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婚夫婦 · 第三十二章
由於局勢嚴峻，各種要求愈來愈難以得到滿足，因此，五月四日，米蘭元老院決定向總督求助。二十二日，元老院派出兩名代表去見總督，稟報城市遭遇的艱難的困境，由於種種的原因，尤其是戰爭的破壞，導致普遍的窮困，如開支浩大，財庫空虛，未來幾年的收入已被預支，賦稅徵收困難重重。他們提請總督考慮，按照延續至今的法令和慣例以及卡洛五世的特別指令，對付瘟疫的開支應當由國庫承擔，就像一五七六年瘟疫流行時，總督阿亞蒙侯爵不僅下令停止徵收一切賦稅，而且由國庫調撥四萬銀幣以資救濟。最後，他們向總督提出四項請求：像上次那樣，暫停徵稅；國庫撥款，總督向國王稟報米蘭和全省的窮困情勢；軍隊不再在這片飽受侵擾之苦的地區駐紮。
總督寫了一封回信，表示他的沉痛的心情，又說了一番訓喻的話：他很遺憾不能來到米蘭，以竭盡他的全力減輕城市的苦難，但他希望，元老們的勤勉足以彌補這一切；現今需要毫不吝惜地投入財力，需要想盡一切辦法，把事情做好。至於說元老院提出的請求，只要時間和現實的情況允許，他將採取最恰當的措施。信的末尾是他的簽名：安布羅焦·斯皮諾拉，字跡雖然潦草，但像他的許諾一樣讓人看得分明。行政長官菲雷隨即給總督修書一封，說元老院拜讀了總督大人的回信，「甚為沮喪」。隨後又有幾次人員和書信的往返，但始終沒有得到明確的結果。
過了一些時日，正當瘟疫最肆虐的時候，總督向菲雷發了一份公函，表示因忙於戰事，決定把自己的權力移交給他。順便說一句，這場戰爭，藉助瘟疫，在倫巴第、威尼斯、皮埃蒙特、托斯卡納以及羅馬涅部分地區，不計喪命的士兵，至少奪走了一百萬人的生命。從上文的敘述可以看出，這場戰爭波及的地方，幾乎十室九空，而戰鬥最激烈的地方，其情形更可想而知了。在攻占曼托瓦城和大肆劫掠之後，這場戰爭以所有的人承認新的大公告終，但這場戰爭原本是為著驅逐他而發動的。需要說明的是，訥韋爾大公被迫把蒙費拉托的一部分土地和一萬五千銀幣奉送給薩伏依大公，把另外一些土地和六千銀幣奉送給瓜斯塔拉的費蘭特大公。根據另外一個秘密協議，薩伏依大公又把皮內羅洛割讓給法國。不久之後，這些協議都以另外的藉口，其中自然不乏狡詐的伎倆，得到了執行。
元老院又作出了另一項決定，請求紅衣主教組織一次盛大的宗教儀式，把聖卡洛的靈柩抬出來，在城裡遊行。
善良的紅衣主教出於種種考慮，拒絕了這一請求。他不喜歡把寶押在這種隨心所欲的行動上，他擔心，假使這一活動無法取得預期的效果，民眾的期待便將轉化為一場風波。他更加擔心的是，假使確實有惡人在到處塗抹毒物，那宗教儀式將成為有助於他們犯罪的大好時機；假使這樣的惡人並不存在，那麼，如此盛大的宗教活動只能導致現實存在的危險的進一步擴散。因為關於惡人塗抹毒物的懷疑，剛剛有所平息，如今又再次活躍起來，而且比從前更加普遍和更加嚴重。
如今人們又看到，或者說似乎看到，城牆、公共建築和私人住宅的門戶、門環，都被塗抹上了毒物。關於這一發現的新聞頓時一傳十，十傳百；正像通常發生的那樣，對於膽戰心驚的人來說，道聽途說能起到親眼目睹一樣的效果。人們的心靈愈來愈因瘟疫的肆虐而痛楚，愈來愈因危險的逼迫而惱怒，他們非常樂意接受那樣的無稽之談，要知道憤怒總是導致懲罰，誠如一位絕頂聰明的人就此尖銳地指出的那樣，憤怒驅使人們更願意把瘟疫視為人性邪惡的表現，盡可以向它進行報復，而不想承認瘟疫是某種人們只能逆來順受地接受的動因的結果。這是一種很精細的、迅速發作的、無孔不入的藥物，這些字眼足以解釋這瘟疫的狂暴的力量和最不可捉摸的、最混亂的性質。據說這種毒物的成分是蟾蜍、毒蛇和傳染病人的唾涎和膿，或者更糟糕，它是由只有藉助野蠻下流的想像才能尋找到的污穢不堪的、令人憎惡的東西組成。另外，又有妖術從中興風作浪；對於妖術來說，任何效果都是可能的，任何反對都是軟弱無力的，任何困難都是不難克服的。