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飛傳 · 第五章 南宋王朝建立初期對南方人民的殘酷壓榨

一、南宋王朝的橫徵暴斂 南宋王朝的最高統治集團，雖則一直不敢領導或組織軍民去抗擊女真貴族的南侵兵馬，一直想要在南方為其小朝廷找到一個安身立足之地，但是，自從他們南遷以來，對於在他們統治之下的南方人民，卻一直是以大敵當前為藉口，從政治上和經濟上進行極其殘酷暴虐的壓榨。從賦稅方面來看，按民戶擁有的農田畝數徵收的夏秋兩稅，全要在原定稅額之外加收「正耗」、「加耗」、「和糴米」和「斗面米」，前此本應繳納一石糧米的，這時就非繳納五、六石不行了。趙構在渡江之初，還下令向南方農田每畝加徵稅款一百文，州縣官吏因緣為奸，層層加碼，落在民戶頭上的實際負擔，每畝就大大超過一百文了。在北宋就已實行的按人口交納現錢的所謂身丁錢等，這時也要在正額之外加征什麼「大禮錢」、「免夫錢」、「綱夫錢」、「贍軍月樁錢」等等，舊日交納一千文的，這時非交納七、八千文不可了。在交納實物的過程中，經手的衙吏百般刁難，不論對於穀物或絹帛，總是挑剔成色和質量，一再勒令退換。 當時江南農民大都喜歡栽種占城早稻，南宋政府在徵收賦稅時，卻說早稻不能久貯，規定民戶必須交納晚稻。這樣，一般納稅戶便必須向大戶人家去糴買，因而又把負擔成倍地加重。 製造軍器所必需的，大量的翎毛、箭杆、牛皮、筋角、鐵條、鐵葉以及竹木物料，南宋政府也要各地居民按戶或按地畝無償輸納。這類物品，既非一般民戶所素有，勢須臨時向大戶人家去購求，因而也成為極其沉重的負擔。 南宋王朝借用抗金名義把民脂民膏榨取淨盡，實際上卻又不肯認真從事抗金的鬥爭，以致江南的許多地區都直接或間接地遭受到女真兵馬蹂躪屠殺的慘禍。還有，在女真兵攻破開封的以前和以後，一些從前線上潰敗下來的宋方的敗兵逃將，例如李成、張用、曹成、孔彥舟等伙，也都流竄到江、浙、湖、廣等地區，打家劫舍，奸淫擄掠。南宋政府派兵對他們進行征討，卻又常常造成「官兵盜賊，劫掠一同，城市鄉村，搜索殆遍」，以及「大兵所過，肆為虜掠，甚於盜賊」，「兵將所過縱暴而唯事誅求」等類情況。 處在這種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下的南部中國的勞動人民，生產既無法繼續進行，他們就到處互相聚合，占據湖山險要，攻打城邑，捉殺官吏，對南宋政府的殘暴統治進行反抗。所以，儘管從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年民族矛盾一直是主要矛盾，但由於上述種種情況的存在，在南宋王朝的統治區域內，階級矛盾卻並未得到緩和。階級鬥爭因而不可避免地就和民族鬥爭交織在一起。 二、鐘相領導的湖湘地區人民的起義。軍賊孔彥舟撲滅了這支起義軍 1 從唐代以來，一直到宋、遼以及宋、金對立時期，中國南北各地的農村當中，都流行著一種集結鄉社的風氣：為爭取田、蠶的豐收，為合力抵抗天災和人禍，大家結合為什麼會或什麼社，攢積一些錢物，在需要時供互助共濟之用。 在12世紀20年代內，在荊湖南路鼎州武陵縣（今湖南常德縣）境內，有一個名叫鐘相的居民，是一個信奉巫術的人，也常常替人治病，而且大都能夠治好。附近的老百姓們，遂即以他為中心而組成了一個鄉社。由於共濟互助之故，凡加入這個鄉社的民戶，都能「田蠶興旺，生理豐富」。因此，願意加入這個鄉社的人越來越多。這些人對於鐘相，也不再稱呼他的名字，而只稱他為鍾老爺。 北宋晚期統治集團的腐朽昏暴，官僚豪紳大地主們對土地的肆行兼併和對勞動人民的殘酷壓榨，在鐘相，既有目睹，也有耳聞。