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夢斷憶 · 憶探親
一九七二年春節以後，忽然「皇恩浩蕩」，我第一次獲准探親假！本來人各有親，探望家人是人的權利。但在我類「黑幫」，卻是例外。「人貴有自知之明」，我也從未存此幻想。但聽說張光年同志已向連部提出申請了，幾位朋友便慫恿我一試，我倆地位近似嘛！事出意外，報告送上以後，不久竟被批准了。而更出於意外的是：先提出申請的光年卻被駁回！論情況，他上有父母，比我更多一層親人；說路程，他可以乘京廣車直達；何以厚我而薄彼呢？事後才明白，時機不對。當光年提申請時，美國總統尼克森正在北京訪問，所以不准。何以故呢？大概是怕「黑幫分子」攔輿告洋「御狀」吧？於此可見，江青之流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而在洋大人面前也還是有點洋奴相的。真是孱頭！
不過我的探親假比別人要少四天，只給十天，以示與革命群眾有別。這在我，自然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便毫無怨尤地背上背包，提上行囊，欣然奔向縣城火車站去了。「歸心似箭」這句話的滋味，這次才真正體會到。車到漢口，等不及買第二天的船票，便在車站混進一輛經過鄭州的列車，從鄭州又換乘南去的列車，真恨不得一步跨進南京城。
但火車越近南京，我卻越感到情怯。離家六年了，多愁多病的金玲，是如何苦苦撐持這個家庭的？兒女們該都長大成人了，當年離別時我曾安慰過他們說，自己問心無愧，是沒有問題的。但前年，「紅旗」這份黨的刊物上點名批判了我，這會給他們造成多大的苦難？我是欣然歸來了，但能帶給他們以什麼安慰和希望呢？……
我忘了長江大橋已經建成，以為還要用輪渡過江的，不料火車已飛過大橋，緩緩進站了。金玲在月台上隨車奔走，一邊向我揮手，兒女們也都睜大眼睛在找尋他們的父親。特別是小女兒，車已停穩了，她還在問她母親：「那是我爸麼？那是我爸麼？」可見幾年的勞動改造，的確把我改造成另一副模樣了。寫「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詩句的詩人大概是衣錦還鄉的，所以頗有點欣慰之情。而我此時此刻究竟是悲是喜，是苦是甜，實在說不出什麼滋味來！連愛小提琴如命、不肯浪費片刻光陰的兒子，也到站上來接他父親了。是感到一點安慰吧，我於是從金玲、大女兒起一一擁抱了他們。他們有的憨笑，有的抹淚，而神經質的金玲則是邊笑邊抹眼睛，興奮不能自已。直到第二天全家游玄武湖時，她竟然不顧嚴寒，解開頭巾，向湖揮舞，讓頭巾飄入湖中，隨波流去
回家後被問的第一句話是：「你怎麼還用那個信紙寫信？「所謂「那個信紙」，就是歪歪斜斜題有「大海航行靠舵手」字跡的那一種，我被問懵了。於是第二句又問：「你不知道林彪摔死了？」我這才恍然大悟，去年九、十月問，革命群眾常常神色緊張地背著我在議論什麼，報紙上好久又不見這位「副統帥「和「接班人」的行蹤，我也有過疑問，但被批鬥得麻木不仁的人，頗具有「國家事管他娘主義「意味，也懶得打聽。我不得不佩服我們幹校領導，竟然把這國人稱快的事對我們「黑幫分子」保密到五個月之久，而紋風不透！但我又不禁要問：林彪這個反革命和我們這些已被他打倒在地的「黑幫分子」並無牽連，按照敵人的敵人便是朋友的邏輯推論，我輩該被「解放」才是，為何倒對我們保密呢？那只能這樣解釋：你等「黑幫」休得因林彪之死而猖狂，林彪的反革命事業「自有後來人」！
