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婚夫婦 · 第二十八章
自從聖馬丁節和第二天的騷動發生以後，米蘭城裡似乎又奇蹟般地恢復了往年的富裕景象。所有的麵包鋪老闆都敞開供應麵包，價格也跟豐收年份相差無幾，麵粉也相應地降了價。那些在騷亂的日子裡曾經狂呼亂叫，或者幹了一些更糟糕的事情的人，除了少數人遭到逮捕，如今好像有了誇耀的資本。請不要以為，在因搜捕而引發的最初恐懼消失以後，他們開始有所收斂。在廣場、酒店和街頭巷尾，人們都歡呼雀躍，互相道賀，得意洋洋地吹噓他們找到了降低麵包價格的最好的法子。
不過，在這欣喜的自負的氣氛之中，也隱含著，不可能不隱含著某種困惑不安和不祥的預感，生怕這種局面難以為繼。他們紛紛圍住麵包鋪和麵粉店，就像當初安東尼奧·菲雷頒布的第一道告示造成暫時的豐盛的假象一樣；所有的人都毫無節制地消費；誰個家裡有點多餘的錢，就都用來搶購麵包和麵粉；人們把家裡的箱子、木桶和大鍋統統用來儲存糧食。他們如此爭先恐後地享用眼下的廉價供應，不僅使這種原本難以維持的局面無法持久下去，而且連短暫的持續都愈來愈困難。
於是，十一月十五日，安東尼奧·菲雷大臣根據堂貢扎羅總督的指示，頒布了一道告示，規定凡是家中存有麥子或麵粉的人，一律不准再行購買，任何人購買超過兩天之需要的麵包，「將遵照總督閣下的旨意，判處罰款和刑罰」；命令每一名公職人員和市民有義務檢舉蓄意違抗告示者；授權法官們搜查被檢舉者的家宅；但同時又向麵包鋪老闆下達新的命令，要他們確保麵包的供應，「一旦供應短缺，將判處五年或更多的勞役」。如果有誰以為這些命令都一一得到執行，那他一定要具有非凡的想像力。當然，如果當時頒布的全部告示，都確實得到認真的貫徹，那麼，米蘭大公國打發到海上的人，至少就會像今天的大不列顛人一樣眾多。
在給麵包鋪老闆下達的命令中，要他們充分供應麵包，但是又必須保證做麵包的原料不致匱乏。於是，他們決定，正像在饑荒的年月總是設法在麵包里摻入通常派作別的用場的穀物一樣，把米粉摻入麵包，生產一種叫混合麵包的食品。十一月二十三日，又下令每個市民交出一半未碾好的大米（在米蘭，未碾過的米稱為稻穀，這一說法一直沿用至今），交給總督和十二人糧食委員會。如果有人不經當局准許，私自存儲糧食，則將予以沒收，並處以每一百五十公斤判罰三枚銀幣；誰都看得出來，這是完全合理的處罰。
但是大米也是要用錢去買的，而大米的價格卻大大超過麵粉的價格。這巨額的虧空就轉嫁給了市政當局。米蘭元老院接受了這項任務，但就在同一天，十一月二十三日，向總督大人報告，他們難以長期承擔下去。總督大人又於十二月七日頒布一道告示，限定大米的價格為每一百五十公斤十二里拉，凡抬高米價或拒絕出售大米者，將沒收其糧食，並處以同樣價值的罰款，「並根據情節的輕重和當事人的情況，遵照總督大人閣下的旨意，判以更重的罰款和更嚴厲的刑罰，直至服勞役。」
碾好的大米的價格是騷動以前制定的，至於麥子和其他普通穀物的價格，或者用現代編年史上常用的說法，最高限價，很可能另行作出規定，對此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米蘭的麵包和麵粉用這樣的方式維持了便宜的價格，但隨之而來的後果是，附近鄉村的百姓都蜂擁而來，搶購糧食。堂貢扎羅為了防止事態惡化，迫不得已，正像他自己所說的，於十二月十五日頒布另一道告示，禁止把價值超過一里拉的麵包攜帶出城，違者麵包將悉數沒收，並處以二十五銀幣的罰款，在無力支付罰款的情況下，將按照總督大人閣下的意旨，判以兩次當眾上吊架，或者更嚴厲的刑罰。同月二十二日，說不清楚為什麼如此遲緩，又頒布了一道關於禁止攜帶麵粉和糧食出城的類似的告示。
人們希望藉助放火與掠奪來獲得富足，而政府則一心要藉助勞役與拷問架來達到這一目的。這些手段在他們之間倒是很合拍的；不過，它們歸根結底會導致怎樣的結局，讀者自然看得分明；而它們實際上將導致怎樣的後果，讀者很快也可明白。指出下面一個事實不是毫無裨益的，何況它又是顯而易見的，這些莫名其妙的措施之間存在著必然的因果關係，每一項措施都可追究到前頭一項措施，對麵包的限價，竟是如此地遠離麵包的實際價格，是遠離供需關係的自然結果。對於民眾來說，按照供需關係來調整價格，過去和現在都始終是一種公正的，同時又是簡單和便於執行的法子；因此，每當糧食匱缺，人們忍受饑荒的痛苦時，他們自然而然地期盼這樣的措施，祈求這樣的措施，而且，如果可能的話，他們甚至採取行動來強制執行這樣的措施。後來，那些後果日益明顯地表現出來，那些對此負有責任的人，不得不試圖糾正其中的某一個後果，便頒布法令，禁止人們去做前一個法令規定他們去做的事情。
