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婚夫婦 · 第三十一章
米蘭衛生署早已擔心，瘟疫將隨著德國軍隊的入侵而傳播到米蘭，果然不出所料，瘟疫真的傳進了米蘭，同樣清楚的是，瘟疫並不就此止步，而是蔓延到了義大利大部分地區，奪去不計其數的人的性命。我們遵循歷史的線索，轉而敘述這一場災難的主要情況；自然，只涉及米蘭地區，甚至幾乎只涉及米蘭城；因為當時的史書，正像任何時候任何地方所發生的那樣，出於種種的原因，幾乎只涉及米蘭城。
我們敘述的旨趣，坦誠地說，不僅僅是為著展示我們的主人公們置身其中的局勢，而且是要盡我們的最大努力，簡明扼要地介紹城市歷史上與其說是眾所周知的，毋寧說是十分著名的一頁。
在眾多當代的著作中，沒有一部著作足以提供有關瘟疫的略微清晰的、富於條理的說法，也沒有一部著作能有助於形成這樣的說法。里帕蒙蒂的著作，雖然就它記敘的材料的數量、對材料的篩選，特別是考察這些材料的方式而言，都超過了同類作品；但它也不能例外，像其他任何一部著作一樣，遺漏了一些重要的、卻在別的著作中得到記載的材料；每一部著作中都存在著事實性的訛誤，藉助別的著作，或者官方發表的和未發表的一些文件，就足以發現和糾正這些訛誤。常常會遇到這樣的情形，在一部著作中談到了事情的原因，而後果好像是在另一部著作中才能找到。另外，所有的著述中，都充斥著關於時間、事實的莫名其妙的混淆。只有事件的不停的運動，仿佛全是偶然發生的，缺乏整體的描繪，也缺乏細節的描繪；這其實也是那個時代的著作，尤其是用俗語撰寫的著述的最普遍的、最明顯的特點，至少在義大利是如此。歐洲其他國家的情形是否如此，學者們自然最清楚，我們只能加以猜測罷了。
後世的史學家中，沒有一位去研究和比較這些著作，以便從中勾畫出各種事件的發展鏈條，那場大瘟疫的歷史。這麼一來，關於這場瘟疫的見解，大體上都不可避免地是非常不確切的和略嫌混亂的；關於那些巨大的災禍和巨大的失誤的見解，也是泛泛的（說實在話，那些災禍和失誤超過了人們的想像）。這樣的見解不是立足於客觀的事實，而是來自主觀的判斷，每每脫離最具特徵的環境，缺乏時間的觀念，也就是缺乏對事情的因果關係和連貫性的認識。
我們非常仔細地研究和比較了所有出版的和一些沒有出版的著作、許多所謂官方文件（完整地保存下來的其實並不多），我們並不試圖從這些材料中去尋覓我們想要得到的東西，而只是去做迄今尚未做的某些事情。我們無意記敘所有的官方史料和所有在某種程度上值得記憶的事件。我們更無意讓那些想獲得有關瘟疫的完整認識的人，以為閱讀原始材料是徒勞無益的。我們異常深切地感受到，這一類的著作蘊藏著生動的、獨特的和難以用語言表述的力量，而不管這些著作是怎樣構思和撰寫的。我們僅僅嘗試鑑別和驗證那些最重要的、最具普遍意義的事件，把它們置於合乎邏輯的現實格局中，追究它們的根源和性質，探討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從而提供有關這場災難的扼要的，但真實的、有條理的情況，直到有別人來把這件事做得更好。
在軍隊通過的整個地區，在老百姓家裡，甚至在街頭，都發現了屍首。不久，在這個和那個鄉鎮，一些人和一家人開始生病、死亡；他們染上了一種奇特的、來勢兇猛的疾病，身上出現大多數人不熟悉的症狀。但是有少數人對這種症狀並不覺得陌生，因為他們對於五十三年以前那場橫掃義大利大部分地區，尤其是米蘭地區的溫疫記憶猶新。在那些地區，這場瘟疫至今還被稱為聖卡洛瘟疫。仁愛的力量是何其偉大！在記載這場大災禍的各種各樣的嚴肅的史書中，都在最顯要的位置上突出這個人，因為他的情操和行為給人留下了比這場災禍更深刻的印象。他作為所有的苦難的集中體現，烙刻在人們的記憶之中；仁愛吸引著他，推動著他，去迎戰這場災禍，他成為人們心目中的嚮導、救星、楷模和自覺的獻身者。這場對於所有人來說的災難，成為他展現英雄業績的舞台。用他的名字來命名那場瘟疫，意味著某種成就，或者，意味著某種發現。