他認為這樣一些事都極不合理。他針對著這樣一些情況，提出了如下一種政治主張： 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我士。行法，當等貴賤，均貧富。 這是—個極富空想成分的政治主張，然而也是一個深得人心的政治主張。在這—政治主張標舉出來之後，環繞武陵縣幾百里地以內的居民，都懷著十分欣幸的心情，各自隨身攜帶一些食糧，前往武陵縣去拜見鐘相。前後相繼，絡繹道途，莫知其數。就這些人的成分來說，其中的最大多數，是洞庭湖周圍的「農畝、漁、樵之人」。 當靖康二年（1127）金兵圍攻開封時候，宋廷忽而想割地求和，忽而又想組織一些武裝力量從事武裝抵抗。在一段很長的時間內，一直搖擺於此兩種考慮之間，舉棋不定。這期間，宋廷也曾號召各地的官吏軍民組織「勤王之師」，去挽救它的危亡。在這時，鐘相便從他的鄉社成員中抽選了五百名，編成一支忠義民兵隊伍，由他的長子鍾子昂率領著，開往設在鄧州的「南道都總管司」，參加到一個姓鄭的統制官所統轄的五千名民兵部隊當中，開往當時被作為臨時首都的歸德府去。卻不料新即帝位的趙構，對於從各地集中到歸德府來的「勤王之師」，心中是深懷疑慮的：既嫌其成分複雜，更怕他們未必真正忠誠於趙宋皇室。在這種疑慮之下，他乾脆下令要這些「勤王之師」 「各歸原來去處，各著生業」。鍾子昂所率領的五百名忠義民兵也在遣還之列。 鍾子昂在歸德地區所看到的，在往返道途中所看到的，全是些紛擾混亂局面。而他的家鄉，武陵及其附近的各州縣，這時也已成了從中原地區潰敗下來的散兵游勇的逃竄之所，接二連三地經受劫掠。鐘相父子鑒於這種情況，就把參與勤王的民兵隊伍全部留在家中，而且把人員數量大加擴充，在武陵縣境內的唐封鄉水連村的天子崗，修建營寨，造甲練兵。 建炎三年（1129）冬，軍賊孔彥舟率領一股匪軍由荊門軍（今湖北江陵）南竄到澧州，並且要從澧州再向鼎州轉移。 孔彥舟在北宋末年就是官軍中一員小將，趙構做天下兵馬大元帥時，他也是元帥府屬下的部將之一。後來留在東平府。在與金軍接戰被打垮之後，他不但率部向南方流竄，而且叫他的部眾一律剃頭辮髮，改換成女真人的裝扮，從淮西流竄到湖南。 和孔彥舟這支軍賊流竄到湖南境內的時間相先後，南侵的女真兵馬的西路部隊，也在渡江之後，由江西而轉進到湖南境內。在1129年冬，攻入潭州（今長沙）。在潭州並沒有停留很久，就把全城住戶大肆劫掠屠殺了一番，又渡江北去。 2 洞庭湖周圍的幾個州郡，特別是潭州、岳州、鼎州、澧州諸地的人民，在南宋初年所遭受到的一些災難，其中一部分是和南部中國各地人民相同的，但在潰兵、流寇和女真兵馬的流竄騷擾這類事件上，例如女真兵馬在長沙及其經行各地的焚殺擄掠，和在此以前和稍後，李成、李宏、馬友、曹成等游寇的竄擾，有的還曾長時期停留在這一地區，所受災禍就要比別處更為慘重了。而直到建炎四年（1130）春初，女真兵馬雖已北去，孔彥舟的匪軍卻又有長期盤據在這一帶的跡象。 接踵而來的這樣一些浩劫，使得這幾個州郡所出現的大致情況是，不論城市和鄉村，極目所至，都成了一片灰燼。大部分民戶都已家徒四壁；而在很多頹垣斷壁之內，甚至還斷絕了炊煙和人跡。每一個經行這一地區的人，都不免發生一種慘絕人寰的感觸。然而南宋政府屯駐在這一地區內的軍隊，委派在這一地區內的州縣官吏，卻還在照舊催交各種租賦，對於無屋的百姓照舊催交屋稅，對於無丁的人家也照舊催交丁稅。依舊向還生存在這一地區內的百姓，進行種種苛酷的勒索。這就迫使每一個還要繼續生活下去的人，不能不向那班製造這些災難的人們展開反抗鬥爭了。 