假使第一次塗抹以後，效果沒有立竿見影，很容易理解這是出於什麼緣故，因為塗抹毒物的人是新手，他的行動出了差錯。如今，相關的技藝已經轅於完善，玩弄這種惡魔用的伎倆的勁頭愈加瘋狂。現在誰再認為這只不過是開玩笑，誰再否認這種陰謀的存在，那即使不被懷疑為別有用心地轉移公眾對事情真相的注意，不被懷疑為同謀者、塗抹毒物的惡人，也會被視為瞎子、頑固分子。塗抹毒物的惡人這個字眼，很快流行起來，具有非常沉重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含義。正是堅信塗抹毒物的惡人的存在，於是就有務必把他們當場捉拿的強烈願望，所有人的眼睛都睜得大大的，任何一個行為都可能引起懷疑。而懷疑很容易轉化為自信，自信又淪為瘋狂。
里帕蒙蒂列舉了兩件事作為這種情形的證明。他特意說明，他之所以選取這兩件事，並非因為它們在每日每時發生的此類事件中是最殘忍不過的，而是因為這兩件事都是極有說服力的證明。
在某個宗教節日裡，有位八十餘歲的老人在聖安東尼奧教堂里跪著，祈禱了一會兒之後，想坐下歇息。他用長袍撣去長凳上的灰塵。幾名婦女瞧見他的這個動作，立即異口同聲地叫喊起來：「那老頭兒在塗毒藥！」教堂里（請注意，這是在教堂里）的眾信徒紛紛向老人撲來，揪住他的蒼蒼白髮，對他拳打腳踢，有人用力把他往外拽，有人拚命把他往外推；眾人也許還不會罷休，如果不是為了把這半死不活的老人送去關押起來，交給法官，讓他嘗嘗刑罰的滋味。「我親眼目睹了眾人如此揪斗他的場面，」里帕蒙蒂寫道，「老人此後的情況我一無所知，我相信，再過一會兒，他就要咽氣了。」
第二天發生的另外一件事，同樣是非常莫名其妙，但結局並不像上面這件事那麼悲慘。三名法國青年，一名文學家，一名畫家，一名機械師，來到義大利，遊覽它的古蹟，如果有機會的話，找個掙錢的活兒乾乾。他們走近大教堂的外牆，站在那兒仔細觀賞。一名過路的行人瞧見了他們，停住了腳步，向其他過路的行人指指點點這三個陌生人。人群圍攏了過來，目不轉睛地盯著他們，打量他們，他們的衣著、髮型、背包表明他們是外國人，更糟糕的是，是法國人。他們好像是想證實，大教堂的外牆可是大理石砌成，便伸手去摸摸外牆。這就足夠了。他們立即被人群包圍，揪住，一頓痛打，連推帶拽，扭送去拘禁起來。幸運的是，司法大樓離大教堂並不遠，更加幸運的是，事實證明他們是無辜的，隨即釋放了他們。
諸如此類的事情不只發生在城裡，失去理智的狂熱像瘟疫一樣擴散開來。一名過往的行人假如不是在大路上行走，或者在大路上行走，但東張西望地打量，或者想坐下來歇息，恰好被村民遇見；一個陌生人臉上的表情，或者衣著，只要顯露某種不同尋常的、令人懷疑的東西，就被認定是塗抹毒物的惡人。只消發現的人打個招呼，某個小孩子發出一聲吶喊，人們即敲響鐘聲，從四面八方跑來；那不幸的人就會遭到石頭的雨點般的襲擊，或者被當場捉拿，由憤怒的群眾押解到拘留所，里帕蒙蒂本人也經歷了這樣的遭遇。在一個時期里，監獄成了一個避風港。
不過，元老院並未因明智的紅衣主教的拒絕而泄氣，他們以公眾甚囂塵上的呼聲為後援，再次提出了請求。菲德里戈依然堅持自己的意見，努力去說服元老院；這是一個人的良知為反對時代的謬見和眾人的偏執所能做的一切。在那種輿論環境裡，當時對瘟疫的危險性的認識是很模糊的，它跟人們今天的看法相去甚遠，甚至背道而馳。這就不難理解，紅衣主教善良的意願，即使在自己的頭腦里，也被別人錯誤的要求所壓倒了。在他隨後作出的退讓中，是否包含著他意志上的些許軟弱呢，這只能說是人心的秘密了。自然，假如在某些情況下，看來可以把錯誤統統歸於理智，而不計較良知，那麼，這些為數不多的人（菲德里戈是其中之一），就屬於這種情況。在他們的一生中，全然只堅定地聽從良知，而絲毫不顧及任何世俗的利害得失。這樣，他經不住一再的懇求，終於退讓了，同意舉行一次宗教遊行，他還進一步滿足眾人的意願和請求，同意把保存聖卡洛的遺體的靈柩在教堂的大祭壇上展出八天。
