臣」就改稱「爹爹」。有一天讀《孟子》，「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他就念道：「今之所謂爹爹，古之所謂民賊也。」你說可笑不可笑？ 避諱不限於名字，也可以是不吉利的字眼。宋朝有個秀才叫柳冕，最講究忌諱，應考的時候，特別忌諱「落」字。他的僕人不小心說了個「落」字，就得挨打。跟「落」同音的字都得忌諱，不說「安樂」，說「安康」。他考完了等發榜，聽說榜已經出來，就叫僕人去看。一會兒僕人回來了，柳冕問他：「我中了沒有？」僕人說：「秀才康了也。」這個「康了」後來成了典故，《兒女英雄傳》的作者就用上了，見第三十一回。 笑話要能達到引人笑的目的，必須聽的人和說的人有共同的背景知識，如古書、成語、諺語、語音、文字等等，否則會「明珠暗投」。例如，不知道老子裡有「上德不德」和「玄之又玄」，就不會懂得給道士的信里用上「上得不得」和「懸之又懸」的天然合拍；不知道有「三十六計，走是上計」的成語，也就領會不了「三十六髻」的深刻諷刺。 成語的誤用和濫用 〔8〕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四個字的成語成了某些寫文章的人的寵兒。成語這東西，偶一用之，並且用得恰當，的確有助於文采。可是，首先得了解這個成語的真正意義——大多數成語是比字面上的意思要多點兒什麼的。不懂得這個涵義，就會用錯。舉三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東山再起」。這個成語的起源是東晉時候的謝安一度出仕，不久就辭官隱居東山（《晉書》作「東土」），後來時局變動，他又出來做官，不久做了宰相。現在常常看見被人誤用，例如說一個罪犯集團被破獲，「雖然餘黨暫時銷聲匿跡，可是不知道什麼時候又會東山再起」。把潰散的匪徒比喻為隱居的名士，顯然是不恰當的。 第二個例子是「偃旗息鼓」。1985年5月31日的《人民日報》第三版有一條新聞，標題是《全國武術比賽偃旗息鼓》。這是什麼意思呢？是不是比賽遇到了障礙？還是誰下了停止比賽的命令？沒有呀。那為什麼要「偃旗息鼓」呢？再看新聞的正文，原來是「本報銀川5月30日電：精彩紛呈、場場爆滿的全國武術比賽今天在這裡圓滿結束」。難道「偃旗息鼓」就是「圓滿結束」的意思？查查《辭源》看。《辭源》在「偃旗息鼓」這一條中引了兩個出處：（1）《三國志·三十六卷·趙雲傳》注引《趙雲別傳》：「更大開門，偃旗息鼓，公（曹操）軍疑雲有伏兵，引去。」——趙家軍和曹家軍的仗沒打成，談不上圓滿結束。（2）《舊唐書·卷八十四·裴光庭傳》：「突厥受詔，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雖偃旗息鼓，高枕有餘矣。」——不用打仗了，也就無所謂結束了。《辭源》還附帶說明，「也作臥旗息鼓，見《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的就是後來京戲裡的《空城計》的故事，也是仗沒打成。敢情「偃旗息鼓」跟「圓滿結束」不是一回事，中間不能畫等號。 第三個例子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人民日報》1988年2月14日第一版有記者訪問雷宇的談話記錄。記者對雷宇說：「說得更為坦率而具體些，在權力的使用方面，你既有經驗，也有教訓。「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人們更關心你對使用權力的看法，做成功的蕭何而不做失敗的蕭何。」這可就大大的誤會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是說韓信的遭遇：當初投奔漢王劉邦，登壇拜將，是由於蕭何的推薦，後來讓呂后誆去殺了也是蕭何出的主意。 愛用成語就難免要濫用，濫用就常常會用得不恰當，甚至會杜撰。下面引兩個例子，出處失記。 （1）扮演總理的演員用精湛的表演再現了總理在江青的要挾面前臨危善戰 ，堅持原則的風貌，揭示了總理在世事艱難、病勢沉重的日子裡胸有成竹 ，迴腸盪氣 的內心世界，令人難忘。