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飛傳 · 附錄二 有關「拐子馬」諸問題的考釋

南宋高宗趙構的紹興十年（1140），岳飛由鄂州率軍北上，抗擊由金朝女真軍事貴族兀朮統帥的南侵兵馬，在郾城戰役中，大破金方的精銳部隊——拐子馬。這一歷史事件，直到今天還在普遍流傳。但是，究竟拐子馬是一種什麼樣的部隊，具有何等樣的裝備，這卻從南宋以來的史書上，就有不同的記載和不同的理解。到岳珂在他所編寫的《鄂王行實編年》中，對拐子馬又詳細地加以解釋說：「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按即皮繩）。凡三人為聯，號拐子馬，又號鐵浮圖，堵牆而進，官軍不能當，所至屢勝。」此說既出，章穎在《南渡四將傳》的《岳鄂王傳》中加以沿用，元朝官修的《宋史·岳飛傳》中也加以沿用。從此，對於拐子馬的解釋算是定於一尊了，然而諸多的附會錯訛，卻也從此鑄定，踵詐襲謬，牢不可破。計其時間，已將近八百年了。我認為，再不應讓這一誤解繼續流傳下去了。因特寫成此文，目的是要把拐子馬的正確解釋探索出來，而把歷來（特別是從岳珂以來）對拐子馬的種種附會和誤解，一律加以澄清。 一、在有關宋、金戰爭史料中出現較早的「鐵浮圖」、「拐子馬」、「挖叉千戶」、「河北簽軍」和「左護軍」諸詞 1 「拐子馬」這個名詞，在北宋人所撰述的有關武備和軍事的史料中就已經出現，並不是在宋、金戰爭發生後才出現的。在記載宋、金戰爭的史料中，「拐子馬」這一名詞的出現，是在1140年五月的順昌戰役中，也不是在記載這年七月郾城戰役時才出現的。 當金朝的軍事統帥兀朮於1140年率軍南侵，於六月間抵達順昌（今安徽阜陽）境內時，原先奉命去駐守開封的南宋將官劉錡，這時恰正帶兵行進到順昌，便在順昌城內進行防禦部署。有一個名叫楊汝翼的文人，這時也跟隨劉錡在順昌。他親眼看到這次戰役的全部過程，事後便寫了一篇《順昌戰勝破賊錄》，詳記這次戰役經過，其中有一段文字說： [六月]初九日平明，四太子遂合龍虎大王及三路都統，韓將軍、翟將軍人馬，環合城下。甲兵鐵騎十有餘萬，陣列行布，屹若山壁。旗幟錯雜，大小有差。…… 四太子披白袍，甲馬，往來指呼，以渠自將牙（按同衙）兵三千策應，皆重鎧全裝。虜號鐵浮圖（屠），又號扢叉千戶。其精銳特甚。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官軍殺傷。先以槍揭去其兜牟，即用刀斧斫臂，至有以手捽扯者。極力斗敵。自辰至戌，賊兵大敗。遽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去拒馬木，深入斫賊，又大破之。…… 方其接戰時，酈瓊、孔彥舟、趙提刀等皆單騎列於陣外。有河北簽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左護軍，本無鬥志。所可殺者，止是兩拐子馬。」故官軍力攻破之。皆四太子干日所倚仗者，十損七八。 這是南宋一代的歷史記載當中，最先提及拐子馬的，而拐子馬究竟是怎樣的物事，在這篇文章中卻找不到解釋。我們也把這一問題留到下文去解決，在此先把見於這段引文中的另外兩個名詞，即「扢叉千戶」和「河北簽軍」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扢叉千戶」？這在《金史·兵志》的「禁軍」條中可以得到回答。《兵志》說： 禁軍之制，本於「合扎謀克」。「合扎」者，言親軍也。以近親所領，故以名焉。…… 貞元遷都，以太祖、遼王宗幹、秦王宗翰軍為「合扎猛安」，謂之「侍衛親軍」，故立「侍衛親軍司」統之。 這裡的「猛安」，是按女真語音轉寫為漢字的，意譯就是「千戶」。「扢叉」與「合扎」自是同一女真語音的漢字異寫。