而回家以後的遭遇也能證明這一點。我的家裡升了火爐，倒溫暖如春，但一出臥室的門，卻感到有如冰封。樓上住了一位某某局的首長，是一位「鐵面無私」的「革命家」，對於我輩是目不斜視的一副莊嚴相，真是望而生畏。隔壁鄰居過去是同單位的一般幹部，倒是生得一副笑嘻嘻的面孔，回家的第二天，他便來訪問過我，但未遇見。我聞訊後，馬上去回拜。但一見面，不對了：笑嘻嘻的面孔變得一本正經了，一開頭便大講其「目前形勢大好，而且愈來愈好」的一套，然後用教訓的口吻告誡我，回來後，應該如何如何，不應該如何如何，等等，全是一派領導者的風度。領教回來以後，才知道此公目前正是我樓上那位首長手下的紅人。相面的人有句術語，叫「相隨心變」；魯迅先生也有句名言：「一闊臉就變」，都是真理了。不過，我並非某局的幹部，這位首長如何關心起我來了？
關心我的人還有。只隔一道門，即在原先我家客堂里，住的是位「造反派」。此人也生得麵團團如富家翁，又似有幾分殺氣，對我的歸來是「視而不見」的。但「隔牆有耳」並非「聽而不聞」。所以我很自愛，說話不敢大聲。但是不行，江蘇省五七幹校來了命令：指定我在某日某時到達鎮江某地的某連連部去作匯報。這是不能不去的，我原先所在的單位已經砸爛，我的編制現在保留在這裡。就是說，我的飯碗是在這裡的。人雖去了文化部幹校，在這邊我也是榜上有名的。某日，一早便如期到達目的地，但等到臨近中午，才由一位瘦長瘦長的連長之類的領導人物出來接見。但對我的匯報絲毫不感興趣，略問數語，便和那位有過笑嘻喀面孔的人物一模一樣，哼哼哈哈地也作了類似的訓話。到「典禮」完畢，一共不過半小時，但往返旅行足足浪費我一天時間！十天的假期又打個九折：不過也有收穫：在這幹校食堂吃飯時，看見我前邊客堂里那位「造反派」也正在吃飯，他當然還是「視而不見」，但我可明白他的任務了。回家探親，原是一樁喜事，誰料想就在我的家裡，上下左右有如天羅地網將我網住，這還有什麼喜可言？
關起房門，家庭里還是溫暖的。但是三天過後，對全家成員情況了解一番之後，就感到每人心靈上也都有不少創傷。首先說金玲，她由於我在一九六六年春被變相流放到江蘇，她也被迫在北京辦了退職手續。作為家屬，應該少受折磨了吧？其實不然。北京專案組兩次來南京抄家，「文革「初期，「造反派」搶房子，占去三分之二，林彪下令備戰，強迫她和全家下放農村。樓上那位首長蒞任之前，也曾經驅逐她搬家，都由她一一頂過來了。而後來卻又無端飛來一頂「大右派」的帽子落在她的頭上。
兩年以前，居民委員會裡便沸沸揚揚有了傳聞，說她是由北京下放的大右派，於是人前人後，指指戳戳的小動作就多了。後來，戶籍警以查戶口為名，便闖進闖出，問東問西，而且打開抽屜，翻這翻那，她都以為這是黑幫家屬應有的待遇，不以為異。但到後來居民委員會成立「學習班」，這是五類分子才有資格參加的，也要她去交代歷史，這才使她驚訝起來！
我們那個居民委員會裡有位正主任楊桂芳同志，當年新四軍里著名的女團長，是「雙槍老太婆」式的傳奇人物，日寇稱之為「中國現代的穆桂英」！如今居民里突然冒出個大右派來了，她驚問：「有了大右派，我為何不知道？」便親自出馬，找金玲談話，這一談，她才恍然大悟道：「原來你姓金，不是姓丁！媽媽的，這群人瞎胡鬧！比我更沒有文化！」