衛生署和別的機構都沒有以某種方式表示反對。衛生署僅僅下令採取若干預防措施，但它們無法排除瘟疫的危險性，而只是表達了對這種危險的憂慮。它制定了幾項嚴格控制外來人員進城的規定，為了保證這些規定的執行，下令關閉各個城門；同時，為防止瘟疫病人和被懷疑染病的人參與集會，又下令把這些該隔離的人家大門查封。這樣的家庭，根據當時一位著作家的論斷，將近五百家。
籌備工作持續了三天。到了預定的日子，六月十一日清晨，宗教遊行從大教堂出發了。走在隊伍最前面的是長長的民眾隊伍，大多是婦女，面孔都用寬幅的綢子遮著，很多人赤著腳，披著麻袋布。隨後是舉著旗幟的各個行會和穿著各種樣式和顏色衣服的兄弟會的隊伍；接著是眾修士、堂區神甫，都帶著表明自己身份的標誌，手裡擎著一支小賭燭或大蜡燭。在隊伍中間，伴隨著明亮的燭光和嘹亮的頌歌，在鮮麗的華蓋下面，是由四名修士抬著的靈柩，他們衣著講究，並且不時更換。透過水晶靈柩，清晰可見穿著高貴的大主教長袍、頭戴冠冕的高貴的遺體。在不甚完整和有所變形的輪廓中，還可以辨認出他原先面容的某些痕跡，人們或者從當年的畫像上認得他的面容，或者有幸目睹他的風采，一直銘記在心中。在已故的牧師後面（里帕蒙蒂這麼寫道，我們主要是依據他的描寫），是就功績、出身、職位以及就眼下人們對他的尊敬而言都可與之媲美的大主教菲德里戈。隨後又是另外一些神職人員，身穿節日盛裝的行政官員；再後面是貴族，仿佛是為了顯示宗教儀式的莊嚴，都特意穿上了貴重的衣服，有人為了表示救贖罪過，身上戴孝，或者赤著腳，戴著遮住面孔的風帽。所有的人都手執大蜡燭。最後是一隊混雜的人群。
整個街道都像迎接節日似的披上了盛裝。有錢人家競相把家中最珍貴的東西展示出來。窮苦人家住宅的外牆，由富裕的鄰居或者官方出錢粉刷一新，在遊行隊伍經過的地方，懸掛了綠葉茂盛的樹枝，到處都掛起了畫作、題詞和紋章；家家戶戶的窗台上擺放著花瓶、古董和各種珍貴的物品；到處都點燃起了蠟燭。那些染上瘟疫，被禁止外出的病人，從窗口張望盛大的宗教遊行，嘴裡念著祈禱文，目送著遊行隊伍。其他的街道顯得冷冷清清，空無一人；即使有人，那也只是在窗口後面，豎起耳朵，傾聽空中迴響的鼎沸人聲；還有些人，其中甚至有修女，爬到了屋頂上，從遠處眺望那靈柩、遊行隊伍和別的什麼東西。
遊行隊伍經過了城裡所有的街區，在每一個十字路口，或者每一個廣場（那些主要大街都是從這兒通向城外，廣場當時仍保留「卡羅比」的舊稱，如今只剩下一個了），都停頓下來，把靈柩放在十字架旁邊；在上一次瘟疫流行的時候，聖卡洛在每一個十字路口都豎立了一個十字架，其中有些還保留到了今天。這樣，直到中午以後，遊行隊伍才返回大教堂。
第二天，當自以為是的樂觀情緒蔓延的時候，當許多人都狂熱地自信，宗教遊行將撲滅黑死病的時候，死亡的人數卻在城裡的每一個階層、每一個角落猛增起來，而且竟然是以如此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達到如此猖獗的地步，以致沒有一個人不看得出來，這遊行正是禍根和導火線。然而，普遍的偏見卻具有神奇而令人悲哀的力量！人們不把黑死病突然空前肆虐的原因歸咎於如此眾多的人如此長久地聚集在一起，不歸咎於人們之間如此毫無節制的、大規模的接觸，而是一口咬定，根源在於塗抹毒藥者有機會更加方便地去實現他們卑鄙的圖謀。他們散布說，那些塗抹毒藥的人混雜在人群之中，用毒藥去傳染儘可能多的人。不過，這種手段似乎不足以在各個階層的人中造成如此大規模的死亡，而且從實際情況看來，那最銳利、最懷疑的目光也不曾在牆上或者別的什麼地方發現任何毒物的污漬、痕跡。於是，為了解釋這一現象，他們又訴諸另外一個陳舊的、當時已經在歐洲科學中得到確認的說法，也就是那些惡人使用了毒粉。他們說，這些毒粉被撒在大街上，特別是撒在遊行隊伍停頓的地方，很容易沾在裙裾上，尤其是腳上，因為那一天多數人是赤腳遊行的。「宗教遊行的那一天，」一位當時的著作家寫道，「成了虔誠同褻瀆，純真同狡詐，損失同獲得的鬥爭的見證。」而實際上，這是人的可的理智同人自己製造的幽靈之間的較量。