因此，「扢叉千戶」與「合扎猛安」這兩個詞兒，不論就其語音或語義來說，是全然等同的，即同是漢語中的「侍衛親軍」之意。所以，在《順昌戰勝破賊錄》中，也說金的四太子兀朮以「自將牙兵三千策應，皆重鎧全裝，虜號『鐵浮圖』，又號『扢叉千戶』，其精銳特甚」。兀朮自將的牙兵，當然也就是他的侍衛親軍了。 《金史·兵志》說「合扎猛安」的編制，是在貞元遷都之後才組成的。按所謂貞元遷都者，是指1153年金主完顏亮由金的上京會寧府遷都於燕京一事而言，然在1140年的順昌戰役中既已出現了「扢叉千戶」的名稱，則其組成必然在1140年之前，而絕對不會在1153年之後。可見《金史·兵志》的這一條記事，必有年代上的錯誤。但儘管如此，其中對於「合扎」（亦即「扢叉」）這一語詞的解釋卻是完全正確的。 《順昌戰勝破賊錄》說兀朮的「自將牙兵」 「皆重鎧全裝，虜號『鐵浮圖』，又號『扢叉千戶。』」這裡也頗有語病。因為，所謂「又號『扢叉千戶』」一句，只應是承接上文的「自將牙兵」而言；而所謂「虜號『鐵浮圖』」，則又應是僅僅承接「皆重鎧全裝」一句，只是說，因為這支部隊的裝備都是「重鎧全裝」，望之若鐵塔一般，所以又得了「鐵浮圖」的稱號（按實說來，鐵浮圖也只能是漢人給予的稱呼，決非女真語）。「自將牙兵」與「扢叉千戶」或「侍衛親軍」，都是指部隊中的一種特定編制；而「鐵浮圖」則決不寓有任何編制的涵義在內，而是對所有裝備精良的部隊，對所有望之如鐵塔般的部隊，都可以給予這樣的稱呼。所以，在汪若海記述順昌戰役的《札子》當中，把兀朮「所將攻城士卒」，一律稱為「鐵浮屠，又曰鐵塔兵」。並述寫其裝備說：「被兩重鐵兜牟，周匝皆綴長檐，其下乃有氈枕。」據知《順昌戰勝破賊錄》中既把「鐵浮圖」作為女真語，又把「鐵浮圖」與「扢叉干戶」和「自將牙兵」等同起來，顯而易見，都是錯誤的。 我再重說一遍：兀朮的侍衛軍固可因其「重鎧全裝」而被稱為鐵浮圖；兀朮的侍衛軍以外的所有「重鎧全裝」的金軍，也是同樣可以被稱為鐵浮圖的。 2 據《順昌戰勝破賊錄》所說，拐子馬的名稱是出之於「河北簽軍」之口的，是金國部隊中的「河北簽軍」向南宋軍隊講話時使用的一個名詞。因此，「河北簽軍」在這裡的關係極為重要。我們應當儘先弄清楚什麼叫做「河北簽軍」。 輯本《宋會要》的《兵》門《歸正》類，在紹興三年（1133）載有一道詔令說： 九月二十五日詔：金人自來多系驅擄河北等路軍民，號為簽軍，所當先沖冒矢石，枉遭殺戮。念皆吾民，深可憐憫。兼自來招收投降漢兒簽軍等，並皆優補官資，支破請受。可令岳飛：如遇外敵侵犯，措置說諭，有率眾來歸，為首之人，仍優與推恩。（兵十五之四） 汪藻《浮溪集》卷二《論僑寓州郡札子》中，也有論及簽軍的一段，說道： 比金人入寇，多驅兩河人民，列之行陣，號為簽軍。彼以數百年祖宗涵養之恩，一旦與我為敵者，豈其本心哉，特妻子父兄為其劫質，以死脅之，出於不得已而然耳，固未嘗一日忘宋也。今年建康、鎮江為韓世忠、岳飛所招，遁（而來）歸者無慮萬人，其情可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系此《札子》於建炎四年（1130）五月） 金人劉祁的《歸潛志》卷七，也有一條談及此事，後來且為《金史·兵志》所引用。其文云： 金朝兵制最弊。每有征伐或邊釁，動下令簽軍，州縣騷然。其民家有數丁男，好身手，或即盡揀取無遺。號泣怨嗟，闔家以為苦。驅此輩戰，欲其克勝，難哉！ 從上面的幾段引文，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所謂「河北簽軍」者，就是指河北地區民戶中被金國統治者強迫徵調參軍的那些人。這些被驅擄從軍的人，在每次戰爭中，還都被迫最先上火線去「沖冒矢石」。 從上面的引文還可看出，全部的河北簽軍，其人既全是漢族的人，他們所講的話自然全都是漢族的語言。既然如此，則從他們口中說出的「拐子馬」，也只能是漢族語言，而斷然不會是女真語言。 