這場笑話並不奇怪。在那荒唐的年代，只錯了一個聲母，能算得什麼嚴重錯誤麼？不過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這個「大右派」的帽子卻害了我大女兒陳虹！
陳虹，這個六七屆高中生，當年興高彩烈佩上大紅花下放去農村的，插隊在丹陽縣的山區里，熬了三個年頭、當上一名民辦教師。縣裡成立了一個語文師資訓練班，她去投考了，並考了個第一名。喜報已經傳到村里，但政審時外調人員聽說她母親是個「大右派」，嚇慌了。陳虹因此便名落孫山！
小女兒在讀初中時也遭過政治陷害。南京街頭出現了所謂反動標語，全市，包括中小學生也一個個排查，查到陳晶頭上，發現她的父親是個大黑幫，這就如獲至寶，大搞「逼供信」了：「你父親是個什麼東西？你能不反動麼？」她矢口否認寫過任何標語，並指出這是有人誣陷，但工宣隊的老師傅還是咬住不放。全家人都去學校據理力爭，也不中用。後來這案子破了，才證明她並未反動。到後來進高中了，還是背著老子的黑鍋進不了共青團！
兒子陳陽的命運被認為是最「好」的。「好」就「好」在他那一屆初中畢業生都留在城裡就業，沒有下放而已。但他是酷愛拉小提琴的，他曾告訴我說：「琴，就是我的命！」回家第二天全家去逛玄武湖，他也去了，可只拍了照，便又回家拉琴去了。但他那雙手卻偏偏被派做淬火工，而且日夜三班倒，拉琴的時間就不能固定。有一天午後，他剛調琴弦，有人替首長傳令了「首長中午要休息，不要拉琴！」你是黑幫分子的兒子，除了流淚，你能抗命麼？
在苦難的妻子兒女面前，我是他們苦難的根源。我在他們中間能有什麼歡樂？況且，據了解，我那專案組裡一位同志曾經給陳虹復過一封信，曾經明確告訴她：「《紅旗》上的文章，就是你父親歷史的結論！」這專案組是隸屬中央的，這一說大概是「鐵案如山」了。自然，家人們並不敢強調這個論斷，而以林彪一死，形勢總會好轉相慰藉；而我也不敢說出對江青之流的看法，只用我的樂觀估計來影響他們。互相安慰，都是言不由衷的。
人是有墮性的。俗語云：「討飯三年不做官」，便是墮性作用。我這個鴨倌，在此時此地，卻頗有寧願與我的群鴨為伍以終天年的想頭。因為我那鴨群實在比這兒的那些「人」更富有人性。但這句話不能說出口，那是要傷親人們之心的。還得強打精神歡樂一番。當此時也。上海的大侄女，北京的金玲老同學，都聞風趕到南京，一以探望，二以祝壽——我六四初度正巧是在這假期里。於是和客人及全家都去中山陵會餐了一頓。菜餚自然豐富，我和大家也都很歡樂，但是不知為什麼，總覺得這次祝壽卻遠不如四年前在牛棚里私自祝壽那麼髙興。何以故呢？大概是苦中作樂另有趣味吧？
一九六八年春，中央專案組設立了我的專案，我升格了。前此作家協會所搞的專案組不算數，一切從頭做起。首先，自然是自我交代。這個專案組象樣得多，有專門一間房間，三位組員各據一案而坐，讓我坐在中央一張摺椅上，四邊不靠，這自然是審訊的樣子了。這我並不在乎。有些外調的人就有這種癮，名之為「提審」，而且連坐位也不給哩.！於是我就從出生之年起，象編年史般地一年一年「如數家珍」講下去。既無底稿，也無提綱，倒是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但審訊者並不滿意我這態度，不時來個打斷、插問，或者加以評論，諸如「老奸巨猾」！「你不要欺負我們年輕！我們有的是顯微鏡和望遠鏡！」之類。但有些極簡單的道理，並不需要什麼「鏡」的，比如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以前的國民黨員有左派、右派之分，國民黨區分部並沒有什麼「書記」之類名稱這類常識性問題，也用「鏡」來照了一小時以上，可很費時間。因此，我這整一花甲的編年史，足足講了三個整天。