扮演朱委員長的演員較好地掌握了朱老總耿直厚道，忠心為黨，嫉惡如仇 的性格特徵，表現了一個爐火純青 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江青毫不容情地撕皮剔骨 的駁斥的崇高形象。 （2）書中描寫的場景規模大，人物多，鬥爭錯綜複雜 ，情節生動，使人目不暇接 ，饒有興味。但作者寫來卻很從容，有條不紊 。作者還不斷變幻自己的筆墨，時而大開大闔 ，時而細緻入微；時而金戈鐵馬 ，時而曉風殘月 ；時而緊張到密不透風 ，時而詩意地抒情，令人心曠神怡 。 有時候記憶不真，胡亂篡改，使成語不成為成語。例如： 「巴」片（按指影片《巴山夜雨》）獲得的諸項大獎實是名至實歸 的。（1981年6月20日某報，報名失記） 「實至名歸」是成語，意思是質量高了，名氣自然就大了。「名至實歸」怎麼講呢？難道可以說名氣大了質量自然就高了嗎？ 至於把成語裡的字寫錯，那也是常見的。例如把「振振有詞」寫成「陣陣有詞」，把「長此以往」寫成「常此以往」，等等。有兩個成語的寫法恐怕已經難於改回來了：「畢恭畢敬」（原為「必恭必敬」），「不究既往」（原為「不咎既往」）。 還有一種毛病是把四個字的成語去掉一半用一半。有兩個例子： （1）華羅庚不渝 地深入生產實際找課題的精神也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評價。（《人民日報》1985年2月4日第三版《在千百萬人之中》） （2）世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人和事，沒有現成的幸福，全靠想得開，靠相互諒解，靠爭取，靠奮鬥……唉，我也說不好，反正，你心領 就是了。（《當代》1984年6期199頁） 例（1）是把「始終不渝」的「始終」去掉，只剩下「不渝」二字，沒法兒講。例（2）是把「心領神會」的「神會」去掉，只剩下「心領」二字，倒是可以講，卻是另外一種意思了。《現代漢語詞典》：【心領】客套話，用於辭謝別人的饋贈或酒食招待。 還有一件事情需要注意的是現代的讀者對於古典文學不一定熟悉，因而在文章里用成語要考慮到讀者即使不知道這幾個字的來源，也能懂得它的意思。忘了是50年代的哪一年，在報上看見一條新聞的標題，是「伊拉克山雨欲來／近二百名軍官被捕」。如果作者不給讀者一點兒幫助，許多讀者是不會真正懂得「山雨欲來」這四個字的涵義的。但是這條新聞本身只說：「伊拉克當局逮捕了伊拉克陸軍的192名軍官，罪名是策劃政變。正在繼續大批逮捕愛國人士。」讀者還是不懂標題里那四個字是什麼意思。如果能在最後加上一句「伊拉克政局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讀者就明白了；否則，最好不要在標題裡邊用上這四個字。 最後，對愛用成語的同志們說幾句也許是不中聽的話。不錯，漢語有豐富的寶貴遺產，值得我們驕傲。可是畢竟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語言，現代人說現代話，聽起來有一種親切感，好得很。幹嗎老想掏老祖宗的兜兒呢？依我說，我們做人要做現代人，寫文也要寫現代文。多向前看，少向後看，這不很好嗎？ 四字語 成語以四個字的為多，但不一定凡是四個字的組合都是成語。成語是固定的，一般四字語不怎麼太固定；成語很少連著用，四字語常愛連著用。誰最喜歡多用四字語？中學生和小報的投稿者。 聽說中學老師乃至小學老師之中很有些人，指導學生作文，首先要他們「儲備」精采的詞語，用個本子抄下來，作文的時候打開本子來找。早幾年還曾經看到過一本講成語的書稿，作者鼓吹多用成語不遺餘力，特別推薦下面這段新聞報道作為範本，說是如何如何的好，是了不起的「佳作」。 丹東三面環山 ，一面臨水 ，山光水色 ，引人入勝 。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英薩利特使和其他柬埔寨貴賓們小憩之後，登上錦江山頂的錦江亭，憑欄遠眺 ，俯瞰全景 。