3 河北簽軍告訴南宋軍隊的話，第一句就是「我輩原是左護軍，本無鬥志。」這裡的「左護軍」究作如何解釋呢？ 據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九十六紹興元年（1131）十二月庚子條所載，南宋王朝在這一天把它所統轄的軍隊，由原來的神武軍改名為行營護軍，張俊所部人馬稱行營中護軍，韓世忠的稱前護軍，岳飛的稱後護軍，而劉光世所部人馬則稱左護軍。到紹興七年（1137）八月，劉光世的一員部將酈瓊率領全部劉家軍叛降了偽齊。一年以後，偽齊被廢，這支軍隊的下場，可能有一些人被改編，另有一些人便可能被遣散了。金人在每次征簽兵丁時，總是儘先征簽那些曾經做過正規軍人的人，在紹興十年（1140）金軍大舉南侵之前，為酈瓊所劫持而投降偽齊的劉光世的舊部，不論是被改編或被遣散的，必又都被徵發到前線上去。這些在陣地上主動向南宋軍隊搭話的「河北簽軍」，因其本來就是劉光世的舊部，所以首先就表明身份，說「我輩原是左護軍，本無鬥志」了。（但是，李心傳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八的《御前諸軍》條內，所述行營護軍的前後左右各軍及其將領，均與《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不同。例如，說張俊部隊改稱前護軍，韓世忠部隊改稱後護軍，岳飛部隊改稱左護軍，劉光世部隊改稱右護軍。不知兩書何以歧互如此。今與南宋其他史籍相參證，知《朝野雜記》此條所記多誤，故不取。） 二、對「鐵浮圖」和「拐子馬」最早的錯誤解釋 在1140年，南宋王朝派在順昌府作地方長官的是陳規，作通判的是汪若海。金國的南侵兵馬已經進入順昌境內之後，陳規與劉錡共同負責措置守御事項，汪若海則因須往杭州去乞援於南宋王朝，於五月中旬即挈帶眷屬離開了順昌。 從宋欽宗趙桓即位以後，在關於是否割三鎮的問題上，在委任趙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以及趙構由相州到歸德去踐皇帝之位的問題上，汪若海都曾參加過謀議，因而在當時是被稱為「深沉有度」的人。可是這次之挈眷南行，在《順昌戰勝破賊錄》中是被描述為臨陣脫逃的。事實上，汪若海這次到杭州也並沒有請到救兵，而他的重回順昌去做通判，卻也是在順昌戰役已經結束、順昌的安全已經可以確保之後。 汪若海為要表明自己也是這場順昌戰役直接參與者，便於回任之後，「躬往戰地，或訪親身臨陣之人，或質被擄得脫之士」，「聊述順昌之戰勝」，寫成一篇《札子》送呈南宋王朝，「以備朝廷之採擇」。其中有專談「鐵浮屠」和「拐子馬」的一段： 兀朮所將，號常勝軍。……其所將攻城士卒號鐵浮屠，又曰鐵塔兵，被兩重鐵兜牟，周匝皆綴長檐，其下乃有氈枕。三人為伍，以皮索相連。後用拒馬子，人進一步，移馬子一步，示不反顧。 以鐵騎為左右翼，號拐子馬，皆是女真充之。自用兵以來，所不能攻之城，即勾集此軍。 （六月九日）劉某出軍五千人接戰，……始與虜騎往來馳逐，後直衝入虜軍中，手相扯捽，刀斧相斫，至有提去虜兜牟而刺之者。軍士有中刀洞心而猶刺虜不已者，有偶失地利與虜相抱於城濠而死者。 血戰自辰時至中，虜乃敗走，橫屍遍野，不知其數。劉亦斂兵入城。兀朮大怒，親擁三千餘騎，直扣東門，射城上人，著城上炮架皆滿。又被城上軍以勁弩射走。 兀朮既大敗，乃移寨於城西門，開掘濠塹，……欲為不戰之計而坐困順昌。……（《三朝北盟會編》卷二〇二） 汪若海的這幾段記述，有一部分是從《順昌戰勝破賊錄》中抄襲來的，但也有一部分為該《錄》所不載，則應是從一些「親自臨陣之人」或「被擄得脫之士」詢訪而得的。