請諸位允許我在這兒順便提及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巧合。在某個國家，在離我們很近的年月，發生了近代史上最為轟轟烈烈，最為引人注目的事件，在相似的局勢下，採取了相似的措施（幾乎可以說，它們的實質幾乎如出一轍，事情發生的順序也差不多一模一樣，只是範圍有所不同），儘管時代已經完全不同，儘管在歐洲，或許尤其是在那個國家，認知力已大大地提高了。發生這樣的巧合，主要是大多數民眾尚沒有提高自己的認識水準的緣故，因此他們得以讓自己的意願長久地占上風，得以對那些制定法律的人施加壓力。
現在且讓我們回到原先敘述的故事。這場騷亂，歸根結蒂，產生了兩個主要的後果：在騷動期間糟蹋和損失了許多糧食；在麵包限價時期，普遍的、輕率的和毫無節制的浪費，消耗了本可以維持到來年收成的不多的糧食。除了這些重大的後果，還有四名不幸的人作為騷動的罪魁禍首蒙受極刑；兩名在最大的麵包鋪門前，兩名在大街盡頭糧食大臣的宅第前被絞死。
順便說一句，當時的各種編年史的編撰是如此充滿隨意性，以致關於那嚴厲的限價措施是怎樣和為什麼停止實行的，竟沒有一點兒記載。既然缺乏正面的材料，那隻好求助於假設。我們傾向於認為，糧食限價是在十二月二十四日，絞死那四名不幸的人的那一天之前或之後不久取消的。至於說那些告示，在我們援引的那份十二月二十二日頒布的告示之後，再也見不到別的有關食品問題的告示；它們或許銷毀了，或者落在了我們的視野之外，或許因為政府沒有從它採取的種種措施的失敗中汲取教訓，反而垂頭喪氣，被眼前的局勢所壓倒，終於決定廢除它們。
相反，我們在不止一位歷史學家的著作中（它們更多地熱衷於敘述重大的事件，而不是揭示其根源和進程），看到對全國尤其是米蘭的現實圖景的描繪，在這一年的冬天和第二年的春天，造成災禍的根源，也就是食品同需要之間關係的矛盾不僅沒有得到根除，相反，卻因採取的那些飲鳩止渴的措施而愈發激化；而公共的、私人的運輸工具的不足，周邊地區糧食的匱缺，貨物流通的緩慢、牽制，那些規定和維護糧食低價的法令，都妨礙了從外地調進數量可觀的糧食，這些同樣激化了矛盾。我想重複說一句，饑荒的真正根子，或者說得更明白點兒，饑荒本身，以它的全部能量肆無忌憚地逞凶作惡。下面就是那幅悲慘的現實圖景的寫照。
大街上，展現著一幅難以用語言描繪的悲慘景象。貧困不停地四處遊蕩，痛苦永恆地棲息人間；每一步路都有關閉的商店；大部分工廠空空蕩蕩。平時以乞討為生的叫花子，如今已為少數，混雜和淹沒在龐大的新乞丐群之中，他們跟那些以前還曾向自己布施的新乞丐爭奪施捨物。被店老闆解僱的夥計和青年，減少了或者完全失去了每天的收入，僅僅靠著從前的積蓄和老本艱難度日；而對於店主們來說，生意的中斷意味著倒閉和破產；工人們，無論是生產和技術的能人，還是普通的或者精細的，常用的或者豪華的工藝的里手，都游浪在大街小巷；他們或挨家挨戶，或倚靠著牆角，或在大街的石板上，在住宅和教堂前，蜷縮成一團，可憐巴巴地乞求施捨；他們有時又在窮困和尚未泯滅的羞之間遲疑猶豫，臉色蒼白，神情樵悴，身穿單薄、襤褸的衣服，因寒冷和飢餓而渾身直打哆嗦，但許多人身上還存留著往日富足生活的痕跡；但是，在他們的沮喪和懈怠之中，又透露出來很難說得清楚的某種勤奮和自在的習性的印記。在這令人憐憫的群體之中，有不小的一部分是被老闆們解僱的僕人，他們的主人從往日小康的生活如今突然墜入困窘的境地，他們過慣了富足生活，遇上這樣的年景，再也無法維持平時的排場。除了這些形形色色的窮困潦倒者，還有許多另外的不幸人，他們當中的一部分人，孩子、婦女和老人，習慣於依靠他們過去的供養者的收入為生，如今跟他們成群結夥，或者散落在各處，分頭求乞。
還有許多強人混跡於乞討者之中，他們由於同樣的原因，失去了那份靠為非作歹得到的麵包，也不得不乞求施捨。蓬亂的頭髮，講究的破衣服，或者言行舉止中某些說不清楚的特徵，各種惡習在面孔上打烙下的怪異的鮮明印記，把他們同眾人區別了開來。他們顯出驚恐、馴服的樣子，加入乞討的競爭行列，在大街上躑躅。曾幾何時，他們身著華麗、怪異的制服，帽子上插著五彩繽紛的羽毛，整潔的衣著噴灑了香水，佩戴著各式武器，趾高氣揚地走在這些大街上，用狐疑、兇殘的目光環視四周；如今，他們也卑躬屈膝地伸出那雙曾經無數次蠻橫無理地舉起來恫嚇或傷害別人的手。