從那一天起，疫情愈來愈兇猛，在短短的時間裡，幾乎沒有一個家庭不曾被傳染；在短短的時間裡，按照上文提及的德爾索馬利亞的說法，傳染病院裡的病員從二千人猛增至一萬二千人，稍後，史學家們一致的看法，又上升至一萬六千人。七月四日，根據我從衛生署一位官員致總督的信中所讀到的，每天的死亡人數已超過五百人。隨後在黑死病最為猖獗的時候，根據公認的統計數字，每天的死亡人數竟達到一千二百人、一千五百人；如果我們願相信塔迪諾的說法，甚至超過三千五百人。塔迪諾還寫道，「按照認真的計算」，黑死病平息以後，米蘭的居民只存下六萬四千多人，而此前米蘭居民達二十五萬人。里帕蒙蒂則說，此前米蘭只有居民二十萬人，而因黑死病喪生的，由市政當局記錄在案的，為十四萬人，這還不包括那些無法予以統計的死者。其他著作家估計的數字多少不一，但都帶有一些隨意性。
不難想像，如今元老院陷入了何等艱難的境地，它承擔著沉重的責任，去滿足公眾的種種緊迫的需要，採取在這場災禍中尚來得及採取的補救措施。必須每天補充和增加各種社會服務人員：腳夫、鳴道夫和執事。腳夫擔任瘟疫期間最繁重、最危險的服務，從住宅、大街和傳染病院抬出屍體，把它們裝上車子，運到墓地掩埋，他們還負責把病人送進傳染病院，在那兒照顧他們；把受到感染、被懷疑感染的東西或焚燒或清洗。腳夫這個字眼monatti，據里帕蒙蒂說，來源於希臘語monos；布加蒂在描敘前一次黑死病的著作中寫道，它源自拉丁語monere，但他同時又懷疑，這個字眼可能是德語，因為那些腳夫大多是在瑞士和格里焦尼雇用來的。事實上，把它看作是德語中的monatlich（一個月的）的變異，並非無稽之談，因為當時並不清楚，這種服務將持續多久，很可能是逐月雇用他們的。鳴道夫的特別任務，是在運載屍體的車子前後鳴鑼吆喝，讓過往的行人迴避。執事按照衛生署的直接指令，負責管理這兩種人。而此時傳染病院需要不斷補充醫生、外科醫生、藥品、食品和各種醫護設備。迫在眉睫的另一件事，是為與日俱增的病人尋找和興建一座新的接納場所。為此在傳染病院裡面匆匆蓋起了一些木頭棚屋和草棚子。又蓋起了一所新的傳染病院，全由一間間用木板隔開的棚屋組成，足可容納四千病人。但醫院仍然無法滿足需求，於是當局又下令另外再蓋兩所傳染病院。雖然已經破土動工，但由於種種材料的匱乏，卻半途而廢。需求逐日增長，而材料、人員和勇氣卻日益短缺。
不僅執行始終滯後於計劃和命令，不僅許多異常迫切的要求，即使在口頭上也很少予以滿足，而且，事情常常達到如此一籌莫展和無可奈何的地步，以致許多讓人悲傷悽愴的事情，許多刻不容緩的事情，也都壓根兒不予考慮。舉例來說，許多母親死在黑死病之後，她們的孩子也因無人照料而大批死亡。於是，衛生署提議，設立一個供產婦和孩子們棲身的收容所，為他們做點什麼事情；但是毫無結果。「同樣也要體諒米蘭元老院，」塔迪諾寫道，「它面對蠻橫無理、胡作非為的丘八們，品嘗著沮喪、悲傷和痛楚。對不幸的大公國只能略表同情，它期待從總督那兒得到援助、給養，但是一無所獲，除了領到指示，說現在是戰爭時期，應當好生對待士兵們。」可見攻占卡薩萊是多麼重要！不管戰爭的原因和目的是什麼，勝利的榮耀又是多麼美好！
在傳染病院附近挖了一個巨大的土坑，被掩埋的屍體把這唯一的墳墓擠得滿坑滿谷。不只在傳染病院，而且在城裡的任何一個地方，到處都是來不及埋葬的、每日俱增的屍體。行政官員們忙於尋找甘願去做這樣可悲事情的人員，但全然是徒勞；他們無可奈何，不知道如何辦才好。真不清楚這種情況將怎樣了結，假如沒有人伸出寶貴的援助之手。衛生署署長失望之中，飽含熱淚，向兩位忘我地管理著精神病院的神甫求援。米凱萊神甫當即向他許諾，四天之內把城裡的屍體統統掩埋完畢，八天之內，另外開挖一批土坑，不僅能滿足現在的需要，而且即使以後的情況進一步惡化，也足以應付急需。他帶領另一位神甫和衛生署長派給他的一些人，來到城外，招募農村勞力。半是藉助衛生署的權力，半是憑著他的教袍和他的言語的威望，他終於召集了大約二百名農民，派他們去挖三個極大的土坑；然後從傳染病院派出腳夫，去抬走和埋掉那些屍體。這樣，到了規定的日子，他的諾言全部兌現。