在建炎四年（1130）二月，鐘相以原已組成的那支忠義民兵和鄉社成員中的全部丁壯為中心，在天子崗正式建立了政權，定國號為大楚，定年號為元載，對南宋王朝委派在這一地區的昏暴官吏，對竄擾這一地區的大股游寇和女真兵馬，展開了積極的抗拒和鬥爭。 由於已經有了多年的輿論準備，鐘相起義之後，立即得到了鼎、澧、荊南各地人民的響應。一些從陝西、隴右等地為逃避女真鐵騎的踐踏蹂躪而轉徙到湖湘地區的人，也全都參加到起義的隊伍中來。這樣一支浩浩蕩蕩的隊伍，到處焚燒官衙、城堡、寺觀、神廟和豪強大戶人家的宅院，到處斬殺官吏、儒生、僧道、巫醫和卜祝之類，對於農民和漁夫、樵夫，則明確規定不許傷害。他們要徹底推翻舊的社會制度和道德軌範：統治階級所制定的法令規章，他們一律宣布為邪法，不論言論和行動決不再受其約束；他們只把對於統治者和剝削者們的斬殺懲處叫做行法，認為這才是最合乎正義的法；對於官紳豪強大戶們的財產，他們要進行「均平」，亦即對於舊來那種不均不平的財產分配關係給予最具體的否定；他們不允許對死去的人辦理喪事，這既是對於儒家所提倡的厚葬久喪的孝道的否定，也是為了不要把大量社會財富做無謂的消耗和浪費。 鐘相所標舉的政治主張，特別是他領導起義以來的一些實際行動，受到了湖湘地區勞動人民的熱烈擁護。起義不久，洞庭湖周圍的鼎、澧、潭、辰、岳、峽諸州所轄十九縣，除個別縣城外，全都歸入了起義軍的掌握之中。 但與此同時，官紳豪商大地主們，對起義軍的仇恨和恐怖也越來越厲害。他們感到，如不設法把這支起義軍消滅掉，就難免要被這支起義軍消滅掉了。當時已經聚集在鼎州城內的那些封建上層人物，在窘急情況下，就決定要把孔彥舟匪部勾引到鼎州城內來，要借用這支軍賊的力量對他們加以保護，使他們得免於滅亡。 孔彥舟匪軍從澧州向鼎州進發的行程中，在一個名叫藥山平的地方，遭受到起義軍的攔腰襲擊，損傷十分重大。孔彥舟本人棄甲曳兵而走，僅以身免。及至匪軍終於開進鼎州之後，為了補充其傷亡，孔彥舟竟把全城內丁男的十之八九都強制入伍，令其出城攻擊起義民軍。 在和起義軍屢次交戰之後，孔彥舟覺察到，想僅僅憑靠匪軍而制勝起義軍，是不可能的。於是，他改而採用陰謀詭計，以與他的武力相配合：他派遣匪徒混入起義軍中，假稱情願「入法」，以等待時機，起為內應。另外又做了大批竹籤，簽上都寫好兩句話： 爺若休時我也休，依舊乘舟向東流。 意思是，如果鐘相不再領導起義軍對他作鬥爭，他便也要罷休，要乘舟順江東下了。此後，孔彥舟匪部每俘獲到一名起義軍，便把一枚竹籤插在他的頭髮里，放他回去，藉以表示匪軍有從鼎州撤走的計劃，以鬆弛起義軍對匪軍的防範。到孔彥舟探知鐘相諸首領果然大意起來之後，便在1130年四月的一個夜晚，對鐘相的營寨發動突然襲擊，前此假稱入法的匪徒也都起為內應。起義軍措手不及，被匪軍打得大敗，鐘相、鍾子昂父子，和起義軍中另外幾個首腦人物，全成了匪軍的俘擄，不久就都被殺害。 這支起義軍從此元氣大傷，起義鬥爭在一個時期內轉入低潮。 三、王宗石領導的貴溪、弋陽的農民起義和劉光世軍對這兩縣居民的屠戮洗劫 建炎三年（1129）冬季，王（王燮）的軍隊在長江南岸被金軍打敗之後，他便帶領他的全部人馬首先從前線撤退，向江南東路的信州（今江西上饒）地區流竄，又從那裡轉往福建。王（王燮）這支潰軍在信州地區的騷擾劫掠，使得這一地區的人民，又遭受到一次特別嚴重的災難。到1130年春，貴溪和弋陽兩縣的上二十萬的勞苦大眾，其中包括了大量的信奉「吃菜事魔」教的人，就推舉了經常以念誦摩尼教經典為業的王宗石為首，開始了反抗南宋王朝的鬥爭。 南宋統治集團把這支起義軍稱為「魔賊」或「妖盜」。在知道他們起事之後，立即由浙西江東制置使張俊派遣了辛企宗率領部隊前去鎮壓，然而用了幾個月的時間，竟沒有獲得任何結果。 此後沒有多久，南宋政府又把鎮壓這支起義軍的任務交付給劉光世。