不過，最觸目驚心同時也最令人心生憐憫的景象，是那些或孤苦伶仃，或三五成群，或舉家逃荒的農民；丈夫，妻子，脖子上或肩背上的幼兒，用手牽著的孩子，扶著的老人。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因為駐紮在那兒的或者路過的大兵侵占和洗劫了他們的居所，不得不懷著絕望的心情逃離家鄉。他們當中還有些人為了贏得人們更多的同情，表明自己特別悲慘的遭遇，故意把他們在保護自己最後的些許糧食，或者在躲避大兵們野獸般兇惡、盲目的放縱行為時遭到毆打而落下的傷痕或青腫，暴露給眾人觀看。其他人雖然沒有遭遇這種特殊的災禍，但卻深受糧食歉收和苛捐雜稅之苦，這兩大禍害是全國任何一個角落都無法倖免的，而如今的捐稅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沉重，用來滿足所謂戰爭的需要；這些農民背井離鄉，湧入城市，把它當作古老的棲息之地和獲得富足和慷慨賜予的最後福地。
那些剛來乍到的難民，可以從他們彷徨不決的步履，迷茫若失的表情，從他們的驚奇、沮喪的情緒識別出來，他們原以為自己是最能引起憐憫的群體，最能吸引人們的關注和獲得人們的援助，但他們現在卻面臨著難以計數的逃難者，面臨著貧困的競爭。那些更早一些時候就在城裡遊蕩，露宿在街頭的人，靠著可憐的救濟和施捨勉強度日，在供給和需求如此失衡的情勢下，他們的面容和行為都明顯地流露出異常陰暗和倦怠的悵惘恐懼。這些人的衣著五花八門，如果那還能稱得上是衣著的話；他們的外表也各不相同，來自平原的難民有著蒼白的面容，丘陵來的人個個曬得黝黑，而山里人的皮膚則呈現出血紅色。但所有的人都消痩不堪，滿懷悽愴，凹陷的雙眼忽而射出兇惡的目光，忽而又顯得呆滯無神；他們的頭髮凌亂，鬍鬚既長又硬，在艱辛的勞作中形成的壯實身子，如今因為營養不良而精疲力竭；乾瘦的手臂、大腿和破衣爛衫遮掩不住的胸脯的皮膚，統統起了折皺。在更加軟弱的婦女和兒童身上，痛楚的情形絲毫不亞於這種心力交瘁的景象，分明可以感到更加容易被征服、更加懦弱和更加惶懼的本性。
在大街的這兒或那兒，沿著居民住宅的牆根，鋪著一些骯髒的碎稻草，摻和著別的污穢物。然而，這也是仁愛的恩賜；這些髒窩提供給一些不幸的人，讓他們晚上有個落腳之處。大白天也時不時地可以看到有人臥倒在那兒，疲倦或飢餓耗盡了他的力量，仿佛截斷了他的雙腿似的；有時，那污穢的鋪位上忽然出人意料地抖摟出一具屍體來；有時，又可看到有人忽然栽倒，就像一片破布突然掉下來，屍體就躺在大街路面的石板上。
有時也可見到個別路過此地或在附近居住的人，忽然受到同情心的感召，在某個髒窩前止步，俯下身來。在某些地方，出現了由某個慣於慷慨大度地扶危濟困的人發動的有組織的救護和援助行動。此人就是善良的菲德里戈。他挑選了六名平素都懷有一顆熱烈的仁慈心，又有著一副健壯的體魄的神甫，把他們編成兩人一組，再率領一些挑夫，帶上各種食品、各種混合的和速效的營養品，以及衣服，分別負責巡視三分之一的城區。每天早晨，這三組人馬走上街頭，去往不同的方向，走到那些躺倒在地上的難民跟前，按照需要給予他們援助。有的已經氣息奄奄，再也不能進食，神甫們就給予他們最後的護理和宗教的安慰。面對那些飢餓的人，神甫向他們施捨雞蛋、麵包、湯菜和葡萄酒；還有一些因長久的飢餓而極度衰弱的人，就餵以肉湯、補劑、濃葡萄酒，讓他們先恢復元氣，如果需要的話，再供給酒精飲料。同時，神甫們還給那些不堪入目的赤身裸體者發放衣服。
他們的援助並不限於此。善心的紅衣主教一心希望，至少在他力所能及的地方，能夠帶去確確實實的、而不是暫時的效果。對於那些經最初的救護而獲得足夠的力氣站立起來和行走的窮苦人，神甫們施與少量的錢財，免得他們因新的困窘和缺乏別的救濟而很快重新淪落到原先的悲慘處境；同時，神甫們又忙著在附近的什麼人家，為另外一些難民尋找可供棲身和將息的地方。那些生活富裕的人家，出於仁愛之心，也出於對紅衣主教的尊重，收容了這些難民；另外一些人家雖然心地善良，但心有餘而力不足，神甫就請他們為難民提供膳宿，在談妥價錢之後，馬上先支付一部分現金。然後，又把這些得到安置的人員的名單，交給本堂神甫，以便前往探視，他們自己也會回來探望這些可憐的人。
我們沒有必要去談及這樣一點，菲德里戈絕對沒有把自己的關懷局限於這種極端悽慘的狀況，也沒有坐等這種觸目驚心的事件發生了才開始行動。他的熾熱的、多方面的仁愛行動，處處感受得到，處處體現出來，它迅速出現在未能更早地出現的地方，按照需要採取各種的救援形式。實際上，他把自己的全部錢財都拿出來的同時，實行最嚴格的節約，撤銷如今已顯得無關緊要的善舉，他想盡各種法子籌措資金，全都用於救濟饑寒交迫的大眾。他購買了大批糧食，把其中的大部分調撥給他的教區中最缺糧的地方；鑒於援助遠遠不夠需求，他又運去一些食鹽，「藉助這些食鹽，」里帕蒙蒂在他的史學著作中寫道，「青草和樹皮也變成了食品。」他把糧食和錢財分配給米蘭的各個教會堂區；他親自前往視察，一個街區一個街區發放賑災物資。他又悄悄地救助許多窮困的家庭；在大主教宮，據當時的作家亞歷山德羅·塔迪諾醫生在他的一部有關米蘭大瘟疫的著作中記敘（這部書以後我們將常常予以援引），每天早晨布施二千碗米粥。