山上佳木蔥籠 ，江里春水溶溶 ，遠近屋宇櫛比 ，舟車往返頻繁 ，呈現出一片生氣勃勃 的景象。西哈努克親王意興盎然 ，談笑風生 ，不時拿起望遠鏡瀏覽景色，讚揚丹東市的建設成就。 「佳作」當然談不上，但還算得是通順。下面這一段就連通順也成問題了。這一段見於某一個文摘報。 《爭鳴》第三期發表艾斐撰寫的文章，認為紅學界對《紅樓夢》的研究越來越離開了《紅樓夢》的本體內容，不在「書內」所含蘊、所潛在的思想意義、創作傾向、表現手法和藝術技巧上，下功夫進行研究和探索，而是津津有味地在「紅外學」、「紅外線」上唯芥是較 ，煩瑣考證，猜讖探佚 ，穿鑿繹義 ，畸言喋冗 ，齦齬頻仍 ，以至於僅僅為了與《紅樓夢》本體內容並無多大關係，甚至完全沒有關係的一首詩、一幅畫、一竿竹子、一叢菊花、一個謎語等等，也要輪番連篇 講演，交相累牘 著文，雖已唇焦文濫 ，仍舊存疑無終 。好像《紅樓夢》不是一部小說，而倒是一件出土文物，需要像考古學家那樣，對其內在微末和外及小芥 也拆析論證 ，側測窮極 ，以至於形成了這樣一個共同的客觀效果，即《紅樓夢》這部偉大的現實主義文學傑作，離開我們社會主義的文學現實越來越遠了，與文學界越來越隔膜了，對文藝理論研究和文學創作實踐的積極意義和借鑑價值越來越疏淡和微小了，從而使文學界不那麼願意問津 和染指 紅學界和《紅樓夢》的事了。（胡聿摘） 這段文字裡邊的生造和誤用的詞語的比率之高是罕見的。因為沒有找到《爭鳴》裡邊的原文，所以無從斷定這些妙語是艾斐同志原文所有還是胡聿同志的創造。如果是後者，艾斐同志完全可以提出抗議，我想。 治這種毛病並不難。有一個驗方：請人照念，念不下去或者聽不懂就改，改到能夠聽懂為止。 下面這段是從1984年第8期《人民文學》摘下來的，它的特點是四字語特別特別的多，像連珠炮似的。 噫，曾幾何時 ，去年往日 ，豁出了破釜沉舟 、背水一戰 ，歷經了千辛萬苦 、九死一生 ，永訣了千古英靈 、萬代烈士 ，而奠定了為民族解放 、為人民翻身 而發號施令 的革命根據地——區區之隅 。山鄉 ，山鎮 ，一片荒涼 。地處陝北的黃土高原，峰巒重疊 ，溝壑間隔 ，塬梁峁谷 ，溜溜平川 ，現出特殊地勢的奇形怪貌 。處處層層 的頹垣斷壁 ，斑斑屑屑 的殘磚碎瓦 ，儘是歷史的廢址遺蹟 。鎮民、農民，多居沿山周圍窯洞；而其附近一帶，多屬凸凹田壟 、上下梯田 ，斷續零散 ，交錯間雜 ，像是大地許許多多 、條條塊塊 的補丁似的。時屬深秋 ，氣候乾燥 ，溫度無常，已由午熱漸入夜冷；而展望土色秋色 ，黃上加黃 ，黃中透黃 ，真是滿目不勝 的無限的黃金美景 。 讀這樣的文章，像是躺在夜車的臥鋪上，聽車輪在鐵軌上行駛，發出均勻的格登格登之聲，引人入睡。 轉文和生造 現代人寫文章應該用現代語言，這是不成問題的。有些作家對古典文學有修養，在文章里用上些文言詞語，能夠做到水乳交融。但這不是很容易做到的。沒有這種修養而輕易嘗試，多半會弄巧成拙。下面是兩個例子。 （1）我國足球隊在迭遭失敗後，連克五關，掛冠 而歸。（出處失記；把「掛冠」誤解成奪得桂冠。） （2）考古發掘出土的古物遺骸，都不得不送到外國去鑑定……不僅耗時耗錢，還得以「央求」、「看別人臉色」的態度屈就 。（《光明日報》1984年11月27日，二版。「古物」中間落了個「生」字；這裡該是「仰求」，不該是「屈就」。） 由不恰當而不通，是很容易跨過的一步。不通的例子： （3）富於感情，易衝動，一瞬之間，為之所感動 ！……又恰恰正好與其共有同好 。（《小說選刊》1984年12期） （4）卻新式水泥樓閣立錐地而拔起 ……但他裝傻，取人以悅 ，只是憨笑……他不收我的竹子，我有何奈 ？（《小說選刊》1986年5期） 喜歡轉文的人也就愛好生造詞語。生造詞語是經常會遇到的，這裡只舉少數幾個例子。 （5）砍刀就靜落 ，亮亮的，像失遺 的一柄彎月。（出處同〔4〕） （6）猶如世上的一切建築物那樣，忠實而簡扼 地銘刻著社會的滄桑……免去他們到內地採購工藝品的勞程 。（《人民文學》1984年8期） （7）未滿十五歲的男子跳高新秀柯文程，近在台灣一次田徑分齡賽中創造一來九七佳績 。（《光明日報》1984年11月27日） 是耶？