有一次，傳染病院裡忽然一個醫生也沒有了。用可觀的報酬和榮譽為條件，費了不少時間和工夫，才請來了幾名醫生，但仍然遠不能滿足需要。常常也發生食品短缺的情況，不由得讓人擔心，病人們還將死於飢餓。不止一次，人們正在為不知道上哪兒去尋找食品而急得團團轉的時候，忽然有私人慷慨解囊，及時送來了豐富的給養；因為在人們普遍地張皇失措，一心為著自己而對他們冷漠無情的時候，總有一些充溢著仁愛的心靈存在，總有那樣一些人存在，當人世間的一切歡樂都消失的時候，他們身上煥發出了仁愛的激情；正像一些肩負著領導和管理職責的人員死亡和逃亡的時候，總有一些體魄健壯、剛強果敢的人堅守在自己的位置上，也總有一些人，受著仁愛之心的驅動，毅然承擔起同他們全然不相干的責任。
最引人注目的是，神職人員們對自己在那艱苦卓絕的環境裡的沉重的職責，表現出了一種異乎尋常的普遍和堅毅的忠誠。在傳染病醫院，在城市的各個角落，他們始終在服務著。哪兒人們在遭受痛苦，哪兒就有他們的身影；每時每刻都可看到他們同飽受疫病折磨的、奄奄一息的人在一起，打成一片，其實有時他們自己也飽受疫病折磨，甚至奄奄一息。除了給予病人精神的救助，他們還儘可能地給予現實的幫助。他們竭誠提供環境所要求的任何服務。僅僅一個米蘭城，就有六十多位本堂神甫因受黑死病傳染而殉職，他們占了全體神職人員的九分之八。
菲德里戈，正像人們期待他的那樣，為所有的人樹立了榜樣，激勵著所有的人。他身邊的幾乎整個主教大家庭的成員都殉職了，他的親友、上層官員和附近的貴族都敦勸他遠離這危險，找一座宅第隱居下來；但是他謝絕了這樣的勸告，他以堅貞無畏的氣魄，回答了眾人的請求，並給各位本堂神甫寫了一封信：「願你們做好離別這塵世生活的準備，而不要捨棄我們這世上的家庭和我們的孩子們。你們要懷著一顆愛心，去面對這瘟疫，就像去領受獎品，去迎接新的生命，因為你們為著基督拯救了一個靈魂。」
他並不忽視必要的預防措施，只要它們不影響他履行自己的職責，他還向神甫們下達了有關預防的指示和規定；但是，當他為著行善事，必定要遇到危險的時候，他就會全然置危險於不顧，甚至好像壓根兒沒有發現危險似的。他始終同神甫們在一起，為著表彰和調動他們的勤勉精神，激勵工作態度淡漠的神甫，為著派遣他們前往其他神甫殉職的地方；他希望走近每一個需要他的人。他巡視各個傳染病院，安慰病人，鼓勵醫護人員。他察訪整個城市，救濟被隔離在家的不幸的人們。他站在門口，佇立在窗戶下，傾聽他們的哀訴，作為回答，對他們講一些慰藉的話，鼓起他們的勇氣。他全身心地投入，完全生活於瘟疫之中，但令人驚奇的是，他最終竟然完好無損地逃過了瘟疫的劫難。
在這波及全社會的災禍中，在這正常的秩序經受著長久的動盪的時候，始終可以見到美德的弘揚和升華。不過，遺憾的是，又可以始終看到惡行在增長，其增長程度通常比美德更為廣泛。這一點已經予以指出。那些在瘟疫中幸免於難和未受瘟疫驚恐的歹徒們，趁著這普遍的混亂和所有公共力量的削弱，看到了猖狂活動的大好時機，同時找到了不受懲罰的新的安全感。而且，執行公共事務的力量，很大程度上落在他們當中最惡劣的分子之手。一般地說，只有那樣一些人才去當腳夫和鳴道夫，對於他們來說，掠奪和放縱的誘惑，遠比傳染瘟疫的恐懼和任何本能的反感要強烈得多。給他們制定了非常嚴格的紀律、非常嚴厲的懲罰條例，劃分了固定的地段，委派警官擔任他們的上司；同時，又有行政官和貴族紳士被派到各個街區，對這兩種人實施監督，他們被授權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確保良好的治安。