不過，一顆仁愛之心所產生的這些效果，我們完全有理由稱之為了不起的，如果考慮到它們全是來自某個個人和他的家財；因為按照慣例，菲德里戈謝絕把別人的慷慨捐贈接受下來，再用自己的名義去分配。他的這些捐助，加上其他私人提供的物資，雖然不能說怎樣的豐富，但也數量可觀；另外，還有元老院決定撥給的救濟品，委託糧食委員會予以分配；但是，它們對於實際的需要，也只能說是杯水車薪。一些瀕臨死亡的山裡人，承蒙紅衣主教的關懷，延續了自己的生命，另外一些人卻又陷入了絕境；一旦有限的救助中斷，那些幾乎復活的人又重新陷於死亡的邊緣。而另外一些地方，雖說並沒有被人遺忘，但形勢不是最為險惡，只能稍後才予以考慮，因為不得不有選擇地實施救濟，於是貧病交加就足以致人於死地了。正是哀鴻遍野，路有餓殍，人們從四面八方向城裡湧來。在這兒，舉例來說，有兩千個身體較為強壯、靈活的飢餓漢子，在混亂的人叢中贏得了勝利，撥開眾人，去領得了一份米粥，不致在那一天活活餓死。但是，在他們身後，還有數千名飢餓者，眼睜睜地望著和嫉妒著那些幸運的人；而在這些連一碗米粥也得不到的人群中，不就有那些人的妻子、兒女和父母嗎？在城市的某些地方，一些被遺棄的、陷入絕境的人，得到救助，起死回生，站立了起來，有了棲身之地，在一段時間裡生活獲得了保障；同時，在另外的上百個地方，許許多多人得不到幫助，得不到安慰，倒了下去，身心衰竭，甚至一命嗚呼。
整個白天，到處都可以聽到各種啼飢號寒的苦苦哀求的聲音；夜晚，低聲的呻吟，不時被突然爆發的尖厲刺耳的大聲哭訴、吼叫和悲切的祈求聲所打斷。
值得指出的是，經受著如此駭人聽聞的災禍，如此憂心慘切的悲痛，眾人卻始終沒有流露出一點造反的圖謀，始終沒有發出一聲造反的吶喊，至少看不到一丁點兒這樣的跡象。而且，在以那樣的方式活著和死去的人當中，許多人分明從來不曾養成忍氣吞聲的習慣，成千上萬的人在聖馬丁節那天分明充分表現了自己。大可不必這樣猜想，說那四個不幸者替眾人償了命，他們被處以極刑的教訓，今天足以讓眾人不敢造次。當過著漂泊無定的生活，形成一個整體的民眾，已經意識到自己無法逃脫慢性死亡的厄運，並且正在忍受著這一痛苦的時候，且不說那極刑，就是那極刑的回憶，又豈能對他們的心靈產生什麼衝擊呢？一般說來，人是這樣造就的：我們會以極大的憤慨，去同尋常的惡作激烈的搏鬥，而一旦遭逢極端的惡，我們卻會默默地低下頭來；我們不甘心屈服，但會糊裡糊塗地忍受那最初我們發誓絕不忍受，而如今已達到登峰造極地步的東西。
死亡每一天都在這些悲慘的人們中造成空白，每一天又有更多的人來把這空白填補。難民源源不斷地流來，起先是來自附近的鄉村，然後是來自周邊地區，再後來是來自大公國的各個城市，最後則是來自遠處的各個城市。同時，每日每時也不斷有長期居住米蘭的市民逃往他處；一些人不忍心再瞧見這滿目瘡痍的城市；另外一些人眼見新來的競爭者在乞討中奪走了他們的麵包，他們滿懷淒涼的失望離開這兒，最後一次地嘗試著隨便去個什麼地方，只要那兒至少不像米蘭那樣人滿為患，乞討的競爭如此殘酷。這兩股難民洪流朝著截然相反的方向行走，在途中迎面相遇，這是一幅令人心悸魄動的圖景，不啻是他們逃亡的目的地不吉利的預兆和悲哀的寫照。他們各自走自己的路，如果說不是懷著改變命運的希望，至少是為著不再重返那令人憎惡的故里，不再見到那令他們傷心落淚的地方。有的人實在是喪失了最後一點力氣，栽倒在路上，把自己的屍體留在了那兒；這對於他的不幸的親朋好友，真是毛骨悚然，慘痛難言的場面，對於其他的同伴或許是一種責備。「我親眼目睹，」里帕蒙蒂寫道，「在環繞城牆的大路上，一具婦女的屍體。她的嘴裡含著啃了一半的青草，她的嘴唇差不多仍然保存著憤怒掙扎的態勢……她的背上有一隻包袱，而懷裡用布帶繫著一個小男孩，正哭哭啼啼，鬧著要吃奶……走過來幾名懷有同情心的人，從地上抱起小難民，帶走了，完成了第一件母親的職責。」