非耶？ 沒有一個人能夠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寫文章的時候只有多存一個心眼兒，遇到沒有把握的事情，查查書，問問人，只有好處，沒有害處。很多人或者太相信自己，或者為了趕任務，在文章里留下錯誤，事後發現，往往難於改正。舉幾個例子： （1）位於江蘇省北部的泗洪、洪澤、盱眙、泗陽、沐陽、宿遷、高淳、邳縣和灌雲九個縣……（《光明日報》1984年11月7日第一版） 按：高淳縣在江蘇省南部，與泗洪等縣相去甚遠。 （2）蔡元培出身科舉，為清末翰林學士。（《人民日報》1984年11月19日第五版） 按：蔡元培曾任清朝的翰林院編修，不是翰林學士。清朝也沒有翰林學士這麼個官職。 （3）大妹，把「光緒二年」改一下，寫成「1910年」。（《人民文學》1987年11期） 按：光緒二年是1876年，1910年是宣統二年。 （4）自從英勇的蘇聯紅軍解放了捷克以後，布拉格不再是封建帝王遊玩享樂的地方。（《旅行家》1958年4期） 作者忘了奧匈帝國的瓦解是在1918年，這以後布拉格就「不再是封建帝王遊玩享樂的地方」。從1918年到1945年這27年中，捷克已經是一個共和國，只有總統，沒有皇帝了。 （5）比如美國在19世紀30年代以後，幾乎可以使美國森林毀滅的砍伐，以及不僅因為二次世界大戰、政治家的功績，也因為制止了這一場砍伐而名留青史的羅斯福總統。（《新觀察》1988年2期） 這個例子取自長篇報告文學《伐木者，醒來！》。這是一篇非常感動人的好文章，可是這裡把兩個羅斯福說成一個人，就成為白璧微瑕了。按制止森林砍伐的是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1858—1919），領導美國參加二次世界大戰的是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1882—1945），他們不是一個人，也不是父子或叔侄，只是沾點親就是了。 （6）（丘吉爾競選，他知道英國的普通選民對上層社會愛用法語顯示高雅非常不滿，）故意讀錯外國人名，每次將Marseilles（法語，先生）讀作Mar-sales。（期刊，刊名和年、期失記） 這可真是強不知以為知了。Marseilles不是人名，是地名，就是大家都熟悉的「馬賽」，不是什麼「先生」，「先生」的法文是Monsieur。即令是「先生」，也只是一個普通名詞，不是哪一個人的名字。 （7）陽春三月，青海省黃河湟水沿岸農業區麥苗吐綠，楊柳返青，五萬畝果園也繁花似錦，爭妍鬥豔。（日報通訊，報名和日期失記） 這段文字見報之後，就有「青海一讀者」來信說：「青海主要是春小麥，陽曆三月在氣候較暖的地區小麥也剛出芽，大地還不見綠色，在西寧、湟源等地有相當一部分地區春播還沒完畢，已播的小麥也還沒出芽。再說果園，新聞見報時這裡杏花還沒開，梨花更不用說，哪來的繁花似錦？」可見作者寫的不是親眼所見，而是想像之詞。 以上（6）（7）兩例已經由不虛心升級為不老實了。 〔9〕 從自然到做作 下面是曾經在競賽中得獎的兩篇中學生作文。 （1）我的家庭有四個成員：爸爸，媽媽，妹妹，還有一個——不用說就是我了。 我特別喜歡爸爸。他高高的個子，談吐舉止常常惹人發笑，但當他對什麼不滿意的時候，我又有點怕他。 媽媽搞地震研究工作，一天到晚總是那麼忙，忙得幾乎顧不上我們。 妹妹只有八歲。我和她既是姐妹，又是冤家。當我管她的時候，她總是：「你管得著嗎？」說罷還常常送給我一個白眼。要不是媽媽在旁邊，我非路她兩下子不可。 你瞧，這就是我的家庭，一個又有快樂又有「鬥爭」的家庭。 （2）你見到過山路嗎？有時，它在綠樹叢的掩映下斷斷續續；有時，一片浮雲飄來，這本來就若隱若現的山間小徑便乾脆消失於其間了；還有時，那巍峨險峻的高山，根本沒有一條路可以通向它的頂點，而一旦有勇敢的攀登者歷盡艱辛，登上這高山之巔，那麼他就可以盡情地領略那萬千氣象，無限風光。 書山，難道不也是這樣的嗎？書山是知識之山，智慧之山。嚮往書山之心，恐怕人皆有之。