事情按這種規矩進行，並取得了成效，但只是到一定的時候。死亡和逃亡的人數，每一天都直線上升，失去理智的人也與日俱增，而且達到這樣的地步，幾乎沒有一個人能夠來制服他們。腳夫們的行徑尤其惡劣，為所欲為。他們儼然是個主人或者仇人，闖進居民住宅，我們不必花費筆墨去描寫，他們如何大肆劫掠，如何對待染上瘟疫的病人，把受到感染的、邪惡的雙手，放到健康的孩子或親友、妻子或丈夫身上，威脅著要把這些人送進傳染病院，如果他們得不到一筆錢財作補償的話。另外一些時候，他們要求為他們的服務付給昂貴的報酬，甚至拒絕抬走已經腐爛發臭的屍體，如果不付給他們一大筆錢。
據說（鑒於一些人的輕率和另一些人的狡詐，信和不信這些說法都是一樣不可靠），塔迪諾也這樣寫道，腳夫和鳴道夫故意讓受到感染的東西從車上掉下來，以達到擴散和維護瘟疫的目的，對於他們來說，瘟疫意味著收益，意味著節日，意味著獨立的王國。另外一些歹徒，偽裝成腳夫，在腳上系一隻小鈴，按照規定，這是表示腳夫的身份，通知腳夫走近的信號；他們闖進民宅，干出各種傷天害理的勾當。另外一些沒有人居住的房子，或者只留下衰弱無力或者奄奄一息的病人的住宅，都有小偷出入，毫無顧忌地盜竊和掠奪。其他民宅也會有警察這樣的不速之客闖進來，幹著同樣的甚至更加無恥的勾當。瘋狂又與邪惡同步增長，所有那些或多或少盛行的罪過，都從人們的張皇失措和惶惶不安中獲得了可怕的力量，產生了異常迅速、廣泛的後果。所有的人都不由得去強化和擴大對所謂塗抹毒藥的神秘行動的特殊恐懼，而這種所謂塗抹毒藥的神秘行為，就其表現和作用來說，如上所述，又常常代表著另一種邪惡。這種假想的危險的意象，遠比眼前實實在在的危險，更加厲害地充斥和折磨人們的心靈。「人們每日每時親眼目睹的，腳底下磕磕絆絆的，」里帕蒙蒂寫道，「儘是到處狼藉或者堆在一起的屍體，它們把整個城市變作了一座墳場；伴隨那互相的仇視，伴隨那難以克制的、畸形的懷疑，可以感覺到某種特別醜惡的、特別有害的東西……「不僅僅對鄰居、對朋友、對客人持懷疑的態度，而且，那些維繫著人間親情的關係，像夫妻、父子、兄弟，都足以引發恐懼。這真是令人髮指和羞於啟齒的事情！家庭的餐桌、夫妻的合歡床，都會誘發人們的恐懼，仿佛隱藏著殺機的陷阱。」
對於塗抹毒物的陰謀的豐富而奇特的想像，打破了一切正常的判斷，破壞了相互信任的全部基礎。起初，人們僅僅以為，這些假想的毒藥塗抹者是受著貪慾和野心的驅使；後來，他們幻想並且相信，在這種行為中隱藏著某種說不清楚的惡魔似的渴求，某種足以壓倒意志的誘惑。病人們在夢囈中責備自己讓別人提心弔膽，看來這倒是一個發現，使得任何事情在任何人的眼裡都似乎是可信的。但比言語更給人深刻印象的是這樣的例子，瘟疫病人在譫妄中會做出一些似乎只有毒物塗抹者才應當做的事情。這是很可能發生的，從而為許多作家普遍的想法和推測提供了很好的證明。在很久以前對巫術進行可悲的審判的年代，被告所作的並非總是被逼供的交代，頗有助於確立和維持有關巫術的這種看法：當某種觀念長期地、在世上大部分地區盛行的時候，它終究必定會用各種方式來表現自己，尋求各種出路，經歷讓公眾信服的各個階段；很難設想，所有的人或者許許多多人會長久地相信，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情一旦發生，它的始作俑者不會暴露出來。
有關塗抹毒藥的胡亂猜測派生出了許多傳說，其中有一則傳說，因為它被認為是可信，而且流傳很廣，所以值得一提。人們的敘述並不一致，但出入不大（這也許是講故事者一種異乎尋常的特權），說某一天，有一個人看見一輛馬車，車前有六匹駿馬，駛到大教堂廣場，車上坐著幾個人，其中一個儼然是位大人物，陰沉的臉色中透出興奮，一雙眼睛炯炯有神，頭髮豎立著，緊抿的嘴唇顯得咄咄逼人。那人正看得出神，馬車忽然停了下來。車夫請他上車，他也不知道拒絕。駛過了許多迂迴曲折的道路，他們進入一座宮殿的大門，他也隨著其他人走了進去。