其中對於「鐵浮屠（圖）」和「拐子馬」做了更具體的解釋，那就是：所謂「鐵浮屠」者，除為《順昌戰勝破賊錄》所說的「重鎧全裝」作了更詳細的說明，如「被兩重鐵兜牟，周匝皆綴長檐，其下乃有氈枕」諸事之外，還要「三人為伍，以皮索相連」；所謂「拐子馬」者，則是列置在左右兩翼的女真鐵騎的一種簡稱。 汪若海對拐子馬所作的解釋是正確的，對鐵浮屠所增加的「三人為伍」等解釋則全然錯誤。然而到岳珂編寫《鄂王行實編年》時，卻又合二而一，把汪若海對「鐵浮屠」所作的錯誤解釋移用於「拐子馬」身上去了。從此便以訛傳訛，遺誤千載，故不可不加辨正。 三、岳珂《鄂王行實編年》所載郾城戰役中的「拐子馬」 岳飛是一個喜歡招攬文士的人。在他的軍營中經常有大批的「效用使臣」。當他的軍隊在紹興十年（1140）夏秋間在潁昌府、郾城縣等地與金軍對戰時，隨同部隊在戰地的這類文士必也不少。他們親眼看到了這幾次戰役的實況，必也有人將其全過程記載下來，像楊汝翼記載順昌戰役那樣。不幸的是，到紹興十一年底（1142年初），秦檜便對岳飛下了毒手，使他父子慘遭殺身橫禍。從此以後，凡與岳飛往還較多的人，便被目為「交通叛將」，曾做過他的幕僚的人，更都不免被深文周納地加以這樣那樣的罪名，他們的身家性命全受到嚴重災禍。因此，凡屬記述岳飛生平事跡、特別是戰功的文字，以及和岳飛相往還的書札之類，在這時便大都由原作者自行銷毀，希圖藉此滅跡免禍。郾城戰役的經過，雖然也必有身臨其境的文士、使臣之流曾加記述，在岳飛身遭橫禍之後，這些記載也必然都隨之而灰飛煙滅，自也可以斷言。基於這些因由，我們現時所能看到的關於郾城戰役的最早記錄，是在岳飛身死六十多年之後，由他的孫子岳珂寫入《鄂王行實編年》中的如下一段文字： 先臣自以輕騎駐於郾城縣，方日進未已。……日出一軍挑虜，且罵之。兀朮怒其敗，[紹興十年七月]初八日，果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偽昭武大將軍韓常之兵逼郾城。先臣遣臣雲領背嵬、游奕馬軍直貫虜陣，……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得馬數百匹。…… 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凡三人為聯，號「拐子馬」，又號「鐵浮圖」，堵牆而進，官軍不能當，所至屢勝。是戰也，以萬五千騎來，諸將懼，先臣笑曰：「易耳！」乃命步人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既相聯合，一馬僨，二馬皆不能行，坐而待斃。官軍奮擊，殭屍如丘。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拐子馬由是遂廢。 岳珂之編寫《行實編年》，是在宋寧宗嘉泰三年（1203），其時上距岳飛之死已經六十二年，岳飛生前所帶領的兵將，假如在岳飛受害時有年僅二十五六歲的，到這年也已將近九十歲了，必不可能還有幾個活在人間的。因而岳珂對於郾城戰役的那段敘述，必不會是從親身參與那次戰役的兵將口中聽來的。但岳珂編寫此書時所依據的文字資料，絕大部分我們現時都還可以看到，有一部分較為冷僻的，後來也被岳珂收錄在《金佗稡編》和《金佗續編》當中了，而在上述這些資料當中，卻全無詳述郾城戰役的文字。岳珂為求能把這一空白補充起來，而且要把它補充得有聲有色，他便東拼西湊，把楊汝翼、汪若海記載順昌戰役的兩文取來參考，摘錄了兩文中的某些段落，稍加竄改，即移用了來，充作郾城戰役的具體內容。例如，「貫以韋索」和「三人為聯」，即是把汪若海《札子》中的「三人為伍，以皮索相連」稍加改動而成的。而把「鐵浮圖」和「拐子馬」合二而為一，則是岳珂把見於楊、汪二文中的兩個各不相干的名詞有意加以混淆的。「一馬僨，二馬皆不能行」，更是岳珂專憑臆想而創為之說的。 在《鄂王行實編年》成書三年之後，即1206年，南宋王朝的史官章穎以為，劉錡、岳飛、李顯忠和魏勝這四員大將的遭遇都很不幸，遂為他們各寫一傳以事表揚，合編為《南渡四將傳》一書，並且表上於朝（事實上即獻諸史館），以備修撰國史時的採擇。