華麗盛裝同衣衫襤褸，富裕奢侈同貧困潦倒的對照，是平常的日子裡司空見慣的景象，而那個時候卻蕩然無存了。衣衫襤褸和貧困潦倒幾乎充斥世界。表面的節儉成為顯明的特色。可以看到貴族們衣著樸實無華，有時甚至穿著寒酸、破舊的衣服在街頭行走；對於一些人來說，引發貧困的共同原因，也改變了他們的命運，或者迫使他們原先已經動搖了的家業破產；而另外一些人，害怕豪華會激發大眾的絕望，或者因為自己褻瀆了大眾的絕望情緒而感到羞愧。那些權豪勢要，既受人尊敬，又讓人憎恨，平時出門總是由一群強人前呼後擁，趾高氣揚；如今幾乎總是獨自悄悄地外出，低垂著腦袋，臉上流露出和解的或者請求和解的表情。另外一些家業仍然處在興旺時期的人，思想終於更加富於人性，舉止更加謙和，他們也顯得茫然、沮喪，好像是被時時刻刻見到的貧困所征服，這貧窮不僅粉碎了救濟的可能性，而且也幾乎粉碎了同情的力量。那些還有能力做一些施捨的人，陷入了必須在不同程度的貧窮之間，在不同程度的需求之間，作出選擇的兩難境地。只要有一隻充滿憐憫之情的手，向一位不幸者的手伸去，周圍立即會爆發一場不幸者之間的競爭；那些多少還有點兒精力的人，奮力撥開人群，走上前去，執著地請求恩典，那些精疲力竭的人，老頭子、老太太和孩子們，都高高舉起瘦骨嶙峋的手，乞求賜舍；母親們不時把裹在破布中的哭哭啼啼、有氣無力的小孩舉起來，以便讓遠處的人也能瞧見。
冬天和春天就這樣過去了。一個時期以來，衛生署早已通報糧食委員會，由於城市的每一個角落都聚集著眾多的乞討者，米蘭正面臨著瘟疫的危險。它建議把這些乞丐全都集中起來，安置到不同的收容所。就在當局研究這項建議，審批這項決議，商量有關執行這項決議的手段、方式和地點的時候，街頭倒斃的屍體卻是與日俱增，饑荒的各種併發症也隨之惡化。糧食委員會卻提出了一個更方便、更迅速的應急方案，把所有的乞丐，無論是染病的還是健康的，統統集中到一個地方，由傳染病醫院收容和治療，經費從城市公共財政中開支。這一方案被採納，形成決議，雖然衛生署提出反對意見，說把這麼多的人集中到一個地方，將大大增加原本想避免的危險。
米蘭的傳染病醫院（有的讀者也許不了解這座醫院的情況，既沒有見過，也未看到過書籍記述）是一塊用柵欄圍起來的近於四方形的場地，位於東門外左側，在它和城牆之間，是護城河、環形大道和一條環繞醫院的水渠。醫院縱向的兩側約有五百步之長，另外兩側較短，也許只有十五步路。這座一層樓的建築，從外面分隔成許多小房間，在裡面，沿著平房三側的牆，是一條曲折的拱形走廊，飾以一排排小巧的石柱。
小房間共有二百八十八個，或者略少一些。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座建築的中央，有一個很大的入口；在正面的一側，面對大路，有一個較小的入口；為了開設這兩個入口，不知犧牲了多少小房間。在我們敘述的故事發生的年代，醫院只有兩座門，一座在側牆的中間，面對城牆，另一座在與它相對的另一側。在裡面的場地中央，過去和現在都有一座八角形的小教堂。
一四八九年，這座建築開始興建，先是由私人捐資，後來又獲得政府的撥款和許多熱心公益事業人士的資助。它最初的用途，正像它的名字所表明的，是在需要的時候用來收容染上瘟疫的病人。在此之前和之後的許多年裡，瘟疫時常流行，在一個世紀裡，它會爆發兩次、四次、六次，甚至八次，有時發生在歐洲的一個國家，有時肆虐於歐洲的許多國家，有時甚至勢不可擋地席捲整個大陸。在這個故事發生的年代，這裡是檢疫貨物的場所。
眼下，為了儘快騰出這座建築，也顧不上嚴格遵照衛生法規行事，急急忙忙地進行了清掃和規定的試驗，把所有的貨物匆匆發放出去。在所有的房間裡鋪上了稻草，想盡各種法子籌集了大量合格的食品；隨後，又廣泛張貼告示，邀請所有的乞丐前來住院。
許多人自願地住了進去，所有躺倒在街頭和廣場的病人被護送進醫院；短短几天的時間，這兩種人就收容了三千多名。但是，更多的人留在了外面。也許，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在等待別人的離去，好讓少數的人更充分地享用當局的施捨；也許這是對囚禁生活的本能的反感，或者這是窮人對掌握財富和權力的人所倡導的一切特有的不信任（這種不信任，同感受它的人和誘發它的人的無知，同窮人的數目，同法律的非正義性，始終是相稱的）；也許他們心裡明白，那兒的慈善行動其實究竟是怎麼回事；也許是這一切原因的總和，以及別的什麼原因，使得大多數人依舊躑躅街頭。
面對這樣的局面，當局決定改變做法，由邀請轉向強制。他們派遣警察上街，把難民驅趕到醫院；如果遇上膽敢反抗者，便用繩索捆綁，強行收容，每押送一人，可獲得十里拉的獎金；儘管財政非常拮据，但當局總能找到金錢，把它們花在不該花的地方。雖然根據糧食委員會的估計，有相當數量的難民離開了米蘭，去投奔隨便什麼別的地方，以求至少可以在那兒自由地活著和死去。不過，強制行動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在短短的時間裡，傳染病醫院收容的人數，包括當作客人似的志願者和當作囚犯似的關押者，幾近一萬人之多。