盧道維科·塞塔拉首席醫生，不僅目睹了這場瘟疫，而且是最積極、最果敢和最孚聲望的醫生之一，儘管他當時非常年輕。他對迫近的瘟疫深為疑慮、警覺，並且密切注視著事態的發展。十月二十日，他向衛生署提出報告，說據確鑿的消息，萊科地區最遠的、同貝加莫交界的基烏索鎮，已爆發瘟疫。然而，當局並未因此而採取任何的措施，塔迪諾的《通報》證實了這一點。
從萊科和貝拉諾又傳來了同樣的疫情報告。於是，衛生署作出了決定，派遣一名專員前往視察。該專員行至半途，在科莫城招來一名醫生，一起前往可疑的地區。這兩個人「或出於無知，或因為別的什麼原因，竟輕信了貝拉諾城一個愚昧的老理髮師的說法，認為這種疾病並非瘟疫」。並且說，在一些地區，這只是每年秋季照例發生的沼澤蒸發出來的惡氣的影響，而在另一些地區，則是德國軍隊的侵襲造成的困境和病痛的後遺症。這一份宣稱平安無事的報告交給了衛生署，看來，衛生署也完全放心了。
然而，關於大批人因疫病相繼死亡的消息，源源不斷地從四面八方送來，於是兩名代表，上文提及的塔迪諾和衛生署的一名稽查員，被委派到災區視察和採取行動。當他們到達災區的時候，疫情已經迅速蔓延，關於瘟疫的證明隨處可見，無須再去特意搜集。他們走訪了萊科、瓦爾薩西納地區，科莫湖沿岸和兩座名叫蒙特·迪布里昂納和傑拉·迪阿達的小城，所到之處，但見城鎮住戶用鐵柵欄同外界隔離，一些地方已十室九空，居民紛紛棄家出逃或者在田野露宿，或者乾脆下落不明。「我們眼前出現了無數野人似的可憐蟲，」塔迪諾寫道，「有人手裡拿著薄荷草，有人拿著芸香，有人拿著迷迭香，還有人拿著醋瓶。」
兩名特派員詢問了死亡的人數，他們得到的數字令人瞠目結舌。他們探訪了病人，察看了死亡者的屍體，到處都目睹了瘟疫留下的各種觸目驚心的、令人厭惡的痕跡。他們立即給衛生署寫信，報告那些不祥的消息。衛生署在十月三十日接到此信後，塔迪諾寫道，考慮下達命令把來自傳染病流行區的病人阻擋在米蘭城之外，在起草告示的同時，向稅務官員預先下達了一些扼要的指令。
雖然兩位特派員匆忙地採取了他們認為最合適的措施，然而他們返回米蘭的時候，帶走的只是悲傷的結論：這些措施不足以療救和控制已經如此猖厥和擴散的疫病。
十一月十四日，他們回到米蘭，口頭地並隨後以文字的形式，向衛生署報告了有關的情況。衛生署委託他們去晉見米蘭新任總督，向他報告最新的事態。他們去見總督，帶回來這樣的答覆：總督大人很遺憾地獲悉了這些消息，深為不安；但戰爭更讓他牽腸掛肚。但戰事更為嚴峻，里帕蒙蒂這樣寫道。他仔細查閱了衛生署卷宗，又跟專門承擔這項使命的塔迪諾交換了意見，如果讀者還記得，這是他第二次接受其原因和結局都相同的使命。兩三天以後，十一月十八日，總督頒布一道告示，下令為慶祝國王腓力四世的長子，卡洛王子的誕生，舉行盛大慶典，完全沒有擔心或者說完全忘記了這種形勢下如此大規模的集會將帶來的危險，在總督看來，眼下似乎跟平常日子沒有什麼兩樣，似乎別人什麼也沒有向他報告過似的。
我們已經提及，這位頗有聲望的新總督名叫安布羅焦·斯皮諾拉。他被派來扭轉戰局，糾正堂貢扎羅的失誤，順便執掌起政權。我們在這兒也順便帶上一筆，幾個月以後他便與世長辭，不是在令他魂牽夢縈的戰場上負傷陣亡，而是因為他蒙受了他為之效勞的人們對他的責難、攻擊和種種令人不快的挑剔，焦慮不安，痛苦不安，在病榻上死去。歷史痛惜他的死亡，譴責其他人的卑劣；歷史異常嚴肅地記載他的軍事、政治功績，稱頌他的預見性、熱忱和堅毅；歷史或許還可以探尋，他的這些品德，在瘟疫威脅和降臨到由他照料、或者說聽他支配的百姓頭上的時候，會發揮怎樣的作用。