他聞到了溫馨的芬芳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懼，看見了花園和荒野，洞穴和大廳；鬼怪們坐在那兒竊竊私語。末了，他們讓此人去看一個很大的錢櫃，叫他只管隨意取用，但有一個條件，他必須同時拿一瓶油膏，用它去城裡到處塗抹。此人不肯答應，於是，瞬息間，他又回到了原先見到馬車駛來的地方。這則傳說米蘭城裡的老百姓都很相信，按照里帕蒙蒂的說法，一些有影響的人物也並不怎麼批駁它，所以它甚至在義大利和國外也流傳開來。德國人把這則傳說繪製成畫出版。馬貢薩的一位選帝侯-主教給菲德里戈紅衣主教寫信，詢問如何看待到處流傳的有關米蘭的種種傳說，他得到回答說，這全是無稽之談。
文人學士們也製造了類似的無稽之談，雖然就其本質而言並非完全一樣，但它們的後果卻是不幸的。他們中的大多數，把一六二八年出現的彗星，以及土星和木星的匯合，視為各種災禍的徵兆和原因。「將於一六三〇年發生的兩星匯合，」塔迪諾寫道，「具有每一個人都能明白的含義。它醞釀著置人於死地的疾病，種種令人驚訝不已的事情將呈現於人們面前。」這樣的預言，據說來源於一六二三年在都靈出版的一本名為《完美的預言通覽》書籍，如今人們爭相傳播。瘟疫爆發的那年六月，出現了另一顆彗星，又被視為新的徵兆，甚至被視為塗抹毒藥行為的有力佐證。於是文人學士們訴諸古書，遺憾的是，他們從中找到了許多不妨稱之為現成的瘟疫的例子。他們引證了李維、塔西陀、迪奧尼、荷馬和奧維德，和其他許多曾經敘述或者提及類似事件的古代文人，而這樣的當代文人更是不計其數。他們還援引上百名嚴肅地探討或偶然地提及毒品、妖術、油膏、藥粉的當代文人。切薩爾皮諾、卡爾達諾、格雷維諾、薩利奧、帕萊奧、申基奧、扎基亞，還有那個引起禍患的德里奧，如果說作者的知名度取決於他的作品優秀或惡劣的程度，那麼，那個德里奧應該是因其惡劣的作品而知名的；他的著作讓人們付出的生命代價，超過某個征服者的行動。他的《論魔法》集此前人們在這一問題上臆想的成果之大成，在長達一個多世紀裡，成為最權威、最不容置疑的著作，為合法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和從來不曾中止過的迫害提供了準則和有力的推動。
從老百姓的無稽之談中，有教養的人汲取同自己的想法不謀而合的東西，而老百姓則從有教養的人的無稽之談中，吸收他們能夠理解和按照自己的方式理解的東西。這樣，就形成了一種大規模的、混亂不堪的社會瘋狂。
不過，最引起人們驚奇的是醫生們的行動。我想說明的是，醫生們打一開始就確認了黑死病，尤其是塔迪諾，他作出了關於黑死病的預報，目睹它的出現，密切注視它的蔓延。他指出，並且預言，這黑死病通過接觸傳染，倘使不採取防疫措施，它將席捲全國。然後，我們卻看到他本人在黑死病造成的後果中，為塗抹毒物的行為找到了某種論據。他在米蘭第二個死於黑死病的患者卡洛·科隆的身上發現，譫妄是黑死病的一種併發症。再後來，我們又看到他把這樣一件事引為塗抹毒物事件和惡魔般的陰謀的證明：有兩位證人報告，他們聽一位染上黑死病的朋友敘述，一天夜裡，有幾個人來到他的房間，許諾治癒他的病，並給予一筆錢，如果他願意用毒物去塗抹周圍的民房；遭到這位朋友的拒絕後，那幾個人走開了，代替他們的是一隻狼，鑽到床底下，三隻大貓竄到床上，「在那兒一直待到天亮。」
倘使只有一個人在編織這樣的無稽之談，那可以說他的頭腦過於古怪，或者完全不必予以理會；但是，這樣的人為數甚多，甚至幾乎所有的人都是這樣，這就是人類往日的精神狀況，並讓人們從中看到，嚴謹的、充滿理性的觀念如何被別的背道而馳的思想所攪亂。順便說一句，那個塔迪諾是當時頗有名氣的人士之一。