婦女和兒童大概是被安置在單獨的病房，但當時的史學著作絲毫沒有涉及這一點。為著維護良好的秩序，自然還制定了規章制度；但是，不難想像，在那麼特殊的日子裡，在那麼特殊的環境中，面對那匯聚三教九流的人們，能夠建立和維護怎樣的秩序呢？在那兒，自願入住者，同被強行扭送者；視乞討為無奈、恥辱的人，同以乞討為生者；在誠實的田間勞作和工廠生活中成長的人，同混跡於廣場、酒店、權貴的宮廷，熱衷於怠惰、詐騙、嬉笑和暴力者，亂糟糟地住在一起。
關於這些人的住宿和膳食情況，即使我們沒有獲得確切的材料，也可以猜測到令人心酸的慘狀；然而，我們掌握了相關的材料。在每一間屋子裡，滿滿當當地住著二三十個人，還有許多人蜷縮在拱廊里，睡在散發著臭氣的爛稻草上，或者乾脆躺在地上。雖然明令規定，必須準備數量充足的新鮮稻草，經常更換；但事實上他們只能得到少量的、極其糟糕的稻草，而且從不更換。還曾明令規定，這兒供應的麵包應當優質可靠；是的，難道有什麼行政官員下令生產和配給蹩腳的食品了嗎？然而，在正常的條件下，向少數人服務的時候，尚且很難做到的事情，如今，在那樣惡劣的條件下，面對如此眾多的人群，又怎能做到呢？當時曾傳說，我們在一些歷史著作中也找到了印證，傳染病醫院裡的麵包摻雜了一些難以消化的、毫無營養價值的東西；很遺憾，人們不能不相信，這樣的抱怨是有根據的。醫院裡也嚴重缺水，我想說的是乾淨的、有益於健康的水。環繞醫院圍牆的那條淺淺的、流動緩慢的、有時漂浮著水藻的水渠，成為水的唯一來源，由於如此之多的病人的使用和接觸，它也逐漸長滿了綠苔。
這種種因素，對患病的或者虛弱的身體都發生了強烈的作用，導致了死亡；此外，還要加上異常惡劣的天氣的因素：陰雨連綿在先，更加嚴重的乾旱隨後，接著又是突然到來的酷暑。伴隨肉體的折磨而來的，是精神的折磨，囚徒般的生活帶來的厭倦和焦躁，對往昔生活的眷戀，失去親人的痛楚，對不在身邊的親人的刻骨銘心的思念，病人之間的侮辱和憎惡，以及其他種種帶進醫院或者在醫院裡引發的沮喪和憤怒的感情；還有對死亡的恐懼，連續的死亡造成的悽慘景象，死亡因這諸多原因而愈來愈頻繁，它自身又進而成為死亡的新的、重要的原因。
無須驚奇的是，死亡的人數與日俱增，死亡籠罩醫院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致正像許多人所承認的，它已具備了瘟疫的各種徵兆。所有這些原因的綜合和激化，必然增強了純粹的瘟疫的影響力。正像某些饑荒的嚴重程度和持續的時間都不及這次米蘭大饑荒，但也蔓延了傳染病一樣，如今，在那些因窮困、營養的不足、惡劣的天氣、骯髒的環境、痛苦和屈辱而患病的和將要患病的身體上，傳染病找到了發生、滋長和擴散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和土壤。（請允許一個無知者在這兒侈談這麼一番話，他其實只是接受了一些醫生，特別是最近一位絕頂聰明、勤奮的醫生以充分的論據和修正提出的觀點。）很可能，根據一份含糊的、不確切的報告，衛生署的醫生們認為，傳染病起初是在這座醫院裡爆發的；或許，傳染病在此以前已經存在和潛伏著（這種看法似乎更加真實可信，如果考慮到這樣的事實，此前早已哀鴻遍野，陳屍街頭），只是被帶進了這個人滿為患的場所，在那兒以新的、可怕的速度蔓延開來。不管其中哪一個假設是正確的，反正在很短的時間裡，這所醫院裡每天死亡的人數已超過了一百人。
此時，醫院裡倖存的人個個坐臥不寧，驚慌失措，到處是發泄怨恨、憤怒的叫罵聲，而在糧食委員會裡又籠罩著羞恥、慌張和猶豫不決的氣氛。他們久久地爭論，又聽取衛生署的意見，最終找不到別的法子，只能把當初如此大張旗鼓，花費如此之多的錢財，採用如此強制的手段所做的一切，統統予以推翻。他們下令打開傳染病醫院的大門，允許所有尚未染上傳染病的倖存者離開。於是，這些人都懷著發狂似的驚喜，離開了醫院。米蘭城裡又重新聽到了呻吟聲，但顯得更加虛弱，斷斷續續；又重新見到了流浪的人群，但比從前少了許多，也更加讓人生髮惻隱之心。里帕蒙蒂曾寫道，流浪者如此大幅度減少，令人納悶。其餘的病人都被送往當時的一座名叫聖馬利亞·德拉斯台拉的濟貧院，大多數人都在那裡悽然死去。
又到了田野一片金黃的收割季節。從鄉村來的乞討者紛紛離開城市，回到各自的家鄉，去收穫期盼已久的糧食了。好心腸的菲德里戈想出了一個新的法子為他們送行，他向每一名來到大主教宮的農民，贈送一枚朱里奧錢幣和一把收割用的鐮刀。
隨著糧食的收穫，饑荒終於消失了。傳染病或者說瘟疫引發的死亡，逐日減少，但也一直延續到秋天。正當傳染病或者瘟疫行將消失的時候，卻又發生了新的災禍。