暫且把對此人的責難放在一邊不談，他的行為引發的驚奇固然淡化了，但又引發了由百姓的行為激起的另一種更加強烈的驚奇，我是說那些尚未染上瘟疫的地區的百姓，他們本應有充分的理由害怕這場疫病。當各種消息從那些被瘟疫嚴重侵害的地區，從那些對米蘭形成半圓形包圍圈的地區傳來的時候，要知道某些市鎮距離米蘭頂多不超過三十或三十五公里，誰不會相信，這將導致普遍的騷動，將導致採取多多少少能被人理解的預防措施，至少會引發一種無益的不安？倘若那個時代的史書在某一方面一致的話，那就是異口同聲地證明，這樣的情形壓根兒沒有發生。前一年的饑荒、大兵的蹂躪、情緒的沮喪，似乎就是導致大批人死亡的原因。在街頭、商店和百姓家中，如果有人談到「危險」這個字眼，如果有人陳述有關瘟疫的情況，那麼他就會受到人們的懷疑和嘲弄，忍受人們憤怒的鄙視。這種不信任，或者說得更準確點兒，這種盲目和偏執，在元老院，在十人團，在所有的政府機構，都占據了上風。
菲德里戈紅衣主教在獲悉這一傳染病的最初幾個病例後，立即擬就主教訓喻，分送各教區，反覆叮囑民眾一旦發現任何可疑的徵兆，務必立即報告，並把所有受到傳染或者被懷疑受到傳染的東西，都立即燒毀。這自然也是他令人感佩的品格的又一表現。
衛生署呼籲和請求給予合作，但收效甚微，甚至一無所獲。而就衛生署本身而言，它也缺乏滿足眼前緊急需求的能力，正像塔迪諾不止一次地指出，而且從他的報告的全文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兩位醫生確信疫情的嚴重性和日益逼近的危險性，便努力推動衛生署採取行動，然後衛生署又試圖推動別人。
我們已經看到，在傳來關於瘟疫的最初的警報時，相關機構在行動上，甚至在搜集疫情上，是多麼的淡漠。現在不妨再舉一個說明當局行動遲疑的令人吃驚的例子，當然，如果這種遲疑不是由上級機關設置的障礙造成的。上文提到的禁止疫病流行地區的人員進入米蘭的決定，於十月三十日通過，但直到下一個月的二十三日才起草完畢，二十九日才發布告示。此時瘟疫已經侵入米蘭。
塔迪諾和里帕蒙蒂都想弄明白，誰是第一個把瘟疫帶進米蘭的人，以及有關這個人和這一事例的情況。事實上，在探究如此大量人員死亡的起始原因時，死者的名字不僅無法查明，而且成千上萬的死者的數目也只能含糊地說個大概，由此就產生一種說不清楚的好奇心，要知道那些需要指出和記住的為數不多的最初的死者的名字。看來，這種對首位死亡者的重視，似乎是讓人們通過這些犧牲者和有關的無足輕重的細節，發現某種決定命運的、值得永遠銘記的東西。
這兩位歷史學家都指出，第一個把瘟疫帶進米蘭城的，是個在西班牙軍隊服役的義大利士兵；但關於他的其他情況，卻意見分歧，甚至姓名也是如此，按照塔迪諾的說法，此人名叫彼特羅·安東尼奧·羅瓦托，駐紮在萊科地區；而里帕蒙蒂以為，這個士兵名叫彼埃·保羅·羅卡蒂，駐紮在基維納。關於他進入米蘭的日期，兩位史學家也持不同的看法。塔迪諾判斷為十月二十二日，雖然里帕蒙蒂也認為是這一天，但卻指出是下一個月。不過，在這一點上很難同意其中的任何一種說法。這兩個日期都是同其他得到更準確的論證的看法相矛盾的。自然，里帕蒙蒂是受執政官會議的委託寫作的，他理應掌握獲取必需的信息的各種手段；塔迪諾由於所從事的職業，比其他任何人都能更好地了解相關的情況。同其他更為準確的材料比較的結果說明，事情發生在那份告示發布以前；如果必要的話，可以證明或者幾乎可以證明，這應當是那個月的最初幾天。當然，讀者想必會免除我們這番辛勞的。
不管怎麼說，這名不幸的士兵和病源的攜帶者，把一大包從德國兵那兒買來或者偷來的衣服帶進了城裡。他寄宿在東門靠近托缽修道院的親戚家裡。他剛一住下，就病倒了，被送進了醫院。在他腋下發現的腫塊，引起醫護人員的懷疑，他究竟患了什麼病。第四天他就死了。