其中的《岳飛傳》，完完全全是以《鄂王行實編年》為藍本，稍加刪潤而成的。在記述郾城戰役中大破金軍拐子馬一段，則只是把《行實編年》中的「堵牆」改為「如牆」，「是戰也」改為「是役也」，「步人」改為「步卒」，「既相聯合」改為「相連」，「一馬僨」改為「一馬仆」，此外再沒有不同之處。後來元朝晚年編修的《宋史》，其中的《岳飛傳》果然是照抄了章穎的《南渡四將傳》中的那一篇，連字句間的改動也很少。明、清兩代有好幾種記述岳飛事跡的小說《說岳精忠全傳》之類行世，其內容雖不盡相同，卻全都在敘述郾城戰役時插入了大破拐子馬一節，而且也都是以《宋史·岳飛傳》或《鄂王行實編年》為其依據的。這樣一來，就使得一般人對於所謂拐子馬者統一在同一種理解之下：「三人為聯，貫以韋索」，而且是，只要「一馬仆」，其餘二馬自然也都「不能行」了。 四、「鐵浮圖」和「拐子馬」全都不是「三人為聯，貫以韋索」的 岳珂在《鄂王行實編年》當中把「鐵浮圖」和「拐子馬」混同起來，做史官的章穎又完全依照《行實編年》改寫了一篇《岳飛傳》而上之史館，可以想見，南宋《國史》中的《岳飛傳》必即是毫不改動地照抄了章穎的那一篇，而元朝官修《宋史》中的《岳飛傳》，若非直接從章穎著作中抄來，便必是從南宋《國史》中抄來的，兩篇文字之間的差異處，真可說絕無而僅有。於是，「三人為聯，貫以韋索，號拐子馬，又號鐵浮圖」之說，從此便成了大家公認的「定說」了。在明、清兩代人所編輯的《宋史紀事本末》、《續通鑑》等書中，更無不沿用其說。到18世紀後期，清朝的乾隆皇帝令其臣僚以他的名義編纂《御批通鑑輯覽》時，才察覺到此說之不通，因而寫了一條「御批」，對之進行駁斥，說道： 北人使馬，惟以控縱便捷為主。若三馬聯絡，馬力既有參差，勢必此前彼卻；而三人相連，或勇怯不齊，勇者且為怯者所累，此理之易明者。 拐子馬之說，《金史·本紀·兵志》及兀朮等傳皆不載，唯見於《宋史·岳飛傳》、《劉錡傳》，本不足為確據。況兀朮戰陣素嫻，必知得進則進，得退則退之道，豈肯羈絆己馬以受制於人？此或彼時列隊齊進，所向披靡，宋人見其勢不可當，遂從而妄加之名目耳。 這段話雖是直接針對著《宋史·岳飛傳》、《劉錡傳》中的拐子馬一詞而發的，但在《宋史·岳飛傳》中，卻正是輾轉因襲了《鄂王行實編年》之誤，把「拐子馬」和「鐵浮圖」合二而為一的，而《行實編年》中對拐子馬的解釋，則是把汪若海對鐵浮圖的解釋照搬來的，因此，這段「御批」還等於間接地對汪若海在其《札子》中對「鐵浮圖」的解釋進行了批駁。 如在上文中所已說過的，鐵浮圖和鐵塔兵，都只能是出自漢人口中的一種稱呼，而其所以得此稱呼，則又只能按照楊汝翼在《順昌戰勝破賊錄》中所說，是指金軍中之「重鎧全裝」的那部分士兵而言的，如在此外再附加任何涵義，便必然發生錯誤。汪若海沒有親身參與順昌戰役，對於金方軍人和戰馬的裝備全不曾目睹，卻偏要在楊汝翼的記載和解釋之外，平空增加了「三人為伍，以皮索相連」等無稽之談，既不近情，也不合理，當然不會是從「臨陣之人」或「被擄之士」詢訪得來的。 《通鑑輯覽》中的這條「御批」，不論用以駁斥「鐵浮圖」或「拐子馬」，全都是切中要害，很有說服力的。但是，在楊汝翼的《順昌戰勝破賊錄》中對鐵浮圖已經給予了正確的解釋，在駁斥了汪若海的謬說之後，當會很自然地回到楊汝翼的正確解釋上去；而楊汝翼、汪若海二人對於「拐子馬」一詞卻全未給予任何解釋。在《通鑑輯覽》的這條「御批」當中，雖然論證了「三馬聯絡」與「三人相連」之不合情理，然而說，拐子馬乃是南宋人見金兵「列隊齊進，所向披靡，勢不可當，遂從而妄加之名目」，卻也仍然是一個不能使人信服的解釋。因此，人們仍不免要問：拐子馬既與鐵浮圖同樣不是「三人相連」或「三馬聯絡」的，那麼，它究竟是指金軍中的什麼部隊而說的呢？ 