兩位最孚聲望、最受敬重的作家曾寫道，菲德里戈紅衣主教對所謂塗抹毒藥的說法表示懷疑。我們很願意能夠在懷念這位卓越的、深受愛戴的人士時，給予更充分的表彰，展示這位善良的主教在這一件事情和其他事情上超越他的大多數同時代人的品格；但是，我們不得不再次指出在他身上表現出來的公眾輿論對那些最高尚的思想施加的壓力。至少從里帕蒙蒂的言論中可以看出，他起初確實持懷疑的態度，後來他也始終認為，那公眾輿論包含著極大的輕信、無知、恐懼以及為如此遲緩地承認瘟疫和採取防護措施而尋找遁詞的願望，在他看來，許多東西固然被誇大了，但有些東西又是真實的。在安布洛其亞圖書館保存著他親筆撰寫的有關這場黑死病的小冊子，他的這種微妙的情感在書中常常隱隱約約地有所流露，有一次甚至明白無誤地表現出來。「公眾輿論認定，」他幾乎這樣寫道，「到處都發生塗抹毒藥的事件，而且塗抹的方式五花八門，在我們看來，有些是真實可信的，而另外一些則全然是杜撰。」
不過，也有些人始終不渝地，甚至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都堅信這一切全是想像的產物。我們並不是從他們本人那兒了解到這一觀點的，因為沒有一個人具有足夠的勇氣敢於當眾表達自己同公眾截然對立的觀點；我們是從一些作家那兒知道這一點的，他們嘲笑，或者斥責，或者批評這種觀點只是某些人的成見，是不敢拿出來見世面的謬誤，但不管怎麼說，這種觀點畢竟存在；我們還從一些熟悉民間傳說的人士那兒了解到這一觀點。「我在米蘭遇到不少明智的人，」可尊敬的慕拉多利在上文提到過的地方寫道，「他們從先輩那兒聽到可靠的介紹，因此對那些塗抹毒藥事件的真實性並不那麼信服。」可見真實在悄悄地流傳，在家庭的圈子裡得到信任，這意味著良知依然存在；但如果良知隱蔽著，那只是害怕公眾輿論的緣故。
政府官員的人數逐日漸少，而且愈來愈心慌意亂，不知所措，他們鼓起尚存的一點勇氣，決定去搜捕那些塗抹毒藥的惡人。安布洛其亞圖書館保存的瘟疫流行時期的資料中，有一封信件（但沒有任何與之相關的材料），王國政府大臣嚴肅而匆忙地通知總督，說他獲得一份情報，在米蘭紳士吉羅拉莫和朱里奧·蒙蒂兄弟的鄉村宅第中，有四名布雷西亞城的騎士，從威尼斯運來材料，指導四十名工人勞作，大量生產有毒的物質。大臣補充說，他秘密地採取了必要的措施，派遣米蘭行政長官，衛生署助理稽查員和三十名騎兵前往，遺憾的是，很可能是那助理稽查員找了一個藉口，不肯前往，及時向他的朋友，那兄弟倆中的一個通風報信，他們得以銷毀犯罪的證據，但行政長官還是帶領士兵們搜查了那座宅第，勘察可能留下的痕跡，了解有關的情況，並拘捕了所有犯罪嫌疑人。
事情看來是不了了之，因為當時涉及這些紳士犯罪嫌疑的材料，沒有舉出任何事實。但是很遺憾，在另外一個場合，當局自以為找到了證據。
隨後舉行的審判，自然不是這一類審判的開端，也不能把它們視為司法史上罕見的例子。如果只限於跟我們談論的事情接近的年代，而不向上追溯，那我們可以指出，一五二六年在巴勒莫，一五三〇年、一五四五年和一五七四年在日內瓦，一五三六年在卡薩萊蒙費拉托，一五三五年在帕多瓦，一五九九年和一六三〇年在都靈，都對一些或者許多不幸人進行了審判，以使用藥粉或油膏，或者藉助妖術，或者採用所有這些手段傳播瘟疫的罪名，判處最殘酷的刑罰。而米蘭發生的所謂塗抹毒物事件，曾是最為轟動，因此也許是最具考察價值的，或者至少說，它們提供了更為廣闊的思考餘地，因為留下了最詳盡、最真實的材料。誠然我們剛才表彰的那位作家曾致力於研究這些事情，但他的旨趣並非勾畫它們的歷史，而是從中擷取關於這個問題的更為廣泛、更為重要的論據。由此，在我們看來，歷史可以成為一項新的研究課題。但這又不是三言兩語能夠道個明白的，而這兒也不是值得予以展示的場所。何況我們在這些事情上作了逗留，讀者興許不再對我們將要繼續敘述的故事發生興趣。我們且把關於這些事件的歷史及其考察留給另外一部著作去完成，如今我們終於又回到我們的主人公們的身邊，再也不拋棄，直到故事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