衛生署要求採取隔離措施，嚴禁這全家人離開住所；他的所有衣服和在醫院裡睡過的病床，都被焚燒。照料他的兩名護理人員和一名修士，幾天之後也都染上黑死病，病倒了。那家醫院從一開始就懷疑疾病的性質，並隨即採取了各種預防措施，使得疫病沒有進一步傳播開來。
可是，這士兵在醫院外面留下的疫病的種子，很快就滋生起來。首先被傳染的是他寄宿的這戶人家的主人，一名叫卡洛·科隆納的長笛手。於是，按照衛生署的命令，這一家的所有房客都被送進了傳染病醫院，在那兒，大部分人病倒了；其中一些人有著明顯的黑死病症狀，幾天之後就死了。
在這一年餘下的時間裡和隨後的一六三〇年的最初幾個月里，疫病潛伏著，並且緩慢地擴散開來。這既是由於那些死者和他們的衣物、被親友拿走的家具，由於那些房客、傭人和未按衛生署規定悉數燒毀的東西的傳染，也是因為法令的不完善及其執行的不認真，因為千方百計逃避法令，導致新的傳染。於是，忽而在這個街區，忽而在那個街區，不時地有人染上黑死病，有人死亡。但是，這樣的病例還不很多見，也就淡化了對真實情況的猜疑，愈加堅定了民眾愚蠢而致命的偏見，這不是黑死病，而且從來不曾有過黑死病。許多醫生仿佛回應百姓的呼聲（在這種情況下，它是上帝的聲音嗎），他們嘲弄為數不多的人的不吉利的預言和可怕的警告。每當他們被請去治療身患黑死病的病人時，他們總是胸有成竹地把它說成普通的病，而不管它出現了怎樣的徵兆和病象。
關於這些病例的情況，雖然也通報衛生署，但經常是延誤的和不準確的。對隔離和傳染病醫院的恐懼，促使人們訴諸歪門邪道，拒不上報有關病人的病情，賄賂掘墓人和他們的頭頭，衛生署委派去檢驗屍體的下層官員，被金錢買通，出具假證明。
不過，衛生署每次發現病例，都下令燒毀病人的所有東西，查封病人的住所，把一家人都送進傳染病院。由此不難理解塔迪諾所說的，公眾，「貴族、商人和平民」對衛生署的痛恨極為強烈，可謂怨聲載道；他們都確信這是一種蠻不講理和毫無用處的壓迫行為。公眾的憤怒又主要針對兩位醫生，一位是塔迪諾，另一位是塞納托爾·塞塔拉，上文提及的那位首席醫生的兒子，以致當時他們只要上街，就會遇到石子的襲擊，要不就是唇槍舌劍的攻擊。人們將銘記他們在長達幾個月的時間裡置身於其中的特殊處境，他們看清了那日益迫近的可怕的災難，他們竭盡全力，想盡法子，試圖去消彈這場災難，他們在最需要有力支持的地方，遇到了各種障礙，成為民眾發泄憤懣的對象，據里帕蒙蒂說，還博得了「祖國的敵人」的外號。
民眾的憤怒也部分地宣洩到另外一些醫生身上。這些醫生也像塔迪諾和塞塔拉一樣，對瘟疫流行的事實深信不疑，他們努力把自己痛苦而明確的看法告訴所有的人，提醒人們採取預防措施。那些比較謹慎的人，指責醫生們輕信搖言和固執己見，而在其他所有的人眼裡，醫生們的言論就成了明目張胆的欺詐，是對飽受驚嚇的百姓施行的詭計，旨在渾水摸魚。
首席醫生盧道維科·塞塔拉，當時已年屆八十高齡，先後任帕維亞大學醫學教授、米蘭大學倫理學教授，撰寫了許多聲譽卓著的專著，他曾受到因戈爾施塔特、比薩、博洛尼亞、帕多瓦等大學的邀請去主持講座，但他謝絕了所有這些邀請，毫無疑問，他是那個時代最具權威的人士之一。除了學者的聲望，他在生活中也享有很好的名聲；他因為在醫療、救助窮苦人上表現出巨大的仁愛之心，備受人們的欽佩和愛戴。但有一樣事情，擾亂和傷害了他依靠自己的善行贏得的人們對他的敬意，其實，這樣的事情原本是應當充實和增強這種敬重的情感的：這可憐的老頭兒懷有他的同時代人最普遍、最糟糕的偏見。他是這群體當中的一位先進分子，但又沒有擺脫這個群體，而這也就帶來了麻煩，大大地損害了他以其他方式獲得的威信。他享有的崇高聲望，在這種情況下，不僅不足以戰勝被詩人稱為「愚昧的平民」，被劇院經理稱為「可敬的公眾」的那些人的意見，而且也無法使他躲過那些平民的一部分人的敵意和羞辱，他們很容易從評論轉向示威和行動。