這時，許多被稱為歷史性的重要事件發生了。法國首相、黎塞留紅衣主教攻占了拉羅謝爾，隨即匆匆地同英國國王簽訂了和約，並以他雄辯的語言敦促和說服法國政府給予訥韋爾的公爵以切實有效的援助，他還成功地促成法國國王御駕親征。正當準備工作緊鑼密鼓進行的時候，日耳曼皇帝的代表納薩烏伯爵，向曼托瓦新公爵發出通牒，要求他把所掌管的版圖貢獻給日耳曼皇帝斐迪南二世，否則皇帝陛下將發兵前去占領。公爵處於十分危急的局勢，但拒絕接受如此強硬和如此令人可疑的條件，他寄希望於近在咫尺的法國的援助，這鼓舞他採取抗爭的立場。不過，他又儘可能用轉彎抹角的、模稜兩可的方式來表達他的這種態度；他提出的建議表面上顯得更為順從屈就，但實際上並無多大風險可言。納薩烏伯爵離開的時候，對他發出警告，說將不得不訴諸武力。
三月，黎塞留紅衣主教果然隨國王御駕親征，率軍南下。他向薩伏依大公卡洛·埃馬努埃萊一世提出過境的申請，雙方進行了談判，但未能達成協議。經過一場激戰，法國人占了上風；雙方再次談判，簽訂了協議。協議中的一條是公爵保證要科爾多瓦解除對卡薩萊的圍困，偏遭拒絕，則不得不聯合法軍一起進攻米蘭公國。堂貢扎羅認為這樣無傷大局，便撤銷對卡薩萊的圍困，法國軍隊隨即開進了卡薩萊，加強公爵的守衛力量。
這一事件激勵阿基利尼寫了一首著名的十四行詩，獻給法國國王路易十三：
燃燒吧，啊，火焰，
給我們冶煉金和鐵。
在另一首詩中，他還呼籲法國國王前來解放聖土。不過，命運常常是這樣，詩人們的意見並不被採納；如果諸位在歷史上發現有些事情同詩人們的妙思相吻合，那你們儘管放心地說，這些事情是早就拍板了的。黎塞留紅衣主教卻決定班師回朝，因為他覺得有更加緊要的事情等待他回國處理。威尼斯的使者吉羅拉莫·索朗佐條分縷析地陳述了種種理由，希望改變這個決定；不過，國王和紅衣主教就像對待阿基利尼的詩歌一樣，來對待他的無聊的話，他們率領大部隊返回法國，只在蘇薩留下六千人馬，以守衛通道和執行協議。
當法國軍隊前腳剛走，斐迪南二世後腳從另一邊來了。他的軍隊占領了格里焦尼和瓦爾泰利納，即將進入米蘭轄地。人們不僅恐懼大軍所到之處會帶來各種災害，而且把德國軍隊中潛伏著瘟疫，不斷地發生局部的爆發的可怕消息報告了衛生署，正像瓦爾基所描述的，一個世紀以前，德國人把瘟疫帶到了佛羅倫薩。而衛生署中的主管人物之一塔迪諾（衛生署由六名主管成員組成，除了署長，四名官員，兩名醫生），在上文提及的那份報告中寫道，他受委託向總督大人報告，如果德國人像傳聞的那樣經過此地，去圍困曼托瓦，國家將面臨可怕的危險。從堂貢扎羅的全部表現來看，他異常熱衷於在歷史上給自己留下一席之地，事實上，歷史也不可能忽略他；不過，正像經常發生的那樣，歷史不會或者不願去記載他的一個很值得記憶的行為，那就是他在那種形勢下對塔迪諾的回答。他回答說，他不知道如何辦是好；利益與名譽，正是為了這兩者德國軍隊才向這兒挺進，遠比向他指出的危險重要得多；儘管如此，他將試著尋找解決的法子，並寄希望於天命。
為了尋找解決的法子，衛生署的兩位醫生，塔迪諾和大名鼎鼎的盧道維科·塞塔拉的兒子塞塔拉元老，向衛生署建議，禁止從經過的軍隊購買任何東西，違者嚴加懲處；但是，卻無法讓署長明白下達這樣的命令的必要性。「這是一個大好人，」塔迪諾說道，「他無法理解，同那伙人還有他們的東西接觸，會導致成千上萬的人死亡。」我們援引的這番話，堪稱當時最有特點的言論之一，顯然，自衛生署存在之日起，從來不會有一個什麼署長會有這樣的見解，如果這可以稱作見解的話。
至於說堂貢扎羅，在作了那樣的回答以後不久，就離開了米蘭；這離別對於他來說是悲涼的，正像促使他離開的原因一樣悲涼。他是這場戰爭的發動者和指揮者，如今因為屢吃敗仗而被罷官。老百姓在他執政期間遭逢了饑荒，無不認定這是他的罪責。而他在瘟疫爆發上的所作所為，要麼眾人毫不知情，要麼沒有人為此感到不安，正像我們在下文將要看到的，除了衛生署，尤其是兩位醫生。他坐在旅行馬車裡，在一隊執戟兵士的簇擁下、兩名騎馬的號手開道、其他權貴乘坐的馬車緊隨其後、離開了王宮。一群孩子聚集在大教堂廣場，一面亂鬨鬨地追趕馬車，一面大聲吹口哨。一千人馬來到通向提契諾城門的大路上，他應當由這裡登上歸途，卻陷入了人群的包圍，一部分人早已在那兒恭候他，一部分人從四面八方趕來。那些號手忠實地履行自己的職責，從王宮直到此地，一直不曾停止演奏。
在後來舉行的關於這場騷動的審訊中，一名號手遭到指責，說他的演奏是促使人們騷動升級的根源。他回答道：「親愛的先生，這是我們的職業；如果總督大人不喜歡我們再演奏下去，那他應當下令我們停止演奏。」然而，堂貢扎羅或許很不情願流露出他畏懼的樣子，或許擔心會刺激民眾更加放肆，或許是因為他確實有點張皇失措了，所以他沒有下達任何命令。衛兵們徒勞地驅趕人群；民眾聚集在馬車的前面、左右和後面，高聲呼喊：「滾蛋，帶來饑荒的傢伙！滾蛋，窮人的吸血鬼！」以及別的更加難聽的口號。當馬車駛到城門跟前的時候，民眾開始投擲石頭、瓦片、菜幫子、各種各樣的果皮，以及在這種場合通常會拋出的東西。一部分人還登上城牆，從城牆上向離開城門的馬車發動最後的襲擊。片刻工夫以後，眾人都作鳥獸散。