但是，有些人僅僅是「高山仰止」而畏山卻步；有些人雖一時興起，在山崖險路之上灑落過一些汗水，但終因荊棘滿山，險石環生，半途而廢，甚至在高峰前面「功虧一簣」。只有那些不畏艱險，披荊斬棘，攀藤躍石的勇士，才能登上光輝的頂點。 前一篇是初中學生寫的，後一篇是高中學生寫的。從表面上看，前一篇有點稚氣，後一篇老練多了；前一篇詞彙淺顯，句法簡單，後一篇詞彙豐盛，句法繁富。可是給讀者的總的印象是後一篇不如前一篇。為什麼？前一篇的作者說的是自己的話，讀其文如見其人；後一篇的作者說的是套話，聞其聲不見其人。簡單說，前一篇自然，後一篇做作。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篇在一定程度上分別代表現在的初中學生和高中學生的文風。我們當然不希望我們的青年的寫作永遠停留在（1）的水平上，但是這個方向是對的，要自然，要說自己的話。與此相反，像（2）那種不談自己的感受而羅列些人人都得點頭的套話，發展下去就有跌進說空話的泥坑裡去的危險。 真假風格 常常遇到這樣的情形：兩個人同看一篇文章，一個人說它有這樣那樣的毛病，另一個人說：「這是他的風格嘛！」如果這文章就出自其中一人之手，這句話就變成「這是我的風格嘛！」撇開這種「泛風格論」不算，究竟什麼是風格，很值得研究。我沒讀過風格學的論著，沒法子引經據典來說明，姑且從一個普通讀者的角度來說幾句。 我還是相信孔老先生的話：「修辭立其誠。」就是說，不管是寫人、寫事、寫物、寫景，寫的都是自己的觀察，自己的感受；不玩弄詞語，不玩弄讀者。有了這個前提，這才可以談這風格那風格。否則只會成為假古董。 這裡舉兩種「風格」做例子。一種是「自作多情」，這是比較常見的一種。 （1）乘晨曦，采一把帶露的鮮花，摘幾枝含苞的楊柳，這是時間留下的見證…… 我看見，你們用熾熱的鮮血澆出青松綠杉的圈圈年輪；高樓矗起，你們向宇宙探討著人生…… 時間啊！有時像雷電一閃而過……有時把希望、回憶壓縮在流水之中。（《人民日報》1981.6.19第八版《時間面前的年輕人》） （2）跨過長江，仍然是一馬平川。離江漸遠，樹和草便愈覺不如江南的鮮嫩翠綠。但是，有莽莽黃土塬壯其聲色，襯其靈骨，我不覺被北方植樹那種不羈與韌拔所嘆服。 在江北匆匆的旅次中，我有幸享受了土地主人的好客，細細品味了這綠色之子的款款心曲。這皖地風格的旅館花窗外，便是一大片草地。土質看上去極貧瘠。草根與土，除了精神默然相契外，那根系的發達，想必全賴於土地幽遠幽遠的親情了。月見草呵！（《人民日報》1988.7.19第八版《月見草》） 初看這兩篇文章，即景生情，參以哲理，很像是相當不錯的所謂抒情散文。可是禁不起推敲。拿（1）說，「含苞的楊柳」是個什麼樣兒？又怎麼是「時間留下來的見證」？怎麼「用鮮血澆出……年輪」？怎麼「向宇宙探討著人生」？時間怎麼「壓縮」希望？又怎麼「壓縮」回憶？並且把它們「壓縮」在流水之中？再看（2），既是「一馬平川」，又哪來的「莽莽黃土塬」？什麼叫做「壯其聲色，襯其靈骨」？一個人怎麼被什麼什麼所嘆服？什麼叫做「綠色之子的款款心曲」？這些都是十分費解的。堆砌一些漂亮的字眼，形成一種扭扭捏捏的花腔，只能吸引缺少文學修養的一部分中學生。 另一種文章的「風格」很難用幾個字來概括，姑且說是「生澀」和「飄逸」的混合物吧。這種文章並不多見，下面舉一個例子，是因為它曾經受到刊物編者的特別讚賞。這是一篇小說，有幾千字長，這裡只能引幾小段。 河水又從容，曠古皆然的來而且去。然而小船並不飄走，固然繩索，業已爛斷。——抑或沒有風的緣故吧。 ……一個細伢子……喊另一個細伢子名字。嘴巴小去時，便聽到自己聲音長長短短射遠。忽然背上就有了些些冷。就從褲襠里掏出一線尿來。 但鳧水的人似乎上了沙渚，小小黑點遂為柳煙所沒。唯淺淺笑語一朵朵黯然地開。殘月如慈眉。 其時，柳煙里的人站起來……就一陣陣生了涼意，清寂著一張面。何況真是有了細細風，遠遠來而且遠遠去。（《人民文學》1985年9期） 一望而知，作者是在模仿沈從文的風格。但是沈從文的風格是「只此一家」，別人要學他就有畫虎不成的危險。從文先生的文章，無論是小說還是記事，都植根於對他故鄉的人和事的深深的眷戀，其感人在此。至於他的文章的風格倒並不一定是跟內容不可分割的。