有一天，首席醫生乘坐轎子去巡視他的病人們，眾人開始圍攏過來，高聲責罵他是想把黑死病帶進米蘭的罪魁禍首，是他以自己的愁眉苦臉，以自己的可憎的鬍鬚，把米蘭投入恐怖之中，這一切全是為著讓醫生們從中謀取私利。人群愈聚愈多，憤怒的情緒愈來愈激烈。轎夫們眼看形勢不妙，就把主人趕緊藏到剛好就在附近的朋友家裡。他遭遇到這樣的圍攻，只是因為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正在發生的災難，他道出了事情的真相，他一心想把成千上萬的人從黑死病的陰影下拯救出來。
而當另外一次，他在作出可悲的診斷以後，參與了對一個不幸的窮女子的折磨，人們用燒紅的火鉗燒灼她的肉體，把她當作妖女活活燒死，僅僅因為她的主人患有很奇怪的胃痛的毛病，而她的另一個從前的主人曾經狂熱地愛過她。於是，公眾因此重新讚美他是智者，並且又稱頌他德高望重，真是不可思議，令人難以容忍。
可是，到了三月底的時候，先是在東門一帶，隨後在城裡的所有街區，都不斷地有人病倒、死亡，病人伴有劇痛、心悸、嗜睡、昏迷等奇怪的症狀，渾身出現致命的游青、鼓包；病人大多迅速死去，不少人甚至沒有任何患病的徵兆，就猝然暴死。原來那些執意否認這是黑死病的醫生，如今不甘心承認他們曾經嘲弄過的事情，但又不得不給最近到處肆虐、觸目驚心的疾病取一個籠統的名字，便把它叫做惡性熱病、傳染熱病。這自然是很可憐的妥協，一種自欺欺人的文字遊戲，它帶來很大的危害，因為在佯裝承認事實的同時，仍然沒有讓人明白，至關緊要的是承認和看到，這是一種通過接觸傳染的瘟疫。當局好像剛從沉睡中甦醒過來似的，開始多少聽聽衛生署的呼籲和建議，並要求執行衛生署的公告以及關於查封住所和四十天檢疫隔離的規定。衛生署不停地申請經費，以維持傳染病醫院和其他醫護行動不斷增長的日常開支，它等待執政官們作出決定（看來，他們是永遠不會作出決定的，頂多實際上這麼去做），這筆經費由米蘭還是王國的財政開支。安東尼奧·菲雷也代表再次率軍出征，圍困可憐的卡薩萊的貢扎羅總督向執政官們提出要求；元老院要求執政官們在瘟疫不幸地傳播開來以前，在同其他地區的經濟聯繫中斷以前，設法做好城市的給養供應，以維持那些失去工作的大多數居民的生活。執政官們通過借貸、稅賦來籌措金錢。他們從籌集的資金中，劃撥一些給衛生署，拿出一些施捨窮人，另外一些用於購買糧食，以滿足部分的需要。而嚴重的災難還沒有到來。
在傳染病院裡，儘管每天都有人死去，但每天的人數仍然不斷增加，而另外一項艱巨的任務是保障服務，維護紀律，執行有關隔離的規定，確保，或者說得更準確點兒，建立衛生署規定的管理制度，因為從最初的時候開始，由於許多病人的放縱行為，服務人員的玩忽職守和默默縱容，一切都陷於混亂之中。衛生署和執政官們大傷腦筋，不知道如何辦才好，於是想起了向方濟各會求援；因教省主教不久以前去世，他們便請求教省的代理主教派一些能幹的修士去管理那悲傷的王國。教省代理主教向他們推薦一位名叫費利切·卡薩蒂的神甫。這位神甫正當壯年，以自己的仁愛、熱忱、溫順和堅毅精神而聞名遐邇；下文敘述的事情表明他享有的聲譽是當之無愧的。米凱萊·波佐博內利神甫，年紀很輕，無論是思維還是外表，都顯得嚴肅、沉穩，他被推薦為卡薩蒂神甫的同伴與助手。衛生署和執政官們欣然接受了這一提名。