這次「三堂會審」是有分工的；一位是武生，動不動要作揮拳動武狀，並說：「你經得住我三拳頭麼？」老實說，他孔武有力，我連一拳也吃不消。另一位是軍師型的小花臉腳色，面無血色，經常陰陽怪氣、冷言冷語對我來點「諷刺文學」。最後一位是唱鬚生，扭轉僵局，從正面教育我的，每每是他。但他們忘了，我是二十年代就當過演員的，他們的表演並不出色，是用非所學了。不知他們後來改行了沒有？
三天交代以後，由鬚生出面問我：「你所交代的都敢負責是真實無誤的？你敢依照所講的寫出書面材料而無出入？你敢在所寫材料上打手印？」
我回答了三個「敢」字。
「那你二十四小時以後，即明天此時此刻，寫出交來！」
這一著可厲害，二十四小時以內要寫出兩三萬字材料，能行麼？但我忽然想到明天正是我六十大慶的日子，人生不能有兩個花甲，能不自我慶祝一番？一看錶，正好六點，下班了，便說：「好吧，明天此時此刻我交卷！」
既誇下海口，便打算當晚不睡，來個夜戰。但是眼睛不爭氣，十二點以後撐不住了。於是心一橫，睡覺！第二天一清早，神清氣爽，提筆直書，一直寫到五點三刻，完稿了！我可洋洋得意，先對三十多年的老友張天翼打了招呼，叫他下班時等我一路走。然後找到那位鬚生，遞上書面材料。他似乎出於意料，連連「哦」了幾聲，接過我寫的材料發愣。
我便以勝利者的口吻挑戰說：「讓我打手模腳印吧！」
他遲疑一下，說：「讓我們看了再說。」
這時下班鈴響了，我扭頭就走，拖了天翼直奔東華門大街春華樓菜館。他連問我什麼事，我只笑而不答。叫了三菜一湯，六兩水餃和兩瓶啤酒，大吃大喝起來。吃到杯盤狼藉了，我才告訴他原委，是請他來為我祝壽的。然後撫掌大笑，感到無比痛快。——我這樣飄飄然，頗有阿Q氣。但當時想「精神勝利法」也可以一分為二吧？
但是當我把這故事講給家人聽的時候，他們並不大笑，而只現出一絲苦笑來。我知道自己又錯了，正如我津津樂道我所愛的鴨群時那樣，這不會引起他們的共鳴，卻使他們產生反感。我應該快快活活地和他們暢度這個假期。於是游湖呀，拍照呀，講笑話、做遊戲呀，但是每人心上都罩著一片陰云：假期馬上要過去了，我什麼時候才能再回來？回來時是否真箇平安無事了呢？……
這種離愁別緒，當我假滿離家，全家在軍站月台上送別時總爆發了。妻子兒女個個都熱淚盈眶，對車上的我一再叮嚀珍重，我確實後悔了：我這十天沒能給予他們足夠的安慰！特別是金玲，一位醫生曾背後告誡我：她是神經質的人，已有神經官能症的徵兆了，不能再受刺激。但我此時如何安慰她呢？我只能忍住淚水，強顏歡笑說些閒話。但四雙淚眼正對著我，而火車遲遲尚未開動。我受不了，只好將視線避開。此時發現一隻小手提包不知放在那兒了，便藉機找尋。等尋找到了，車廂已緩緩移動。我再看看金玲和兒女，她們仍然含著淚水，伸長頸項在張望著我哩！一陣愧懟的心情襲擊著我，要說什麼，但已無濟於事，車輪滾動，人影漸遠漸遠了！
當我木呆地回到鋪上，對面一位中年解放軍同志驚奇地問我：「去很遠的地方嗎？」我搖搖頭。他不解地又問：「那你家裡人為什麼那樣哭哭啼啼呀？」我不知怎麼回答。因為我如果說出真情，他可能挪開位置，對我表示「割席」的。我只好長嘆一聲，倒身假寐。幸好他在半夜裡便下車了。