劉光世是一個以「養威避事」著名的人物。他所要避的「事」，是一切與抗擊金兵有關的事；他所要養的「威」，則是對於人民群眾任意生殺予奪之威。對於他目前所接受到的任務，在他看來，正是對人民群眾立威的大好機會，他自然是無所憚而不為的。他派遣了他的部將靳賽和一個名叫王德、綽號王夜叉的，率軍到貴溪和弋陽縣去。 王夜叉和靳賽接受了這一任務之後，立即以加倍的速度向信州地區急行軍。當起義軍還沒有探知他們的動向，沒有作任何抗拒準備時，王、靳二人的部隊已經到達兩縣境內了。 起義群眾二十來萬人，大部分都分別據守在貴溪、弋陽這兩個縣城之內。當王夜叉和靳賽的軍隊把這兩個縣城包圍了時，受到了據守兩縣城的起義群眾的堅強抵抗。王、靳二人和他們的部隊的豺狼本性也全部發作出來。到起義群眾經過奮勇抵抗而終於被王、靳二人的優勢兵力打敗之後，這伙豺狼般的「官軍」竟採取了滅絕人性的殺光燒光政策，把沒有死在戰場上的起義群眾，連同他們的家屬，一律屠殺；把兩個縣城附近的一些村莊，也全都「洗」了。 起義軍的首腦人物王宗石等二十六人，雖也都被王夜叉的部隊所俘獲，但並沒有立即被殺害，這是因為，王、靳二人要把他們押解到越州去，作為向南宋小朝廷報功請賞之用的。這二十六人在抵達越州之後不久，就全都在越州刑場上就義。 當南宋小朝廷的大理寺官員對王宗石加以審訊，並判定了他們應受的刑罰，向皇帝趙構報告時，趙構也竟假作慈悲地說道： 這都是愚民無知，自討殺身之禍。但是，每當我想到貴溪、弋陽兩縣間的二十萬人，無辜就死，也是不勝痛傷的！ 如果這時真會感到「不勝痛傷」，在當初就不會指派大軍去進行殘酷的鎮壓。趙構的這句話，無非充分暴露封建統治者們的狡詐和虛偽。但由他口中坦白地說出，貴溪、弋陽兩縣人民犧牲在這場鬥爭中的竟達二十萬人之多，而且全都是「無辜就死」的，這卻是不打自招的最能反映事實真相的一份口供！ 四、范汝為領導的福建人民的起義及其為韓世忠軍所撲滅 在建炎三年（1129）內，南宋政府軍隊中幾支譁變的隊伍相繼流竄到福建境內，焚殺劫掠，肆意蹂踐，境內居民大遭其殃。及南宋政府派軍隊跟蹤追擊，又逼迫當地居民急忙供應人馬的糧餉和飼料。這時候，因為地勢較高而被稱為福建路上四州的建州（今建甌縣）、南劍、臨汀、邵武，年景全很不好，人民對於定額的賦稅已苦於繳納不易，額外的攤派更無所從出。這四州的人民，還因為距海較遠，不容易得到食鹽。南宋政府在這地區實行食鹽專賣（即官運官銷）辦法，把鹽價定得很高，用這一大宗收入供應地方政府的開支。掌管運鹽的人員還經常在途中摻入大量灰土，致使居民用高價買到的，卻是不堪食用的壞鹽。因此，在這地區內便出現了大量販賣私鹽的人。他們成群結夥地到廣東的循州、梅州、潮州去販運。由於路近、費省，又不摻雜灰土，這四州的居民都爭相購買。私鹽暢銷，官鹽自然就要失去銷路，因而政府嚴禁運銷私鹽，派遣武裝人員到處巡查緝捕。運銷私鹽的人群，—遇緝私人員便進行武力抵抗。 稅款攤派項目繁多，使得「民不堪命」；居民樂於購食私鹽，而販運私鹽的人群卻常常受到政府的緝捕。於是，在建炎四年（1130）七月，在建州的吉陽鎮，一個以販運私鹽為業，而且是一個幾百名運銷私鹽隊伍的首領范汝為，就以他所率領的這支隊伍為核心，又聚集了大量的掙扎在飢餓線上的勞動人民，向南宋統治階級造反了。 起義軍首先打敗了建州的地方部隊，繼之又打敗南宋政府派來鎮壓的三千名正規軍，參加起義的人數這時已激增到十萬以上。南宋王朝也採用「剿撫並用」辦法，先後派遣文官謝響、施逵、陸棠等人到范汝為的營寨中去「說諭招安」。卻不料謝、施、陸等進入起義軍營寨後，看到起義軍聲勢壯大，聽了范汝為的言論後，也理解到起義鬥爭的正義性，反而全都「順從」了起義軍，並為范汝為出謀劃策。 