五、「拐子馬」就是左右翼騎兵 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十六，於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七月乙未有一條記載說： 詔北面都部署：自今與敵斗，陣已成列，除「東西拐子馬」及「無地分馬」外，更募使臣、軍校拳勇者，量地形遠近，押輕騎以備應援。 先是，以大陣步騎相半。敵諜知王師不敢擅離本處，多盡力偏攻一面，既眾寡不敵，罕能成功。故有是詔。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曾公亮等人編纂的《武經總要》前集卷七，也有一段記載說： 「東西拐子馬陣」，為大陣之左右翼也。本朝西北面行營，「拐子陣」並選精騎。夷狄用兵，每弓騎暴集，偏攻大陣一面，捍禦不及則有奔突之患，因置「拐子馬陣」以為救援。其兵，量大陣之數，臨時抽揀。 從上邊的兩段引文中，可知「拐子馬」一詞在北宋的前期便已出現。而見於這兩段引文中的』『拐子馬」，又全不是指敵人（當時北方敵人為遼）方面的某種騎兵，而是宋人自指其前線上某一種騎兵說的。《長編》所載詔令以「東西拐子馬」與「無地分馬」對舉，所謂「無地分馬」者，乃是指沒有固定列陣的方位和地點，只準備隨時聽令相機策應或赴援某部之用的騎兵；而「東西拐子馬」者，則是有固定列陣方位的，亦即《武經總要》中所說「為大陣之左右翼」的騎兵。 以上引兩條記載與楊汝翼、汪若海記順昌戰役的文字相參證，我們就可對「拐子馬」一詞得出確切理解了： 一、《續通鑑長編》和《武經總要》中的「東西拐子馬」、「大陣之左右翼」，和見於楊汝翼、汪若海二人文章中的「兩拐子馬」、「以鐵騎為左右翼，號拐子馬」，是完全相對應的；所謂「兩拐子」實即等於說「兩翼」；所謂「東西拐子馬」實即等於說「左右翼騎兵」。 二、《續通鑑長編》和《武經總要》中的「拐子馬」是北宋人自指其「大陣左右翼」的騎兵而言，而見於楊汝翼記載中的「兩拐子馬」，卻又恰恰是出諸「河北簽軍」之口，而非出於女真族士兵口中的。所謂「河北簽軍」者，照我們在上文所考釋，其人本皆漢人，其話也全是漢話，則從他們口中說出的「拐子馬」，自然也只是沿用北宋以來已在習用的一個名詞，不會另有新加的涵義在內，也是可以斷言的。 在北宋時期內的詞彙中，不但有「拐子馬」，還常見有「拐子城」的稱呼。在《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六，于靖康元年（1126）閏十一月記金兵圍攻開封城時，即屢次談及守御拐子城的事。例如： 一日壬辰條有云：「車駕幸京城南壁，……已而幸宣化門，徒步登拐子城，親視虜營。」 四日乙未條有云：「賊初到即力攻東壁通津門拐子城，時劉延慶頗練兵事，措置獨有法。」 六日丁酉條有云：「金人犯闕幾旬日，……攻城日急，而善利、通津、宣化三門尤為緊地。……姚仲友於三門兩拐子城別置兩圓門，……」 九日庚子條有云：「宣化門告急，姚仲友領兵守南北拐子城。所以不捍禦水門者，以水門不可遽犯，故急攻二拐子。矢石如雨，樓櫓皆壞。」 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卷一的《東都外城》條亦載：「東城一邊，其門有四。東南曰東水門，乃汴河下流水門也，其門跨河，有鐵裹窗門，遇夜，如閘垂下水面。兩岸各有門通人行，路出拐子城，夾岸百餘丈。」 據上引各條資料可以證明，修築在汴京城的各城門外，用以拱衛城門的兩道各成直角的對立垣壁，北宋人稱之為拐子城；設置在正面大陣兩翼的騎兵部隊，北宋人稱之為拐子馬陣。是拐子一詞乃北宋人的習用語詞，當無疑義。不幸的是，在北宋滅亡之後，這一語詞竟跟隨著中原和華北地區而一同淪陷，它雖還保存在中原和兩河地區居民的口語當中，卻不曾被南渡的軍民人等帶往南方。他們聽到這一名詞雖也完全懂得，卻不再用以稱呼自己的兩翼騎兵。