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常談 · 4．字、詞、句

語言的單位 這裡要談的是語句結構的問題。談到結構，必得先有大大小小的一些單位，沒有不同的單位就談不上什麼結構。比如生物的結構是由細胞構成組織，由組織構成器官，由器官構成整個生物。語言的單位，常常講到的有詞、短語、句子等等。這些是語法學家們用的名目，一般人腦子裡大概只有「字」和「句」。要是追溯到很古的時候，那就只有一個名稱，叫做「言」。這個「言」字至少有三個意思。（1）《論語》里孔子說：「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又說：「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這裡的「言」是話的意思，是總括的名稱，不是一種單位。（2）孔子又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左傳》里趙簡子說鄭國的子太叔「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hù］富，……』」。這裡的「言」是一句話的意思。這個意義現在還保存在一些熟語裡，如「一言為定」就是「一句話算數」，「三言兩語」就是「三句兩句」，「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就是「一句話說出去就收不回來」。（3）《論語》里子貢問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孔子說：「其『恕』乎。」《戰國策》里說齊國的田嬰有一回要做一件事情，不要別人勸他。有一個人說：「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田嬰就讓他說。他說：「海大魚」，說完了轉身就走。（故事的下文從略。）這裡的「言」是一個字的意思。後世的「五言詩、七言詩」裡邊的「言」也是字的意思。（2）和（3）都是語言單位的名稱，後來分別稱為「句」和「字」，例如《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xié］說：「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這兩個名稱一直用到現在。只是有過一點兒小小變化，那就是在量詞和名詞分家之後，「字」還是個名詞，「句」卻成了量詞，人們只說「一個字」、「一句話」，不說「一個句」。直到最近，把「句」叫做「句子」，這才可以說「一個句子」。 三位一體的「字」 「字」這個字在古時候，除了別的意義之外，用在語文方面，主要指文字的形體。例如許慎的《說文解字》這部書的主要著眼點就是字形構造。可是到了劉勰說「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的時候，就顯然是用來指語言單位，以音義為主了。寫在紙上的字，有形、音、義三個方面，說話裡邊的字就只有音和義，形是看不見的，雖然在讀書人的腦子裡有時候也會閃出一個字的形狀。我們平常說到「字」字，有時候指它的這一方面，有時候指它的那一方面。比如說「一橫一豎、一橫一豎、一橫一豎，一豎一橫、一豎一橫、一豎一橫，打一個字」，指的是字的形狀（「亞」）。又比如說「『亮』字比『明』字響亮」，指的是這兩個字的聲音。要是說「諒他也不敢說一個『不』字」，那就指的是一定的音和一定的義結合在一起的字，一個語言單位。平常說話，這樣時而指這，時而指那，也沒有什麼不方便。可是要講語文問題，就需要分別定個名稱。專門指形體的時候，最好管它叫「漢字」。專門指聲音的時候，最好管它叫「音節」。專門指音義結合體的時候，最好管它叫「語素」。 漢字、音節、語素形成三位一體的「字」。當然這隻適用於漢語。要是另一種語言，情形就不同了。它的一個語素可能是一個音節，也可能不到一個音節，也可能不止一個音節。別的語言當然不用漢字，日本還部分地用漢字，可是往往念成兩個音節。其實啊，漢字、音節、語素三合一這句話，也只能說是漢語的基本情況是這樣，有好幾種例外情形。（1）有些語素不止一個音節，寫出來當然也不止一個漢字。例如「蟋蟀、葡萄、馬達、巧克力」。後三個是外來語。（2）一個音節包含兩個語素，寫成兩個漢字。主要是「兒化詞」，例如「花兒」。（這是普通話的情形，有些方言裡「兒」字另成音節。）