或者也可以說，他的行文寓巧於拙，以冷雋掩蓋熱情，產生一種特殊的效果。沒有他的生活感受而刻意模仿，斤斤於形似，效果是不會好的。這裡用得著鳩摩羅什的一句有名的話：「學我者病。」 仿佛記得有一位外國學者說過「無風格是大風格」之類的話，也就是說，看不出有什麼個人特點而只是處處妥貼的文章是最好的文章。我覺得這句話很有意思。 ［後記］ 最近讀者王蒙的《話說「實驗小說」》（《光明日報》1988年10月23日《東風》副刊），裡邊有些個話，雖然說的是寫小說，在一定程度上也適用於文學作品以外的文字，抄兩段在下面供參考。 這些大抵說不出一句完整的外語的小友們還都成了現當代外國文學的專家。他們張口閉口大談外國。他們十分聰慧，社會經驗上也相當早熟，所以能靠一些殘缺不全的間接借鑑營造自己的新潮佳構。而我國的特殊的「養起來」的優越辦法，使一些小有機靈與語言文字能力的人甚至連吃飯都不必操心。從實實在在的生活中極方便地「升華」到雲裡霧裡，寫些發昏第十三章之作，再互相捧捧圖個吉利，也確實在考驗著人們的承受力。 嚴格說，這已經不是簡單的文風問題，而是應該升格為學風問題了。 1988年10月31日 （原載《中國語文天地》，第1、2、3期） 從改詩的笑話說起 〔10〕 相傳有兩個改詩的笑話。其一：有人說「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慾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這首詩太弦索，每句頭上的兩個字都應當去掉。他說：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下雨，何必清明。行人總是在路上，不言而喻。酒家何處有？已是問話，借問多餘。路上的人都會指點杏花村，不光是牧童。因此這一首七絕應當改成五絕：「時節雨紛紛，行人慾斷魂。酒家何處有？遙指杏花村。」 其二：有人說「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這首詩太平淡了，需要加一把勁，在每句頭上加兩個字。經他改造過的這首詩是：「十年久旱逢甘雨，千里他鄉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燭夜，童生金榜掛名時。」 這些當然都是笑話，修改詩句的依據大多數是歪理。但是也不能說沒有一句改得有三分道理，比如「千里他鄉遇故知」就不一定不如「他鄉遇故知」。這也說明魯迅先生「寫完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的教導，應用到具體的例子上去並不是處處都很容易做到，因為究竟哪些是「可有可無」有時候是很難說的。如果我們把上面的詩句的原本和改本拿去徵求從來沒有讀過原詩的人的意見，是不是句句都是原本得多數票，也還難說呢。 為什麼老師改學生的作文，編輯改投稿人的稿子，學生和投稿人往往不服？這裡邊當然有「兒子是自己的好」的心理作用，可是也不能說其中沒有「得失寸心知」的因素。 我這樣說，沒有取消魯迅先生的話的意思。我絲毫沒有這種意思。我的意思倒是要勸寫文章的人認真照魯迅先生的話去做。魯迅先生說「至少看兩遍」是經驗之談，看一遍是不夠的。還有一點魯迅先生沒有明說，但是也很要緊，就是，看的時候不要只從自己的角度去看，還要從讀者（包括老師和編輯）的角度去看，才能發現哪些字、句、段是可有可無的。總之不要寫完之後一遍都不看就交上去或寄出去就是了。 書畫落款 1985年6月23日的《北京晚報》上有一篇短文（《何謂「也婁江文治」》），照抄如下： 「作者，也婁江文治」。面對某畫展中「著名畫家獻畫部分」一幅山水畫的標籤，我愕然了。這明明是我國著名山水畫家宋文治的作品，為什麼畫展組織者竟給注了這麼個怪名字！「這是日本畫家。」一個觀畫的男青年對身旁的女青年，自以為是地解釋著，真讓人哭笑不得。 看看畫的題款：「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甲子冬日寫唐人詩意此匡廬佳勝也婁江文治」。