故在南宋初年的楊汝翼和汪若海，對拐子馬這一名稱還能通曉其涵義，還不曾在其記述順昌戰役的文字中對它作任何曲解和附會；到南宋中葉的朱熹已不知此事之原委、曲折，便不免對之茫然不知其為何物了。例如：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一三三《夷狄》門載，朱熹曾向他的學生說，當宋徽宗派人去與金人聯繫夾攻遼朝時，高麗國王向北宋派往高麗的兩位醫師說：「女真不是好人，勝契丹後必及宋，而吾國亦不能自存。」又說：「女真作一陣法甚好，我今思得一法勝之。」對於被高麗國王稱為「甚好」的女真陣法，朱熹繼即加以解釋說：「蓋如拐子馬之類。」按照《武經總要》所說，「拐子馬陣」乃是北宋對敵作戰時所常擺布的一種陣式，怎麼被說成是女真的一種甚好的陣法呢？可見朱熹已不知拐子馬的確鑿涵義了。 岳珂和章穎，較朱熹更為晚出，對於拐子馬一詞自然更莫名其妙，於是就只能望文生義，硬把「鐵浮圖」和「拐子馬」二者牽合為一，並借用汪若海對「鐵浮圖」的錯誤解釋來解釋「拐子馬」，另外還附益了「三人相連，一馬僨，二馬不能行」等話語，以致與「拐子馬」的確切涵義就不能不愈去愈遠了。 六、糾駁岳珂的「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和「拐子馬由此遂廢」諸謬說 1 金朝的軍隊，是以騎兵為主的。凡是由女真本族的丁壯所組成的部隊，或從其所統轄的各少數民族徵調來的部族兵，大致上都是騎兵。只有從漢族地區征簽的兵丁，才編制為步兵隊伍，而且在作戰時，總要他們首先去「沖冒矢石」。如《歸潛志》所說，每當金朝下令簽軍之時，居民則「號泣怨嗟」，州縣均為之「騷然」，「驅此輩戰，欲其克勝」，當然是不可能的。因此，金軍的主力，及其恃以取勝的，當然只有騎兵，包括被漢族士兵稱作鐵浮圖和拐子馬的那些部隊。打了勝仗，固應歸功於他們；打了敗仗，也同樣得歸咎於他們。而從宋、金間發生戰爭以來，金的主力部隊被宋軍打敗的事卻也是不少的。《鄂王行實編年》以為，自金人起兵以來，只要鐵浮圖、拐子馬一上陣，便戰無不勝，只在郾城戰役中，才被岳飛識破其弱點，「乃命步人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才第一次把鐵浮圖、拐子馬打敗，而且「拐子馬由是遂廢」。這顯然是不合情理，也不符合史實的。 首先，宋軍以大刀、長斧入金陣而砍其馬足，並因此而戰勝金軍的事，在郾城戰前就已有了不只一次了。例如： 一、《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八十一載：紹興四年（1134）十月韓世忠在揚州大儀鎮打敗金軍，其過程是：「韓世忠引兵次大儀鎮，勒兵為五陣，設伏二十餘處。」金將撻也「擁鐵騎過五陣之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背嵬軍（按，即韓世忠的侍衛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削馬足。」金的騎兵「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擒撻也」。 二、《朱子語類》卷一三二，記有朱熹關於紹興十年順昌戰役的一段談話： 「張棟（字彥輔）謂劉信叔（按，即劉錡）親與他言：順昌之戰，時金人上十萬人圍了城，城中兵甚不多。劉使人下書，約戰。虜人笑。是日早，虜騎迫城下而陣，連山鐵陣，甚密，不動。劉先以……肉飯犒師，……以所犒一隊持斧出，令只掀起虜騎[馬甲]，斫斷馬腳。人馬都全裝，一騎倒，又粘倒數騎。虜人全無下手處。……殺甚多。虜覺得勢敗，遂遁走。」（《語類》卷一三六載有另一人所記此次談話，末段作：「但聞多遣輕銳之卒，以大刀斫馬足。