此外，北京人說「我們、你們、他們、什麼、怎麼、這麼、那麼」，說快了第二個字就只剩一個-m，粘在第一個字後頭，也就只有一個音節了。（3）一個音節，一個漢字，可是包含兩個語素。例如「倆」（＝兩個），「仨」（＝三個），「咱」（zán＝咱們），「您」（＝你＋n［＋變調］）。 【4】 （4）一個漢字代表兩個語素，念成兩個音節。例如「瓩」（千瓦），「浬」（海里），「哩」（英里）。 正因為說漢語的人習慣於音節有意義，漢字有意義，因而音譯外來語總是不太喜歡，有機會就用意譯詞來代替。清末民初的翻譯小說里，多的是「密司脫、德律風、司的克」之類的字眼，後來都被淘汰了。由於同樣的理由，在一定的組合里，音譯專名的頭一個字可以代表全體。例如「馬列主義」，「普法戰爭」；甚至一個「阿」字在不同場合可以代表「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阿富汗」或者「阿根廷」。 語音的「句」和語法的「句」 以上談的是「字」，現在來談「句」。《文心雕龍》里說：「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意思是說，把整段的話分成若干小片段，叫做句，句一方面是「聯字」，一方面又彼此「分疆」。又說：「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為用」，這是說，句子由字組成，字和字之間有一定的結構關係。對於句子的這種說法，跟現在的理解也還相近。可是傳統的「句」和現在的「句子」有一點很不同：「句」的長短差不多有一定的範圍，可是「句子」呢，可以很短，也可以很長。比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論語》），從前算五句，現在只算一個句子。另一方面，像「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論語》）這個「唯」字，按現在的說法也是一個句子；按從前的理解是不是一句呢，就很難說。要拿「句司數字」，「聯字以分疆」做標準，這裡只有一個字，就算不了句了。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分歧呢？原來現在講句子是從語言出發。語言的主要用處是對話，一個人一次說的話是一個交際單位，因此不管多短，都得算一個句子。話要是長了，語音上必定有若干停頓。其中有些段落，語法結構上沒有什麼牽連，儘管在這裡是一段跟著一段，在另外的場合卻都可以單獨說，同時，這些段落的末了都有跟單獨一句的末了相同的語調——這樣的段落，一段是一個句子。這種段落的內部的停頓，沒有上面所說的結構和語音上的特徵，就不算句子。這是現在的看法。從前講句讀［dòu］是從文字出發。文字大都是獨白，整篇才是一個交際單位。把整篇的文字劃分成若干句，只是為了誦讀的便利，所以句的長短不會相差太遠。一般是三五個字，多到八九個字，只要意義允許，念起來就停頓一下，就算一句。同樣的語法結構，有時候算兩句，有時候算一句，例如「清風徐來，水波不興」是兩句，「風平浪靜」是一句。 「詞」的今昔 「字」和「句」都講過了，再來談談「詞」。古時候所謂「詞」是虛字的意思。用做語言單位的名稱，好像是從章士釗的《中等國文典》（1907）開始。這本書里只說「泛論之則為字而以文法規定之則為詞」，可是沒有說出怎麼個規定法。幾十年來，語法學家一直在尋找這個規定法還沒找著。現在比較通行的標準是：（1）「可以獨立運用」，用來區別詞和不成為詞的語素；（2）「不能擴展」，也就是中間不能插入別的成分，用來區別詞和詞組。這兩條標準運用起來都遇到一些問題。「獨立運用」可以有各種解釋，一般理解為包括兩種情形：（a）能單獨說的是詞，例如「三」；（b）把上一類提開之後剩下的，雖然不能單獨說，也算是詞，例如「個」。這樣，「三個」就是兩個詞。可是按這個標準，「電」和「燈」都能單獨說，「電燈」是兩個詞；「電影」里把「電」提開，剩下「影」也得算一個詞。為了防止得出這樣的結論才又有「不能擴展」的標準。「電燈」和「電影」都不能擴展，所以都只是一個詞。可是這樣一來，又得承認「人民公社」、「無機化學」等等都不是詞組而只是詞，這顯然是不行的。 「詞」在歐洲語言裡是現成的，語言學家的任務是從詞分析語素。他們遇到的是reduce（縮減）、deduce（推斷）、produce（生產）這些詞里有兩個語素還是只有一個語素的問題。