三月三十日，兩位神甫來到傳染病院。衛生署署長帶領他們巡視了一圈，為了便於他們履行職責，便把所有的職員、服務人員召集起來，當眾宣布，費利切神甫擔任傳染病院院長，擁有最充分和最高的權力。這支可憐的救援人員隊伍逐漸地擴大起來，有另外一些方濟各會修士加入，承擔起管理、聽取懺悔、行政、護理、炊事、洗衣、保管衣物等各項需要的工作。費利切神甫始終勤奮地、不知疲倦地忙碌著，不分白天黑夜地巡視病房、拱廊和院內各個場所，有時他手裡拿著一根棒子，有時拿著刺衣。他把朝氣帶到各處，把一切安排得井然有序；他平息病人的騷動，細心聽取他們的訴苦，他威嚇、懲罰、斥責、安慰病人，他時時擦乾熱淚，但淚水又時時止不住地流淌下來。起初，他也傳染上了疫病，但竟霍然痊癒了，又煥發起新的活力，繼續投入原先的活動。他的許多同事忘我地、奮不顧身地工作著，但他們仍然十分愉快。
誠然，這樣專橫嚴酷的治理，作為一種應急的辦法，是異乎尋常的，就像這場災難，就像變幻的氣候一樣異乎尋常。如果我們對此不甚了了，那我們只要看一看，承擔著如此重要的領導責任的當局，除了拱手交出領導責任之外，簡直一籌莫展，他們甚至不知道把這責任轉交給誰才好（這些人，按常規來說，對於他們眼前要處理的事情又是那樣陌生），就足以對這個社會是多麼的雜亂無序有個了解了。與此同時，當我們看到這些神職人員是如此果敢無畏地承擔起這樣的重任，那麼就不難理解，仁愛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都將煥發出怎樣的力量和才幹。值得感佩的是，他們接受了這一使命，僅僅是由於沒有任何人敢於去接受；他們沒有別的願望，除了為他人服務，他們沒有別的希望，除了與其說期盼的毋寧說令人嘆羨的死亡。同樣值得感佩的是，把這項使命託付給他們，僅僅是由於這項使命是艱辛的、危險的，人們相信，唯獨他們才具有在那個時代迫切需要的，然而又不可多得的堅韌不拔和沉著冷靜。因此，人們將懷著崇敬、親切和感激的心情銘記這些修士的所作所為和英勇精神，感激他們一心獻身於人與人之間偉大的互愛事業而不乞求任何回報。「倘若沒有這些神甫，」塔迪諾寫道，「整個城市定將毀於一旦無疑；他們在如此短暫的時間裡，為了公眾的慈善事業做了那麼多的事情，他們從市政當局沒有得到援助，或者至少只得到很少的援助，他們憑藉自己的勤勞和智德在傳染病院裡收容了成千上萬不幸的人。」據里帕蒙蒂估計，在費利切神甫領導傳染病院的七個月時間裡，收治的病人幾近五萬人；他公正地指出，對於這樣一位神甫，他無論如何是要寫上一筆的，可以不去描繪城市的悲慘情景，但也應當敘述能夠給他增添榮譽的事情。
在百姓當中，隨著疫病通過接觸和交往愈來愈擴散開來，頑固否定黑死病的人自然逐漸退卻了，減少了。起初一個時期，它只是在窮人中間流行，如今那些有頭有臉的人也開始染上了它，其中就有當時聲名顯赫、現在特別值得提及的首席醫生塞塔拉。人們是否終於承認，這可憐的老頭兒當初確實言之有理呢？誰也說不上來。他和妻子、兩個兒子和七名僕人都傳染上了黑死病。他和一個兒子活了下來，其他的人都死了。「這些發生在米蘭城貴族家庭里的病例，」塔迪諾寫道，「迫使貴族和平民們尋思起來，而持懷疑態度的醫生們，愚昧而頑固的平民們，則緊抿嘴唇，瞠目結舌。」
不過，極端頑固者的計謀和報復心理常常迫使他們期望，這種固執的立場在同理智和事實的對抗中能夠毫不動搖，堅持到最後一刻。眼下就是這樣一個例子。他們如此長期地、如此堅決地否認，在他們身邊，在他們當中，潛伏著可怕的疫病，它能夠通過自然的途徑，蔓延開來，造成毀滅性的災難。如今他們已經無法抹殺它擴散的事實，但又不願意認可它擴散的真實原因（那無疑於同時承認自己的重大迷誤和過錯），所以他們極其樂意尋找別的什麼原因，欣然接受任何被提出來的理由。不幸的是，當時不僅在義大利，而且在歐洲每一個地方的觀念和傳統中，就有一個現成的理由：迷魂的蠱術，魔鬼的詭計，用各種有毒的果實和妖術來傳播瘟疫。這樣的或者類似的說法，在其他許多次特別是半個世紀以前我們這兒爆發的瘟疫中，都曾經出現過，而且有人相信它們。需要補充的是，前一年年底，由腓力四世簽發給米蘭總督的公文，提醒他注意，四名被懷疑散布有毒的物質和黑死病病毒的法國人逃離了馬德里，要他嚴加防範，注視他們行蹤，是否流竄到了米蘭。總督把這份公文通報給衛生署和元老院，但當時卻沒有引起任何警覺。但當瘟疫終於爆發並且被承認的時候，許多人在腦子裡就想起了這份公文，對惡毒詭計的含糊的懷疑便由此得到了證實，也可以視為它是促使懷疑產生的第一個機緣。