每折馬一足，則和人皆仆，又有相蹂踐者。大率一馬仆，則從旁而斃不下數十人。」） 上引這些資料中所說的，全都是宋軍用斧或長斧或大刀斫斷馬足而戰勝金軍的事，而所戰勝的金軍，又都是「人馬都全裝」的「鐵騎」，其中自也必然包括有鐵浮圖和拐子馬。因為，既然以上十萬的大軍作戰，而其中竟無勁旅，當然是不可想像的，更何況在楊汝翼、汪若海兩人記述順昌戰役的文字中，分明提到金軍中的鐵浮圖和拐子馬都已參戰，而且都被打敗了。既然如此，則說在郾城戰役以前，鐵浮圖、拐子馬不曾被宋軍打敗過，這顯然是不符合史實真相的。 2 在任何一次規模較大、用兵較多的戰役當中，斷無只在正面擺布大陣，而不配置左右兩翼的道理。拐子馬的正確解釋既然是左右翼騎兵，則說在郾城戰役之後，金人在作戰時就不再配置左右翼騎兵，這顯然不成道理，正面的大陣如一旦打了敗仗，難道也要從此不再設置正面大陣嗎！事實上，金國自從發動侵宋之師以來，一直就在使用著所謂「三生陣」，而這「三生陣」就正是包括正面和左右兩翼在內的一個統名。石茂良的《避戎夜話》①中有專記此事的一段文字： 頃在殿前，見御寶批降到金人三生陣同命隊法，令姚仲友以下各陳己見以聞。 凡敵人遇我師，必布圍圓陣當鋒，次張兩翼，左右夾攻，故謂之三生陣。每隊一十五人，以一人為旗頭，二人為角，三人為從，四人為副，五人為徼。旗頭死，從[者]不生還，還者並斬。得勝受賞，亦然。故謂之同命隊。 圓陣當鋒，兩翼夾攻，既為金軍經常採用的戰術，是不可能因某個局部的一次勝敗而從根本上進行改變的。 從南宋的許多史書的記載上，在郾城戰役之後，也仍可看到，金軍在與宋軍作戰時，還照樣在兩翼配置精騎，亦即照樣使用「拐子馬陣」。例如：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〇五，於紹興十一年（1141）二月十八日記宋軍於柘皋鎮大破金軍事，說道： 兀朮率鐵騎十餘萬，分兩隅，夾道而陣。……王德麾軍濟渡，奮勇先登，薄其右隅，賊陣動。……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眾鏖戰，大破之。 另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三九所記這次戰役的文字，還可得到一些補充材料： 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眾鏖戰，[楊]沂中曰：「敵便習在弓矢，當有以去其技。」乃令萬兵各持長斧，堵而前，奮銳擊之，金人大敗。 可見宋軍這次之大破金方的拐子馬陣，所使用的辦法，和大儀鎮、順昌城諸戰役完全相同，是以長斧入陣，「上揕人胸，下斫馬足」的。這既可說明，用麻扎刀砍斷馬足，從而使金的騎兵大受挫敗，這並不是由岳飛創造發明的一種辦法，而是在其前其後全都使用過的；還可說明，岳珂所說，在郾城戰役之後，「拐子馬由此遂廢」，完全是不顧事實的無稽之談。 而且，不只是在晚於郾城戰役一年的柘皋戰役中有拐子馬的出現，在郾城戰役二十多年之後，在宋方的記載當中，仍然說金方使用拐子馬參加戰鬥。如《宋史》卷三六七《李顯忠傳》所載： 孝宗即位，隆興元年（1163），……顯忠陰結金統軍蕭琦為內應，請出師，自宿、亳出汴，由汴京以逼關陝。……時張浚開都督府，四月，命顯忠渡江督戰，乃自濠梁渡淮，至陡溝。琦背約，用拐子馬來拒，與戰，敗之。 儘管在此以後，拐子馬一詞確實是極少出現了，但是，它之所以極少出現，也仍然不是因為「拐子馬由此遂廢」，而是因為，這時宋、金軍隊中的將官與士兵（包括金軍中的簽軍在內），全已換了一代人，在他們的口語和詞彙當中，全已不再存在「拐子馬」這個詞兒，都不再以此稱呼金軍的兩翼騎兵，從而在南宋人的文字記載當中，這一名詞也隨之而逐漸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