在此稍後，在南劍州境內爆發了余汝霖、余勝領導的一支起義軍，在崇安縣爆發了廖公昭領導的一支起義軍。到1131年夏、秋間，這兩支起義軍也都和范汝為的部隊匯合在一起，共同活動於建州和邵武之間。對這一地區的豪強地主們，或斬殺其人，或抄沒其財產，展開了激烈的鬥爭。與此同時，又還打敗了李山率領的一支南宋官軍，並有前去占領福州的動向。這支起義軍的聲威所及，已經使得江東、江西、浙東、浙西和湖廣等地全都大為震動。 紹興元年（1131）十一月，南宋王朝派其大將韓世忠為福建、江西、荊湖南北路宣撫使，率領大軍去專力鎮壓福建境內的這支起義軍。韓世忠首先把原駐紮在江西的部分官軍移駐光澤縣和邵武軍之間，堵塞住起義軍可能採取的一條退路，然後他率領大軍由浙江的台州、溫州，經福州而直趨建州。他到達後即使用詭計，把謝響、施逵、陸棠誘騙出起義軍營壘，把他們逮捕，械送杭州的小朝廷。 起義軍缺乏作戰經驗，當知道韓世忠的部隊即將到來時，竟沒有充分利用自己方面的許多有利條件，爭取主動；卻把兵力集中於建州城內，據城堅守。只在建州城外周圍百里內的通道上，埋入大量竹木，放置了大量鐵蒺藜，挖掘了大量陷馬坑，把劍潭（即建水）上的橋樑也焚毀拆除。其目的，是要使敵軍隨時隨地遇到阻礙而無法進軍。然而，在敵軍開到建州附近時，這些防禦設施竟全未生效，敵人很快就把建州城包圍，當然也占據了城外的制高點鳳凰山。在鳳凰山上下瞰州城，如在井底，起義軍在城內的一切布置、設施和調度，全都暴露在敵人的視線之內，因而就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中了。 韓世忠的軍隊在紹興二年（1132）正月初四日完成了對建州城的包圍，使用對樓、火炮、天橋、雲梯等攻具，百道齊攻。起義軍英勇抵抗。在連續六個晝夜的戰鬥中，起義群眾犧牲在這場保衛戰中的有三萬人。其餘人也都已精疲力竭。建州城因此終於被敵人攻破。起義軍中的驍將張雄等與五百多起義群眾被敵人俘獲殺害，范汝為則又突圍回到城外他曾屯駐的回源洞自縊而死。 起義軍中另外一些驍將也率眾突圍：葉諒以一軍向邵武軍轉移，陸必強、熊致遠率眾繼續在建州境內與敵軍戰鬥。但都未能持續很久，先後又被優勢的政府軍分別撲滅了。 五、虔、吉地區的農民起義及其為岳飛軍所撲滅 1 在宋廷南渡以後，居住在江南西路的民戶，除掉與南方各地居民承擔著相同的一些苛重稅斂而外，還有這一地區所特有的一些遭遇和負擔。例如： （1）建炎二年秋間，南宋小朝廷聽說女真南侵軍又有渡江南下模樣，便派遣了上萬兵馬，護送孟太后和後宮妃嬪，以及宮廷服御物品和府庫金帛等物，從建康出發，要逃往虔州（今江西贛州市）去避難。不料他們出發沒有多久，女真的西路兵馬已從黃州大冶渡過了長江，先後攻占了江州以至洪州等地。凡是女真兵馬所到之處，總不免要遭受到焚殺擄掠種種慘劫；而凡是南宋政府軍所到之處，也同樣要掠奪財物，驅擄女口，甚至於餵馬也要向民戶勒索稻穀，居民的遭殃也無異於遇到金軍。當孟太后和護送她的人馬逃到吉州太和縣境內時，由於女真兵馬即將追及，上萬的護送兵竟一齊潰散，各自搶劫了一些財物，分散到各地去做土匪，使附近十縣內的民戶不安厥居，轉徙失業，造成虔吉之間一樁經久難除的大患。 （2）在女真鐵騎踐踏蹂躪、南宋政府護送孟太后的禁衛軍流竄擾亂之後，又繼之以李成、曹成等大股游寇在江西境內竄擾，占據城鎮，燒劫鄉村，致使「編戶死於兵火，田廬變為丘墟」，復業的農民只不過原來的三分之一，墾種的土地也同此比例。然而，不但舊有的正式賦稅都得照數催納，而上供軍糧、和糴等米，月樁、准衣等錢，和買絹、軍器物料之類，都是從前所沒有的，各地方政府也都得「鑿空經畫」，「頭會箕斂以塞責」。 