漢語恰好相反，現成的是「字」，語言學家的課題是研究哪些字群是詞，哪些是詞組。漢語裡的「詞」之所以不容易歸納出一個令人滿意的定義，就是因為本來沒有這樣一種現成的東西。其實啊，講漢語語法也不一定非有「詞」不可。那麼為什麼還一定要設法把它規定下來呢？原來「詞」有兩面，它既是語法結構的單位，又是組成語彙的單位，這兩方面不是永遠一致，而是有時候要鬧矛盾的。講漢語語法，也許「詞」不是絕對必要，可是從語彙的角度看，現代漢語的語彙顯然不能再以字為單位。用漢字寫漢語，這個問題還不十分顯露；如果改用拼音文字，這個問題就非常突出了。所以漢語裡的「詞」的問題還是得解決，可是只有把它當作主要是語彙問題來處理，而不專門在語法特徵上打主意，這才有比較容易解決的希望。 漢語語法的特點 現在來談談語句結構，也就是語法問題。一提到語法，有些讀者馬上會想到名詞、動詞、形容詞，主語、謂語、賓語，等等等等，五花八門的名堂，有的甚至立刻頭疼起來。因此我今天下決心不把這些名堂搬出來；要是無意之中漏出一兩個來，還請原諒，反正可以「望文生義」，大致不離。至於另外有些讀者對這些術語特別感興趣，那麼，講語法的書有的是。 語法這東西，有人說是漢語沒有。當我還是一個中學生的時候，不知道從哪兒聽來這種高論，就在作文里發揮一通，居然博得老師許多濃圈密點，現在想起來十分可笑。一種語言怎麼能夠沒有語法呢？要是沒有語法，就剩下幾千個字，可以隨便湊合，那就像幾千個人住在一個地方，生活、工作都沒有「一定之規」，豈不是天下大亂，還成為一個什麼社會呢？如果說漢語沒有語法，意思是漢語沒有變格、變位那些花樣兒，那倒還講得通。可是語法當然不能限於變格、變位。任何語言裡的任何一句話，它的意義絕不等於一個一個字的意義的總和，而是還多點兒什麼。按數學上的道理，二加二隻能等於四，不能等於五。語言裡可不是這樣。最有力的證明就是，拿相同的多少個字放在一塊兒，能產生兩種（有時候還不止兩種）不同的意義，這種意義上的差別肯定不是字義本身帶來的，而是語法差別產生的。可以舉出一系列這樣的例子： （1）次序不同，意義不同。 （a）「創作小說」是一種作品，「小說創作」是一種活動。「資本主義國家」是一種國家，「國家資本主義」是一種經濟制度。（b）「一會兒再談」是現在不談，「再談一會兒」是現在談得還不夠。「三天總得下一場雨」，雨也許是多了點兒，「一場雨總得下三天」，那可真是不得了啦。（c）「她是不止一個孩子的母親」是說她有好幾個孩子，「她不止是一個孩子的母親」是說她還是成百個孩子的老師什麼的。「你今天晚上能來嗎？」主要是問能不能來，「你能今天晚上來嗎？」主要是問來的時間。（d）「五十」倒過來是「十五」，「電費」倒過來是「費電」，「包不脫底」倒過來是「底脫不包」。1960年發行過一種郵票，底下有四個字，從左往右念是「豬肥倉滿」，從右往左念是「滿倉肥豬」，好在上面的畫兒很清楚，是一頭肥豬，一大口袋糧食，證明第一種念法對。日本侵略軍占領上海時期，有些商店大拍賣時，張掛橫幅招貼，「本日大賣出」，要是從右往左念，就成了「出賣大日本」。這就自然叫人想到從前的迴文詩。歷代詩人作過迴文詩的不少，這裡不舉例了。集回文之大成的《璇璣圖》被《鏡花緣》的作者采入書中第41回，好奇的讀者不妨翻出來一看。 （2）分段不同，意義不同。 （a）有一個老掉了牙的老笑話。下雨了，客人想賴著不走，在一張紙上寫下五個字：「下雨天留客。」主人接下去也寫五個字：「天留人不留。」客人又在旁邊加上四個圈，把十個字斷成四句：「下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b）有人把唐人的一首七絕改成一首詞：「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這樣的詞牌是沒有的，可是的確是詞的句法。這兩個例子都只是就文字而論是兩可，一念出來就只有一可，非此即彼。底下的例子，除非有意加以分別，否則說出來是一個樣兒。（c）「他和你的老師」，可能是兩個人（他｜和｜你的老師），可能是一個人（他和你的｜老師）。（d）「找他的人沒找著」，也許是他找人（找｜他的人），也許是人找他（找他的｜人）。（e）《人民日報》（1963.12.8）上有個標題是「報告文學的豐收」，分段是在「的」字後頭；可是光看這七個字，也未嘗不可以在「告」字後頭分段。以上三個例子都是「的」字管到哪裡（從哪個字管起）的問題。「的」字管得遠點兒還是近點兒，意思不一樣。（f）《北京晚報》（1961.12.13）上有吳小如先生一篇短文，說白香山的詩句「紅泥小火爐」一般人理解為「小｜火爐」是不對的，應該是「小火｜爐」。