原來，是不明白畫款的意思而錯寫了作者名字。其實，此畫題款並不深奧。唐人李白的名詩句膾炙人口，「甲子冬日」是作畫時間，「此匡廬佳勝也」註明所畫為廬山勝景，「婁江」是畫家的家鄉，寫在名字之前也是國畫題款的普通習慣。顯然，寫標籤的同志把語氣助詞「也」和地名「婁江」都算為作者名字寫到一起了。如果說個別工作人員知識不足而又未動腦子，那麼畫展組織領導者的責任心又如何呢？尤其是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一次正規畫展，出現這樣的錯誤就更不應該了。 湘案：寫標籤的同志主要錯在把「也」字也拉進作者姓名。如果沒有「也」字，「婁江文治」的確很像個日本人的姓名。產生這樣的誤會，畫家本人也不能說毫無責任，因為按照傳統的落款方式，上面有鄉貫，下面一定有姓氏；如果隨便點兒，免去姓氏單寫名字，上面也就不寫鄉貫。也就是說，或者寫「婁江宋文治」，或者寫「文治」，「婁江文治」的寫法是不符合一般習慣的。 權力和權利 〔11〕 有許多錯字是音同而誤，在中、小學生的作文里常見，到了作家或一般作者的筆下就很少看見了。可是有少數是作家或一般作者也難免寫錯的，其中有兩個常見的是把「即使」寫成「既使」，把「權力」寫成「權利」。因為常見，我就不在這裡舉例了。（在有入聲的方言地區這兩個字都不會錯，因為「即」和「力」都是入聲字。） 詞典里沒有「既使」這個詞，所以一經點明，寫的人也就相信是寫錯了。「權力」誤寫成「權利」，雖然經別人提出，寫的人還是將信將疑。這是因為「權力」和「權利」詞典里都有，而意思又沾點邊，所以寫錯了還自以為不錯，別人糾正還不大願意信服。 且看《現代漢語詞典》里的解釋： 〔權力〕①政治上的強制力量。②職責範圍內的支配力量。 〔權利〕公民或法人依法行使的權力和享受的利益（跟「義務」相對）。 如果用英語裡的詞來比較，「權力」大致相當於power，「權利」則相當於right。 下面這一段引文很可以表明「權力」和「權利」的區別： 我想從律師職業的角度概括地說明兩點： 其一是，法律應當儘可能廣泛地賦予人民以權利 ，《憲法》中關於「一切權力 屬於人民」的規定帶有宣言的性質，還必須有一系列具體的法律規範來保障，人民的權利 才得以付諸實施。其二是，法律必須限制或者制約權力機關和實際掌權者的權力 。如果沒有這後一點，人民的權利 很可能變為空文，化為烏有，這方面的教訓是極其深刻的。（《健全法制、厲行法治座談會記錄》，載《群言》1988年第5期，引文見第7頁。） 由「rose」譯為「玫瑰」引起的感想 〔12〕 1984年9月16日的《北京晚報》上有一篇題目叫做《玫瑰、月季與薔薇》的「知識小品」，節錄如後：「玫瑰、月季與薔薇在國外統稱rose。可是長期以來，我們不少同志只要一遇到rose，就統統譯成玫瑰了。……是很不科學的，甚至常常會鬧笑話。其實，玫瑰、月季、薔薇在植物分類學上是屬於絕（sic）然不同的三個種。三者的主要區別在於枝條的長短，皮刺的多少和葉脈的平凹三個方面。枝長且呈攀援狀者為薔薇，刺密而葉脈凹陷者（葉面發皺）為玫瑰，月季枝直立，刺少，葉脈不凹陷，不發皺。因而只要認真觀其形，是不難把它們區分開來的。」 說得好。「只要認真觀其形，是不難把它們區分開來的」——且慢，要是原作者沒有附上一幅插圖，又怎麼「觀其形」呢？如果翻譯一本小說，裡邊說在病床旁邊的茶几上放著一個花瓶，插著一簇roses，作者沒有描寫皮刺多少、葉脈平凹，也沒有交代原來的枝條長短，光有r，o，s，e四個字母拼成的一個rose，翻譯的人該怎麼辦呢？再說，即使有插圖，也未必能畫出刺多或是刺少，葉脈是否凹陷，依然無從判斷是玫瑰還是月季，還是薔薇。就是把上引「知識小品」的作者請來，他也未必有什麼高招。「不科學」也就只能「不科學」了！ 這說明什麼問題呢？說明所有翻譯工作者的一個共同經驗：「我不是不知道啊，我是沒辦法啊！」再從翻譯英文裡舉一個例子。如果你翻譯一本小說，遇到主人公有一位cousin，你把它譯做「表弟」，後來發現他是女性（代詞用she），就改做「表妹」，後來又發現她年紀比主人公大，又改做「表姐」，再翻下去又發現原來她還比主人公長一輩，又改做「遠房姨媽」，再到後頭又發現她不是主人公母親一邊的親戚而是他父親一邊的，又只好改做「遠房姑媽」。