在上述諸種情況已經陸續發生並在繼續發展之際，在建炎四年的十二月內，首先在虔州境內外爆發了以李敦仁為首的一支農民起義軍。李敦仁是虔化縣（今江西寧都縣）的一名鄉貢進士，他和他的弟弟李世雄等人，聚集了本縣六鄉的農民幾萬人，四出進行攻擊，攻占了虔化、石城等四縣。第二年春又活動到福建路汀州的寧化、清流兩縣。到紹興元年（1131）冬，江西安撫大使司派遣郝晸、顏孝恭兩名統制官帶兵前往虔州，把這支起義軍殘酷鎮壓下去。 此後不久，在虔州的鄰境吉州（今江西吉安縣）又爆發了以彭友、李滿等號稱十大王的群眾起義，徒眾多至數萬，活動於江西、湖南兩路內；而在虔州，則又有以陳顒、鍾超、羅閒十等人領導的幾支起義農民軍十餘萬眾，相繼而起。 虔州和吉州雖都屬江南西路，卻又正介於福建和兩廣之間，而且是由江南通兩廣的交通孔道。兩州都地形險阻，山深林密。贛水直貫於兩州境內，也成為據險反抗的起義人民的聯繫紐帶。爆發在虔州境內的起義軍，憑藉山區為根據地，分別乘機向四周地區發展，東向到福建的汀州和邵武，南向到廣東的循、梅、潮、廣、惠、英、韶、南雄各州。 南宋政府派在各路的安撫使，本都有調集地方部隊、鎮壓起義人民的職責，然而虔、吉兩州既然居於江西、閩、廣三路搭界處，也因而成了一個三不管地區。南宋政府偶或調集軍隊前往攻打，在其未到之前，起義民軍先已雲散鳥飛，使他們無法追擊；到探知官軍退卻，起義軍便又集結如故。這樣的情況延續了幾年，起義軍的力量和影響愈來愈見擴大，以致當時有些統治者便認為，在從虔州到吉州的「闔境之內」已經是「鮮有良民」了。③到這時，江西、閩、廣三路的帥臣便先後向南宋王朝陳報這一嚴重事態，請求急速抽調部隊前去，專力撲滅分據各地的農民起義軍。他們還都把最適合於擔任這一任務的將帥提了出來，請求南宋王朝迅速調派。所提出的人物，各地又都不謀而同，是岳飛。 前此派往江西路作宣諭使的劉大中，派往廣東路作宣諭使的明橐，也在這時寫奏章給南宋王朝，大意是說：採訪各地的物論，都以為岳飛的部隊最有紀律，軍風最為整肅，所到之處人情恃以為安；如果打算撲滅江西境內的各支反抗勢力，最好是派遣岳飛率軍前往；從過去岳飛已有的戰功看來，他不但有可以撲滅這支「叛民」隊伍的把握，而當他把「叛民」隊伍鎮壓下去，並把其中一部分收編之後，他還能對他們繩以紀律，把他們教練成精強的隊伍，可以移用到抗擊女真入侵軍的戰場上去。 到紹興三年三月，南宋政府果然下了一道命令，把鎮壓虔、吉州農民起義軍的任務交付給岳飛。 2 當時的統治階級中人，也有少數比較明白事理的。在他們看來，不論在江西或在其他各地發生的「民變」，都是被官府的「科率煩擾」和兵匪的勒索、騷擾而逼起來的，「原其實情，似有可矜」；因而認為，對待這類人民起來反抗政府的事件，只應從「蠲除苛擾」和「按劾贓吏」著手，不應當與游寇、叛兵同樣對待。但岳飛並沒有這樣的識見。岳飛與當時大部分統治階級中人一樣，只把各地的起義農民稱做「土寇」，以區別於李成、曹成等人所率領的游寇，卻不知道這兩類武裝力量在性質上是有絕大區別的。唯其如此，岳飛便也很樂於承擔南宋政府交付給他的這一新的軍事任務。在他的感覺中，這和前此已經勝利完成的討平李成、曹成的那些軍事任務並沒有什麼不同之處。 3 岳飛在紹興三年的三月接受到南宋王朝交付給他的這一新的軍事任務。 時令雖已暮春，士兵的春服卻還沒有製備；二萬四千人的一支部隊，開拔費也不在少數，可也完全無著。岳飛不能做無米之炊，他向南宋王朝陳報了這些實況。趙構馬上下令給戶部，撥一萬五千匹綢子給岳飛，供做軍服之用。又下詔給吉州的榷貨務，就地撥給他三萬貫現錢。 當駐屯在某一地方的時候，糧餉方面稍有短缺是可以將就度日的；當出動大軍走上征途的時候，糧餉不足便不容易維持全軍的紀律，而紀律的整肅卻是岳飛所極端重視的。