講得很有道理。（g）有一個笑話說從前有一個人在一處做客，吃到南京板鴨，連聲說「我懂了，我懂了」。人家問他懂了什麼，他說，「我一直不知道鹹鴨蛋是哪來的，現在知道了，是咸鴨下的。」這就是說，他把「咸｜鴨蛋」當作「咸鴨｜蛋」了。（h）《光明日報》（1962.7.2）上有個標題是「北京商學院藥品器械繫和附屬工廠結合教學實習檢修安裝醫療器械」，可以有三種理解（兩道豎線是第二次分段）：（1）結合教學｜實習‖檢修安裝醫療器械；（2）結合教學實習｜檢修‖安裝醫療器械；（3）結合教學實習｜檢修安裝‖醫療器械。如果在「教學」或者「實習」後邊加個逗號，（1）和（2）（3）可以有區別；如果在「檢修」和「安裝」中間加個「和」字，（3）也可以跟（2）分清。 （3）關係不同，意義不同。 （a）「煮餃子（吃）」和「（吃）煮餃子」，「煮餃子」三個字次序一樣，分段也一樣（都是「煮｜餃子」），然而意思不同。這是因為兩句話里的「煮」和「餃子」的關係不同。（b）「他這個人誰都認得」，也許是他認得的人多，也許是認得他的人多。這當然不是一回事。（c）《人民日報》（1956.10.8）上有一篇很有意思的短篇，標題是「爸爸要開刀」。看了正文才知道「爸爸」是醫生，不是病人。（d）「小馬沒有騎過人」曾經在語法研究者中間引起過討論。在我們這個世界裡只有人騎馬，沒有馬騎人，可是在童話世界裡人騎馬和馬騎人的兩種可能是都存在的。（e）北京一條街上有個「女子理髮室」，男同志光看這兩個字的招牌就不敢進去，幸而兩邊還各有四個字，是「男女理髮」和「式樣新穎」，這就可以放心進去了。 這樣看來，一句話裡邊，除了一個一個字的意義之外，還有語法意義，這是千真萬確的了。 當然還有變格、變位等等玩意兒，即所謂「形態」，以及與此有關的主語和謂語一致、定語和被定語一致、動詞或介詞規定賓語的形式等等「句法」規律（實際上，這些規律才是變格、變位的「存在的理由」）。在某些語言裡，形態即使不是語法的一切，至少也是語法的根本。有了它，次序大可通融，分段也受到限制，哪個字跟哪個字有關係，是什麼關係，也差不多扣死了。比如「我找你」這三個字，如果在它們頭上都扎個小辮兒，比如在「我」字頭上加個a ，表示這個「我」只許找人，不許人找，在「你」字頭上加個b ，表示這個「你」只許人找，不許找人，而且為保險起見，再在「找」字頭上加個1 ，表示只是我「找」，不是別人「找」，那麼這三個字不管怎樣排列： 我a 找1 你b 　　你b 找1 我a 　　找1 我a 你b 我a 你b 找1 　　你b 我a 找1 　　找1 你b 我a 全都是一個意思。如果「你找我」這句話也如法炮製，那麼「我b 找2 你a 」的意思就跟「我a 找1 你b 」大不相同，反而跟「你a 找2 我b 」完全一樣。 這樣的語法當然也有它的巧妙之處，可是我們的老祖宗沒有走這條路，卻走上了另外一條路，一直傳到我們現在，基本上是一個方向。而且說老實話，我們說漢語的人還真不羨慕那種牽絲攀藤的語法，我們覺得到處紮上些小辮兒怪麻煩的，我們覺得光頭最舒服。可是啊，習慣於那種語法的人又會覺得漢語的語法忒不可捉摸、忒不容易掌握。那麼，究竟哪種語法好些呢？這就很難說了。一方面，任何語言都必得有足夠的語法才能應付實際需要，無非是有的採取這種方式多點兒，那種方式少點兒，有的恰好相反罷了。因此，從原則上說，語法難分高下，正如右手使筷子的人不必看著「左撇子」不順眼。可是另一方面，在細節上還是可以比較比較。比如，同樣是有動詞變位的語法，英、法、德、俄語裡邊都有好些不規則的動詞，這就不如世界語，所有動詞都按一個格式變化。又比如，某些語言裡名詞變格是適應句法上的需要，可是附加在名詞上面的形容詞也跟著變格，不免是重複，是不經濟。（像拉丁語那樣可以把名詞和形容詞分在兩處，那麼，形容詞的變格就又有必要了。）拿漢語的語法來說，經濟，這不成問題，是一個優點。簡易，那就不敢貿然肯定。從小就學會說漢語的人自然覺得簡易，可是常常能遇見外國朋友說漢語，有時候覺得他的語句彆扭，不該那麼說，該這麼說，可是說不出為什麼不該那麼說，該這麼說。可見我們在許多問題上還只是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許多語法規則還沒有歸納出來，並且可能還不太容易歸納出來。這就似乎又不如那種以形態為主的語法，把所有的麻煩都擺在面子上，儘管門禁森嚴，可是進門之後行動倒比較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