安布羅焦·斯皮諾拉侯爵被派來接替堂貢扎羅，此人在法蘭德斯戰役中贏得了顯赫的聲名，至今仍存留在人們的記憶之中。
與此同時，在最高統帥、另一位頗有名氣的義大利雇用軍司令朗巴多·迪科拉托伯爵指揮下的日耳曼軍隊，接到了攻占曼托瓦的最終決定，並在九月份進占米蘭大公國。
在那些年代，軍隊大多是由職業的雇用軍司令招募的流民組成，去執行這個或那個君主交代的使命，有的時候，卻完全是為著實現自己的圖謀，以使把自己和這些士兵一起待價而沽。這些士兵被這個職業所吸引，並不是看重區區的餉銀，而是受到能隨意地劫掠和去干種种放縱的勾當的誘惑。從來沒有嚴格的、普遍的紀律；而且，這種紀律也是同雇用軍司令很大程度上不受拘束的權威水火不相容的。何況這些人在紀律問題上恐怕也一竅不通，即使他們想在這件事情上有所作為，但看得出來，要制定紀律和維護紀律，他們也無能為力，因為那種素質的士兵，或者會起來造反，把矛頭對準想搞點新名堂、帶頭禁止劫掠的司令官，或者至少拋棄他，讓他獨自一人去守護軍旗。
除此之外，君主們雇用那些士兵，心裡只想著要招募到足夠數目的人馬，確保實現他們的野心，讓雇用兵的人數同他們通常是很有限的財力相稱。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雇用兵的餉銀拖延很久才支付，而且是每次支付一點兒；因此，軍隊所到之處大肆擄掠，就心照不宣地成為士兵們餉銀的補充。無怪乎瓦倫斯坦說了一句跟他的姓氏差不多一樣廣為流傳的名言：統率一支十萬人的大軍，要比統率一萬二千人的隊伍容易得多。我們談及的這支軍隊，基本成員是這樣一些流民，他們在瓦倫斯坦的指揮下，在戰爭中肆無忌憚地去劫奪擄掠，使德國呈現出一派荒蕪悽慘的景象；那場戰爭，就其本身和其後果來說，乃是所有戰爭中最赫赫有名的，後來因它延續之久，而取名三十年戰爭，而當時正好是它的第十一個年頭。他還有一支屬於他的私人軍隊，由他的一名助手帶隊；而別的雇用軍司令，則大多由他直接指揮，他們當中就有不止一個人，四年以後促成了他的人所共知的悲劇性結局。
二萬八千步兵，七千騎兵，從瓦爾泰利納谷地出發，向曼托瓦進發。他們從阿達河順流而下，阿達河形成湖泊的兩條支流，然後又重新匯合，最終流入波河。他們又沿著波河河岸走了許多路程，在米蘭大公國境內走了整整八天。
大多數居民都趕著自家的牲口，帶上多少值點兒錢的東西，逃到山上隱藏起來；另外一些人留了下來，或者因為不能拋下家中的病人，或者為了看守房屋，免得被焚燒，或者為了保護藏匿或埋到地下的珍貴物品。還有一些人沒有棄家出逃，因為他們沒有任何可以失去的東西，或者甚至想藉此機會渾水摸魚。當第一支人馬進入村子打尖後，大兵們立刻分散到這個村子裡和附近各處，大肆洗劫。凡是能派得上用場的，統統帶走，席捲一空；其餘的東西，全都毀掉，翻個底朝天；家具化作支離破碎的木片，住房成了污穢不堪的馬廄，更不用說對村民的毆打、傷害，對婦女的姦淫。村民們為了保護財產所使用的一切計謀，所玩弄的一切花招，到頭來都徒勞無益，有時反倒招致更嚴重的損失。大兵們都是極其精通這樣一場戰爭的謀略的專家，他們仔細搜查屋子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個窟窿，甚至不惜推倒牆壁；他們輕而易舉地辨認出園子裡剛剛挖掘和覆蓋的泥土；他們還到山上去牽走牲口，由村子裡的某個地痞領路，到山洞裡去尋找躲藏在那兒的富人，把他強行帶回他的家裡，施用刑罰和恫嚇，強迫他招出珍寶隱藏的地方。
終於，這支先頭部隊離開了，鼓角聲漸漸在遠處消失了；隨之而來的是幾個鐘點令人可怕的沉寂。然後，又一次響起了令人厭惡的鼓角聲，預告著另一支部隊的到來。這些大兵再也搜尋不到什麼戰利品，便以加倍的瘋狂毀壞倖存下來的東西，焚燒被前面一批士兵喝空的酒桶和空空洞洞的房子的門檻，甚至索性放火燒掉這些民房。他們自然又以加倍的瘋狂虐待村民。由於這支軍隊分編成許多支分隊，因此，在這二十天的期間裡，隨著每一支部隊的到來，情況便越來越糟糕，無法收拾。
科利科鎮是這些惡魔們進入米蘭大公國後停留的第一站，然後，他們長驅直入貝拉諾，進占瓦爾薩西納，在那兒部隊分頭出發，來到了萊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