不過，有兩件事，一是盲目的、失控的恐懼，另一種是說不清楚的惡劣伎倆，使得原先只是含糊地予以懷疑的某種可能罪惡，在許多人眼裡轉化為一種確鑿的罪惡，一種實實在在的陰謀詭計。五月十七日晚上，一些人似乎看到，有人在大教堂里用油膏塗抹在用來隔離不同性別信徒的擋板上，夜深人靜的時候，他們又把擋板和教堂里的長椅統統搬出了教堂。衛生署署長在四名官員陪同下，聞訊趕來，察看了擋板、長椅和聖水槽，但沒有找到任何證據，能夠證實這是一樁放毒案的無知的懷疑。為了遷就別人荒唐的想像，他決定，與其說是出於必要性，毋寧說是過於謹慎，只要把擋板洗刷一下就可以了。不過，如此眾多的物件堆積在一起，卻使民眾產生了一種恐怖的強烈感覺，在他們看來，每一件東西，都很自然地是一個物證。民眾紛紛議論並且相信，大教堂里的所有長椅、牆壁，甚至大鐘的繩子，都塗抹了油膏。而且，不僅僅是當時這麼談論，同時代人撰寫的所有回憶錄，以及許多年以後出版的某些回憶錄，都以同樣的自信這麼談論。關於這件事情的真相，或許將是一個難解的謎，如果沒有發現那封保留在聖費德爾檔案館的衛生署致總督的信件。我們已用異體字標出我們引用的字句。
第二天早晨，一幅新的、更加奇特和更加富於意味的景觀，讓所有的市民都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在城市的每一個地區，人們看到住宅的大門和牆壁上，都胡亂塗抹了黃色的、白色的污穢的東西，好像是用海綿濺上去的。這或許是為著製造某種更加普遍的、更加震動人心的圖謀，或許是為著加劇眾所周知的混亂，以實現其罪惡的圖謀，或許是為著別的說不清楚的原因。這件千真萬確的事情讓我們覺得，把它歸咎為少數人的行動，而不是大多數人的錯覺，更合乎情理。另外，這一事件既不是頭一起，也不是最後一起。里帕蒙蒂時常嘲諷這起塗抹事件，尤其責備民眾的輕信，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談到，他親眼見到了這一景觀，並對此作了一番描寫。在上面提及的那封信件中，衛生署的官員們以同樣的方式敘述了這一事件。他們談到對事件的查勘，用那些顏料塗在狗身上，但沒有產生不良反應的試驗，然後寫道，按照他們的意見，此種魯莽的行為，更多的是野蠻無知而非陰險圖謀的結果。這一看法表明，直到那時為止，他們仍然保持了平靜的心態，因而沒有看到事實上不存在的東西。其他當時的史書記敘這一事情時也指出，起初，許多人以為這僅僅是異想天開的惡作劇。沒有一部史書曾提到哪怕一個反對這種看法的人；倘若果真有這樣的人，那他們一定會提及的，哪怕只是為了把這些人稱作怪人。我相信，把這轟動一時的精神變態行為的細節（其中一部分是鮮為人知的，另一部分則完全是一無所知）加以描述和綜合，並非不合時宜，因為在這些迷誤，尤其是多數人的迷誤中，最令人感興趣和最有益於觀察的，我以為正是這些迷誤擴散的途徑，以及它們闖入民眾的頭腦並主宰這些頭腦所訴諸的形式和方法。