其實這也靠不住，她也有可能是主人公的「遠房嬸娘」。要是這位cousin在書里只是曇花一現，神龍見首不見尾，父系母系、年長年幼、輩分性別，全然不知道，只知道他是主人公的cousin，你把他翻成什麼好呢？伍光建老先生（如果我沒記錯）創造了一個名詞叫做「表親」，可以勉強對付一氣，管住了四分之三：母系的全部，父系的一半。可是再一想，既然輩分、性別等等全都不知道，那就翻成「表姐」或「表弟」也都不能算錯，正如把形狀不詳的rose翻做「玫瑰」一樣。 說到人們的稱呼，又想起一件事。多年以前我翻過A. A. Milne的一個獨幕劇The Boy Comes Home，那裡邊有一處，叔叔跟侄子說話，火兒了，拍著桌子說：「And perhaps I'd better tell you, sir, once and for all, that I don't propose to allow rudeness from an impertinent young puppy」一面罵他「小狗」，一面又管他叫sir，這個sir該怎麼翻呢？想了半天，把它翻成「少爺」。英國人嘴裡的sir，既可以用來表示恭敬、客氣，又可以表示憤怒、譏諷，漢語裡找不出一個單一的翻法。很多地方可以翻成「老爺」，有的地方只能翻做「您哪」。有的地方只能不翻，例如很多「yes, sir」只能翻做「是」或者「喳」。像Samuel Johnson那樣對生人熟人，高興不高興，都是一會兒一個sir（這是18世紀一般習慣），那就只好翻做「老兄」。恐怕只有很少的地方可以翻做「先生」，像有些詞典里的譯法。 不同的語言使用於不同的社群。不同的社群對於萬事萬物的分別部居各有自己的一套，相互之間有同有異，這一切都反映在他們的語言裡。翻譯工作者的任務就是隨機應變，想辦法把這些同同異異逐一配上對，說得難聽點兒就是「窮對付」，翻譯得較好無非是對付得較好而已。要求翻譯工作者翻譯一切文章都像翻譯化學元素一樣，把hydrogen翻成「氫」，把oxygen翻成「氧」，那是一種不切實際，也可以說是違背常識的苛求。 注釋 〔1〕 　編自《中國字》一文。 〔2〕 　選自《語言和語言研究》。《語言和語言研究》系《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首綜論。 〔3〕 　編自《語言和語言研究》。 〔4〕 　原載《光明日報》，1985年3月5日、19日。 〔5〕 　原載《讀書》，1985第8期。 〔6〕 　原文曾附註28條，分別註明本文各題材之各出處（周、王、任所作「三本書」及其徵引典籍約共20種）。 〔7〕 　張居正引書的原文分別是「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即悅，下同）」；「自子夏，門人之高第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哉，未能自決』」；「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見南子，子路不說」。 〔8〕 　本篇及以下《四字語》《轉文和生造》《是耶？非耶？》《從自然到做作》《真假風格》等6文選編自《文風問題雜感》系列文章。 〔9〕 　作者《文風問題雜感》篇末注曾引《北京晚報》（1981年2月16日）讀者葛廣智來信，如下：「晚報二月六日一版《顧不上回家吃年飯的人》的消息中提到：電報大樓的時鐘剛剛敲過辛酉年的第一個五響，新風飯館經理段寶成就已在打掃院子、餐廳了。……事實卻是，電報大樓的時鐘每天晚上十點鐘以後便停止打響，早晨七點鐘才開始打響，早晨五點鐘並不打鐘。希望晚報的報道，在細節上也要注意真實。」 〔10〕 　原載《語文報》，1982年第15號。 〔11〕 　原載《語文建設》，1988年第5期。 〔12〕 　原載《翻譯通訊》，1984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