回到幹校，形勢有了變化，鬥爭的弦松下了，「敵我」界限也不再如前森嚴了。特別是掌管我專案組的兩位上級同志從北京來和我談話，又寫了一份三千字的材料以後，連里的同志們有的向我暗示：我不是敵我矛盾了；有的竟向我表示祝賀：歸期有望了。但就在這年冬天，我的鴨群被宰掉了，我在幹校的精神支柱垮了！以後又幹了許多雜活，也都提不起精神來。一次挑糞，往返四趟，也不過十幾里路，但到挑第五趟時，離目的地只有二三十步了，我再也挪不動腳步，還是腿腳有病的胡海珠同志替我挑過去的。
一九七三年春節，竟然又獲得一次探親假，而且是全數ーー十四天的。這又燃起我和家人們的希望：形勢真箇好轉了吧？有著笑嘻嘻的面孔的那位不再來找我了，省幹校已瀕臨解散，自然也不用我去作匯報，因此這次假期過得較愉快了。但人的希望總是會「得隴望蜀」的，親人們提出一個問題：我是否就此留在家裡，不回幹校去呢？我認為專案組還沒有結論下來，如此做會造成不良印象的。在這一點上，有些爭論。但最後我終於按期返校了，不過我感到金玲的神經官能症的徵兆愈加明顯了，頗為擔心。
再回到我們幹校，也許出於領導的好意，讓我不乾重活，只管值班守夜了。兩天輪一班，並不算累，但苦在值班以後無法睡眠，便成為兩天睡一次長覺了。約莫半個月以後，金玲突然來了封電報，說我的名字已列在江蘇省幹校所改組的「落實政策工作組」的某一組的名單之內，要我馬上返回南京。這自然是個喜訊，立刻向幹校領導反映，但回答說「不知道」；再請示北京的專案組，專案組沒有答覆；再問金玲，是否由南京方面來個公函調我回去。而金玲在南京碰了許多釘子，沒有結果，只說這是千真萬確的。因為我第二次探親假中曾去拜見過楊桂芳同志的老伴兒陳玉生同志。這是一位忠厚長者，剛剛被解放出來還沒有安排工作。工作組要成立是他講的，名單上有我的名字是他親眼所見，而且他正是我這一組的組長。我也認為陳玉老不是說謊的人。但我這人是三管三不管的，即編制在江蘇，由省幹校管；改造由文化部幹校管；專案由中央管。但遇到現在這樣問題時，三方面又都不管。我們連部倒是想管的，但這時連領導三日一換，五天便走，雖有的答應負責查問，但再去找他時，已上調北京了。在這樣狀態中，我和南京家裡電信不斷，單是電報我就打了近十封。而發電報要進城的，往返二十來里，我只能在值夜下班之後，乘無法入睡之時，溜去溜回。緊張萬分！因為請假太麻煩，而且可能不准，只好來個「非法」活動了！這樣做的結果使我累病了。感謝我們的醫生小孟同志，她診斷後，主動給我病假條：「休息一星期」。理由是我已有嚴重的心臟病。期滿複查，病未好轉一我還在不斷進城，如何好轉？——又給假一周。這一來，倒是不自覺地行了「苦肉計」，連部看我如此，也不願擔風險，便給我一個回南京養病三個月的假期。這種假是心照不宣的：回不回幹校由你了。於是每三個月續假一次，從此再也未回雲夢澤。而到南京以後，才知道所謂「落實政策工作組」尚未宣布成立。
回南京後的日子，並不好過：先是「只聽樓梯響」，後來又是「奇談怪論」滿天飛的時代，直到一九七八年秋我才見到真正的希望！這難熬的五年，和雲夢澤中生活相比，可另是一番滋味。如有可能，我將寫一本《聽梯樓隨筆》或《奇談怪論集》來。但「斷憶」就「斷」於此罷！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日於美國愛荷華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