整個城市本已陷入騷動不安，如今更被攪得底朝天。房屋的主人們用燒著的麥秸燎去用油膏塗抹的地方，過往行人止住腳步，惶恐地瞧著，個個原駭萬分。外鄉人被懷疑為作案者，當時民眾很容易從衣著上把他們辨認出來，就在大街上捉住他們，扭送到警察局。在訊問中向被捕者、拘捕者和證人進行了調查，但沒有查出一個罪犯，看來這些人的大腦仍然保持著懷疑、分析和理解的能力。衛生署頒布了一道告示，宣布對揭發罪犯的人給予獎賞和免於追究。在這道五月二十一日公布，但顯然是起草於十九日的告示中，衛生署的官員們說道，「這一罪惡倘若因無論哪種緣故得不到懲處，尤其是在如此危難和令人憂慮的時刻，我們以為是絕對不適宜的，為了告慰人民，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為了獲取有關此案的線索，現頒布本告示……」
不過，在這份告示中，絲毫沒有談及，至少沒有明確談及給總督信中提到的那理智的、冷靜的假設，這沉默同時表明了民眾狂熱的不安和衛生署官員的妥協，而後者愈是可能有害，就愈應受到指責。
當衛生署忙著尋找犯罪嫌疑人的時候，正像經常發生的那樣，許多老百姓已經找到了。那些認為塗抹的油膏確實是毒品的民眾當中，有人說這是堂貢扎羅·菲爾南德茲的所作所為，以報復他離開米蘭時遭受的屈辱；有人說這是黎塞留紅衣主教的詭計，妄圖讓米蘭人死光，他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占領這座城池；而另外一些人，不知道出於什麼緣故，把科拉爾托伯爵、瓦倫斯坦或者某個米蘭貴族當作罪人。但正如上文所述，也不乏這樣的人，他們覺得這一事件不過是一種愚蠢的玩笑，不外乎是那些厭倦了卡薩萊圍困戰的學生、紳士或者軍官干出來的事情。而眾人如此擔心的疫病的傳播和普遍的死亡並沒有出現，這也許就是最初的恐懼逐漸平息，事情被人遺忘，或者說似乎被人遺忘了的原因。
不管怎麼說，仍然有一些人不相信黑死病的存在。可不，無論在傳染病醫院，還是在城裡，總有些病人治癒，恢復了健康。對於被現實所否定的觀點的最新論據，人們總是懷有好奇心的。「一些平民百姓，還有許多持懷疑態度的醫生，」塔迪諾寫道，「都說這不是真正的黑死病，否則，所有的人早都死了。」為了消除一切懷疑的觀點，衛生署想出了一個切合實際的計策，一個由現實要求或啟示，引人注目的辦法。在聖靈降臨節期間，民眾紛紛湧向東門外的聖格列高利公墓，為上一次瘟疫中死去並埋葬在那兒的先人祈禱。他們藉此機會盡興地玩耍和表演，每一個人的穿著都十分體面。那一天，有一家人全死於黑死病。在人群最為擁擠的時刻，馬車、騎士和行人亂紛紛，按照衛生署的規定，這一家人的屍體，置於兩輪載貨馬車上，赤身裸體，便於人們清楚地看到黑死病留下來的明顯的印記；馬車經過以後，響起一片不停的嘰嘰喳喳的聲音；而另一片嘰嘰喳喳的聲音，又在前面迎接著。民眾更多地相信這是黑死病了；何況，黑死病每一天都讓別人更好地意識到它的存在，而那麼多人聚會，又不能不加快了疫病的傳播。
就這樣，起初的時候，有人斷言不存在黑死病，絕對不存在，甚至禁止使用黑死病這個字眼。後來，出現黑死病高燒。然後，又說這不是名副其實的黑死病；或者，承認這是黑死病，但它只是在某種情況下才是；或者，說它確實不是黑死病，而是一種說不出名字的疾病。最後，承認這是黑死病，是不容置疑的事，也不再存在反對的意見。不過，由此又生出另一個所謂有人暗中下毒和興妖作惡的說法，它同如今再也不能否認的黑死病的說法相糾結和混淆。
我想，沒有必要再進一步追溯那種種說法的歷史，以明白其中許多說法都有過類似的經歷。多謝蒼天，具有如此經歷和如此影響，花費如此代價才排除疑義，同時又受到別的邪說糾纏的說法，並不很多。不過，無論是重大事件，還是細微小事，在大多數情況下，原本可以避免這般漫長、曲折的經歷，而採取早已經受時間考驗的方法，首先觀察、傾聽、比較和思考，然後說話的方法。
發表意見，這是比所有其他事情都更容易的，我想說，我們，作為芸芸眾生的我們，是多少值得憐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