岳飛也把這一問題提出，請南宋王朝注意安排。南宋小朝廷就下令給江西、廣東、湖南三路的轉運使，要他們籌措糧餉，協力供應。 四月初七日，岳飛的軍隊全部到達吉州。 彭友和李滿等人，占據吉州的龍泉縣（今江西遂川縣）界，在縣境內的武陵、烈源、陳田三處結紮了無數大小營寨，由十大王分別管領著。岳飛到達之後，決定採取各個擊破辦法。他和王貴、張憲等人首先合力攻占了總隘口，切斷起義軍轉往別處的通道。他們還布置了包圍圈，每天集中目標，至少要擊破一座營寨。但是，在攻擊任何一座營寨時，全都遇到了起義群眾的堅強抵抗。永新縣境內尹花八等人領導的起義群眾三千人也趕來參戰，「迎敵官軍」。岳飛看到不易制勝，便採用了屠殺手段來對付。半個月後，起義民軍被殺死的「漫山遍谷」，起義軍的營寨大部分被擊破，彭友也被岳飛的軍隊所俘獲。 最後，還在守險抵抗的，只剩了李滿的大寨。 李滿的營寨結紮在固始洞內。洞的所在，是一個最高最險的地方，懸崖百仞，攀登極難。因此，在其他營寨被攻破後，這個營寨還安然無恙。固始洞裡所聚集的糧米、金帛都特別多，很多起義群眾的家口也都隨同住在洞內。這裡別有天地，李滿是這洞裡的唯一主宰。把這些情況合攏在一起，起義群眾改稱李滿為李洞天。 岳飛把兵力集中起來，先令人用大木做成天橋八座，每天派出一些士兵，試圖攀登天橋以攻擊山寨。守衛固始洞的起義群眾，為了阻撓官軍的進攻計劃，使其不可能接近營寨，從山上，從洞口，把大批的檑木和炮石投擲下來。多少天都處在這樣相持不下的情況下，使得岳飛的軍隊雖是天天企圖爬上天僑，而終於無法達到目的。 然而，固始洞的守衛者們上當受騙了。 等到固始洞裡的檑木和炮石都已用光之後，再沒有可以阻止官軍攀登天橋的武器，山上再也不能採取任何有效的抵抗辦法了，岳飛便轉而激勵部卒，令先鋒部隊用前後「靨心」（金屬製品，略似盾牌）耙山而上，全副武裝的士兵緊跟著一擁而上。固始洞終於被攻破，李洞天也被官軍所俘獲。聚集在各個民兵營寨中的那些家口，男女老幼共有兩萬多人，也都被遣送到各自的家鄉去了。 4 吉州的起義農民軍被鎮壓下去，岳飛又率軍轉向虔州。 虔州起義軍的首領，除了陳顒、鍾超、羅閒十而外，還有名叫王彥和綽號鍾大牙的幾個人。他們和吉州的起義軍原是聲氣相通的，岳飛把吉州的起義軍已全部撲滅的事實，他們也應知道。那麼，岳飛猜想到，他們也許會被他的先聲所懾服，因而可以接受他的招安吧。他派人到起義軍的各個首領那裡去試探，卻全然出乎岳飛意料之外，他們沒有一個人表示要放下武器，放棄抵抗。 岳飛又決定要使用武力解決了。 在興國縣的衣錦鄉一帶，岳飛的軍隊同起義民軍接觸。由於起義軍勇氣雖有餘，而鬥爭經驗則很欠缺，這就使得岳飛的軍隊能夠很容易地把起義軍大小几百座營寨攻破，起義軍首領也全被岳飛的軍隊活捉。而岳飛的軍隊卻幾乎沒有傷亡。 在對吉、虔兩州起義軍進行鎮壓的這幾次戰役中，岳飛的部將當中立「功」最多的，不是王貴和張憲，而是一個前此無甚聲名的徐慶。徐慶從此成了岳飛最心愛的將官。 5 南宋人趙與時所撰《賓退錄》卷一，有如下一條記事： 紹興癸丑（按即紹興三年），岳武穆提兵平虔、吉群盜，道出新淦，題詩青泥市蕭寺壁間云： 雄氣堂堂貫鬥牛，誓將直節報君仇。 斬除頑惡還車駕，不問登壇萬戶侯。 淳熙間，林令梓欲摹刻於石，會罷去，不果。今寺廢、壁亡矣。其孫類《家集》，惜未有告之者。 新淦縣濱臨贛江，是往來於南昌和吉州、虔州的必經之地。岳飛之題詩於青泥市的蕭寺壁間，當在他撲滅了虔、吉地區的農民起義而「凱旋」之時。從岳飛所題的這首七絕，我們又一次真切地看到，儘管岳飛在近年內所從事的，只是平定南宋境內的游寇，或鎮壓此起彼伏的農民起義軍，而他的頭腦中所念念不忘的，卻還是報君仇、雪國恥的問題。 6 沿長江的中下流，由岳州、鄂州而東到江州；湖、廣的山陵地區，由嶺南而到虔、吉諸州；這廣大地區全都感受到了岳飛軍隊的威懾力量。從南宋政府的統治者們看來，這種威懾力量卻還是為這一地區所繼續需要的。鄂州雖是荊湖北路帥臣治所所在之地，那裡的駐軍卻是一些烏合之眾，有的甚至連軍械也不齊備。江西路的帥臣趙鼎盱衡這一地區的全局，向南宋小朝廷提出了一個「措置防秋」的建議書，主張在「平定」了虔州的「叛變」之後，仍把岳飛的全軍留在沿江屯駐，這樣，不但江西各州郡借其聲援，可保無虞，即湖南和兩廣，也可賴以平安。趙鼎還特別舉述了岳飛去年屯泊江州期內，因錢糧供應不足而發生的困難情況，因而說，這一次可得在事前充分籌措。 於是，岳飛奉詔留五千兵駐虔州，選三千人移戍廣州，以精兵萬人戍守江州。並且，指明把撫州的樁管錢九萬餘貫，江西路用折帛錢所糴糧米一萬斛，一律撥付岳飛，供作糧餉和軍費。 移屯諸事都已辦妥之後，岳飛受詔到行朝去朝見皇帝。這時的行朝又已移到杭州了。 九月中旬，岳飛攜帶著兒子岳雲，抵達杭州，父子兩人一同去朝見皇帝趙構。 在大元帥府時代的岳飛，雖然經常有和趙構碰頭的機緣，只因他在那時還是一個無名小卒，是不可能為趙構所認識的。時間只相隔七年，現在的岳飛卻已經一躍而為頭等戰將，已經是皇帝趙構所極願一見的人物了。 岳飛與趙構的相對晤談，雖然只是頭一次，然而，在這幾年內，岳飛在各種戰場上所贏得的戰功和聲望，包括他對江西地區起義人民的軍事鎮壓，儘管對人民欠下了血債，卻全都為南宋政權解除了極大的憂患，因此，趙構對於岳飛是表現得十分親切的。 一年前，岳飛駐屯在洪州時，在一次大醉之後，曾把同飲的江西兵馬鈐轄趙秉淵痛加毆擊，險些兒把他打死。趙構在與岳飛對話時竟記起這事，便提了出來，並告誡岳飛從此止酒。岳飛接受了這一勸告，此後再沒有讓滴酒沾唇。趙秉淵在此後也曾有一段時間被劉光世調到他的部隊中去。 在接見之後，趙構賞賜給岳飛父子許多物品。賞給岳飛的是：衣甲、馬鎧、弓箭各一副，金線戰袍、金帶、手刀，銀纏槍、海皮鞍各一件，軍旗一面，上面繡有「精忠岳飛」四字。賞給岳雲的是：弓箭一副，戰袍、銀纏槍各一件。 幾天之後，又有詔擢升岳飛為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在一道不許岳飛懇辭這一新職任的詔令當中，異常確切地反映了岳飛當時所已經享有的聲名和社會地位。 朕以九江之會，襟帶武昌，控引秋浦（按指池州，今安徽貴池縣），上下千里，占江表形勢勝地，宿師遣戍，而以屬卿，增壯軍容，並加使號，蓋圖乃績，顧匪朕私。 維卿殄寇之功，馭軍之略，表現於時，為後來名將。江湖之間，尤所欣賴。兒童識其姓字，草木聞其威聲。則夫進秩授任，就臨一道，豈特為卿褒寵，亦以慰彼民之望，其尚何辭。① 岳飛此後繼續屯駐在江州。原在江州的傅選的部隊，併入岳飛的部隊；江西安撫使司所管領的各項軍馬，此後也全都聽許岳飛抽調使喚；駐屯在江北舒、蘄兩州的部隊也一律歸他節制。從此，岳飛的部隊才真正壯大強盛起來，和駐紮在上游的王（王燮），駐紮在下游的韓世忠、劉光世，形成了沿江的四個重鎮。實際上，除部隊人數還較少而外，若專就素質和作戰能力而論，岳家軍與其他諸大將的部隊相比較，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此後不久，岳家軍的番號也由神武副軍改為神武后軍。到這年的十二月，後來成為岳家軍中主要將領的牛皋、董先、李道等人，也都經宋廷明令令其「聽岳飛節制」，岳飛把他們全都用做統制官，並且令其各都帶領原來的部隊。